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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8年11月12日。 长沙城里突然冒起一把天火，烧得鬼神为之惊异，引起人民的强烈震怒。 刚从武汉战场撤退到湖南南岳的蒋介石，也被那把天火惊得膛目结舌。 众人所指，皆归于焦土抗战的过失。 焦土抗战，为了民族的生存，不惜以自己的血去换取敌人的血；不借将我每一寸国土，都变成反法西斯侵略的火海；不惜将我国土上一切都毁灭殆尽，也决不向敌人低头屈服。 这种精神在芦沟桥事变后的许多中国军队将士中都有充分体现。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全国抗日将士发出训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又于几天前发出告同胞书，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初起，李宗仁将军发表《焦上抗战论》响亮地喊出焦土抗战的口号。李宗仁说一些人认为，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与工业十分先进、军力十分强大的日本相对抗，中国必败无疑。他说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悲观论者。只要我们树立必胜信心，发扬民族决战精神，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把我国辽阔的疆土都变成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实行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抗战，陷敌于民族战争的泥沼之中，则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认为长江中游平原上的长沙城，已为日军必夺之目标，若敌人夺取该城，将变成进攻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基地。他通过侍从室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指示，若日军进攻长沙，在长沙无法守住之时，将其重要设施烧掉，以免资敌。 张治中将军抗战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当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他便预感到长沙的危机，向全省军民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大家树立两个志向：一是抗战到底，绝不做日寇的顺民；二是要与湖南的土地共存亡，守土保家，绝不做难民。 11月11日。 张治中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纵秘密布置放火烧城的事宜，亲自审阅了酆悌拟订的焚城计划。张治中对酆、徐等人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开市区后就开始行动。”规走：“见市内火起便是放火烧城的信号。还对酆悌说：”你指挥的长沙警备队第二团和长沙保安大队大多是长沙人，必不忍心放火，你去对他们讲讲焦土抗战的道理。“ 当时长沙城的情况，已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慌。日军逞其余威，从武汉沿江西窜，已占领岳阳。日军飞机对长沙及附近城镇大肆轰炸。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有的说日军已渡过了汩罗河，都快到长沙城了。 长沙专门放火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汽油和高压水笼头等放火器材，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大放其火。特别是那些决心不当亡国奴、家往长沙市的民团士兵，都怀着满腔的民族义愤，积极投身于这种自焚的勇敢行动，唯恐将自家房屋晚烧一步，而落后于他人。 当天深夜，市内天心阁附近失火。 自卫团的丁森等士兵，马上带头把自家房子放火烧起来。 这一下乱子就闹大了。 士兵们都以为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便一齐动手放火烧城。各条街巷，高压水龙头喷射出一条条油龙。霎时间，城内火光冲天，风助火势，滔天大火在夜空中狰狞狡笑，烈火烧红了半边天际。 “放火”是放火者在惊慌失措时所为，当然就没想到还要拉警报，更不可能去组织疏散民众。 长沙市民还在睡梦中，无情的“天火”一下便吞没了两千多个无辜市民的生命。 大火烧着了城里的弹药库，这下就更热闹了，轰轰隆隆，如同万炮齐轰，震得二三十里之外的地皮都在打抖。 大火从11日深夜，一直燃到14日才被扑灭。五万多栋房屋变成焦土，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蒋介石在南岳接到张治中的报告，立即赶赴火灾现场。这个一身戎装的统帅，铁青着脸面对余烟未尽，飘散着人肉烧焦的臭味的焦土，深感问题严重。 当张治中哭丧着脸，向他负荆请罪，请求严厉处罚自己时，蒋介石狠狠叹口气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那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 团体的错误，他蒋介石应该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错人。 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当即命令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和第74军军长俞济时，将这次火灾的直接责任者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逮捕，并给俞济时密电：“长沙放火罪人酆悌等三人，立即执行枪决……” 蒋介石又请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等人调查事件经过。事后，周恩来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联合发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 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长沙大火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舆论界的强烈谴责。蒋介石于11月16日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侨说明原因，表示歉意。 在陪都重庆主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工作的汪精卫，借机对抗战提出非难和指责，发表了《为什么要错误理解焦土抗战》。说，如果焦土抗战就是像长沙那样毁灭自己，那还不如不抗战的好。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受撤职留任处分。但迫于舆论界和湖南民众的义愤和压力，张治中于12月30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提出了“辞职”。 二 1938年11月25日。 刚处理完长沙大火那件使人意想不到的麻烦事，蒋介石就赴回南岳衡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由于在大火事件上，蒋介石受到各种非议和指责，因此，心情很不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军委会各部和全国的高级将领外，第三、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百余人，也被通知列席大会。周恩来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了会议。 军事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虽然蒋介石把长沙大火归咎干部下，但他心里也大为不安。他端坐在主席位置，强按住心头怒火，阴沉着脸照稿子念开幕词。 他说，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此后到中日战争结束为第二期。在第一时期，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土地，就一时的进退而言，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没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与敌周旋，使敌人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彻底打败中国的企图，彻底落空和失败。 蒋介石继续歌颂他指挥的第一期抗战的巨大战果。他说，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我们也使日军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据统计，在这期间日军共伤亡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战中，我国军队广大官兵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使一贯轻视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的日本侵略军，不得不为我国军人的牺牲精神慑服惊讶。也使世界友邦和世界人民对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发出赞叹。 说到此处，蒋介石就想起了像韩复榘那样不听招呼，像长沙大火那样乱捅漏子的高中级将领。因此，忍耐不住心头怒火，丢开讲槁，站起来声嘶力竭地痛斥军队中的种种可耻行为和现象。他说，某些将领指挥无能，各行其事，保守实力，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统帅部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甚至连统帅部也不能抽调某些地方的部队作机动使用；有的高级将领耍小聪明，躲避命令，规避责任，用那一套把戏来对付战区司令长官，使之无法指挥作战；还有的部队存在着让阵亡官兵，暴尸疆场，不组织收尸安葬；有的部队出现士兵逃亡；有的部队军纪涣散，土匪习气严重，军行所至，老百姓逃避；还有的谎报军情，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 蒋介石一提这些可耻行为就收不住口。他所指责的那些现象，当然多发生在杀韩复榘之前，但他此时特地提出来，重加鞭鞑，意在警告那些无能和各行其事的将领们，不要步韩复榘之后尘，当韩复榘第二。 当蒋介石在台上痛斥种种可耻行为时，台下的将领们无不为自己以往指挥作战中的失误；感到冷汗直冒。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感到提心吊胆，害怕追究他的责任，便在下面四处放风，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 第二天，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在会上发言，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 王陵基和第29集团军代总司令，感到大难临头，极为惶恐。 当时，在第一线作战的川军，除王瓒绪的第29集团军和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外，还有唐式遵第23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杨森第27集团军，以及在山西等战区的李家珏等军。川军将领们对这种不怀好意，想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做法极为愤慨。 他们认为川军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战问心无愧。川军在全国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差，但作战极为勇敢顽强。1937年冬季，川军誓师出川抗战，一路北出秦岭，另一路由重庆沿长江东进。北方当时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十万川军将士只穿着单衣、草鞋，在茫茫雪地里行军，晚上宿营，打开背上那块四方形的被单，卷曲而躺，不进民房干扰百姓。没有雨衣，没有斗笠，顶风冒雪，行军上千里路，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老百姓见了无不为之落泪！ 川军将士用川造步枪，川造麻花手榴弹，同日军的坦克、大炮、飞机、军舰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 川军将领们心里不服，这是理所当然的。 晚饭后，蒋介石、何应钦上厕所，见墙壁上到处写着小字标语： “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 蒋介石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当即命何应钦去把陈诚叫来研读那些“茅厕文学”，并在厕所旁边把陈训斥了一通，说他们小题大作，捕风捉影，推卸责任，攻击川军，才引起了川军的普遍不满。此事若弄不好，又将惹出大乱子，令其尽快做好川军将须的工作，抹平这件事。 其实，蒋介石在会上发那么大火，滔滔不绝地痛斥军中的可耻行为，只是因为长沙大火的气未消，一时发作。再者，他所指责的，也绝非川军。在蒋介石看来，川军的抗战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而且由于川军人数众多，已成为抗战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现在，陪都还设在重庆，若不对其好好安抚，势必将有不测风云。 第二天，会场气氛大变。 陈诚作大会发言，专门检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得失情况，其功劳当然归功于各参战部队。对于南岸战场某些失利的责任，陈诚全揽在自己头上，向大会作了指挥失误上的检讨，请求统帅部对他本人从重处分。 陈诚检讨之后，蒋介石即兴插话，对王陵基将军指挥川军第30集团军在万家岭等战斗中的英勇善战行动，给予表扬鼓励。 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坐在下面，乐得台不拢嘴。 夜里，陈诚专门宴请王陵基等川军将领。席间，陈诚举怀敬酒，“希望川军继续保持光荣声誉，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胜利。” 陈诚还以军委会总部口气，向川军将领们许诺，今后在兵员粮饷，武器装备方面，将尽量先考虑补充川军各部。 “茅厕文学”引起的风波完全平息。 军事会议继续进行。 蒋介石和将领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力情况。认为：日军占顷武汉以后，因兵力不足，补充困难，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旦是，敌陆海空军种和兵种齐备，训练有素，兵器配备较充足，人力强大，战斗力仍很强。 鉴于以上情况，第二期作战，将是敌我相持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日军不可能再深入到国民政府的后方；中国军队也不可能一下打败日本人，将其赶出中国去。这无疑是明智的判断形势了。 蒋介石基于以上对形势的判断和综合全体到会将领们的意见，提出了中国军队第二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和谋略： 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在这里，蒋介石已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这恐怕或多或少取决于在前十年内战中，他的正规军同红军游击队作战吃亏受挫而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为扶持和培养敌后游击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决定，正面第一线战场上，要不断地主动地出击日军，将日军主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前线来，以此减轻敌后游击部队的压力。 此举，无论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部队，还是对共产党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人民抗战力量的发展壮大，牵制和消耗了相当数量的日军和伪军，反过来，也对抗战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为了适应这扯大了的战争摊子，便于指挥作战。蒋介石对军队体制进行了改革，废除了兵团、军团两个层次，以军为作战的基本单位；取消西安、广西、重庆等行营，另设天水、桂林两个行营。以程潜、白崇禧分任行营主任。在最高统帅部之下，由程、白二将军分别负责指挥南北两大战场。 会上，蒋介石重新划分了全国战区，调整了兵力部署：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兵力：第2、第3集团军，共12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防守河南及安徽一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兵力：第4、第5、第6、第7、第14、第18六个集团军。共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五个骑兵师，三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防守山西及陕西一部。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兵力：第10、第23、第25、第32四个集团军和新编第4军。并3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以及其他特种部队。 负责在苏南、皖南和浙闽两省开展游击战。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兵力：第9、第12、第16三个集团军。共18个步兵师，2个独立步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广东、广西。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兵力：第2、第22、第29、第33四个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总队。共26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皖西、鄂北、豫南。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 兵力：第7、第17两个集团军。共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 防地：甘宁青及绥远地区。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理）。 兵力：第1、第20、第19、第27、第30、第31六个集团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共52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游击部队。 防地：湖南、鄂南、赣省一部。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 兵力：第34集团军等，共9个步兵师，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保安部队。 防地：陕西。 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 兵力：7个步兵师和特种保安部队，游击部队。 防地：苏北、山东游击区。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兵力：5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游击部队。 防地：冀察方面。 全国兵力总计：250个步兵师，29个独立步兵旅；13个骑兵师，10个独立骑兵旅；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部队若干。 仅步兵师来看，经过一年多的抗战，不但没被日军消灭，反比1938年1月的210个步兵师，多出40个师。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中，得到提高和加强。 蒋介石命令：长江方面各战区部队，从1939年初开始，分期分批整顿轮训，补充兵员装备，到1939年底，应全部整训结束，准备反攻。 三 1938年11月上旬。 当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在东京，天皇正召开大本营军事会议。中心议题是分析中国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的形势，制定日军对中国作战的方针策略。 天皇对形势的判断如下： 帝国于1938年秋季，以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实施攻占广州及武汉的积极作战，并取得了显赫战果。但判断蒋政权依然迷梦未醒，残存于西边数省，力图恢复其战力，建设新的补给路线，且在法属印度支那寻求补给港口，继续坚持抗战以挽回颓势。然而，在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我方如采取适当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因此，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央政权创造良好条件，支援其成长，是我军为达到战争目的的重要作业。 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对沦为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估计确实大乐观了些、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已经降格为地方小政权。同时，他们尚有力量一直进攻下去，只是觉得一味深入穷追没意思，才停下来不追不打，而专心建设“新中国”。 实际上，当时日本陆军在国内的兵力，仅有一个近卫师团，完全唱着空诚计。而在中国已经配置了24个师团，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日本某些战略家也不得不承认：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 根据天皇和大本营对形势的判断，日本陆军省于11月18日起草了攻占武汉以后，中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核心之点为： 第一、日军从战略进攻阶段转变为长期持久战阶段； 第二、日军应采取局部作战，以确保占领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 日本方面用主要精力在占领区扶持新的中央政权，其目的正如蒋介石所估计的那样，是为了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日军要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必然要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们看中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大亲日派汪精卫。 在日本方面看来，汪精卫自清末以来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份量，现在又在执政的国民党中身居要职，对中国中上层人士有号召力。只要他一出马收拾中国这残局，中国上下必然热烈拥护。待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国”一建立，就把蒋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来，日本征服中国的大业，也就圆满完成。 一贯反对以武力与日本相对抗的汪精卫，在武汉、广州失陷之后，其反对抗战的意图更加露骨。他认为中国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变成日军的占领地一不如在尚未彻底失败之前，与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争取一些“自立”的条件。待讲和了。日军撤走了，中国在亲日的幌子下奋发图强，再行建设，再争取完全的独立自主，再与外强争个高低。但是，在国人积极主张抗战到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抗战鼓劲加油的一片喝彩声中，汪精卫自感无法说服蒋介石，更没有力量左右执政的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因此，决心孤注一掷，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走“保种保民”，这一条“和平救国”的道路。 1938年10月下旬。 汪精卫暗中派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密商罢战媾和之事。10月20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汪精卫由重庆出走，然后，汪、日双方相互发表和谈声明。 11月30日。 天皇批准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基本内容为“新中国”承认“满洲国”；华北、蒙古为日华军事合作特区；长江中下游地域和华南沿海为日华经济合作特区；规定“新中国”之政权形式为分治合作。在附属条款中，还有“中国应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蒙受之权利、利益的损失。” 12月18日。 汪精卫和夫人陈壁君，以及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等人，趁蒋介石到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之机，从重庆乘飞机，经成都到达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包租一架飞机逃往越南河内。 12月21日，陕西武功。 蒋介石正在主持军事会议，向西北将领们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精神，突然接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从重庆打来的电报，说汪已去河内，与日方商谈和平。 蒋介石见电十分吃惊，因汪精卫此举，弄得不好会使国民政府分化瓦解，使抗日阵线精神崩溃。急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询问详情。并让龙云转交他给汪精卫的电报，劝汪回国，勿搞和谈之事。蒋介石又急电正在河内进行国事活动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面会汪，力促汪醒悟回国，不要被敌人的“和平”所利用。 汪精卫拒绝回国，决意寻求“和平救国”之路。 蒋介石害怕因汪出走与日和谈之事，引起人心浮动，也害怕家丑外扬，命令有关方面，严密封锁消息。 12月22日，东京。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已顺利出走河内，顿时大喜过望。内阁首相近卫文（上麻下吕）发表声明，尊汪精卫为中国的有卓见之士，把汉奸势力称作复兴气势。近卫声明说：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之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并与有卓见之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现在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蓬勃而起，建设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与新生中国调整关系之总方针，以期彻底了解帝国之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 12月24日，重庆。 蒋介石鉴于日本方面已公开向汪精卫伸出和谈橄榄枝，汪精卫潜去河内的消息又不胚而走，世界舆论哗然，而且各执己见，众说纷纭。特别是德国广播的消息说汪某是代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前去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的。蒋介石不得不在一定场合，在某些方面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以澄清事实真象。 是日，蒋介石召见美、英大使，正式通知两国政府，汪精卫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之事，请美、英相信，中国政府绝不会向日本投降。 12月26日，蒋介石借国民党纪念周会之机，向党、政、军高级人员发表演讲。在长达八千字的长文中，对近卫声明进行强烈谴责和批驳，指出近卫声明是妄图灭亡中国的毒计，是扰乱中国内部的阴谋，中国各界不要受其迷惑，而应抗战到底。 在这里，蒋介石已微妙地透露汪精卫叛逃之事。但他仍未公开谴责汪，使其不致激化与汪的矛盾而公开主和。他把汪精卫划为“内部”一方，而给其留有后退的余地。 为了“和平”处理汪精卫事件的危机，蒋介石又叫驻英大使郭泰祺“迅向汪先生恳劝”，阻止其与日本进一步靠扰。12月27日，郭大使打电报给汪精卫，力劝其“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于敌人以可乘之机，并早日来欧，暂事休养。” 12月31日上午。香港。 《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对日通和的《艳电》。该电以汪精卫及其团体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总裁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会建议，中国与日本罢战言和，与日本携手防共。 12月31日下午。重庆。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堂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于翌日作出决议：鉴于汪精卫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颠倒是非，为敌张目。违反纪律，危害国家。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除一切职务。 汪精工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仍然还是公民。蒋介石又派谷正鼎前往河内，带去给汪精卫、陈壁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旅费，力劝这三位“公民”赴欧。但汪精卫不买蒋介石的帐，破口大骂蒋介石，声称不上他的当。 1939年3月初。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长戴笠立即派人暗杀汪精卫。 3月20日午夜，河内高朗街。 陈恭澍等七名军统高手，纵身跳进汪精卫等人住所小院，制住看楼门卫，冲上二楼，用斧头劈开汪精卫房间门板，见床下有人趴着，黑糊糊的，也分辨不出是谁，料定是汪精卫夫妇，便举枪扫射。 军统特务们以为大功告成，哪知打死的却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汪精卫命不该绝，恰好在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刚从香港赶来的曾仲鸣夫妇。 暗杀事件后，汪精卫等人在河内呆不下去了。日本方面也深恐失去这一重要人物。派影佐、犬养等人把汪秘密接出来；从海防港乘船去上海。 汪精卫潜出重庆后，为什么不直接去日本或日军占领区，而要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河内坐等惩罚？原来，他打算以国民政府要员身份，住到第三国土地上，策动云南的龙云和西南实力派将领跟着他揭杆而起，在云南或两广建立“新中国”，然后代表中国与日本谋和。但是，他在那里担惊受怕，历经险情，等了几个月，西南地区毫无揭杆而起的迹象，这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汪精卫乘坐着影佐提供的日本‘北光丸’号船，离开越南，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南海上。现在，他不得不采用另一种办法，走另一条路去建设“新中国”了。他深知这一条路是国人所不耻的办法：到日军占领区的上海、南京去，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保护下，建立他的“新中国”。 四 攻占武汉以后，冈村宁茨的第11军面临着严重的局面。 如果把冈村宁茨的第11军30多万人马驻扎的武汉这个点比作一个人的脑袋，那么，合肥至芜湖以下就如同这个人的身子，而从芜湖至武汉这漫长的水路，就正好是这个人的脖子了，一个被拉扯得特长特长的“脖子”。 这就是日军占领武汉以后的兵力态势。 在冈村大军的“脖子”上卡着一把“钢刀”。这就是第九战区陈诚、薛岳的50多个师的大军。他们配置在江南鄱阳湖西面，以九宫山、幕阜山为依托，一直在积极整训，准备反攻，随时可能挥刀斩断冈村大军的“脖子”（长江水路交通线），使武汉日军陷入重围死地。 武汉西、北方，更有李宗仁第五战区的30多个师，在靠近日军第一线的随县一带地区构筑阵地，窥视近在眼前的武汉城，这支大军恰如一把高举着的铁锤，随时可能砸向冈村宁茨大军的“脑袋”。 冈村宁茨将军很快就感到被这一“刀”一“锤”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伸不出腿去。遂竭力向中央统帅部请求补充兵员弹药，增加战力，发动大的进攻，向外扩伸，驱除这一“刀”一“锤”的威胁，以确保武汉占领区的安全。 1939年2月中旬，东京。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闲院宫参谋总长和陆相杉山元等人认为，冈村宁茨中将的意见不无道理，因为在未取得自给自足，以战养战之前，长江水路交通就是武汉几十万日军的生命线，必须确保。而在“刀”和“锤”的威胁中，以“刀”的威胁为最。于是，决定发动南昌会战。 天皇批准了此次进攻作战，并派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来华主持协调这次作战。 冈村宁茨得到大本营进攻南昌的命令，立即着手调动集结部队，抓紧进行战前准备。 2月28日，重庆。 蒋介石和统帅部的将领们，已从武汉日军集结的种种迹象中，正确判断出：日军第11军将进攻南昌。当即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将军； 速将武长路上可移动之兵力增进永修、武宁一带，而主力出击部队应用于武宁方面。 3月8日。蒋介石，陈诚等人根据日军的动向，判断敌将于4月份发动进攻，于是决定先敌下手，发动四月攻势。制定了“四月上旬先期制敌，御敌于修河以北，潦河以西”的进攻作战计划。并于当日下达作战方案： （一）、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定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毁敌之企图攻击之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 但是，当时第九战区各部队正在整训之中，又无车船运兵，部队机动性极差，调动颇感困难；又加上南昌地区为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的结合部，涉及两个战区部队的协同作战。日军发动南昌会战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企图占领南昌，割断三、九战区的联系 由于以上原因，贻误了蒋介石和陈诚关于在3月10日前完成集结部队，并进入攻击态势，于3月15日发动进攻的命令。 战机转瞬即失，教训惨痛。 日军却凭借其大量的汽车、舰船和优良的装备，迅速调动集结了第101、第106、第116、第6等四个主力师团的兵力，以及重炮兵四个半联队，战车一个半联队和海军、空军一部。 3月17日，拂晓。 冈村宁茨一声令下，日军分三路向鄱阳湖西面中国军队各部，全线发动进攻。 由于日军赢得了时间，中国军队原计划的四月攻势顿成泡影！各部队措手不及，仓促应战，陷入了全线被动的状态。 左路日军。 第116师团，海军陆战队一部，配上大、小军舰三十余艘、汽艇五十多艘、飞机多架，从鄱阳湖北面扑来，对吴城守军施以立体包围。守军预5师和第32军一个团拼死抵抗，所有预备队都拉到第一线作战，仍无法阻击优势日军的猛烈进攻，全城被日军炮火和飞机炸成一片废墟。战至3月23日，吴城失守。 右路日军。 第6师团和军直辖炮兵、战车、骑兵各一部。在飞机的掩护下，由箬溪向武宁东北守军第73、第8两军进攻。激战九昼夜，双方死伤惨重，日军第6师团之47联队被全歼。在棺材山的大规模肉搏战中，中国军队之第89团生还者仅五人，余皆壮烈牺牲！ 中路日军。 第101、第106师团数万人，在两百多门大炮的怒吼声中，强度修水河，突破守军防线，铺天盖地朝南昌掩杀过来。3月26日，日军迂回包围了南昌城，并在南昌城和市郊与中国第32军一部、南昌市警备队展开激烈巷战和争夺战。全城火光冲天，狼烟四起，喊杀声震天。大街小巷，无处不在展开惨烈的肉搏战。 3月27日夜。 南昌城停止了枪声，日军完全占领了市区。 在三路日军会攻南昌之时、第九战区第31集团军总司令周磊将军指挥本部十一个师，和关麟征第37军，对湘东北和鄂东南岳阳、临湘、崇阳、通山地区之敌，主动出击，意在牵制日军兵力。虽毙伤日军约三千人，但终因此举纯属“远水”，无法救南昌之“近渴”。 1939年4月16日。 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反攻，限令薛岳夺回南昌。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是：“先以有力部队进出南浔铁路，遮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再攻取南昌。” 薛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反攻方案，立即调集部队，组织实施反攻。 蒋介石任命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将军为反攻总指挥。反攻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 左路由第1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第58、第60两军，向靖安、安义、奉新之敌进攻。并负责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 中路以宋肯堂第32军等部，沿赣江西岸北上，直取南昌。并以一部在西山牵制虬岭、生米街、牛行之敌，切断西山周围日军的交通线。 右路由俞济时第74军东渡赣江，从东面进攻南昌。 4月21日。 三路大军开始反攻。 第49、第74军等部自南昌西南方开始进攻，激战十余日，未能接近市郊；第74军亦未能渡过赣江。 高荫槐第1集团军所部向南昌西北方进攻，恶战十多天，也未能接近南浔铁路线。 4月23日。 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参加反攻南昌。 上官云相将军以第16师和预10师一部由赣江与抚河中间，从南昌正南方进攻，该部攻势十分勇猛，很快攻抵南昌市郊。 日军调动大批飞机助战，敌机群对市郊反攻部队进行疯狂扫射轰炸。 此时，由于南浔铁路未及时切断，日军从上海抽调的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乘坐列车，风驰电掣般赶到南昌。海军陆战队接任南昌城防，使第101师团主力得以腾出手来，对市郊进行猛烈反击。 上官云相的部队是一支十分膘悍的劲旅，虽势单力薄，却在南昌同围与优势之敌反复争夺拼杀，鏖战一周余，双方成胶着状态。 5月3日。 上官云相集团军所部第29军军长陈安宝中将，接到反攻南昌的命令，立即指挥预5师、第26师和第79师，火速向南昌开进。部队在荏港渡过抚河，投入战斗。 5月5日深夜，陈军长率领军警卫部队和第26师两个直属营向南昌疾进，在高坊附近遭日军包围，激战半夜，数次夹围未能成功，天亮以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集中炮火猛烈轰击，并出动六架飞机大肆轰炸扫射，陈部官兵伤亡惨重，数度突围不成。战斗至5月6日下午五时十分，陈军长在指挥部队作战时，突遭敌机俯冲扫射，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陈安宝将军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从华北战场到上海会战，转战于大江南北。继后，率部在江浙水乡展开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战，指挥所部抗日健儿出没于河湖港叉，予敌以致命打击。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因功勋卓著，于1938年7月，由师长擢升为第29军这支在国内外享有殊荣的抗日英雄部队的中将军长。 5月7日。 正在策划组织反攻南昌的薛岳将军，惊闻陈安宝军长以身殉国的噩耗，悲痛欲绝，泪如雨下。 反攻南昌的战斗已进行了半个多月。薛岳将军面对旷野之上尸山血海，深知已无法争夺战场主动权，光法克复南昌。遂决心主动承担南昌失守责任，期望统帅部下令停止反攻，以减少无谓之牺牲。当日，向蒋介石去电： 安宝南浔苦战，迭挫凶锋。今安宝壮烈殉国，伤悼已深，敬请重恤。岳指挥无方，南昌未克，而丧我忠良，敬请重罚，以慰英烈。 蒋介石于接收到薛岳电报的当天，向薛岳和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将回电： 国军对南昌之攻击兼旬，师久无功，屯兵坚城之下，敌已有备，难以奏效。令第三、第九两战区停止对南昌之攻击。 5月9日。中国军队已完全停止攻城，南昌会战结束。此次会战，日军伤亡共计：二万四千余人；中国军队伤亡总计：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八人。 冈村宁茨在发动对南昌进攻的同时，于4月30日，又集结第3、第13、第16三个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共十余万兵力，配以轻重炮二百余门，战车百余辆，发动了对五战区的进攻。他仍然采取先发制人的突袭手段，一举突破第五战区防线。占领了随县枣阳地区。 李宗仁命令汤恩伯和孙连仲等集团军，于5月15日奋起反攻，同日军激战数日，于5月19日和23日，先后克复枣阳、随县等地。是役、歼敌四万余名。第五战区将士亦有重大伤亡。 五 1939年5月12日。 约七百名外蒙军在诺门坎以西渡过哈拉哈河，进入伪“满洲帝国”境内，与满军发生冲突。驻守该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立即前往支援，苏军也赶来为蒙军助战，引发了历时五个多月的日、苏诺门坎之战。 诺门坎之战上演了一出由日、苏军在中国领土上，为各自扶持的割裂中国的所谓“国家”反击“侵略”的滑稽戏。 但是，它却引起了中、日、苏、德、意等国外交关系的新变化，并由此加剧了日军对中国战争的专一性、残酷性。 关东军司令官在得到大本营陆军部闲院宫参谋总长的认可下，决定膺惩并粉碎苏蒙军的侵略行为。为第23师团增调了两个坦克联队和第7师团一部兵力，并以步兵十三个大队，反坦克炮一百一十二门，坦克七十多辆，汽车四百辆和一个飞行团协同，准备反击苏蒙军。 这已不是国境上的小纠纷，而是使用战略单位部队的一次作战。 对此，日本中央陆军省部展开激烈争论，一方主张严惩苏军，一方认为应少惹事生非，双方争论不下。最后，板垣陆相出来说：“只是为了一个师团的小事，用得着如此面红耳赤，争吵不休？干脆交由关东军自行处理。” 板垣陆相表面上持中庸调和态度，实际上是纵容关东军对苏开战。 关东军司令官得到陆军省部的同意，又得到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的认可，实际上就是天皇的默许，便立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起来。6月27日，突然出动大批机群，对塔木斯克进行闪电袭击，击落击毁苏军飞机一百二十四架。日军飞机仅有四架失踪，其实毫无损伤。 7月2日夜。 关东军以第23师团主力和其他配属部队，强渡哈拉哈河，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苏蒙军西翼。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与苏蒙军残酷厮杀。苏军以优势的重炮和坦克群堵住日军，并将其打回哈拉哈河右岸。 日、苏军在距河岸三公里一线对峙。 7月下旬，日满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却没有撞开苏蒙军防线。双方再度处于相持状态。 日本中央统帅部不把苏联放在眼里，决心对其“侵略行为”予以痛击。其实，这些行动都源于有日、德、意三国的防共协定为坚强后盾。可是，当日军在诺门坎同苏军杀得两眼发红的时候，三国协走的盟兄“大哥”希特勒德国，却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十分暖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交易，希望与斯大林结成秘密军事同盟，共同瓜分波兰的领土。 苏联为了在波兰问题上得到实惠而与德国结盟，便使用巧妙的手腕：在与德国谈判的同时，又与德国的死对头英国和法国进行军事谈判，让德国和英法两方都感到，弄不好俄国人就会倒向敌人那边去。于是，苏联方面获得了左右逢源的局面。 希特勒一改常态与斯大林密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轴心国的另两个小兄弟感到失望。希特勒要征服世界，知道与苏联和英、法部不免一战，因此，他在主盟圈定轴心国的“革命对象”时，将苏联列为头号，日本和意大利方面对此毫无异议。但是，当希特勒把英、法也列为轴心国的“革命对象”，并要求日意两国承担对英、法作战的军事义务时，两个小兄弟就不那么情愿了。 意大利不情愿的原因暂且不提。而日本不情愿，却是因为国内有强大的反对势力。1939年初，内阁首相平沼骐一郎召集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木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和藏相石渡太郎，前后举行十多次五相会议（内阁最高级会议），讨论是否紧随希特勒参与未来的欧洲大战问题。结果以海相为主，外相和藏相赞同，坚决反对为了一个远在天边的希恃勒，而与远在天边的英国和法国为敌。但是实力雄厚的陆军方面却针锋相对，坚决主张为了轴心国的真诚团结，以希特勒的“革命对象”为敌人。 平沼首相不顾海军方面和外相、藏相的坚决反对，倒向陆军一边，以政府名义向德国回话：“在欧洲发生战争时，日本保留进入战争状态。”这样，平沼内阁就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希特勒日后是否讲信用，与日本共同反苏反共上面。 但是，当平沼内阁表明自己态度之后，才发觉希特勒德国正与苏联偷偷摸摸地搞友好密谈，而且还传出风声，德、苏两国要结成同盟，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此时正值诺门坎战事进入高潮。 日本方面认为，德、苏间即使签署最小范围的协定，都将是对日本的无耻出卖。因为只要德国与苏友好，哪怕是暂时的，实际上就解除了苏联西线的压力，苏联就会集重兵于远东对付日本。 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发现，如同当初希特勒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掂量，认为日本有实力而抛弃中国一样，现在希特勒又把日本和苏联放在一起掂量，认为苏联更有实力。因此，在德国政府内，普遍开始实施抛弃日本，转而积极与苏联结盟的策略。 平沼内阁为了阻止德、苏勾结，急中生智，也耍弄起外交手腕以制约希特勒。日本突然转而与英国套近乎。于7月15日开始，日、英双方外交官在东京谈判，处理因天津租界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7月24日，达成一致意见，日、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斗行为之现实事态，且认识在此状态继续存在情况下，在华日军为确保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地区内之治安，具有特殊之要求，并有必要排除防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之一切行为及原因。在日军达成上述目的时，英国政府无意对之施加任何干扰行为或措施…… 这样，日本方面响亮地回击了希特勒勾结苏俄的行为，同时，又达到了孤立蒋介石的目的，而邱吉尔首相却以搞远东慕尼黑，牺牲中国利益，也实现了他不可靠人的目的。最后，吃亏的是中国人 1939年7月11日。 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向国内报告，德、苏已结成军事政治同盟，“分割波兰”，“德国放弃与日本的同盟，将日本排除于轴心以外。” 8月23日。 德国和苏联在莫斯科正式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附属秘密议定书》。 由希特勒主盟结成的防共同盟，现在又由希特勒亲手破坏掉了。他把忠诚老实的日本兄弟给出卖了。对此，日本内阁怒不同遏，由驻德大使大岛，以此条约违反《日德防共协定秘密附属协定》为由，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 德苏缔约，宣告了平沼外交的惨败。平沼首相受到国内政治势力的猛烈抨击，8月29日，被迫宣布辞职倒台。平沼骐一郎在辞职声明中痛悔莫及地宣称：欧洲形势复杂离奇，我国以往的政策到此为止，本人辞职下台，日本帝国需要新的首相新的内阁，另行制定新的外交政策。 8月，关东军和伪满军还在诺门坎与苏蒙军进行数万人规模的大战。 8月4日。日本陆军省部发布命令编组第6军，专门负责诺门坎方面作战。 此时，苏军投入第一线战斗的有三个狙击师，七个坦克旅和数千人的炮兵军团，另有五个师和大批飞机处于待机出动状态、 8月23日。日方第6军以七个大队的兵力，从苏军左侧翼迂回进攻，结果钻进了苏军的“口袋”，被苏军的坦克群轮番冲击炮轰，日军中所有指挥官均相继战死，部队被全歼。 8月25日。日军再次发动进攻，亦遭失败。 8月26日以后，日军无力再发动进攻，转取守势。 9月1日。 德国军队全线进攻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方面对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引发了欧洲大战的导火线，感到幸灾乐祸。由于受到希特勒所谓反共协定的愚弄和平沼外交失败的教训，新任首相阿部信行于9月4日发表日本政府声明，明确表示日本人的态度：“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不予介入，决定专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 这表明，日本绝不去履行与希特勒定立的同盟条约，绝不想帮希特勒的忙。欧洲人要打希特勒，尽管打，不必顾及日本参战。 至于日本同苏联在诺门坎的战争，在阿部首相看来，那本来就是希特勒的事，日本人只是轻信了他的反共诺言，而踩进了那片泥沼中。但日本毕竟还没陷得很深，现在拔出来还来得及。 只有中国的战争，是日本自主发动的。因此，打好打坏都是日本的事，不指望别人帮忙，更不想让外人来干涉。日本内阁新任首相的声明，实际上是：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件，除了一中国事变“，他都无意过问。 根据阿部首相的决择，日本陆军省部于9月3日突然命令关东均“鉴于形势，大本营今后企图主动结束诺门坎方面国境事件” 9月9日。 日本驻苏大使东乡向苏方提出停战。 出乎怠料的是，苏方又一次像张鼓峰事件那样，马上满口答应停战，而且其停战的迫切心情，表现得比日本人还强烈。 这是因为希特勒已经在波兰的那一边大打起来，并大片大片地掠吞波兰领土。按照德苏秘约，波兰的这一边大片土地，应该由苏俄红军去白领。只是由于日军在诺门坎与苏军冲突大有升级之虑，才使苏军对波兰那片土地无暇旁顾，未贸然出兵欧洲。 9月15日。 日、苏双方在莫斯科达成停战协议。次日，苏联红军便大规模越过国境线，直扑波兰领土。同时，陆续将诺门坎方面的汽车、坦克、经西伯利亚铁路运往西线。 日本这边，也确确实实要专一致力于中日战争。1939年初，日军在华陆军为二十四个师团和四个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二十六个师团。 1939年底，日军在华陆军为二十五个师团和二十个独立混成旅团，合计换算为三十五个师团。 按照日军普通师团的编制，每个师团的士兵人数为：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四人。三十五个师团，其士兵总数应为：九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人。 1939年末，日军在华有：一个派遣军总部，一个方面军总部、五个军司令部，其各自的直属部队还未计算在三十五个师团内。各军、方面军、派遣军和各师团的军官亦未计算在以上士兵人数之内。 1939年，在华的陆军航空兵为十六个中队。海军：在华南有第2遣华舰队；在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方面有第3航队。海军航空兵团自成体系，以华中、华南为基地对中国西南腹地进行轰炸，这些也没计算在内。 因此，在华日军大大超过了百万之众。 诺门坎事件对日军的刺激和欧洲大战的爆发，不但没有牵制日军一兵一卒，反而加深了中国军队抗战的压力，加深了中日战争的残酷性。 六 蒋介石正在忙于长江战场战事时，却又面临“后院起火”的麻烦事。 1939年8月5日，重庆。 蒋介石收到留守后方的川军彭焕章、刘元塘、陈兰亭等七个师长的联合通电。通电历数四川省主席兼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种种错误，要求将其撤职。 蒋介石觉得好不新鲜，眨眨眼，只见上面赫然打印着王主席的五条罪状： （1）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希图坐收渔利，攘夺川康政权，归己掌握。 （2）征兵征实，扰民病民。 （3）侮辱出征军人家属。 （4）招权纳贿，卖官鬻爵。 （5）任用私人，树立党羽。 请为速即撤换，以平民愤；并请遴选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主持省政，用顺舆情。 七个师长发出反王通电后，纷纷率部队在成都示威，造成成都地区人心浮动，政局不稳。 在蒋介石看来，成都的这种乱是一件大好事。这种乱，正是他欲趁机削平地方势力，实现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好时机。因此，蒋介石看过那份通电，竟按纳不住内心的兴奋，亲呢地骂道：“这几个烂师长呀，又闹乱子了！” 蒋介石完全清楚，此次倒王风波，是由川康地方实力派人物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人策划并支持的。他知道这些人无非是在政治口号上闹闹、要求体现一下他们的“民意”，把他们不喜欢了的王主席搞下台去，再遴选他们喜欢的“川中德望优隆之人士”来主川政。别看他们闹得凶，但绝不会真刀真枪造反，因为他们毕竟只有七个师。 此事该怎么处理，蒋介石胸有成竹。 他把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等人找来，叫他们出面去成都做那几个师长的工作，稳定后方政局。但他对实质性的问题；王主席是撤还是不撤？则闭口不提。 蒋介石知道，王主席不倒，成都的风波就平息不了，他这样急急忙忙请那三位地头蛇出面做工作，只是虚晃一枪，表示他不希望有这种风波。 9月7日。 成都风波还没平息，蒋介石就名正言顺站出来插手地方事务，处理地方事件了。 一方面，他找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传话，要他们负责做好那几位师长的工作，切实稳定成都。至于撤换王主席之事，请他们放心好了，一定尊重大家的意见。 既然如此，这工作还用得着去做吗，只需给那些师长们透个风就成了。邓、潘等人满意而去。 另一方面，蒋介石把省主席王瓒绪请来重庆。在客厅里，们拉住王的手并排坐在沙发上，亲切谈心。蒋介石以十分坦诚，关怀备致的口吻，要王看清形势，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若不主动拿个姿态。人心难服，弄不好被人哄下台去，那时就难堪了。 王主席说自己冤枉，但面对目前这种民怨沸腾的状况，却又感到进退两难。 其实，蒋介石早就为他想好体面下台的点子，叫他以出川赴前线指挥第29集团军作战为名，主动提出辞去省主席职务。 王主席觉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完全接受。他觉得蒋介石处处为他着想，去掉了省主席，反而还对蒋介石千恩万谢。 蒋介石略施小计，就把这两方面部按得平平顺顺的。现在，他又把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请来谈话。此时，他才亮出真面目，说中央决定给川人配个极好的省主席，准备让中央大员张群出任。 蒋介石的决定出乎邓、潘意料，但他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出乎意料。邓、潘二人却坚决反对张群主川政，丝毫也不顾及他委员长的面子。二位将军那种见了皇帝不磕头的勇气，令人惊讶！但他们却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划清界限：即他们到底是反对蒋介石像给奴隶们配主子那样的做法呢，还是仅仅反对张群这个人。其实，张群倒是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当时又年富力强，是很有才能的。 蒋介石压住火气，竭力作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儿问：“张岳军（张群号）不也是你们四川人吗？你们四川人为什么不满意他？” 潘文华说：“岳军离川太久，大家不了解他，他的政治能力，对川人的感情如何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同意他当省主席。” 蒋介石沉默。他想，现在日军压境，咄咄逼人，英国人背信弃义，美国人不愿公开出面支持中国，俄国人竭力怂恿日军祸水西流。中国的抗战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自主抗战的关键在于建立巩固的西南基地，建基地只能由他的中央的人来搞，地方派是靠不住的。只有把西南建设成为像一个连、一个团那样，无所谓军、政、民、工、农、学、商等等，通通在中央的号令下，令行禁止，那才称得上是抗战的后方基地，才有战斗力量。因此，当他决定将政府迁移重庆时，就决心照那蓝图去建立西南基地了。 1938年1月20日，四川省主席兼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上将在武汉病逝。两夭之后，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企图通过将张群配给四川，而将四川纳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下。 蒋介石的做法，立即遭到当时的川省保安处长兼川省保安司令王陵基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刘主席新故，你蒋介石既不派员来成都慰唁，也不与川省有关人士商洽，就强奸民意，以中央名义独断地压个省主席下来，中山先生的民主民权哪儿去啦？谁选过张群，他就要来做川人的领导。 在川康实力人物的授意下，当天夜里，成都全城就贴满了反对中央配张群给川省的大标语。并组织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留守四川的彭焕章等十七位旅长，联名致电蒋介石：请收回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的成命。 蒋介石慑于川康地方实力和民众反对力量，收回了那道成命。但是他却以为川康实力人物只是反对张群这个人。马上又以同样的手法，把贺国光配给四川人民做省主席。 川康实力人物们有点火了，认为这简直是在搞政治上的包办婚姻。动不动就配一个来统治川省，简直不把川省人民当人看。这次，不但川康实力人物打电报反对，在武汉等前线的川军将领们：也恼怒了，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强烈反对给川省配主子的做法。 蒋介石被迫再次收回成命。 此时，川康实力圈子已推选出王瓒绪。蒋介石只得忍气以中央名义，任命王为川省代主席。王既保持川省地方自治独立性，又对中央表示尊重，几个月后，去掉了“代”字，为川省主席。 现在，川康人又反对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王主席，蒋介石认为绝不能放过这时机，一定要把川康大一统进来。当他再次把张群配给川人，再次遭到反对后，决心打一张王牌出去，以遂大一统之心愿。 蒋介石说：“王治易（王瓒绪号）决心出川抗战，川省主席，我决定亲自兼任。” 邓锡侯、潘文华听后感到愕然。 蒋介石冷冷他说：“我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邓、潘二人果真被这张王牌压住了，只得勉强装个笑脸，表示欢迎。 9月19日。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四川省府主席王瓒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瓒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敌。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蒋中正兼理，任命贺国光兼由川省政府秘书长…… 10月15日。 四川省主席蒋介石在成都召开党政军联合大会，宣布他的、治川政策十条。一方面表示自己主川，一定竭力为川人谋利益，以此期望得到民众的拥护；另一方面表示要尊重地方自治权力，以此期望稳定实力人物和政治团体的拥护。其施政方略主要内容为：清剿盗匪、禁绝烟毒、筹备地方自治、改革社会、转移风气、变化气质、振作人心、提高公共道德、奠定抗战建国复兴基础等等。 七 冈村宁茨大军虽然攻占并保住了南昌，但中国第九、第五两战区对武汉的夹击包围态势并未消除。看来仅以武力在战场上硬拼，冈村大军是无法解脱被包围夹击的被动局面的。于是，冈村宁茨这位日军的武将，潜心研究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和中日两军兵力态势，以及中国军队的心理状况等问题。 1939年夏季。 冈村宁茨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对中国第五、第九两战区施以政、战谋略的方案和指导大纲。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军事和派遣特务等各种手段，策反杂牌军，孤立以黄埔军校少壮系为主的中央军，然后歼灭中央军。 其计划要领是： 一、对第五战区的敌军（指中国军队），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队反叛，借此使全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其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良机进行工作。 二、对第九战区之敌（指中国军队），可对四川军及游击旁系军施以怀柔工作，对其他军队（直系军以外）进行积极的谋略宣传，引导其丧失战争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三、任务分担：第6师团对杨森军策反工作；第33师团对王陵基军策反工作；军特务部担任对五战区的四川军的策反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 在大力开展策反工作的同时，冈村宁茨又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将第九战区的中央军列为武汉日军的打击重点。大纲的中心意图是：以奇袭手段，尽量在短期内歼灭中央军。 1939年入秋以后。冈村宁茨集中了第6、第33、第101、第3、第13等师团，及长江舰艇三百余艘，海军陆战队一个联队，飞机百余架，化学兵队若干，约十八万之众，准备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围歼第九战区中央军精税，并计划于9月30日以前占领长沙城。 第九战区薛岳将军，新近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区司令长官。他曾因失守南昌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对于失守南昌一事，薛岳觉得脸上无光，有失自己作为主将的面子和自尊心，一直耿耿于怀，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敌人好好较量较量，以雪丢失南昌之耻。 在冈村宁茨潜心研究第五、第九战区情况时，薛岳也组织了一帮参谋人员，在长沙城潜心研究本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日军企图，敌我双方兵力、战力、武器、装备等等情况，1939年夏季。薛岳和助手们对日军将进攻长沙和进攻长沙时的兵力部署作出了判断，后来会战证明，他们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的判断要点有二： 第一、日军将以主力从岳阳、通城方向南进，直取长沙城； 第二、日军将以有力之一部，从南昌方向西进，以策应湘北主战场。 薛岳基于以上判断，确定第九战区的作战指导方针为：争取外翼，后退决战。 原来湘北地形十分特别。长沙城至岳阳间一百多公里的地段，右有幕阜山、九岭山，自北而南侧峙而立；左有八百里洞庭湖水作屏障；中间形成一狭窄的通道，却有新墙河、汩罗河、捞刀河和浏阳河四条水系，横卧挡道。 薛岳将军的争取外翼，后退决战方针，就是针对这一特殊地形确定的。他认为在第一线的新墙河与敌决战，则敌强我弱；在汩罗河与敌决战，敌军锐气已减，敌我双方将势均力敌；若在捞刀河与敌决战，敌已被拖得疲惫不支，就变成了敌弱我强。因此，他的作战指导方针具体是：在新墙河、汩罗河地区，均采取节节抵抗，迟滞、疲劳敌人；将敌诱至捞刀河、浏阳河地区进行决战。同时，第九战区主力，应避免被敌包围，力争在运动中跳到侧翼，相机出击。 9月14日。 南昌西面靖安、奉新、高安等地，日军第106、第101师团各一部，在飞机的配合下，向西进攻，拉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 罗卓英指挥第1集团军和王陵基第30集团军在赣江以西，沿高安、秦新、靖安南北两线从侧面攻击敌人。同时，另派部队在渣津、修水等地阻敌西进。高安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 同时，通城方向。日军第33师团全部，向南猛攻。企图突破幕阜山余脉守军，向南直插，配合岳阳方向敌之主力，围歼守军第一线新墙河地区中央军第15集团军。 第27集团军杨森总司令指挥部队，迎住敌人予以痛击、敌第33师团猛攻数日，未能撞开杨森防线，遂改变主攻方向，于9月20日，以两个联队的兵力，向东南移动，企图寻找新的突破口。 9月23日。 岳阳方面，日军主力第6、第13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发动进攻，同时以第3师团一部和海军陆战队，在敌舰队炮火掩护下，分乘汽艇若干，从洞庭湖水路迂回，在新墙河及泊罗江口附近登陆企图从左翼迂回包围第一线守军。此时，通城方向之敌已插入长寿街地区，对第一线守军形成了三面攻击态势。 第15集团军所部第52、第37、第77军和一个游击纵队，在关麟征将军指挥下，英勇奋战，节节阻击日军的南进。 9月中旬，重庆。 陈诚和白崇禧已根据湘北战情，拟定了死守长沙和主动放弃长沙两个作战方案。送呈蒋介石决择。蒋介石联想到“日军第11军进攻南昌时的情况。那次，重庆统帅部作的是死守南昌和拼死夺回南昌的方案，结果，南昌没守住，失了之后也没夺回来，前线部队却为了一城一地，损兵折将，付出五、六万人的惨痛代价，有鉴于此，蒋介石牙帮一咬，走下决心，”取不守长沙方案。第九战区避免与敌硬打硬拼，保存主力，相机歼敌。“ 蒋介石派陈诚和白崇禧前往湘北，传达统帅部不守长沙城的作战方案，协助薛岳指挥作战。 陈、白二位“钦差大臣”赶到湘北禄口，正值日军主力大举进攻，守军第15集团军正与日军在新墙河、旧罗江一带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阵线仿佛呈不支状态。 两位大员马上向薛长官出示蒋介石给他的“绿牌”，令其放弃长沙。以为这下可是救人于危难之时，定会使薛岳大大松口气了。哪知，薛岳听说蒋介石要他放弃长沙，竟顿然作色，质问二位大员：“我九战区几十万大军驻在湘北，竟然不守长沙，这军人的职责哪儿去啦？” 陈诚和白崇禧都被薛岳的爱国之心所打动，但一来日军进攻疯狂，战况险恶，二来蒋委员会长有令，不敢不执行。所以，竭力相劝其执行统帅部命令。 薛岳已是将在外，“军（君）”令有所不授，无论怎么劝，他就是不执行那个不守长沙的命令。 日军继续倾全力向长沙方向猛攻。第九战区各路大军，按着薛岳的作战计划，继续节节阻敌，节节后退。长沙仿佛已危在旦夕。 陈城和白崇禧十分着急，一方面担心九战区精锐被敌包围歼灭，或在长沙城下与敌拼光打完；另一方面也为薛岳本人捏着一把汗，公开违抗统帅命令，稍有闪失，这小子的脑袋准掉无疑。那天夜里，陈诚、白崇禧连续给薛岳打了九次电话，严令他立即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马上把长沙的守军撤出，其他部队也尽快作转移。 薛岳在电话上慷慨陈词：“湖南所处战略地位，关系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巨大，作为军人，我们应该发抒良心血性，誓死保卫它！我已下定决心，第九战区誓与湘省共存亡！誓与长沙共存亡！” 白崇禧副总参谋长耐心相劝：“正因为湘省战略地位重要。才配置九战区长期持久守卫，如果因一座长沙城失去主力，还怎么长期坚持，现在已处于相持阶段，相持阶段的主旨在于保持实力，与敌相持，以图总的反攻。来日方长，应尽量避免与敌死拼，与敌同归于尽。要知道，日军一直求之不得的是速战速决。南昌会战的教训应该吸取？” 一提起南昌那一战，薛岳就觉得心头被猛地戳了一刀。冲口喊道：“这里绝不是南昌，长沙城我是守定了！” 白崇禧大为光火，也对着话筒减了起来：“不要感情用事嘛！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夭职！” 薛岳声称就是砍他脑袋，这长沙城也绝不放弃。 两人在电话上大吵起来。 陈诚觉得这样吵下去，更有碍军机。他与薛岳共过事，了解这人坚毅的军人性格，不轻易下决心，但当他一拿定主意，就是掉脑袋也断难改变。再说，第九战区部队和作战情况，人家作为司令长官比中央大员要熟悉得多，统帅部的决定只是根据理论得出的。现在也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陈诚从吵得面红耳赤的白副总长手上抢过电话筒，问薛岳道：“守长沙你有把握吗？” 薛岳的回答相当干脆、肯定。 陈诚又问目前九战区部队的情况如何。 薛岳报告说：“除少数部队失却联系外，绝大多数都在英勇作战或有计划的调动转进。全军杀敌热情非常高。” 陈诚搁上电话，与白崇禧商量：先尊重薛岳的意见，让其守长沙，但要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请他重新裁决。 白崇禧表示同意。 日军主力在水网地带受到守军步步拦击，付出了重大代价，好容易冲破汩罗江防线，又受到守军节节拦击。进入捞刀河畔，全军已疲惫不堪，时间也已过去十多天，所带粮秣弹药多已耗光，只能“靠天吃饭”，伸长脖子等飞机空投接济。 其它两路日军的情况也十分不妙。 通城那一路助攻部队（第33师团）。现在已深深地陷进杨森部队和大批游击部队的包围之中，不但不能协助主力围歼中央军精锐，“助攻”长沙城，连第33师团本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啦。 这是因为：第27集团军第134师的一个团，在白沙岭一线阻敌时，打死一个不小的日军军官。日军突然像发了疯似地前来抢夺那个被击毙了军官尸体。这边一看，那尸体竟如此贵重，必有原因，便也发了疯似地用猛烈的火力打退抢尸的日军。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抢夺尸体的恶战。结果，那尸体还是被中国军队给抢了过来，从那宝贝死鬼身上的图囊里，搜出了第33师团的作战任务区分和标图，以及其他极为重要的文件。得知，敌第33师图将从南岭攻白沙岭，再攻龙门镇，直下长沙，助攻长沙城。 当时杨森集团军是由西向东布防，重点放在准备阻击南昌方向来敌。杨森获得了这个情报后，果断地变更了部署，把主力都调来围攻由北而来的第33师团。结果，在长寿街地区，将敌围住，紧一昼夜的激战，把第33师团主力歼灭大部，残敌遗弃辎重、马匹逃回通城去了。 南昌那一路（第106、第101师团各一部），本应突破九岭山区守军防线，进入湘省，从浏阳地区包围夹击长沙城的，结果是足不出户，被罗卓英和王陵基两部堵在“门口”，连高安城都没出得来。 对冈村宁茨将军来说，在他潜心研究对第五、第九战区政、战谋略时，所未及考虑到的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在当地政府和军队的组织指挥下，把敌后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大公路和马路挖成了新土；将这一地区的铁桥，木桥、石头桥也给炸、撤了个精光。 日军主攻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给卡断了。 按照冈村宁茨的计划，川军应该被策反过来帮日军打央军，至少也应使其中立或逃亡。现在，第九战区的川军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士气高昂，杀敌立功的斗志反而更加旺盛。 还有，按照冈村宁茨的计划，日军在进入长沙之前，就应把第九战区主力歼灭掉，日军将高奏凯歌，迈着正步进入长沙城。现在，他的第11军团面临着的情况是：他的主力部队已快到长沙城下了。但是，第九战区的主力，在对日军进行了毫不客气地多次打击之后，按照计划迅速闪向两侧有利地区。那幕阜山、九岭山中，“猫”着的大军，真使冈村大军望而怯步，胆颤心寒。他现在才猛省过来，薛岳将军并不是抵敌不住而败退，而是以长沙城为中心，摆开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大口袋”，正张着恐怖的大口等着敌人去钻呢。 乖乖！好险！ 冈村宁茨立马捞刀河畔，看着那座可爱的长沙城，又望望四周那恐怖的山川河流，再看看自己那被拖垮的部队，唯恐被部下看出自己怅然若失的心情，一本正经地宣布：“本次作战目的已达到，本军无意占领长沙城，全军撤退！” 10月初旬。 日军全线败退。 薛岳指挥各路大军猛追猛打。 10月中旬。 陈诚将军电告蒋介石： ……我79军于寿市阵地突破后，即协同增援之2O军沿途夹击南犯之敌，于排树港、毛家岭、朱埃厂、浆市街、龙门厂等处迭予重创。乃至长寿街，献钟市一带，敌已饥疲，不堪一击，分途鼠窜。湘北之敌经我第3、第19、22、15、第6、第77、第95、第107、第195等师于新墙、汩罗两线逐次抵抗，消耗极重，迄进至长沙、金井、福临铺、桥头驿之线，已气挫力竭，费克再进。是时奉新西犯之敌被我74军侧击，断其归路后，其一部经甘坊拟窜铜鼓，遭我第1集团军堵击；一部经九仙阳拟窜修水及西犯山口，遭我20集团军堵击，被围于阳郭城市之区域，拼力挣扎，仍无以解决其围厄。赣北、鄂南西方之敌既不克策应湘北之主作战；乃被我各个击破，或歼灭，或溃散，不浸假而全线退却。我军乘胜追击，于十月十日进至新墙河，恢复九月十四日前之原来之态势。 白崇禧将军向蒋介石报告：由薛岳将军独断决定并指挥的此次湘北会战，取得了战略和战斗的全胜。歼敌四万多人，其中少佐以上日军军官四十余名，缴获枪炮辎重无数。 重庆，军委会。 蒋介石得到电报，一时兴奋不已，竟将薛岳胆大包天，对抗他命令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当即致电嘉勉薛岳和第九战区全体参战将士： 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 要真照蒋介石这样宣传出去可不得了，“歼敌过半”应是多少？日军陆海军和航空兵出动的总数当在二十万左右，过半，就是歼敌十万以上，岂不是太言过其实了吗？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想起薛岳这小子对抗他命令的事，总觉得耿耿于怀，如果不想法敲打敲打，今后谁都不执行命令了，统帅部还怎么统帅全军？ 10月29日。 蒋介石来到湘北，在南岳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 薛岳心想，蒋介石肯定要好好总结总结这次湘北大捷的作战经验，好表扬表扬九战区的。哪知，蒋介石在会上突然老帐重算，当众责令薛岳检讨半年前在南昌会战失利中，他这个战区代理指挥官应承担的责任。 薛长官心里大为不满。这他妈的哪辈子的事啦？再说我薛某人对南昌会战的责任早就主动承担了，早就作过检讨啦！还有完没完啦！ 薛岳只得窝着一肚子怨气，在会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待他“批评”完自己，蒋介石又当众分析会战失利的原因，责任全部分析到指挥官的指挥欠妥上。 薛岳听着，瘦精精的脸上一阵冷一阵热。回头一想，还是坦然了。蒋介石虽然在这儿给自己难堪，但毕竟还是很信任自己的，要不，他会把长江方面目前最重要的战区，中国军队最精锐且数量最大的一支部队交给他薛岳吗。 八 9月23日。 日军统帅部为适应汪精卫将在南京建立全国性的亲日政府这一需要，大本营发布命令，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率华北方面军（第1、第12两个军）、第11军（武汉）、第13军（上海、南京）、第21军（华南），以及在华全部陆军部队。为了体现阿部首相专一对付中国抗战这一新战略思想，派遣军的总司令部由日本陆军三巨头（参谋总长、陆相、教育总监）之中的两个巨头担任统帅职务，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官，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 日军统帅部于9月中下旬，又加紧策划对华新的进攻。这次他们把攻击点定在了广西的南宁。 继板垣之后接任陆军大臣的（火田）俊六将军认为：夺取南宁及法属印支北部，对日军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切断通过南宁进入法属印支的中国补给干线，可打消法国援蒋意图；第二，占领南宁后，可以作为海军向中国内地，特别是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根据地，进行航空作战的基地。 他还认为，此时正是发动南宁作战的大好时机。因为德、苏军队正在瓜分波兰；英、法两国已对德宣战，无暇顾及远东。日军攻占南宁，即是攻占法属印支北部，直接刺激了法国也无所谓。 日本海军方面更是想在华南地区露几手，迫不及待地主张进攻南宁。 10月初旬，日军大本营决走发动南宁作战，并密令华南第21军司令官安藤吉中将，尽速作好进攻准备。 10月16日。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攻占南宁至龙州的作战命令。并告知，此次作战由第21军协同海军进行；作战代号：陆军为“和”号作战；海军为“N”号作战规定：严格保密，禁止现场报道。 第21军安藤吉将军调集了第5、第18、第104、第106四个师团，及台湾、近卫两个混成旅团，陆军航空兵第21独立飞行战队。 海军派出第5舰队、第3联合航空队，以及其他协力部队。 日军战略部署是：从广东和广西，兵分两路同时进攻。 广东方面：以第18、第104师团全部，和第106、第38师团各一部，从广州北犯韶关，意在迷惑和牵制中国方面策应广西作战。 广西方面：以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第5舰队、第3联合航空队和其他协力部队，从钦州地区登陆，北攻南宁。 11月初，美、英飞机数次在南海、华南上空“溜达”，侦悉到日军动向，赶紧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呼叫：“日本舰队目前在东京湾（即北部湾）集结，南宁作战已迫在眉睫！” 11月8日，上午。 一架英国飞机在北部湾上空鬼鬼崇崇地偷看日本舰队，突遭多架日本海军飞机的围堵，将其迫降，抓了活的。 安藤吉中将就此判断，该死的美国佬和英国佬肯定已把日军调动的情况告知了中国方面。日军此次作战，在于奇袭，若战略企图暴露，后果难以预料，于是，断然决定提前进攻。 11月13日。 南海上空风云突变，黑云滚滚，海风怒号，巨浪滔滔，暴雨倾盆，一派昏天黑地。第5师团等部，乘坐七十多艘舰、船，从海南岛三亚港启航，顶着强风暴雨和滔夭巨浪，向广西钦州湾进发。 由于这场强风暴雨，使第四战区作出了错误判断。日军却利用这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作掩护，黑压压的舰船群，从广阔无垠的海面向中国的南海岸扑来。 11月15日，上午。 日军及川支队在钦州湾登陆。至16日，已有约两个师团的陆军登上了钦州湾沿岸。 日军第5师团（原板垣征四郎中将的部队），已从台儿庄的巨创中抬起头挺起胸来，以三路纵队，脚踏着李宗仁、白崇禧将军家乡的土地，浩浩荡荡地向北猛进。 11月19日。 第5师团进入距南宁百余公里的大塘地区刹住阵脚，调整阵容。21日，便从大塘向南宁进攻。 中国守军曾作了顽强抵抗，但终因防线尚未部署，只好仓促应战，每战皆可歌可泣，将士多为国悲壮献身。 11月24日上午，南宁失守。 11月26日。 安藤吉中将带着第21军司令部和有关师团，从南宁回返广州。南宁方面由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的手下败军第5师团和其他部队，组成钦县兵团，第5师团长今村中将任总指挥，全权负责南宁方面防务。 12月17日。 及川支队从南宁出发，进攻中越边境的龙州和镇南关（今友谊关），以达到破坏中国国际补给干线的目的。21日傍晚，及川少将指挥支队主力，攻下了龙州城，同时占领了镇南关。 日军攻占南宁之后，便立即开展策反工作。他们竟异想天开地把坚决抗日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列为策反对象。他们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策反工作，可以从1939年11月14日，冈村宁茨向统帅部上交的又一篇研究成果中得到答案。 冈村宁茨那篇成果的题目是《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其中说：“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放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不论这个论断多么偏颇，但至少体现的是日本方面决策阶层的态度，因此，他们对广西的策反，早在进攻南宁之前就槁开了。 8月下旬，日本特务机关通过在李宗仁、白崇禧手下工作的熟人关系，得以派人与李、白面谈，使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提出只要李、白搞倒了蒋介石，日本就可以撤兵。 李宗仁将军对日本特务的离间作法嗤之以鼻，郑重回答：对于撤换蒋介石，中国人并不把他当回事，就像你们日本换个首相一样。中国实行中山先生的共和体制，只要人民不乐意，随时可以叫蒋介石下台，而另选贤能。 对于日本方面的“诚意”，李宗仁对来使说：“那是因为日本使出了浑身解数，无法打赢中国，所以想用甜言蜜语来引诱和破坏抗战。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近段时间来看，日本老是想吞并中国。例如，近卫前首相在1938年底发表的那些言论就足以证明，日本是要吞并灭亡中国，而决不是公平合作，平等待我。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其让人吞灭，不如抗战到底，使日本侵略者幡然醒悟，自行消除灭亡我中华的幻想。这场战争是由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也应该由日本提出。日本如果真有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愿望，中国将表示欢迎，但必须立即全部从中国澈军，恢复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自由。” 白崇禧将军则告诫日方代表：“你们日本穷困潦倒的情况，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再打下去，中国肯定胜利，日本将自取灭亡。日本方面若真要谋求自救，就应该赶快悬崖勒马，彻底抛弃仇恨中国的政策，修复中日友好。” 日本使者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但是，当日军占领南宁后，今村中将却意外得知一个消息；白崇禧向蒋介石请求，将桂系军队调回广西反攻南宁。11月20日，蒋介石正式拒绝了白崇禧的请求，决定将中央军部队调进广西。今村中将据此判断，蒋介石是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势力扩张至广西省，势将引起蒋、白之间的暗斗。若海军航空队以南宁为基地，对西南内地加紧轰炸，更将加深中央与桂系的矛盾。从而为日本的策反谋略带来极大希望。 今村中将选派在第5师团担任特务机关长的中井增大郎大佐再次去策反李、白将军。中井五年前曾受聘在桂系军队中担任军事顾问兼教官，与李、白有旧谊。 结果，中井此行，更加碰一鼻子灰，更加讨个没趣。 12月10日。 今村恼羞成怒，决心对李、白将军侮辱一番，一并报第5师团在台儿庄吃大败仗之仇。以通电方式公开发表了《致李、白将军书》： 一、大日本皇军占领南宁地方之唯一目的，即切断蒋介石政权与法属印支之交通线。 二、我南宁方面大日本皇军对白、李两将军在广西省之建设及政令甚表敬意，因此将极力注意避免损害事绩。两将军治下一般民众之生命及其幸福，将尽力予以保护。 三、愿将军洞察世界大势，为促进东亚同文同种两民族之提携奋起前进。 四、将军若仍执迷不悟与日本敌对到底，则随时可举全部兵力来夺回南宁，我南宁驻屯军队将独立对抗将军之50万军队，且有足够兵力、装备、航空力量及信心取得战争胜利。 五、对在南宁战斗中战殁之将军部下4200余名勇士，我军已予合葬于南宁中山公园，郑重供祭，尚乞安心…… 九 1939年11月2日，溪口镇。 溪口，一个景色秀丽的山乡小镇，蒋介石的故里。这儿没有工厂矿山，也没驻军队，更不具备任何战略意义。 这天，却有成群的翅膀上涂着红太阳的飞机光临。它们在小镇上空悠闲自得地盘旋打转，从天上饱览了四明山，雪窦山和曹娥江的湖光山色之后，回过头来便对小镇进行轰炸、扫射。 蒋介石故居丰镐房和蒋介石与宋美龄回乡时居住的别墅文昌阁，炸成了一片废墟。 无数贫民百姓在敌机炸弹的爆炸声中痛苦挣扎。 蒋经国夫人蒋方良的华语教师黄某等六人成为日机炸弹下的新鬼。黄老师的一条腿被炸飞致邻家的屋顶上。 蒋介石的前妻、蒋经国的生母毛氏夫人，在轰隆的爆炸声中，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往外逃。当她跑到后宅大墙边时，正遇一架敌机俯冲投弹，院墙轰塌，毛氏被埋在墙下。待敌机去后，人们才将她从墙下扒出，只见她的一条腿被炸断搁在一边，肚腹被弹皮划开，肠子流到地上，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正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得到电报后其感情上的冲击可想而知。在蒋介石看来，日军此举无疑是恼羞成怒后，找他这个中国军队的统帅进行报复，无疑是要挖他蒋介石的祖坟。 蒋介石气得牙帮咬得咯咯响，但在将领们面前，却竭力掩藏住痛苦和愤怒。他叫在江西省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兼赣州专员的大儿子蒋经国赶回家去料理丧事，自己则在南岳继续主持军事会议。 一天会议下来，蒋介石得以在住所独处。悲痛和仇恨的怒火一起攻上心头，他在头脑里盘算着一场大的反攻，这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真想马上给各战区下个命令，倾其老本跟日本军拼个死活。 他冲动得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转身叫人去喊“小诸葛”白崇禧，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会感到自己多么离不开那个摇鹅毛扇的中年人。 不一会儿，白崇禧来到，两人在会客室就坐。蒋介石说：“今年以来，武汉日军接连攻南昌、随枣、长沙；日军飞机更是猖獗，每月都有数百架次轰炸西南大后方。昨天，敌海军航空队又出动五六十架飞机，把成都炸得一蹋糊涂，居民死伤无计其数。看来；日军的攻势还很凶顽啦，你说呢？” 白崇禧沉吟片刻才说：“日军攻势未必然还有那么锋锐。近一年来，我通过对日军攻南昌、长沙等地的行动，加以分析总结。我认为自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仍有四大优势和特点，同时，他们也存在着四大弱点，其优势之点，第一为快。所谓快，就是凭借其机械化的装备，交通，行动迅速，能有效地达成出奇不意，攻其不备。第二是硬，所谓硬，即日军官兵发扬武士道精神，战斗特别顽强勇敢。表现在防守战上，就是固守一点，死不放弃，任你冲击，他却拼死顽抗，不为动摇。敌守南昌可为一例。第三是锐，表现在日军进攻时，有一股子锐气，如同钢锥，拼死突进，勇往直前。第四为密。密者机密。日军行动，很注意保守机密。由于严格注意保密，加上其装备优良，部队集结、行动，都很迅速，往往能达成闪击进攻的目的。” 蒋介石觉得很有道理，又问日军的弱点有哪些。 白崇禧道：“日军的弱点同样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小。自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的兵力要防守大半个中国的占领区，兵力配置自然稀疏。每次行动，只能割肉补疮似地相对集中兵力，因此，不可能有大的兵团进攻，第三是短。鉴于第一个弱点，日军勉强集结兵力，进行一些局部进攻作战，只能是短期行为，速战速决而已，不可能将作战时间拖得很长。如日军进攻南昌，当初悄悄抽调武汉地区人马，打到后来，南昌吃紧了，却不敢再抽武汉兵力，只得从遥远的上海抽调海军陆战队；又如日军进攻长沙，亦悄悄抽调武汉地区约二十万兵力，打到长沙城下，战况吃紧，却无法再抽武汉之兵，只得掉头就跑，退回原处。第三是浅。与上同理，至少在目前时期，日军只能作一些短促突击，浅距离的进攻。第四是虚，这是因为日军把摊子扯大了，兵力分散，国内兵员枯竭，无充分预备兵力，后方空虚。在与我对峙之第一线，日军不得不置重兵，其实是貌似强大，实质上是虚张声势。” 蒋介石茅塞顿开，连叫“很好”。又说：“你既然把倭寇的本质洞悉得如此真切，那你还有破敌良策吗？” 白崇禧说：“我认为破敌的办法还是有的。第一，我军应以稳定制敌快速；第二，以坚韧对敌强硬：第三，以伏兵破敌锐利；第四，以严明对敌秘密。” 蒋介石站起来，踱了几步，问：“我决定来一次大的反攻，就叫做冬季反攻。你看行不行？” 白崇禧胸有成竹地回答：“完全可以！” 第二天，蒋介石在会上，神情严峻地宣布：“长江两岸所有预计于年底结束的第二期整训部队，一律提前一个月结束整训，参加统一的冬季大反攻！各战区司令长官待会议结束后，立即回去进行准备，等待军令部的进攻命令！” 十 1939年隆冬。 北风呼号，寒凝大地，万里破碎的河山，一派痛苦不堪的凄凉景象。但是，中华民族心灵中的屈辱已达极限，中华民族心中复仇的怒火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势锐不可挡。 长江两岸，大江南北，万里疆场，到处都集结着上万，上十万，甚至几十万的整装待发的中国军队将士；到处都响着蒋介石对参加冬季反攻的将士的训示的声音： 日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被我国军大大消耗，其进攻的锐气已迎我顿挫，只有招来之势，穷途未日。与此相反，我强大的国军已经完成重建和整训，战力倍增，转守为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我全军抗日将士，要发扬决战决胜精神，奋勇杀敌，收复失地！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将军，指挥大军向太行山南麓，黄河以北的日军发动猛攻。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向所属部将们声称，我九战区五十万大军，要直下武汉，饮马长江，光复中原！薛岳一声令下，九战区几十万精锐之师，从江南直向江北之敌掩杀过去。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在大军反攻之前，已派遣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东渡襄河，插入敌后，破袭汉口至宜昌和京山至钟祥问的公路、桥梁、通讯线路，开展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张自忠第33集团军、李品仙第2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和王瓒绪第29集团军等大军总反攻。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正指挥本战区各集团军对皖南、赣北和江浙地区日军大力反攻，突然又收到蒋介石电令： 日寇兵舰、军船随时游戈于长江中，威胁我两岸城市，并进而侵犯我湖北地区，防碍我军对各省的收复。着该战区直属防区内，选择临长江之制高点，构成坚固的要塞式工事，截断日寇兵舰、兵船在长江中的往来。 顾祝同立即抽调上官云相集团军之王敬久第25军，和唐式遵集团军之郭勋瑛第50军，强攻贵池县境内的官股煤炭山，以实现蒋介石电令上的战略目的。 长江两岸的冬季大反攻作战，干1939年12月上旬开始，至1940年2月20日前后停止。中国方面投入第一线直接对日进攻作战的兵力在五十万人以上，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大小战斗一千三百四十次，攻取了若干城镇、据点、阵地。后来又被日军夺回去了一部分。 反攻作战期间，宋庆龄、宋美龄和宋霭龄三人曾前往第五战区前线慰问伤病员。宋美龄检查和布置了她所负责的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在该战区的战地救护工作，并和十余个伤员握过手，掖过被子，喂过几勺子汤药什么的，以示亲切关怀。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对冬季反攻的反映和评价： ——这次大反攻，打得武汉第11军东奔西走： ——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 ——我军损失不少。 ——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为最。 ——这一年来（1939年），未按所期望的进展，作战的主动权均未掌握，以此面临中国军队顽强勇敢的冬季攻势。 ——我方损失及消耗继续增大，而对中国军队的打击显著减弱，明显暴露其守势。 ——这一年（1939年），历经南宁苦战及冬季攻势的防御战等，这在整个中国事变中成为陆军最暗淡的时代…… 十一 1939年12月4日。 日军第5师团长今村中将，命令该师团所属号称“钢军”的第21旅团，在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指挥下，攻占了广西战略要地昆仑关。于是，又把中国军队冬季反攻的怒火，烧到了华南——昆仑关。 蒋介石决心在昆仑关打个样儿给日本人瞧瞧。亲自选调了一批精锐部队参战，其中包括全国唯一的一个机械化军（第5军）。 反攻昆仑关的总指挥为白崇禧。 参战部队序列如下： 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所部：第5、第6、第99、第36等五个军，共约十三个师。 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所部，第31、第46两军，共约六个师。 蔡延锴部，四个步兵团。 邓龙光第64军二个师。 叶肇第66军二个师。 第43军一个师和教导总队。 空军飞机一百架。 总计：十五万四千六百四十二人。 参战各部队根据蒋介石、白崇禧的命令，秘密地从湖南、广东、四川等地向南宁运动。 白崇禧将反攻部队分成东、西、北三路军。 西路军由第16集团军五个师组成。攻击大高峰以西地区。 东路军由蔡廷锴等部四个师组成，攻击钦宁公路以东地区。 北路军由第38集团军十个师组成（另有约六个师的预备部队），反攻昆仑关一带。 12月7日以后，今村中将不断得到报告，说南宁以北约四十公里的地方，将有十万中央军开到，反攻昆仑关。狂妄的今村中将对此付之一笑，断言在南宁以北的山地间，绝不可能有十万大军通过。 12月中旬。就在今村中将趾高气扬之际，中国军队已按总指挥白崇禧将军的命令，不声不响地进入了攻击地区，十多万大军分别埋伏在南宁以北的山地里，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全线出击。 12月16日。 机械化第5军军长杜聿明将军在谭莲村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儿宣布本军作战任务和计划。该军担任主攻昆仑关的任务。其三个师的战斗部署为：郑洞国的第1师担任昆仑关正面进攻；戴安澜第200师为总预备队：“德国将军”邱清泉第22师迂回敌后，插入昆仑关与南宁之间，向六塘守敌进攻，切断南宁与昆仑关的交通联络，断昆仑关之敌的退路。 会议正在进行，陈诚和白崇禧两位上将一同到前线视察各部队准备情况，特地到第5军集结地，检查和巡视了这支王牌军。两人来到会场，陈诚板着面孔，威严地命令杜军长必须如期拿下昆仑关，否则，要杜军长提着脑袋去见蒋介石。 杜聿明笔挺地立在陈诚面前，神情严峻地大声回答“是！” 军官们见之，无不肃然。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动，保密工作和大军的调动，如同一个月前日军顶着狂风巨浪出击一样出人意料。十多万大军就在今村认为完全不可能通过的地方，顺利通过，在今村认为不可能集结的地方集结起来。杜军长的机械化重炮兵旅，开到昆仑关附近丘陵地带的密林中，在距敌前沿阵地仅三四华里的地方，迅速构筑起阵地，一排排炮口悄悄对准了敌人的阵地。邱清泉的第22师战车部队，已从昆仑关以北的思陇越过重重大山，经太平村向昆仑关南面的五塘地区穿插。 12月17日。 今村中将仍在庆幸自己聪明正确的判断，认为南宁北面无战事。上午八时许，他放心大胆地命令及川支队向龙州和镇南关进攻，去夺取中越边境上的两个战略要地。 及川少将率领本支队乘坐数百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从南宁出发。 当天晚上八时。埋伏在山地里的中国军队，在坦克的导引、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昆仑关发动了全线反攻。 排炮怒吼，地动山摇，昆仑关被火光和浓烟吞没。 中国军队喊着复仇的口号，海潮般地扑向敌军阵地。 邱清泉的机械化战车部队，突然出现在昆仑关侧后敌军眼前，一举攻占了五塘、六塘地区，切断了昆仑关守敌的退路。 杜聿明和其他各路反攻部队指挥官都在第一线指挥督战。杜军长胸前挂着望远镜，冒着敌军猛烈炮火和敌机的俯冲轰炸，从容镇定地指挥部队，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昆仑关守敌。 反应迟钝的今村中将到12月18日才得知中国军队大举反攻昆仑关的消息，他不顾攻、防双方的优劣状况，当即决定围歼反攻的中国军队。令第21联队首先向昆仑关急进增援。 12月18日。 下午五时，第21联队从南宁出发，八时许到达九塘，立即被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邱清泉坦克部队切断了后路。坦克炮火将六塘至七塘的桥梁全部轰塌。整个联队被优势的中国军队分割包围，陷入了完全孤立被歼的境地。 邱清泉指挥战车部队向被围之敌发动攻击，坦克车队冲出树林，在中央公路上向敌人冲撞扫射。敌溃不成军，争先恐后向两旁山地抱头鼠窜。 公路上丢下累累敌尸和各式车辆二百多台，各种轻、重武器无数。 同日，中国东、西两路部队也分别在南宁附近发动反攻。 12月20日。 今村中将又令中村支队从南宁出发，增援昆仑关。该支队刚行至五塘地区，又被邱清泉等部包围在二十五公里长的狭长山沟里，陷入绝境。 今村这才感到情况不妙，急令正在向龙州和镇南关前进的及川支队主力回援昆仑关。 12月21日，清晨。 及川支队的伊藤大队，分乘一百零五辆大卡车，火速回返南宁救援。但是，当浩浩荡荡的卡车大队开到南宁以西附近时，突遭优势中国军队的伏击，车队陷入大军重围之中。敌伊藤大队多次突围，皆告失败。 12月22日。 中国空军连日频繁出动飞机，对昆仑关守敌和六塘至九塘地区被围之敌，实施猛烈轰炸。 日军已频临弹尽粮绝状态。是日起，敌飞机对被围各处之日军空投弹药和食物。但是，天上“飞来之物”大多被中国军队给抢了过来，日军的飞机成了中国反攻部队的运输大队。 是日夜间，由于双方短兵相接，许多地方处于混战状态，中国军在九塘以北互相发生误战，双方用手榴弹对炸了一整夜。 12月23日。 上午十一点时许，支队长中村少将正高举战刀嚎叫着指挥部队突围，一颗开花子弹从他左颊处贯穿，把他那满脸横肉扯去一大块，顿时血涌如注。经紧急包扎处理后，这位已不能吱声了的“钢军”将军，又挥舞着战刀，指挥残部拼死突围。 12月24日。 中村支队主力从七塘拼死朝昆仑关突进，早晨八时，中村少将在九塘以西督战，受到邱清泉部队近距离机枪扫射，当即毙命。 中村支队主力四千多人被歼灭。 中国军队打扫战场时，在旅团长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夕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 12月28日至30日。 中国军队连续对昆仑关发动攻击，战斗异常惨烈，山山岭岭躺满了中、日两军的尸体。 昆仑关之敌弹尽粮绝，他们只得挖野菜食落穗充饥。一个个蓬头垢面，在饥寒交迫中作垂死挣扎。 他们的炮弹打光了，就把枪炮砸毁或埋藏起来，烧掉军旗，削成竹枪竹刀同中国军队作最后拼杀。 12月31日。 在1939年的最后一天里，中国军队以重大代价，全歼了昆仑关守敌，夺回了昆仑关。 今村中将向统帅部报告：“在此地带上（指昆仑关），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军表示敬意。” 1940年1月初旬。 日军第21军安藤吉将军决定对昆仑关的中国军队来一次意想不到的奇袭，以夺回昆仑关。遂由广东境内调兵西进。 1月中旬，日军大本营为支援第21军的南宁奇袭作战，下令从关东军调来两个飞行中队，配置于华南。 1月22日，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等部，分别在七塘和南宁以南集结完毕。 此时，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等人已拟好昆仑关防守作战方案。 但是，日军在中国军队尚未部署就绪，后续部队亦正在向昆仑关开进之时，突然发动反攻。日军机群连续出动，对昆仑关及其附近中国守军进行突击轰炸，又对向昆仑关运动的中国军队进行阻击。 由于中国军队后续部队未及时赶到，昆仑关地区守军仓促应战，左右两翼薄弱点很快暴露于敌前。日军主力在一周内，如狂风扫落叶似地连续攻陷了昆仑关西边的武鸣、思陇；北面的宾阳、邹圩、上林等地，切断了昆仑关后路，在清水河流域一带，与守军对峙，震撼了整个黔桂后方。 此时柳州、亘山一带兵力空虚。若敌人渡江北进，不需大的兵力，就可使中国军队难于抵抗。柳州方面一片惊慌，民众多作逃难准备。凡可使用的后方部队，甚致尚在训练中的军校学生，都已准备开赴前线御敌。 2月3日。 昆仑关失守。中国守军受到沉重打击。 陈诚、白崇禧等人马上变更兵力部署，加强两翼，侧击敌后。以一部兵力占领左侧要点，企图阻敌北进；以主力由贵宾路方向迂回出击，企图切断北进之敌的后方交通线。 但是，日军此次行动，旨在奇袭反攻，誓报“钢军”被歼灭之仇。他们以突然的行动发动闪击战，达到重创昆仑关中国军队之目的后，在中国军队大举反攻之前，于2月10日，突然掉头南下。除第5师团等部仍留守南宁和附近主要据点外，主力则于钦州湾安全登船远去。 真是一次远距离漂亮的奇袭作战。 2月24日。 中国军队第二次占领五塘和昆仑关在内的战略要地。 第5军军长杜聿明中将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以永远悼念和呼唤，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长眠在昆仑关上的二万七千零四十一名将士的亡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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