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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面临的军事危险时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即海上。准备海战，就是既准备还击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发动海上的进攻 在当今时代，为战争做准备这个问题既牵涉广泛又较复杂。就象建造一支船舶时的情形——在其中，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努力导致的是一种妥协，而妥协是所有的军事方案中最让人没把握的一种，对战争的准备工作包含着许多经常相互矛盾、有时还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素。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才智无法使这些因素都得到充分的照顾，构成国家军事政策之全局的各个部分要求并非总是合情合理，无法全部满足。因此，他们常常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能对它大有裨益。”结果，或者是政府的钟摆从一端荡至另一端，或者是出于所谓公平，所有各方面都只能得到比所要求的量要少一些而激起种种不满。换言之，国家金库里的钱财被分散使用了，而不是被集中使用于一种来自于正确的考虑、为信念所支持的主要设想上。 在现代条件下，用于战争的物资准备要求有一定的时限，不能将这个工作耽搁至危险来临时再做。如果在铺设好龙骨后的一年间，一只一级战列舰就可以全副装甲地下水——英国最近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完全可被认为非凡地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建造海军舰只方面的才华。不过在这以后还是有装置火力系统以及其他许多对于军舰能在海洋上发挥作用必不可少的主要的细节工作要做。对我们自己来说，即使尽最大努力，在这些方面所需的时间也不会少到哪去。 战争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尽管它的特点是暴力性的、与众不同的。不管产生战争的场合多么突然，战争的根源都在于先前的局势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及其人民——至少是其中勤于思考的那一部分在战争来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应该清晰地看到局势的大体变化趋向。在这样的预见中蕴含着取得最佳解决的最大希望。最佳的解决就是在人们的头脑尚属冷静，不负责任的报章——它们的发行量越大，公众的忧愤情绪就会被挑拔得越高——的煽动性言论还没有造成一场狂热的危机之时，通过正常的外交行动、通过及时缔结协议来维护和平。但是，尽管运用明智的方法来保持和平会给政治家带来桂冠——如果他只能动用武力，这项桂冠可就要从其额前移至战士的头上了，他的治国之才必须使他承认：在集团间的争执中，常常每一方都有着道理可言，它使得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屈服。因此，对人们来说，打斗一场比为了不伤和气而拒绝坚持他们的正义观念还是要好。美国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争多么令人感到可悲！但是，假如某一方退缩而不坚持据信是它的基本权利的东西，那只会更加可悲。在仅仅关系到物质利益的问题上，人们可以退让；在原则事情上，人们或许会深陷谬误而不自觉。但是，如果不假思索地就放弃一种是非观念——即使它并不正确，那只会使人格精神受损，除非是面对着一股明显地无法抵御的强制力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是一句时常被糟糕地滥用的话.但它的的确确包含着重要的真理。 提供一支足以保护一个国家的基业的力量并确保它做好在必要之时可以迅捷行动的准备是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功能的政府的职责。这样的一支力量是影响着或者可能会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的一个必然产物。它的存在和规模是——或者应该是——关于在哪个方向上存在着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国民意识的反映。鉴于战争造成的可怕灾难，什么时候或以什么方式采取可能引致敌意的行动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过，它也是一个关于一个时刻、关于后果重大的一项最终的决定会被推迟至怎样的最后时刻的问题。关于战争的准备对于这个决定只有着这样的关系：它应该足以满足可能会对其提出的最大需要；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它应该如此地咄咄逼人，以至于将在被一个国家相信是正义的要求得到了坚定的显示的情形下使战争免于发生。这样的一种认识只意味着防御，对国家权利或国家责任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可能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形式。 所以，从逻辑上讲，一个主张给自己配备一支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海军或陆军力量的国家首先必须做的不是带着一种对抗的目光来评判哪支陆军或海军在世界上是最庞大的，而是考察世界上政治局势的内容，包括各国的物质利益状况以及它们的秉性——从这种秉性中合理地折射出的是战争之外的任何之物也许都解决不了的症结。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只有在已经作出了政治决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具体地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力量要服从于政治利益和国家文人政府的权力。 我们应选择那些最难以克服的、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来衡量由军事准备所体现的军事防范努力程度上的大小。如果估计到了较严重的危险，较小的危险也就不足惧了。一个国家能够以平静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近在眼前但并不是非常危险的复杂局势，倘若这种局面并未超出它业已合理预测到的最大范围。也不应否认，在估计危险时，应该具备适当的、剔除了不恰当的乐观和过分的担忧的想象力。拿破仑曾提醒他的元帅们不要无视军事行动所受的制约，放松了对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想象。这个提醒适用于事前的判断以及战役的筹划。当英国的评论家们认识到了他们国家对于海洋的绝对依赖，强调英国海军必须在力量上超过它的可能对手中两个最强大者之和时。他们提出了一种至少值得认真讨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奉行海军“两强”标准改为奉行“三强”标准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存在，它远在可能性范围之外从而不能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影响。 同样地，在估计自己需要进行怎样的军事准备时，美国不仅应考察一个潜在的放手在政治形势对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最多可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美国，也应考虑众所周知的长期性环境对对手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制约。就军事力量而言，只有欧洲的大国能成为我们的对手。这些国家在西半球有其利益，对于美国在一种显然无法抗拒的内在力量的驱使下表现出的日趋强烈的门罗主义政策趋向，它们一定程度上一致地予以本能的、坚决的反对。但是，尽管如此，毕竟还有着在其他地区的更广泛、更重大的需要吸引着它们的注意。自1884年以来，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获得了其面积从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不等的殖民地，主要是在非洲。如一般所理解的，这不仅表明一些国家又得到了大片新的领土，也意味着国家间的争斗和猜疑将继续存在，在世已久的敌对传统在今天仍会鲜活如初。对于边界的无把握心理、对于将一片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的热望和对于遭受侵略渗透的担心促使各国要在那些刚刚被汀开大门的地区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殖民扩张再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与其相伴的是同样曾展露于当时的雄心和思虑。不过，这样的扩张在今天要受制于一些显得更有条理的安排以及国家间的相互顾忌——这种顾忌是对于战争的普遍准备的产物，是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着和平的当今时代的显著特点。 所有这些都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人身上。欧洲是各种各样的海外拓展活动的共同源地，由此而起的任何争斗必定要通过在欧洲的海洋和陆地上的战斗来解决，而自此造成的财产和生命的损失又必须主要由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承担。除了这些由远方的不平静导致的负担之外，土耳其及其各省的形势——这是土耳其几个世纪的统治不当必然造成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一个近在咫尺、无法躲避的焦急所在。至于美洲大陆上的政治局势，尽管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和旧世界所面对的风雨前程相比，就领土的政治分布和归属的确定性而言还是十分稳定的。 在所有可被归在殖民扩张及东方问题诸名义下的问题上，除了西班牙，所有有着相当的陆海军力量的欧洲大国都被直接地、深深地卷了进来。它对于欧洲东部的事务未显示出多少关心，也未投身于扩大它的依然广泛的殖民地盘的活动中。各大国当前的主要活动理应成为美国军事考虑中的一个因素，但不应为我们的外交思维所接受。因为我们国家的自豪之处是它不从其他国家的不幸中榨取不能为严格的正义标准所支持的好处或让步。不过，尽管这是事实，美国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没少经历与其他国家的争执。在这些争执中，尽管美国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甚至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宣战的程度，但另一方看起来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些争执主要围绕着领土的归属，是西半球在走到今天的政治局面之前所经历的殖民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对于它们的立场即使后来得到了认同，在一开始并未被争端中的另一方所接受。所幸的是，这些问题主要是和英国。在我们自己和这个伟大的、给世界带来诸多益处的殖民国家之间有着一种其程度比任何一方所承认的还要深厚的亲情，它基于共同的关于法律和正义的基本观念之上，一直存在至今。委内瑞拉问题的圆满解决是这种情谊最新的但不是唯一的证明。有时英国被说成是最不受人喜爱的欧洲国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对于英国的态度难道就没有反映出一点点有意义的东西？不是这种态度支配着我们对英国的情感，相反，是后者决定着前者。 大体上和我们曾经历的那些争端相类似的问题在将来还可能出现，这不难看清。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我们能指望从那些并不为我们传统的政治思维方式所熏陶、因而也不太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国家那儿得到对于我们观点的根本合理性的承认？英国已给予了这种承认，而且发现自己足以认同我们的立场。这种认同不仅基于我们两国之间长期、紧密的接触以及利益上的交错，也基于我们在国家特性和体制上的根本相似。除此之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英国政府广泛地体会到了远方地区对于它自己的利益、它的人民及商业的利益及它的政治威望的至关重要性，这使它能够理解和体谅为什么美国决不允许一种将在未来引发麻烦的事态出现和延续。一个处于英国在印度和埃及所具有的地位的国家几乎不可能不体会到我国对于中美洲地峡以及太平洋的关注；同样，一个关心着地中海地区并不安地注视着他国对于地中海南岸的逐渐占领的国家用不着费多大劲就会理解我们对于加勒比地区的心情。我们不愿看到另一个半球的国家打起这一地区我们那些局势相对平静的邻国的主意，或使冲突蔓延于其身上，从而干扰现存的力量分布和领土归属状况。也许尚不能确定什么是我们未来的利益要求，但是，很难认为英国政治家们会怀疑我们把消除任何可能的麻烦视为自己明确的利益所在。 我们所面临的困难英国也曾经历过，这使它能更容易地和我们达成谅解。另外一个有助于此的因素是英国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对于和平有着热诚的期望，它不愿意承受战争强加于其的负担。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军国主义”都不是一种主导观念；这两个国家的商业倾向和孤立状态合在一起，使其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好勇斗狠的战争观念之所以为它们所排斥，是因为它妨碍它们倾力去从事它们最重视的活动，而且和它们的思想传统相逆。不过，说这两个国家缺乏对于荣誉方面损益的敏感可就冤枉它们了， 今天，美国已用几乎不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表明，如果需要，它决心诉诸武力来防止欧洲国家在其已占有的美洲大陆上的地盘之外再进行领土或政治扩张。对于美洲的边界争端问题，美国表示它坚持把它们提交国际仲裁。如果英国将这种立场视为美国一项合理的政策的体现，它就能够如实接受它，而不会节外生枝地宣称必要时为抵制美国的政策不惜一战，进而影响到公众舆论，造成麻烦。如果需要的话，英国自然会为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战，那么，为什么另一个国家就不应说同样的话呢？维系着一个国家之荣誉的不是它是否愿意进行战争，而是它的要求是否正当。这种认识根本不是“军国主义”的，甚至和它毫无关系。在为军国主义精神所浸润的国家，普遍的认识是一项政策应以武力为倚靠，而在由此而来的荣誉观念中，政策的合理性没有其位置。任何士兵或以武力为政策后盾的国家都不想让人感到他或它无力或不愿以硬碰硬。陆军的生命力就在于战斗精神；一旦这种精神让人看来在一种威胁面前萎缩了，它就会元气大伤，而国家的政治行动能力也会受损。不过，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在英国或美国，因为它们主要的军事力量是海军，而海军从来不是一支象陆军那样的进攻性力量。 如今，美国已宣布它将用武力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如果后者可能使美国与那些由于其利益而反对美国的立场、即使面对威胁也不太愿意妥协的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家发生碰撞的话。那么，假如这么一个国家为反对我们的要求而决心不惜一战，为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同样毫不退缩的我们又有必要进行怎样的准备呢？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 准备工作包括“种类”和“程度”两个方面。当确定准备应达到什么程度时，需要估计最强大的潜在敌国在战时会动用多大力量对付你，同时也要考虑到它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面临的难题和承受的负担会给它的总体力量打多大的折扣。这种估价既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后一种意义上的考虑是支配性的。 就“种类”而言，准备可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前者主要是为后者而存在。有了防御性的安排，作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进攻性力量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在海上战争中，海岸防御是防御性因素，而海军是进攻性的。如果海岸防御充分可靠，海军统帅就可以放心地认为他的行动基地——港口和燃煤储藏地是安全的。他和他的政府还可以因为主要商业中心已得到较好的防卫而不必去顾虑它们，从而得以减轻负担并极其充分地发挥进攻性力量的作用。 海岸防御的存在意味着海岸可能遭到袭击。海岸易遭到怎样的袭击呢？主要有两种：封锁和炮击。后者比前者严厉，而且通常包括前者。对一支能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来说，封锁是更容易办到的事。对于炮击的必要防范措施是设置海岸炮火。由于这种炮火的威力和射程，一支舰队常常不能进抵至可对海岸进行炮击之处。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将炮火带从有关的城市大大向前方推移，从而使敌人舰队如果想对海岸进行炮击，除了进入上述炮火的射程之内别无他法。不过，也有情况表明，一支舰队由于其运行的快速，可以不受多大损失地通过炮火区域。这样，通过封锁航道来阻滞舰队的前进就十分必要了。对此，今天的一般作法是运用水雷，这种武器单在精神上就能对一支快速通过的舰队起到震慑作用。不过，一旦这支舰队成功地穿越了过去，它就会抵至防御带的末梢并和有关的城市近在咫尺，而后者这时也只能为其所摆布了。 所以，海岸防御就意味着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不过，只有在商业上或军事上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地区才有必要受到如此的保护。现代舰队不可能浪费弹药来轰击那些无足轻重的城镇，至少是在它远离本方基地——比如说靠近我国海岸——的时候。那样做与其说会浪费钱财，不如说会消耗战斗力，而这种损失不是一支舰队愿意承受的。 虽然海岸防御本质上是被动的，但海岸防御力量的构成中应该有进攻性力量。它和进攻性的海军不同，活动范围受地域限制，但另一方面又是前者的一部分。这种力量要对敌方的海上浮动力量采取攻势，其自身必须也是浮动性的，也就是说活动于海洋之上。海岸防御中的进攻性成分体现在鱼雷艇上。必须在观念上将其与远洋舰船相区别，尽管这两者可以协调行动。对于狭义意义上的海峡防御，一支区域性的、由小型鱼雷艇组成的舰队是必需的。它的活动将使一支外来的敌对力量感到生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位已经故去的英国著名海军将领曾说，他相信在当今的战时紧张状态下，一支封锁舰队中一半的舰长会精神崩溃。当然，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将承受的精神压力的强度。由于鱼雷艇舰队中的每一艘艇都很小，整支舰队的组织和活动也不复杂，所以海军志愿者最适合在这样的舰队中服务，他们能相对容易地学会从事所分配的工作。不过，需切记的是，这样的舰队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偶而才能被用来执行纯粹的进攻任务。 炮火带、水雷带和鱼雷艇是海岸防御的主要构成。没有前两者，海岸城市就会处于轰击之下；后者不存在，这些城市就将被敌人随意地封锁，除非得到远洋舰队的救助。炮击和封锁这两种作战方式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前提是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前，应适当地发出通知。这种限制与其说是出于对规则的看重，不如讲是出了对人性和公平的照顾。由于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各种利益交织成了一个紧密、复杂的网络，所以，对于某个全国性中心的炮击和封锁所打击的不仅是事发地点，也包括有关国家的各个角落。 前面说到，在海上战争中，进攻是远洋海军的主要功能。这样的海军包括战列舰、大小和用途不尽相同的巡洋舰，还有能够对一支舰队起辅助作用的远洋鱼雷舰艇。其中的任何舰只必须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具备良好的适海性且能以适当的速度前进。不过，海军的中坚或根本力量所在还应是那些攻守能力平衡、既能经受得起严重打击也能予敌以重创的舰只。所有其他的舰艇只是它们的陪衬，只为它们而存在。要问这种舰只的强劲有力应表现在何处，答案是它必须强大得足以驾驭海洋，足以和它可能碰到的最强大的敌对力量作战并有相当的获胜机会。 我们一直申明——我们过去的历史也证明了我们的说法，美国厌恶侵略，不愿凭借战争来扩张领土或利益。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衡量自己的武装力量是否充分可用的标准不是我们自己的什么扩军计划，而是其他国家反对我们自认为合理的政策的意向。如果其他国家和我们作对，它们会使用什么力量来对付我们呢？肯定是海军。因为我国土地上不存在某个敌国可从陆上对其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暴露之点。所以，我们应担心的是与我们敌对的海军力量。那么，它的规模会是多大？想一想，我们需要多大的一支海军就知道了。我们需要如此之多的大型舰只、如此之多的火炮和如此之多的弹药——一句话，如此之多的海军装备。 我们当前最需要进行的战争准备就是为海上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的建设提供物质支持。我们需要火炮、水雷和鱼雷艇以保卫海岸，还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我们面对潜在的敌手，能将海洋掌握在自己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缺乏这些，因而主动权还为在海军力量上强过我们的国家所把持。如果美国海军不能将敌人拒于海岸之外，至少对我们的封锁是可能得逞的。倘若我们甚至连鱼雷艇也缺乏，封锁更是轻而易举之事了。此外，如果我们无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对海岸的炮击就可能发生，甚至完全可行。一旦战火燃起，我们是来不及进行准备的。 物质上的准备通常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战备工作的最薄弱之处，因为这种准备只是一个主要涉及金钱和生产的问题。如果资金充裕可得，再加上认识对头，所需要的物资不久就会到手，而且此种情形会一直存在下去。对于装备老损造成的损失、各项开支或新的扩充需要，可以预先作出合理的估计，并设置相应的安排。物质准备相对容易进行，因为装备一旦准备就绪，不会因不立即被投入实战而丧失对国家的用处。可以花费相对较少的成本来储存和维护它们；如果保养得当，它们到时能够象刚被生产出来时那样很好地满足使用需要，有稍许的老损也无碍大局。 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取决于是否有着大批善于使用它们的人员。在当今时代。这些人员必须是经过特殊培训的。尽管通过一次培训所学到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全被忘记，但时间越长，被遗漏的就会越多。因此，不断的实践必不可少。另外，就刚刚服役的人员而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以使他们不仅熟悉某种武器的使用，而且熟悉他们所属于的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转。他们仅仅学会如何去干分配到各人头上的工作还不够，还必须了解其他方面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之间、各项工作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具备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全面、出色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关重要，更不用提在战斗中一个人应随时作好准备以接手他人一时无法胜任的其他任务了。如果这些办不到，一艘舰只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一个人如要学会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懂得在舰船的行动中如何恰当地发挥其作用，需要大量时间。不仅需要时间来掌握技能，还需要时间来保持技能。如果你已经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员，你不能象储存火炮和弹药那样来储存他们，否则他们的素质就会以一般的物质磨损达不到的速度衰退。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众多的人都呆在军队中以维持他们的军事技能，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受损。这也是那些认为国家的生产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的人反对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强制服役的主要理囚。 对于欧洲国家中那些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来说，人员方面的问题最令他们伤脑筋，从而也成为了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准备军事物资要花费大量钱财，可是这项工作毕竟简单，而且其耗费还能为军事生产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所补偿。拥有大量所需要的军事人员——训练他们并使他们足以马上被投入使用——则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些人从生产部门转向军事部门，同时尽力在这两个部门的各自需要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有时稍稍倾向这边，有时则有利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抱怨并反对生产者的减少，而军事当局则坚持认为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足敷用。要最大限度地解决此难题并满足对立双方的要求，只好实行预备役制度，许多人服现役的时间长短依他们接受有关某种技能的教育的所需时间而定。在接受完了有关教育后，他们就转入预备役，脱离士兵或水兵的生涯而过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但每年都需花费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来温习他们以前学到的知识技能。 几乎不用说，这种方法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种行业来讲都永不会令人感到满意。一个只学习有关的基本知识却从不实践的人不会被认为适合某项工作，因为通过系统的教育得来的知识在价值上无法和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的实际知识相比。这个道理，军事行业和民用行业是一样的，或许前者尤甚，因为它是一个更加专业化和特殊化的人类活动领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才是一个有时不可避免的非自然状态，而对那些身为普通人的战斗人员的要求也特别苛刻。 所以，对于海上战备工作来说，相比于建造舰只和装备火炮，拥有足够的、能够立即开赴海上并熟练使用有关装备的训练有素的人员更为重要。这里的“能够”一词包含了一般被叫做“动员”的组织过程的全部细节。动员计划一旦制定，虽然尚可继续改进，但不会因为被搁置在文件架上而失去效用，正如火炮和弹药不会因为被贮藏在停放地或弹药库中而沦为废品一样。如果有着合格的人员，那么动员方案不过就是一张告诉每个人他该去哪儿的纸片罢了。 在和平时期使一支海军，尤其是一支大型海军保持全额满员并不可取，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它比一个可能的敌手强大许多，这样做自然毫无必要；即使近乎势均力敌，目标也只能是使己方可用的合格人员在数量上超过对方。对于预备役制度在战备安排中的地位应予以承认，因为这种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预备役力量相对于现役力量的规模和特点，这实际上涉及到了长期服役制和短期服役制的问题。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会相对较少，而且预备役人员在退役后的开始几年间更能够保持自己的素质，因为他们习得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习惯素养。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只是被送到培训学校中去，然后就被很快地转入预备役。结果，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面透彻地掌握所学的东西，他们的素质不仅较差，还会较快地退化。由他们组成的预备役在人数上也会多于长期服役制度下的由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对两者都表示忧虑的人则认为前者人员素质堪忧，后者人员数量不足。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必定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如果入伍与否完全是由个人进行选择，那么，更可能出现把从军作为终身职业的情形，适当的激励机制还能促进这种倾向。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这件事实本身就会使服役为人所厌烦，而在服役期满后再自愿地延长服役期也只能是少有的事。长期服役制和小规模的预备役所导致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常备力量较为庞大，这种情况也许与战争的需要、与“预备”一词的含义更为吻合。在战时，预备役力量指的是暂不直接参战，其使用视战局的难以预知的变化而定的那部分力量。不过没有哪个将领愿意只将一小部分力量投入战斗而让大部分力量永远闲置一旁。抢在敌人完成力量集结力量之前迅速地集结力量是战略和战术的准则、也是当代动员科学的准则。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都是自愿兵役制。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更为看重的是服役的延续性而不是预备役建设。如果一个水兵服役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他的技能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在一些年内他还将保持其高素质；若他离开军队，若干年之内他也完全适合作为一名预备役人员。显然，一支由这类人员组成的预备役和由仅服现役三或五年的人员组成的预备役相比，在规模上会相对较小；但拿个人素质进行衡量，后者必定远不如前者。 实际上美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岛国。我们只和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从军事力量的各方方面来看，墨西哥绝对逊于我们。至于加拿大，其宗主国英国握有一支常备陆军。可是，这支军队的数量清楚地说明它不可能奉行主动进攻的方针，除非是在那些其他国家的强大陆军不可能与之为敌的遥远地区，或是这些军队要从英国手中夺走对海洋的控制。没有哪个现代国家曾同时在陆地和海洋占据支配地位，只是时不时地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取得这项或那项优势。英国明智地将海权确定为优先目标所在，为此，即使不考虑其他使得英国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皮的原因，它也肯定不会动用其持有的规模不大的陆上有生力量来入侵一个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或许应再次重复的是，我们也是一个岛国，所以也依赖于海军。 从根本上讲，广泛商业联系的存在决定着为什么需要有持久力的海军力量。从军事观点看，一个岛国的海军很少是主动进攻性的。它的天性就是维护和平，因为它在海外有如此多的利益需要照顾。在这方面，成为海上强国之后的英国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而且它还愈发呈现出这个特点。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其程度还尤甚。由于有着广阔的国土，我们身上不存在进行海外开拓的意向。正是这种意向驱使着英国将其旗帜遍布于全球，通过对外商业和在远方的殖民来获取丰富的资源。而对我们来说，自然或上天已经赐予了我们这些财富。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就“入侵”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言，我们不会遭到此种危险；但万一它落到我们头上，它必定是经由海上。所以，我们必须主要在海上予任何侵害我们利益的企图——不管它是针对着远方的土地，还是以封锁或炮击的方式针对着我们的本土——以决定性的迎击。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已采取了一些值得称赞的措施来加强海军装备建设，对此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应是培养出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以使用这些装备。把一个一无所知的新兵培养成一个高素质的战斗人员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许比一艘战列舰从开工建造到编入现役所花费的时间还长。另外，在自愿兵役制下，你不可能象对待舰只或枪炮那样随意地使那些训练有素的人员为己使用。于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必须使常备力量处于较大规模，因为你既不可能在仓促间组建出这么一支力量，也不可能借助于强迫来保有它。一旦装备的数量确定了，就容易知道需用多少人来使用这些装备。接下来可以根据某些既定的原则，将总的人员力量在常备海军与预备役之间分配。笔者相信预备役力量在整体力量中应占较小比重；如果海军规模较小——就象我国海军，更是必须如此。一支海军规模越小，它就越需要时刻保持迅捷行动的能力，当然维护费用也会越少。实际上，如果数量上不占优势，那么质量上就应有更高的要求，而质量就整体而言更是人员的问题而不是装备的问题。人员的质量只可能通过使在军中服役的人具备高素质来保持，过于依赖人数不少但总体上素质不高的预备役力量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不尽完美的减轻压力作用，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可被有效地融入主体之中。真正适合预备役人员干的工作是使用鱼雷艇保护海岸以及破坏敌人的商业。在这两种情形中，任务和组织都相对简单。 对于美国面临的任何军事危险的最佳迎击区域是在美国本土之外，也就是在海上。对海上战争做好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也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是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做到有备无患。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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