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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我见香港的公立学校大有问题，就向当时的财政司彭励治建议改行学券制（Voucher System）。我当时的观点与现在的一样：公立学校的运作大幅地浪费纳税人的钱，而教师的薪酬与他们的学问脱了节，这二者皆因纳税人或学生的家长没有教育的话事权。套用诺贝尔获奖人布格南（James Buchanan）的话：公立教育的供应不需要向顾客交代，而出钱的无权过问。美国的情况，是公立与私立分庭抗礼，后者给予前者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纳税人可用投票的方式去否决公立学校的经费。 彭励治同意我的观点，但认为要推行学券制，压力重重，过关的希望甚微。但他还是要我去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机。后来我与两间大有名望的中学的校长提及学券制，他们强烈反对。 学券制这回事，可不是我发明的。首先提出的应该是佛利民（M.Friedman，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奖），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这个制度的重点，是以公家的钱推行私立学校，把话事权交回教育顾客那方面去。当然，佛老的首选是废除政府资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学券制，资助教育就以市场的运作为依归。佛老有先见之明：今天，美国的公立学校被私立的逼得节节败退，转用学券制渐趋时尚。 阿康时来运到。年多来他极力鼓吹学券制，竟然有听音之人。不久前曾财爷荫权也赞成学券制，不知他是听我的，是听佛老的，是听阿康的，还是自己发明的。既然财爷也那样说（而又听说赞成的团体越来越多），有机可乘也。学券制的好处——把教育的话事权交给纳税的家长——毋庸细说，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气候，众所周知，用不由我来落井下石了。 我要谈的，是阿康与财爷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给他们老老实实的上一课。他们不知道的，是改用学券制之后学校的制度及其运作在结构上会有什么转变。那是说，在自由市场竞争下，学校的结构制度会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学，我跑进史德拉（G.Stigler，一九八二年诺贝尔奖）的办公室与他聊天。闲谈中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学的制度与哪一个行业最相近？”一时间我无以为应。他见难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说：“是律师这个行业，美国的私立大学与大律师行的结构制度是如出一辙的。” 一言惊醒梦中人。史德拉和我于是畅谈私立大学与律师行业的大同小异。大学与律师行出售同样的服务：知识及方法。光顾的人通常需求一组专家合并的知识，所以大学以多位教授组合而成机构，而在美国的一家大律师行中，律师数以百计。一个大学顾客所需求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组合；同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件，在美国是由几个不同专业的律师组合来处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师，在一家大律师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该“行”内的资深律师议决，认为可取就晋升为伙伴（Partner），获得长期任职的权利，这与在大学工作了大约六年，若被认为可取就晋升为Tenured Professor一样（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师行作伙伴后若干年，工作表现好就变作资深伙伴（Senior Partner），这在大学是等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一位大案顾客，跟一位大学生一样，到律师行（大学）表达案情（选择前途）后，律师行（大学）就跟他安排所需的专人组合（安排课程），安排主事律师（主导教授）。每个律师（教授），就算是同级的，其收费往往很不一样（同级教授的薪酬在美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系）与不同的本领（不同的学问），其收入往往大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里，行政的权力与知识的权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学术的知识，永远是律师行或大学的重点，因为知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大家同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中，行政归行政，实质的权力永远落在知识高人的手上。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佛利民和商学院的史德拉是主要的话事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哈佛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位学术较差但行政绝佳的系主任退休后，没有同事肯花时间搞行政，逼要轮值作系主任。 是的，美国一等大学的权力结构与大律师行一样，是以“合伙”的理念来出售知识，其产品以顾客的需求为依归，而管理阶层是为知识“伙伴”服务的。我自己的儿女在美国念幼儿班及小学时，选私立，其结构与律师行也差不多。以私立为本，需求与供应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否则必被淘汰。 上文所谈及的知识出售机构的结构与权力的安排，与香港今天的公立学校相去甚远，不可以道里计。 吃了那么多年香港纳税人的饭，抚心自问，不免汗颜！另一方面，我赞成改用学券制，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的。在学券制度中，我会是一个可以生存的适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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