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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蒙代尔（R.Mundell）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林行止在颂文内谈及我知之甚详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些地方说得不对。我本来不打算回应，但几天前的晚上我翻阅旧作《凭阑集》，读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写的一段话，回味无穷，忍不住要补充一下。那段话是这样的：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历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这段文字发表后，再有五个当时在芝大的朋友获诺贝尔奖，好象是不费吹灰之力似的。 记得我在六九年决定要转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职时，芝大的经济系主任A.Harberger 对我说：“为什幺那幺傻，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的强劲是史无先例的呀！”我当然知道该系强得厉害，但说是世界历史高峰，当时有点怀疑。 于今回顾，点只高峰咁简单？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个经济学者拿得诺贝尔奖，那大概是所有获该奖的五分之一，而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职于芝大的。从芝大六十年代的经济英雄榜上看，应该还有两三位可获诺贝尔奖。说是史无先例应该没有人反对，要赌后无来者应该没有人敢下反对的赌注吧。 蒙代尔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杰。我认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后，最值得获诺奖的人。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天才，屡有新意，而我们认识时他住豪宅，好开豪华的酒会，衣着时尚，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殊有奇气。他不喜欢多说话，教书有如天马行空，而作为本世纪最有地位的经济学报（JPE）的主编，投诉的人不计其数！ 这个有时思想难以捉摸、有时喜欢胡说几个数字的蒙代尔，凡事都看得极为简单。可能是因为这样，他的判断力是我所知的经济学者中最准确的。 他主张货币要用金本位制，我问他为什幺，他回应道：“古代的罗马帝国及后来欧美经济最繁荣的一段长时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国的通胀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蒙代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建议以金本位保钞票的一个百分率。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联系汇率的另一个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价由美国规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欧洲建议以纸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问蒙代尔可不可行，他说：“你要纸还是要金？要赚点钱，大手购入黄金吧。”后来在该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见我是经济学者，问我有什幺好投资。我说：“买金吧！”这些朋友买金后，其价下跌了百分之五，他们就把金沽掉，亏了本，把我大骂一场。殊不知骂声未了，金价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后来听说蒙代尔赚了大钱。 六七年我初出道时，把一篇颇长的关于佃农制度的文章，寄给大名鼎鼎的AER学报。编辑回应，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点，我原封不动地把该文转交给蒙代尔。他读后对我说：“你为什幺那样蠢，把两篇文章合为一篇？这样吧，在这里把文章一分为二，第二节跟第三节调换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给高斯的学报。” 我照他的建议修改，不到两个小时就改好了。后来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错，但要靠蒙代尔的简单判断。 六八年，中国文革当道，我搞笑地写了一篇题为《费沙与红卫兵》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目的是让芝大的同事娱乐一下。蒙代尔看到该短文后，坚持要将之发表。我说：“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应该发表吧。”他道：“你听过‘幽默中有真理’这句话吗？你若不介意，我就发表。” 从蒙代尔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是适当的，因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当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尔“怪”得精采，而当年芝大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认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当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见大巫，不敢认怪。 其二，当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尔是免费大量供应美酒之人。大家于酒后的深夜，创作去也。要说得顺理成章，他们就发明了一个“一杯的假说”。那是说喝了小量酒之后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谓“小量”往往不小。夏理?庄逊以半瓶烈酒为小，以一整瓶为一晚之限。后来庄逊因酒谢世，他们就废除“假说”，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与众不同之处，是重于阐释世事。专于理论的蒙代尔，对历史知得广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节。庄逊有时穿拖鞋授课；Uzawa在十个星期的学期内，八个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后要学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个小时地教两个星期。问蒙代尔借一本书，他不可能记得这回事。 是的，说六十年代的芝大经济系很有点乱来，是对的。但要把众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让他们乱来一下。井井有条算是什幺天才呢？ 当日认为蒙代尔做编辑做得乱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认为他做得非常好，因为在他的编辑下，精品甚多。 我想，学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点怪，有点糊里糊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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