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危机改变中国安全环境
从去年10月事发直至当今，大多数有关迹象提示人们：当今的朝鲜核争端是一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研发危机。作为这样的危机，其升级过程若非有效地予以缓解、阻滞或阻断，就难免强烈地趋于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动力学”（psychologicaldynamics）危险，即由焦虑、恐惧之类“最坏情况”揣测和拼赌型“边缘冒险”情绪合成的冲突导向性心理互动危险。不仅如此，这场危机爆发在一个差不多历来紧张、容易产生各种就短期和中长期而言实属严重的连锁反应的地区，况且朝鲜内在的特殊性质使其危机行为方式具有公认的极难预测性和非常规特征，因而其失控可能和国际安全／政治后果可以说甚于当前的伊拉克危机。特别对我们中国来说，仅仅因为毗邻朝鲜半岛，连同毗邻与朝鲜局势密切相关的日本和美国西太平洋存在，情况就更是如此。中国同朝鲜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和现实联系，从而更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利益和政策关切的必然卷入程度。一位西方著名学者最近说：“朝鲜（核）危机是中国今年最危险、最关键的外交和安全考验。如果弄得不好，它可能基本改变区域安全环境。”这绝非危言耸听，亦非过头警示。
朝鲜核危机同中国战略安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两类事情：一是危机本身失控、转变为大规模军事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二是朝鲜恢复核武研发的动机。前一类事情主要涉及眼前性质的“危机处理”（crisis
management），是多数观察家注视的焦点，也是就其一般大道理而言人们比较明白的问题，而后一类事情则较为深远，得到的讨论和思考显然不足。此次核危机初期，国际上不少朝鲜问题专家将其估计为朝鲜再次使用制造危机、以求谈判的策略，而谈判的目标起初较多地被猜测为获取更多经济援助，同时打破布什政府上台后坚持的不同朝鲜对话的政策。美国政府内部起初的主流看法似乎也与此类似，用《华盛顿邮报》一则报道中的话说，是判断“那可能是朝鲜的一次叫牌，以便创建一个美国窗口”。此类“叫牌”目的肯定存在，而且至关紧要。从现在的情况看，它在于不仅逼布什政府弃置不对话、不妥协政策（这一点现在它事实上已经做到），还在于迫使美国进行根本性谈判，以至做出永不对朝动武的条约承诺。为此，朝鲜显然着意利用两项契机，即美国优先关注对伊战争和韩国民众反美情绪高涨。
然而，即使纯粹假设美国到头来愿意如此，朝鲜是否肯用可核查的、永不研发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相应承诺为交换条件？
至少相当可疑。出于朝鲜与美国及美韩军事同盟之间异常经久和激烈的“安全两难”，连同由此而来异常深切和强烈的互不信任与互相恐惧感，也出于朝鲜内在的特殊性质和特殊抱负，可以认为它一些年来有着一种情不自禁、颇为强烈的核武装意愿，亦即拥有“绝对安全”手段的愿望。在这方面，自“9.11”事件以来发生的，只是此一愿望由于布什政府“邪恶轴心”论、“先发制人打击”信条和“核态势重新评估”的恶性刺激而大为加剧，或者更广泛地说由于9.11后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战略态势（乃至美国的整个对外政策思想氛围和民族心理）而大为加剧。因此，朝鲜核研发的动机可以说是两重性的：既当作国际政治策略，也当作国家基本战略。如果考虑到外界远不明白、但一定至关重要的国内政治因素，它或许还同时被当作国民动员和国内操控战略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如果核危机不能以朝鲜非核化告终，朝鲜极可能（1）迅将拥有（如果不是已经拥有）极少数核武装置；（2）在不多几年内拥有一个规模可观的核武库，连同其短程、中程甚至远程运载工具。
既然如此，从中国的战略安全视野出发，接下来的一个紧要问题便是：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中国有何危害？最宏观地说，考虑中国的外部基本安全环境时，应当提出地缘政治框架中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就这可称为“最高层次”的军事安全问题而言，中国周边最值得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警惕或忧虑的，不仅有美国目前强大得不可比拟的核力量，而且有“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实在和潜在的核武库，后者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大概更危险。对中国来说，这是近年业已开始相当迅速地浮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忧患。
就这里讨论的核武化问题具体看，中国不能不警觉的未来可能危险在于：（1）从最坏处着想，中国并非全无可能有朝一日在什么问题上遭到核讹诈，而倘若发生这种情况，中国或许会一时处于进退两难的战略局面或对外政策境地；（2）如果朝鲜拥有规模可观的核武库，日本就难免被刺激走上核武化道路，或者说必定使日本右翼得到一个关键论据，据此能够说服日本多数公众同意日本核武化；这大致如《纽约时报》去年12月底的一篇报道所说，“在日本，逐渐增长的核威胁已驱使某些专家审慎地谈论日本需要原子弹的问题，那自从1945年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以来一直是个不能谈的话题。虽然官员们（一般）规避此类谈论，但日本政府就北朝鲜核威胁正越来越直言不讳”；（3）如果朝鲜有核攻击能力，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就始终有因此被显著加剧了的、美国及其盟国与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包括甚至发生核冲突、核战争的可能；而如果爆发新的朝鲜战争，中国即使不被卷入其中，也必定遭遇某种战略决策困境，并且遭受种种相当严重甚至危险的间接损害。此外，中国还很可能由于朝鲜拥有核武器而面临种种可以设想、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外交困难。
需及早分辨至高战略利益
上面的分析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结论：不管朝鲜核危机乃至总的朝鲜问题有多么复杂，也不管处理这些问题必须有多么慎重和多么详密的思考与政策，中国在朝鲜核危机方面的至高战略利益或首要战略目标，在于坚决促使朝鲜同核武器绝缘。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这些问题高度复杂，特别是包含种种多少带有“熊掌和鱼难以兼得”意味的利益选择、政策选择甚或伦理选择矛盾，就更需要及早分辨至高的战略利益，及早坚决确定首要的战略目标。做到了这一点，其他战略目标和战略工具的选择范围和轻重缓急次序就有了得到合理确定的首要保障，并且也会变得不那么困难。这并不排斥在可能和可行范围内大力争取“熊掌和鱼兼得”，而是强调要大致明了可能和可行的范围或限度，准备在如若确实“不可兼得”时做出正确的抉择。总之，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中国的最高利益（同时也是对中国和东亚来说的最高道义）在于尽最大可能同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政府有原则地协作，尽最大余地向朝鲜施加对中国安全和东北亚安全而言非同小可的有益影响，以坚决达到使朝鲜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绝缘之目的。
在1月10日晚上应约同布什总统通电话时，江泽民主席指出：中国不赞成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主张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认为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对话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中国将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朝鲜核问题早日和平解决。这些表示实际上已经非常正确地确定了中国在朝鲜核危机上的首要战略目标、首要道义立场和首选战略工具，同时也保留了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工具选择余地。
对话和外交有相当大困难
对话和外交途径是第一工具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这至少是因为它能防止一种对所有各方都有异常严重损害的局面：因危机恶性升级而爆发军事冲突乃至新的朝鲜战争。为此，除朝鲜必须大幅度修改自己的行为方式外，美国至少必须认真考虑非常正式地向朝鲜做出持久安全承诺的问题，并且开始切实地履行曾在1994年朝美《框架协议》中原则性地确认了的一项义务：逐渐争取朝美政治经济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还应当认真反思和修改它自“9.11”事件往后时时异常显著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态势。说穿了，这些东西不予大反思和大修改，天下将永无基本太平，美国将永无基本安宁。
然而现在看来，对话和外交解决虽有希望，但也有相当大困难。首先，朝鲜至今为止的行为方式大半是以极端的言词和某些接近极端的举动使危机升级。其次，美国至今仍不肯做根本性让步，特别是缔结朝鲜所要求的美朝互不侵犯条约，因为这在美国看来，不仅意味着总统、政府和舆论在心理和面子两方面都不能容忍的所谓“重新支付讹诈费”，而且将最终使美国在韩国保持大量驻军失去理由，由此而来的连锁反应很有可能逐步倾覆美国在东亚的很大部分基本战略阵地。第三，外交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在于反对朝鲜核武化的主要各方进行充分的外交协作，然而这方面有个巨大和深刻的障碍，那就是韩美之间近来突出的严重分歧和韩国从上到下相当强烈的反美情绪，按照《远东经济评论》的就地观察和分析，“可能破坏迫使平壤放弃其核弹计划的努力，并且使韩国安全的关键———历时50年的韩美同盟陷于瘫痪。”此外，朝鲜关于不要“第三国”插手的宣称，观察家们多有谈论的、迄今为止它对中国外交劝导的某种排斥，使人隐约感到的它玩弄“俄国牌”的企图，也阻碍着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危机并实现半岛无核化。
因此，从坚决促使朝鲜同核武器绝缘这项至高利益或首要目标出发，应当从政策选择规划的角度，考虑经济手段的替代或必要补充作用。必须尽最大努力使用外交手段；但如若不成功，就代之以经济手段，或它们和外交手段的结合：这是从根本战略目标和利弊权衡原则出发顺理成章的选择。
将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置于首位
自从此次朝鲜核危机爆发以来，越是观察朝鲜问题，就越会涉及它的一些根本性的深层因素。就中国———在其中有着重大的利益、忧患以及机遇的中国来说，需要全面、透彻和深远地重新思考整个朝鲜问题的所有基本方面，连同其所有可能的基本事态发展趋势及其所可能的基本后果。与此同时，在应对朝鲜核危机的当今实践意义上，最重要的是将中国主要的安全和发展利益置于首位，从而在坚决致力于防止危机引发战争的同时，将坚决促使朝鲜同核武器绝缘当作坚定的头号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