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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有机会会遇见过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最令我欣赏的是钱俊瑞。他的英语比我的国语好得多，使我们容易交换意见；他言论坦率，跟我开门见山的性格相似；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佛利民。佛利民到中国时，钱先生招待过他。我对钱先生因此有点亲切感——虽然我们只有一夕之谈。 君子和而不同！我肯定钱先生会同意这句孔夫子说的话。他离港回国后对香港所发表的意见，我大部分是不敢苟同的。 钱先生认为香港今日在经济上的骄人成就，英国的贡献只是次要的，其他因素才重要。这些“重要因素”，包括1.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2.多年来香港能保持稳定发展，因而能得外国人的大量投资，及在韩战与越战期间发了他人的“国难”财。3.香港中国同胞的辛勤。4.中国大量供应物资。 港口优越性不及上海作为一个港口，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优越性却不及上海。后者近港口且位于长江口，既能成为中国货物的吐吞口，而又比香港接近日本及北美。解放前上海比香港繁荣得多，这是重要理由之一。若中国能尽量发展自由市场——像香港那样自由——则香港会遇到难以取胜的竞争对手。目前上海的经济地位，与香港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制度不同。 在大学念书时我会写过一篇有关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文章（可惜现无存稿），在抨击英国的结论中，我不能不赞赏她当时能看重海盗多如牛毛的香港的先见之明。用武力强迫开放贸易的行为已成历史陈迹，但若不是角京条约，中国何时才会发现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还是一个疑问。 至于钱俊瑞提出香港因久享太平而得的特殊好处，我以为他是忽略了较重要的一点。这就是香港军事费用较其他国家低。但香港并不太平。五六年及六七年的暴动，及在几个期间大量难民涌至，都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战后三十多年来，香港居民暴增十一倍！撇开提高生活水准不谈，单就处理治安及难民福利徙置等问题，手续之繁，费用之巨，都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发“国难财”谈何容易 外国在香港的投资，不是因为和平安定之故，而是因为在不安定的环境下，香港仍能保持自由竞争，在大量供应徙置及廉租屋的政策下仍能保持低税率，使投资者能估计香港的风险负担，比起其他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较为优胜。 我从不相信外地战争能导致本港的繁荣。少数人发“国难财”是可能的，但整个社会因外地战争而在经济上大蒙其利的，很难有实据。当然，无战事的地方总比有战事的地人好得多。但与其希望日本和台湾开战而使香港从中发财，倒不如希望他们国富民安，跟他们交易而获利。这不是因为为我们应有仁慈之心，而是因为要在他人的困境中赚钱，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那么容易。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几年，并不是韩战、越战或文革动乱期间，而是这些不幸之后的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二年！ 钱先生又认为，香港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同胞辛勤所致。这观点对了一半，错了一半，为甚么呢？因为他们忽略了经济制度的决定性。撇开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在中国并不勤劳的困窘问题不谈，制度对勤劳还有两个要点。第一、若只要辛勤就可带来繁荣，那么繁荣实在是太容易了！辛勤要有所值，而市值是经济繁荣最准确的量度。若不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劳力是不可能由市值带动的。第二、勤于知识投资，与勤于生产同样重要。前者也必须基于市价的指引才有客观的收获。 大恩不言谢上下交征利 我以为近来关于香港繁荣的各种言论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香港人的知识资源。在香港，不仅专业人士众多有目共睹，就是工商管理有方的杰出青年，也是屈指难数。这现象，绝非二十年前的香港所可比。 钱俊瑞提及的最后一个有关香港繁荣的因素，是中国以优惠的价格大量将物品供应香港。这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同样地，其他国家向香港供应汽车、石油、电器用品及种种食用品，应有尽有。而香港也供应外地各种产品。在金融上，香港提供的服务更使内外商人减低交易费用。 大恩不言谢，是市场的黄金定律。这定律自一七七六年经阿当．史密斯指出后，从未有人能成功地否定过。“上下交征利”是任何经济繁荣的主因。在市场上，无论价格如何优惠，买家从不怀疑供应者有利可图，而生产出售者也从不否认是为图利而供应。 钱俊瑞认为港英在香港的贡献是“搞了港口、码头、道路、通讯等基础建设”。他可能不知道，这些建设中较有成就的，不少是私营企业，即由资本家管理。其他政府经营的发展，见仁见智，但绝不单是香港政府才能办到的。 港兴盛英衰败的原因 港英对香港繁荣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香港的经济制度。我将这制度的设施及保护的功劳归功于港英，就是因为我不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能有其他执政者可取代港英的地位而能保持香港市场自由竞争的激烈性。究竟港英是幸运还是明智并不重要，因为成功只能以效果来衡量。一个能使经济繁荣的制度，是知难而行更难的。 经济学家都是善于批评政府的。说实话，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以此谋生——香港政府的各种政策都是论文的好题目。我与钱俊瑞先生在观点上的基本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对繁荣的决定性要比钱先生所指的各种因素大得多。而我和某些香港经济学者有所不同，就是我以为制度的优劣只能以比较方式来衡量。香港的经济制度，虽然可批评的地方仍多，但在我们所知的局限下，它对繁荣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 在私下谈话中，钱先生提出近来常听到的问题——既然港英能将香港的经济辨得好，为甚么英国本身却办得一团糟？这是一个困窘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我无从作答。 可以肯定的是，假若英国在战后没有改走福利主义，使国营企业激增、工会林立，她当年在世界上的经济雄风，是绝不会在二三十年间被日本取而代之的。（原载《信报》，1983年12月6日） ——摘自：张五常，1995年，《卖桔者言》（第21版），信报“张五常论衡”集，信报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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