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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观察到社会分工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从他发表《国富论》以后的两百年，人类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寿命延长，教育普及，这个过程伴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一辆汽车的制造有上万个零件上百个行业的支持，一台电视机要用到几十种不同的金属（虽然其用量极小），每种金属都要有不同的工厂去生产。如果我们再把从采矿到冶炼的过程也包括进来，涉及到的行业和门类就更多了。这些行业又有他们要用的原料、工具、设备……这样无穷细分下去，其结论就是现代生产是一个分工的生产。 这样的分析固然很有道理，但仅仅是对现象的归纳，而没有深入到本质。分工必须伴随着交换，这是比分工更本质的东西。在没有分工的社会内，生产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商品率等于零，因此没有交换。 然而分工的社会也可以用计划的方法分配产品，从而避免了交换，这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原因在于计划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表现为不断的计划失误，浪费严重。现代微观经济学用严密的数学方法证明，市场调节形成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生产者和消费者再按价格信号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资源才可以得到最优利用。这是从本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来经济学的主要成就。 约近十年以来，经济学深入到了比交换更本质的问题的探讨，最重要的发现是交换的前提是明确的财产权的界定和自由平等的关于交换条件的谈判地位。说穿了一钱不值，交换是以我所有的与你所有的相交换，如果东西属于谁还不清楚，逞论什么交换！财产权当然应是交换的前提。可是现代股份公司发展起来之后，公司是属于全体股东的，当股东老板来到企业里时，不能指出企业里哪一种东西属于他个人所有。此时所有权有一定程度的模糊，这必然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只有纯粹的私人企业才能保证最高的经营效率。然而私人企业很难有雄厚的资本，因而发明了股份公司这种结构，它牺牲了一定程度的经营效率以换取强大的资本支持。股份公司应该如何经营，它应该以纯私营创业为蓝本，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应尽量模仿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要以当家作主的精神来经营。统计资料显示，近三四年内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正是私营经济。所以说，私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之母。 许多人并不反对私营经济，但心存一种顾虑，即私营经济会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形成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造成社会动乱。然而资本主义国家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证明，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的调节。贫富差距可以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而且一定程度的“公正”的收入差距会鼓励人们学习，创新，勤奋，更多地创造财富，从而保持社会生产力的活跃，正因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采取了鼓励私人企业的政策。尤其常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私人企业繁荣了，私人慈善事业也同时繁荣起来。美国私营企业发展最快的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同一时期全国的慈善事业以及各种基金会如雨后春笋。我国著名的私人企业喷施宝负担了该厂所在镇的全体孤寡老人的赡养，还支持兴办学校、桥梁、道路等公益事业，也是一个证明。 1994年6月21日 经济增长不是全部目的，平等地享受增长的成果同样是相当重要的社会目标。我国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它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负面后果十分明显。这一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会严重偏离社会主义的目标，甚至导致不可控制的局面。政治家、学者、文化人从不同侧面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力图控制这种发展的趋势。然而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之前，收入差距的确很有限，但却造成了一个大家一起受穷的悲惨局面。收入差异和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是收入差异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必然导致收入差异的扩大？以及这种扩大最终是否一定会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货币经济。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要能生存必须要有钱，而钱是用自己所持有的生产要素通过交换得到的货币收入。因此生存有两个条件，一是持有生产要素，二是此要素能通过交换取得货币。劳动是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具备的生产要素，然而将自己的劳动转换为货币收入却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譬如要存在对劳动的需求，在空间时间上供需能接触，劳动的质量恰为需方所要求（在一个分工的社会中劳动质的区别极大）。这些条件中任一个不能满足就发生失业现象，在一个没有分工和交换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或一个计划分配劳动的社会内生存的条件完全不同，所以市场经济的确为制造贫困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市场经济中各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以有巨大差别。一个世界级拳手一场比赛可以获得上千万元的收入，一个拥有十亿元资产的富翁，躺在床上每分钟就有200元利息收入。这种财富的迅速集中过程，在非市场经济中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的确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可以按性质分为三类，一是由于先天的缺陷，例如残疾，弱智，或者出生在一个闭塞地区的贫困家庭。这种因为出身时的条件所导致的低收入，会引起社会的同情。市场经济国家里的慈善事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是由境况较好的企业或个人出资，帮助那些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人们。较为富裕的企业或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定会产生的，而且历史证明经济越发达，慈善事业也越兴旺，当然，政府也会制定各种帮助穷人的办法，但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看，私人慈善机构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种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各人主观努力的不同。凡是适应市场需要，又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收入会逐渐超过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正是市场的根本功能，它使人们有积极性去满足社会上其他人的需要。所以这样的收入差距不但无害于社会发展，反而是发展的动力，我们没有理由去消除它。有的人看到某些歌星、运动员、作家的收入高得出奇，因而提议要用限暴利法去加以限制。这是根据不足的。只要他们的收入是从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取得的，并且按章纳了税，就是合法收入。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应否受到保护，在于收入的是否合法，而不在于收入的多少。这是吃了半个世纪大锅饭的中国百姓要从根本上加以扭转的概念性变化。然而要使这种收入差距真正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从低收入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迈向高收入的渠道畅通。政府不但要保护劳动市场的公平竞争，严禁走后门，或垄断录用权，或对进入竞争设置名目繁多的障碍（如不许农民进城找工作，找工作要有本地户口等），而且还应帮助处于低收入的人能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以及免费提供劳动市场的信息，例如不收费的人才介绍。 第三种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是非市场性的，或由于特权形的，例如贪污就是一例。消除这种不应当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方法除了政治上完善人民监督之外，就是取消政府不必要地干预市场的各种规定。最近除了规定标准信封的规格之外，又规定印制信封的印刷厂必须经过审批。这种规定又增加了无数以权谋私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贷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因此分配贷款相当于分配钱，此种权利可以用来换钱。政府一方面在努力肃清贪污，另一方面又制造出许多贪污的机会，这一场混乱不知要到哪一天才能有个结果。 1994年6月16日 最近一阵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对抵制假冒伪劣，整顿市场秩序，提高服务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老百姓上班时是生产者，下了班就是消费者，难道生产者的权益就不应该保护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过去曾经风靡一时的“维持物价稳定，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现在已经不提了，因为物价不能偏袒消费者一方。如果物价压得过低，不利于生产者，最终吃亏的是消费者自己。据此，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还有没有必要呢？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于商品的了解程度是不同的，在经济学中称为“信息不对称”。老百姓中有一句谚语：“走遍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供应一方常常利用消费者信息不全的弱点，获取非分之利，这种行为近乎欺诈，所以要专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生产者专门生产一种商品，而消费者消费几百上千种商品，所以生产者不难全面了解商品的价格，包括许多竞争者的价格，尤其是他自己的生产成本。而消费者不可能对每种商品都去作一番调查。所以常常在价格上吃亏。再有便是商品的质量，像电视机、录相机等的质量从外表根本无法判断，只有生产者自己肚子里明白，他们生产劣质品却按优质品的价格出售。由于这些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需要得到保护。 有利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是否可能出现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即在超级市场购物时消费者是否偷窃了商品，就这件事而言，消费者自己最清楚。他或者偷了，或者没有偷，每个顾客对此有百分之百的了解。但对供应方而言，他怀疑每一名进入过市场的人，但又缺乏确切的信息。这一局面使超级市场遭受巨大损失，据欧洲几个大城市的统计，损失达到销售额的2％左右。在美国个别城市甚至超过3％。有些超级市场就是被小偷偷得亏损以致关门的。超级市场为了防小偷采取了许多措施，最常用的是用监视闭路电视，还有一种是在商品上安装电磁暗号，在交款时由收款员将它消磁，否则通过门口时会发出警报声响。但这些办法有的成本太高，管理复杂，有的小偷有反措施，仍旧防不胜防，尤其是即使抓住了小偷，警察也奈何不得。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的超级市场内就写有警告牌：小偷误机，责任自负。可见，只有误机才能使小偷敛手。 要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还要从信息上想办法，要让超级市场一方也能有百分之百的信息，即允许市场对顾客搜查。澳大利亚规定顾客经过收款处时，收款员有责任搜查顾客的包袋。菲律宾则禁止顾客将包袋带进市场，北京国贸超级市场因为搜查了顾客被起诉，而且败诉。以后又被取消了搜查顾客包袋的规定，其理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但我认为从经济学理论出发，这里误用了保护权益的概念。这样的规定使小偷有恃无恐，将极不利于我国超级市场的发展。 1994年6月30日 纠正扭曲了的价格是经济改革中的几个最主要任务之一。不论起始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如果目的是希望建立一个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市场制度，价格调整是绕不过去必须克服的一关。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内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总产出，而与物价、工资等无关。然而从微观上看，相对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和配置，从而会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总产出的多少，最后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 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所以价格的改变会改变资源流向并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如果价格朝合理的方向调整，会提高其利用效率，增加社会的总产出，使一切人都能得益，这也正是价格调整的目的。然而在调整过程中，难免有一部分人在短期内受损。这部分受损的人会抵制价格调整。在计划经济框架内，价格调整要征得有关各方的同意，由于利益冲突使这一调整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按照一般的经济分析，如果价格朝上调整，会使生产者得益而消费者受损，因此反对应该来自消费者。价格朝下调整则相反。可是这种分析却往往不符合事实。记得1984年煤价上调之后，过了一年由于物价水平上升，煤的相对价格又显得过低，因而酝酿煤的再次调价，可是遭到了煤炭部的强烈抵制。提出的理由是煤提价后引起物价普遍上升，结果煤的相对价格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所以提价还不如不提。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应降低煤价才能提高煤的相对价格。1989年由于运价太低铁路运输严重供不应求，各方面都呼吁运价要调整。但铁道部却提出了“为人民分担困难，坚决不涨价”的口号，还把个别区段按供需均衡原则调价的措施批评为乱涨价，据说还给有关人员处分。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粮食、电力、汽油、柴油，化肥等行业，可见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涨价受到生产方的抵制？为什么经济分析在此失去了效力？这里要应用比经济分析更深层次的分析方法，即经济制度分析。这种分析的特点是利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深入到行为主体的利益动机的具体过程。在上面这些例子，由于价格过低必然造成供不应求。因而煤炭、铁路运输等成为稀缺商品。这种商品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来分配，因为市场无法满足愿意按规定价格付款购买的顾客，势必辅以其他的条件来实现分配。例如买铁路客票要排长队，申请铁路车皮要走后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掌握这种稀缺资源的人便有了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完全是因为人为地将价格定得过低而制造出来的。如果将价格调整到了供需均衡水平，特权便消失了。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消费者并未享受到低价格的利益，反而吃足了供不应求的苦头。买一张火车卧铺票要排上十几个小时的队，或者从票贩子手里用高出一两倍的价格去买，所以提高价格非但消费者不反对，甚至还主动呼吁。反对提价的恰好是因供不应求而享有特权的生产者一方。 当然，这样的分析未必适用于一切生产者反对提价的情况。有不少生产者确实出于照顾消费者的利益而反对提价的。把他们统统说成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才反对提价，就冤枉了好人，然而制度分析也揭露出在市场被扭曲之后人们的行为如何随之扭曲，应该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分析方法。 1994年8月18日 1994年7月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公安部发的通知“不准强制安装汽车防盗等非法定安全装置”。通知指出，强制安装是一种乱收费行为，对一些新的防盗手段的采用，只能通过宣传，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使用，不得强制推广。对这条通知我举双手赞成。 这条通知立刻引起我对汽车前排安装安全带的回忆。大约在1994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命令，大小汽车前排座位强制加装安全带，而且安全带必须到指定厂家去安装。那么安全带和“防盗及其他安全装置”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这里有一个带根本性的经济学问题，即消费者有无选择权利。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规定强制加装安全带是说明消费者无权选择，只有屈从的份儿。那么关于防盗等安全装置则说明消费者有权利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消费者有权作出判断，接受或拒绝某种商品的购买或享受某种服务。如果安全带确实有助于安全，驾车人会自动购置，用不着用法律强制，相反，如果驾车人特别谨慎小心，有把握不会出事故，或权衡安全带造成的麻烦和不舒服不足以抵消其可能的安全性改进，他会拒绝购置。但另一派人认为驾车人可能对安全带的重要作用估计不够，可能作出错误判断，因此通过法律强制一下对驾车人并无害处，由于这两派人各有各的理由，在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有的州法律规定必须安装并佩带，否则要罚款；有的州则没有这种规定。要知道，并不是一切有利于安全的规定都是合理的。例如在超级公路上行车限速应是每小时60里还是55里，在美国一直是引起争论的问题。为了弄清正确答案，花了几百万美元做试验和调研。单从安全看，无疑55里比60里更安全，但车速慢降低了效率，总体上未必有利。加装安全带也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加装和使用安全带都有其成本，有的不能用钱表示（例如不舒适感，麻烦，费时间），但终究也是一种代价。拿北京的情况看，规定颁布半年多以来几乎没有认真执行过，现在已基本流于形式，出租汽车司机多半只把带子放在胸前，并不真的系牢。在北京驾车和美国不同，北京的车子多半在市内跑，速度快不起来。在美国，汽车的行驶大多是在城市间，速度也高，此时万一出事安全带可以起较大的作用。北京市内几十万辆车，为了加装安全带至少花掉了上亿元直接成本。现在看来这一亿元是花了冤枉钱。公安部后来发的通知似乎已经总结了安全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值得钦佩。但原先必须系安全带的规定是否应该明令废止？我认为明令废止比这含糊其辞要好，一方面这样可以保持安全带和其他安全装置的规定上的一致性，尤其重要的是可以保证规定的严肃性。我国当前推行法制的主要问题不是法律不健全，而是执法不严。如果法律可以任意执行或不执行，法律再多，除了观赏又有何用？ 1994年7月28日 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在对策论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豪尔绍尼以及波恩大学的泽尔滕。他们三人中，纳什在国内的知名度最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和我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中就有张欣博士写的一篇专门介绍对策论的文章，其中对上述三位经济学家的贡献都作了介绍，但较多的篇幅介绍了纳什的工作。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对制度研究有杰出贡献的科斯，诺斯等人，而1994年又奖给了研究对策的人，实际上制度就是在对策中形成的，所以诺贝尔奖的这一趋势性变化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然受到中国改革和东欧剧变的影响，当然也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受着贫困的煎熬，他们的经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有的至今执迷不悟（当然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是虽然知道有病，却开不出处方。何况制度转变最成功的中国也远没有解决全部问题，我们能否不经太大的震荡就建成一个有健全制度的社会，至今还充满着未知数。 其实，真正深刻地思考过经济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得开制度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他提出了与一般人的见解大相径庭的结论：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以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只是将斯密的结论更精确化，更严密化。到本世纪中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可以说微观经济学的大厦已经建成。从表面上看，它只是证明了在竞争条件下达到的全面均衡可以使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好。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意义却要深远得多。斯密只是说，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而微观经济学的制度含意却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它强调仅当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才能形成均衡价格，而且只有追求自利的人才会按照价格信号去配置资源。换言之，人必须自利才有社会整体的最大福利。说到这里，惊奇又化成了平淡。社会原是由个人构成的，如果人人放弃了自利，社会中谁还能得利呢？确实，近二三百年来人类社会物质享受的空前增长，不正是每个人追求自利的力量所推动和促成的吗？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今天在每一个社会里都可以看到因私欲膨胀，造成对他人利益或整体利益的侵犯。尤其在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追求自利的合理界限正在消失，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蜕化。当然，杀人越货，偷盗诈骗，直接损害他人的身体财产，是市场经济（以及一切人类有组织的社会中）所反对的，这是每个正常人都可以判断的。然而除此以外，是否也会发生并不对任何人直接构成威胁，却因追求自利而造成整体的危害呢？对策论的研究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不但可能，而且还经常发生。著名的囚犯难题（参见拙著《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囚犯难题和市场规则”）就是一例。在囚犯难题情况下，各人追求自利形成的最终局面，是一个纳什均衡，它是对所有的人均不利的一个结局。因为它是一个均衡解，一旦陷入其中，要摆脱这个困境远非易事。因而对策论又深入到研究重复对策和多阶段对策，这些概念涉及到制度演变的基本规律。当然，了解规律未必就能避免危机，因为事物的发展似乎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能够摆布自然，让自然界为人类所利用。可是人类却无法纠正自己所造成的悲剧，波黑战争，卢旺达残杀不都是例子吗？从斯密到纳什，由于杰出人物的深逢思想，我们对制度形成及对策规律有了深刻得多的理解。但要靠它来挽救人类，恐怕还是非常遥远的事。 1994年10月21日 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恩格斯认为进化论是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 进化论的主要贡献是弄清楚了整个生物圈是如何演化的，特别是人类自己是如何发生的。进化论的解释力还在于它不仅了解了生命物质的演化法则，而且提示了整个宇宙也在不断变化，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变化。进化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 然而很少有人应用进化论的概念来推测一下，人类正在朝什么方向进化。有一些科学幻想小说，描写人类将变得头脑发达，四肢萎缩。这固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他并未说明当前的进化法则是什么，它又如何导致了这种变化。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主要是淘汰了体力弱的，反应迟钝的，追逐异性失败的个体。但人类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以后，淘汰规则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后代繁殖占优势的是哪些个体？是体力强弱在起作用？显然不是。是智力高低在起作用？也未必。是好人吃亏坏人占了优势？有人这样说，也有人反对。现在世界各国的共同规律似乎是精英分子后代的比例在减少，劳苦大众的后代在增多。但这种规律是长期的还是一时的，没有人能知道。也许有人会嘲笑说，人类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经过几万年未必能看出分晓，现在费这种神委实是多余。可是要知道，进化的过程虽然缓慢。它却是不声不响地在进行的。一天也不会停顿的。如果我们对此茫然无知，等到结果出来之后，事情已经发生，追悔已经来不及。不少人谈先人类的未来，认为人类已经有了上百万年历史，大概再存在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也是可能的。确实，从太阳的寿命来看，再过一亿年地球吸收太阳热量的情况不会有很大变化。可是人类进化的后果要紧追得多，因为几十万年甚至几万年之后，它就会让人们感觉到。 人类进化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现在的经济学能生存几万年之久吗？当然我们决无将现在的经济学传诸万世的奢望。但有些前景却是相当有把握可以推测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如果我们假定稀缺性将待续存在，换言之，人类较质欲望永无止境，那么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下去。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靠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但更主要的，是要有一种社会的制度安排能保证科学技术朝这个方向演化。今天伪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稀缺性问题而发生的。不论经济学的内容会如何演化，它的基本任务在可以想锡的未来却不会改变，这就是经济学将与人类进化相联系的依据。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前也存在稀缺性，人们靠了体力、敏捷和勇敢竞服稀缺姓；可是人类找了市场制度以后，靠的是市场规则来克服稀缺牲。所以，人类进化的规律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一根本性的改变的影响。 1994年11月20日 非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块神秘的大陆。它的面积是中国的3．2倍，人口是中国的40％，地广人稀是非洲的特点。由于它交通不便，特别是8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内部纷争，反复发生的干旱，国际市场上非洲出口货的价格猛跌，将非洲的经济推入了灾难，它几乎被国际大家庭所遗忘。我由于工作关系近七年来曾去过非洲十多次，那里的人民有不少是我的朋友。1995年初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我的朋友卡仑兹教授夫妇就死在那场灾害之中。那里发生的每件大事都牵动我的心，1994年底我再一次应邀去肯尼亚出差，而且工作地点在首都内罗毕以西150公里的乡下，使我有机会走得更近地去观察非洲大地和人民。 出访的头一件事是选择航程，肯尼亚在北京之西南，最近的路线应是从北京出发之后朝西南方向走，例如经过印度或中东诸国。但是经由这些地方的航班，多半每星期只开两三班，时间都不合适，结果只好绕道朝西北。先飞到巴黎，再向东南飞到内罗毕。由北京到欧洲国家的航班每天都有，而且不止一班。到内罗毕可以在巴黎转机，也可以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转机，或者在伦敦转机。可是这样的路线安排因为绕了一个大三角。费钱费时，而且增加了旅途的劳顿，过去每次去非洲多半要碰到绕道走远路的曲折安排，在北半球旅行就不会发生绕道的问题。这个事实实际上反映了南半球经济落后，它的交通要依靠北半球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解决，而不能直接选择最短路径。 离开北京是中午12点。由于飞机朝北朝西飞，太阳也是由东往西，所以飞了11个小时到达巴黎时还只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半。巴黎的戴高乐国际机场共分A、B、C、D四个区，其中A区是新落成的现代化建筑。我们的飞机停靠在A区，而且下一航程飞往内罗毕的航班也从A区登机，所以我可以充分利用8小时的中转候机时间欣赏一下新落成的A区大厅、许多登机口、餐厅、休息区、商店和各种设施。由于建筑是新的，到处闪着亮光，使这现代化的设计格外神气。各个登机口之间没有隔墙，一览无遗，没有拘束，让人感到宽敞。每个登机口都有电子显示牌，标明航班号，起飞时刻，飞往城市，非常醒目。登机口旁边就是免税商店，这儿和过去的布置不同。过去，商店集中在离登机口五六十米远之外。由于建筑落成不久，有的商店货架上的货还没有摆好，但可以看出设计精巧，广告布置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相比之下，北京机场就大大地落后了。据说新的候机楼已在酝酿之中。 因为我在巴黎候机8小时，法国航空公司给我免费提供一顿正餐。机场内餐厅的伙食谈 不上考究，正餐包括面包、奶油、生菜冷盘、热菜（鸡，牛肉、鱼、蛋任选一种）、甜点及水果，体现出干净、快速的机场服务特点。我因没有办理法国的入境签证，所以不能离开机场，否则法国航空公司还可免费提供旅馆让我休息。我在侯机楼转了一会就进到商务舱专用休息室去休息。现在国际航班都有三个等级的舱位，即头等舱、商务舱（我国称为公务舱，相当于二等舱）和经济舱（相当于三等舱）。由于头等舱和公务舱的服务水平和项目相差不大，所以有的航空公司己取消了头等舱。看来这一趋势正在发展。商务舱休息室要凭商务舱机票登机方可进入。里面布置高雅，杂志、报刊一应俱全，饮料和点心任意取用。这方面法航比之其他航空公司还略逊一筹，其他航空公司的商务舱休息室还提供酒类饮料，有时还能喝到X．O．人头马酒；有的还提供全套办公室设备，有电脑、打印机等，都是免费使用。 从巴黎到内罗毕的路途飞行7个半小时，正常飞行时速为900公里上下，飞机的高度为11到12公里（11000～12000米）之间。在这样的高度下，外面的气温为零下45℃。从北京途径西伯利亚到巴黎时，机外气温是零下65℃。可见不但在地面上，在高空中南北的气温也是不同的。以上这些飞行速度、高度、温度等数字，以及离开目的地还要飞多少时间，都标明在映电影的大屏幕上，而且屏幕上还轮换着显示不同比例的地图，上面有飞机当前的位置以及正在哪个方向飞行，使人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处在整个航程的哪一段，下面的地面是什么城市。这一套用电子控制的旅程显示设备，我在1990年坐澳大利亚快达航空公司的飞机上第一次见到，现在则已在各大航线上普遍使用了。我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也己采用了这套设备。坐在我旁边位置的一位女士担心飞机晚点，来接的人会接不上。我告诉她，飞机一旦起飞，就不可能晚点到达，因为机上的燃料有限。半路上摔下来的可能倒是有的。她听了我前一句话似乎感到大为放心，再听说还有可能摔下来，又忧愁起来。其实，坐飞机是非常安全的。全世界每天飞行的航班估计有一万次，一年有三四百万个航班飞行，出事故的大约只有10次上下。所以平均起来要坐上三四十万次飞机，或者一个人一生中每天都坐10次飞机，才有可能碰上一次事故。如果一人天天坐在汽车上，一辈子要死上好几十次。坐飞机比坐汽车要安全百倍。 南半球的季节正好和北半球相反，当我们春天时他们是秋季。现在北京是冬天，南半球则是夏天。当然，太阳同样是由东移向西面，但在南半球是从东北移向西北，而不像在中国是从东南移向西南。在南半球太阳总是偏在北方，所以朝北的房子冬暖夏凉，正好和北半球相反。在我国越是北方，房间更需要朝阳，也就是朝南。南半球的天象也不同，北斗星不可能被观察到。但是内罗毕恰好位于赤道，既非北半球，又非南半球。在任何一个时刻，那里既不可能是夏天，又不可能是冬天，同样也没有春秋之分，一年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分，现在正好是他们雨季的开始。照想，位于赤道的国家一定是终年炎热难熬，扇子空调须臾离开不得，可是内罗毕却极其凉爽。我们住的别墅里还装有电热采暖器，而且我也用了它。天气凉爽的原因是地势高，内罗毕海拔2500米。同样的道理，飞机在高空飞行时，外界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 内罗毕是第二次大战以后才成为一个城市的，现在联合国许多机构设在此地，再加络绎不断的外国游客，所以内罗毕比之一般城市更像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它的特点是树、花、草和现代化建筑相映成趣。拿该城市的建筑和汽车来看，非洲的穷困在内罗毕城区里不大能感觉到。但以内罗毕商店里商品的档次看，仍旧反映了一个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可说是一种规律。商店里商品的档次能相当准确地反映出人民的收入水平。拿我国改革开放15年来看，商品档次上了几个台阶。如果百姓的收入不增加，这些上了档次的商品去卖给谁呢？但内罗毕有不少高等级的豪华商店，里面的东西价钱极高，这也说明这个国家人民收入水平高的和低的相差悬殊。离开内罗毕进入农乡之后，可以看到农民居住的房子相当破旧，据说这些地方在整个肯尼亚的农村中还算比较好的。 内罗毕市区内小汽车极多，而且也有堵车的现象，但堵的时间不长，而且我观察十字路口汽车通过的速度可以得出结论，内罗毕的堵车纯粹是道路容量不足造成的。因为大家都遵守交通秩序，驶过显示绿灯的十字路口时非但不减速，还比正常速度更快一些。不像北京及我国其他大城市，汽车驶过显示绿灯的十字路口速度不及正常速度的一半，道路容量大大地损失了。所以我国城市的堵车现象极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是大家不遵守交通秩序，交通规则本身也有重大缺陷的结果。一般而言，非但内罗毕的交通秩序良好，我到过的其他几个非洲大城市哈拉雷、哈勃罗内，交通也极有秩序。说到这一点使我想起了我国从汉以下，外国使节来到中国时，无不钦佩中国的制度优越，人民有教养，简直是世界上的理想之国。只是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清末，中国才在世界上表现出经济上的落后，制度上的僵化。今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非洲，竟发现有许多地方非洲比中国先进得多，怎不叫人感叹呢！ 当然，内罗毕也不是一切都好，突出的问题是社会治安。我住的两所旅馆里在房间内、在接待处，到处都提醒你注意安全，晚上不要独自出门，不要露白，叫人感觉有点草木皆兵。当地的主人告诉我，近两年来治安恶化与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家的内战，大批难民拥进肯尼亚有关。 我们开会和工作的地点在离内罗毕150公里的纳依瓦萨镇。汽车驶出内罗毕，就进入了肯尼亚的主要农业区，那里种植蔬菜和花木。花木主要是出口到荷兰。这里由于肯尼亚地处赤道，得天独厚，航空交通又十分便利。但农村的经济发达水平比之内罗毕差多了。公路两旁有些农产品的小摊，摊上的货物很少，一个人站一天能卖出多少钱，真是可怜得很。公路上有大小公共汽车行驶，车内挤满了人，车子很老，吃力地在路上爬着，后面的排气管冒着黑烟。同行的非洲朋友告诉我，非但汽车冒黑烟，一切现代化设备的维修状态都很差，只会花钱买而不懂得良好保养的重要性成了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一情况同样存在在我国。尤其在公有制条件下买设备是花公家的钱，维修却要自己花精力，所以不少昂贵的进口设备因缺乏维修而不能正常使用。 路上我们经过了东非大峡谷，这是一处有名的地理景观，它从北向南绵延几千公里，在飞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下到峡谷之前我们停下车来在一处专供游人眺望的平台上向下望去。当地的垂直高差估计有三四百米，下面的房舍、湖泊、牛羊历历在目。世界上有不少峡谷，有的垂直高差达千米，但长度则远不及东非峡谷。站在平台上向两边一望无际的峭壁望去，使人终生难忘。 我们住的旅馆称“野外俱乐部”，占地百余亩，一间间别墅式的独立房分布在缓缓起伏的绿茵地上，其间点缀着一些极高大的热带乔木。客房总数共有六十多间，可是占了如此大的一块地面，只有在地广人稀的非洲才办得到。我的窗户外面是翠绿的世界，是草地，树木，湖泊和远山。除了各种鸟叫声，这里宁静得出奇，每次我朝外眺望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影。旅馆的野地上还有许多动物，我不知道是人们喂养的还是野生的。各种只有在动物园内才能见到的美丽的鸟，这里却随便在草地上走来走去。几对孔雀也不躲人，我走到离它只有3米的距离给她拍了照。旅馆告示牌上警告旅客说，入夜之后不要走到黑夜里去，以防野兽伤人。有一天晚上九点钟，我工作结束走回房间的约150米路上就见到三四十米开外的一只大河马，在草地上吃草。因为旅馆的野地和纳依瓦萨湖相连，旅馆的草长得又嫩又绿，所以吸引河马光临。当时我真想走近一些看个仔细，忽然想起旅馆的公告，警惕地缩了回来，据说河马胆子极小，它的视觉迟钝但嗅觉特灵，千米以外的人，只要在上风头，它就能觉察到，现在河马既然敢走到人烟复杂的旅馆别墅周围来吃草，证明人和动物的关系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肯尼亚，以至于整个非洲还保留着野生动物生存的原始环境，旅游业是肯尼亚的第一创汇行业。我们往的旅馆别墅包括三顿伙食，每天65美元，比之中国大城市里的星级宾馆的价格可说是极便宜的。如果社会治安能进一步改善，非洲的旅游业具有极光明的发展前景。我在旅馆里就见到一拨一拨的游客，但其中几乎全都是白种人。也许因为非洲当地人已习惯于自己周围的环境，觉得没有任何旅游价值，也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低，支付不起这样的费用（肯尼亚普通劳动力的月工资约为60美元）。在国际航线的飞机上，大都是白种人，黑人和黄种人都比较少，尽管在全球的总人口中白种人还没有黄种人多。 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我还在继续迷恋非洲大地的美丽时，已经到了回国的时候。回国的路线和去时相同。所不同的是同样从北京到巴黎，去时飞行11个小时，回来时只飞9个小时，因为在中纬度的地球高空存在一股恒定的由西向东的大气环流，所以去时为逆风，返程是顺风。这股环流在每天电视的天气预报中可以看到。坐进了返程的机舱，脑子已被回到北京之后要办的事所挤占，但是非洲翠绿的世界还不时在我的眼前晃动着。 1994年12月5日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成为1994年的突出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宏观调控问题，所以政府当局和理论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改善宏观调控上来。可是以我之见，表面上的宏观问题其实质是微观机制问题。经济学家们习惯于边际分析。对上面这个问题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可以这样来思考：如果亏损巨大的国营企业行为不改变，三角债拖欠不清，市场行为混乱并导致整体效率降低，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能起作用吗？何况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执行机构是银行，银行本身的微观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仍旧吃着政府的大锅饭，宏观调控本身还需要先进行一番调控，这种宏观调控能成功吗？反过来看，如果大企业的管理优化问题解决了，三角债还清了，假冒伪劣消灭了，商业信用建立了，整体效率提高了，多数企业赢利了，通货也就不会膨胀了。这说明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出在微观上。因为在边际上欠缺的并不是宏观调控，而是理顺微观机制。当然，宏观上的恰当调控有助于提高微观效率。然而不同于美国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那时宏观政策上出现了倒行逆施（需求不足时反而收紧银根，致使物价水平在五年内降低了20％多）。我国近几年在宏观政策上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货币发行超量并不是宏观政策决定的，而是为了微观上救火，不得不如此。如果我们没有确诊病因，乱开药方，病是医不好的。 当前改革的主要课题是什么，我认为是建立市场规则，这需要一切人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所有权重组，当然是当务之急，但那不需要全体人去参与。把这当作当前改革的大文章，大多数人与此无涉，站在一边等待观望，就会失去时机。有的同志认为建立市场规则只要立了法，大家遵守法律，市场规则就建立了。殊不知现在有不少政府颁布的法律和规定本身就违反了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的原则并不是一切情况之下都是政府至高无上。规则是能为一切人带来利益的需要共同遵守（包括政府）的行为规范。大家都遵守市场规则，大家都能受益，少数人钻空子破坏市场规则，这少数人就会得利，多数人就会吃亏，如果这少数人的破坏行为不受制裁，这多数人也会跟着学，结果市场规则就会荡然无存。当前我国市场上破坏规则的现象比比皆是，受到制裁的只是少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学。如此下去，我国改革的成果就会全部葬送。外国投资者评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就是指的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市场规则目前正处于危险中，在这样情况下劝导大家遵纪守法是徒劳的，因为多数人不守规则，少数人守规则就会吃亏。出路何在？这就需要政府起作用。政府登高一呼，令出法随，把违反规则的人严加制裁，并且自己带头遵守规则，形势就可改变。这种作用没有别人能够代替，因为政府是在市场之外，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是公正无私的，他是有权威的。可是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有权修改比赛规则，或者光叫人守规则，自己却随意破坏规则，事情就会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政府起了坏榜样的作用，市场就要陷入混乱。 市场制度要求微笑服务，可是多数政府官员和百姓打交道时板着面孔打官腔。这是态度问题难于准确定量，政府自己违背法律、条文的事也不在少数。举例说，国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最近又在拟反暴利法，禁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可是现在有许多政府部门收费完全脱离了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又以低于成本价在出售产品，如邮资、铁路运输等，一年的直接价格补贴还有300亿元。法律禁止搭售强卖，可是不少税务部门强行推销《中国税务报》等报刊。政府禁止企业做假帐，隐瞒收入逃税，可是税务局又叫企业虚假地扩大利润多上税（北京市规定每名职工的年工资超过6000元的部分不准列入成本，而要当作利润征收所得税）。市场制度的原则是供需双方有权选择交易的对象并协商价格，可是政府自己出尔反尔，跑到球场里来踢球。上述的例子中有的好像从国家利益出发，理有所据。可是其后果至多只能解一时之难，从长远来看，被掩盖压抑的一面终会冒出新问题来。更糟的是政府带头破坏规则，企业和百姓群起效仿，市场就要混乱。要知道，市场规则建立很不容易，破坏起来却非常容易。 1995年的改革，究竟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重新再想一想？ 1995年2月2日 天津市发生一起丢包悬赏讼案。丢包人将装有票据现金共值80万元的包丢失，于是在《今晚报》连续三天刊登寻包启事，表示将对拾包人重奖。拾包人用匿名电话与丢包人谈判，几经商量双方谈妥奖金1．5万元。并公开在报纸上。最后两人见面时，丢包人反悔，不愿按约定的奖金付给，于是拾包人诉诸法庭。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认为民法通则规定拾到失物应交还给失主，且拾包而不主动交出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对此判决拾包人不服，表示将上诉。 这是一件包含一系列矛盾的案子。首先，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承认公民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拾包人和丢包人达成奖给1．5万元是双方同意的，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法律效力，这也是拾包人向法院起诉的主要法律根据。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大陆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1．5万元的奖励显然超出了归还失物的费用，所以双方达成的奖励1．5万元的约定已超出了法律成为非法；其次，民法通则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的民事行为无效，拾包人以匿名电话与对方谈判，实际上是乘人之危。丢包人虽然不愿支付1．5万元奖金，但这将使他遭受更大的损失。他在权衡得失之后不得不出此下策，所以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判断，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的判决是对的。 然而这样的判例，可能对今后类似的失物归还的事情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如果得到奖金成为非法，则拾到失物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将缺乏激励去寻找失主，另一方面失主愿意支付一点奖金以减少损失的机会将落空，结果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种结局。而且失主将自己的所有物丢失，至少是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他为此支付一点代价也未尝说不过去。对于拾者来说，如果他昧了良心吞灭拾物，也没有人知道，现在他愿意将拾物交还给失主，因而得到一点额外的奖励也合于情理。从这样的分析看来，法院应判拾包一方胜诉才对。 从社会的长远目标来判断，上面的分析也不完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里，希望周围能提供我们一个安全性极高的环境。如果归还拾物给奖励成为一种制度，路不拾遗也就难于做到。所以对此案判的深入分析似乎无法得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判决。 事情虽然复杂，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但比较一切可行的方案中理应存在一个比较起来最合乎逻辑，且能为大家接受的办法。找出这一办法从技术上看应避免简单地认定某方胜诉对方败诉，而应找出中间过渡办法；从原则上看要区别眼前的实现和最终的长远目标，既应从实际出发，还应考虑到发展的后果。拾包人受奖或不奖，似乎是一个绝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法，但奖励数目可大可小，大可大到失物本身的价值，相当于将失物判给拾者；小可以小到零，相当于将失物判给失主。可见法官在此案中并非只有两种选择：是或非，而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从当前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人性恶的一面己得到施展的机会，这是一个现实。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将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来要求百姓，非但难于被舆论所接受，而且对教化循循善诱也没有帮助。所以窃以为比较好的判决。一方面应肯定拾包人愿意将失物交出来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在匿名电话中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则带有要挟的味道，非但不合于道德，而且糟蹋了自己的人格。奖金作为奖励道德行为是应该支付的，但数量应当减少。减少的程度取决于拾物中现金价值的比例。比例越高，奖金也应提高。但拾包人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而且在匿名电话中讨价还价，这种行为应当受批评和处罚。如果具体的情节十分恶劣，奖金可以全部扣除。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觉悟的上升，奖金的比例还应逐步减少，最后在全社会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奖励应该减少到零。 1994年12月18日 人与人打交道，从经济上看，有四种可能的后果，即利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利己和损人损己。这四种后果从道德标准来衡量，损己利人是最高尚的，而损人利己则是最卑劣的。但从经济后果看，利人利己是最有利的，损人损己或损人不利己则是最恶劣的。这种简单的分类平凡而且普通极了，然而里面却可以引导出大学问、大文章。 利人利己是最好的结果，然而双方都要得利，这有可能吗？两个人打交道如果没有净的利益发生，就不可能双方都得利，而只能是一方获利另一方遭损，在对策论中就称为“零和对策”。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大体上是一种零和对策的格局，有一部分人变富必有另一部分人变穷，所以整个社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剥夺和被剥夺，在政治上用现代术语说就是革命和反革命。 市场制度出现之后，情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关系建立在人和人平等讨价还价的基础上，任一方都不能强制另一方。在这种条件下，上述四种可能中仅仅利人利己的情况才会发生，因为其他三种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人受损。如果不被人强制，这种结果一定会被当事人否定掉，所以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市场制度开辟了增加社会财富的广阔道路。现在我们见到的一切买卖都是同时有利于双方的。国际贸易中买方赚钱，卖方同样赚钱；其实国内贸易又何尝不如此。交易能使双方都得利的原因，是各方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避免了劣势。我们能用几角钱的代价买一盒火柴，正是利用了火柴生产厂的优势，避免了自己去生产的劣势。所以交换是不等价的，妙就妙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相反，回顾过去搞的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都是强制人们参加，结果都造成了国家经济的重大损失。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没有好好总结一下在经济活动中强制一方参与会造成什么后果，因此很难保证以后类似的事不再发生。 其实，损人不利己的事还多得很，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此，见怪不怪了。下面试举一些例子： 到邮局寄印刷品，当局规定印刷品内不许夹寄信函，因为印刷品的邮资较低，怕寄件人在书籍内夹寄信函，揩了国家的油。有了这项规定，寄印刷品时不能事先包装好，包好了的到窗口检查时，还要拆开。这增加了许多不便，甚至经常引起口角。有时寄书的同时确有必要同时寄一封信，因为有此项规定，只好另外写个信封贴上邮票，与书分别投邮，但印刷品投递速度慢，对方先收到信，若干天后才收到书，有时弄不清二者有何关系，误了事。这样的规定对邮局并元任何利益。如果信放在书里一起寄走，分拣、投递都一次完成；如果书和信分别寄，分拣、投递工作要加一倍。所以此项规定可以归之为损人不利己，更恰当他说应该是以损人为目的，以损己为手段。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分析此项规定的利弊，因为这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损失每年可能上千万元。 过去发放票证（粮票、布票等）时，票证是不许可交换的。但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想卖，一个想买，他们之间的交换并不影响任何人，禁止他们交换就是损人不利己。推而广之，一切个人之间或法人之间的正常商业买卖，如果第三方出面禁止，都属于这一类。两年以前报纸上曾报道过上海向广东购买一批家用电冰箱，因为成交的价格高于国家限价，上海的物价局禁止他们成交。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反对商业活动中牟取暴利，但采取的措施却不可以禁止别人交易，而只能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引导消费者有寻觅合理成交价格的机会，例如公布各个卖方的索价水平。只有对欺行霸市的行为，政府可以用法律手段加以制裁，因为它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过去限制公民出国，办护照时要通过十八道关卡，每一道关都有被否定的可能（说得难听点，都有被刁难的可能）。其实，别人要去国外。他又碍着了谁呢？不让人出国不是损人不利己吗？（按“出入境管理法”的规定，仅有未了法律案件的人及极个别出国将有损国家安全的人不许出国。）现在在大城市中申办护照的手续比过去大大简便了，但小城市仍旧不容易，而且办护照仅是一例，好的是现在有法可依了。其他许多规定仍无法可依，经办人受刁难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自己亲身的经验，只是没有觉察到这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恶劣行为，没有认识到中国之所以穷，这是根本原因之一。这几年变得富了一点正是这种事情逐渐在减少。更不容易认识的是自己有时受别人的刁难，生出一肚子怨气，可是遇到机会，自己又成了刁难别人的人。 1995年2月20日 ------------------ 寸光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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