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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对生产要素作了全面论述。我们已发现可将它们归结为三种：劳动、资本以及由自然提供的原料和动力。其中，劳动和地球上的原料是基本的和必不可少的。自然动力可以用于协助劳动，是生产的助手，但不是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另一要素即资本，本身是劳动的产物，因此它对于生产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劳动间接地对生产发生的作用。不过，资本仍需要单独予以说明。为了产生出工作时所要耗费的资本，需要事先投入劳动，这种劳动在必要性上丝毫不亚于工作本身所使用的劳动。而且绝大部分资本只有通过维持生产劳动的生存才能对生产作出贡献，其余资本即工具和原料，同自然要素和自然供给的原料一样，直接对生产作出贡献。 现在来讨论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二个大问题，即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程度取决于什么因素？显而易见，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变化很大。具有同样的人口和领土，有些国家的产量比另一些大得多，而同一个国家的产量在某一时候也比在另一时候要大。请把英国同俄国境内相同大小的一块土地或相等的俄国人口作一番比较；请把现时的英国同中世纪的英国作一番比较；请把现在的西西里、北非或叙利亚同它们在被罗马征服以前最繁荣的时候作一番比较。造成生产力差别的某些原因是明显的，另一些则不那么明显。下面我们将说明其中的几个原因。 生产力较高的最明显原因是有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很多。土壤的肥力是主要之一。在这方面情况差别很大，从阿拉伯的沙漠到恒河、尼日尔河及密西西比河的冲积平原，良好的气候甚至比肥沃的土地更加重要。有些国家适宜居住，但对农业来说却过于寒冷。其居民不能超越游牧阶段。他们若不是象可怜的爱斯基摩人那样以渔猎为生，就是象拉普兰人那样靠饲养驯鹿生活。还有些国家只长燕麦，不长小麦，例如苏格兰北部。还有些地方小麦虽能生长，但因雨量过多和日照不足，收成是靠不住的，如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就是这样。一步步向南，或者从欧洲的温和地区一步步向东，某些新的农业部门先是有可能存在，然后成为有利可图的部门；葡萄、玉米、无花果、橄榄、蚕丝、大米、海枣等相继出现，终于有了糖、咖啡、棉花、香料等。在这些地方的气候条件下，可以种植较常见的农作物，并且只要略加耕作，1年就可以收获两、三次。不仅在农业方面气候的差别是重要的，它们的影响在很多其他生产部门也是感受得到的。例如经受风吹雨打的建筑物就是如此。假如凯尔奈克和卢克索的庙宇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它们也许可以完好无损地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残留下的一些碑文，虽然是史前的文物，却比我们这里50年前的碑文还要清晰。而在圣彼得堡，三、四十年前用花岗岩建造的一些宏伟建筑物，由于交替地受到酷暑和严寒的侵袭，据旅行家告诉我们，几乎已需要加以重建。南欧织物在色彩的丰富和明亮方面要胜过英国的织物，原因就在于气候较好，在我们潮湿多雾的气候下，无论化学家具有多么高深的知识，无论染色工具有多么好的技术，也不能造出与其完全一样的东西。 气候的另一种影响在于可以减少生产者的物质需要。在热带地区，即使住房条件较差，衣着较少，人们也可以过得很舒服；在寒冷的气候下，燃料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但在热带地区，除了供工业使用外，即使没有燃料，人们也可以生活。热带地区的人们需要的食物也较少；这一点早已被经验所证明，理论是这样来加以说明的；我们所消费的大部分食物并不是实际滋养人体器官所需要的，而只是用于保持体温，用于给予生命机能必要的刺激，而这些在热带气候下空气和阳光便可以充足地提供。所以，在热带地区，无须象其他地方那样，为获得简单的生活必需品而花费很多劳动；如果其民族特性没有诱使他们把这些有利条件耗费在过快地增加人口和贪图安逸上，他们就拥有较多的劳动可用来达到更崇高的目的，获得更高级的享受。 在有利的自然条件中，除土壤和气候外，还必须提到丰富的矿藏，特别是如果这种矿藏位于交通便利的地方，不用花太多劳动就可以开采的话。例如英国的煤田，这种有利条件对某居民来说可以补偿气候上的不利；还有英国和美国拥有的高品位和浅埋藏的富饶的铁矿资源，这些资源紧挨着可供炼铁使用的煤田。在山区和丘陵区，丰富的水力资源可大大补偿这些地区通常由于土地贫瘠所处的不利地位。但最大的有利条件也许是位于海边，特别是当伴随有良好的天然港口时。第二大有利条件是拥有大的通航河流。这些有利条件固然只在于节省运输费用，但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不会充分理解这会带来多么巨大的经济利益；若不想一想交换和所谓分工对生产的影响，也无法对带来的经济利益作出充分的估计。这种有利条件十分重要，常常足以补偿土壤的贫瘠和几乎每一种不利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那时劳动和科学还不能提供能和自然相匹敌的人工交通手段。在古代和中世纪，最繁荣的社会不是疆土最辽阔、土地最肥沃的社会，而是这样一些社会，这些社会由于土地贫瘠而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有利的海洋性地理位置，如雅典、提尔、马赛、威尼斯、波罗的海沿岸的各自由城市就是这样。 关于有利的自然条件，就谈这些。若其他条件相同，则有利的自然条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会被人所低估。但是经验证明，有利的自然条件对一个社会所起的作用不会比命运和地位对人的性格和能力起的作用更大。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拥有最佳气候和土壤的国家并非就是最富强的国家，反而（就人民大众来说）通常属于最贫穷的国家之列，不过全体人民在贫困之中倒也过得挺快活。在这些国家，人只要有点东西吃就能活下去，穷人很少感到焦虑，气候使人活着就很舒服，人们最喜欢的奢侈生活就是游手好闲。在感情发出呼唤时，他们也有旺盛的精力，但却不表现在坚韧不拔的劳动上。因为他们不那么关心远大目标，未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制度，因而对产业的热情由于其成果得不到良好的保护而被进一步削弱。成功的生产同很多其他成就一样，更多的是依靠人的素质，而不是工作环境。活跃的体力和脑力是在艰难困苦中而不是在安逸舒适中培养起来的。因此，侵犯和征服别人并使别人为自己劳动的部落，大都是兴起于困厄之中。他们或者生活在北部的森林之中，或者象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用人为的严格军事纪律来创造艰苦的条件。自从现代社会环境中断了这种纪律以来，南欧再也没有出现过征服者的国家。尚武精神以及思辨活动和工业活力，这一切的重心都转移到了自然条件较差的北方。 因此，我们可以把较大的劳动干劲列为生产力较高的第二个原因。这种干劲不能只有五分钟热度，而应是有规律的和习惯性的。北美印第安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毫无怨言地承受大量暂时性的疲劳和痛苦，更能使其体力和脑力处于长时间的极度紧张之中。然而，众所周知，只要他能从当前需要的压力下获得一点喘息时间，他就会懒散起来。个人或国家在强烈短暂的刺激下能够和愿意进行的努力差别并不大，差别在于为远大目标所作的努力，和日常坚持不懈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品质是人类取得任何伟大进步的必要条件。为使野蛮人开化，必须激发起新的要求和欲望，即令是不很高尚的要求和欲望，只要能刺激他们的体力和脑力进行稳定而有规律的努力。如果牙买加和德梅拉拉的黑人在获得解放以后象所预料的那样仅仅满足于享有生活必需品，不肯多干一点儿活（因为在人口稀少而富饶的热带土地上，只要干一点儿活，就足以维持生存），则虽然他们也许不会比原先的奴隶状态更为不幸，但却会陷入更加野蛮的境地。最常用的诱使他们工作的方法，是利用他们对精美衣着和个人首饰的喜爱。没有人会支持培养这种嗜好，在大多数社会中，沉溺于这种嗜好只会带来贫困，而不会带来富裕。但就黑人的精神状态来说，只有这种嗜好能刺激他们自觉地从事经常性劳动，从而养成和保持自觉劳动的习惯，然后才谈得上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在英国，需要向人们灌输的，不是对财富的欲望，而是如何更好地使用财富，如何正确看待财富所买不到的或无需财富便可以获得的欲望对象。如果真想改善英国人的性格，不论是使他们有更高的抱负，还是仅仅使他们更正确地评价眼前的欲望对象，就得减弱他们追求财富的热情。然而，却没有必要减少那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实干精神，英国最优秀的工人都具有这种精神，这是他们最宝贵的品质。 值得向往的是一条中庸之道，但人类却常常未认识到这一点，即劳动时应竭尽全力，特别是要倾注全部心智；但若仅仅是为了赚钱，则一天劳动的时数要少些，一年中劳动的日数要少些，一生中劳动的年数要少些。 决定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第三个要素，是社会拥有的技能和知识，不论是劳动者本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还是劳动管理者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工人灵巧的双手、管理者的才智以及有关自然力和物体性质的知识（这种知识可转而服务于工业），都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的效率，这一点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同样不言自明的是，一国人民的劳动生产力是受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知识的限制的。技术知识的进步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会使同样数量和同样强度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技术改良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工具和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在本书中无需专门详细论述技术改进是如何提高产量和节约劳动的。巴巴奇先生在其著名的《机器和制造业经济》一书中已科学地且通俗地对此作了说明，并列举了许多实例。该书用整整一章 的篇幅列举实例，来说明机器在“发挥人力所达不到的力量，和进行人手所不能完成的精细操作”方面的功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例子来说明劳动不靠工具的帮助是无法发挥作用的。没有蒸汽机或其他机器驱动的水泵，在许多情况下就排不掉矿井中聚集的水，这些矿井未挖多深就会报废；没有大小船只，就永远无法跨越海洋；没有某种工具，就砍不倒树，也不能穿凿岩洞。要耕种土地，就得有犁，至少得有锄头。不过，迄今为止人类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只要有非常简单和原始的工具提供帮助就足够了；后来的发明主要是使活儿能干得更好，特别是能大大减少劳动量，由此而节省的劳动可用于别处。 知识对生产的帮助，决不限于使用机器这一种方式。在农业和园艺中，除犁和少数另外几种简单农具的发明和不断改进以外，机器只是现在才开始表明它能从事某些重要工作，最伟大的农业发明在于对土地本身和生长在土地上的植物直接应用更合理的农艺：例如采用轮作法，以避免土地每隔两、三季便休耕一季；为提高地力而施肥，以恢复因种植作物而消耗掉的肥力；翻耕表土和底土，为表土和底土排水；把泥塘和沼泽地改造成可耕地；以经验证明值得采用的各种方法对植物和树木进行修剪、整枝和支撑；若不惜花钱，还可以蔬种或移栽以及将根和种子四周的土壤弄得更细。在制造业和商业中，一些最重要的改良带来的益处是节约时间，使劳动和支出能更迅速地获得收益。另一些改良带来的益处则在于节省原料。 关于较高的知识水平对增加社会财富的作用，因为最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从象铁路和轮船这样惹人注目的事例中看到，故无需作多少说明。尚未被人们十分理解和认识到的一件事，是知识在人民当中的广泛传播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企业管理人员，甚至多少需要运用一些脑力的技职人员总是供不应求的，这可以从付给这些人员的薪水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之间的巨大差别看出来。头脑简单和缺乏条理使大多数劳动者糊里糊涂，连生活也安排不好，大手大脚，马里马虎，什么都没有计划，因而他们必然只能从事低级劳动，劳动效率低下。普通教育的重要性，即令从这有限的方面来看，也是值得政治家们，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家们，给予充分注意的；因为据一些常年雇用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而又善于观察的人说：他们常常发现其他国家的工人无需指导就表现得很聪明，而英国的劳动者除了伐木或打水外，从事任何其他工作，都得先接受有关的教育然后才能动手干，尽管他们大都是靠自修来接受这种教育。苏黎世的埃歇尔先生（一个工程师和棉纺织家，雇有不同民族的工人近两千名）在其1840年提供的有关培训乞儿的证词（见《济贫法委员会报告》）中，将英国工人和欧洲大陆工人做了一番对比。我相信，所有具有类似经验的人都会同意他所作出的结论。 “意大利人头脑敏捷，这表现在他们能很快理解任何放到他们手中的新活计的说明书，能迅速理解雇主的意思，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在这方面他们比别国工人要强得多。法国工人具有类似的自然素质，但略差些。我们发现，英国、瑞士、德国和荷兰工人在理解力方面要迟钝得多。毫无疑问，作为工人来说，英国人比较受人喜爱，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全都是专门人才，在有关的领域受过较好的训练，并能集中思想干工作。不过，若是挑选业务人员或一般职员，挑选雇主身边的人员，我则宁愿要撒克逊人和瑞士人，特别是撒克逊人，因为他们受过很全面的普通教育，这使他们的知识面超出某一专门行业，稍加准备，就能拿得起交给他们的任何工作。如果我让一个英国工人安装蒸汽机，他就只会安装蒸汽机，而对于机械领域的其他事情或其他分支，不论与蒸汽机关系多么密切，他都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不知应采取什么适当的措施，提不出合理的建议，甚至连工作报告也写不清楚。” 关于劳动阶级的教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埃歇尔先生说：“我们发现，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在每一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道德品质。首先，他们不酗酒；在享乐上很谨慎，他们的享乐是有理性的和文雅的；他们喜欢与上层社会交往，表现得彬彬有礼，因而很容易被上层社会所接受；他们喜欢音乐，喜欢读书，喜爱风景，并结伴到乡间旅行；他们是节俭的，不仅为自己省钱而且还为主人省钱；因而他们是诚实和值得信任的。”在回答有关英国工人的问题比埃歇尔先生说：“就他们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作来说，他们是最有技术的，但就品行来说，他们却是最伤风败俗、最放荡和最不守秩序的，是我们所雇用的各国工人当中品行最差、最不诚实的工人。我的这些话，表达了曾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个欧洲大陆制造商的经验，特别是英国制造商的经验，他们的怨气最大。这些堕落行为不会出现在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身上，而是出现在另一些英国人身上，所受的教育越少。堕落得越厉害。未受过教育的英国工人，在英国被雇主用铁的纪律束缚着，一旦他们解脱出来，受到大陆上有教养的工人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文雅而友好的对待，他们就忘乎所以了，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很快就变得无法无天，不堪雇用了。”这一观察结果为英国本身的经验证实。一旦平等观念进入未受过教育的英国工人的头脑，他的头脑就会被搅乱。他不再卑屈顺从时，便目空一切。 劳动者的道德品质对其劳动的效率和价值来说与智力是同等重要的。且不说放纵对其体力和脑力的影响，且不说轻浮毛躁的脾性对其工作干劲和持久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再加以说明），只是好好想一想他们劳动的总效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诚实可信。现在要花费大量劳动监督或检验工人的工作，在这样一种辅助性职能上花费多少劳动，实际上就会减少多少生产性劳动，这种职能并不是事物本身所需要的，而只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不诚实。大量的表面预防措施不会有多大效力，因为当前在几乎所有使用雇佣劳动者的地方，只要略微放松一下警惕，就会有人乘机不履行合同。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对人类的好处，表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方面的好处也许是最微不足道的，但即使如此，也是无限大的。让我们只看一下人类的不诚实所造成的财富浪费中最明显的那部分；在所有富裕社会中，都有一些居民靠掠夺或欺骗他人为生；其人数无法可靠地查清，但按最低估计，在象英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供养这些人是国民产业的一个直接负担。由于有这样的人而不得不承受的第二个负担，是警察机关，整个惩罚和刑事机关以及部分民事审判机关。收费昂贵的律师业，就其工作并非由律师自己制造的法律漏洞造成的而言，主要是靠人类的不诚实来维持的。随着整个社会诚实程度的提高，所有这些花费会逐渐减少。但这只是单纯的节省，而如果劳动者诚实地完成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雇主精神振作，感到心里很有底，信心十足地安排各项工作，确信工人会很好地干活，那就会大幅度提高产量，节省大量时间和开支，由此而带来的利益不知要比单纯的节省大多少倍。人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互信任，就有可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开展协作。在一些具有一流工业能力的欧洲国家，妨碍做大生意的最严重障碍，是很少有人在收付大笔款项方面值得信任。商人对有些国家的商品是怀有戒心的，因为他们无法相信货物的质量是否同样品一致。在英国的出口贸易方面，这种目光短浅的欺诈行为并非很少见。大家都已听说过“魔鬼的灰埃”。巴巴奇先生列举了许多这类事例，其中之一是某一外贸部门由于伪造和欺诈行为过于普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巴巴奇先生在其著作中也列举了许多事例，用以说明商业交往可以从已得到证实的信誉中得到多么巨大的利益。“在我国的某个最大的城镇，每天做成许多规模很大的买卖，但有关各方却无需交换书面文件”。请想一想，这种相互信任为该市的生产者和商人节省了多少时间、麻烦和费用，给每年的交易活动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好处。“上次战争（译者按：指1792—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当英国的制造品受到欧洲大陆排斥时，已确立的信誉在产生信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一家大公司曾和德国中部的一家商号有大量的生意来在，但在大陆港口不进口我国的制造品时，所有违反柏林和米兰禁令的人都将被课以很重的罚金，然而，这位英国制造商却继续接到订货单，接到说明如何托运，说明将何时付款和以何种方式付款的信件。这些信件的笔迹他是熟悉的，但往往只签有商号中某人的教名，有时甚至根本没有签名。他执行了这些订货单，而且没有一次未按时得到付款。” 在决定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的次要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安全感。这里所说的安全感，是指社会为其成员提供全面的保护而使人感到很安全。这包括政府提供的保护和针对政府的保护。后者更为重要。若一个人被人知道拥有一定资产，总担心随着局势的每一次动荡会被贪得无厌的政府官吏夺走，那就不大可能会有很多人努力生产多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这是亚洲很多一度很富庶的地区陷于贫困的公认原因。从这里到欧洲治理得最好的地区，安全感按程度来说可以分很多层次。大革命以前，在法国的很多省份，残酷的土地税收制度以及无法抗拒的横征暴敛，使每个耕作者不得不装出穷困的样子，因此而不好好种田。只有一种不安全感会完全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那就是政府或政府官吏造成的不安全感。对于所有其他掠夺者的掠夺，还有靠自身进行防卫的可能。古代世界的希腊和希腊殖民地、中世纪的佛兰德和意大利，并未享有现代意义上的安全感，社会动荡不安，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但它们是自由国家。人民通常既不受其政府任意的压迫，也不受其政府有组织的掠夺。各项制度使个人焕发的活力，足以对外敌进行成功的抵抗，因而这些国家的劳动具有特别高的生产力，在它们仍是自由国家时，财富也在不断增长。罗马的专制统治结束了整个帝国内部的战争与争吵，使人民摆脱了以往的不安全感。但是因为专制统治残酷掠夺本国人民，人民变得衰微贫困了，以致后来被野蛮的但却是自由的侵略者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们不愿再战斗或劳动了，因为政府不再允许他们享有他们战斗和劳动的成果。 现代国家中人身财产的安全感大多是来自习俗和舆论，而不是来自法律。在现代或近代的一些欧洲国家，君主虽然从名义上说是专制的，但是由于公认惯例的约束作用，事实上没有一个臣民感到会出现政府随意没收其财产或向他们征收贡品的危险。然而，由于专制统治的一般特征是缺少公开性，因而在这种统治下，必然无法克服下级官吏很多小量的勒索和其他暴行。在英国，人民受到了制度和习俗的较好保护，得以免受政府官吏的敲诈勒索；但是人们能免受其他坏蛋的侵害，靠的却不是惯例和制度。当法律要收取令人咋舌的费用才能保护财产，以致人们宁愿财产受损也不要这种保护时，便不能说法律提供了这种保护。在英国，财产的安全靠的是舆论（除受到公开的暴力威胁外）和对揭露的畏惧，这些比法律和法庭的威力还要有用得多。 除了社会对合法财产提供的保护不完善以外，不良的制度还以许多其他方式妨碍国家生产资源得到最佳利用。我们将随着讨论的深入提及很多这方面的事例。在此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劳动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其劳动成果；社会协议是否有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要看能否使每个人的劳动报酬尽可能与其所作的贡献成比例。所有只有利于一个阶级或一类人的法律或惯例，由于会妨碍其他人追求幸福，会把劳动和劳动成果分离开来，因而是违背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的，会降低社会的总生产力，尽管还可以根据其他各种理由谴责这种法律或惯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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