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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述可以看出，生产的增长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资本的不足，一是土地的不足。生产的增长陷于停顿，要么是因为实际积累欲望不够强烈，不能促进资本进一步增加，要么是因为虽然拥有多余收入的人们有可能将收入的一部分节约下来，但由于社会所能支配的土地是有限的，使用追加资本所得到的报酬不足以抵偿他们为此所作的节省。 在一些国家，如亚洲各国，积累的观念很淡薄；除非受到巨大收益的引诱，否则人们既不肯储蓄，也不肯为储蓄而工作，甚至如果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得到高额收益，他们也不肯储蓄；由于既没有充足的资本也无足够的远见卓识来采用新发明的机械，借以用自然力代替人力，致使生产仍很不发展，仍很原始；从经济上说，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劳动热情，提高实际积累欲望。方法首先是要改善政治制度；使财产更加安全；降低赋税，不再以税收名义任意勒索人民；采用更持久、更有利的土地使用制度，以尽可能保障耕者所花费的劳动、技能和经济方面不可分割的利益。其次是要提高公众的知识水平；破除阻碍发挥劳动积极性的习俗和迷信；促进精神活动的发展，使人们热心于实现新的欲望。第三是要引进外国技术，以把追加资本的报酬提高到与低积累欲望相适应的水平；输入外国资本，这可以使生产的增加不再完全依靠本国居民的节俭和远见，同时还可以对他们起示范作用，这些即令并未改善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而仅仅是灌输了新思想和打破了习惯的束缚，也会使他们产生新的需要和新的欲望，更多地为将来考虑。这些方法在不同的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的亚洲居民，并且也适用于文明和工业程度较低的一些欧洲国家，如俄国、土耳其、西班牙和爱尔兰。 但在另一些国家（英国居于这些国家的首位），劳动热情和实际积累欲望则无需任何鼓励；人们为了少量酬劳就会辛辛苦苦地工作，为了少量报酬就会拼命节省；虽然劳动阶级的节俭远未达到所要求的程度，但富裕阶层的积累欲望却太高了，需要的不是鼓励，而是予以降低。在这些国家，如果资本的增加不是由于报酬的锐减而被制止或陷于停顿，资本永远不会短缺。正是报酬不断递减的趋势，使得生产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生产者状况的恶化；这种趋势是土地生产的必要和固有条件带来的结果，最终会使生产的增长完全停顿。 在所有已超越了农业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粮食需求的每一增加，如果生产不同时得到改进，就总是会减少每个人按公平分配得到的份额。若缺少未占用的肥沃土地，又不进行有助于降低商品价格的改进，那就只有靠超比例地增加劳动才能增加生产。居民必须更辛苦地劳动，或减少粮食的消费，或牺牲一部分其他享受来换取通常所需的粮食。如果尽管人口有所增加，可这种必要性却被推迟出现，那是由于有利于生产的改良在继续，由于人类提高劳动效率的发明在与大自然进行着势均力敌的斗争，一旦原有的资源被人类的需要耗尽，就会从难以驾驭的自然力中索取到新的资源。 由此可得出这样一条重要推论，即并非象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财产很不平等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限制人口。在任何一种文明状态下，较多的人口从整体上说都不会象较少的人口过得那样好。人口过多会使人受到惩罚，并不是由于社会的不公，而是由于大自然的吝啬。财富的分配不公甚至不会加剧灾难，最多只不过是使人稍微早一点感觉到灾难。有人说：“口”的增加会带来“手”的增加。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新的“口”需要和老的“口”同样多的粮食，而新的“手”却生产不出同样多的粮食。如果所有生产手段作为共同财产由全体人民所拥有，产品在他们之间绝对平均地分配，如果在这样组成的社会中，劳动干劲和现在同样大而且产品也同样地丰富，则将有足够的产品使全部现有人口都过得很舒服；但在这种条件鼓励之下，若人们的习惯保持不变，则毫无疑问，只需20年略多一点的时间，人口就会翻一番，到那时，人们的情况将会怎样呢？除非生产技术在同一时间内得到了空前巨大的改进，否则就得求助于贫瘠的土地，就得在优质土地上进行更费力和收获很少的耕作来为这样多的人口获取粮食，这必然会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比以前穷。如果人口继续以同样速度增加，则每个人很快就会只拥有生活必需品，接下来每个人很快就会连充足的生活必需品都得不到，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将会被死亡所阻止。 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任何其他时候，劳动生产率能否得到提高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改善，均取决于人口的增长是快于还是慢于改良的速度。在已经达到某一人口密度，已获得了劳动联合的主要好处以后，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就只会损害人民的平均生活状况；但是，改良具有相反的作用，可使人口增加时生活状况不恶化，甚至还不断地有所改善。改良在此处必须从广义上去理解，不仅包括新的工业发明，或原有发明的推广应用，还包括制度、教育、舆论以及一切人类事务上的改进，只要给予了生产新的刺激或新的便利，就应包括在内。在一国的人口有所增长，从而需要增加产量时，若该国的生产力相应提高，那就无需靠耕种劣质土地来增加产量，也无需靠在报酬递减的情况下向原有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增加产量；或者不论怎样，随着改良的推进，工业劳动的效率会提高，由此而可补偿地力的下降。增加的人口必然靠上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维持生活，并可以过得同以前一样好。但是，如果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停止增长或受到削弱，而人口却不放慢增长速度，如果控制自然要素的力量保持不变，却要求自然要素提供更多的产量，那么，除非平均说来每个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或平均说来减少每个人从总量中得到的份额，否则增加的人口就不会得到较多的产品。 事实上，在某些时候人口的增长快于改良，而在另一些时候改良则快于人口的增长。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的人口增加得很慢；但改良至少在农业方面似乎更慢，因为虽然并未出现使贵金属降价的任何情况，可谷物的价格却大大上涨了，英国由谷物出口国一变而为进口国。不过，这一证据并不具有结论性，因为在该世纪的前半叶丰年很多，而在后半叶丰年则不多，由此而使谷物价格在后一时期不断上涨，尽管社会的进步处于正常状态。在此时期制造业的改良或进口商品成本的降低，是否补偿了土地劳动生产力的下降，这一点尚不能肯定。但自从瓦特、阿克赖特和他们的同时代人完成了伟大的机械发明以来，劳动得到的报酬很可能增加得同人口一样快，而如果报酬的增加并未引起人类固有繁殖能力的增强，则还会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在以往的二、三十年间，农业生产进步得如此迅速，以致土地产量的增加超过了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增加；甚至在谷物法的废除暂时大大减轻了人口对生产的压力以前，谷物的平均价格就已明显降低了。但是，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改良会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甚或超过人口的实际增长，可是毫无疑问，改良永远不会达到人口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如果不实际限制人口，便无法阻止人类生活状况的普遍恶化。如果人口受到较严格的限制，而改良照样进行，则对整个民族或人类来说，就会有比现在多的产品。改良从自然界那里榨取的更多产品不会全部用于供养新人口。虽然总产量不会大大增加，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却会提高。 如果一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改良的速度，那就必须耕种劣质土地才能满足增加的需求，该国获取生活资料的条件就必然愈来愈不利；此时，如果人口的增长速度仍和以前一样，该国可以采用两个权宜之计来缓解这一矛盾。一个办法是从国外进口粮食，另一个办法是移民。 从外国进口较便宜的粮食同采用农业发明以低廉的成本在国内生产粮食是一样的。它同样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以前是用一定数量的劳动种粮食而得到一定数量的粮食；现在则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棉花、器具或其他商品，而可以交换到更多的粮食。这种改进同农业上的发明一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换回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但在这种情况下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样，要不了多久事物就会恢复原样；退下去的潮水会马上又涨上来。诚然，当某一国家从全球的广大地区获取其粮食供应时，地球该小角落人口的增加只会对如此广阔的地域产生很小的影响，以致该国人口可以翻两番或三番，而不会感觉到生产的发条被上紧了，也不会感觉到整个世界的粮食价格有任何上涨。但是这忽略了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能输出谷物的地区并不是整个地球，而只是地球上的某些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或通航河流的两岸。在大多数国家，沿海地区是最先有人居住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因而很少会有多余的粮食。所以，主要的供应来源是某些通航河流（如尼罗河、维斯杜拉河或密西西比河）的沿岸地带；在地球的发达区域内，并没有很多这样的地方能在不加剧对土地生产力榨取的条件下无限期地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在当前的交通状况下，要从内地获得大量的谷物供应，在很多情况下是办不到的。靠改善道路、开凿运河和修筑铁路，最终会克服这方面的障碍，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除美国外，在所有粮食输出国中，这方面的进展都非常缓慢；而除非人口的增长受到非常有效的限制，美国粮食生产的增长也无法和人口的增长保持同步。 其次，即令供应来自输出国的全部地区，而不仅仅是其一小部分地区，所能供应的粮食数量也是有限的，并且不可能在不增加生产费用的情况下得到供应。粮食出口国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国家的实际积累欲望较高，另一类国家的积累欲望则较弱。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实际积累欲望较强，资本迅速增加，粮食生产或许会很快扩大。但在这些国家，人口也增长得异常迅速。它们的农业不仅要供养输入国不断增加的人口，而且还要供养它们本身不断增加的人口。因此，它们必然会很快被迫耕种较为贫瘠、较远和交通不大便利的土地，并且不得不象古老国家那样采用劳动生产率较低和花费较大的耕作方式。 但是，粮食价格低廉而产业又繁荣兴旺的国家很少，只有那些已将文明生活方式成熟地移植到富饶且未开发的土地上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古老国家当中，只是产业非常落后的国家才能出口粮食，因为在这些国家，资本和人口尚未增长到会使粮食涨价的程度。俄国、波兰和多施河平原就属于此列。在这些地方，实际积累欲望较弱，生产技术很不完善，资本短缺，资本增长，特别是国内资本的增长很缓慢。当向其他国家出口粮食的需求增加时，只能逐步提高粮食产量来满足这种需求。英国用来交换谷物的棉布和金属制品，俄国人和波兰人目前在国内并不生产。他们没有这些也行。生产者会因市场向他们的产品开放而受到刺激，加强努力，总有一天可以指望从这种努力中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在由农奴或刚刚脱离奴隶状态的农民构成农业人口的国家内，人们的脾性对增强努力来说，并不是有利的。甚至在当前剧烈变革的年代里，人们的脾性也不会迅速改变。如果要靠增加资本支出来提高产量，这些资本要么必须在新商品和更广泛的交往（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很可能会迅速增加）的刺激下靠缓慢的节约过程来获得，要么必须从外国输入。如果英国要从俄国或波兰得到迅速增加的谷物供应，英国的资本就必须输入这些国家来生产这些谷物。然而，这样做会有很多困难，遇到很大的阻碍。其中包括语言的不同、风俗的不同和由国家制度与社会关系造成的许许多多障碍；而且最终输入的资本会不可避免地刺激当地人口的增长，靠这些资本所增产的几乎全部粮食很可能在未运出国前就被消费掉了；因此，如果这不是引入国外技术和思想以及给予这些国家的落后文明以有效刺激的唯一方式，那么，靠此方法来增加出口以及持续不受限制地增产粮食来供应其他国家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一国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此期间，不论是在供应粮食的国家还是在得到粮食供应的国家，人口都有可能大量增加。因而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在阻止粮价上涨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整个欧洲并不会比在某一国家更明显。 所以，只要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改良的速度，劳动报酬递减规律就不仅适用于粮食自给的国家，而且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从粮价最便宜的地方进口粮食的国家。当然，粮价的急剧下降，不论是用什么方法造成的，都会象技术上的突然改进一样，使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向后倒退一两步，不过这并不会改变事物的进程。伴随着粮食的自由进口也许会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带来的暂时性后果或许比粮食自由贸易的死硬反对派或忠实信徒所想象的要大。玉米是一种在数量上足以供养我国人口的产物，虽然其营养价值较低，但价格甚至比马铃薯还要便宜。如果用玉米代替小麦作为穷人的主食，粮食生产方面的劳动生产率将大大提高，家庭生活费用将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人口即使象美国的人口那样迅速增长，或许也得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赶得上粮食的这种巨大增长。 当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对其土地的生产能力（不是对其资本）造成很大压力时，除去进口谷物外，还有另一种补救方法。我指的是移民，特别是以殖民方式进行移民。这一方法本身确实是有效的，等于是向别处寻找无人居住的肥沃土地，如果国内有这样的土地，就可以在不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因此，如果所殖民的地区近在咫尺，而且人民的脾性惯于移居，该方法是完全有效的。从美利坚邦联的较古老地区向新地区的移民，实质上是一种殖民，由此而使整个美国的人口得以不受限制地增长，既来降低劳动的报酬，也未增加谋生的困难。如果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内地离大不列颠象威斯康星和衣阿华离纽约那么近，如果英国的过剩人口不用跨洋过海就能迁移到那里，而且都象其新英格兰亲属那样喜欢冒险，胆大妄为，不株守家园，那么，这些无人居住的大陆对联合王国就会象美国的新州对老州那样作出贡献。但是，即便如此，尽管组织得良好的移民是迅速减轻人口压力的最重要方法，尽管在象爱尔兰那样的例外情况下，即在马铃薯歉收、济贫法和全国性退佃的三重作用下，自发性的移民在发生危机时会比按国家制定的任何计划迁走的居民都多，可是仍然有待于经验来证明这种移民能否长期继续下去，能否象在美国那样完全消除每年增加的那部分过多的人口（在人口以最快的速度增长时，这部分过多的人口由于在短时期内超过了技术进步，会使社会上所有中等家境的个人生活更加困难）。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则即令从经济观点来看，移民也不能免却限制人口的必要性。我们在此处无法更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本书将在后面较详细地论述殖民这个大题目，讨论殖民所涉及的实际问题、殖民对于古老国家的重要意义以及殖民所应遵循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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