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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不清楚是美国的《时代周刊》还是《新闻周刊》，几年前曾用大字在封面上作如下的标题：America For Sale（美国出售）。是的，任何富可敌国的外籍人士都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除了政府拥有的那些土地外）占为己有！这个“大富豪”可能不被批准进入美国，但他却有绝对的权利，不用一兵一卒，使他所购得的全部私有土地的范围内的美国人，在美国无立足之地！世间的妙事，莫过于此。 那个《美国出售》的封面故事，报道富有的日本人和“暴发”的中东产油国人士，在美国买了不少地产。美国的政府与公民，很少有异议。事实上，列根幕下的一些谋士，对美国近几年来史无前例的庞大外贸赤字担心，是因为弥补这赤字的进口外资，很多不是用以购买土地，而是购买债券。买债券的外资可以速去，引致波动（例如近几年的美圆汇率下降）。但假若外资是用来购买土地或物业——比较固定的资产——他们倒可以安心。 美国将“国土”出售惟恐不及；中国却适得其反，把土地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就是自己的国民也不能占有土地为己有。这现象不是很值得分析一下吗？美国的发达与中国的贫穷，各走极端，是否和土地的出售与不出售有关系呢？中国政府目前的财政困难，若把土地出售给愿意付出市价的人来解决，会不会是神来之笔？这些问题想来是既有趣而又重要的。 土地的“神圣”谬误 关于中国人对土地某些谬误的观念，我老早就想加以修正了；但我一直以为其他问题比较重要，便迟迟没有下笔。近来我较为深入地体会到国内财政上的困难——以及他们用以解决这困难的各种办法所引起的其他困难——认为卖地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所以我不能不试将中国传统中的土地概念先来一个现代化。 孔子是理想有余而实际不足。在实际上，他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国”、“天下为王”、或甚至“天下为独裁者”，是可以混在一起而分不开来的。道理很简单：土地的使用权不是“私有”就是“非私有”，而在后者的各种使用形式中，要说是“为公”、或是“为国为民”，是执政者可以自由选择的措辞，哪样动听就选哪样。 一个私人，或一个私营机构，认为一块土地的使用权是私产，有权不允许外人创入，有权租给或售给他人使用，有权独享（若是机构的股权持有者则有权分享）从土地所得的收入，是很明显的事。若土地“非私有”，权利的界定不能在土地的特质上划分，产权就不明确，执政的人若说土地的权利属谁，则没有人可以提出明确的理由反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小部分是受孔子的影响，而大部分则是来自亨利·佐治（H.George)的《进步与贫穷》。佐治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但他的文章却极有煽动力。他认为土地是不劳而获的资产，而且不断大幅度升值是必然的，因此政府的所有税收应该从土地征取。但佐治这个人倒很幽默，他在生时不遗余力地到处演说叫人买地，肯定这是万无一失的发达途径；他自己死前却不名一文，连半点土地也没有。 说佐治对经济学一窍不通，不是我个人之见。而我所获得的主要证据不是来自他的名著，而是他与马歇尔（A.Marshall)的一次令人捧腹的辩论（该辩论十分精彩，全部记录可见1969年4月的《法律与经济学报》。） 马歇尔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佐治到剑桥演说后，马歇尔就向他发问：在市场的竞争下，投资土地所获得的利润，怎可以长久地高过其他任何投资的利润？未成名的大宗师所问，确是不凡！佐治乱答一通，不知所云；马歇尔再三重复问题，但他所得的回应，仍旧是乱答一通。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在市场的竞争下，土地投资的利润率，应与其他投资的利润率或贷款的率相符。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实证的资料是再明显不过的。投资是要有收获的。在市场竞争下，任何投资的预期收获是会等于资本或财富的利率收益。适时或错误的决策，或在预期外的世事变动等等所引起的幸或不幸，当然会导致利率较高或较低的收入。但我们不能把意想不到的收入或损失视为公平或不公平的得失，而左右市场的运作。 另外一方面，有些人眼光独到，比一般人获得较高的利润，但这是“眼光”资产的收入，对社会有贡献，不能抹杀，其发达与任何对社会有贡献而发达的投资异曲同工。 香港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地产商就是一个例子。对土地的运用，他们看到人所不能看到的“可能性”，或较为准确地“预见”了地产市场的动向；因此，他们的投资所得当然会比其他地产商更胜一筹了。但他们多赚钱的效果，却是将土地的使用带到了较有社会经济效益的途径上。换言之，他们原先是为自己的利润而非为社会的利益下注，但社会却间接得益了。 这与设厂生产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殊途同归的。投资土地可以赚钱，也可以亏本。破产的地产商何地无之？但让土地自由买卖，让地产商获利丰厚或倾家荡产，土地的使用就会转移到最有社会经济效益的那方面去了。 当然，市场的指引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但由于向土地投资的“私人”，都为了切身的利益而运用自己的所知的信息，其判断一定会比信息不足而无利（或无贪污之利）可图的政府官员的判断来得准确。别的政府不谈，单是香港政府对“非私产”的土地使用的浪费，其本身的官员也是心知肚明的（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比起其他我所知的政府，香港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些人认为土地的供应固定不变，既不可增，又不可减，所以土地与其他资产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是浅见。香港政府的移山填海，一举两得，增加了土地的供应姑且不谈，其他认为土地是“固定”谬论还多的是。例如，毫无价值的荒土地占了土地的大部分；荒地若被开发，供应不是增加了吗？种菜的地转而用作建筑，菜地的供应减少，建筑地的供应增加，何固定之有？也有些人认为土地是一种天然资源，在未有人类以前早已经存在，所以不应作为私产。 这样的谬论流传至今，可算奇迹。我在书桌前游目四顾了许久，却找不到有哪一样物品不是由“天然资源”而“变”出来的。说这些物品是经过人的思考和劳动制成，因此与土地不同，也不成理由。可用的土地（例如中国的所谓“五通一平”），又何尝不是经过人的思考与劳力“制造”的。或说土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也又价值，但在概念上这与天生的天才或美人的价值又有什么分别呢。 至于那些认为外籍人士或外国机构不应占有“国土”的言论，却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困难的不是卖地给外籍人士，而是要外籍人士有信心投资购置。任何政府都有权禁止非本国籍的人士入境，或驱逐外籍人士出境。国家有这个权力，要担心的倒是，一不小心，把投资的外籍人士吓跑了。 中国财政困难的两类起因在大致上，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可以分两类：一是人为的，一是基本的。我说的人为的财政困难，是指政府的那些浪费的支出或投资，尤其是那楼要高、路要宽、科技要新而不计利害成本的好大喜功的意向。这是“现代化”的误导，是不懂得量入为出、不按照经济原则投资的结果。 关于浪费的支出，除了政府本身大澈大悟，极力节约调整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补救。即使政府有更大的收入也无补于事；政府不能节约，可支出的钱越来越多，浪费也就越大。这些浪费可以避免，而政府是不应该设法增加收入来解决这人为的财政困难。 中国的基本财政困难是另一回事。这基本的困难是有两个因素的。第一，军人、干部以及国家职工的薪金与福利的开支，庞大之极，而大致上他们的生产贡献是低于供应他们的开支。军人是“养兵干日，用在一时”。但干部在中国实在为数太多，需要逐步减少；而国家职工则应逐渐转为自由择业的员工。 换言之，从较为长远的观点看，干部与国家职工对社会的生产及服务员献，是不应低过社会用于他们身上的耗费。因此，减少干部及改革目前已开始崩溃的国家职工制，是长远之计。但在改革的过渡期间，他们给政府带来的“额外”负担，是无可避免的。 第二个因素是基本建设。水、电、马路、化厂等基本建设，是费用先行，收益在后——而且往往在投资的很久以后。在目前的中国，这些建设不能多靠外资，也不容易傻美国那样，由本国的发展商投资经营。中国政府本身要付出基本建设的大部份费用，而要过相当时日才有收益可言——这是财政困难的第二个基本因素。 让我说得概括一些吧。我所抬的基本财政困难，目前是避不了的，节约也无补于事。不过，这困难只是过渡件——如果中国的制度改革真的能继续的话。如果干部减少了，国家职工变为自由劳工或成为专业人士，他们就再也不会是政府的负担；从他们那所得的直接、间接的收益或税收是会有盈余的。假若中国在工、商、农业上都有了明确的产权制度，基本建设给这些行业所带来的利益，就会高过基本建设的成本；税收也因而会有盈余。这二者的盈余就大可以“养兵千日”了。 问题是简单而重要的。中国若不继续将制度改革，或走回头路，则甚么也不用说了；财政困难自然也解决不了。中国若继续改进，她是不会有长远的财政困难的。但在过渡期间，基本的财政困难是无可避免的。其解决的办法是否适当，对中国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 很不幸，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办法，对改革大有障碍，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抛砖引玉与急功近利》一文内，我曾指出中国目前不仅是税项繁多，不仅是其他征收的花样不胜枚举，而且政府当局又采取管制的办法，在外贸和本来就比较容易垄断的工商业那方面，增加了国家的垄断实权。这样做，就阻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低的国民收入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而财政收入的不足，却又导致更繁更多的徽收及政府的垄断。 卖地一举三得 中国不以滥印钞票的办法，即不以榨取人民所得的通胀办法，来帮助解决财政的困难，是值得赞赏的。然而，要解决过渡性的财政困难，钱从何处来？向外大量借贷，既不容易，也不化算；向内大幅度征收则对经济发展大有损害；而以外汇管制的办法来搞“创汇”更是不智。其实，油价大幅度下降，减少外汇的收入，但却大有好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若再进一步，就一定要输入石油，油价当然是越低越有利的了。 可靠而又可行的办法，就是将土地以长久的年期“租”出或卖出。无论将土地卖给外商或本国的人士，都各有各的好处，而这项收入是足以应付改革过渡期间的财政困难。只要办得好，这办法有利无害。 卖地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帮补支出；另外一方面，有这项财政收入，可以减低税收及简化具刖复杂的左抽右抽的制度。这对生产及投资的意向是大有帮助的。更重要的，就是卖地而又容许土地自由买卖，本身是制度改进的重要的一部份。土地变为私产（或用其他名称），产权的拥有者就一定会尽己所能，将土地的使用获致私人认为最高的收益。无论是外资或内资买地，地是在中国，这些私人收益的增长大致上都是中国社会的收益增长。 目前的徽收、垄断、汇管的办法，与卖地的办法比较，有天渊之别。前者阻碍经济发展，促成恶性循环，后者刚好相反。我不是说中国应取消税制。税是要抽的。但税率要低，税制要简化。至于政府的垄断及汇管，则应该彻底取消的。 外资与内资的分别 投资是意味着：放弃今天的享受而争取明天更好的享受。买地是一项投资。但外资与内资的买地，有几个不同的含义。 第一，内资买地是放弃今天、争取明天；外资的买地，从中国的角度看，却非外人对今天、明天的选择，而是外人放弃了外地投资的机会而转到中国去。假若中国真的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外资或内资都可能撤离中国的。哪一样比较容易撤离，难以肯定。但经济政策越开放，资金撤离的机会就越少——这是香港、台湾、南韩等地的经验。所以在这一点上，外资比内资对中国有利。 第二，土地的出售是应以市价为依归。这是因为价高者得的办法，可较为直接地将土地使用于最有效益的途径上。不过，如以市价出售，内资则会缺乏现金，而外资（外商）对中国土地有兴趣的可能不多。分期付款的办法是应该采用的。优惠内资——例如减少订金的规定、打折扣、或甚至将土地赠送给国内的机构——为害不大，但随后土地必须有自由的转让权（买卖权），否则有效益的士地运用就会失去效能而遭“遗弃”（见下一篇《资产转让为何重要》）。 第二，资本要尽可能落在私人或私营机构的手上。对外资而言，收足地价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内资呢，收足地价，就可能导致发展经营上资本不足的困难（自一九七三年起，香港的补地价是依市价补足的；假若香港由战后开始就采用这政策，香港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与其“国”富，倒不如民富。 所以，如果“内资”或目前的承包机构以市价买地，纵然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政府也应尽可能将一部分资含交还给买地的机构。简单的地税及减低了的所得税的收入，加上一部份的地价收益，肯定会高过目前的左抽右抽所得。这是因为除地价外，承包者的资产一旦改为私有，生产收入就会激增。 结论 中国的财政困难，若以急功近利的政策或办法来解决，则得不偿失。因为由好大喜功及其他浪费而引起的财政困难，除节约以外，别无良策。中国政府决定不以“搞通胀”的办法来榨取民脂民膏，是正着。但过渡件的财政困难，则上文所述那种基本的，“节约”也无补于事。 要解决基本的财政困难，我们必须假设中国的制度会继续改进，假设浪费的支出会大幅度减小。如果这些假设不能成立，那么中国迟早也是一穷二白的——“理想”与“绝望”相同，什么解决办法也不用谈了。 但是，如果上述的假设真的成立，而不是甚么神话，那么，最可取的办法就是将土地出售了。是的，中国政府（国家）甚至可以将大量可卖的士地出售。经济越为开放（向“以资产界定权利之路”走得越近），土地的使用范围越大，越合乎经济原则，投资的人对中国的将来就越有信心，而地价也就越高了。地的市价是以“期望将来”而决定的。 出售土地既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可减少与简化税收，而经济制度的本身又会因为土地可作为“私产”而有一次大的、震动性的改进。所以我认为这是解决目前中国过渡性财政困难的最可行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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