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产业发展在使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同时，必然会使商品价值也发生变化。 前已提及，既不处于自然垄断、也不处于人为垄断之下的一切物品的经常价值，取决于这些物品的生产费用。但是，人类不断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支配自然的能力，使人类劳动的效率愈益提高，换句话说，使生产费用不断降低。发明只要使人们能以同样的劳动生产较多的商品，或者能以较少的劳动生产等量的商品，或者能缩短生产过程从而使资本垫付时间不必家过去那样长久，就会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但是，由于价值是相对的，如果生产上的各种发明和改进以同一程度普及于一切商品，价值就不会有任何变动。各种物品将以同过去一样的比率相互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类可以获得数量较多的物品作为他们劳动和节欲的报酬，但这一较大的数量却不象只有一种物品的生产得到改进时那样，可以用商品交换价值的降低衡量出来和表示出来。 至于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受影响，则视生产上的改进是否扩展到贵金属而定。如果生产费用普遍降低而货币材料属于例外，则其他一切物品的价值相对于货币的价值而言均将下降，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一般物价均将下跌。但是，如果人们能象获得其他物品那样，以较为低廉的生产费用获得较多的货币，则价格便同价值一样不会受到影响，市场上也不会显示出任何变化，唯一的变化是，（如果人们仍象过去那样劳动）各种商品的数量增加了，但由于货币的数量也增加了，因而商品价格仍和以前一样。 在产业进步中，不仅仅是生产上的改良有助于降低生产或至少是获得各种商品的费用。有助于降低生产费用的另一因素是世界各个地区之间交往的增加。随着贸易的扩大和试图以关税抑制贸易的愚昧做法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放弃，人类将愈益能够在花费劳动和资本最少的地方生产各种商品。随着文明的传播，随着世界上的未开化地区逐步建立起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制度，这些地方的生产能力将得以更充分地发挥，造福于当地居民和外来人。但是，许多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现在仍处于愚昧无知和管理不善的状态，它们要达到欧洲最文明地区目前的水平，也许还得经过许多世代的努力。而且，生产费用的降低还有赖于劳动和资本愈益向地球上未被占用的地区转移，人们通过运用现有的大量勘查手段已经查明，这些地方的土壤、气候和位置不仅能向产业提供很大的报酬，而且能为生产适合于各古老国家市场需要的各种商品提供很大的便利。固然地球上全体产业的效率很可能会由于科学和产业技术的推广而大大提高，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自由贸易的逐渐发展以及移民和殖民规模的日益扩大，却很可能成为降低生产费用的更有活力的源泉。 只要以上因素不被其他因素所抵消，则事物的发展就会使一国不仅能以越来越低的实际费用获得本国的生产物，而且能以越来越低的费用获得外国的生产物。实际上，如前所述，只要该国本身的出口产品的生产费用降低，该国就能够以较低的实际费用获得输入品。 但是，这些趋势真的不会被抵消吗？财富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真的只会使生产费用降低吗，财富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难道不会使性质相反的原因发生作用，以致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抵消、而且压倒前一类原因的作用，从而把生产费用的下降趋向转变为上升趋向吗？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原因是存在的，粮食和原料等几种最重要的商品就表现出了与上述趋向截然相反的趋向。这些商品的生产费用趋于增加。 这种趋向并不是这些商品固有的特性。如果人口静止不变，土地生产物的数量无须增加，生产费用增加的原因也就不存在。相反，人类还可以享受农业或附属于农业的各种产业的一切改良的全部利益，在这一点上，农产品和制造品之间将不存在任何差别。如果人口不增加，工业产品中生产费用有可能真正增加的，只是那些用不能再生，因而会耗尽或部分枯竭的原料生产出来的物品。这种原料包括煤和大部分（假如不是全部）金属，因为即使是铁（它是最丰饶和最有用的金属产品，并且是大部分矿物和几乎一切岩石的组成部分），就最富饶和最容易开采的铁矿来说，也是会枯竭的。 然而，当产业的发展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为人口增长留有余地时，人口总是增长的，而在人口增长时，人们对大多数土地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需求也会按比例增加。这时，我们已多次阐述的有关土地生产的基本法则（即，在一定的农业技术状态下，产品的增加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加）便会发生作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产品的生产费用，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对制造品来说，这种趋向是不存在的，制造品的趋向正好相反。一般说来，制造业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西尼耳先生甚至将如下一点说成是制造业的固有法则，即，在制造业中，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而在农业中，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高。然而，我不能认为制造业的规模越大、生产费用越低是一条法则，这是一种或然的或通常的结果，但决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于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仰绘于农业、矿业或土地的自然产物，因而就制造业的要素之一而言，它受与农业相同的法则支配；但是，未加工的原料费用在全部生产费用中通常只占很小一部分，因而该项费用即使可能存在一种递增的趋向，这种趋向也会被其他一切费用的不断减少（现在尚无法说出这些费用会减少到什么程度）绰绰有余地抵消。 再者，制造业劳动的生产力具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农业和矿业劳动的生产力则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增长和减退两种趋势，其生产费用由于生产方法的改进而减少，由于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因而，制造品的交换价值，与农产品和矿产品相比较，会因人口的增长和产业的发展而呈现必然而明显的下降趋势。货币是矿产品，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趋于下跌，这也是一条规律。现代国家的产业史，特别是过去100年的产业史，充分证实了这个断言。 农产品的绝对生产费用及比较生产费用是否增加，取决于两种具有相反作用的力量，即人口增长和农业技术改进之间的斗争。从整个世界来看，在一些（也许是大多数）社会状态下，农业技术和人口二者都是停滞的，或者增长得很慢，因而，粮食的生产费用几乎是静止不变的。在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里，人口的增长一般快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因此，粮食价格渐趋高昂；但是，有时农业的改进也会得到强有力的促进。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英国就曾呈现这样的情况。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最近农业技术的改进要比人口的增长快得多，以至尽管人口增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仍能以低于30年前的费用生产出来；谷物法的废除又绘予了改进精神另一种刺激。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在法国，农业的改进明显地超过人口的增长，这是因为，虽然农业的发展比较缓慢（除几个省外），但是人口的增长更为缓慢，甚至日益缓慢；人口的增加受到控制，不是由于贫困（它正在减轻），而是由于对未来生活的深谋远虑。 这两种具有相反作用的力量，在某一特定时期，哪一种占优势，可以相当准确地根据农产品的货币价格（假设金银块的价值不发生很大的变化）来推测，只要我们能根据足够多的年份计算出不受收成影响的平均价格。然而，这几乎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正象图克先生所指出的，即使在象半个世纪这样长的时期里，其所包含的丰年所占的比例也可能比应有的比例大得多，而荒年所占的比例则可能比应有的比例小。因此，单纯的平均数字，由于具有容易使人误解的“准确”的外衣，只会使人们得出更加错误的结论。仅取几年的平均数，并根据有关收获状况的估计加以修正，比相信较长时期的平均数而不加修正，发生差错的危险会小一些。几乎无须再说，在根据牌价下结论时，还应尽量考虑到贵金属一般交换价值的变化。 上面我们论述了社会进步对商品经常的或平均的价值和价格的影响。尚待考察的是，社会进步以什么方式影响它们的变动。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毋庸置疑的。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它们的变动。 在贫困和落后的社会里，例如在东方和中世纪的欧洲，公路和运河的缺乏、航海术的不完善以及交通的普遍不安全，阻碍了各种物品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输往价格高昂的地方，因此，同一商品的价格在相隔不很远的两地之间可能大不相同。价值最容易发生变动的，是直接受季节影响的那些物品，特别是很少运往远地的粮食。一般说来，每个地方都依赖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生产物。因而，在大多数年份，任何大国都会有某一地方出现粮食实际供应不足的现象。如果一国幅员辽阔，具有各种各样的土壤和气候，则几乎每个季节都必然对该国的某些地区是不利的；但与此同时，每一季节一般地说都对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有利，所以全国的总产量只会偶然出现不足，而且不足的程度会低于单个地区粮食不足的程度；而从全世界看，粮食供应的严重不足几乎从未出现过。因此，过去曾经发生饥荒的地方，现时只是供应不足，昔时有些地方粮食不足而另一些地方粮食过剩，现在则到处都有足够的粮食。 其他一切商品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安全而便宜的运输，使一地的商品不足能由另一地的商品剩余来弥补，价格只比正常价格高一些，甚至只略高于正常价格，因而价格的变动比过去缓和得多。这种作用由于所谓投机商人（他们的业务是购买货物转卖，以赚取利润）所拥有的大资本的存在而得到很大的促进。这些商人当然是在价格最低廉的时候买进各种物品，贮存起来，而在价格极高的时候将它们投放市场Z他们的这种投机买卖有助于使价格相等，至少有助于减少价格的不相等。如果没有投机商人，各种物品的价格就会有时大跌，有时暴涨。 因此，投机商人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一种非常有用的职能；而且（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他们当中对社会最为有益的，是那些对受季节变动影响的各种商品进行投机的人们。如果没有谷物商人，不仅谷物价格的变动会比现今大得多，而且在缺乏谷物的时期可能连必需的供给也得不到。如果没有人从事谷物投机，或者在没有商人的时候农场主不充当投机商人，则在丰收季节，除了必然发生的浪费以外，价格将无所限制或无所控制的下跌。能留下一年的剩余部分以补来年之不足，要归功于农场主或商人，前者不将谷物投放市场，后者则在谷物价格最低廉的时候购买谷物并贮存起来。 在那些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们当中存在着如下的看法，即，投机商人的利得常常是靠造成人为的供应不足取得的；他们是以自己的购买制造高价格，并借此取得利润。不难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果一个谷物商人从事投机性的购买，致使价格提高，而当时或其后除了他自己的活动以外不存在能使价格上涨的其他原因，那么毫无疑问，只要他继续购买，他的财富似乎就会增加，因为他所持有的物品的牌价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利得只有在他不想出售物品时才似乎为他所有。例如，假如他购买了100万夸脱[粮食]，储存起来不投放市场，因而每夸脱的价格提高10先令，那么当这100万夸脱运回市场时，其价格将回跌，回跌的幅度正好等干它们离开市场时上涨的幅度，谷物商人的最大希望只能是，除利息和各项费用以外不受其他损失。即使通过逐步的、谨慎的销售，他能将其所贮存的一部分〔粮食〕高价出售，他对其所购买的一部分〔粮食〕，也无可怀疑地必须支付高价。他还得冒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因为暂时的价格上涨很可能诱使其他的人（他们与价格上涨的起因毫无关联，如果没有这种上涨，他们根本不会进入市场）将他们的谷物运到市场，截取一部分利益。因而，他不能凭借自己造成的供应不足来牟取利润，他在谷物供应正常的市场上买进谷物以后，不得不在谷物供应过多的市场上出售，这种情况决不是不可能的。 一如个别投机商人不能靠他独自造戍的价格上涨牟利，众多的投机商人也不能靠他们的投机人为地造成的价格上涨共同获利。在众多的投机商人中会有某些人由于在转卖时间的选择上判断准确或者运气好而获利，但是，他们获得这种利益不是靠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是靠损害判断不那么准确的另外一些投机商人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是将其他人的投机所造成的价格上涨转变为自己的利益，而将价格回跌所带来的损失留给这些人。因此，无可否认，投机商人可以靠损害他人致富。但是，他们是靠损害其他投机商人致富，一部分投机商有所得，另一部分投机商就有所失。 如果对于某种商品的投机对全体投机商人都有利可图，那只是因为，在他们购买和转变的间隔期间，价格因与他们无关、但被他们所预见到的某种原因而上涨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购买使价格同没有这种购买时相比较早地开始上涨，从而使消费者感到匮乏的时期延长，但在价格涨到最高点时却会减少价格的变动，这显然对公众是有利的。然而，在这场合，我们是假设，他们对自己所盼望的价格上涨没有作过高的估计。因为人们进行投机性的购买，往往是预期需求将有所增加或供给将有所不足，而这样的预期最终往往不会成为事实，或即使成为事实，也不会达到投机商人所预期的程度。果如此，则投机不仅不会缓和价格的变动，反而会引起价格的变动（否则价格是不会发生变动的），或者使可能发生的价格变动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某些人可以靠投机得到很多利益，可是对全体投机商人来说，这种投机却是失败的。投机活动所引起的价格上涨，对全体投机商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因为价格由于他们的购买而提高，也将由他们的销售而以同样的程度降低；他们不但不能由此获得任何利益，反而不仅会白费力气和钱财，而且会由于人为地提高价格而抑制消费，或意想不到地使供给增加，因而几乎总是会蒙受更大的损失。所以，投机商人的交易在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候，总是有益于公众；虽然由于这种交易有时加剧了价格的变动（它们的重通常的作用是减少价格的变动）从而损害公众，但是，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遭受最大损失的总是投机商人。简言之，全体投机商人的利益同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由于投机商人不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就得不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促进公众利益的最好的方法，是听任投机商人完全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不否认，投机商人会加重某一地方的供给不足。他们在从农村收集谷物以供应城市的过程中，将粮食不足扩散到各个角落（否则那里是不会产生这种现象的）。在同一地方买进和卖出，有助于缓和供给不足；在一地买进而在另一地卖出，则会加重前一地方的供给不足，而减轻后一地方的供给不足（这里的价格较高，因而很有可能，按照我们的假设，受供给不足之苦更甚）。而这种痛苦总是极其冷酷地落在最贫苦的消费者身上，因为富裕的人们可以随意以较高的价格照常获得充分的供应。因此，总的说来，从谷物商人的交易中受益最大的是贫民。偶然也有意外：贫民由于这种交易而受到损害。农村贫民在冬季完全依赖谷物，因而这时谷物价格低廉对他们或许较为有利，即使谷物在春季供给不足，因为这时他们当可购得部分代用品。而在冬季他们却不能获得大量可用以代替主要粮食——做面包用的谷物的代用品；假如冬季可以获得大量代用品，那么到了春季，谷物的价格就会下跌，而不会象平常那样持续上涨到临近收获的时候。 在谷物商人和消费者之间，象在卖主和买主之间一样，总是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对立；粮食不足的时期，也是投机商人获得最大利润的时期，所以在这一时期他将成为人们（他们在他获利时受到损失）厌恶和忌妒的对象。然而，若以为谷物商人的业务可以给他提供极其巨大的利润，那就错了；他不是经常获利，而是在特定的时期获得利润，因而有时这种利润可能很大，但是，总的说来，竞争很激烈的行业，其获得利润的机会不会大于其他的各种行业。谷物商人在荒年获利丰厚，但其后往往出现的价格回跌，又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列入破产者的名单。1847年是谷物商人获利最多的年头，而该年秋季则成了投机商人破产最多的季节。在这风险最大的行业中，偶而获得的巨额利润被频繁的破产抵消了。如果谷物商人在粮食不足时销售谷物的价格低于消费者的竞争所确定的价格，那他就是为了博爱或慈善事业而牺牲了他的经营活动所应得的正当利润，因而也完全有理由要求具有同样资产的其他任何人作出这种牺牲。既然他的经营活动是有益的，因此激励他继续经营的各种通常的刺激因素就应当存在；同时，对于这种有益于公众但伴有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同完全而自由的竞争可以和谐共存）的行业，法律或舆论都不应该予以妨害；这些都是公众的利益所在。 再者，由供给的变动或实际需求（有别于投机造成的需求）的变动引起的价值和价格的变动，似乎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缓和。至于由计算错误、特别是由信用过度膨胀和过度收缩的交替（这种交替在各种商业现象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引起的价值和价格的变动，是否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缓和，则不能同样有把握地予以肯定。到目前为止，这种以不合理的投机开始、以商业危机告终的变动，并没有随着资本的增加和产业的扩展而减少或减轻。相反地，这种变动却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剧烈。人们常说，这是竞争不断加剧造成的；但我宁可说，这是低利润率和利率造成的，低利润率使资本家不满足于用普通方法获取可靠的商业利润。这种低利润率与人口和积累的增加的关系，是以下各章所要说明的要点之一。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