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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1611-1632年）在日尔曼境内进行的两次巨大会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战术和领导能力的改进方面，这对战争艺术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在检讨其后果前，首先应分析此前陆战方面的发展，接着再分析古斯塔夫的战争艺术，最后才考虑他带来的战术变化。 虽然自从百年战争后半期就已不缺乏军事上的新发明，甚至于像达芬奇（1452-1517年）这种人已经开始设想潜水艇、坦克和飞机等问题了。可是在火炮尚未广泛使用之前的主要战术问题倒不是如何在野战中击败敌人，而主要是如何把敌人从要塞中赶出来。直到十五世纪后半叶，当要塞问题已经被解决之后，如何在战场上有效利用火力的问题才开始出现。（注：下列时间可以说明武器的发展趋势：手榴弹，1382年；发烟弹，1450年；计时火柴，1410年；盒装弹丸，1410年；粒状火药，1429年；火弹，1400-1450年；燧发器，1450年；青铜爆炸弹，1466年，炸弹，1470年；炮车，（约）1470年；手枪，1483年；燃烧弹，1487年；来福线，1520年；西班牙式火枪，1521年；改良型手榴弹，1536年；左轮式手枪，1543年；纸弹壳，1560年；一种榴霰弹，1573年；热弹，1575年；一般炮弹，1588年，火药与弹丸合装的弹壳，1590年；来福线手枪约1592年；冲击式引信1596年。） 1512年在拉文纳的血战中，加斯顿击败了神圣同盟的军队，炮兵在这一战中开始担负决定性任务。但是直到有了改良型的西班牙燧发枪后----1521年在帕尔马围城战中首次使用----步枪手才开始显示出价值。这种新兵器长六英尺，重十五磅，从一个楔形的架子上发射。它的战术性使用是由佩斯卡拉侯爵迅速发展成功的。1522年在比科卡之战中，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表演，证明火枪兵在开阔地中也有独立战斗的价值，这也是第一次使长矛兵变成了辅助部队。第二年，在帕非亚之战中，用不断的射击和运动，佩斯卡拉的火枪兵为赢得了那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会战；这次会战也为近代步兵战术奠定了基础。直到刺刀发明前火枪和长矛始终是主要兵器。在这些方面，西班牙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自从格拉纳达被征服之后，他们征召了许多老兵，建立了一支职业化军队。通常这种战斗单位有两三千名步兵，其中三分之一为火枪兵，三分之二为长矛兵。有些部队以皇室的王子为荣誉指挥官，是近代“步兵”名词的由来。在十六世纪，这些重步兵通常组成长方形的队形，有三十列纵深，火枪手则构成方阵，位于他们角上。但是到了十七世纪，由于炮兵的进步，他们的纵深又常常减为十列。 因为逐渐倚赖长矛来保护火枪兵，所以骑兵冲锋的机会遂大受限制，于是西班牙的骑兵训练又改以新发明的轮式手枪为重点，而不再注重刀剑和长枪的使用。他们穿着重甲以抵御火枪的火力，组成纵深的中队，一列又一列骑马冲到敌方长矛兵身边发射手枪之后，再旋转退入后方重新装弹。 这些步兵通常集中在中央位置，野战炮兵列在他们前面，更前面有散兵线掩护。骑兵则位于后方或两翼。在会战时，总是使用平行战斗队形，所以要寻找开阔地，尽可能背向日光和风向。通常很少进行追击，因为西班牙军的辎重纵队都非常笨重，并携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妇女。总而言之，西班牙人的战术迟缓但井井有条，不过也非常笨拙，可是对于一个训练不佳的对手而言，却几乎是一种无敌的力量。 在这个时期，其他多数国家的陆军大部分还是倚赖佣兵作战。在平时，他们的领袖都是些职业军人，只保留极少数专门人员供召募和训练之用，这也是他们的核心。一旦当他们接受了一次战争合约之后，一般兵员都是临时召募，对种族和宗教的界限都概不过问。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为主要兵源供应地。这些人只要对他们的直接长官宣誓效忠就行了，当他们被俘或是合约期满之后，常常也会换到敌对一方去服务。在冬天，这些佣兵通常被解散，到第二年春季再行召募，以准备进行夏季战役。如与训练和装备都优良的西班牙军队相比较，通常只能算是乌合之众。 火器对政治的影响也是同等重要。正如切凡特斯所说：“一双卑贱懦怯的手可以夺取最英勇绅士的生命，”它们不仅使战争变得普遍化了，而且也使权力集中在王室手中。任何个人都没有这样大的财力来购买火炮和装备火枪兵，所以只有国家才能担负得起。进一步说，由于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所以王室的地位逐渐上升到教廷之上，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而不再是道义的考验。在十七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常备陆军制度的兴起、军备竞赛的发展和权力平衡的政策。军事服役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专利，而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职业。陆军虽尚未大众化，但战斗却已经大众化，这种发展实为这个时代的特色，三十年战争所表现出来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欧洲各国都已经普遍仿效西班牙的军事制度，所以古斯塔夫所要对付的也就是这种西班牙式陆军。古斯塔夫为瑞典国王查理士九世（1604-1611年）的长子，1594年12月19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祖父是伟大的古斯塔夫一世，也是瓦萨王朝的创立者，他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人，喜欢中等阶级而反对贵族，所以把新教引入了瑞典。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斯承继了他的父亲为瑞典国王。同一年在与丹麦人的战争中，他第一次尝到了战争滋味。正如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的军事生涯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与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之间有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法兰西人的先驱，这正好比亚历山大对于罗马人一样。此外他们的性格也大致相同。道普在他的《古斯塔夫传》上说：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外，很少有其他名将像古斯塔夫这样热爱会战。因为他自己是那样不怕死，所以他的军队自然奋勇战斗。虽然他对小事很含蓄，不过对于大事他却会动感情。他是一个优良的骑师和体育家，具有卓越的幻想力，精力旺盛，爱好冒险，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虽然很易激怒，但却不念旧恶。他说：“我对人民的过错可以宽恕；但是他们对我的疾言厉色也应该不介意。”他对朋友忠实，对敌人慈悲，是一个具有高尚信仰的人，从不因为便利而牺牲他的主义。他很善于选择他的部下，他也同样善于选择所崇拜的英雄，其中纳沙的莫里西欧是他最崇拜的。他不仅向敌人学习，而且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精通各国语言，除了本国语言以外，他还懂得拉丁、希腊、日尔曼、荷兰、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文。在宗教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在政治方面，他热爱他的祖国，以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为主要政策。就军事才能而言，古斯塔夫要算古今以来少数名将中的杰出者。拿破仑曾经说过：古斯塔夫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等人相提并论。他的伟大在于其观念的新奇和执行时的勇敢。从十七岁起，他就经常具有战争的经验，而且经常在学习，发明，改进，并且敢作敢为。对他而言，在战争中为什么能有如此惊人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对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近代史上，他首先认识到机动是以纪律为基础的，而纪律的基础又是有效率的行政和领导能力。他的多数军官都是青年人，他不欢喜六十岁以上的将领，并且强迫他们照顾他们的部下。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曾经说过：“他不仅使他部下衣食无缺，而且还让他们穿有皮毛的大衣以御严寒；随时备有帐棚以保护他们不受恶劣天气困扰和获得最合乎人道的生活。在军营生活中严禁酗酒、赌博和说下流话。他也不准有放浪的妇女，他坚持所有的随营妇女都必须与士兵具有婚姻关系。”此外，自古以来，他也是第一位把战术基础放在兵器威力之上而不放在人力之上的将军。以他的统帅才能而论，切门尼兹对此有综合的评论： “在领兵向敌人进攻，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退却、宿营时，以及用野战工事来增强他的营地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古斯塔夫相比拟。他的筑城、攻击和防御战术可说是超人一等。他又善于猜测敌人的意图，并在战争中利用各种机会，那也是无人能及的。他对全局进行总览之后，马上就部署他的兵力，足以使所有机会都对他有利。他比其他将领高明的地方有三点：战术、组织和兵器。” 另外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下述评论：他一向都是以身作则，凡是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决不让别人去冒险。他自奉极为节约和刻苦。对于部下能够推心置腹，知道专靠严刑峻罚不足以赢得信心和忠诚。虽然也有人在战术能力和战略远见方面可以与他相比，但是以军事组织家的身份而论，那么也许除了马其顿的菲力普以外，再没有另一个军人可以赶得上他。他的军事改革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所以也等于创立了一个近代战争的新纪元。他不仅改组了每一个兵种，合并他们的战术，而且他更建立了一整套的国内经济体系和有效的补给制度。他认识到他这个时代的军事方法已经落伍了，因为各国陆军都抄袭西班牙的制度而毫无变化，所以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各国陆军都已变得笨拙不堪。 古斯塔夫在审视了现有军事组织之后，就明白地认识到最具优势的兵器还是火枪。所以他在改组时，减少了长矛兵的数量，将他们的长矛从十六英尺削 短到十一英尺，也减轻他们的装甲，并把他们与火枪兵混合在一起以编成一个连，每个连除军官以外，共有72个火枪兵和54个长矛兵。 在布阵时，长矛兵居中央，构成六列纵深的横队，四连为一营，八连为一团，两个到四个团为一旅，在每个单位中，都是左右翼为火枪兵，而中央为长矛兵，他减轻火枪的重量，以便可以不用支架。他又逐渐的以齿轮来代替燧发器，也采用纸弹壳，并用弹带来加以携带。 他使用了两种类型的骑兵，一种为轻骑兵，另一种为龙骑兵；前者只有部分装甲，而后者为骑马步兵。前者在中队组织中，所用的是三列纵深，而不是旧有的十列，所受的训练为用袭步冲锋，而不是用跑步，只有在混战中才使用他们的手枪。他们以横队前进，或前后鱼贯，或成棋盘格状，最后一线则为预备队。虽然古斯塔夫照平常惯例，也是把他的骑兵放在步兵的两翼，但他也常把骑兵摆在每一条步兵横线的后面，并且时常把火枪兵与他们混编在一起。一般说来，都是在炮兵轰击的浓烟掩护之下，骑兵向前冲锋，当他们把敌人的散兵线驱退之后，他们就退回好让步兵前进，接着，在另一阵轰击之下，他们再度冲锋，这一次的目标是敌人的两翼，把他们向中间赶以造成混乱，因为维持一条有秩序而完整的正面实为成功的要素。 虽然，他的骑兵和步兵都很优秀，可是会战的基础却是炮兵的威力。（注：他的骑兵和炮兵主要为瑞典人组成。至于步兵则以瑞典人为核心，其余则为苏格兰人、日尔曼人和其他为发财而当兵的人。）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伟大的攻城炮兵专家，那么古斯塔夫就可以算是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为了使火炮能获得机动性，他缩短了炮身，减轻了炮架，并也减少了口径的种类，他一共采用了三种主要类型的火炮----攻城炮、野战炮和团属炮。前两者的弹重可分为24磅、12磅和6磅三种。攻城炮有60、30和15CWT三种（注：CWT在英国相当于112磅）。野战炮重量则有27、18和12CWT三种。所谓团属火炮是一种轻型火炮，弹重4磅，每团两门，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用木盒装着，使他们在一个火枪兵发射六发枪弹的时间中，他们恰好可以发射八发炮弹，通常野战炮和团属炮都使用葡萄弹和榴霰弹，而攻城炮则用大弹丸。 在补给方面，古斯塔夫所用的是有良好设备和防御的仓库，每个仓库都有正规管理人员。他减少了行李车辆的数量，一个骑兵中队只有10辆，一个步兵连只准有8辆。晋升以资历为依据，刑罚都能合乎人道，不准拷打。他的参谋长是内法森将军，炮兵司令是托斯特森，是一个卓越的军人，在1630年还只有三十岁。 当华伦斯坦沿着波罗的海海岸前进时，古斯塔夫投入了战争。他对这个战争的本质有明白的了解，因为此时他写信给他的首相阿谢罗森·阿斯提拉说：“欧洲的一切战争都会融合起来变成一个单独的战争。” 四年以前（1624年），英王詹姆士一世和法王路易十三都曾向他试探，但是因为他的条件太苛刻，要求先付军费，并占领两个港口（分别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方面），所以这两位国王觉得他难惹，就转与丹麦人商洽。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继承英国王位，同意支援这个战争。因为华伦斯坦已经占领梅克伦堡和包围斯塔尔沙德时，古斯塔夫认识到哈布斯堡王室的野心是要控制波罗的海和海峡。所以当他与波兰之间休战之后，就曾于1629年9月1日写信给他的首相说： “如果我们在瑞典境内等待敌人，就可能丧失一切而一败涂地。如果能侥幸在日尔曼境内一战成功，那么就有利无害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国外作战。瑞典境内决不容敌军出现。” 基于这个原因，他才派军往斯塔尔森德，以便在波美拉尼亚海岸可以安全登陆。法国也正处在困境之中。当1628年10月法国的内乱平定之后，黎塞留马上派了一个大使去寻求古斯塔夫的援助。他的计划是想利用古斯塔夫来作为法国人的工具。他希望这个战争不是在日尔曼境内进行，而应发展到哈布斯堡皇帝的国土中去，就是前进到奥德河上，并深入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亚。同时由法、英、荷三国在财政上补助瑞典。可是瑞典国王却不愿做法国的工具。他现在已经摆脱了波兰战争的束缚，他知道由于统治手段的暴虐，华伦斯坦的身份已经跌价了；而“归还敕令”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感到害怕。所以他单独加速准备战争。1630年7月6日，他率领13,000人在乌斯道岛登陆，以后又获得增援达到四万人。从乌斯道他前进到了斯特丁，强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拉夫向他投降。于是再进入梅克伦堡，使其被废的公爵复位，在八月初，他命令法尔根堡上校率领一支兵力去协助防守该地。 当他在波美拉尼亚站稳脚跟之后，古斯塔夫就面临一个艰巨的工作。比起他的敌人，他的资源真是微不足道，而且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欢迎他。（注：在1630年，瑞典和芬兰的总人口约为一百五十万人；而日尔曼帝国的总人口则约有一千七百万。）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不仅始终保持中立，而且还是他的秘密敌人，因为他担心日尔曼的团结，并认为古斯塔夫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勃兰登堡选帝侯也不支持他。如果斐迪南此时能撤消“归还敕令”，那么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争取过来，从而使古斯塔夫的任务变得不可能。此外，丹麦虽守中立但含有敌意，法国态度动摇，荷兰表示嫉妒，英国也不可靠，而波兰则苦不堪言。这种情况是我们应该记住的，因为以后两军的战略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这又受到三个因素支配。 一、应该认清为什么日尔曼会分裂成为许多个数小国，原因之一就是在莱茵河以东，本来就缺乏罗马时代的传统。 二、因为古斯塔夫的主要基地为瑞典，所以在他往内陆推进之前，必须先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前进基地和海上交通线。 三、主要的天主教强国都位于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都是古罗马的旧领土。使西班牙和奥地利能够携手的交通线是莱茵河中段。不过在另一方面，奥德河、易伯河、威塞尔河又都流过新教的地区入海，而这个波罗的海也为新教势力所包围。 古斯塔夫对这些事实都有充分认识，但是必须在巩固基地之后他才能向南行动。现在冬天已到，虽然这些选帝侯还是畏首畏尾，可是法国人却已经与瑞典人签订了一个条约。1631年1月23日，这个《巴瓦尔德条约》签字了，根据它古斯塔夫提供步兵三万人，骑兵六千人。而法国人则一次付给一万二千“塔伦”（日尔曼银币），以后五年中每年再付给四十万“塔伦”。古斯塔夫也保证给与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不蹂躏马克西米利安的土地。 1631年春季战役开始时，提内首先攻击新勃兰登堡，而他的将领帕本海姆伯爵则包围马德堡。为了牵制前者，古斯塔夫进到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于4日13日将其占领，但是提内却很狡猾，并不尾随他前进，而是直接向马德堡前进，并与帕本海姆会合。 法兰克福被占领之后，古斯塔夫的唯一念头就是援救马德堡，但他在未获同意之前却不能通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领土，否则这两个选帝侯的兵力又可打击他的背面，费了许多口舌他才获得了乔治·威廉的同意，可是占领库斯特恩以后又浪费了三个星期时间，才获得了进入斯潘道的许可。此时，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却坚持不动，因为他拥有四万人的强大兵力，所以古斯塔夫被迫让马德堡听天由命。 提内率领二万五千人到达了马德堡，与帕本海姆一同围攻该城。5月21日该城陷落，在洗劫和焚烧之后，全城三万居民都葬身烈焰之中。（注：该城被毁并非故意，因为提内本来很希望利用该城来支援他的部队。）这个暴行使所有新教徒大为震惊，于是古斯塔夫也用恐怖来对抗恐怖。他前进到柏林，在他的火炮威胁下，勃兰登堡的乔治·威廉取消了中立。与希斯-卡塞尔的威廉和萨克斯-魏玛的伯恩哈德会师之后，古斯塔夫暂时据守魏尔本，并击退了提内的进攻。这一战却对古斯塔夫颇有益处。因为各面都已被切断，军队有饥饿之虞，提内就率领四万人侵入萨克森，向莱比锡提出警告。要求该城投降，否则就以马德堡为例。 于是，约翰·乔治立即放弃中立，并与古斯塔夫缔结同盟。这两支联军于9月15日，在莫尔德河上的杜本相遇。他们的总兵力共约有47,000人，第二天他们向莱比锡进发，准备向敌人挑战。因为杜本在莱比锡北方，相隔只有三十五英里，所以提内想撤退已经没有可能，而且他的部队在经过几个月的饥饿之后，现在突然进入这个富饶地区，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所以他的最好对策是坚守莱比锡城，准备接受围攻，以等候援兵到达。但是帕本海姆却认为他已是老朽无能，所以怀有不同想法。9月16日，他出发搜索敌情，乘机强迫提内出战。他派了一个使者向提内报告说：他已经看到敌人正从杜本向南移动，他现在已不可能撤退，否则即将遭受极大危险，并要求提内立即支援他。这样他就一手制造了决定命运的布雷顿福德会战。 提内率部出了莱比锡城，占领了一个在该城北面约五英里远的阵地，在左方有一个小高地，上面即为布雷顿福德村，而右面是斯顿堡村。这个地方是古战场，号称“上帝的田园”。依照一本古代的地理记载，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平原，布满美丽的森林和许多果园。 提内是一位老将，出生于1559年，是一个谨慎合理的军人。詹姆士·格兰特对他有下述形容：“他身材短小，样子瘦弱难看，两颊低陷，鼻子尖长，眼睛锐利深黑。长着长须。”他对西班牙战术深有研究。他的战斗队形为由一线或两线的步兵所组成。一共为17个步兵大方阵，每个人数为1,500人到2,000人，两翼则为骑兵所组成的密集纵队。他的全军可能有四万人，其中四分之一为骑兵。他自己指挥步兵，左翼的骑兵由帕本海姆指挥，右翼骑兵则由福斯登伯格和依索拉尼指挥。他一共只有二十六门炮，重炮位置在中央与右翼之间的正前方，轻炮则在正中央的前面。门罗说他在地形、风向和日光三个方面都占有优势。 9月16日，古斯塔夫从北面而来，在距敌军一英里远的位置宿营。夜间，他在他的旅行车中通霄与约翰·赫普伯格爵士、霍恩元帅、巴勒尔元帅和特腓尔将军会商，他们都全副武装。 第二天拂晓，瑞典军营中开始吹号上马。整个平原均为浓雾遮掩，瑞典人从雾中可以看见一线红色的火光，那就是提内的阵地。在祈祷之后，古斯塔夫展开了他的部队，采取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但是他并未采用旧式西班牙方阵，而是把步兵分成旅和半旅，这样使火枪兵可以得到长矛兵掩护，而且又可以从他们之间鱼贯而出，发射排枪之后再退回原地。所以不再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堡垒，而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活动要塞，彼此间可以互相支援。中央和右翼都由瑞典军担负，而萨克森军则负责左翼。关于后者的阵容已不可考。至于瑞典军则是这样的：在中央部分，第一线为四个步兵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和门罗与拉姆塞的两个步兵旅。第二线为三个步兵旅，包括着赫普伯格的苏格兰兵在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以上全部兵力由特腓尔和哈尔指挥。在中央的后方还有两个骑兵团充任预备队。在右翼方面，由巴勒尔指挥，第一线由六个骑兵团所组成，中间夹着火枪兵，另有一个骑兵团供支援用。第二线为四个步兵团。在左翼方面，由霍恩指挥，第一线为三个骑兵团，夹着火枪兵，第二线为两个骑兵团。团属的火炮都分别位置在各旅团的前面。而重炮兵则集中在中央的正前方，由托斯特森指挥。在霍恩元帅的左面即为萨克森军。全军可能为47,000人，军帽上都系着绿带，而帝国军则系白带。瑞典人的口号是“上帝保佑我们”，而敌军的则为“圣玛利亚”。 门罗的记载上说：古斯塔夫亲自指示每一个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会战开始了，敌军首先开炮，瑞典军也立即还击。这样炮声轰轰打了两个半小时之久。瑞典的步骑兵始终屹立不动，像墙壁一样。但是火炮已经在行列中造成了许多的缺口。 瑞典的火炮数量较多，发弹数量要比帝国军多三倍。这使敌人感到极大痛苦，帕本海姆却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战将，现在感觉到他们实在挡不住这样强大的火力，于是不等命令就率领五千名骑兵向瑞典军右翼冲锋。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提内心里十分明白，不禁怒吼道：“他们使我的名誉和光荣都付诸流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而且也造成了一个大败，因为骑兵的手枪绝对不是火枪的对手。瑞典军用火枪兵夹在骑兵当中，用火力扫射帝国骑兵的密集队形。帕本海姆一直冲锋达七次之多，都被逐退，在最后一次时，巴勒尔指挥他的预备队反攻，将敌军击溃，把他们逐出战场之外。（注：依照西班牙战术，骑兵冲锋时是用跑步和只使用手枪，等到敌军的行列混乱瓦解之后才使用刀剑。瑞典军的战术却恰好相反。骑兵在冲锋时用袭步和刀剑，在发生混战时才使用手枪。） 帝国军的右翼方面误以为帕本海姆的冲锋就是全面进攻的讯号，于是马上也向萨克森军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下，萨克森军就开始逃出战场，约翰·乔治拼命用马刺夹着他的马，向艾伦堡飞逃。这不仅可以抵销帕本海姆的错误，因为古斯塔夫的兵力现在突然被减去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提内也是一个能力卓越的战术家，对这个机会马上就不放过。他看到瑞典军左翼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掩护，而且受到了帝国军右翼兵力的威胁。于是他命令骑兵向右斜进，再向左旋转，以攻击敌军左翼。同时又命令福斯登伯格攻击敌军后方。 如果对方不是瑞典军，那么他的行动就可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但因为古斯塔夫部下的调动速度要比帝国军快两倍，所以提内就不能稳操胜算了。古斯塔夫立即命令霍恩元帅，也向左旋转他的兵力来应付提内的迂回，同时又从中央的第二线中，抽出了魏特森和赫普伯格的兵力，用来增援霍恩的左翼。 苏格兰部队以密集纵队前进。敌军首先屹立不动，准备迎击。但是瑞典军的炮兵火力要比敌人强过两倍。结果把敌军击散，于是长矛兵向前冲击，使敌军溃散。 正当左翼方面苦战之际，古斯塔夫抓住这个机会来作决定性一击。他自己骑马赶到右翼，命令巴勒尔的骑兵攻击提内的左翼。他自己就在四个骑兵团的前面，向尚有敌炮残留的山坡上冲锋。他扫过他们，打击在提内步兵横线的左端，并且用火炮痛击他们，同时，托斯特森也调转了预备队的炮兵，向密集的西班牙式方阵猛轰。 虽然接着还有一场困兽之斗，但是胜负却已成为定局。不久，帝国军完全丧失秩序，开始溃逃。他们死了7,000人，负伤和被俘3,000人，损失了全部火炮、九十面军旗和全部补给纵列。古斯塔夫的损失，包括萨克森军在内，尚未超出三千人，大部分都是敌方炮火所杀伤。 于是瑞典军的大部分开始宿营过夜，门罗说：“我们的营火烧的东西都是敌人的弹药车辆和遗留下来的长矛，因为我们没有足够人员来收拾它们。整个夜晚，我们那些勇敢的战友，萨克森人，一直在逃跑中，认为一切都已经完了。”但还是有五百名瑞典骑兵并未休息，由古斯塔夫亲自率领，向敌军残部实行追击。9月19日，在梅尔斯堡俘获了3,000人，直到9月21日在哈里才放弃了他的追击。 这次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可算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它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陆上会战，这也是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而且不管如何，它使天主教同盟本已复苏的力量又粉碎了，决定了日尔曼不再是一个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天主教地区。所以加迪勒尔教授说这是“归还敕令的坟墓”和“日尔曼的纳西比”。或者如布莱斯教授所说，它使欧洲免受耶稣会的统治。 从1631年9月17日开始，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古斯塔夫已经变成了新教徒的英雄。日尔曼北部的人民都把他当作一个救主看待。他给与战争以精神和指导，若是没有这种精神和指导，则新教徒可能全部崩溃，而西方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了。加迪勒尔教授的评论似乎是很有远见的，他说： “总结起来说，那些战术不过是他们用来保护的宗教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军事表现而已。这个刚刚被击败的固体纵队，足以代表在耶稣会组织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众所吞噬。提内过去曾经凭借纯粹的重力击败了许多强敌，但是现在却有一支新军兴起，证明除非能有个性的智慧来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主义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莫不如此。” 在布雷顿福德会战获胜后，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古斯塔夫不接着进军维也纳，而使斐迪南屈服呢？”有些历史家认为他应该如此，而弗拉德更把他与坎纳会战后的汉尼拔相比。但是这个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环境完全不相同。第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十分恶劣，它要通过厄兹格比格森林和波希米亚的残破地区，而且冬天也快要到了。第二，维也纳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影子”皇帝的驻地，所以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比不上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的马德里。第三，古斯塔夫已经距离他的基地数百英里，若再冒险前进，则后方一旦发生叛乱，结果将不堪设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忠忱都不可靠，而巴伐利亚则威胁着他的侧翼。第四，当他最后决定前进到莱茵河上时，虽然因为把战争带入天主教地区会激怒黎塞留，但他自己却可以获得新教的巴拉亭为基地，并获得了日尔曼最富有的地区来供养他的军队。过去这些地区对于天主教同盟，曾经供给不少的人力和财力。第五，是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在占领了巴拉亭之后，他就可以切断西班牙与日德兰和意大利之间的连系。所以最后他决定向莱茵河前进，而萨克森选帝侯则把战争带入了波希米亚。 10月18日，古斯塔夫占领了吴兹堡，推进到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再进到梅兹，经过两天围攻，该城投降了。在他伟大胜利后的三个月之内，他征服了全部莱茵地区，组成了同盟也指派了政府，迫使莱茵地区的一切天主教君主都保持中立并把西班牙部队赶回了日德兰。他在莱茵河中游的两岸，在阿尔沙提亚、下巴拉亭和科隆等地，都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些成就使黎塞留大为不快，他对这种征服的迅速和彻底颇为震惊。他说：“必须设法阻止这个西哥特人，因为他的成功对法国和皇帝都同样是个严重威胁。”他这种震惊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古斯塔夫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组成一个新教同盟，而以他自己为领袖。这就是要完全毁灭帝国的制度，而黎塞留却并不想毁灭它，只是要使其不能发生作用而已。 怀着这种观念，1632年春天，古斯塔夫又向提内挑战。后者自从在布雷顿福德战败之后，又已召募了一支新军，此外洛林公爵也率领12,000人与他会合，使总兵力达到四万余人。古斯塔夫在多瑙华尔斯渡过了多瑙河，并在李赫河上与敌人遭遇。在烟雾掩护和炮轰之下，他在河上架了桥，于4月16日击败提内，提内负了重伤，十四天后去世了。 自从罢免华伦斯坦之后，斐迪南内心一直感到很遗憾，在提内惨败之后，他就更想启用他了，因为尽管事实上他很害怕这位凶恶的魔王，但却又找不到另外的人选。这个人的眼光是超越时代的。华伦斯坦的目的，很明显是想使这个帝国在一个虚名的王室下统一起来，而由他自己任首相，总揽一切。所以他认为宗教纠纷必须停止，容忍之道必须请求，为了相忍为国起见，只有用金钱贿赂为唯一有效的工具。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计算为根据。他是一个占星家，一个生意人，毫无道德和慈悲观，累积了大量财富。他的态度沉静、含蓄、神秘，没有人敢问他。他是快要启蒙的权力时代的标准产物，这样的人在以后的时代中，可以做一个工业或银行大王，受到万人景仰。 失望之余，斐迪南只好向他求教，华伦斯坦却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对军队应有绝对和无条件的控制权，皇帝对他应完全信赖，不得他的同意不准下任何命令，一切被充公没收的领土都由他控制，加速取消“归还敕令”，他还要有一个选帝侯的头衔。这些条件全部被皇帝接受了，于是这位捷克人才又以“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将军”的头衔再度出山了。 华伦斯坦的第一个行动是争取萨克森的约翰·乔治，第二个行动则为动摇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的信心。但是他都未获成功，于是在1632年4月，他开始进兵波希米亚，这本来是在萨克森人占领之中。他攻占了布拉格，强迫萨克森人撤退，6月27日，又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会合，总兵力增至六万人。他前进到安堡，并在纽马克与瑞典人发生了冲突。古斯塔夫撤往纽伦堡。华伦斯坦跟踪追击，于7月16日，到达弗斯，就在附近掘壕安营。 两军对峙达几个星期之久，整个日尔曼和欧洲都在焦急和期待中等候消息。9月4日，由于缺乏补给，古斯塔夫向敌方阵地发动了一次突袭，结果被击退并损失了三千人左右。十四天后，因为军中患病人数已有数千之多，所以古斯塔夫放弃了对峙，决定向维也纳进军，以吸引华伦斯坦离开萨克森，可是后者却看透了他的计划，不但不随着他走，反而直趋萨克森，而马克西米利安则率领骑兵的剩余部分，去防御巴伐利亚。接着，华伦斯坦也派人去通知霍克和帕本海姆----他们正留在威赛尔河上----与他会合在一起，意图为集中兵力对付萨克森，而使约翰·乔治退出战争。 这个企图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了，于是约翰·乔治拼命向古斯塔夫求援。瑞典国王此时本已在途中，10月22日又回到了纽伦堡。11月2日，萨克斯-魏玛的伯恩哈德也在安斯塔德与他会合，11月8日他占领了南门堡的柯森隘路。他在那里又催促约翰·乔治----他的军队正留在托尔高----率领所有一切能动用的兵力来与他会合。 此时，莱比锡已经为霍克占领，因为冬季将临，华伦斯坦假定古斯塔夫也一定会暂时休战，所以就决定在吕岑周围宿营过冬。为了避免人数过于拥挤，他又派帕本海姆与他的骑兵去占领哈里。虽然此前华伦斯坦的防御战略似乎都比对方略高一筹，可是面对着古斯塔夫这样一位勇将，分散自己的兵力未免是个冒险的决定，11月14日古斯塔夫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就决定设法使敌人接受会战，尽管他在数量上还是居于劣势。 11月15日上午一点，他出发往帕高，以求与萨克森人会师。他在那里停留了四小时，但还没有听到萨克森军的消息，于是他继续向吕岑前进，希望能对兵力仍在分散状态中的敌人作一次奇袭。但是道路太坏，使他的行动大大延迟。在李巴赫与一部分敌军遭遇，经过一番激战才把他们打散。那天夜间，他宿营的地方距离敌军有一英里左右。他举行了一个战争会议，克尼法森主张迂回，伯恩哈德主张攻击，但是古斯塔夫却已经立下决心。他说：现在骰子已经掷下，不能放过华伦斯坦而不攻击。 在敌方营地，华伦斯坦正在患了脚气，必须用轿子抬着走。他整夜都忙于设防，因为他希望尽量避免战斗。11月16日上午2时，他知道古斯塔夫的部队已经逼近，才派人去送一个紧急命令给帕本海姆，他说：敌人已经接近，把其他一切事情都丢开，率领你的部队和炮兵赶紧回来。你明天上午必须要到达此地，因为敌人已经越过了李巴赫隘路。 两军现在对峙着的吕岑平原，是低而且平，从西南到东北，中间有一条莱比锡大路贯穿，这条道路的路基较高，两面都有沟道；在吕岑以东约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条曲折的小溪，叫作弗罗斯格拉本，有许多地方都是可以徒涉的。华伦斯坦还是想象在纽伦堡一样，只打一个纯粹防御性的会战，所以他在莱比锡大路北面不远的地方对兵力作一线展开。他的右翼倚托在吕岑城北一个小高地上，这上面有几个磨坊。他的左翼则直达那条溪流。他把沿着大路的沟道，改掘成为战壕，把火枪兵放在它里面。他的兵力确数已不可考，可能为25,000人，但帕本海姆的8,000人尚不计算在内。他把全军分为中央、右翼、左翼三个部分。中央部分由四个步兵大“方阵”组成，由他自己指挥。右翼由柯罗里多指挥，左翼由皮科洛米尼指挥，都是骑兵。他也守着吕岑城，这个城已被他纵火焚毁，他的火炮约为60门到66门，分为两群，一在右翼前方，一在中央右端前方。 古斯塔夫于拂晓时开始进攻，但大约在8点钟时，突然起了浓雾，所以只好被迫停止。他就乘机向部下训话。他的目的是切断华伦斯坦与莱比锡间的联系，这不仅可以让他丧失基地，而且也使约翰·乔治可以自由使用这条道路，这支兵力是他所昼夜企望的。他的兵力可能为18,000人，分为二线，大致区分如下：中央两线的兵力都是四旅半步兵，分别由布拉赫伯爵和克尼法森指挥。在两翼方面为骑兵，队形与布雷顿福德会战相同。他自己指挥右翼，布恩哈德指挥左翼，在中央后方只有一个骑兵预备队，由欧姆上校指挥。在步兵前方摆开了26门重炮。至于40门团属火炮则分布在火枪兵前面。 根据当时参战的弗利伍德的记载，战斗情形如下：当雾消去之后，炮兵就开始发射，敌方马上就加以还击。本来天气已经清朗，部队在10点钟左右开始前进，可是马上又起大雾，彼此间几乎都看不清楚了。就在那个极短的清朗期间，古斯塔夫率领右翼的骑兵向前冲锋。他被战壕中的敌方火枪兵击伤，他自己的手臂和坐骑的颈部都被射穿，但他仍不肯后退。于是跳过壕沟，直向敌军冲去。（注：当时，主将亲自进行白刃战的风气还很流行，这样负伤战死的人也很多。） 他击散了华伦斯坦的火枪兵，击溃了一部分克罗提骑兵，并把皮科洛米尼的重骑兵也驱退了。此时，伯恩哈德也率领左翼前进，逐退了柯罗里多的骑兵。中央的步兵也前进，并夺获了华伦斯坦的中央炮位，但不久又退回了。 由于大雾的原因，关于这一个阶段的战斗情形，几乎没有任何两个相同的报导。很明显，当古斯塔夫听说他的中央部队已经撤退，就率领一团骑兵赶往接应。在大雾中与他的部下分开了，他带着三个护卫人员冲入敌方一群骑兵之中，他的头部和身上都中了弹，立即毙命；两个护卫人员被敌人砍倒，但有一个人逃走了。 古斯塔夫的阵亡，不但没有使他的部下丧失士气，反而激发了狂热的报仇心理。他们现在改由伯恩哈德指挥，继续进攻。此时，帕本海姆也赶到了，他打击在瑞典军的右翼上，又把他们逐回到原有位置。正当此时，帕本海姆也阵亡了，于是会战变成了混战。国王的遗体被抢回了，华伦斯坦的火炮曾经失而复得达两次之多。最后，瑞典军不惜牺牲，拼命苦战，于是帝国军终被击溃，当夜幕将垂时，战场上已经没有敌人了。瑞典军并未追击，损失也无确实估计。弗利伍德说帝国军被杀者约为三四千人，而瑞典军约为一千五百人。同时他这样感慨说：“如果上帝愿意让他（古斯塔夫）今天不死，那么我确信他必可使日尔曼境内的一切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这的确是很可能的，金德里在他的《三十年战争史》中说：“这是绝对可能的，他是可以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在日尔曼建立一个国家，使该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提前一百年以上。”布莱斯也说：“在四个战役之中，他毁灭了皇帝的陆军和威望，蹂躏了他的土地，用空了他的国库，使他的力量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即使今后再获成功，也还是无法挽回这个颓势。”正与亚历山大一样，古斯塔夫也是大业尚未完成就死了。他遗留下来的任务太伟大了，使他的后继者担负不起。如果不是黎塞留的煽动，那么战争可能就此结束。帝国已经崩溃了，华伦斯坦的信用也破产了，终于在1634年被刺身死。但是由于法国人尚未获得莱茵河西岸的控制权，所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黎塞留继续鼓动战争，劝说所有各国应以全面和平为目标，并且说个别的解决是既无利可图而又不可靠，这样他就逐渐使哈布斯堡的诸侯将他们的势力消磨殆尽了，并收回了二十年来法国因为不决和无能而丧失了的土地。话虽如此，黎塞留虽然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却并不是战略家，他从来没有认清战争是一种艺术。 1634年9月6日的诺德林根会战是另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战中，伯恩哈德遭受到决定性挫败。到了次年春天，整个日尔曼南部又重新归入皇帝手中。1635年5月30日，皇帝与约翰·乔治之间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于是同盟也解散了。 因为在法国支持之下，瑞典不肯承认这个和约，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侵入和征服----一面为法国和瑞典，另一面奥地利亚和西班牙。前者的目的是一贯的，就是拆散哈布斯堡包围圈。现在一切理想都已消灭，包括斐迪南的、古斯塔夫的和华伦斯坦的都在内。战争现在变得更为野蛮，也变成了波旁王室对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战争，完全是一种权力之争。农民叛变了，只有军人才能活命，一大群挨饿的妇孺跟在军队后面，好像尾巴一样。（金德里曾举了一个例证：一支38,000人的军队，却有127,000人的妇女、小孩和其他随营人员。）战火差不多一直烧到了巴黎的城门口，使居民都惊惧不已。战斗互有胜负，而整个地区却已人烟绝灭。慢慢地大家开始厌战了，于是才又有一线和平的曙光出现。 斐迪南二世死于1637年2月15日。他的遗嘱希望他的国家从此永不分裂，这样就建立了奥地利王朝。法兰西王朝的创立者黎塞留也在1642年12月5日逝世。接着路易十三也在1643年5月4日逝世，继承人为路易十四，他出生于1638年。十四天后就发生了罗克罗伊会战，西班牙式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告终。托斯特森为当时的名将，于1645年3月6日赢得了约考的决定会战，于是萨克森与瑞典之间才建立和平关系。三十年战争在1648年秋季以瑞典人对布拉格的围攻为结束。 冲突无法继续下去，因为斐迪南三世（1637-1657年）已经不再能抵抗法国的压迫，他的帝国已经变成了一片荒郊，不再能供养他的军队。和谈早已开始，1648年10月24日，帝国与法国和瑞典之间都分别签订了和约。这个条约就称为西伐里亚和约，在以后一个半世纪中，这些欧洲国家都能继续维持正常关系，经过轻微的修改，它一直维持到1789年为止。 根据这个和约，加尔文派取得了与路德派的同等地位，并且规定1624年元旦为一切宗教纠纷总解决之日。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于是所谓“宗教改革”获得了合法依据。（注：不过宗教改革的原有意义已经完全丧失了，新教已经不再是一种宗教，而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罗马的宗主权被取消了，所谓基督世界的瓦解已成定局。欧洲的地图也要重画了。上巴拉亭归并了巴伐利亚，下巴拉亭则由腓特烈之子查理·路易所有。勃兰登堡获得了哈贝斯塔特、明登、坎明和马德堡的一部分。瑞典则分得了上波美拉尼亚、布里门、费尔登、梅克伦堡、斯特丁和鲁根岛。萨克森保留着鲁沙提亚和马德堡的一部分。瑞士共和国和联合省都独立了。法国现在变成了欧洲和平的公敌，获得了上下阿尔萨斯、梅兹、托尔、凡尔登等地。日尔曼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国，在这些国里又产生了农奴制，而迷信变得十分猖獗，许多被指控为巫师的人都被烧死。学校都已被毁灭，教育、文学和艺术备受摧残。早在1648年以前，整个国家就已变成了野蛮的世界。 日尔曼市民有秩序和繁荣的生活都被毁灭了，他们的家庭妇女被拖在佣兵式军队的后面做尾巴，一半像妓女，一半像吉卜赛人。 1880年，德国驻伦敦的大使哈兹费德亲王向格兰维里勋爵说：“德国在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损失，至今仍未恢复，所以德国政策的重点应为阻止这种类似的灾难再发生。”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国家所受到的损毁程度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连匈奴和蒙古人的入侵也不足以比拟。据说人民死亡总数为八百万人，此外在战场上被杀死者为三十五万人。在屠林吉亚有某一个地区，1618年，在十九个村落中共有房屋1717栋，而到了1649年只剩下了627栋了。本来一共有1773户家庭，现在只剩下了316户，占有这627栋房屋。在同一地区中，本有牛1402头，现在只剩下了244头；本有羊4616头，现在一头都没有了。在波希米亚，原有三万五千个村落，只有六个幸存；人口由二百万人减到了七十万人。在亨尼堡一地，人民死亡了百分之七十五，牲口死亡了百分之八十，房屋毁灭了百分之八十。而愈是富饶的地区，则损失也就愈重。 西伐里亚和约为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之一。哈布斯堡王室开始转向东发展，一代人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缩小了，他们向多瑙河上去补偿在莱茵河上的损失，瑞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国，直到1709年波尔塔瓦会战后才开始衰颓，日尔曼的领导权移到了霍亨佐伦家室的手中。由于日尔曼的分裂使法国的安全大为增加，于是继续与西班牙交战。此时，在北方又有两个新强国兴起，联合省变成了一个发展中的商业帝国；此外还有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当西伐里亚条约签字的墨汁未干之际，英王查理一世的人头就已经在西斯敏斯特修道院刽子手的笼中打滚。这是平民阶级向天授王权挑战的开始。 ------------------ 投笔从戎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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