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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视胸襟宽怀的领导人才


  作为领导者要宽怀大度,从大局出发,不可拘泥于眼前枝节小事,要放弃个人的意见和利益,以大局做为判断的标准,才是应有的气度。
  明治维新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连续剧。剧情的高潮出现在幕府和天皇之间的决战前夕,那时,不管是拥护幕府的武士和拥护天皇的官兵阵营中,都各有一批主张决战的人,并认为自己的一方必然可以获胜。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既发的形势。那一场战争如果爆发了,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牺牲。而且,就算是天皇获胜,日本能不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也很难说。幸好,当时日本有两位伟大的政治领袖,那就是胜海舟和西乡隆盛,由于他们两人的互尊互敬,并以最大的诚意居中调停各方面的力量,最后终于劝服德川家族末代将军,不战而奉还大政,解决了日本国内分崩离析的危机。能审时度势,这就是德川家族的“大度”。
  事实上,当时如果爆发决战,胜负很难预料。更严重的是幕府背后有法国,而天皇方面有英国在支持,这两股殖民帝国的势力都想帮助所支持的一方,获得全日本的支配权,使得形势更为复杂。
  在那种局面下,不论是拥护天皇的官兵或德川幕府,如果一味地想用武力取得权威地位,谈判必然会破裂,战争爆发后,短期内也必然无法获得和平。胜海舟和西乡隆盛两人都能看清这种时势,同时考虑到日本的将来。在当时来说,亚洲各国已经相继成为欧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了,一旦日本发生内战,不论哪一方获胜,国家也必然会陷入困境,而导致殖民势力的侵入,日本终将沦入灭亡的境地。
  他们深知无论如何要避免这种结局,所以极尽全力劝说双方放弃私人成见,顾全大体,顺应历史的潮流,也因此使得幕府愿意做不流血投降,奉还大政。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想法,被当时的志士所赞同,事情才能进行得那么顺利,并因而确立了近代日本富强康乐的基础。
  总而言之,领导者不可拘泥于眼前的细节小事,而必须从大局出发,从大局来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不同的情况和顾虑下,分得出什么才是最严重的、或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不断地探索和追究,为了大局的利益,放弃个人的意见或利益,这才是领导者的远见与应有的气质。
  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可以振奋士气;居中策划,指挥部属,则可以决胜千里。
  源赖朝自从在富士川不战而攻破平家之后,野心大增,想趁机进袭京都。此时,他听从了部下的建议,先巩固关东的基础,再力图全国的霸业,于是就把军队撤退,回到镰仓。而自此以后,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规划幕府体制的工作上,至于征服抗令诸侯的工作,则全部交给他的弟弟范赖、义经和其属下,他只担当居中策划的工作,不再领兵亲征了。
  松下也有这种亲身体验。创业后的十多年,有位和尚曾经对他说:“领导是居中策划者,应该居于后方,外边的事要交给掌柜去做,这才是最好的办法。”起先,他对这句话很不以为然,可是后来经验的累积,慢慢地使松下了解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最高领导者是应委身士卒、冲锋陷阵好呢?还是要居中策划、指挥众人?这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譬如说,以武田信长在桶狭间会战的事来看,若不是主将在场下定决心,可就难免要一败涂地了,可见主将身临阵前,确实有其必要。
  然而,一般而言,派遣部将在外担当军事行动,似乎比较合理。如此可使主将不必亲受生死的压力,而能冷静地作出判断和决策,以指挥众人,使事情更顺利进行。
  尤其是现代科学昌明、物质科技发达的社会,一个大公司的社长往往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向全国或全世界的人员联络、指示,或搜集情报,如果凡事都要亲自去处理,那他将会心力焦粹,一事无成的。
  一旦有事时,自己就要考虑是否有到第一线的必要,但原则上最高领导者还是身居幕后,居中策划,外头的事则尽量委托给部属去做,这仍是值得考虑的好办法。
  身为一位领导者,要具有爱护竞争对手的同情心,这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日本战国时代,上山千信和武田信玄是死对头,他们在川岛会战之后,又打了好几次激烈的战争。有一天,一向供应食盐给信玄的今川氏和北条氏两个部落,都和信玄发生了冲突,因此中止了食盐的供应。而信玄的属地申州和信州又都是离海很远的内陆,不生产食盐,因此使这两州的人同都陷入了无盐的困境。
  千信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写信给信玄说:“现在今川氏和北条氏都中止了对你食盐的供应,使你陷入困境,我不愿趁火打劫,因为那都是武将最卑鄙的作法。我还是希望在战场上和你分个胜败,所以食盐的问题,我来帮你解决。”而千信也果然遵守诺言,派人运了大批的食盐到申州和信州,替信玄解决了问题。所以信玄以及两州的人民都很感激千信。
  千信是当时最骠悍善战的武将。每次发动战争都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鬼哭狼嚎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重义气。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千信实在是一位具有深厚同情心的人。也正因他的武功高强,为人光明磊落,重义气而富有同情心,所以很受后人的敬仰。
  以人之常情来说,会因敌人陷入困境而幸灾乐祸;也会认为,可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打败敌人。可是千信并不这么想,虽然他和信玄是死对头,不断交战,但目的只是在争个高低,而不是要陷百姓于困境。所以千信认为,虽然两国正在战争,但面对敌人因为没有食盐而陷入困境时,决不能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理应先设法拯救,至于争夺胜负,那是战场上的事,千信有这种气度,正是他伟大的地方。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处在敌对的状态。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有党派、团体和企业间的竞争与对立。而由彼此的对立、竞争,扩大成为仇恨的事,更是不断发生。
  在这个世界上,竞争是免不了的,对立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身为领导者,应该学习千信那种不分彼此,甚至具有爱护竞争对手的同情心,才算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一个领导者应具有兼爱天下的胸襟。要依循适当的原则,以达成共存荣。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曾经说过:“什么是天下的公敌呢?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和家之间相互争利,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然而,公敌是怎么发生的呢?完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缺乏博爱的缘故。每个人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不知道爱其他的国家;只知道爱自己的家庭,而不知道爱别人的家庭;只知道爱自己,而不愿去爱别人。久而久之,强大的会欺侮弱小的人,富有的会欺凌贫困的人,尊贵的会瞧不起低贱的人,而奸诈狡猾的人也会欺侮愚蠢鲁钝的人了。可见天下会发生祸害和怨恨的原因,根本上在于人们不能互爱。所以要和平相处,就必须互爱互敬,重视对方的利益。”
  在二千五百年以前,圣贤们已经给我们明白的教训,如果人人照着去做,一定会造成美好和谐的世界。可是人们不遵循这些道理,又不能实行兼爱,所以才形成世局的混乱不安。墨子常劝告世人,不要过度竞争,只要顺着自然的法则,便可以带来进步。如果只知使用武力,以暴力铲除竞争者,这就是所谓的过度竞争。
  国与国之间的过度竞争,往往会导致战争;个人与个人间的过度竞争,会引起仇恨和争执,甚至做出伤天害于理的事;而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会产生资本的独占、不平衡,小者造成中小企业的破产,或使自己身败名裂,而大者会引起社会及世界的混乱。
  总而言之,人类的利害是相通的,能做到爱人如爱己,爱他国如爱祖国,才会使世界幸福和平。身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更应彻底实行兼爱,切忌投入过度的竞争中,要依循适当的原则,以达成共存共荣的大同世界理想。
  先衡量自己的能力,设计长远的目标;而根据现有的基础,制订长期的计划。
  公元一八七六年,美国亚马士都大学的校长威廉克拉博士,应聘到北海道刚创立的札幌农校,担任教务主任。他和学生其同生活,教育他们达八个月之久。培养了佐藤昌介、内材鉴二、新渡等杰出的教育家。克拉博士在任满离校时,给学生们留下了一句名言:“少年人要立下大志”。
  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长志。我们生活中,必须立下志愿,才会有奋斗的目标。否则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那岂不是虚度光阴吗?孔子曾说过。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向学。日本高僧日莲法师也在十二岁时,立下志愿要成为日本顶尖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年轻时就立下志愿,而终身为目标奋斗,终于成为名人,不但使生活变得有意义,同时也提高了生命的价值。相反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一生中将做些什么事,不但不能体会人生的快乐,也会失去生存的意义。
  即使是乞丐也会发下宏愿,努力乞讨,以求致富。所以,一个领导者更不能没有志愿了。领导者把自己的志愿向部下公开,并鼓励部下共同朝着即定的目标奋斗,便能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事业顺利进展。所以松下先生认为,领导者可以把自己的志愿,转化成部属的目标。
  松下先生并不是说志向要愈高愈好。因为所立下的志愿若超出自己的能力,或脱离了现实范围,也就成了妄想。所以,我们应该先衡量自己的能力,设计长远目标;从实际出发,制订长远的计划,一日一日地逐步去执行,才能达到理想。克拉博士给札幌农校的临别赠言,真是语重心长。因此在企业的经营上,我们可以换个语气说:“领导者要立下宏伟的志愿。”
  具有仁慈心胸的领导者,才能得到部属的拥护。
  保科正之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同父异母的兄弟,当时日本东北会津地区的诸侯,由于不服幕府的领导,阴谋叛变,被削藩废籍,取消武士的头衔,贬为平民,所以德川家光将军就派保科正之去担任会津的新诸侯。
  保科正之刚上任,第一道命令就宣布取消农民过去所未缴的田租,并运用种种方法,大幅削减平民的赋税,就好象现在各国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一样。正由于这一连串的德泽,使得百姓更心悦诚服地拥护他。原来从外地诸侯所遭受的阻力和排挤,都获得解除,他的地位也就非常稳固了。后来,保科正之被调回幕府担任最高执政官,而继任会津地区的每一代新诸侯,也都沿袭他的政策,于是使会津地区一直到明治谁新时代,还是日本东北最富庶的地区。
  在德川幕府时代,不只保科正之推行“仁政”,几乎绝大多数的诸侯都能以仁慈的胸怀爱护百姓,为了使百姓摆脱困苦,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减免租税。而将财政上的需求,转向巨商富豪借贷,直到人民的生活安定,才再开始征收税捐。这一点几乎成了幕府时代政治行为上的常例。
  据说在古代,仁德天皇发现民间的炊烟稀疏,就联想到荒年欠收,民生困苦,于是立刻下令停止征收租税,以至政府财政拮据,连皇宫也破烂不堪,没钱整修,所以发生逢雨漏水的情形。直到三年后,百姓家家户户炊烟四起,民生已经恢复富裕,才再开始征税,由此可见仁德天皇真是慈爱的仁君。他曾说过一句感人很深的话:“国君是上天为了照顾百姓而设立的,所以国君应该以百姓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等到百姓富裕之后,自己才能富裕。”也正如孟子所言“民贵君轻”。
  象这些领导人物对待他人的一片仁慈之心,可以说是整个东方受儒教影响下最优良的传统,正因为有这样的好传统,所以能使领导者和大众的心连结在一起。
  贤明的国君对人民有慈爱之心,人民和国家的财政才能富裕;政策的推动也才能顺利而没有阻碍。在过去的封建时代,有没有仁慈之心,已经是君主统帅百姓,促进民生繁荣和国家安定的重要依据。如今是个民主时代,领导者更应该处处为众人着想,否则,一旦失去权威,想统驭别人,便将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天地万物为天下人所共有,连企业的财产也是如此。吉川英治所写的《太阁记新书》中,有一则关于左马之助光春的故事:光春在坂本城被丰臣秀吉所包围,到了最后危急的关头,为了不忍珍藏在城中的古董宝物遭受破坏,就派人把古董宝物载运到城外,交给来攻的军队说:“我想,这一批珍贵的古董宝物是全天下人所共有,而不是我个人的私产。人的性命是短暂的,但这批宝物的价值却是不朽的;我预料到未来几天的决战,我方可能会战死到最后一兵一卒,为了不忍心将来城破之后,这批宝物也遭到无辜的破坏,现在把保管权转交给你们。如此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决战,而不必担心将来的子孙会为了这次决战所造成的损失而惋惜。”
  光春的这种作为,让丰臣秀吉非常敬佩。事实上,这种大度的节操,已经接近圣贤的境界了。有一个另外的例子:武将松永弹藏有国宝平蜘蛛茶壶,结果在志贵山城被消灭的当天,为了不愿意让别人再拥有它,就狠心地把平蜘蛛茶壶摔破了。这两种作风有天壤之别,毋宁说,松永弹的做法较象人性的反应,可是光有人性还是不足以担任领导者,领导者在坚持某种观点或信念时,应该有更近圣贤的反应才可以。
  在当今世界上,各种财物都有自己的物主。不管是土地、汽车、房屋,乃至于一条手帕、一张棉纸,都有特定的主人,而法律更在形式上加以承认、保护。可是那些东西虽然都有形式上的主人,但从实质意义看,却是天下所共有的。一块土地,可能属于某人,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透过购买等手段,而拥有它。绝不是说,它现在是甲的东西,将来也永远是甲的。譬如说,企业有一定的资本,占有特定的土地、设备以及其它资产,虽然是企业的所有物,但又何尝不能看成社会的共有物呢?企业以外的个人或团体组织,对所拥有的东西,可以这么看待。领导者如果能活用这个道理,将会带给社会许多利益;如果把物当成私有,显然也会形成争相掠夺的恶劣现象。再进一层说,物既然是天下人的物,那么企业领导者的言和行,也算是天下的公事,公事有公事的做法,基于大家的利益来考虑,是标准的做法。这就好象古代中国,尧把帝王的宝座禅让给舜。孟子就认为:不是尧把私有的帝位让给舜,而是尧请舜替他处理天下大事。孟子的这种观点,就是给领导者清楚的提醒。
  如果出发点是为了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下一道命令给作怪的狐狸,又有何不可?
  丰臣秀吉得到天下以后,秀吉的养女——宇善多秀家的夫人生病了,而那种病,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里,认为是狐仙作崇所引起的。于是,秀吉非常生气,以政府的名义,向狐狸下了一纸公文,内容是说:“上天安排万物各有生活的法则,狐狸和人类绝不可相提并论,所以狐狸绝不允许看上任何人,附身作崇而使人类生活发生不幸。附在多秀家夫人身上的狐仙,应该识相地立刻远离,否则我将下令军队和猎人一起出动,把全部的狐狸一网打尽。”
  为政者对巫师庙祝等人发布公文,在当时是常见的事,可是直接对狐狸发布公文,在日本则是秀吉首开先例。中国唐朝时候有位大思想家韩愈,被派去潮州当刺史,传说当地有鳄鱼神作怪,韩愈也曾写了一篇祭鳄鱼文,借着皇帝的威严,下令鳄鱼远离潮州,安定百姓的生活。秀吉发公文给狐狸的事,或许是从韩愈的祭鳄鱼文得来灵感,可是这种行为,到底不太合乎情理,近乎于神话的传说。
  韩愈和秀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先贤,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作法不太合乎正道吗?
  他们这样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因为在那个时代,神权占很重要的地位,人们的思想认定万事万物都是因上天的旨意而存在的,其中人类为“万物之灵”,所以上天替人类创设政府,安排国君、圣人,来治理人民,并且教化人民,所以政府的存在和官员的地位也都是上天的旨意。既然如此,韩愈身为潮州刺史、秀吉身为幕府将军,都是奉“天子”的命令在行事。他们身负安抚天下百姓的重大使命,所以一旦有事,在本身必须负责的前提下,代替上天责备作崇的妖怪,又有什么不可呢?他们的作法可能有许多人不能苟同,但无论如何,他们把人类视为最完美、至高无上,可以代替上天君临万物的人生观,境界也确实很高尚。
  如果说人类想共同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社会,来提高生活水准,其前提在于人类能了解自己、看重自己。换句话说,必须了解人负了什么使命?应该如何做人?以及持有怎样的人生观?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积极而正确的答案,都将会使人和社会陷入痛苦的境地。
  所以领导者要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同时产生宏伟的社会观、世界观,再根据这些观念,树立起领导观念。譬如韩愈祭鳄鱼或秀吉行文给狐狸,可能他们的观念都自大得近乎夸张,但问题是他们出自内心的责任感,所以才激起对人类社会无比的责任感,其本身有正面的意义存在。
  领导者的字典里,没有“困难”,更找不到“不可能”的字眼。
  拿破伦有句名言:“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几个字。”初听起来这是句狂语。因为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无可奈何和不可能完成的事。所以,虽然拿破伦说了这句狂语,但在他远征苏俄,以及滑铁卢战役时,都遭到失败,结果被流放到孤岛上终身囚禁,最后在悲惨中死去。所以感觉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是一句狂语。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也是发自一种真理而言的。
  当然人世间不可能的事实在太多了。简单地说,“违反天地自然之理的事”,就是不可能以我们的力量去实现。譬如说,人难免会死亡,这是天地自然之理。如果想违反它而期望不死,是绝对办不到的。
  但我们反过来看,只要是顺乎天地自然之理的事,就都可能完成。譬如,一种事只要照着天地自然之理去做,顺应时代的潮流,就必定能成功。一种质量好,价格又公道的东西,一定能够本利全收,这就是顺应自然之理的事业经营态度。如果不成功,就一定有弊病存在。例如产品不精良、价格太高,所以才造成本利无法全收。因此只有违反天地自然之理,才会遭至失败的后果。
  春至花开,秋来花谢。草木、蔬果,该发芽的时候就会发芽,该结果的时候就会结果,该枯萎的时候也会枯萎。这正是“顺应自然”的一种现象。
  自然景象不仅美丽,而且井然有序,毫无私心或野心,只是率直和虚心而已。
  然而,人却不是这样。没有率直,没有虚心,有的却是野心和私心。如此,当然就会失去内心的平静与均衡,看不见,当然也不能遵循自然的道理,造成进退失据、处置不当,使得秩序大乱。
  花如果不按时序绽放,就是“乱开”,固然希奇,但却不能以此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否则,不仅贻人笑柄,还会因此而受伤,误己误人。
  所以凡是合乎自然之理的事,再加上以毅力和决心去完成,天下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仍然无法完成任务,就一定有它不可能完成的因素存在。因此,我们更需要仔细地去体会这名话的真正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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