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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地理位置；形态构成， 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众特征； 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自我呈现出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大马路，在更好的情况下，则如同一块宽阔的公地，人们可以朝着任意一个方向行走，只是在地上，一些显然走过的路径昭示控制性原因促使他们选择某些旅行之途而非其它途径。这些旅行之途被称之为商路，而那些确定它们的原因正是在世界历史中要加以寻找的。 尽管海洋有各种为人熟知和不熟知的危险，通过水路进行旅行与贸易总会比陆路容易与便宜。荷兰的商业成就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在海上的航运，也取决于众多一帆风顺的水道，使其进入自身与德国的腹地既便宜又方便。相对于陆地，通过水路运输的优势在公路短缺且状况十分糟糕，战争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内，甚至更加显著，这犹如同二百年前的状况那样。虽然当时海上交通穿越于强盗的危险之中，然而却仍然还是比陆地运输安全与快捷。那个时期曾有一位荷兰作家，在估计其国家与英国发生战争的胜算时，除了其它因素外，注意到英国的水道未能切入这个国家的纵深；因此，由于陆路状况十分破旧，货物从该王国的一个部分转运到另一个部分就必须穿海而过，这样，其中途就容易遭遇截击。至于纯粹的国内贸易，目前这一危险通常都已不复存在。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今天，沿岸贸易丧失殆尽或消失仅仅只是由了不方便，尽管水路运输仍然更为便宜。尽管如此，迟至法兰西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战争之际，那些对于那个时期的历史与围绕其油然而生的轻描淡写的海军文献十分熟悉的人，都知道提及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偷开进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如何之频繁，尽管大海之中到处都是英国人的巡逻舰只，并且还具有良好的内陆道路。 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国内贸易只是滨海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从外输入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被运进其港口，要么用自己的船只，要么用外国船只。返航之时，可以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而无论它们是土地的恩赐，还是人类双手的成果。运输商业使用本国船只，正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因此而来往穿梭的船只必须拥有可以安全返回的港口，并且还必须尽可能远地在整个航程中接受所在国的保护。 在战争时期，这种保护还必须通过武装航运而加以扩展。一支海军的必要与否，从狭隘的词义来看，来源于一支和平运输船队的存在，并随之消失而消失。当然，这得除去一个国家怀有侵略趋向的案例——它维持一支海军仅仅只是作为军事机构的一种分支。由于美国目前尚无侵略意图，并且其商业服务已不复存在，不断缩小的武装舰队和通常对此缺乏兴趣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当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贸易再度被认为需要付出代价，一种膨胀到足够大的船运利益就将东山再起，促使战争舰队的死灰复燃。当穿越于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趋于成为现实，欲望的冲动就完全有可能强烈到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由于一个和平的、爱好实业的国家并不那么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又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它的成算又有几何？ 当一个拥有非武装与武装的舰船的国家，让其船只离开本土，远航于他乡，不久就会感觉到船只依赖于和平贸易、避难场所和供给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虽然陌生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续，它们所获得的保护就是足够的。然而，事情并非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而美国正是通过和平的持久延续而获益非浅。早期，商贸海员不断在新的与未探索地区寻求贸易，在冒着来自疑惑或敌对国家的失去生命与自由的风险中谋财获利，并且在收集有利可图的货物方面，迟迟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凭着直觉，他们在其贸易航道的另一头往往寻求一个或更多的站点，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恩赐。在那里，他们能使自己或代理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安全状态之中；在那里，他们的船队能够秋毫无损；在那里，本地有利可图的产品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期待着本国船队的到来，能够将它们运载到自己的祖国。由于巨大的利润与风险并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诸如此类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并演变成为殖民地；而它们的最终发展与成功则依赖于它们得以出现的那个国家的政策与天赋，并因此形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个庞大部分。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然而，贸易口岸及其随后的扩大，最初只是冒险家寻找利润的工作，就其理由与本质而言，与刻意组织与建立的殖民地并无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本土都在外国土地上赢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寻找到它输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为其航运的新范围，能够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自身谋求舒适与财富。 然而，商业的需要并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获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满足。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在殖民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洋之上弥漫着无法无天，而对此的记忆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洋国家之间，稳定和平的时日寥如晨星。这就激起了对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圣海伦与毛里求斯一样，它们最初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贸易缘故，而是出于防御与战争。需要占据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等要塞的需求，其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殖民地与殖民要塞就其特质而言，有时是商业性的，有时又是军事性的，而如同纽约，同一地位在两种观点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实属例外， 在这三件事情方面——生产，具有交换产品的必需性；航运，借此交换才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了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这一点被认定为大部分历史与政策以及濒海国家的关键所在，这种政策随着时代的精神以及统治者的性格、见识的变比而变化。然而，濒海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由其政府的高明与远见。还不如说由其民众的地位、范围、组合、数量及性质来决定的一无论如何称谓，以一言以蔽之，还是自然状况决定的。然而，必须承认并且必将发现，明智或不明智的个人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于广义的海洋霸权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实力——它以武力的方式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也涉及和平贸易与航运。唯其如此，才能自然而又健康地诞生一支海军舰队，才能使其稳如泰山。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 1.地理位置； 2.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 3.领土范围； 4.人口数量； 5.民众特征； 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即既用不着被迫在陆地上奋起自卫，也不会被引诱通过陆地进行领土扩张，那么，由于其面向大海的目的的单一性，与一个其四周边界皆为大陆的民族相比，它就具备了一种优势。这一点，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对于法国与荷兰的巨大优势。后者的力量最初就被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的必要性与为维护其独立而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消耗得所剩无几；而法国的政策总是莫衷一是，有时尚能明智，有时就十分愚蠢，这无论从其海洋还是大陆计划看都是如此。这些军事行动徒费了民脂民膏，而如果明智与持续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却能增加财富。 就其自身而言，地理位置可能会达到提升或分散海上军事力量的地步。在这一点上，英伦三岛再度拥有对法国的优势，后者的位置，除了濒临大西洋以外，也伸向了地中海。尽管这有其长处，然而，总体上而言，却是海上军事力量薄弱的症结所在。只是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法国的东、西部舰队才能实现汇合，而要这们做，他们得经常承担风险，并且时常遭受损失。美利坚合众国濒临两洋的位置也就要么成了巨大劣势的根源，要么成了耗资无度的原因，如果在两岸它都有其规模庞大的海洋商业利益的话。 由于其广阔无边的殖民大帝国，英国已拱手让出了在其周边海岸集结海军的大部分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是一种明智之举，其利仍大于弊。正如为事态所证实的那样，随着其殖民体系的膨胀，其海军舰队也在不断顺起，而其商业航运与财富甚至还增长得更快。还在美国革命战争，以及在法兰西共和与帝国的战争中，一位法国作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英国舰队迅猛崛起，并且四周财富堆集如山，然而，它却一如既往地感到了所有贫困的尴尬。”英国的力量能够足以维持其芸芸众生的温饱；而同等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由于其海上劣势，却饱经屈辱与伤害。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助于集中其军事力量，而且还能为展开针对其潜在对手的敌对军事行动提供进一步的中心位置与良好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的状况就每每与此相符。一方面，它面对着荷兰与北部强国，另一方面，它面对的是法国与大西洋。当受到法国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强国组成的聪明的威胁时，正如同其时常所为那样，其在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游弋的舰队，就去占据纵深基地，并因此能够迅速地投入其合成部队，反击伺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任何一个敌人，从而影响其与盟国的联合。同样，在两边之中的任何一边，上苍都赐给了它更好的港口与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以前，这还是在穿越英吉利海峡过程中一个十分严重的因素；然而，后来，蒸汽与其港口的改进缓解了这一法国曾一度遭受过的劣势。在大帆船盛极一时的岁月里，英国舰队进攻布列斯特，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简而言之，计划是这样的：在盛刮东风或较为温和的天气状况下，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坚守其阵地并无多少困难。但是在西风中，当情况十分恶劣时，他们便折回英国港口，他们明白，直至风向转变之前，法国舰队是不可能出来活动的，这样他们也正好由大风将自己送回其要塞之中。 在地理上接近敌人或攻击目标的优势，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战争形态中更为明显。这一点直至最近才被冠以破坏商业的名声，法国人称之为“游击行动”。这一战争行动，由于完全针对通常并不设防的和平商船，因而只需轻型武装的船只。这类船只，并无多少力量进行自卫，因而对避难场所或近在眼前的支撑点有所依赖。这要么在由本国战斗舰只实行控制的某段海域，要么在友好港口，都能找得到。后者能够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们永远处在同一位置，而靠近它们对于受攻击的商船队比实施攻击的敌人更为熟悉方便。法兰西临近英格兰因此能够极大地便利于其直接针对后者的游击行动。由于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都具有港口，其巡洋舰从临近英国贸易枢纽之地出发，进退有据。这些港口相互间的距离，对于正规的合成军事行动而言并不那么有利，然而对于这种非常规的、辅助性的行动而言，却有其优势，因为其本质就在于集中力量，而对于破袭商业而言，分散力量却是规律。商业破袭舰船分散开来，他们就能发现与捕获更多的猎物，这些不争的事实从彪悍的法国海盗的历史中就能得很好的诠释。他们的基地与行动场所很大程度上处于英吉利海峡与北海，要么就在遥远的殖民地区，在那里，诸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提供相同的临近庇护所。补充煤炭的必要性使得今天的巡洋舰甚至比旧式军舰更加依赖于其港口。在美国，公众舆论对于针对敌手的贸易始终抱有很大的信心，然而，必须记住这个共和国并无十分接近海外商贸大中心的港口。因此，其地理位置对于成功地进行商业破袭战格外不利，除非它能够在一位盟友那里找到合适的港口。 除了有利于进攻之外.如果上苍这样设置一个国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本身，而与此同时，它控制着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十分明显，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这再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所处的位置，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贸，以及那些溯流而上直入德国腹地的交易，都不得不穿越近在家门口的英吉利海峡；因为大帆船总是紧贴着英国海岸而动。进而言之，这类北方贸易对于海上霸权有着一种独特的影响，因为正如通常它们所被称呼的那样：海军的仓储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波罗的海国家。 除了丢失直布罗陀以外，西班牙的地理位置本来十分近似于英国的位置。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一边是加地斯（Cadiz），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向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的贸易，过去一直就在其眼皮底下穿过，而环绕好望角的商业活动距离其家门也并不遥远。然而，直布罗陀的丧失不仅剥夺了其对于海峡的控制大权，也对其两部分舰队进行十分便利的汇合构成了一道障碍。 今天，只要看一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并不涉及其它影响其海上权力的条件，就似乎可以发现，因为它具有广大的海岸与天然良港，它正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力的位置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且只要意大利目前能够控制住那些一向就是意大利的岛屿，将来就更会如此。然而，由于马耳他在英国人手里，科西嘉在法国人手中，其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又这样被抵销了。从种族血缘关系与地理位置看，这两个岛屿对于意大利而言乃是囊中之物，其合法性正如直布罗陀对于西班牙一样。如果亚得里亚海是一条繁忙的商业航道的话，意大利的位置本来是可以更具影响力的。它的地理完美程度上的这些缺憾，再加上有损于海上权力全面而又平稳成长的其他原因，使得意大利是否能在有朝一日跨入海洋强国的前列，更加令人感到疑虑重重。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进行完全彻底的争论，而仅仅只是通过没释，试图显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如何实实在在地影响其对于海洋的作为。目前有关这一课题的分歧可以不予理会；进一步展露出的重要性的例子在历史场合中还会持续不断地重演，然而，这两种言论，在这里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具体环境使得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比其同等大小的任何其它水域更加重大的角色，从商业与军事观点来看都是如此。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努力试图控制它，并且这种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因此，对于树立在海洋中的统治地位所依赖的条件的研究，对于其海岸不同地点的相对军事价值的研究，比其花费在其他领域的同等努力来说，都是更具启发意义的。并且目前，它在许多方面与加勒比海有着一种十分明显的相似——一旦巴拿马运河航道得以完成，其相似性就更为接近。对于地中海的战略条件的一项研究——这已得到充分的解释，将成为对加勒比海进行同样研究的一个极好的开端，相比之下，这块海域尚无多少历史可言。 第二种言论涉及美利坚合众国相对于一条中美洲运河的地理位置。如果该运河得以完成，并且完全满足了其建造者的愿望，加勒比海将会从一个终点站、一块局部交往之地，或在最好的条件下，一条拙劣的、并不完全的旅游线，正如它目前的状况那样，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巨大航运枢纽。沿着这条路径，巨大的商贸利益将会延伸，将其它强国——欧洲国家——的利益，带到我们的海岸，而这一点是他们以前从未做到过的。如果真想如此，再要如同从前那样，独自傲立于国际政局以外，就不是那么轻而另举的了。美国相对于该航路的地理位置将会类似于英国之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国家之于苏伊士航线，有关影响及对于它的控制，依地理位置而定。当然，坦率地说，它与美国国家实力的中心——作为永久的基础——比起其他强国更为接近得多，目前或以后为他们在岛屿或大陆上所占据的地点，无论多么强大，都绝不会成为他们实力的桥头堡。尽管，在军事实力上的原材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美国，然而，在众所公认的对于战争毫无准备方面，它又是脆弱的；并且，在地理上临近于这块竞相角逐之地。由于其海湾沿岸的特征——缺乏从敌人那里获得安全并便利于维修一流战舰的港口，而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能够试图控制这片海域的任何一个部分——从而使其失去了部分价值。一旦发生为了争夺加勒比海统治地位的冲突，从密西西比河南部通道纵深，新奥尔良的邻近，密西西比河河谷对于疏通水道的好处等着眼，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主要努力应该集中在那条河谷，以确保在那里能得到其永久的军事基地。但是，保护进入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却有其特别的困难。尽管唯一的两处相互竞争的港口，基维斯特与彭萨克拉，过于缺乏深水，并且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资源而言，其所处位置还要大打折扣。然而。为了完全取得该优势地理位置所具有的一切好处，这些缺陷必须予以克服。而且，其相隔地峡的距离，尽管相对较少，却仍然可观，为此，美国将不得不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取适宜于进行紧急的或次要的战争行动基地的地点，凭借它们的自然优势，易于防守性，以及接近于这个战略问题的中心，从而使得美国舰队同任何对手一样，始终临近于现场。随着进出密西西比河的通道得以充分的保护，掌握了此类的要塞，并且在它们与本土基地之间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简言之，已进行了恰当的军事准备，拥有了所有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么，从其地理位置与实力出发，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就将十分肯定地接踵而至。 墨西哥湾沿岸的显著特征——刚才已暗示过——可以典型地列于国家的形态构成这一标题之下。在影响海洋霸权成长诸条件的讨论中，形态构成这一因素可说位居第二。 一个国家的海岸就是它的一道边界。这道边界越是能够方便地提供通向外部地区的途径——在本书中是指海港，一个民族就越是倾向于通过此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进行交流。在一个假定的国家中，如果只是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却完全没有一处港口，这种国家就不可能拥有自身的海洋贸易、海洋运输以及海军。在实际生活中，当比利时还是一个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省份之时，其情况就是这样。1648年，荷兰人在一场获胜的战争后，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勒令须耳德河（the Scheldt）关闭海上贸易，从而封闭了安特卫普港，并把比利时的海上贸易转手给了荷兰。西属尼德兰从此不再成其为海上强国。 宽大与水深的良港是力量与财富的一个来源，如果他们还是可供航运河道的出海口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这会便于一个国家的国内贸易集中于它们。然而，由于它们十分易于接近，如果不加以适当防卫的话，在战争中，这将成为薄弱环节。1667年，荷兰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闯进入了泰晤士河，就在伦敦的眼皮底下，摧毁了相当部分的英国海军。而几年后，英法联合舰队在试图登陆荷兰时，遭遇到了可与荷兰舰队的勇猛相提并论的来自于海岸的麻烦。1778年，能够无可争议地控制哈得逊河的纽约港，由于法国海军统帅的犹豫不决，差一点就落入处于劣势的英国人手中。掌握其控制权后，新英格兰本来是可以恢复与纽约、新泽西与宾西法尼亚紧密与安全的交通线的。这一打击，紧随着前一年格尼大败之后，本来也是有可能使得英国人更早地与我们缔结和约。对于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密西西比河是一个财富与力量的强劲来源，然而，其出入口脆弱的防御及其渗透于美国的支流数目却使得其成为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并因此成为南部同盟灾难的根源。最后，1814年，切萨皮克的被占以及华盛顿的毁灭留下了一个穿越这些水道而引发危险的深刻教训，如果对这些通道不加防御的话。这一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足以能够轻易地回忆起，但是，从目前海岸防御的状况看，这仿佛已是为人们所遗忘。不应该认为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环境以及攻防细节已得以修正，在这些岁月里正如同以往那样，基本的条件仍然始终如一。 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及其过程中，法国并无港口可供布列斯特以东的战列舰使用。对于英国而言，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优势，在相等的范围内就具有两个巨大的军火中心，分别位于普利茅斯和普茨茅斯，这其中还不包括其它的庇护与供给港口。这一形体构成上的缺陷自此直至在瑟堡的工程才得以弥补。 除了海岸轮廓外——包括通往海洋的方便之道，导致人们走向海洋或使他们与海洋隔绝的种种条件，还有其他物质因素。尽管法国位于英吉利海峡的军港十分缺乏，然而，除了地中海外，它还在那里和大西洋都拥有深水良港，其所处位置十分有利于进行海外贸易，并且这些港口都位于大江大河的出海口处，对于促进内部贸易与沟通大有裨益。然而，当黎塞留结束了内战，法国人并没有以英国人与荷兰人的那种热切与成功投身于海洋。在物质条件中，表面上可以找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条件使得法兰西成了一片乐土，具有宜人温和的气候，国内生产始终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英国从上帝那里获得的赐予却微乎其微，并且直至其生产能力被开发出来之前，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出口。他们的众多需求，加上他们不知疲倦的活动与其他适宜于从事海洋事业的条件，驱使其人民向海外不断扩展；他们发现的岛屿比他们自己的故乡更加迷人与富有。他们的追求与天才使得他们成为了商业与殖民者，随后又成为制造者与生产者。在产品与殖民地之间，航运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他们的海上实力日渐看涨。 如果说英格兰是为大海所吸引的话，荷兰却是被赶向大海的。没有大海的存在，英国或许会一蹶不振，而荷兰则会败亡。在其荣光辉煌登峰造极的时代，它还是欧洲政坛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当时，一位本国名声显赫的实权人物就估计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该国的制造业为数众多且十分重要，然而，比起对航运业的兴趣，它们出现增长要迟缓得多。土地的贫瘠与海岸无险可守的本质驱使荷兰人首先从事了渔业。随后，加工保存鱼类方式的发现给予他们除了进行国内消费以外还能用以出口的物质，并由此奠定了他们财富的根基。所以，在荷兰人成为商人之时正是意大利诸共和国处在土耳其霸权的压力下，以及由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其国势正开始衰落之际。结果，他们成为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与岛屿以及庞大的意大利贸易的继承人。 荷兰人还进一步得益于他们的地理位置。作为波罗的海诸国、法国、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德国各大河流口岸之间的居中者，他们很快就几乎揽尽了所有欧洲的中转生意。小麦与波罗的海沿岸国的海军仓储、西班牙与其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的贸易，法国的葡萄酒以及沿岸贸易，并不比两百年以前更多，然而，都是用荷兰船队加以运输。大部分英国的转口贸易甚至在当时都用荷兰船完成的。这并不是试图在制造这样一种假象，即所有这一切繁荣仅仅只是来源于荷兰自然资源的贫乏。世界上的事物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其民众的贫困状况，他们被迫投向大海，加上他们对于航运行业的精湛艺术与他们船队的规模，通过紧随着美洲与环绕好望角航线的大发现而来的探索精神与商业的急速膨胀，他们处在于一个有利可图的位置上。同时发生的还有其他因素，然而他们整个繁荣却奠基于由他们的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海洋权力之上。他们的食品、服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他们用以制造与装配船只（他们制造了几乎与整个欧洲一样多的船只）的木材与大麻绞索等都得进口。当1653年和1654年一场与英格兰的灾难性战争[1]最终持续了十八个月时，他们的航运业陷入了停顿，据称“经常用以维持国家财富的收入来源，例如渔业与商业，已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工厂作坊纷纷歇业倒闭，生产活动终止了。港口无船出海，变成了桅杆林立的世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乞丐，街道上杂草丛生，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一千五百套房屋无人问租。”只是一项屈辱性的和平协议才使得它们免遭完全毁灭。 这一悲惨结局显示了一个国家完全依赖于外部资源去扮演一个它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弊端。由此还能做出大量的结论。由于并无需在此讲得一清二楚的条件的差异，当时荷兰的情况与今日大不列颠的情况有着十分强烈的相似之处。尽管看起来在各自国家中都略有一丝荣誉感，历史却是活生生的预言者，在告诫人们国内繁荣的延续主要依赖于海上权力的维持。人们或许都对缺乏政治特权感到不满，然而，如果他们日渐缺乏面包时，他们就会更加感到不安。对于美国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注意到，就海上霸权而言——起源于土地的范围、适宜度与富裕——法国的结局在美国又被复制出来了。最初，他们的先辈们只有一小块临近于海洋的土地，尽管几乎未曾开发，但总算部分土地还是富绕多产的。在那里，港口众多，并且接近于多产的渔区。这些物质条件加上与生俱来的对于海洋的热爱，英国人的血液中至今仍在他们的脉管中跳跃的冲动，使得一个健康的海上强国所依赖的趋势与追求，能够一直富有生机。最为原始的殖民地中的几乎每一块土地都濒临大海或位于一大支流旁边。所有的进出口都趋向于一片海岸。对于海洋的兴趣以及对于它在公共福利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明智赏识轻松而又广泛地在民众中流传。一种比关注公众利益更具影响力的动机也十分活跃，因为拥有丰富的造船物质和需要相对较少的其他投资，航运业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私人行当。 但权力的中心不再立足于海边。各种书籍、报刊竞相描述内陆地区辉煌的发展以及仍有待于开发的财富，资本在那里可以找到其最佳的投资对象，利用其最大的开发机会。海疆地区则被忽略了，在政治上毫无生机，墨西哥湾与太平洋沿岸的确就是这样，大西洋海岸则相对接近于密西西比河谷的中心，当航运业财源滚滚再度崛起的日子来临之时，当三大海疆发觉它们不仅在军事上不堪一击，并因缺乏国家航运业而更趋贫困之时，它们齐心协力或许有助于再度奠定我们的海上霸权的基石。直到那时，以前那些因法兰西业绩而无视海上实力局限性的人们或许会产生一些反省，不能由于国内财富的充足就忽视了开拓海洋的意义。 在各种限制性自然状况中，或许可以注意到类似于意大利的那种形式——一个长长的半岛，中央山脉将其一分为两条狭长的地带，联结不同港口的道路蜿蜒其上。只有对于海洋的绝对控制才能完全确保这类交通线的安全，因为根本无法知道，一支来自可见视野以外的敌军在什么地点可能展开攻势。然而，只要在中央部分驻扎一支足够份量的海上力量，就能指望在被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之前，攻击那支逼近其基地与交通线的舰队。狭长的佛罗里达半岛上，其底端就是基维斯特，尽管半岛地势平缓且人烟稀少，然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呈现的状况类似于意大利。这种相似性或许还仅仅是表面上的，可能的是，如果墨西哥湾成了一场海战的主要战场，由陆地通往半岛底端的交通线或许将事关重大，十分容易遭受攻击。 当海洋不仅成为边界，或者四面环海，而且还将一个国家隔开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么对于它的控制就不再仅仅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绝对必需的了。这样一种自然状况要么产生和增强海上霸权，要么就使得国家变得软弱无力，这就是目前意大利王国连同其撒丁岛与西西里岛的状况。因此，还在其年轻并且依然存在着财政窘困时，他们却能发现这点并做出富有勇气与眼光的努力，建立起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军。他们甚至认为，一旦拥有一支决定性地优于其敌手的海军，意大利就能比起其本土来，更好地将其霸权树立在各岛屿之上。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半岛交通线的不稳定，必将十分严重地使一支为对立民众所包围且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的入侵军队陷入困境。 分隔不列颠诸岛的爱尔兰海，与其说是一种实际分割，还不如说类似于一个港湾，但是历史已经显现出了从中对联合王国的威胁。在路易十四时代，当法国海军几近与联合的英荷不相上下之时，在爱尔兰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纠纷，当时这个岛国几乎完全处于土著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爱尔兰海与其说是法国人的一个优势，还不如说是对英国人的一个威胁——一个在他们交通线上的薄弱环节。法国人并没有冒险将他们的战列舰开进到这片狭窄的海域，而试图强行登陆的远征队也是把目标指向在南部与西部的英国海港[2]。在最为至关重要的时刻，大法兰西舰队被派往了英格兰南部沿海，在那里，它决定性地击溃了同盟军；与此同时，二十五艘护卫舰驶往圣乔治海峡，攻击英国的交通线。在奋起反抗的人民之中，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军发发可危，只是由于博因河一战及詹姆斯二世的逃往法国才得以幸免于难。进攻对手交通线的举措严格而言是战略性的，而它对于目前的英国所具有的危险性，仍与1690年相同。 同一世纪的西班牙，当其各部分尚无法由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联结为一体时；他们为这种分隔所导致的劣势而付出了发人深省的教训。当时，它仍握有——只是它昔日显赫一时的残余——尼德兰（今日的比利时）、西西里，以及其他一些意大利土地，更不用说起其在新大陆所拥有的广阔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的海上实力一落千丈到这种程度，以致于当时一位博学多才、头脑清醒的荷兰人宣称“在西班牙，所有的海岸都航行着荷兰船只，自1648年和约以来，他们的船只和海员如此稀少，以致于他们开始公开租用我们的船只驶往西印度群岛，而在那里，他们先前总是小心翼翼地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来的……十分明显”，他接着说，“西印度群岛作为西班牙的软腹部（因为几乎所有的收入都从中榨取），必须要由一支海上力量才能与西班牙之头脑连结起来。那不勒斯与尼德兰就像两支胳膊，他们不可能为西班牙卖命效力，因此，除了以航运的方式外，也将一无所获——所有这一切在和平时期皆能为我们的船队轻而易举地做到。在战争时期我们则能以此相挠”。 半个世纪以前，萨利，这位亨利四世的重臣，就曾形象地把西班牙刻画为“作为一个腿与胳膊强健有力，然而心脏却无限衰弱与疲软的国家之一”。自从其诞生之日起，西班牙海军就不仅遭受到灾难，而且还被一扫而光；其国家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也是江河日下。一言以蔽之，其后果是，航运业损失殆尽，制造业也随之而消亡。西班牙政府依靠各种支撑，不只是取决于遍及五湖四海的健康的工商业——它们可以承受住许多压倒性的打击，而且取决于通过来自美洲的运宝船滴淌不息的细细的银流。只是这些船只本身时常轻易地遭受到敌国巡洋舰的拦截，半打西班牙大帆船的损失就不止一次地使其活动瘫痪达一年。当尼德兰大战旷日持久之际，荷兰人对于海洋的控制，迫使西班牙不得不通过漫长而又代价高昂的陆地行程而不是通过海路来派遣它的军队。同样的原因又使得它陷于必需品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以致于通过一项与当代思维格格不入的相互协议，即它的必需品要由荷兰船只来供应，由此又维持住了他们国家的敌人。作为回报，荷兰人得到的是在阿姆斯特丹交易市场上倍受青睐的香料。在美洲，在得不到国内的援助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竭尽所能地躲藏在城堡后进行自我保护；在地中海，他们得以免受屈辱与伤害，主要是由于荷兰人的漠不关心，因为法国人与英国人还没有为那里的控制权而展开竞争。在历史的长河中，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梅洛卡、哈瓦那、马尼拉与牙买加，在此一时或彼一时，从这个并不拥有航运力的帝国纷纷易手。简而言之，尽管西班牙在海洋上的无能或许本应当主要成为其全面衰落的一个征兆，然而，它却成为了促使其跌入这个至今它还没有完全冒出头来的深渊的明显因素。 除去阿拉斯加，美国并没有外部的占据之地没有一英寸土地不能从陆地上到达，从特征上看，其轮廓到达了并没有呈现出多少特别薄弱之处的地步，边界地区所有的重要地段都能迅速到达——通过水路时，成本低廉；通过铁路时，快速敏捷。防御最为薄弱的太平洋地区，则距离潜在敌手中最具危险性的攻击手段十分遥远得多。与目前的需求相比较，美国国内的资源可谓无穷无尽。我们可以无限期地在“我们的小角落里”傲然独尊——这是一位法国军官对于作者表述的想法。然而，一旦通过地峡，一条新兴的商业驿道侵入这个小角落，或许美国就应该猛然警醒，面对那些挤掉了美国在所有民众、海洋之中共同分享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份额的人。 最后一个影响国家作为海上强国而崛起，并就国家而言，自别于居住在那里的民众的条件，这就是领土范围。用相对较少的寥寥数语，或许就能将其打发了。 就海上霸权的形成而言，它并非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平方英里的总数，而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海岸的长度及其港口的特征。关于这些，据称，在地理与自然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依据人口多少而定，海岸长度就成了强大或弱小的症结。在这一点上，国家就像是一座城堡，警备部队必须被派驻于城郭之上。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还能找到最新的相似事例。如果南方人数众多就如同其好战一般，有一支能够作为一个海上强国且与其他资源相称的海军，那么，其海岸的巨大规模与拥有为数众多的港湾本来是能够成为庞大力量的基本因素的。合众国的民众和那时的政府应该对于封锁南方整个海岸的有效性而自我庆幸。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功绩。然而，如果南方人口更多且是全民皆海员的话，本来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所说的那样，这里所要显示的并非这样一项封锁是如何得以维持的，而是只有在一群不仅不习惯于水性，而且为数甚少的民众面前，这一封锁才是可能的。那些能回想起封锁如何得以保持，以及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参与封锁舰船等级的人，深知这一计划，在那时具体的环境中尚属行得通，然而，在一支真正的海军面前却不可能得以执行。合众国的舰船沿着海岸稀疏地分布着，相互无法支援，它们单独或一小组地坚守各自的阵位，面对的着却是广阔的内陆水路交通线络，这一网络对于敌军的秘密集结大有助益。在水上交通第一线的背后就是漫长的港湾，四处散布着固若金汤的堡垒，依赖它们，敌军舰船永远都可以为了逃避追杀或寻求保护而退据其中。如果有一支南方海军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或者合众国方舰船零零落落的劣势，后者本来也是不太可能如同它们当时那样配置的，并且还将可能集结以进行相互支援，从而为南方商业打开许多小的但却有益的途径。 然而，从其范围广与港湾多的角度看，正如南方海岸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那样，由于策略与军队构成，这些特征却成了众多伤害的根源。开启密西西比河的伟大故事就是对正在整个南方持续不断展开的行动的最具感染力的说明。在海疆的每一个缺口处，战舰正在长驱直入，昔时满载财富，支撑这个反叛国家贸易的河流，如今已开始反戈一击，坐视它们的敌人直逼其心脏地带。根据更为乐观的估计，在那些经过最为精疲力竭的战争，本来还可以使得一个国家保存下去的地区，却在四处弥漫着失望、不安全感与无能为力。海上力量从来没有比在这样一场竞争中扮演过更大或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这场竞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在北美大陆呈现出的景观是一个伟大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尽管对于昔时应得的荣耀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对于由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局的辉煌应予以承认，然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美国人应该对国人那种过份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仅没有海国，不仅不是一个海洋性的群体，而且其民众也没有被恰如其份地派驻到本应必须加以防范的濒海地带。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其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其人口特征的一番考查。由于其与领土范围的关系——这已在刚才讨论过，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正如所述，就其层次而言，这并不仅仅只是平方英里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因此，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一般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能，法国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因此，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五十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船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四十艘战列舰都困难重重。然而，在1782年，它已有一百二十艘战列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七十一艘。迟至1840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在一方面极力颂扬法国舰队极高的效率状态及其海军统帅与众不同的素质，表达对于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发生遭遇战的结果充满信心的同时，他继续说道：“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二十一艘战列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了预备队，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六个月以内投入现役。”这并非仅仅由于缺乏舰船与适当的装备，尽管两者当时都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于我们的所做所为（集结了二十一艘战舰）而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这甚至比起表面上显现出的还要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飘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质性行业就毫无疑问具备了对于海洋的倾向性。这里有一件有关一位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显示出对于这一问题奇特洞察力的轶事。当1793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招不齐的海员务必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补充其人员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从条件与他们职业的危险性——对此他本人深有体会——推断，他们将会很快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局证明了其明智之处，并且避免了采用其他方式将必然造成的延误。他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呆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能够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使用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露身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这却总是正确的。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在实际当中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就被歼一方想要为着那场失败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实力的整体，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过去对于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这一点在此还将加以考查。刚才所提及的那些打击是由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物给予的，并且对准了训练特殊的武装团体的头部。除此之外，团队精神与荣誉感也会由于甘拜下风与先前败绩累累而或多或少遭到打击。紧随着乌尔姆一役后，便见奥斯持里茨战役，二万名奥地利人不发一枪一弹，便放下了武器。先前岁月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地利不断受挫而法兰西凯歌高奏的历史长卷。特拉法加紧接着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失败。进一步追溯上去，则是在神圣同盟的舰队里，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法国人在尼罗河的回忆，并且距离我们还并不遥远。除了吉纳的情况以外，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并非单个的灾难，而是最后一击。在吉纳一役中，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一般的备战状况方面，都存在对比悬殊的状况，这就使得其在考虑从一场单一的胜利中会有何结果时，变得不太那么适用。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住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迄今为止，两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现在仿佛已有点淡忘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导地位使其具有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悉掌握现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作出回答。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Siege of Pleven）的那种军机延误本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胜负呢？ 正如每一处都承认的那样，如果时间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话，它应该使得那些其才能实际没有用在军事上，其民众——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样。反对供养规模庞大的军事组织的国家，感到有义务促使其自身支撑足够的时间，使它们的臣民的精神与才干得以转化成为战争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现存在陆地或海上力量能够据力坚守，即使处于劣势，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依赖其自然资源与即将投入的力量，物尽其值——其民众的数量、财富以及各种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拥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毁消灭，那么最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无法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对手尚属明智的话，还不会让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负，这将使其伺机复仇的机会被推到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在更小的战争领域内，这种故事在持续不断地反复传播着：“如果某某能坚持得更长一点，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个就能成功了”；又如在医疗上，经常就说：“如果病人能够挺下去，其体质的力量就能使他度过险关。”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逃脱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牲。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该有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前还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于满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相称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土，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就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战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财富，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相提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3]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私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是这一专制主义。事实是，数以千计的劳工与上流社会的人离开了西班牙。他们所从事的海外扩张活动，给予国内带来的别无它物，只有香料，或少量的商品——一小支船队就能够满足其运载所需。而西班牙本土只能生产羊毛、水果与铁器，其制造业也空白一片。 西班牙的工业饱经沧桑，其人口稳中有降。在如此多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都得依赖于荷兰人，以致于其本来就寥寥无几的工业产品不足以与之对抗。“因此荷兰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腰缠万贯地奔波于世界大多数地方购买商品，肯定从这个欧洲国家找到了滚滚财源，并以此支付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就这样，他们曾梦寐以求的财富的象征很快就悄然离去。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观点上看，由于其航运的一蹶不振，西班牙是多么的虚弱不堪，它的为数不多的财富运载于几条船上，定期或不定期地穿梭于几条航线之上，要为敌人所捕获，可谓轻而易举，不用吹灰之力，结果，战争的中坚力量陷入了瘫痪。而英格兰与荷兰的财富却散布于穿梭于世界四大洲五大洋的数以千计的舰船之上。它们在历次精疲力竭的战争中屡遭重创，尽管十分痛苦，然而却没有遏制这种财富的增长，它始终是稳定的。在其历史上最为生死他关的时期与西班牙结为患难之交的葡萄牙，它的财富与后者如出一辙，也走上了一条同样的下坡路。尽管在通过海洋竞相发展的竞赛之初，葡萄牙还能够名列前茅，然而它却最终被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巴西的矿场就是葡萄牙的坟墓，正如墨西哥与秘鲁的矿场是西班牙的毁灭之地一样。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受到了不理智的鄙视，随即英国人开始向葡萄牙不仅提供布料，而且还提供所有的商品、货物，甚至于腌鱼与谷物。为了追逐黄金，葡萄牙人背井离乡；而奥波托的葡萄园最终却被英国人用巴西的黄金加以收购，这些黄金只是通过葡萄牙之手，却遍及于整个英格兰。”我们比较有把握的是，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有五亿美元榨取于“巴西的金矿之中，并且在那段时间的最后关头，葡萄牙只剩下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香料了”——这是显示在实际存在与子虚乌有的财富之间差异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例子。 比起这些欧洲南部的国家来，英国人与荷兰人并非不想发财致富。实际上，每一个国家都被依次称为“店主之国”。然而，到目前为止正如其所存在的那样，这一嘲讽应完全归功于他们的明智与果敢。他们并不缺少勇气，并非缺乏敬业精神，也不是没有耐心，实际上，他们更具有忍耐力。正是凭借于此，他们追求财富不是通过刀剑，而是通过劳作。这也正是那一绰号当中所隐含的意义。因此，他们选择了通向财富最为漫长而非最为快捷的道路。然而这两个民族——基本上是同一种族，还具有其它品质，虽不如刚才所云的特征那样重要，却能与其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有助于他们在大洋之上有所成就。就其根性而言，他们都是生意人、交易者、制造商与谈判家，因此，在其本土与海外，无论是定居于文明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东方野蛮国家的口岸，还是他们自己开拓的殖民地，他们都在到处努力榨取陆地上的各种资源，竭尽所能地开发与增加这些尤物。生意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称之为店主——那种由上帝造就的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离开去。在柯尔伯特[4]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事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于不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对当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兰人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人，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区别于西班牙人。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围与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了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琐的事情。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些殖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备一种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易与商业。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能在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业上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出“庐山真面目”。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于哲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实为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特征。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命力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是值得赞赏的，它坚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标。其中一个最为傲慢无礼的表述可以追溯远至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当时在其三岛之外，它几乎还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并且，弗吉尼亚或马萨诸塞还没有来得及拓展。这里有一段黎塞留的叙述： 萨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在通过一艘主桅之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驶离加莱之后，一进入英吉利海峡，迎面就碰上了一艘在那里等侯他的英国通讯快艇。后者的指挥官勒令这艘法国船降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可以使其免于这种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绝了。然而，这一拒绝却招来了三颗加农炮弹。炮弹在击穿了他的船的同时，也击穿了所有上等法国人的心。力量迫使他进行了为其权力所不容的屈服。 对于他所发出的满腹牢骚，那位英格兰船长给出的答复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并服从于作为海洋主宰者之旗帜的荣耀是我的职责。”如果是詹姆斯国王本人的话，也许会稍稍礼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谨慎从事之外，并不会造成其他后果。公爵则会假装心满意足，然而他的伤口却总会时时作痛，并且永远也无法治愈。亨利大帝不得不对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场合，却下定决心依赖力量来维护其王位的权力，这种力量能够借助于时间，使他足以纵横驰骋于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这一无法原谅的粗暴举措并不是与那时的国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兰不惜一切代价宣称自己对于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种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为胆怯的君主对一名直接代表着法兰西最勇敢最骑士的统治者的使节发出的。所谓国旗这一空泛的荣誉感，除了作为一个政府目的外在表现以外，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宣誓，但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却一直得以坚持不懈，正如同在国王们统治之下一样。在荷兰人165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这也是他们所同意的一个和平条件。克伦威尔绝对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暴君，他时时刻刻地敏锐意识到有关英格兰的名望与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并且决定在增进这些名望与力量的空洞礼节上大步向前。英国海军当时几乎还没有掌握海上的霸权，然而，正是在克伦威尔的高压统治之下，这支海军进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遍布于世界各地——在波罗的海、在地中海、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岛的英格兰舰队需要英国的权利或者对于其暴行作出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之下，对于牙买加的占领便揭开了通过坚船利炮的方式扩张其帝国的历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英格兰的贸易与航运业的增长同样强劲有力的和平性措施也不能被忘却。著名的克伦威尔的《航海法》宣布，所有运往英格兰或其殖民地的进口物品必须排他性地使用属于英格兰本国的船舶、或属于所携带产品种植或生产国的船舶加以运输。这一法令，其目标专门针对荷兰——当时欧洲的公共运输国，却在整个商业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冲突与国家敌对的岁月里，这其中带给英格兰的好处是如此之明显，以致于在君主政体下，它能够得以长期延续。 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发现了纳尔逊。在其轰轰烈烈的事业尚未开创之前，就已通过在西印度群岛针对美洲商船实施同样的法令，显示出其要为英格兰的航运业谋求福利的热情。克伦威尔死后，查尔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这位国王尽管惯于欺骗英格兰民众，却仍然对于英格兰的荣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传统忠心耿耿。他意在使自己独立于议会与民众，在其与路易十四叛国性的勾搭里，他曾写信给路易道：“对于一个完美的联盟，这里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法兰西目前正在致力于创造一种商业，并力图成为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海洋强国。这是引起我们疑虑重重的一个原因——而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商业与我们的海军力量才会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致于法兰西朝着那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行动步骤都将加深这个国家之间的猜忌。”在两个王国谈判对荷兰共和国发动臭名昭著的进攻的过程中，在论及谁来统率法兰西与英格兰联合舰队时，曾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查尔斯在这一点上毫不妥协。“控制海洋，”他说，“这是英格兰的传统。”他直率地对法国使节说道，如果他作出让步的话，他的臣民将不会听命于他。在计划对于联合省的分割中，他为英格兰还挣得了进行海上劫掠的阵地，这些地点控制着须耳德河与缪士河的河口。在查尔斯统治下的英格兰海军曾一度继承了由克伦威尔铁腕统治下所创造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来英格兰海军士气普遍低落，这种状况成了其邪恶统治的主要特征。蒙克曾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错误，即遣送走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家。无论是有意摆弄与否，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乌得勒支和约当中，荷兰获得了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和平成了两个海洋强国——英格兰与法兰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之上。在波罗的海，它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而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丹麦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条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低地国家天然的须耳德出海口，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对于贸易垄断地位的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又助约为虐——使他们又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协定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刚开始复苏，就于1718年为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跨并加以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敌却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通过广泛并几乎不加掩饰的走私体系而大肆加以滥用。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5]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于大洋之上？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的阐释。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表，尽管在进程终结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皮特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6]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海洋与商业强国的大敌。在这一方面，我们之所获对于我们定有所值。毕竟，这来源于它的痛苦。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然而，英格兰的收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掌心。到英格兰政府向前推进的轨迹跃然纸上之时，它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从海权论的观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而英格兰政府由于一系列的自然的错误而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其中。它撇开政治和宪法上的考虑，把问题看成是纯军事或海军的。实际情况则是：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变成了规模庞大、日渐发展的共同体。当然只要他们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们当时充满激情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这个“如果”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可能性。法兰西与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难以忍受，并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肯定总想寻机报复。众所周知的是，法兰西正在仔细而又迅速地扩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个岛屿的话，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本来就会很快使此问题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实上所出现的并非那种仅仅只是由于狭隘的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种并不难克服的普通的危险。深思熟虑地加入这样一场冲突，试图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广阔的、拥有庞大反抗人群的土地，并且是在距离本土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外，就注定要重新点燃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人群将会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兰。七年战争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本应该心里明白，将无法忍受住新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安抚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时的政府并不明智，结果是英格兰海上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被献上了祭坛。当然，这只是失误，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于傲慢，而不是由于衰弱。 由于这个国家状况的规定性，坚定地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在英格兰屡屡更迭的政府并不难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权，傲慢地确定其军事成份得以保持的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特征。这种制度实际上在政府出现问题的时期，将它交给一个阶层——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手中。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迅速地接受挑战并能执行一种健全的政治传统。自然，它深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以维系的共同体的痛楚并不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加增金钱上的重荷。并且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会感到这些负担并不嫌多。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的，这个阶层自身财富的来源并没有立即遭受危险，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毫无保护、生意颇受冲击的人们的那种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然而，在英格兰，这一阶层并非对于所触及的贸易或好或坏的事物无动于衷。议会两院在仔细地关注于它的扩张及其保护方面相互竞争不已，一位海军史学家就将海军管理中执行权不断增长的效率归结为议会调查的频率。这样一个阶层也天然地吸纳和维持着一种军事荣誉感。这在军事组织尚不能提供为今天所称的“团队精神”的足够的替代物的年代里，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充斥着阶级情绪和阶级偏见，这使得他们自己在海军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令人敬而远之。然而，他们的实际思想却使得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从民众当中的最底层跃升为海军统帅的人物。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上层阶级的脾性明显区别于法兰西的上层阶级。迟至1789年，到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于去查找那些力图进入海军学校的人们的贵族出身证据。 自从1815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权是否将会因此而受损，尚有待于观察。其广泛的根基仍然存在于庞大的贸易、巨大的机械工业和遍及全球的殖民体制之上。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有这种远见，具有对于国家的地位与信誉度的敏锐的知觉力，以及在和平时期通过投入足够数量的金钱确保其繁荣的意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军事备战所必需的——仍然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在公众中名声极好的政府一般而言并不喜欢军事开支，而无论多么需要。英格兰趋于落后的迹象就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已经看到的是，荷兰共和国从海洋中提炼出了它的繁荣与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英格兰。其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就是远不那么赞同持续地维持着海上强权的地位。荷兰由七个省份组成，其政治名称又叫着联合省，其权力的实际分配可以为美国人大致描述为《各州权限》法案的一个夸张的事例：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它自己的舰队和舰队司令部，以及随之而来的猜忌。这一非组织化的趋势部分地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地位而抵销了，光是荷兰省就提供了整个国家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收。结果，其在指导国家的政策方面，也取得相应比例份额的地位。尽管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为自由作出最后的牺牲，然而，民众的商业精神却浸透了政府，以致确切地说，荷兰政府应被称为一个通商贵族集团。这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憎恨为进行备战所必需的每一笔开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直到危险迫在眉睫，这群市长大人们才肯为着他们的防御战而勉勉强强打开腰包。尽管共和国政府最终得以延续，然而，对其舰队的开支却是厉行节约最不讲究的。直至1672年约翰·德·维特去世以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荷兰海军处于一个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能与英法联合海军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地位。这一时期荷兰海军的效率无疑使这个国家免遭为那两个国王所精心策划的毁灭的命运。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实际上是威廉·奥兰治的君主制政府。这位君王的毕生政策就是去抗衡路易十四以及法兰西强权的扩张。这一抵抗采取了陆地战的形式而不是在海上兴师动众——这一趋势完全是由英格兰退出战争而引起的。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发现分配给他的部队无法单独与法兰西抗衡。由于荷兰政府一心一意地关注于陆疆，荷兰舰队很快就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格兰时，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群起反对道，海军在实力上已经一落千丈，同时也失去了其最能干的指挥官。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这位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以及他的一贵的欧洲政策。他在英格兰找到了为他所需的海上霸权，并将荷兰的资源用作地面战争。这位荷兰王室同意在联合舰队协商战争时，荷兰海军统帅们应该位居官阶较低的英格兰军官之下。当荷兰人迎合英格兰的需要时，荷兰对于海洋的利益就被牺牲掉了。1702年，威廉三世死后，其政策仍为继任者所因循套用，其目的完完全全集中在陆地之上。在乌得勒支和约缔造时，由于荷兰并未对海洋提出要求，因此在海洋资源、殖民地扩张以及商业利益上一无所获。 关于这一系列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精打细算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声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供应短缺，他们的运输队是如此衰弱不堪与补给困难，以致于我们每损失一艘船，他们就要损失五艘。这就不得不产生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这肯定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战争中，我们的贸易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从那个时期起，荷兰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了。它在为那种海洋力量所造就的所有国家中，迅速失去了领先地位。只能公平地说，面对着路易十四持续不断的敌意，没有出现英明的政策，以使这个狭小尽管又是意志坚定的国家于衰败之中得到拯救。法兰西的友善确保了其陆地边界的和平，这本来是可以使它——至少延续更长一段时间——与英格兰为着海洋的统治权而一争高低的。并且，作为盟友，这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本来还可以遏制住刚才所考虑到的那种巨大海上霸权的扩张的。英格兰与荷兰之间在海洋上的和平局面只有以一方或另一方屈服为条件才有可能，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在法兰西与荷兰之间，则是另外一回事。荷兰先行衰败，并不一定是由于它在范围与人口数量上的劣势，而是由于两国政府所奉行的错误政策。当然，确定究竟由何方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是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 法兰西优势的地理位置使其适合握有海上霸权。它还得到了从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与黎塞留，那里传递过来的一套作为政府指导方针的明确政策。某种精心策划的大陆东扩计划要辅之以对于奥地利王室的抵抗——当时控制奥地利与西班牙，在海上，同样要有抵抗英格兰的决心。为了达到后一种目标，再加上其他的原因，荷兰需要被笼络成为一个盟友。商业和渔业作为海上霸权的根基应该得到鼓励，具有战斗力的海军应投入建设当中。黎塞留遗留下了他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其中他点明了以其地理位置与资源为基础，法兰西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兰西的著作者都将他视为法兰西海军的实际奠基人。这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装备了战舰，而是从他的确保健全的机制与稳定的增长的观点与措施的广度出发的。在他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观点和大政方针，然而却没有他的那种傲骨雄风与尚武精神。结果，在他统治期间，那支新组建的海军又荡然无存了。 1661年，当路易十四亲手接掌政府之时，法兰西只剩下了三十艘战舰，而且只有三艘装备有六十门火炮。随后便开始了最为让人吃惊不已的工程宣示——这种工程只能由能干而又系统地加以运作的专制政府才能得以完成。政府用以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殖民地的角色全都给予了一位具有伟大政治天赋的人物——财政大臣柯尔伯特。他曾与黎塞留一起共事，完全能够对于他的思想与政策加以融汇贯通。他以一种完全法国式的精神去实现他的目标。万事万物均必得到组织安排，一切事物之源均汇集于这位重臣的内阁之中，“要将制造业者和商人组织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服从于一项富有活力与明智健全的指导方针之下，以使通过命令与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兰西赢得一场工业上的大捷。通过向所有工人强行灌输为富有才干的杰出人物所认定为最佳方案的工序以获得最好的产品一一为了把海员与远在天边的商业活动纳入诸如制造业与国内贸易这样庞大的体系，并作为对于法兰西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持，创造一支建立于坚实基础之上的海军以及一种迄今为止尚无从知晓的力量”。这些——我们被告知——就是柯尔伯特有关海上霸权链条三个环节当中的两个环节的目标所在。政府同样的指令与组织明显地涉及到第三个环节，即远在天际的另一端的殖民地，因为法兰西政府已开始从拥有它们的人的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这些被视为纯粹、绝对而又无法控制的权力，在其手中，正被收拢为指导国家进程的缰绳，以便成就一个了不起的海洋强国。 深入探讨柯尔伯特行为的细节已不在我们的初衷之内。注意到政府在造就国家的海上力量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意识到这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并没有只注意任何海上霸权所依赖的一个基础原因而排斥其他，而是在其英明而又富于远见卓识的政府中兼容并包，这就已经足够了。农业，能够增加土地的产品产量；制造业，能够使人类工业的产出成倍地增长；国内贸易渠道与规章制度，通过它们，从国内到国外的产品交换就能变得比较容易；旨在将转运贸易置于法兰西人之手的航运业以及关税调节制度，与由此鼓励航运业在法兰西的逢勃发展，据此，本土与殖民地的产品就能够来回穿梭运输了；殖民地管理与发展，据此，一个远在天涯海角的市场有可能持续成长为国内贸易所垄断；与外国政府所缔造的有利于法兰西贸易的条约，以及旨在压垮敌对国家的对于外国船舶与产品所征收的关税——所有这些手段包含着无穷无尽的细节，被运用来为法兰西建立：（1）产品；（2）航运；（3）殖民地与市场——一言以蔽之——海上霸权。比起在一个更为复杂的政府机构里缓慢地倘佯于相互冲突的利益中，这样一种研究工作由一个人来加以完成，并依照一定的逻辑过程加以展开，就要简单和容易一些了。 在柯尔伯特政府的一些岁月里，可以发现整套海权理论都以一种系统的、中央集权的法国方式加以付诸实施。而在英格兰与荷兰的历史中，对于同样理论的阐释却分散于好几代人之中。然而，诸如此类的发展只是强加的，完全依赖于对它进行关注的那个绝对力量的持续性。柯尔伯特并不是国王，他的控制地位仅仅延续到失去国王的恩宠之前，然而，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他为政府活动而辛勤劳作的合适领域——海军。在1661年，当他上台执政时，法兰西只有三十艘战舰，其中只有三艘有六十门以上的大炮。1666年时，法兰西已有七十艘战舰，其中五十艘是战列舰，二十艘是火攻船；1671年时，七十艘的数量已上升到一百九十六艘；1683年时，法兰西拥有一百零七艘战舰，其中二十四艘拥有一百二十门大炮，十二艘装载有七十六门大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较小的舰船。在船坞码头引进法令与制度使得它们的效率远较英国为高。一位英国舰长作为囚犯正在法兰西的监狱中服刑，而当时柯尔伯特工程的长远影响正在其儿子的手里得以延续。他写道： 当我最初从那边投入监狱时，为了医治我的伤病，我在布列斯特的医院里一躺就是四个月。然而，在那里，我惊异于他们对于远征战舰的控制与装备，这一点直至那时之前，我还一直认为除了英格兰以外，别处并无法做到。比起法兰西，在英格兰，我们拥有十倍以上的船舶，相应地拥有十倍以上的海员。在布列斯特，我看到了二十艘大帆船，每只船大约都有六十门火炮，并且在二十天的时间内就能整装待发；它们被开了进来，水手们四散开去，一旦接到巴黎的命令，战船们便被倾斜修整，理正船体、安放缆索、补充给养、配备人员，在预定的时间内以不可思议的极大轻松再度出航。同样，我还发现了配备百门大炮的战舰，它能够在四或五个钟头的时间内使其所有的大炮严阵以待。这一点我认为英格兰连二十四小时内也没有谁能够做到，而他们能够做得颇为轻松，比起英格兰国内来也并不那么具有风险。这都是我在医院的窗户下看到的情况。 一位法兰西海军史学家曾经引用了一些根本就不可思议的成就，例如，四点钟时一艘大帆船的龙骨被安置完毕，九点钟时它就全付武装地离港而去。用那位英国军官更为严肃认真的话语来说，这些传统可以被接受为指出了法兰西体制与命令以及随处可见的工作设施的非同寻常的程度。 然而这一奇迹般地崛起完全是由政府的行为强加的，当失去了政府的恩宠之后，就如同先知约拿的葫芦一样萎缩了。没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允许它的根系挣扎着深入到国家的生活中去。柯尔伯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黎塞留政策的内在延续，曾经一度看起来这一行为的过程将会得以坚持，使得法兰西能够在大洋之上威风八面，正如同在陆地上不可一世一样。由于尚无需弄个水落石出的原因，路易逐渐对荷兰怀有了深深的敌意。当查尔斯二世也同有此感时，这两位君主下定决心要消灭联合省。这场于1672年爆发的战争，对于英格兰来说，尽管更多地有悖于天然的情感，然而，对于它却并不比法兰西而更成其为一项政治上的失策，尤其是就海上霸权而言。法兰西正在协助消灭一个可能——必定也是不可或缺的盟友；英格兰正在为自己摧毁其海上的最大对手——在此时，确实还是其商业上的优势敌人，而充当协助者的角色。当路易登上法兰西的王位时，那个国家还在债务和对于其财政状况的一筹莫展中徘徊挣扎。在柯尔伯特的改革下，法国已有某种令人兴奋的结局，在1672年时正好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场燃烧了六年的战火，使柯尔伯特所作努力的很大一部分顿时化为乌有。实业阶级、制造业、商业以及殖民地皆遭此重创。柯尔伯特的体制一蹶不振，他在财政体制中所创立的法令被一举推翻。路易的行动——他一个人就是法兰西的督导政府，破坏了其海上强权的根基，使它与最佳的海上盟友反目为仇。法兰西的领土与军事力量上升了，然而，商业与和平航运业的活力却在这一过程中精疲力尽。并且，尽管法兰西海军在一些岁月里还保持住了荣耀与效率，然而它不久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在路易统治末年则实际上已荡然无存。至于海洋，同样错误的政策为其长达五十四年统治的其余时间深深地打上了烙印。除去那些战舰以外，路易顽固地背离了法兰西的海上利益，如果用于和平目的的航运与工业——这正是它们得以支撑的——一败涂地的话，他要么不可能，要么不情愿看到前者毫无用武之地且前途未卜。路易的政策旨在通过军事力量与领土扩张，瞄准欧洲的统治力量，这就驱使英格兰与荷兰携起手来，成为战时盟国。如前所述，这种联盟直接地将法兰西从海洋之上赶了出去，间接地由此又使荷兰的力量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柯尔伯特的海军殒落了。在路易生命的最后十年时间，法兰西再也拿不出象样的海军投入大海，尽管战争依然是连绵不断，绝对君主制形式上的单一性就此强有力地显示出政府对于海上权力的兴衰成败会有多么之大的影响。 路易在其生命的后半部分亲眼目睹了那种使自己的根基随着法兰西商业的削弱以及由这种削弱所带来的财富的衰落而渐趋动摇的力量。随后接任的法兰西政府，就如同绝对制政府一样，在英格兰精心摆弄和明确的要求之下，居然放弃了所要建立一支能有效地进行战斗的海上力量的努力。其中的原委就在于，新国王尚未成年，而摄政王当时对于西班牙国王抱有深深的敌意，为了动摇其地位并且维护自身的权力，他与英格兰同流合污，结成了盟国。为此，他在损及西班牙利益的情况下，协助英国支持奥地利——法兰西的宿敌，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确立起了支配地位，并与英格兰并肩作战，击跨了西班牙的海军及其造舰设施。在这里，再度可以看到一位无视法兰西的海上力量的统治者，他毁掉了一位天然的盟友，并且正如路易十四那样，直接地或间接地、无意识地促成了一名海上霸王的崛起。当1726年，那位摄政王去世之后，这一政策上短暂的阶段很快就过去了；然而，从那时直至1760年，法兰西政府继续无视其海洋利益。据说，确实由于其财政法规的某种明智的变动，主要在自由贸易的方向上（并由于罗，一位苏格兰血统的大臣），与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奇迹般地上升了，瓜德罗普与马丁尼克岛亦充足富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法兰西海军一蹶不振，因此当战争降临时，它的商业与殖民地只好听任英格兰去加以处置了。1756年，当事情似乎已走出低谷时，法兰西才只有45艘战列舰——而英格兰此时却拥有将近130艘战列舰，并且当打算对这45艘战舰加以武装与配备时，却发现既没有原材料，也没有缆绳，更没有补给用品，甚至还没有火炮。这当然还不是全部。 “政府制度的缺陷”，一位法国著作者曾说，“滋生了冷漠与无动于衷，开启了通向无序与目无纪律的大门。不公正的提升从来也没有如此频繁，也从未见到过如此广泛的怨声载道。金钱与诡计取代了别的所有一切，相应地导致了命令与权力。对于首都具有影响力且能让港口城市自给自足的贵族与暴发户们自认为普天之下，老子第一。对于国家财政的浪费与港口码头的废弃不计其数。荣誉与谦逊变成了滑稽可笑的东西。仿佛这些邪恶看起来还不够大，内阁竭尽全力地试图消除只是免于一般毁灭的过去的英雄般传统。在法院的一纸命令之下，王朝继承的难解难分的打斗变成了一件‘谨慎从事的事情’；一些战舰成了被保存的废弃材料，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这一令人沮丧的原则看，我们注定要被动挨打，其对于敌人的好处正如同为我们民众的才干不相称一样，这种在敌人面前的谨小慎微——通过命令为我们所设置的——从长远来看，出卖了法兰西的民族特性。对于这种制度的大肆滥用，滋生出了众多倍受斥责的目无法纪与胡作非为，而在上一个世纪，想要找出仅仅一个这样的事例都几乎不可能。” 大陆扩张的错误政策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资源储备，并且极其有害。由于使其商业与殖民地处于无法设防的境地，法兰西使其最大的财富来源易于为敌国所拦腰截断。正如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冒然出海的小股海军被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消灭殆尽，商业性航运被扫荡一空。殖民地中，加拿大、马丁尼克、瓜德罗普与印度纷纷落入英格兰之手。如果不是会占去太多篇幅的话，或许还能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概述，以显示法兰西——一个抛弃了海洋的国家，英格兰不断增加的财富正是建立在其牺牲与付出之上的——这场可怕的灾难。一位当代的著作者这样表述了他对这一时期法兰西政策的观点： 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与德意志的战争，法兰西将其如此多的注意力与资金从其海军身上挪走，以致于我们可以对它的海上力量进行一击，使其或许永远也不能够恢复。它对德意志战争的投入同样使它不能对其殖民地设防，这就意味着我们占据了一些为它所拥有的最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卷入战争使它无法保护自己的贸易，结果被完全摧毁了。而在意义极为深远的和平中，英格兰从来也没有处于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状况里。就这样，由于跻身于德意志战争，目前就其与英格兰特别而又直接的冲突而言，法兰西已自作自受了。 在那场七年战争中，法兰西损失了37艘战列舰与56艘护卫舰——这是一支比在帆船时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里的美国海军都要多三倍的力量。“自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一位法兰西历史学家在论及同样一场战争时如此说，“英格兰单枪匹马地制服了法兰西，几乎没有任何盟友，而法兰西却有强有力的追随者。它仅仅只是由于其政府的优越性而进行征服。”是的，然而这是能够运用其海上强权——这是对于执着地朝向一个单一目标的连续性政策的奖励——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的政府的优越性。 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在1760年至1763年间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它不得不在1763年缔结了和约。在我们这个商业与海军颓废时期，其对于合众国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教训，使我们免受了它的那种耻辱，并企盼能从它随后的事例中获益。在同一时期内（1760年和1763年）法兰西民众揭竿而起，正如随后在1793年那样，明确宣布他们需要一支海军，“公众的情感受到了政府巧妙的指导，人云亦云地对法兰西头头脑脑们进言：‘必须重振海军’。城市、团体及私人认购者献出舰船的礼物，那些直至最近还死寂一片的港口铺张豪华的活动层出不穷，到处都在建造或修理船只。”这一活动得到了延续；后勤仓库得到了补足，各类物质都被置于令人感到满意的堆积场所，火炮得到了重新调整，一万名训练有素的炮手得以集训与维持。 此时海军军官们的语调与行动都迅即感受到了公众的这种激情，确实，在他们之中某些高尚的精神不仅存在而且能够起作用了。再也没有什么时候能象当时一样可以发现法国海军军官们心底的激情与职业的素养了。因此，我们今天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国军官写道： 由于对军官们关闭了大胆创业与战场取胜的光荣职业的大门，路易十五统治下海军的糟糕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自谋出路。他们从研究当中获取了几年之后就要加以验证的知识，将孟德斯鸠的精辟格言“困难是我们的母亲，繁荣是我们的继母”——付诸实践。1769年时，法兰西海军军官的活动足迹遍及到了世界的每一角落，在他们的著作与调查中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他们群星灿烂，耀眼夺目，于1752年成立的海军学院此时得以重组。 学院的前任院长是一位名叫比格特·戴·莫纳秀斯的前海军舰长，他写出了一篇构思精巧的有关海军战术的论文。这是自保罗·赫斯提以来有关这一领域的第一篇优秀作品，而且它还力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莫纳秀斯肯定早在法兰西尚无舰队，在其宿敌接连进逼而尚无法在海上崭露头脚的岁月里，即研究和构思了其在战术方面的问题。在同一时期里，英格兰还没有类似的作品。1762年，一位英军中尉才着手翻译赫斯提大作的一部分，并且还省略掉了更大的部分。直至将近20年之后，克拉克，一位苏格兰籍的无官职绅士，公开出版了有关海军战术的一部天才般的著述。他向英格兰海军统帅们指出，法兰西的体制已经威胁到了他们毫无创造见地、组织拙劣的进攻战术。“法兰西海军学院的研究，以及它对于军官们的劳作所带来的富有活力的冲击，并不是——正如我们后来所希望显示的那样——没有对处于美国战争之初的海军的相对繁荣的状况产生过影响。” 已经指出过，对于英国人来说，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与其传统战略方针相去甚远，他们被迫去从事一场与本土相距甚远的地面战争，而其强劲的敌手正在企盼着从海上对它发动进攻的机会，正如同处于当时迫在眉睫的德意志战争中的法兰西，随后处于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由于不切实际地过份自信，英格兰将盟友变成为敌人，使其霸权的真实根基去接受残酷的考验。另一方面，法兰西绕开了它曾频繁跌进的陷井，转而依赖于存在着中立可能性以及与西班牙结为盟友的确定性的欧洲大陆。法兰西以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一个光彩照人——尽管或许有点相对经验不足的军官团，投入到这场角逐之中。在大西洋的彼岸，它赢得了一个友好民族的支持，还得到了自己或盟国在西印度群岛以及大陆上的港口的协作。这项政策的明智之处，法兰西政府这一行动对其海上实力的有益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场战争的细节并不属于主题的这一部分之内，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的主要兴趣只有在陆地上才能找到；对于海军军官而言，这种兴趣只能来自于海洋，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海战。二十年智慧与系统性的努力终于能够结出了应得的果实，因为尽管大海之上的战斗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告终，然而，法兰西与西班牙舰队的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地消耗了英格兰的实力，剥夺了其殖民地，在形形色色的海上任务与战役中，总体上而言，法兰西的名望得到了维护。 考虑到本文的一般性的主题，我们还是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与英格兰人相比较，法兰西水手们的稚嫩；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贵族性的法兰西军官团所表现出的猜忌的狭隘精神；以及至关重要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所暗示出的法兰西那种可悲的传统，一个训导他们首先挽救战舰、节俭原材料的政府的可悲的政策等，所有这一切都妨碍着法兰西海军统帅们获得荣耀，并使之失去多次可为他们唾手可得的积极优势。蒙克曾说过，统治海洋的国家必须永远进攻。他为英格兰的海上政策确定了基调。如果法兰西政策的教义当中持之以恒地吸收着同样的思想，1778年的战争本来是要比实际结束得更早，并且结果也更好些。看在上帝的份上，批评一个我们认为其诞生并不能说成是一种失策的军种的行为或许算不上得体，然而其本国著作却在层出不穷地反映出这种批评的精神。一位曾在这次战争期间服役于海上的军官在其一本充满着冷静与明智口气的著作当中说道： 当这群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这些军官无功而返时，他们对在萨地胡克与戴伊斯滕在一起、在圣克里斯托弗与德·克雷斯在一起，甚至那些与戴·特纳抵达罗得岛的人，会存有何种看法呢？ 另外一名时间上要晚得多的军官，在下面的行文中谈及美国革命战争时，为这种思想进行了辩护： 有必要摆脱掉摄政时期与路易十五时代那种令人忧郁的偏见；然而，这其中充斥的不幸历历在目，以致于难以为我们的部长们所忘却。由于灾难性的优柔寡断，本来足以震惊英格兰的舰队，减额到了令人觉得寒伦的地步。内阁小器吝啬，作茧自缚，由于为维持一支舰队所必需的经费的过度开支，必须下令海军统帅部维持“最大限度的谨慎”，似乎在战争中，半途而废的措施永远也不会招致灾难。因此，下达给我们编队指挥官的命令也要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不要去进行有可能导致难以弥补的舰船损失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本来可以让我们的海军统帅们的指挥艺术以及我们的舰长们的勇气光彩夺目的不止一次的大捷，最终变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胜。一种把海军指挥官不得动用其手中的力量确定为一项原则的制度，使得他们在抗衡敌军时就有了预先确定“承受而不是发动进攻”的目标。一项消耗道义力量以节省物质资源的制度，肯定会得出令人沮丧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令人伤感的制度是缺乏组织纪律与存在着令人瞠目结舌的缺陷——这在路易十六、（第一）共和国与（第一）帝国时代打下深深的烙印的原因之一。 在1783年的十年后又爆发了法兰西革命。然而，那场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基础，松懈了社会秩序的纽带并将几乎所有固执地坚持旧有国家事物的君主制时代的训练有素的军官驱赶出了法兰西海军的大动荡，并没有使法兰西海军免受错误制度的侵害。推翻政府的形式比起将根深蒂固的传统连根拔起要容易一些。在这里又可听到第三位具有高军衔并颇有文学造诣的法兰西军官论及维尔纳夫的无能——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管着法兰西舰队的后方，在舰队的先头部队正遭摧毁时却按兵不动： 维尔纳夫当值的那一天就要来临，就像在他之前的德·克雷斯，像迪亚拉，会不断抱怨为其舰队所抛弃不顾了，我们趋向于怀疑这一致命巧合的某种隐秘的原因。在众多的名声显赫的人物中，居然发现如此之多的海军统帅与舰长们发出诸如此类的责难，这是不正常的。这一天，如果他们当中某一位的大名不幸与我们对于那场灾难的记忆相联，我们或许可以肯定，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反过来，我们应当抨击他们所投入的那些行动的性质，以及为法兰西政府所明确规定的防御性战争的制度。这一点，皮特在英格兰议会中就宣称为某种毁灭的先期征兆。当我们指望抛弃它时，这种制度已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的习惯之中。换言之，它削弱了我们的武装，破坏了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动性。我们的小型舰队肩负着要加以完成的特殊使命且怀有逃避敌人的意图而出港开赴的情况已经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便是恶运立即降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舰队才投入了战斗。他们屈从于它而不是扼住它的咽喉……运气本来会在各支舰队之问徘徊得更久长的，并且不会最终如此不利于我们，如果在半途与纳尔逊不期而遇的布吕埃斯能毅然决然与之大战一场的话。由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磕磕碰碰、胆小如鼠的战争只是由于某些英格兰海军将领的小心翼翼与旧式战术的传统，才得以拖延了一些日子。尼罗河战役的爆发，正是体现了这些传统；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来临了。 几年后又迎来了特拉法加战役，法兰西政府海军又提出了一项新政策，最后提及的那位作者再度慷慨陈辞： 皇帝敏锐地扫视着其舰队的战役计划，正如其陆军的计划一样，他对这些意想不到的挫折而深感忧郁了。他将眼光从战役的这一领域挪走，命运对他失去了信任。他决定在别的地方与英格兰一争高低，而不是海上；他同意重建他的海军，然而却没有为它在已空前绝后地激烈的战斗中安排一个角色……尽管如此，我们船坞的活动成倍增加了，远没有陷入松懈状况之中。每一年，战列舰要么被建造，要么被编入到舰队之中去。在他控制之下的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显示出昔时的光彩，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德里海的突出部，欧洲大陆所有的港口都在竞相激荡起皇帝的创造性思维，难以数计的编队汇聚于须耳德河、布列斯特湾、塔兰……然而，最后，皇帝却拒绝给予群情激昂、自力更生的法兰西海军一次与敌人一决雌雄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他精神颓丧。他维持着我们的战舰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敌人转而采取封锁政策，其巨大的代价必须通过耗尽其一切开支才能加以弥补。 当这位皇帝倒台之时，法兰西一共有一百零三艘战列舰和五十五艘护卫舰。 现在让我们从过去历史所提取的特定教训方面，转移到政府对其民众海洋生涯的影响这一一般性的问题上来。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以两种明显有别然而又紧密相联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状态中：政府通过其政策可以有助于一个民族的工业的自然成长和加强通过海洋的方式寻找投资与获利的趋势。或者它还能尝试着发展此类工业与此种走向大海的趋向，当它们并不天然存在时。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会由于错误的举措，遏制与妨碍那些依赖民众自己本来即可以取得的进步。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种当中，都能感觉到政府的影响：以和平贸易的手段，缔造或破坏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贸易，仅此一点就成了一支完全强大的海军的基础所在，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其次，投入战争：政府的影响可以以其维持一支海军的最为合法的方式加以感觉到，海军的规模大小应与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它相联系的利益的重要性相称。比起海军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其机构的问题。这包括考虑到其民众的特征与追求，赞同健康向上的精神与活动，在战时，通过人员、战舰的充份储备与通过正如以前所指出过的征用一般性战备力量的方式，以便有利于迅速发展。毫无疑问，在类似于战争准备的第二个标题下，必然要述及维持适当的海军基地，述及在战舰必须尾随着和平性商业船只进入的世界的那些遥远的部份。保护这些基地，要么必须依赖于直接的军事力量，正如在直布罗陀与马耳他所做的那样；要么依托于分布在四周的友善的人群，正如同美洲殖民地一度对于英格兰一样，并且还可以假定，澳大利亚殖民地现在对于英格兰一样。这样一种友善的环境与支撑，配合以适当的军事存在，则可成为最佳的军事防御。当它们与在海洋上的明确的优势地位结合起来，就能够使一个形体松散、范围广泛的帝国——就如同英格兰帝国那样——安然无恙，平安无事。在某个时段内，一场意想不到的冲突或许会引发一场灾难——这是完全可能的，而海上力量实际存在的优势地位就能防止这种灾难演变为普遍性的或失去控制，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英格兰的海军基地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的舰队能够立即保护它们，开通彼此之间的交通线，并依赖它们成为庇护的场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成为了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和平时期，在竭尽各种手段促进隶属关系的温情脉脉与利益协同一致方面，应该要感觉到政府方面的影响，使之觉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时期，或通过引入诸如将会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公正合理的承担负担并且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的组织与防御措施，准备应付战争。 合众国没有这类殖民地，而且将来也不太能会有，关于纯粹军事性的海军基地，合众国民众的情感，恐怕可以通过一位一百年前论及当时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的英格兰海军史学家来加以准确地表达。“军政府，”他说，“与一个商业性民族的勤奋格格不入，并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又与英格兰民众的才干不相一致。我不奇怪所有通情达理的人和所有党派的成员都倾向于放弃这些，正如同摩洛哥的丹吉尔港被放弃一样。”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海外设施，无论是殖民性的，还是军事性的，其战舰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就会如同陆上之鸟一样，不能飞离他们自己的海岸太远。为自己的舰队提供栖息之地，使之在那里，可以加煤和进行修理，将是一个致力于确立起这个国家在海洋中的霸权地位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作为实际目标，这一研讨就在于从能够适用本国及军种的历史结论中提取教训。现在就可以恰如其份地提问：为了重振其海上力量，美国的状况使其能够在卷入严重的危险，并且由政府方面采取行动上走多远？可以并不过份地说，自从内战开始至今，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有效地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造就海上霸权之链条的所谓第一个环节。国内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相伴随的自给自足的目标与夸耀，这些都成为了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结果。在这一方面，合众国政府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个国家控制性因素的倾向，尽管并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感觉到这些控制性因素——在一个自由国家，甚至很难说这种控制性因素具有真实的代表性。然而或许是吧，毫无疑问的是，除了没有殖民地以外，和平性航运业中间环节，以及涉入其中的利益所在，目前都同样缺乏。简而言之，合众国只有三个环节中的一个。 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内，海上战争的环境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人们怀疑，这些灾难性的冲击，以及那些光彩夺目的繁荣，现在是否还会重演？正如在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的战争所能看到的那样，在它对于海洋稳固而又自傲的控制中，英格兰对中立国强加了无法容忍的束缚，米字旗包容货物的原则永远不会变化。交战一方的货物可以因此由中立国的船只安全地运载，至于后者，可以肯定也同样如此。除开保护其港口，使之免遭占领或征税的问题以外，并没有更多的徒有虚名的封锁。这一点，在理论上具有实际可行的一致性，在实践中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合众国的海上力量有何需求呢？它的商业甚至于今日还在由他人托运。一旦拥有，为什么它的民众希望付出极大的代价对此加以维护，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都还是经济学性质的，并不在这一著作的范围之内。然而，战争给国家带来灾难与损失的条件却直接与此相关联，假定合众国的进进出出的对外贸易，是运载于敌人不能轻易碰及的甲板船上——除了船只驶向一处被封锁的港口之外，何种因素将会构成为一种有效的封锁呢？目前的定义是，它能够达到对寻求进入或驶离这一港口的船只构成明确的威胁。很明显，这是极其富于弹性的。许多人都还能记起美国内战时期，在对查尔斯顿外的合众国舰队发起了一次夜袭之后，南方同盟次日上午即派出载有几名外国顾问的汽船，这些顾问们认定了尚未发现任何封锁船只，便发表了一纸内容大致相似的声明。有关这一声明的力度，某些南方同盟的首领宣称从技术上来说，封锁已经破产了，并且没有新的通知，在技术上也是不能重新确立的。为了对偷越封锁线的船只构成实际的威胁，封锁舰队是否有必要出现在视野以内呢？六艘在新泽西与长岛海岸之间且离岸二十英里游弋的快速汽船将对寻求通过纽约主入口进出的船只构成真正的威胁。类似的位置也能有效地封锁波士顿、特拉华与切萨匹克。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仅准备捕获商船，而且还准备抵制打破封锁的军事企图，它们无需暴露于视野之内，也不必处于一个为岸上所知的位置之上。 在距离特拉法加战役还有两天时，纳尔逊舰队的主力距离西班牙南部港口加地斯尚有五十英里之遥，只是有一支小型特遣队抵近观察这一港口。西班牙和法国联军舰队于上午七时开始出发，而纳尔逊甚至在那种时代的条件下，于九时三十分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在那个距离上的英格兰舰队对其敌人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在还用海底电缆的时代里，处于岸滩或岸滩之外的封锁部队，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似乎有可能沿着合众国的整个海岸线相互进行电报联系，迅速给予相互支持。通过某种颇为走运的军事协同，如果一支先遣队遭受攻击，它就能向其他部队发警告，并撤向他们。假如有朝一日对于某一港口的封锁以参加封锁的舰只被赶跑的方式打破，下一步，其重新确立封锁的安民告示可能还要电传至全球各地。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封锁，必须有一支水上军事力量，它能时时刻刻地威胁着封锁舰队，使其无论如何也不能坚守其阵地。除了那些携带有战争违禁品者以外，中立国舰船可以自由来往，维持该国与海外世界的商业关系。 可以认为，具有漫长海岸线的美国，对其全线的封锁是无法得以有效地维持的。对于那些尚能回忆起光是保持对南部海岸的封锁就如何头疼的军官来说，再也没有谁会比他们更为爽快地承认这一点。然而，在美国海军目前的状况下，试图封锁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切萨匹克、密西西比诸巨大的进出口中心，将不致要求海洋大国的行动规模宏大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在港口中仍有强大的舰队编队的情况下，英格兰就曾同时封锁过布列斯特、比斯开海岸、塔兰与加地斯。可以正确地认为，中立国船只的商业往来还能够进入除了那些叫得上号的港口之外的其他美国港湾。然而，美国货运交通的错位，时常供需品的短缺，经过铁路或水路运输、船坞码头、驳船以及仓储等手段的不足，将会出现在这一强制性地更换进出港口之中2随之而来的，将不会出现金钱损失、人身伤亡吗？在付出极大的痛楚与代价之后，当这些弊端部分得以医治之时，敌人或许就能被吸引到封锁新的出入口的方面来，正如同他们封锁原有的港口那样。合众国的民众肯定不会产生饥荒，然而他们可能要深受其害，关于战时违禁品的供应，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难道没有理由担心合众国将被迫放弃我行我素、傲然独立吗？ 十分明显，这个问题是，为了这个国家而缔造一支海军，如果它尚不具备抵达五湖四海的能力的话，至少能够清理通向自己的主要途径，而政府应该使其影响无所不在。美国的眼光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远离了大洋。这样一种政策以及与之相反政策的结局在法兰西与英格兰的事例中赫然醒目。这倒不是力图在合众国与两个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一种狭隘的对比，只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7]。 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便会枯萎。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在其背后都必须存在有一种表现强烈的利益，确证其确实有必要如此。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行动，对于海上力量的兴趣并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支商业航运队应如何加以组建，是通过补贴还是自由贸易，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管理还是放任自流，这并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航运业，一支相称的海军是否会接踵而至，这是值得怀疑的。将它与其他大国分隔开来的距离，一方面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陷井。促成合众国海军诞生的驱动力，如果存在的话，那它目前就正在中美洲地峡加速运转。让我们期盼它的诞生并不会来得太迟。 对于国家海上力量的成长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的主要因素的一般性讨论，至此就可告一段落。其目的在于，首先要考虑在他们的自然倾向中存在着的有利或不利的因素，随后通过特定的事例与过去的经验加以阐释。这种讨论尽管无疑包含着一个较为宽泛的领域，然而却主要位居于战略的范围以内，明显有别于战术。它们当中所包含的考虑与原则属于事物无法改变的安排，其因果关系虽历经沧桑却始终未变。事实是，他们属于大自然的安排，今天，其稳定性随处可闻。而战术作为人类的工具，运用的是人类制造的武器，并随着人类历经新陈代谢的世代进步而变化。时不时战术的上层结构被加以改变或整个地被推翻；但是，迄今为止，战略的古老根基却依然未变，仿佛被置于一块磐石之上。后面将要对欧洲与美国的一般历史进行一番考查，并特别关注海上力量在其广泛的意义上对于那段历史以及民众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在情况允许时，还要运用特别的阐述经常提醒与强化那种已经加以举证的普遍教义的目标，即：“就其目标而言，海军战略在战争时期正如和平时期一样，在于奠定、支持与增加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在特定的战役方面，尽管可以坦荡地承认细节的变化使得其教义的大部分已显过时，然而，仍要指明哪些属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则应加以采纳；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情况下，哪些举动将是可取的，即，从它们与最杰出的军官的姓名相关联中，可以假定表明在多大的程度上，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军种中获取恰当的战术构想。在古代与当代武器装备的类比浮现于表面的地方，在没有对那些相似之处施加不恰当的压力的情况下，从中吸取为它们所提供的教训也是众望所归的。最后，必须牢记，除去各种风云变幻之外，人之本性依旧根深蒂固，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在特定状况中，在量与质方面尚无法确定，然而，却总能发现观察上的个人误差。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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