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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 一个国家参加国际贸易到什么程度，部分取决于它拥有的资源，部分取决于它在贸易上设置的障碍，部分取决于它发展的阶段。 一个拥有各种自然资源——土地肥沃、气候相宜、矿产丰富——的国家实际上能自给自足。最佳的例子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它的进口额只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4％，而联合王国的进口额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25％，在严格控制进口之前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幅员的问题，或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疆界划在哪里的问题。 其次，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取决于政策，任何国家都能按它们的愿望做到相对来说比较自给自足或不是那么自给自足。自从400年前政治经济成为一个公认的课题以来，人们对赞成或反对政府控制对外贸易的理由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在这里无需对这个课题说得太多。赞成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是国际专业化具有种种优越性，这对大家是不言自明的。反对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是自由企业制度有种种缺点，这使得价格不能成为反映社会成本的真实指数。这些缺点在某些领域特别明显。存在着过分专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视整个经济可能承担的风险：战时供应品短缺，贸易条件大幅度波动，或者由于单一栽培造成流行病蔓延。制造业存在着规模经济，这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结果，因此在工业化初期，要采取特殊措施来保护制造业。还有失业问题，这对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因而有理由设置壁垒来保护新工业发展的国家特别困难。除了这些经济理由之外，进行保护还要加上政治上和感情上的理由，这些理由直接涉及整个民族的经济利益。在贸易壁垒的范围内没有看到长期趋势。如果只有经济问题才起作用，那么各国就会在它们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设置相当高的关税，在它们的工业牢牢确立之后实行非常低的关税。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遵循这个模式，美国在20世纪似乎在遵循这个模式；苏联是否也照着做还要看一看。但是要作出把关税行为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判断是轻率的，因为关税行为同样是由政治利益和政治潮流决定的。 因为得不到外汇来支付公众喜欢购买的进口货，进口额也可能受到限制。这通常是国内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商品生产之间比例失调的一个迹象。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二））已经看到的，如果欠发达国家发展国内生产而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平衡，它们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困境。 由于通货膨胀（第五章第三节（一）），或由于投资速率加快而使进口的倾向发生变化，也可能发生货币困难。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又必须克服比工业国面临的广泛得多的外汇收入周期性波动（第五章第三节（三））。因此，如果它们要应付自如而不限制外汇，它们需要有比较富裕的外汇储备。 在原始经济中，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在经济开始发展之前通常是很低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急速上升。我们已看到对外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五章第三节（二））。一个后果是，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对外资易比收入增长得快。无论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的贸易，情况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初期阶段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它的一大部分产品是由自给自足的农民生产的，他们手中没有什么钱，只出售很小一部分产品。为什么进口额只占尼日利亚国民收入的10％，只占印度国民收入的7％，这就是主要原因；我们十分肯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只要把与世隔绝的地区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国内交通有所发展，这些百分比就会提高。整个世界贸易大体上也是同样情况。从1870年到1913年，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不到一点，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4％不到一点。全世界的实际收入大概年增长2．5％到3％。在这个阶段，世界贸易额大概每年增长3．25％。经济增长初期阶段的特点显然是同交通发展相联系的国际专业分工的加强，结果是贸易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 晚期阶段就不那么清楚了。英国的进口额同英国的国民收入的比率在19世纪头75年急剧提高，但是如果我们把再出口除外并考虑到贸易条件的变化，在以后的60年中似乎变化不很大。美国则显示那种拥有大量未利用资源的经济。美国的进口额不如其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为它开发了这些资源，现在，它的进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仅为80年前的一半。 现在美国的某些矿产资源即将达到极限，它正在变成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大的原料进口国。有人预计，美国的进口额今后至少与其收入增长得一样快；但是我们必须等着瞧。两次世界大战给国际贸易造成那样大的混乱，使得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来谈论在今后几十年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不论是否可靠，下面是最近的数字。从1948年到1952年，世界制成品产量增加27％，世界农业产量增加9％，世界贸易额增加34％（所有的数字都不包括苏联）。这些数字说明，世界贸易额继续比世界产量提高得快一些——虽然这个高增长率有一部分仅仅是由于从战时的低水平恢复过来。 经济的增长还影响世界贸易的构成，不论是商品的相当重要性还是不同国家的相当重要性都是如此。 有时人们预料，同原料和粮食相比，经济的发展会降低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因为据认为，随着每个国家的发展，它进口制成品的数量会相对减少，进口原料的数量会增加。不过，情况并非如此。按价值计算，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80年来始终未变（占35％到40％），我们有这方面的数字。原料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连续增大，但是粮食下降了，对粮食的需求比收入增长得慢。世界贸易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某些国家主要进口粮食和原料，并主要用出口制成品和无形劳务（海运、股息、佣金，等等）来支付进口货款。这并不能说明世界贸易的全貌。生产制成品的国家有专业分工并相互大量购买，农业国家也有专业分工并相互购买产品。比较成本定律像它适用于工业与农业之间一样，也适用于这个制造业和那个制造业之间。同样，工业国购买投入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初级产品和仅仅四分之一制成品，所以交易主要是在工业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进行。如果工业国多买初级商品，这些商品的生产国会相应地多进口制成品。所以初级产品贸易和制成品的贸易相继增长。这种关系发生变化总是有可能的，也许会有较多的制成品交换制成品，或者较多的初级商品交换初级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制成品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将改变。目前我们只能说，在过去的80年中一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假设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值不变，制成品贸易额同初级产品贸易额的比例则由这两者的比价来决定。如果制成品的相对价格上涨，它的相对数量将下降，反之亦然。因此，30年代曾是制成品贸易额非常低的一个时期，自50年代迄今一直是贸易额非常大的时期，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相对数额可以用比价来说明。所以比价的变化对决定世界制成品贸易是不景气还是兴旺起着巨大的作用。 虽然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是相当稳定的，但是这种贸易的构成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纺织品的重要性已经下降，金属和机械产品稳步增大。1899年，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占40％；1950年，它们仅占20％，所占比例逐步下降。金属产品从31％上升到56％；所有其他制成品则从29％下降到24％，下降幅度不大。这些变化是容易理解的。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各国首先缝制自己的衣服。这种制成品差不多到处都能生产，因为原料轻便，运输容易，所要求的技术容易学会。金属却是另外一回事了。金属的生产同那些拥有廉价燃料和矿石的国家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工程方面的技术也不断进步，所以老牌国家总有一些技术使得它们比新来者占有优势。因而有各种理由平这些趋势将继续下去。金属制成品与其他一切产品的比例将继续提高，燃料和矿石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将有最为美好的前景。 世界制成品贸易在各国间的分布情况，在过去的50年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拿1899年同1937年相比，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所占的份额大大提高了，挤了法国和英国所占的份额。加拿大的份额的提高几乎全部在有色金属、纸浆和纸的方面。日本主要在纺织品方面，但是也到处进行有效的竞争。美国主要是由于进行战争，也是到处得益。譬如，美国所占的份额从1899年到1913年只从11％上升到12．5％；由于爆发战争一下子跳到20．5％，但是在1937年仅仅是19．5％；又是由于战争，1950年跳到29％。美国是否能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保持这样大的份额，这有一部分必须取决于它通过进口和对外投资把多少美元投入流通，有一部分取决于世界其余地区是否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靠它提供粮食。除对外投资，美国不可能是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纯出口国，这两种出口商品中哪一种将减少，这还要看一看。 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这本身并不是引起不安的原因。一个国家所占份额的变化不过是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出口额和世界出口额以不同的速率增加罢了，没有理由要求所有国家以相同的速率提高它们的出口额。如果比较老的工业国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份额的百分比下降，只要它们的绝对份额仍然足以使它们有能力达到国内充分就业和支付它们需要的一切进口商品，这些国家就不必感到忧虑。就英国而言，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它的相对份额下降（从1899年的32％下降到1933年的22％），而是在1920年以后它所占的份额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就业，从1930年以来一直不足以支付所需要的一切进口商品。 这些情况使人想起18世纪有些经济学家持有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是一种长期停滞论。他们争辩说，一个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会自然而然地按照使它在一定时候丧失其领导地位的方式行事。由于其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很大，所以价格相对地高于其他国家的价格，这就刺激别的地方竞相生产。资本流入别的国家，其部分原因是要在那里开办工厂，开创国已经表明这些工厂有成功的潜力，另一部分原因是要利用比较低的工资和其他价格，再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如下的逻辑原则：在老国家集团中，每个国家的工业已增长到它在那里的市场的极限，所以其资本家必然着眼于其他地方以便把他们的利润在那里投资（关于这一点见第五章第二节（三））。然后还有所谓早开始不利：老的国家墨守（比如说）1850年的技术和固定设备，并发现很难同用（比如说）1880年的最新技术和固定设备装备起来的新国家竞争。 这种所谓的不利条件看来是极为可疑的：如果两个国家在1880年用于投资的资本数额相同，那么自1850年以来也一直在投资的那个国家在同1880年才开始投资的国家竞争时，很难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新国家花钱购买的任何新设备，老国家也能买得起。老国家可能发现保持它的旧设备比较合算，但是这样它就有了能够利用它的节蓄来发展新的作业线这种有利条件，而新国家却要在旧的作业线上追赶。下面这种说法似乎更有道理，就是比较老的国家由于专业分工而受损失； 从1850年起，比较老的国家发展了它的设施（银行、销售、培训、运输、工程，等等）来供应1850年所缺少的东西；然后它开始墨守成规，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它被自己在19世纪50年代所作的努力形成的势头推着走，而未能适应19世纪80年代不断变化的需求。所以新工业一旦发展起来，这些新工业就向尚未受到那么严重束缚的比较新的国家发展。这种墨守成规可能还表现为技术领导地位的丧失；优秀的人才致力于解决老工业的问题。同时，新兴国家的人才在旧工业中不单单是追赶或抄袭老国家，而且还在新工业中突飞猛进，在当前正在发展的行业中夺取老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 英国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亚洲纺织工业的兴起和世界纺织品市场的丧失，低工资起了很大作用。关于投资的论点也很说明问题；从1870年起，英国把它越来越多的积蓄投资海外，就在1913年以前的那几年多达其积蓄的一半，这当然有助于加强其他地方具有竞争性的工业，特别是在北美、印度和日本，而技术进步在英国却落后了。此外，英国未在化学、机床、电气设备等迅速发展的工业中占据适当的份额，或者在这些领域中未取得技术领先地位，这是引人注目的。产生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全神贯注于公认的纺织业，由于轻视它古老的大学和这些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有两个因素使人怀疑这种程式是否适用于英国。第一，到1913年为止，虽然商品出口额增长缓慢，英国的收支顺差却不断增长，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口额增长缓慢抑制了生产并从而抑制了进口额的增长。但是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英国发现发展航运、保险和其他“无形”收入比推动商品出口更为有利可图。第二，这种程式意味着，如果英国设法这样做，它也可能做不好。在组织出口贸易运动方面，没有什么事情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能做而英国人想做却不能做得一样好的。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做只是因为贸易对英国来得容易，但是这些事情在最近的将来也许不得不做了，而如果不得不做，那么是否会允许英国人个性中“翩翩绅士风度”起阻碍作用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此外，由于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上夺得世界贸易最大份额的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所以可能比过去出于良心认为对待比较穷的对手，不应太严厉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地摆好架式来对待比较富有的国家。 要在世界贸易中居领先地位，除了仅仅占有适当的份额之外，那就要靠创新了。英国曾在创新方面居领先地位达一个多世纪，但是创新（这同科学或者发明不是一回事）方面的领先地位现在转到了别的地方，领先地位的这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谁也不能长期垄断智力，也不能长期垄断活力。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由于在生产和使用金属与化学品方面的创新成为竞争对手之前，法国和荷兰曾在发展贸易方面成为竞争对手。在这之前，领先地位曾一时为西班牙所占有，所以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追溯，追溯到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处于敌对状态的时代之前。大国为什么把他们的地位让给别人，这不是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式就能解释清楚的。还有心态、内部紧张关系、政治发展、制度的变化、战争和许多其他因素。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大概仅仅反映出国内深刻得多的变化。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领先地位连续变动一样有趣的是，欠发达国家没有打入这个小圈子，只有日本一个例外。这有时也可以从一国对另一国的影响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国际贸易机制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势必扩大。 当一个国家经历技术革新从而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它的出口货价格就下降。这些出口货打入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它们在那里的作用就是破坏与之竞争的工业。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譬如我们知道，这就是19世纪印度所发生的事情。印度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受到来自兰开夏和伯明翰的廉价进口货的不利影响。这种理论还争辩说，这种作用是日积月累的。制造业中有大规模经济，所以，当（比如说）英国的工业发展，（比如说）印度的工业萎缩时，这两国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就会扩大。印度被迫越来越专门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的农业，而英国部分地以牺牲印度为代价越来越富。 这种理论同我们刚刚探讨过的理论完全是对立的，根据我们探讨过的理论，累积力量的作用是缩小而不是扩大这个差距。简单地把一国生产力日益提高的效果扩大到一切其他国家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效果为数很多。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它不一定以比较便宜的价钱出售它的商品；它的货币收入可能增加，它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变。如果它确实以比较便宜的价钱把商品出售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由于自己的专长在其他方面也不一定受损失，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可能证明恰恰是使它们摆脱停滞状态所需要的。我们在前面常常见到，对外贸易的发展常常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走上经济发展道路的起点。同样，欠发达国家因为先进工业国的竞争在开始工业化进程时有巨大的困难，这肯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必须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从经济观点来看，凡是能以更便宜的价钱从国外购买制成品的国家，自己生产这类制成品是不可取的。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将国内货币成本同国外货币成本相比的问题，因为货币成本同实际成本往往是没有关系的。它也不是一个只比较时价的问题，因为发展的全部意义就是它使成本降低。所以当决定什么是要遵循的正确的政策时，人们必须考虑到工业化对成本的影响。如果把工业化的速度完全留待私人企业去做决定，工业化的速度会差不多永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先说起步的困难。创始成本总是要解决的，这就是一旦开始就要坚持某一行的原因之一。专业化的经济是规模经济。 这些经济将在大多数生产部门显示出来，这种经济总是不让人们从这一行转到那一行。因此专门经营农业的国家用适当的运输设施、训练设施和类似的其它设施装备自己，而不用由专门经营制造业的国家发展的各种服务业来装备自己。于是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临界资源的转移会无利可图，但是一次要用巨额资金去发展新行业的大转移，到时候会证明比继续从事原来的专业要节约得多。实际上，这些大转移不能很快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转移，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行为，让国家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期间，在这个期间内新行业的生产力比较低。有些私营企业主愿意采取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必须由政府来采取，而且要用保护或者补贴新行业的办法来支持。这种论点用于工业化特别有力量：在工业部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生产力是低的；它的劳动大军从农村生活转过来以后，要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来取得工业才能；公用事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收取的服务费很高；许多相互支持的公司的网络还没发展起来。如果有理由认为现在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过是“初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支持制造业渡过这个阶段是值得的。这仅仅是对“新建工业”论的一种发挥而已，这一论点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为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并且为所有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所采纳。譬如，直到1700年左右，英国的工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在那时之前，英国工业增长最快的时期有三个，当时它鼓励手工业工人移居国外，从欧洲大陆引进技术——爱德华三世、伊丽莎白和后来的斯图亚特统治时期尤譬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精心的保护下进行的，直到英国大大超过其他工业国家，它才采用自由贸易。德国、法国、美国和一切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也都跟着采取了同样的保护模式。不过，必须记住这种论点仅适用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一个国家一旦到达了已经具有规模经济的阶段，这种主张进行保护的论点就不适用了。 除了创始成本之外，还有初创时期的无知要加以克服，因为即使在新工业没有保护也会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无知也会使这些工业无法起步。在先进的工业国，有许多富有经验的企业家探索新的努力领域，但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 在增长的初期阶段，企业家们专事经营农业和贸易；他们不熟习新的制造业，因为他们既不懂得制造业的技术，也不知道从事新行业要担多大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事实将证明有利可图的新工业由于无知而遭到忽视，那么它就要行使创业的职责。政府可以着手研究需求，研究生产问题并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启发潜在的企业家们。如果这样做还不够，政府可以邀请国外有经验的企业家来国内建立工业，作示范。如果障碍是怕担风险，政府自己可以承担创业的风险，办法无非是出资本或出一部分资本，保证私人资本的利益，签订购买这些工业的产品的合同（供自己的医院、办公室、监狱等使用，或者转卖），要不就用其他办法补贴或保护这些工业。 日本已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明显地表明这种领导作用是多么见效：从1870年到1900年日本新建的行业差不多全部是政府倡议建立的，大部分工厂是由政府创办和经营的，当事业开始时的暂时困难过去之后，就将这些工厂出售给私营企业。 创业职能特别重要，因为哪怕是在最后证明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倒闭率也是很高的。当推广一项革新的时候，无论是一台新机器、一项新产品、一条铁路还是一个新的国外市场，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创业的公司破产，经过两三个他人之手之后才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这种创业的高昂代价吓跑了企业家们，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那里的企业家数量既不多，经验也不丰富。因此政府作为创办者在欠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要比在较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在一些小国，工业化不仅需要暂时保护国内市场，而且如果要建立关税同盟的话还要暂时保护关税同盟。以两个小国A和B为例，其中哪一国也没有大到足以享有规模经济的市场。如果A国专门经营某些行业，B国经营另一些行业，而且它们分享市场，那么这两国到时候将成为卓有成效和有利可图，用不着继续保护，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如果没有关税同盟，A国可能无法使它的工业起步，因为A国可能从一开始就无力在B国的市场进行竞争。所以无论A国或B国可能都办不成自己的工业。要不A国和B国都办起了工业，各自保护它自己的市场，而两国的工业哪个都是不经济的。如果两国都要工业化，各自专门经营不同的行业，那么关税同盟对两方都有利。如果只有A国实现工业化，B国得不到好处，除非允许B国居民移居A国，以便分享新的就业机会。当然，如果这些工业本来就不应该办，即便有关税同盟也不应该办，因为这些工业是不经济的，那么双方都要受损失。所以，关税同盟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它的长处和短处必须按照每一情况非常仔细地予以考虑。不过，毫无疑问也有这样一些情况：现在为关税壁垒相互分开的国家，如果不是用对全世界完全降低它们的关税壁垒的办法（这样做，它们的新建工业就不能诞生），而是用同其他邻国作出有限的安排，按这些安排各自在有限的范围内经营专业的办法，就会得到好处。 推销问题，新行业的创始成本和无知在今天对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抑制作用比在19世纪时大得多，因为最先进的工业国现在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比在它们开始自己的工业历程的时候更大。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那么仅仅因为专业化的势头，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差距就将继续扩大。为经典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主张对工业进行暂时的保护的理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足。 这种理由同样适用于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的国家。除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谈到的情况之外，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更有理由保护它们的制造业，那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价格关系不幸未能反映实际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它们过剩的劳动力所得的报酬比起边际生产率要多，而剩余劳动力的农业边际生产率按定义为零或者是负数。从实际的社会意义来说，利用这种劳动力从事制造业是有利可图的，只要它生产净产出；而从财政意义上说，利用这种劳动力并非有利可图，除非他们的净产出超过他们得到的工资。 许多这种国家，如印度，已经因允许（或被迫允许）在制造业中进行自由贸易而受到损失，其结果就是破坏了它们本地的生产，加重了它们的失业问题，而无任何所得来弥补这一损失。在这种国家，正确的政策倒是在制造业尽量提供就业机会，只要制造业劳动力的净产出是正数，就不要介意竞争进口货的价格。这一论点决不能应用于一切欠发达国家；它适用于那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如印度、埃及或牙买加，而不适用于那些人口不足的国家，如加纳或巴西。 虽然这些人口过剩的国家比任何其他国家需要更快地实现工业化，但是它们的困难也比其他国家大，因为它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们的产品。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低，这使得它们对粮食的需求量比较大，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较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工业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出口制成品换回它们需要的粮食；这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这是能够做到的；英国、德国和日本已先后做到了这一点，到一定时候印度和其他国家也将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做起来比英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困难多了，因为这样做会遇到激烈的竞争。日本和德国都是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出口运动的帮助下打入世界市场的，它们推行种种富于进取性的政策：把大量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地市场，提供大量信贷，降低价格，对消费者的愿望予以极大尊重。另一个办法是，一个国家占领世界市场可以不靠在销售中进行竞争，而是邀请其他国家已经有了销路的商人来建工厂，从这些来源来供应它们现有的市场。英国大约在六个世纪以前就是用这个办法开始打入世界市场的。许多国家已仿效英国的榜样，波多黎各邀请美国制造商取得成功也许是近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了。进入一处市场是那么困难，如果一个国家开始与已经开辟了销路的企业家合作，它就赢得这场战斗的一半胜利了。此外，如果工业国由于它们自己的商人及其资本流向国外而失去市场，它们不会像以其他方式失去市场时那样小题大作。往往抵制用这种方式使自己强大起来的是欠发达国家（见第五章第二节（三））。 这些欠发达国家的一个困难是把它们的工资保持在使它们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仅仅为国内市场生产，那么即使它的价格超过其他国家的价格，靠保护也能使这些工业维持下去，但是一个谋求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份额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国内的保护对它帮助不大，因为如果它不能以维护其国内市场的价格进行生产，它占领其他市场的机会就少了。这一困难是由我们已经谈到过的货币成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假设有剩余劳动力，制造业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货币成本却很高。制造业的工资必须保持高过农民收入的一般水平，以便吸引和保持住城镇的劳动力，而城镇的生活费用也较高。除此之外，还有工会，工会往往是专门组织工业劳动力的，不断提高货币工资的水平。若保持这样高的货币工资水平，一个应当实现工北化的国家就不能这样做，因为它的生产的货币成本太高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牙买加当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补救办法是对生产进行补贴，要不就使货币贬值。 公开补贴会引起工业竞争者的不满；所以大部分工业国采取那种不那么明显的援助办法，如以低于商业租金的租金出租工厂，免税，低价供电、供水或运输，等等。往往这还不够，开展出口运动时可能还要像在日本那样使货币贬值。欠发达国家进行货币贬值的地位比发达国家优越，因为这对它们的贸易条件只产生微小的影响（因为用外币计算它们进口的货物和它们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并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因为它们的对外债务和资产不管怎样通常是以外币计算的。使得货币贬值的效用比较令人怀疑的是，它对生活费用的影响以及从而对货币工资可能发生的影响。如果货币工资也提高到同样的幅度，贬值货币就没有用了。但是谈到这一点不过是说，除非人民愿意合作，否则一个国家解决不了它的经济问题。 要打入世界市场存在着那么多的障碍，所以只有有勇气和决心的国家才能打入世界市场。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打入了世界市场，办法是把它的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时候比现在要容易，因为英国当时没遇到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跟着打入世界市场的是德国，它作了更坚决的努力，得到政府更加深思熟虑的帮助；这对德国更困难一些，但是它得到了它需要份额。日本运气不佳，在大萧条时期进入世界市场，当时整个世界贸易在萎缩，但是这并未妨碍它从1929年到1937年使它的出口额增加一倍。有些所需份额和德国一样大的国家，譬如印度和意大利，由于缺乏这种意愿，它们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从1899年的2．3％和3．7％下降到1937年2．1％和3．6％。这两个国家不能为它们的全体人民提供就业和充足的食品，除非它们把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提高到35％左右，这一点它们又做不到，除非它们把制成品出口贸易运动摆在经济政策的首位。地位最优越的是那些拥有进行金属贸易所需的燃料和矿砂的国家，像印度。其它国家则处境困难，像埃及，因为它们能进行竞争的部门不大可能满足迅速扩大的需求。如果要让它们人口有工作做有饭吃，这些国家需要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毫无疑问，一个结果是把工业国分成两类，一类是出口金属和化学品的国家，另一类由于矿藏贫乏，专门出口纺织品和其他非金属商品或所用金属的成本与出售价格相比占很小一部分的商品。 不用说，老牌工业国对这种贸易运动是愤懑的。它们攻击这种作法——派推销员、发放信贷、给予补贴、对进来的制造商采取种种有吸引力的做法，贬值货币、低工资、免税——而且工业国严正指出，这种贸易运动必得有政府在后面支持。但是新兴的工业国有一个无可回答的辩解，因为它们卖多少买多少，它们用不着挤任何其他国家的市场。如果比较老的工业国对初级产品的额外需求要求额外供应，它们用其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如果世界初级产品的产量不能以同等的速度提高，新国家的工业化将给老国家带来困难。这是一个世界经济整体平衡的问题。很明显，扩大初级产品供应量的责任主要落在那些拥有资源的国家——首先在人口稀少的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肩上。如果这些国家既排斥移民又不开发它们的主要资源，以致不能用世界其他地方所需的剩余资源供应它们，责任（如果有什么责任的话）将主要归咎于这些国家。 因此，我们又回到我们前面提出过的问题——保持世界贸易的平衡取决于全世界制成品、原料和粮食的均衡增长。在192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当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4％左右时，如果世界的原料产量每年大约增长3．75％，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贸易条件仍将保持不变。我们不知道这种关系是否还是这样，但是没有理由说明这种关系为什么应当发生急剧的变化。增长率也许有较大的变化。实际上，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对增长率的影响比通常所担心的要小得多。因此，亚洲国家工业增长率任何可以想见的变化都不能像美国工业增长率比较微小的变化那样对世界制成品产量的增长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学会控制它的经济萧条，它的平均增长率随之提高对世界初级产品供应量造成的压力比之如果印度现在每年增长10％所造成的压力要大得多。同样，由于亚洲和非洲加在一起消费的粮食远远不到世界粮食产量的一半，这两个洲的发展要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才能对世界需求量产生欧洲和美洲的增长率发生比较小的变化时所产生的影响。除非从世界的整个供需情况来看，否则我们不能正确看待这些洲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今后二三十年内出现初级产品短缺，那主要将是因为欧洲和美洲已经很大的需求量迅速扩大，而不是因为非洲或者亚洲相当小的需求量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无论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 当前令人非常担心的是，1929年以前达到的均衡增长现在无法恢复。有人认为，世界工业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现在可能超过4％，因为工业国控制它们的衰退，也还因为其他国家推进工业化。这取决于原料产量的增长，没有原料产量的增长，工业产量就不能增长得那样快。不过，原料生产大部分是在商业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除了某些矿产品短缺之外，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原料生产不能适应需求的增长。 粮食生产的前景是很难预料的。到1929年为止，每年平均增加2％，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在美洲和澳大利西亚开垦新土地。由于开垦新土地的速度减慢，要保持产量的这种增长率，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提高每亩地的产量。没有理由怀疑亚洲和非洲的亩产在二三十年内可以以适当的速率提高，这完全是因为当前的产量太低了，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国家要达到日本曾经达到过的那种结果，在政治上和教育上有重大障碍，所以我们不能相信，世界粮食产量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将以适当的速率提高。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担心。相反，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处在新的农业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可能使世界的粮食多得无法处理。如果他们估计错了，那就只能依靠世界的一个地区来弥补别处的不足，那就是北美。那些担心世界粮食短缺的人能够举出过去20年里已经发生的变化。同1934—1938年相比，拉丁美洲的农产品净出口量在1952年下降了37％，近东和远东的农产品净出口量分别下降了22％和60％。其他地区的提高并没有完全弥补这些地区的下降。非洲的净出口量上升了19％，大洋洲上升了21％。不过，提高得最多的是美国。美国的农产品（总）出口量增加了一倍。不平衡的危险并不在于世界粮食总产量不会有适当增长这种可能性，而在于世界其他地方可能越来越依赖美国来弥补它们的不足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的人口继续按它目前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它不可能永远出口粮食；但是就短时起来说——即今后2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美国能够填补世界的不足，如果它这样做有利可图的话。 依靠美国提供粮食为什么会令人为难有两点理由：第一是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第二是对美元的需求和供应的影响。这种依赖会使贸易条件对其他工业国十分不利。美国的巨大优势在于它的制造业的生产力，而不在于农业。所以，如果美国出口粮食，他要求买主支付的价格按制成品计算是非常高的。于是其他工业国发现，它们为了支付它们所需的粮食而不得不出口大量制成品。同时，美国也不大愿意进口制成品。 如果美国要出口更多的粮食，它不会进口更多的制成品，相反必定用少出口制成品的办法来结算它的帐目。所以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减少。因为美国的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很有竞争力，要减少其份额是要经过斗争的，这场斗争将以美元短缺的形式出现。因此美元短缺就是一种迹象，表明其他国家在本应少买美国制成品，多买其他国家制成品的时候，试图继续购买美国的粮食和美国的制成品。 战后的美元短缺完全是这种性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产量和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下降，世界依靠美国同时提供粮食、原料和制成品的程度提高得多得多了。只有这种依赖减弱了，美元短缺的现象才会消失。在1939年以前，世界其他地区曾变得不依靠美国提供粮食，美国曾是一个纯粹的粮食进口国。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粮食产量提高得非常之快，这种情况将再度发生。但是如果粮食产量提高得不够快，那么与制成品相比，粮食价格将很高，工业国将面临一场为减少美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这主要取决于物价适应形势的速度。美元“短缺”的存在不过是表明，美国出口制成品索价太低，或者说它进口初级产品支付得太少。只要调整价格，这种短缺现象将自然而然地消失，但是调整价格需要时间。 总之，要预言世界贸易将发生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有些国家粮食短缺，世界分成纯初级产品进口国和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种状况必将继续下去，当有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印度、意大利、中国、爪哇，也许还有苏联）发展起来并大规模打入市场的时候，这种状况必将加剧。当这些国家的工业增长时，可以预料它们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量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决定哪些其它国家是初级产品的纯进口国还是纯出口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价格和供应的问题。美国已反复两次（从纯出口国成为纯入口国，又翻回来），它倒底会停在哪一边无法肯定。我们认为世界贸易额当然会继续增长，至于哪些国家将在供应初级产品方面占重要地位，或者为了得到适当的供应必须付给什么样的价钱，这还是不知道。 国际上移居国外的原因很多，并不全同经济增长有关。有些人移居是出于宗教、政治或种族原因，不是逃避在国内的迫害，就是本着传教热情到其他地方去传道。历史上有许多例子：犹太人迁离埃及、清教徒移居美洲、胡格诺派教徒迁离法国，等等。由于自由和宽容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或财富的增加而扩大，在20世纪，前半叶，由于这些原因而移居的人数比任何其他有记载的时间都多。在这50年间，由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巴勒斯坦、印度和朝鲜的分裂，发生了大逃亡和大屠杀。人类在它的5000年文明史上并没有去掉他们的任何邪恶。 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经济上的原因，那么历史上几次规模最大的迁移仅仅是为了避免饥荒和饥饿。亚洲中部平原的大爆发——譬如匈奴人和蒙古人的迁移——通常归因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虽然实际上我们对这种事情知道得不够多，没有把握。除了饥饿之外，人们迁移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要去的国家能够更为安全或找到更好的机会。大迁移运动始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高潮，当时每年有100多万欧洲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离开他们的国家永不再回来。这种运动主要基于这样的希望：大洋彼岸情况会好一些。 不可避免的人口过剩学说把移居国外同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起来。根据这种学说，任何有幸找到某种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如开展对外贸易的机会，某种新的农业技术如灌溉、良种或新的轮作——或找到降低死亡率的办法——如改善供水或公共卫生——的国家必定不可免地由于它的人口增长而使生活水平再度低下来。所以任何经历经济增长的国家终会“开绽”而不得不为它的人民寻觅新的土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老一点的例子是从公元前750年到550年希腊建立殖民地；而在近代从迁离爱尔兰、英国、印度、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人中可以看到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自相矛盾的是，同样的推论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移居国外并不能真正减轻人口过剩的问题。因为如果人口多到生存的极限，由于移居国外暂时造成的缺口很快就会再被填补起来。有的事例可能说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同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如果过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再不是这样了。人类已学会像有效地控制死亡那样实行节制生育了，而且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此外，正如我们也已经看到的，从负担比本国的土地能够养活的更多的人口这一意义来说，移居国外并不是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办法。另一个办法是参加对外贸易，发展制造业或航运业、保险业、旅游业、电影业或能用以购买粮食的其他外汇来源。从一国的公民在别的地方能赚较多的钱——对英国的产业工人来说，移居新西兰干农活有利可图——这一意义来说，这种办法也许防止不了这个国家人口过剩，但是从人民吃不饱（如印度和中国的当前情况）的意义来说，这种办法能防止人口过剩。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说服不了那些长期停滞论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争辩说，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只能暂时减轻人口过剩问题，因为必要的贸易份额保持不了；由于某些力量发挥作用，一个国家丧失它在市场的地位（见上面第二节（一））。所以他们认为，经济成就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人口过剩和移居国外。无可否认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人们只是不同意“不可避免”这个词。 有时候，人口过剩的国家急于为移居国外提供方便，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有些部族把它们一些成员当作奴隶出卖。在其他地方如中国和印度，政府为从其他国家招募代理人提供方便，这些代理人按契约把劳工带走，他们差不多等于暂时沦为奴隶。英国鼓励本国人民移居国外，它的做法从17、18和19世纪流放罪犯和叛乱分子到20世纪资助移居各自治领。 移居国外给人民流失的国家带来种种问题。不仅有保护移民不受招募代理人的欺骗、免遭乘船过于拥挤或不适于航运的危险、不受移居国雇主们的虐待的问题，而且还有保护他们不受种族和宗教迫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够大的，不满情绪几度使印度政府禁止进一步移居它认为它的人民在那里受不公平待遇的国家。效忠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有些接受移民的国家急于同化这些移民，以便尽可能少发生少数民族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学校和法庭不承认移民的语言，使移民的孩子尽可能像当地的其他孩子一样。这就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英国在16和17世纪对它的大陆移民采取同样的政策，法律规定他们收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为徒，另方面从行政处置上不让他们抱成团或以其它方式抗拒同化。 这些政策遭到那些喜欢在新国家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移民的反对，譬如中国移民就不愿意放弃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如果移民拒绝同化，或者如果他们迁出的国家谋求干涉它们的人民移居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那么因移居引起的政治困难的确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让移民受同化或他们遭到歧视，他们的祖国肯定要提出抗议，就像19世纪英国向中国提出抗议，20世纪印度向南非联邦提出抗议一样。 除了这些政治困难之外，移居国外还会造成经济困难。二三十岁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国家不得不负担抚养和教育他们的费用，待他们到了工作年龄，又失去了他们。由于青年人离去了，老人和受赡养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上升，到了工作年龄的人的负担相应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如果移民汇款回来赡养他们留在国内的人，那就不存在负担的问题，这种汇款在人员流失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中有时是一个受欢迎的大项目。因为男性移民多于妇女，也造成性别的不平衡。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人们大量移居国外，巴巴多斯人口中成年妇女几乎两倍于男人。失掉熟练人员往往也是很不情愿的，特别是如果担心这些人在新国家开办竞争性工业不利于母国的时候，许多国家，如18世纪的英国，曾为此设法阻止熟练的手艺工人移居国外。 让我们转过来看看接受移民的国家的态度。它们的态度和人员流失的国家的态度一样是多种多样的，由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动机的支配。 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迎熟练移民，尤其是如果他们有能力开办新工业的话。新的移民如希望完全同化，就更受欢迎，因为大部分国家对它们自己国内的外国人集团有疑虑。如果移民愿把他们的技艺教给当地的学徒，也会更受欢迎。实际上，1484年制订并在1523年重申的英国立法曾禁止移民招收外籍学徒，他们自己的子女除外。如果技艺不新，特别是如果移民全都是同一行业的专门人才，困难就比较大。大批医生或矿工移居国外比之一群各种各样熟练工人移居国外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外国企业人员移居国外会引起同样的种种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认为它们必须雇用本国人。有些国家希望把他们限于开办新工业，并制订条例不让他们同国内的小商人竞争。带来新工厂等新工业的企业家几乎肯定会受到某种有条件的欢迎，而仅仅同当地商人进行竞争的商人，如在西非的叙利亚人或在西印度群岛的中国杂货商，比较容易遇到敌意。 不过，具有专门资格的人移居国外同大批非熟练人员移居国外相比是个比较小的政治问题。大批移居国外只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才是受欢迎的。如果一个国家空地很多，如果人们认为人口多一些能享受规模经济，那么大批外来移民可能受到欢迎；所以只要国境开放，进入美国的大门一直是开着的，一旦空地没有了，反对外来移民的事情就多了，直到阻挡不住时为止。外来移民也许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欢迎，澳大利亚接受外来移民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主要是作为对付亚洲的防范措施。以色列不顾经济考虑而继续接受外来移民，因为它认为接受所有在受迫害的气氛中生活的犹太人是它的义务。为逃避迫害的人提供家园的愿望在好几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中起非常大的作用，诸如英国和美国。 就经济考虑来说，赚工资的职工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很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有规模经济，各个阶级的居民一定会得益于外来移民，但是即便如此，好处可能主要为资本家和地主所得。大批外来移民可能使工资被压低，接近于人们出来的国家的工资水平，使房租和利润提高。地主和资本家也许愿意把他们的利益提高到进口奴隶（见第三章第四节（二）），或者从印度或中国引进契约劳工的程度。这到一定时候就会产生混合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家和地主很少顾及这些。 只要有大量的土地，或者只要新工业像移民到来一样快地创建起来，当地的农民或拿工资的职工对新来的人可能采取容忍态度。但是他们早晚会对大批外来移民组织抵抗，要是付诸表决，他们早晚会制止住外来移民。 有时候还有一个十分容易引起争议的关于移民汇款的问题，如果出口赶不上国内的增长，移民汇款可能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外来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通常是个小项目，只有作为反对进一步移民的大运动的一部分时，才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多快会变得外来移民充斥，除别的因素外，这取决于外来移民的性别分布。如果只有男性移民，就不会有第二代，形不成一批当地居民。从这一意义来说，只是男性移居是一种浪费。譬如，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曾被当作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没有运去足够的妇女，外来移民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逐年所需的大宗奴隶买卖纯粹是为了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所有的外来移民社区都是男性过多，一代接一代地大量浪费，除非设法使性别保持平衡。这就是现在有些帮助移民的国家通常都很周到地像帮助男人一样帮助妇女移居国外的原因。无论如何，在妇女的职业范围比过去要广泛得多的今天，妇女凭本身的能力作为有报酬的职业工人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而提供的服务是受到欢迎的。 即便对大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外来移民能够被同化的速度也取决于许多因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他们被同化的速度，有些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接纳什么人和接纳多少人的时候很重视这些因素。在经济方面，外来移民需要住房、土地或工作，对他们同化的速度不能快过向他们提供这些条件的速度。提供这些条件需要资本。有些移民自带资本，或者也许可能由国家从国外借贷。如果国外没有资本可以利用，外来移民率则为国内储蓄率和为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所限，如果国内投资额超过国内储蓄额，这种逆差便会出现。即便有资金可用，物质因素也可能限制资本形成的速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五章第一节），资本投资的50—60％为建筑业，因此投资受建筑业的能力的限制。当然如果对扩大建筑业多给予照顾和考虑，那么这件事情始终是可能的，但是仅仅由于未保证建筑业能应付要求它做的工作，投资计划遭受挫折的现象出现得多么频繁，这是令人惊讶的。只要记住这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限制，那么哪怕是过去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移民，也很少一年超过接受人口的1—2％，就不足为奇了。 外来移民在他们初来的时候通常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回国去。外来移民定居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要看为接待他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怎样。他们看到等待他们的是住房呢，还是被安置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一到来就为他们找好了职业呢，还是不得不在大街上闲逛，把他们一点可怜的积蓄花光？要是期望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土地是准备好了呢，还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披荆斩棘？能不能进得去，附近有没有水源，还是他们必须自己修路和自己打井？在第一次作物收获之前，他们怎么生活，怎么弄钱去买肥料、买牲口，是否有别的资金？事实证明，要人们在土地上定居的人显得特别困难。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答应花大笔的钱整理好土地，并且借给定居的人很大数目的款项作建房之用和作劳动的资本。另一种办法是，譬如在苏门答腊，外来定居的移民头一季度是同别的农民一起住，干活挣工资，以便对这个国家有些了解，积攒些钱，还可交些朋友。这样做已证明很方便。因为移民中仅有一小部人是熟练农民，正如吉本·韦克菲尔德所说的，在他们担起经营他们自己的农场的责任之前，他们首先要觅得职业，别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场，这也许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办法。 当国际移居把具有不同种族、宗教或文化的两个民族集聚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最大。在过去，移居国外的作用常常是把本国的土著居民全部或部分地消灭掉。单是这些新来的人带来的奇怪的病症就时常使土著居民大量死亡，他们的体内对这些疾病没有产生抵抗力——虽然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况，就像西非沿海各国人民因为有采采蝇而免遭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采采蝇曾使穆斯林的马匹死掉，因为有蚊虫而免除来自海上的移民，蚊虫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 除了疾病以外，土著居民可能由于遭受奴役、被赶出他们的土地或他们遭到的其他待遇而被消灭——就像凯尔特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衰落，霍屯督人在祖卢人之前衰落，红种印地安人在美国人之前衰落，毛利人在新西兰人之前衰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入侵者的文化同入侵者的文化相比多么强大。有时候是被征服者同化他们的征服者，如伊斯兰教徒同化了土耳其人，中国人同化了蒙古人。 如果同一个国家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竞争力是很少见的。犹太人和阿拉怕人、马来人和华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希尔人和英格兰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伊博人和穆斯林——这种格局反复出现。这些差别有时候被归因于种族，如果是从生物学意义上谈种族，这似乎没有多大道理，因为我们对种族生物学知道得多么少啊。这些差别还常常被归因于宗教，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同样是难以置信的（第三章第四节（一））。（毕竟布尔人是加尔文派教徒，过去常有一种理论，认为加尔文主义是最可能鼓动生气勃勃的生意经的宗教。）从外来移民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首先外来移民是一个有选择性的集团：他们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而移居国外的，他们就是这么一类人。移居国外本身会磨炼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接触新的环境，提高他们进行批判的才能（批评一切看不惯的东西几乎是每个外来移民的第一个反应）。他们自然瞧不起当地人，希望表现他们会一样能干或干得更好。在某些情况下，外来移民社会的成员还特意互相帮助、互相找职业或互相借钱；结果是这种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比当地的社区繁荣，它并不那么特别为自己保留机会。在移居国外从记忆中消失以后，这些态度就发生变化，到第三代或第四代，可能很难区分移民和早先的血统了（如在斯里兰卡的印度人），如果另一个种族的成员开始到来，可能轮到他们把他们的前辈当作一伙游手好闲的人而瞧不起。 如果两个种族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而没有磨擦，种族必定不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这就是说，在一切社会阶级、在一切收入水平、在一切职业中都必须有这两个种族的成员，他们的竞争力必须是平等的。这首先是个教育问题，在教育他们的孩子方面必须对每个人花同样多的钱，如有可能上同样的学校。其次，还有土地所有权，有些移民社区有专门经营并“垄断”零售业的趋势；相对的城市化程度等问题。如果这些种族在这些事情上一开始就不平等——譬如外来移民的文化程度比本地人高，或者他们做生意的经验多得多——那么只有对外来移民课以重税以支付教育经费和采取其他使两个种族平等的政策的费用，才能达到平等。事实上，在平等条件下共同生活要求某种程度的容忍，而这是罕见的，除非硬要他们这样做。最有成就的帝国政权——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的伟大德政就是它们有能力让不同种族的成员在最少磨擦的情况下一起生活。它们的秘诀往往是态度公正，要让每个人都忙他自己的事情，使他们和睦相处这种开明愿望来冲淡帝国种族对少数民族的蔑视。 另一方面，只要政府掌握在帝国种族的少数几个成员手中，而这些成员自己又设法在同人数多得多的本地人的竞争中谋生，这种帝国政权就会被认为是最恶劣的政权。于是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把本地人赶出他们的土地，以便为帝国定居者让路；强其他们不是以奴隶的身份就是在重税或其他经济力量的逼迫下到矿山、种植园或主人家中干活；建立就业的种族壁垒，以便保证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和行业保留给帝国种族的成员。哪一个种族要统治另一个种族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它不可能公正无私。 19世纪欧洲各国人民向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大迁移并没有尖锐地引起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大陆上的土著种族对空空荡荡的空间来说人数不多，而且太弱，难于发动有力的抵抗。欧洲人移居亚洲和非洲，或者日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移居其他亚洲国家，或者移居非洲、澳洲或美洲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今天用世界观点来看问题，那么印度人、爪哇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移居印度尼西亚群岛、非洲、澳洲和美洲显然是最有必要的。不过，世界观点之类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这些接受移民的国家哪一个也不欢迎这样的移民，因为它会引起种族问题。此外，在美洲和澳洲，如果真的大规模地接受移民，那会使已经在那里的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欧洲人有时候提出的一种口实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权利繁殖得那样快，没有权利指望别的国家承担他们没有远见的生儿育女的后果。但是，事实上，美洲和澳洲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高过印度或中国，即便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出生率为10D，还是同样会以种族的和经济的理由不允许他们大规模移居。 这个问题将来会怎样发展，现在还很难说。感到自己生活空间狭窄的各国人民一直在采取行动，力图征服那些拥有他们垂涎的土地的人。日本为此目的已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印度和中国有朝一日不会做同样的事情。要是能够认为经济的增长必定是一个和谐的进程，使人类比较容易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共同生活，这样当然让人高兴，但是情况绝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许多不同的学派一直在争辩说，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现在我们来论述这个问题。 （三）帝国主义 产生帝国主义并非完全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即便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同经济增长的阶段也不是完全无关。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所谓的经济原因，然后看一看政治原因，随后转到帝国主义对臣民和帝国的影响方面来。这是一个庞大的问题，仅在边沿上涉及经济分析，我们只能很简要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有些国家被推向帝国主义和战争，因为它们想要更多的或更好的土地，好在这些土地上安置它们的人民。我们已经看到，这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之一。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后果是人口开始增长，人口的增长十分可能超过国家养活他们的能力。所以，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移民，或者发展制成品出口贸易或向某些其他国家征收贡税，这三种办法中无论哪一种都可能导致战争。 移民可能导致战争，因为其他国家拒绝接纳外来移民，或者因为别的国家虐待移民，或者因为移民想夺取当地人的财产，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或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或者甚至把他们统统消灭。夺取弱小民族的土地是经济上比较强大的民族用以解决它们人口问题的最喜欢用的办法。纳贡是一种与此有关的办法，这种办法也有多种形式。消灭被征服的人民并不总是有利的。可以让他们当奴隶，可以把他们当作农奴或奴隶在矿山或种植园里为他们的征服者干活。 可以使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佃农，要他们交纳相当于其产品的50％或者还要多的地租和赋税。人类剥削同胞的欲望实际上是没有限度的。 既有这种剥削的欲望，帝国主义显然不一定是经济需要产生的。驱使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的增长和对饥荒的恐惧，但是也可能不是。进攻者同样很可能是人口并不怎么多的民族，期望人们像奶牛产奶那样为他们劳动。同样，进攻欠发达国家的也并不总是较为发达的国家。 妒忌心驱使不开化的人去掠夺一个富裕而和平的文明国家同样是很可能的。公元前约4000年，当时伟大的城市文明已经开创，欧亚大陆从那时以来的历史表明，骑马的游牧民族时常从草原大举出动掠夺较为富庶的农业居民。游牧民这种定期的进攻直到近代才结束，当时由于技术的发展，城市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类似的紧张局面在非洲、在苏丹西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如果经济增长诱使一个民族以牺牲别的民族的利益来施展它的实力，那么它往往也同样使爱好和平的民族面临其他情不自禁地要掠夺他人财富的民族的威胁。 除了移民和纳贡之外，解决人口过剩的第三个办法是发展制成品对外贸易，专门从事运输业，或以其他形式出口劳务。在一个开明的世界里，这样做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开明的世界。其他国家也许不想购买制成品，也许执意保护它们自己的海运业，所以可能发动战争来迫使不开明的国家开放贸易。这在16和17世纪曾是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同西班牙打仗的一个借口。这种借口在19世纪曾支配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欧洲国家要在非洲占一席之地的理由。发动一场“开明的”战争可能是为了开辟贸易，而发动一场“不开明的”战争则是为了确保贸易的某些特殊优惠。帝国的作用之一就是迫使臣属的民族用高价购买帝国的产品，以低于他们在别的地方可能得到的价格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宗主国。大英帝国从1846年到1919年放弃了这种做法，但是它这样做是非常特别的。不得不靠海运业或靠出口制成品为生的国家，几乎无一不是推向战争，不论是“开明”战争还是“不开明”战争。最近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毫无疑问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例子，除非世界能够创建消除战争的新的政治制度。 开拓市场、追逐外国货币和寻觅粮食与原料来源是同一现象的各个方面。切不可将这一点与下面这种论点混淆起来，那就是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因为它消费不掉它自己的产品，必须到国外找出路。我们必须把下面两种出口区别开来，一种出口是为了带动进口，另一种出口是为了维持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差距。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为了能进口粮食，可能为制成品找出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其国土能够养活的人口还要多，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难于避免的。或者说它可能谋求出口，因为它是个小国，无法享有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除非它专门从事几个行业，每个行业生产的产品都多于它国内的需要量，把多余的产品出口。这些出口商品还要以进口品多少为度，因为进口品可能同样是制成品或初级产品。一切经营制造业的小国（如荷兰和瑞典）都是因为这个道理才出口的。这也是从事制造业的国家本身又是制成品大进口国的原因；譬如荷兰和瑞典，粮食能自给自足，出口制成品是为了交换其他制成品和原料。所有这一切同因为国内市场存在着消费需求量的净亏现象而出口制成品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存在着这种净亏现象，就无法承受同出口商平等值的进口商品。 认为先进的工业国因为国内需求量的净亏而不得不输出资本的论点，又使我们回到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四）探讨过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命题。如果储蓄额比消费增长得快，如果投资主要受消费的制约，国内可利用的投资机会可能不足以吸收一切可利用的储蓄，或者至少吸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资本回收率的储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部分经济学家期望到经济发展的“较后期”阶段，由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利润率会下降。我们还看到，如果新的发明以适当的速度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这将保持对资本的需求量。在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时候，投资率并非不可避免地要下降。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有许多理由说明有些外国投资可能证明是有利可图的（第五章第二节（三）），也有许多理由说明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为什么从一国转到另一国（本章第二节（一））。因此，虽然比较发达的经济允现在欠发达国家进行一些投资并非一定有利可图，但是它们进行投资是并不奇怪的。 不能由此认为，因为一个国家想进行对外投资，它就必须实行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事实上，大部分对外投资并不是投在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是最大的借款国——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政府都是独立自主的。外国投资不一定挑起战争，但是如果外国人希望在那里投资的国家不肯为此给予特许权，或在放款国之间有所歧视，或者试图拒绝履行义务，就可能挑起战争。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可能导致一场“开明”战争，目的是维护门户开放、待遇均等和履行契约。欠发达国家十分容易发现自己卷入了这种战争，因为它们对外国人常有怀疑，或者不肯给予特许权，或者不严格履行它们的义务；埃及或许是个典型的例子。观点、文化和法律制度相类似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放款不一定导致战争，而先进工业国的资本家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欠发达国家的关税和制度失去耐心，从而不在这种国家投资，要不就是想使它们受帝国的统治。同样可能发生“不开明”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一国试图为本国的投资者取得特殊的有利条件，不是把其他外国人排除在外，就是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帝国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能采取措施保证为矿山和种植园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在外国资本最需要公路和港口的地方修建公路和海港，等等。许多强国总是情不自禁地利用弱小国家的人民。 因此，出现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理由，从“需要”——饥荒，需要土地、市场和初级产品—— 到“贪婪”——妒忌，渴望剥削或寻求更加有利可图的出路。 那些认为经济原因是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的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同这些原因是一致的。因此，“开明的”看法认为，如果一切国家都采取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当然，这样一来，保持帝国也就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因为这样一来，人们用不给其它外国人移民、进行贸易或投资机会的办法就不能得到好处，并且没有必要为了防止自己被别人排除在外，而去获得殖民地了；但是谁能肯定其他人都坚持门户开放呢？于是就有了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只要形形色色的剥削是可能的，有些国家就想要统治别的国家。所以有一派意见希望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办法是让一切帝国都受国际监督，甚至把一切殖民地都转为国际托管。又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求一切帝国花很多钱来开发它们的殖民地而无利可得，帝国主义就不会那么盛行了。所以有一派意见认为，消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欠发达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这样它们就不再软弱可欺，不再受剥削。还有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如果弱国成了强国，强国就不会那么情不自禁地去进攻弱国了。于是就有了现在为列宁主义者所采纳的霍布森观点，认为战争起因于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起因于国内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又起因于消费不足。如果在资本主义范畴内，这可以用通过税收结构提高消费的办法，或者用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是在社会主义范畴内，既可以用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用使投资率同消费水平脱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对于防止战争既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是一个充足的条件。如果战争是由于人口过剩，由于需要粮食和原料，或者由于渴望剥削其他种族而爆发的，所有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地起作用；斯巴达就原来斯巴达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曾是一个近似共产主义的社会。 毫无疑问，发生战争的有些原因是经济原因，针对这些原因而采取的行动会消弭战争。但是单用经济政策并不能消除战争，因为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亚历山大并没有征服东方，凯撒也没有征服西方，因为这些先生们主要是从贸易、投资或土地方面来思考问题的。经济因素在发动战争方面起了什么作用是很难估计的。如果我们把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列出单子，就会看到其中大多数战争同市场或者同人口的压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主要是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要不就是由军事冒险或纯粹为了建立帝国的愿望而鼓动起来的。 即使这些战争也有经济因素，但是经济因素很少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取得经济成就以后产生了建立伟大帝国的愿望，经济增长可能就起作用了。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所成就，比其他国家富有，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使它产生成为政治大国的念头，这种念头会使它走上军事道路。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在历史上富国往往是和平的贸易国，比较贫穷但军国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忌妒它们过奢侈生活，于是就向它们发动进攻。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以崇尚武力为荣，这是全人类没有解开的谜之一。阶级的结构稍稍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国家通常是受一个贵族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这个阶级使一切其他阶级——包括各商人阶级，这些阶级从整体来说惧怕战争并反对军国主义分子——处于相对的被统治地位。总有一些企业家赞成战争——军火或军队其他供应品的制造商以及其他希望在征服之后取得特许权或在战争中发财的人——但是这些人同其他企业家相比通常是少数，其他企业家懂得战争会增加税收，打断他们同国外商界朋友的关系，而且会给军事贵族以凌驾一切的权力，企业界整个来说并不信任军事贵族。由企业家统治的社会发动战争的愿望比由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低得多。不过，驱使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并不总是军事特权阶级。偶尔也有对权力和荣誉以及帝国梦寐以求的大军事冒险家——诸如亚历山大王朝和苏莱曼王朝的王子们，或者墨索里尼和拿破仑等新贵。但是如果我们要深究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沉迷于军事，而另一些国家却在军事特权阶级的统治下进行军事冒险，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在荣誉梦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人们发现那是在经济增长的“中期”阶段。最富的国家往往是爱好和平的，享受它们已有的一切，不妒忌任何国家；最穷的国家太死气沉沉，一盘散沙无法发动战争。正是那种胜于其邻国一筹的富于进取性的国家，才时常产生进行侵略性的愿望，希望为自己争得显要的地位。同比较老的和比较富有的国家进行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日益剧烈的竞争，可能把它们引向同一个方向。对世界和平具有危险性的国家经常是那些认为自己前途似锦的国家，而不是那些能以光辉历史为荣的国家。因此，世界上的军事领先地位也像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一样，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见本章第二节（一））。 分析所有的战争起因不属本书论述的范围。我们的目的是很有限的，只想说明经济增长和战争的联系。因为战争的根源不完全是，或者甚至主要不是经济的，从经济方面分析弄不大清楚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对战争的解释是心理学、外交、法学、宗教和人类学学者们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 我们从帝国主义的起因经过谈谈它对经济的影响。帝国主义对于被统治人民的影响，按他们所受的待遇来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各有不同。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统统被消灭。另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取得比他们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的进步。甚至同一个帝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民；英国人在中部非洲在就业方面实行严格的肤色障碍，而他们在西部非洲则奉行同非洲人几乎完全社会平等的政策。最好的帝国大大增进了人们的幸福；它们在广大地区建立了和平、修建了公路、改善了公共卫生、鼓励了发展贸易、带来了完善的法制、推广了新的技术知识，等等。而最坏的帝国却带来掠夺、屠杀和奴役。 对帝国的影响还取决于它如何作为。一切帝国都必须承担帝国的代价。有些帝国得大于失，但另一些帝国到一定时候被它们本身的帝国主义所毁掉。 帝国要付出许多代价。有它应付的发动战争的直接代价。 必须征召和供应军队，即使有大量征召的殖民地部队，战争对宗主国的资源仍是沉重的负担。和平时期也必需维持大量军队，守卫帝国，帝国越大，消耗于这方面的宗主国人力越多。帝国还必须得到治理，这可能要占用它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总是不由自主地派出第二等人才去统治帝国，但是如果这样办了，这个帝国就可能垮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派出最优秀的人才，宗主帝国的事务就可能因此遭受损失。一方面宗主国的第二等人才在帝国称王称霸，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头等人才在宗主国得以发迹，这种情况在一些帝国中并非不常见。帝国还有助于维护特权制度；士兵在一个帝国里十分重要，军事特权阶级享有一种威望，这种威望是为了履行其职责才保持的。那样多的最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在它们的士兵的摆布下灭亡的，这并非出于偶然。 经济的增长使得有可能进行比过去任何时候规模更大，代价更高的战争。在原始社会，单是为了提供粮食就需要70％或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能够参加军队的人数很少。打仗局限于从收获到播种的时期。要不就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它在战役中能够掠夺的粮食。要是用20％的人口就能提供足够的粮食，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军队就能大量增加，能从国内的基地得到粮食供应。同时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制造武器，科学的发展使得这些武器越发令人恐惧。因此战争对原始国家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大，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战争可能消耗掉50％或更多的资源。 有时有人认为，战争刺激经济增长。在有限的限度上情况可能如此。战争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发明，但是根据内夫教授的研究，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有益的发明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战争可能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如举英国为例，在对拿破仑作战期间，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促进了电子技术和喷气推进的发展；但是战争往往也同样造成专门供应战争的工业部门的过度发展和持续几年的失业。战争还使企业家能因通货膨胀而获得利润，其中有些用于固定资本形成，但是战争对资本形成的净影响通常是使资本形成在战争期间减少。还有对外投资和黄金的损失，不得不用它们从中立国购买供应品。财产遭到破坏并不总像可能预计的损失那样大；因为财产不管怎样总是要折旧的，或早或晚总得更新，所以主要的代价是那种加速折旧的财产。如果在战争期间能够利用闲散资源或在战后补偿折旧，战争的代价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大。美国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历时10年的停滞局面，产出增加得那样快，以致能打这场战争而不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即便不爆发战争，美国的经济大概迟早也会复苏，因为美国住房和其他资本的折旧或早或晚会引起新的投资景气。打一场战争可能是为了得到市场，但是，同样可能导致失去市场。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市场的主要是美国，它在第一次大战期间额外得到了世界制成品贸易额的8％，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额外得到了9％，持久地保持了它的收益。最后，由于在战场上损失了年轻一代中的一些最优秀的人才，经济也可能受到损失。法国人就是这样解释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缺乏活力的，这可能有些道理。 战争的经济代价无疑是很高的。为补偿这些代价，可能要用从征服当中获得的任何好处。当代的反战宣传认为这些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并非总是这样。征服者可以得到富饶的土地，或者奴隶，或者受益匪浅的通商特权。即使他们不过在先前一片混乱的地方恢复秩序，他们和任何其他人也能从随之而来的贸易发展中得到利益，他们所得利益要比战争的代价多得多。近乎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在集权主义基础上所打的现代战争，其代价肯定比每一方所得的利益都大，但是并非打所有的战争都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或者都是这样一无所获。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打一场短促的速决战（1870年的德国，1898年的美国，1894年的日本），可能干出看来是用相当少的代价取得重大收获的事情。 最后，那些挥舞战刀的人终将死在战刀之下。实行帝国主义可能在两三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使你在奴隶、贡赋或贸易方面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它将为自己带来复仇者。在帝国内部，被统治的各国人民迟早要起来反抗——如果他们受到的待遇好一点，起来反抗就更早，因为那时他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会大大受益，并且会更快地对他们所处劣等地位感到不满。在最开明的帝国内，劣等地位多少消失一些，人们会看到来自远方属国的人在宗主国一些最高的职位上任职，但是即使这样也从来不足以把一个帝国的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地方民族主义的离心力总是要把帝国弄得四分五裂。 然后长起来习惯于以行政管理、商业、旅游业和宗主国生活中其他职业谋生的宗主国各族人民，发现很难使自己适应一个工农业的新世界。或者，甚至在附属国人民脱离之前，帝国可能已被外部敌人毁灭了。帝国愈大、愈富裕，一无所有的国家对它愈妒忌。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它，从各个方面把它围困起来。帝国的防务费用越来越增加。帝国的战争次数越来越多，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战争纯粹是防御性战争，即便取得胜利，也得不到新的土地或特权来抵销战争的代价。帝国的人民会失去信心，甚至会对他们自己有没有权利统治这么辽阔的一片地区提出疑问。这时帝国由于屈服于内外压力而解体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有些人怀疑一个帝国在经济上是纯受益者，他们有时也认为最幸福和最繁荣的国家是那些背后有帝国作后盾的国家。它们是幸福的，因为它们有过去的荣誉可以回忆，知道这比在展望光荣的未来时感到心恢意冷要好一些。但是它们不一定更加繁荣。瑞典是繁荣的，西班牙则不是。土耳其在失去它的帝国并开始照顾它自己的事务的时候，它得到了新的生机。荷兰是加入前帝国行列最晚的一个国家，谁能够说它将枯萎下去呢，还是将在经验中找到新的活力呢？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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