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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认为，真正领悟人生的人，是将生命与工作结合，并从中获得快乐。 松下经常对他的员工说，现在正是开展人生坦途的大好时机。身为松下电器公司的员工，你们对将来有何计划？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松下常与人谈起，将工作视为和自己生命同样重要，而不能感受喜悦的人，应该退出产业界。真正领悟人生的人，必能察觉到，将生命寄托于工作中，所获得的喜悦，是多么真实的感受。 这并不是要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埋头苦干，而是说在八小时或十小时的工作中，要忘却一切，全神贯注于工作，这样才可感觉到工作所带给你的真正喜悦。如果在工作中，不能体会到这种乐趣，那就丧失了工作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了。松下有时候到工厂巡视，听到轰轰的马达声，看到办公室内，大家专心一意办公的情形，觉得能和大家一起工作，内心实在充满了温馨和欢喜。 工作的喜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也是最根本的喜悦。人们喜欢穿名衣，吃美食，有种种欲望，往往借着满足这些欲望而获得喜悦。然而，人的工作愿望，实在比上述的欲望更加强烈，而且满足工作的愿望后所得的喜悦，比其他的更强烈、更有意义。 松下感到，别人只看得到你认真工作，却感受不到你从勤奋中所得到的快乐。 人们应在年轻的时候，就培养成“勤勉努力”的习性，懒惰与勤勉两种习性，都不能轻易地消失掉。而到了年纪大时，想改变懒惰成为勤勉，就很困难了。所以，必须自年轻时，培养成勤勉的习惯才行。 培养成勤勉习性的人，虽然上了年纪，也由于习性的关系，不减勤勉且更努力；居然他不自觉是勤勉努力，可是其所做所为，会自然表现出勤勉努力的行为。这可以说是他无形的财产和力量。 松下自己小时，在当学徒的七年当中，在老板教导之下，不得不勤勉从事学艺，也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勤勉的习性。所以，在他人视为辛苦困难的工作，而松下看来却不觉得辛苦，松下青年时代，始终一贯地被教导要勤勉努力。当时如果去掉勤勉努力，松下不知道一个青年人还所剩几何？ 因为青年人有所期望，才需要勤勉努力，此乃人生之一大原则。从前的戏剧、电影中，也常有这种“期望青年”与“赞美青年”的故事编织在内。可是，现今如说出这些话，恐怕会被青年人大骂一顿。 松下之所以如此举例说明，是看到今日的社会上，勤勉努力固然有，但是却少了。无论商店或公司行号中，有勤勉努力者就有发展，虽然在这方面，大家不会有所宣扬。而实际上，这个社会仍是被勤勉所推动，且在这种推动中欣欣向荣。因此，松下觉得需要向现在这些年轻人，讲一讲解勤勉努力之重要性。 而且更进一步地，使他们确认良好的习性与习惯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它会产生坚强的力量。 因此，培养出良好的习性，是最重要的。如果所养成的是不良或者懒惰的习性，那么将来想改变，就困难了。所以，一定要在青年时期，就置身于努力勤勉的环境中，这样的人生才比较恰当。 而且在今日的社会形势之下，财产是不可靠的。以前德川时代或者明治初年，都以家为中心，将财产留传给子孙。因此，那一个藩或某一位城主有了问题时，就召其子或弟兄中适合当城主的人，立为次代的城主，这是以家为中心的制度，既以家为中心，那么家是有意义而且是可靠的。 而现在的时代有了财产，当子女继承时，就被遗产税征收得所剩不多。况且，现在是一种多变化的社会，一朝一夕对事业的兴废影响很大，变化很大，所以现在这个时代，财产是极不可靠的。 那么有没有比财产更可靠的东西呢？有的，那就是永远寄托于自身的学问、艺术、技术等，这是终身不会被人剥夺的东西。其他还有歌唱等上乘的技艺才能，也是终生不会离开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勤勉努力的习性，也就是终身不会脱离其人的终身财产了。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对真正财产的价值判断有所认识和分析才行。 事实上，在这社会中，对有良好习性的人，不太被人称赞是尊贵或伟大，也不会认为他很有价值。而对技艺方面，臂如：歌唱得很好的，名声很快就会传开来，随即广为人知。但松下认为技艺一项，虽也是附于本身不能分离的东西，但有时候，勤勉与努力，却比较有用而又可靠。今日的情形，在职业场所方面，仍是希望先采用勤勉努力的工作人员。有良好的习性的人，松下认为比较容易拿高薪或奖金。然而，事实上，多数人却不了解它的价值，因此，松下认为大家应该无所顾忌地提升对具有良好习性者的评价，这样才算是真正对勤勉习性的价值有所认识。 松下认为，守则或规定就好象支撑树苗的支柱，树苗能独立自主之后，才能拿掉它。 听说以前有个国家，曾订定一种“学生守则”，规定义务教育中之学生，应遵守许多的条款，最后一条还规定：如不遵守本规则，可将其退学。 在这些守则中，特别引起松下注意者，是“对校长及先生，应起立敬礼”，规定学生迎接校长或老师时的仪礼态度。还有一条是“听从父母的教训，爱护弟妹。”“清洁房间，整理自己所有的日常物品等等。”连家庭中琐碎的事务，也都规定在这二十一条守则里面，针对这些准备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学生，使之懂得应遵守的基本常识。 松下在仔细考虑以后，觉得人类对规则的反应，假如没有订出罚则的话，除非圣人，否则很少会遵守的。 这可说是人类普遍的特质，因此美欧各先进国家，也都认清了这一点，对各项守则或规定，均订定严罚的条款来实施惩罚犯者。 人类教养，没有新旧之分或特定国家之别。无论哪国人对受教者，均是教以共同生活中应有的态度、目的，并伸展“人性”的进步。 这可能不是适切的比喻，但对人类的教养，就好象支撑树苗的支柱一样，因为树苗幼稚，在没有能力成长伸直之前，需要“支柱”来支撑，便不怕风吹雨打了，等到能够独立，就不再需要支柱了。而人类之教养就是这样的。 不管你是如何伟大的人物，在孩童时期，也需要“支柱”来支撑。等到某一时期，借“支柱”帮忙，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后，就可以独立发挥自己个性了。不论任何人，都要接受正确的教养，有的是由先辈教导、培育、教养，然后踏进社会而成为社会有用的人物。 松下在偶然的机会，到四天王寺去时，管长（管理一个宗派之长）拿出该寺传世之宝两卷卷轴给他看。 其中一卷，据说是建立该寺的圣德太子亲笔写的卷轴。说起圣德太子，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万元纸币上，就印有他的画像。他首次制定十七条宪法，皈依佛教，并大力推广，是本世纪初大化革新的导因。 由于是用汉文写的经过管长说明，才知道卷轴上写的，是有关该寺的规则、寺院的面积、应该建立怎样的建筑以及该做怎样的事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其中还有一项，是象现在的社会福利之类的事项。原来，救济贫病的制度，竟然在大约一千三百年以前就制定实施了。松下为此非常兴奋，也非常感动。 至于另外一卷卷轴，笔迹虽然不同，内容却与圣德太子所写的完全相同。据说这卷是后醍醐天皇亲笔写的。 大化革新后约七百年，曾经发生所谓“建武中兴”，打倒镰仓幕府后，将政权还给朝廷。完成这次王政复古的后醍醐天皇，是一位伟大的明君，尽量亲自执政，遇到饥馑时，甚至减少自己的三餐，施给饥饿的人民吃。 后醍醐天皇正在考虑自己要做些什么时，偶然看到圣德太子卷轴，而深有感触。他认为这卷珍贵的卷轴，已有七百年的历史，再常打开来看，恐怕会损坏，所以重新亲笔写了一卷新卷轴。另外附上但书，写明他是照圣德太子所写的抄录，指示大家使用这卷。 当时，松下对四天王寺珍藏这么了不起的国宝，深深感到亲切与尊敬。 日本历代以天皇为中心，已经拥有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传统。从这长久的历史所累积的体验，确实很宝贵。而如何有效利用，使整个日本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都能一并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 松下对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年轻时，就常常阅读讲谈书，或听有关这一类的故事与戏剧。即使很忙碌，偶尔也会从电视或电影上观赏，或与人交谈，有时想到什么，就请人查各类参考书籍。这时松下所顾虑的，就是对历史的态度，也就是历史观，是不是过分强调人的丑陋面即负面？ 所谓历史，绝对不是他人的事，可以说是自己的面貌。虽然，主要是以过去的事物为对象，但今日的面貌，是由这事象所产生的。我们必须坦诚认识过去的长短，好的一面，务必继续发扬光大。对祖先努力的成果与累积的智慧等等，我们以何种态度去继承、去使用，都会影响改变今后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只以个人所见来处理，更要好好观察美善的一面。 事物都有正面与背面。人有长处与短处。一个人的行为也有美与丑。 白天整齐地打着领带工作，回到家以后，也要换上宽松舒适的睡衣，两面都是同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只从正面去看，会不公平，只从背面看，又可能发生误解。如果要使一个人正常成长，对他的背面要加以考虑，对他正面的美，更要承认鼓励及发扬。对任何人与事都要这样。 朝日电台的广播节目中，有个“洗心”的节目。谈话的人是大阪府知事（市长）佐藤义论先生。他平实地谈着有关人的生活与思考方式，不带说教味，又具有时代意义。听了后心灵确实被说得很清爽。 他举了中外古今许多有名人士的例子。比如，为万人幸福从政，为宣扬宗教真理而受苦的事迹，看到他们在险恶环境中坚定持守，而终于获得辉煌成果的高贵情操。 每当追寻历史的时候，都会发现那些人的精神，仍然活在其中。但愿我们能把他们伟大的精神，在现代的社会中，更发扬光大。 松下认为，训练人才应有以人性为主的模式，并确立赏罚分明的制度。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是人之为人的所在。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人才，成为对国家、社会、民族以及历史的进步作出有益的贡献的人。但是，社会、历史、时代不一定都会给每个人以公平的机会。任何一个不经过艰苦的磨炼，不具备一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人是不会成为人才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能否成为人才，一个人能否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关键并不在别的什么原因，而更多的则是依赖于时代和外部和条件。 松下说：“提到人才造就，就必然提到管教孩子的问题。尊敬老师，听从父母，爱社会国家，这是古往今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都应这样做的，是人类共通的基本道理。所以有关的人性教养的问题，是没有新旧、不分国别的、不分民族的，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态度。” 对人性的调教，犹如竖上支持幼苗的支架，由于支架的帮助和支持，树苗才能顺着一定的方向成长，不会弯曲变形。人同样也必须接受正确的教育，由老师、先辈、父母的教诲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中国有句古话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很有道理。在一个人成才的过程中，外部的、后天的教育起着尤为多面的作用。没有后天的正确的引导，很难想象一个人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美国或欧洲，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很严厉的，如果一个小孩踏入禁止入内的草坪，不要说父母，就是过路人也会加以斥责的。而这些成人和父母，他们已养成一种毅然严肃对待生活的心胸。平常当孩子们跌倒时，大人们也不去扶他起来。无论孩子如何哭叫，都只静静地等待他自己爬起来，最有代表的是洛克菲勒对孩子的教育。孩子违反了父母的交待，或做了坏事，绝不轻易放过，必作彻底的追究，让他明白他的作为是错误的。在这样严厉的管教中，孩子们自然养成自主独立的精神。并能辨别自己的权利与社会的责任，承担起自己作为社会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由于已养成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行动能力，让他自由就没有问题了。为了能够如此，在他们的国家中，这种管教的模式已经成为传统习惯了，所以孩子们无论在家庭、学校、社会，都身在这种人性管教的教育环境里，这是造就人才的第一先决条件。正因为西方人在此环境和条件下，所以塑造了西方人的肯干、敢干、能吃苦、能独立完成任务的独立人格。 松下认为，如果没有这套塑造人才的教育方式，西方的文明与发展很难想象的。每个人能不能成才，能不能对社会和国家有所贡献，在不同的国度都有不同的标准，因此，不同的国家，人才的选择与造就方式也是不同的。不管怎样，人才的造就和培养是需要条件的。没有条件，人才是不能成为人才的。 松下指出，小时学自父母，学校学自老师，工作后学自社会，从小学起，活到老学到老。只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宇宙万物皆可为师。 下政经塾”（学院）。这所民间的政治经济学院招收百十来名学员，松下每月都要来这里演讲一次。松下所讲，当然难免鼓励大家学习的内容。他的话，往往十分中肯。 松下说，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是必要的。一般的观念里，塾长和你们的关系就像老师和学生一样，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当然，论年龄我在某些方面可以当你们的前辈，但也有很多方面必须向各位学习，希望你们有这种观念。 认为这个人很伟大，就盲目地学他，等到发现他的缺点时，就会大失所望。你们必须抱着我有缺点的观念和我交往。我认为，各位所描绘的形象还是不太好，希望你们以赤裸的松下幸之助为对象，彼此交谈，否则我不可能从各位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学习不能光靠别人教导，必须先自己思考、判断、吸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我有好的地方，你们尽量吸取，无法吸取的时候，只有全靠自己注意、研究和下功夫，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记老师所教的，最主要的是各位自己要努力学习。如果不肯学习，当然就无法取得成就。小时候学自父母，在学校学自老师，就业以后向社会学习。学习之后，才能拥有自己的想法。 只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宇宙万物就都可以为师。从不言不语的树木和石头、秋夜闪闪的星空，到一切自然的现象，以及先辈严厉的斥责，后生善意的建言，无一不可以为师。不论面对什么事情或任何人，都要有谦虚、坦诚的学习心态。愈是虚心学习的人，愈能激发新的思想，拥有独特的创意。松下认为，热忱。仅能鼓荡起生活的激情，坚定实现理想的毅志，也能像磁铁一样吸引周遭的人与你同行。聪明加上热忱，必然如虎添翼。 虽然头脑好，却毫无创意，一事无成，这种人比比皆是。相反的，某些人脑筋不见得多好，却能不断地创造出令人激赏的杰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一个人的热忱。这种人比聪明人更能提出中肯的构想。聪明加上热忱，更是如虎添翼。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物。假若他只有聪明的头脑，恐怕只会陪伴着王妃和王子，在城里过着安稳的日子，偶尔探讨真理罢了。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担忧当时混乱的世态，对自然界的法则抱着疑问，为了探求宇宙的奥秘和人类的真相，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城堡，过着修道者的生活，最后终于悟出博大精深的教义。除了聪明之外，他还具有无与伦比的热忱，抛开是非观念，下定决心完成这项任务。就因为他是一个果断而热忱的人，所以能够创造出影响人类巨大深广的伟大宗教。 怀抱着彻底治愈疾病以及拯救病患者的热忱的医生，和只了解病理的聪明医生，相较之下，两者真有天壤之别。因为前者看过无数病患，马上即可了解病因，但是他绝不会按照一般的状况，以治愈疾病为满足。相反的，他会细心地研讨，确定初珍是否正确，并且为每一位患者研究出最佳的治疗法。 类似的经验，许多人都有。热心地工作，不假于外力，新方法和构想常会不可思议地浮现在眼前。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目前处理工作的方式非常新颖，可是这并非极限，因为还有更多尚待开发的领域。在开发之初，我们必定会面临困境，受到各种恶劣情势的阻挠，可是往往就在此时，我们能够突破瓶颈，发现所要找寻的东西。 处在顺境时，由于前面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因此会怠惰了思考能力，限制了潜力的发挥，而无法获得任何成就。而当面对要解决的各种困难，虽然非常艰辛，可却是一个提高彼此能力以及使全体成长的绝佳机会。贯注热忱，必定能开拓新的道路，做出超乎常理的事情。生活在这种具有人生价值的时代，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才能知识多么卓越，如果缺乏热情，则无异纸上画饼充饥，无补于事。反之，如果知识才能稍有欠缺，只要有蓬勃的热忱或坚决之意志，即会从中产生许多善果。即使个人没有具体的呈现，他人见到此人热忱如斯，也会由衷地给予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协助。这种情势，足以弥补个人所欠缺的才能和知识，使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完成。 松下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但人生却是无限的人。人作为人类是普遍的、无限的，作为个体是个别的、有限的，即有生有死的。经过对人生过程的研究之后，松下看到对这种对立不能作简单的、浮面的理解。不能认为个人有死，个人就是有限而没有无限，个人就是个性而没有共性。应当看到类与个体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类是由个体的集合构成的，没有个体就没有类，而个体也体现着类，没有类也不成其类的个体。一切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人类也一样，有生有灭，因为它包含有矛盾：它自己既是类，是普遍的存在，但它又只能作为个体而直接存在着。它通过个体而直接存在，也通过个体的死亡而实现自己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个体的死与类的死，具有不同的形式，前者是直接的，后者是间接的。类的无限性不是没有死，而是相对于个体的有限性而言的，是同类的新个体代替旧个体的悠久持续的序列。类与其个体是互补而存在的。人类相对于永恒的宇宙而言，也是有限的存在，是无限物质世界发展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有限性中也包含着永恒宇宙的无限性。 这个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正是思想家们思考生死和不朽的根据。大体说来，儒家注重个体的有限性，佛家注重类的普遍性，道家注重宇宙自然的无限性。儒家注重个体的有限性，所以注重现世的人生，强调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不朽的功绩，体现出个体死的意义。佛家注重类的普遍性，所以注重在理想的众生佛性的发扬中，实现人的永生，摆脱个体的死的有限性。道家注重宇宙自然的无限性，所以主张回归自然，使人与自然形体合一。对于回归自然来说，个体和类的互补都是无所谓的。这就是道家所谓不要从过去和未来划出现在，不要从无限中划出有限的奥妙所在。 儒、佛、道三种生死观，各有各的道理和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来，儒家的思考更富有现实性和实践价值。不能离开个体追求类的普遍性和无限性。真正的而不是幻想的无限性、就存在于每一有限的个体之中，具有有限的存在。而每一个有限的个体也都体现着类的普遍性和无限性。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解，无限概念意味着无限大的东西在其定域因素中、在无限小的甚至在无广延的点中的存在。个体就是类的普遍性和无限性的定域因素。这种互补关系不仅体现着个体对类的依赖性，而且也体现着类对个体的依赖性、无限对有限的依赖性。 黑格尔曾把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思考运用于人的生死和不朽问题。他认为，同类的全新个体代替死去的个体所呈现的类的不朽，是简单的、无终结的序列，是恶的无限。它之所以是“恶”，就在于它是简单的循环，就像动物的生命，其类的过程就是它的生命力的顶点，而个体则不能达到自觉自主的存在，只是屈服于族类。而虽然有了个体相继的序列，但仍然没有超出个体生命的直接性的、感性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这不是“不朽的生”，而是“不死之死”。人类如果不能超出于盲目服从必然性的阶段，也只能是处于这种恶的无限，或者处于超越恶无限的过程中。因此，要促进这个超越恶果无限的过程，就必须逐步使直接的个体胜过类，提高个体的“生的无限性”，提高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在认识和驾驭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规律的基础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过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个体的“生的无限性”。个体所体现的无限性，不只是通过时间、空间形成体现的实体性。这种实体性还不等于个体的无限性。从时间上说，如果个体是没有主动精神的、无所作为的个人，即使他在时间上延续百年，再通过新的个体继续延续下去，也还不等于人生的无限性，因为各个个体是被动的生存，没有联系起来的力量。从空间上说，个体的空间存在只是外在形式，无数个体的空间组合，并不等于生的无限序列。有限与有限相加还等于有限。如果个体是没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个人，那么个体的组合就永远不能形成超过个体的整体力量。这就是说，个体只有作为独立的主体，超脱出有限的外部条件的束缚，充分发挥精神的创造力，发挥意志的创造力，使这种精神、意志的创造力客体化，永久化，才能真正体现个体的无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个体的无限性是通过理想目的及其实现出来的。这就是个性中的共性。只有当一个人沉浸于对真理的思考，热心于对德行的践履，愉快地进行审美体验时，他才能意识到个性体现共性的无限性。在这里，个性就是作为普遍的个性存在，作为无限性的有限存在，普遍性和无限性就存在于个性之中。这就是个体的不朽性的根据。 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无限性并不在遥远的天边，不朽性也不在死后的未来，它们就在个体生命的现在，就在人生的实践过程中。意识到这一点，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当人类还处在未开化阶段时，由于不了解死的意义，也不了解生的无限性的价值。但在自我意识增强以后，死具有了重大意义，因而对生的无限性和不朽的意识也日益增强。对死和不朽的不自觉，反映着人类对生的不自觉，即主体意识的不成熟。个人也是这样。当一个人还没有自觉到作为人的普遍性、无限性时，他还只是一个自然或一个动物。所不同的是动物不自觉其自然存在，不是把自我作为目的而存在，自然人则是自觉地把自我作为目的存在的。在有限的个体中，他追求自己的目的，根据自己的欲求决定自己的行为。他只知道他自己，只满足自己的特殊欲求，而与群体、共体相脱离。这样，他就仅仅把自己局限在有限性中，而丧失了与普遍性的联系。他的生命的结束，也就是他的一切的结束。不言而喻，只要一个人停留在这种不觉醒的阶段，他就只能是行为的普遍原则的奴隶，就没有跳出有限的束缚追求无限的自由。松下指出，生命是与世界的一定的关系。人生的过程就是建立与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体现这种关系的就是人生所成就的事业。真正的伟人、杰出的英雄，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同世界和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即使他们死去，他们所受的损失也只是轻微的、暂时的，因为他们留下了伟大的业绩，密切的联系，广泛的影响。这种对世界的联系，将永远发生作用，而且要比他本人在世所起的作用还大。 普通人相反，首先把看得见的肉体要求当作生命的目的，被强烈的感觉欲望所蒙蔽，对理性所指示的同世界联系的目标不能理解。他们对献身于看不见的、理性的目的不能忍受，甚至惧怕、反感。他们不知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一生的活动都努力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努力获得个人的欢乐、幸福，逃避不幸和死亡，最后结果却使他的人生同他的寿命一起结束。因为他的生命只为小我，只同偏私的、易逝的事物联系起来，像动物一样同世界和人类没有建立联系，所以也只能像动物一样死去，而没有留下什么影响。这正是人生的不理智。人生的辩证法正是：看得见的、感受得着的享受转瞬即逝，而看不见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仁德和功绩，则能永世长存。 中国传统哲学离开宗教较远，对神灵佛仙也并不重视。但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很重视人生的不朽。当然，也可以说是人死后的不朽，但中国儒家人生哲学对于不朽，正是注重生的不朽。自孔夫子的思想开始，就是抱着“不知生，焉知死”的观念，是从“生”来理解“死”和对待不朽的。 中国传统的人生不朽思想，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三不朽”说。《左传》记载：鲁大夫叔孙豹回答范宣子问什么是不朽时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并指出，“世不绝祀”之世禄，只是保姓爱氏，以守宗谱，并不是不朽。意思是，对一个人来说，人生的不朽不是显赫的家世，高官厚禄，而是以高尚的品德为后人所效法，能为国家和人民立下功劳，建立功业；能在思想上留下可遵循之言，在理论上有所贡献。 一般说来，思想、品德，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方面，功业则是人生的外在方面。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儒家所一惯倡导的“内圣外功”的境界。人生贵在内心的纯朴、高尚，同时要表现为行动的功业建树。所以，“内圣外功”是人生不朽的精华所在。 中国传统的不朽观，与现代科学的不朽观基本上是一致的。现代科学所说的不朽，不是什么“灵魂不死”，或“灵魂转世”，而是指存在的不朽，包括物的不朽和人生的不朽。物的不朽是指静力学意义上的物体静止，人生的不朽则是动力学意义上的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人的不朽。这种不朽既表现为人们内心的精神、品德，也表现为它们的客体化的实践结果。它首先是通过人们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亲近和继承性实现的。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人的精神能够在保持智慧、经验的主要内容上，转移到别人的意识中，扩展到普遍的共同意识中，成为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积淀。 人的精神继承性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人类的行为、劳动和生活的客体化。所谓客体化，不是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而是人的思想和意志转化为外部世界的变化，即通过劳动创造世界。不仅是个人的劳动，而且社会的生产实践，共同使人的思想和意志客体化。实践是实现人们之间思想和感情交流、继承的基础。在这种社会实践中，每个人都是在别人的生命中存在着，继续着，因而成为人生不朽的因素。 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心理取向：一个是对真理的追求。个人如果不预先从别人那里得到某种真理的知识，就不可能认识世界和预见世界的变化、发展。而如果不用某种新的贡献充实这种知识内容，他也不可能使自己客体化。渴望了解外部世界，探索世界变化、发展的规律性，这是实践着的人的内在禀性。正是这种禀性使生活的理想具有了动力学的性质，并使思想、意志的客体化和不朽成为可能。 第二个心理取向，就是道德理想。在人的意识中的不朽的东西，就是对理想和善的追求，是自我完善的期待和为他人献身的道德理想。在这种意义上，不朽的人，就是道德上有自我意识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这种道德理想和真理追求相融合，就构成人的内在人格，并通过劳动创造和事业成就表现出来。因此，不朽的真谛归根到底在于劳动和创造，不朽的人就是劳动者和创造者。当个人把理智、激情和人格客体化的时候，当人性在世界上获得不朽的存在的时候，就是人生最幸福、最壮美的时候。一个人能有这种幸福和光荣，死亦足矣！ 上述中国传统的“三不朽”和现代科学的不朽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人生的主动精神，强调积极进取的不朽的意义。在现代科学人生观看来，个体必须是有活力的、自主的、有创造性的，才能够在整体中保存自己的贡献而不朽。如果个体的行为和生活没有活力和自主性，没有进取精神和创造性，那么它的存在就是被异化的、残缺不全的，甚至可以说是虚空的，因而也不具有不朽性。因为不朽在于精神、人格和劳动创造。这正是中国传统的“三不朽”思想所包含的基本精神。“三不朽”的根本精神在于“立”。不立就没有德、功、言。立就是自觉自主地去思想、去创造、去建功立业。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的思想在不朽观上的继承。其实，这种精神还可以上朔到更早的“自强不息”观念。自强才能不息，而不息就具有不朽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说，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积极进取，诚实劳动，作出有益的贡献，他的一生就具有不朽的意义。 当然，人生不朽的范围和时间有大小、久暂的差别，但这个差别不是天赋的、命定的，而是由人们的一生所创造的价值决定的。 一个人如果只把自己同自己联系起来，他就失去了同世界的联系，只剩下个人的小天地，他的死就会像一个小动物一样，轻轻地在世上消失，在人们心目中也不会留下纪念。一个人如果只把自己同财产、荣誉、权力联系起来，就会造成一颗紧缩的心，一旦失去这些东西，就会像失去“我”一样，失魂落魄，痛不欲生。他一旦离世，这一切都将同他分离。 这样的人，把自己人生的目标、范围划得太低、太小，因而不能同世界相联系，通过自己为他人、为社会的劳动和贡献，留下不朽的印迹。如果能打破这种狭隘的自私目的和生活的小天地，就会在可能的条件下，经过自己的努力，作出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贡献，从而在同世界的联系上留下自己的业绩。 所以，人生的不朽问题，根本上说不在死后，而在生前的立德、立功、立言。人生的不朽也不在于有死无死——因为人是必死的，而在于是否“及身而暂”，是否人死如灯灭，如虫亡。“死是另一个层次的生命”。这句话如果不为宗教意识所模糊，还是提高人生信念的深刻哲理。如果一个人的死，不是简单地表现为肉体的死亡，而是指人的伟大精神、贡献的客体化和历史作用，那么这正是“死而不亡”、“虽死犹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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