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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用语和学说，依然是所谓销售阶级（与购买者或消费者有别）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重商主义的用语中，最常见或最危险的用语莫过于“廉价销售”（undorsellins）一词。过去人们说，现在人们还是时常说，应以低价驱逐别国，而不是被别国所驱逐，这几乎好象是生产和商品在世间的唯一目的。数百年来，各国商人之间普遍存在着敌对情绪，而看不到各商业国家利害关系的普遍一致，即商业国家可以从相互的繁荣中得到好处。这种注重商业的精神在欧洲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曾是战争的主要原因，现在则是阻止战争的最强大因素之一。 虽然目前对于国际通商的性质和结果已有比较开明的见解，但是对商业上的敌对行为仍须用若干篇幅（尽管较少）来加以说明。国家象个体商人一样，在某些商品的市场上可能是利益相反的竞争者，而在另外一些商品的市场上，它们却具有较好的有来有往的顾客关系。通商的利益并非象过去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于商品的销售；但是，由于商品的销售是获得所购买的商品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诱使其他国家购取它的某些商品，它就不能获得通商的真正利益，即输入品；因此，其他国家的竞争越激烈，迫使它出售商品的价格越低（只要不是低得根本无法出售），则它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输入品的费用就越大。 上述论点在前面几章中已经作过适当的（虽然是附带的）说明。但是，因为这个论题在经济理论中和在政治家、商人和制造商实际担忧的事情中一直占有而且今后仍将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在结束国际交换问题以前，简单讨论一下有哪些能使各国以低价相互驱逐，是适当的。 甲国要在某一市场上廉价出售商品，将乙国完全逐出市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甲国在甲乙两国都输出的物品的生产上必须比乙国具有较大的优势；所谓较大的优势（如上文所详细说明的）不是绝对的，而是与其他商品比较而言的；第二，甲国对顾客国生产物的需求和顾客国对甲国生产物的需求的关系，从而国际价值的状态都必须是，甲国让给顾客国的利益多于竞争国（乙国）拥有的全部利益；否则竞争国仍能在市场上立足。 让我们回到前面设想的英格兰和德国之间以毛料和亚麻布进行贸易的假定上来。英格兰能够用与生产15码亚麻布相同的费用生产10码毛料，德国生产10码毛料的费用则与生产20码亚麻布的费用相等，而这两种商品系以某种中间的比例（比方说10比17）在这两国之间（运费除外）进行交换。如果没有另一国家愿以20码以上（不仅是17码以上）的亚麻布来同10码毛料相交换，德国就不会被逐出英格兰市场。如果另一国的出价在20码亚麻布以下，则这种竞争仅仅使德国不得不以较高的代价来换取毛料，而不会使德国无法输出亚麻布。因此，能以低价出声将德国逐出英格兰市场的国家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它能以低于德国的生产费用（与毛料相比）来生产亚麻航第二，它必须对毛料和其他英格兰商品具有极大的需求，致使它一旦独占市场，仍不得不给予英格兰很大的利益（比德国放弃它的全部利益所能给予英格兰的还要大），例如以21码亚麻布来换取10码毛料。这是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例如，如果在德国被逐出英格兰市场以后，由国际需求方程式规定的比率为18比10，那么，德国仍可参加竞争；这时，德国将是低价出售亚麻布的国家烟而，有可能达到某一点（或许是19比10），在那一点，两国都能够在英格兰市场上立足，而且可以按照新调整的交易条件，在英格兰出售足以偿付它们所需要的毛料或其他英格兰商品的亚麻布。同样，作为毛料输出国的英格兰，只有在存在如下竞争国的情况下才会被逐出德国市场，即，这个国家在毛料生产上占有较大的优势，因而能以10码毛料交换15码以下（不只是17码以下）的亚麻布，而该国对德国生产物的强烈需求，又使它不得不按这样的比例来进行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若再进行这种贸易，就必然会遭受损失；但是，只要还没有达到上述程度，英格兰就只是不得不以码数多于过去的毛料向德国换取较少的亚麻布而已。 由此可见，人们也许过于担心自己被永远逐出市场了。实际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不是完全丧失贸易，而是进行贸易的优势有所减少，由此而遭受损失的主要不是输出品的生产者或商人，而是外国商品的消费者。即使某一国家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在外国市场上出售毛料的价格略低于英格兰出售毛料的价格，这也不应成为英格兰毛料生产者担忧的充分理由。假定英格兰的生产者在外国市场上暂时失利，因而他们的输出减少；则输入将超过输出，贵金属的分配将有所变动，物价将下跌，从而他们的一切货币支出均将减少，他们也就能够再度同竞争对手竞争（如果这时的事态没有发展到上一段所描述的程度）。英格兰所受的损失不会落在输出商身上，而会落在消费输入品的那些人身上；这些人的货币收入总额减少了，但却不得不以同样的甚至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外国生产的一切物品。 我认为，上文已对“低价出售”的理论或基本原理作了正确的表述。有人会说，这种理论未考虑到我们常常听说的一些使一国被低价驱逐的原因。 按照上述学说，一国的某种商品被低价逐出外国市场，只是由于竞争国具有更为强烈的将其劳动和资本专用于生产这种商品的动机；这种动机是由如下的事实引起的，即，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而由此产生的利益可以在该国和顾客之间分配——全世界的产品总量因而会增加。因此，“低价出售”虽然使被驱逐的国家遭受了损失，但却使整个世界得到了好处；代之而起的商业较之被取代的商业，可以节省较多的人类劳动和资本，增加较多的人类共同财富。这种利益自然在于，能够生产品质较好的商品，或者能以较少的劳动（与其他各种物品相比较）来生产这种商品，或者能以较少的时间（如果不是以较少的劳动）、即缩短其所使用的资本的“滞留”（detention）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这种利益的产生，或者是由于自然的优势（例如土壤、气候和矿山的富饶程度），或者是由于劳动者先天的或后天的能力较强，或者是由于分工、工具或机械比较优良。但是，这个理论却完全没有考虑到低工资这一因素。而在通常流行的各种理论中，低工资正是人们爱讲的一国能“低价出售”的原因。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英国的生产者在外国市场上，甚至在本国市场上，都由于外国竞争者所付的工资较低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人们说，这种低工资使外国竞争者能够或者几乎总是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商品，从而将英格兰的制造商从没有受到人为保护的一切市场上驱逐出去。 在从理论上考察这种见解以前，把它当作一个实际问题花费一点时间加以考察，是值得的。的确，外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比英格兰低，但这种低工资是否给资本家带来了好处呢？根特或里昂的手工业工人每天挣得的工资或许较少，但是他所做的工作不也较少吗，如果考虑到效率的大小，他的劳动对雇主来说花费较少吗，虽然欧洲大陆的工资或许低一些，但是劳动成本——这是竞争的真正要素——不是几乎相同吗？具有鉴别力的行家们的意见似乎都是这样，而英格兰和大陆各国之间利润率的差别很小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是这样，认为英格兰的生产者会由于这一原因而被欧洲大陆的竞争者透出市场，这种看法就不合理了。只有在美国，这种看法似乎才是可以接受的。在美国，如果我们将工资一词解释为劳动者的日常收入，则劳动者的工资要比英格兰高得多；但是，美国的劳动生产力很高，劳动效率与使用劳动的有利环境相结合，使得这种劳动对于它的购买者具有很高的价值，以致美国的劳动成本还是低于英格兰；这一点，可以从美国一股利润率和利率都比较高的事实得到说明。 也是，即使从低劳动成本的意义上说，低工资真能使一国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在外国市场上出售商品吗，当然，我在这里说的低工资，是指该国所有生产性行业的工资都比较低。 如果提供输出品的某个产业部门的工资，由于人为的或某种偶然的原因而低于该国的一般工资率，这将成为在外国市场上〔销售输出品〕的一个真正有利的条件。它减少了这些物品相对于其他各种物品的比较生产费用，与减少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劳动具有同样的效果。试以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某些商品为例。在该国，烟草和棉花这两大输出品是由奴隶劳动生产的，而粮食和制造品则一般是由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或领取工资的自由劳动者生产的。尽管奴隶劳动的效率很低，但是不容置疑，在自由劳动的工资很高的国家，驱使奴隶干活对资本家来说是很有利的。不管对资本家有利到什么程度，这种较低的劳动成本（不是普遍如此，仅限于某些行业）都会使产品的价格在国内市场和外国市场上降低，恰如它们是以较少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一样。如果南部各州的奴隶全部获得解放，而且他们的工资上升到美国自由劳动者收入的一般水平，那么，该国也许不得不从输出品目录中删去这些由奴隶生产的物品，而肯定不能再按照往常的价格在外国市场继续出售。这些物品的价格低廉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可以与生产或输出方面的奖励金引致的价格低廉相比拟，或者，如果考虑价格低廉的由来，与赃物的价格低廉相比拟更为恰当。 还有一种利益，虽然从道德上说不同干上述利益，但在经济上却类似于上述利益，这就是家庭工业所具有的利益；有些家庭利用闲暇时间织布，这些家庭不靠这种工业产品来维持生计，因而只要他们觉得值，他们就会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自己所织的布。我在论述另一问题时曾经提到的苏黎世州的一份报告书中，有如下一段叙述：“苏黎世的劳动者今天是制造业者，明天又变成农场经营者，他们的职业随季节而变化，循环不已。制造业和耕作并进，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质朴而未受到教育的瑞士制造业工人之所以总是能够持续进行竞争，之所以能面对经济和技术（这是更重要的）力量都很强大的企业而不断发展壮大，个中秘密，当可从这两种职业的结合中发现。即使在苏黎世州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也只有七分之一的家庭是专门从事制造业的；七分之四的家庭是兼营制造业和农业的。这种家庭制造业的有利方面主要在于：它可以与其他一切副业相容，或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认为它只是一种补充性的职业。在冬季，工人全家在住处从事家庭制造业，但是春天一到来，担负早春田间劳动的人们就放弃室内工作；许多织布机停止运转；随着田间劳动增多，家庭成员先后参加，到了收获时期，即所谓“农忙期”，终于全家的人都手执农具；但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以及在其他一切空闲的时间，小屋内的工作重新开始；而当不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再次到来时，人们又按上述顺序逐渐回到室内工作，直到全家的人都重新开始进行这种工作。” 就这种家庭制造业来说，决定各国之间交换的比较生产费用，要远远低于所使用的劳动量。家庭制造业工人的实际生活费用，如果有赖于其织布机的收入，那也只是部分地依赖这种收入，因此，即使他们得到的报酬低于可能长期存在于各种职业中的最低工资（劳动者必须借此维持全家开支），他们也会继续工作。他们不是为雇主而劳动，而是为自己而劳动，因此，除了购置织布机和原料的少量费用以外，可以说不需任何费用就可以从事制造；而所生产的产品可以卖很低的价钱，因为他们并不以此为生，只要所得到的报酬足以使他们将闲暇时间用于这种社会工作而不感到厌烦就行了。 上述奴隶劳动和家庭制造业这两个事例，说明了在什么条件下，低工资可以使一国在外国市场上廉价出售它的商品，从而将竞争国逐出这个市场，或者避免被他们所驱逐。但是，如果低工资通行于一切产业部门，该国就不能得到这种利益了，普遍的低工资决不会成为任何国家将竞争国逐出市场的原因，普遍的高工资也决不会阻碍任何国家将竞争国逐出市场。 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前面已经讲过的一条基本原理上来。在一国内部，普遍的低工资不是低物价的原因，高工资也不是高物价的原因。一般物价不会因工资提高而上涨，如同它不会因一切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增加而上涨一样。对一切商品发生同等影响的费用，对物价毫无影响。如果宽幅毛料或刀具的制造者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而其他的制造者都没有这个必要，那么，他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正如他必须雇用较多的劳动一样；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得到的利润就会比其他的生产者少，从而任何人都不会从事这种职业。但是，如果任何人都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或者任何人都必须雇用较多的劳动，则这种损失大家都必须忍受；因为这种情况对任何人都具有同样的影响，谁都不能指望通过改变职业而得以避免，因此，每个人只好听任利润减少，而使物价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同样，普遍的低工资，或劳动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不会使物价降低，而只会使利润提高。工资（在这里，工资一词是指劳动成本）下降，为什么生产者要因此而降低价格呢，有人会说，他是由于想挤进他的行业的其他一些资本家的竞争而被迫降低价格的。但是，其他资本家也是支付较低的工资，他们同他竞争，除了他们所已获得的利益以外将一无所得。因而，劳动报酬的多少及所使用的劳动量，除为某种商品所特有，而非一般商品所共有者外，对商品的价值和价格都没有影响。 既然低工资在本国不是低物价的原因，也就不能使该国以较低的价格向外国市场提供商品。固然，如果美国的劳动成本低于英格兰，则美国可以按低于英格兰的价格向古巴出售棉制品，而仍能获得同英格兰制造商一样高的利润。但是，美国棉纺业主进行比较的对象不是英格兰制造商，而是美国的其他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同棉纺业主一样，都享有劳动成本低廉的利益，从而享有高额的利润。棉纺业主也一定要获得这种高额利润，而不会以英格兰的利润为满足。确实，在一定的时间内，他可以在那种低利润率下继续经营，而不愿改变行业；而且有时会在很长的时期内，在远比当初经营时所想象的为低的利润率下经营他的事业。劳动成本较低而利润较高的国家，虽然不能借此在削价竞争中击败其他国家，但是在遇到其他国家的削价竞争时却可以借此进行顽强不屈的抵抗，因为生产者往往在利润减少时仍能继续生产，甚至能扩大生产。不过，低劳动成本这一有利条件给予他们的好处仅此而已；一旦时势变化，他们能获得与国内其他资本家一样高的利润的希望显然无法实现，他们就不会长期坚持这种抵抗了。 有一种进行贸易、从事输出的社会，似乎有必要略加说明。这种社会几乎不能看作与其他国家进行商品交换的国家，而看作从属于一个较大社会而远离中心的工业或农业区更为恰当。例如，英领西印度殖民地就不能视为具有自己的生产资本的国家。如果曼彻斯特不在现在的地方，而在北海的某块岩石上（但现今的产业仍继续经营），则它仍会是英格兰的一个城市，而不是与英格兰进行贸易的国家：它会同目前一样，只是英格兰便于经营棉纺业的一个地区。同样，西印度群岛是英格兰感到便于进行糖、咖啡及其他一些热带商品生产的地方。那里运用的一切资本都是英格兰的资本；其所经营的几乎全部产业都是供英国人利用的；除了上述大宗商品以外，那里几乎不生产其他物品，而这些大宗商品运到英格兰，不是为了交换各种物品而输往殖民地，供当地居民消费，而是为了住在英格兰的业主们的利益，在英格兰销售。因此，英格兰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几乎不能看作对外贸易，而更类似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易，并受国内贸易原理的支配。殖民地的利润率当由英国的利润规定；预期利润在殖民地必然与在英格兰大体相同，外加对在远地从事冒险事业所遇到的困难的补偿；在作了这种补偿以后，西印度群岛生产物在英格兰市场上的价值和价格，应当象英国生产的任何商品一样。由生产费用决定（或者更确切地说，先前就应当这样决定）。在过去12年或15年间，这个原理曾被搁置不用；价格起初是由于供给不足（供给由于劳动不足而不能增加）而持续超过生产费用的比率；近来由于允许外国参加竞争，又导入了另一因素，致使西印度群岛的一些产品在削价竞争中被逐出市场，究其原因，与其说是那里的工资高于古巴和巴西，不如说是那里的工资高于英格兰；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则牙买加以古巴的价格售糖，虽然不能享有古巴那样的利润率，仍能获得英国那样的利润率。 还有一种基本上独立的小社会也值得注意。这种社会所赖以生存和致富的手段，几乎完全不是本地的生产物（除了船舶和港口设施外），而只是转运业和转口贸易，即购买某国的生产物，转售给其他国家，从中获得利润。例如威尼斯和参加汉萨同盟的一些城市就是如此。这种社会的情况是很简单的。它们不是将自己的资本用作生产工具，而是用以完成其他各国生产物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好处，即增加了产业总收入。增加的收入一部分付给代理商，以补偿必需的运输费用，另一部分则用来向他们所使用的资本和所运用的商业才能提供报酬。这些国家本身没有可以从事这种贸易的资本。在威尼斯人成为南欧一般商业活动的代理人时，他们几乎没有竞争者；如果没有他们，南欧就无法与世界其他地方通商，因而他们的利润实际上是无限制的，如果说有，那也只是无知的封建贵族初次看到自己不知道的奢侈品时所能够并愿意支付的价格。后来有了竞争，这种经营活动的利润同其他经营活动一样，也要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荷兰（一个有本国生产物并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国家）已开始从事转运业。欧洲其他国家现在也可以抽出资本，自行经营对外贸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荷兰国内的利润率较低，因此，它在为其他各国运送货物的时候，其加于货物原价上的费用，可以低于其他各国资本家运送这些货物时所需增加的费用；所以荷兰承担了所有这些国家的绝大部分外贸运输业务，尽管这些国家也象英格兰那样制定有阻止外贸运输业务被别国承担的“航海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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