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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某些中国人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总要重复一下中日友好的调子，然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的证明，中日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自欺之谈。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中日之间过去没有过友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违背事实提出中日友好的虚幻概念，只能是误国误民。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显然，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日本人的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同过引进文化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当时日皇即告诫其使者：『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疑，毋为诡激』。 史称东夷貌柔顺，没有识别倭人的伪装。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是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简单重复的一个部件而已。而现在，这个日本人在藐视中国人之余，又对美国人毕恭毕敬了，连声说他不反美国，他最佩服美国人。 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们当做了谦卑好学的朋友。李白就曾写诗哭祭阿倍仲麻吕。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 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善良与帮助呢？ 以唐朝之强势，日本人吃了败仗之后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而且他们表面上还对中国非常恭敬，不时派人朝贡，领取赏赐。但一旦中国势弱，日本立刻变了态度。 宋朝抑兵太甚，版图收缩，国力疲弱，于是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只是从中国引进历法、医药、印刷等技术。 到明朝时，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到中国沿海行杀人越货之事。明史记载倭人『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开始时，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没机会就呈上土产换取赏赐。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次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此后倭患连年不断。到明成祖时，其规模越来越大，大的寇群多达万人，小的数百人，其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为害，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如成祖三十四年，柘林一带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陷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后经戚继光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十多万，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一九二七年，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终于找到机会，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一八九四年引诱清朝出兵朝鲜，然后借保护侨民等为由，向中国不宣而战，攻城掠地，奸淫杀戮，逼迫清庭割地赔款。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成了杀光、枪光、烧光的对象，男人的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然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的耻辱？！今天连菲律滨、印尼人都动辄打杀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日本人杀得太惨，所以谁都敢踩我们一脚？ 由上可见，说中日人民有过友好的历史完全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其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掠。日本对中国怀有的根深蒂固的恶意。 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太多的东西。日本没有创造自己的文明，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启蒙老师─中国，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种心理，和那些武侠故事中不肖弟子艺成之后要杀害恩师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考虑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将看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做危害中国人的事。在中国施行三光的日本兵当然不用说，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大量死亡，当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全国一片欢腾，《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两日兵百人斩比赛的比分106：105的进度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在所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日本人中，90%以上用了极端残忍的手法对付中国人，而其它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人的日本人则赞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间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而不只是进入中国的有多大比例？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赔罪的又有几个？ 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的态度去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泛泛地认为任何地方好人总比坏人多，甚至凭空断言日本人中90%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训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去估量别的民族，不能假定别的民族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善恶观念，否则，日本的所有行为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个性。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总结出他们的“习性”，研究他们思维和行为的规律。 实际上，在我们与日本接触过程中，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一千多年以来，日本人使用的种种手段可以说是老一套，可我们总是上当，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根据日本人的特点来揣测他们的用心。 多年来，很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电影都带这样一个套路：日军凶残，但总有一两个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帮助中国人。这样拍的用意很明显，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这种情节的构造有事实的根据吗？这种到处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现象可能发生吗？答案是完全与彻底的否定，绝对没有！在南京大屠杀的几个星期内，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倒是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叫拉贝的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兽行，感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保护了很多人。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有电影里那种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如果真有电影里那种善良日人，当年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今天岂不会成为新闻里大力宣传的对象？ 这些电影和类似文学作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观众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显然，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因果。日本的残暴由来以久，从中国历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来看，嗜杀的血腥特质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军国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消磨中国人的斗志，鼓吹东亚共荣圈政策，一边对中国人大肆屠杀，一边大谈“中日亲善”，欺骗了不少人，也勾引了汪精卫等汉奸。现在，如果我们自己大谈中日友好，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不仅淡化了日本罪行的严重性，还麻痹了我们应有的警觉，实在是愚蠢之极。中日友好的说法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只能让日本人感到可笑，更加加深对中国人的轻视：受害者跟逍遥法外、否认罪行的日本人讲友谊，莫非是被杀怕了，要忘却不共戴天之仇，想求皇军日后留条生路？ 当日本某某首相上台时，有些人总要敢忙发出贺电，称对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露骨地向日本示好，令中国人羞耻得无地自容。其结果是，日本人越发轻视中国，越发颐指气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桥本龙太郎敢朝拜靖国神社，胆敢在钓鱼岛周围陈列大批军舰，军国主义再次粉墨登场...难道不正是因为得到了中国长期以来委曲求全的态度的纵容？在中日建交前，日本尚未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否认侵略，而七二年之后，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事情就不断发生，这一切，与某些中国人发明、倡导所谓中日友好不无关系。 每当日本政府高层人士发表错误言论，中国方面必然指责这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极右分子在歪曲历史．然而，只有少数日本人是祸水的提法明显是一种主观腻断。如果日本人大多数是反对军国主义，承认侵略有罪的，那为什么在战后五十年里，他们没有选举出一个历史观不那么反动的政府呢？一九九六年的大选中，为了争取选票，日本自民党在其纲领中加上要求内阁成员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等条款，同时桥本首相亲去参拜战犯灵位，感谢战殁者。日本的执政党明知这一类行为必然会激起亚洲各国极大的愤慨，但为取得日本民众支持，不得不冒由此风险来表现他们的爱国，由此，日本的民意一目了然。 战后，在美国的包庇下，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的政坛。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 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 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 日本的年轻人，多数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视中国为敌人。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份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而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正是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表明，99.4%的中国青年认为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95%以上的人认为绝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分子对美化罪恶，毒化日本下一代，8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威险道路，认为日本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徵。 今天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也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年轻的中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原因非常简单，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国人才认识到仇视敌视中国的并不只是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跟中国接下了血仇，这种仇恨若不加以消解，日本过不了安心日子。对日本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只有两种选择。1)承认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行，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放弃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争取亚洲人民的谅解。2)美化日本的罪恶，对下一代灌输军国主义的“光荣”，以在未来适当的时机全民发动、东山再起，以铁血武力扫荡亚洲，将一切与日本有仇的民族斩草除根，建立“东亚共荣圈”。 所有迹象表明，日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这里的原因，一是日本固有的顽固。二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损失极小而获利极大，以总计三十万的平民死亡人数换取了对亚洲彻底的掠夺与破坏，而日本人，包括众多罪大恶极的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强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日本通过侵略使自己变强而他人变成极弱，奠定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如果承认侵略有罪，就得象德国一样向受害国赔款，象德国一样象向受害国谢罪，就必须彻底放弃日本人优越、日本人应当统治亚洲的“信念”，就会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根基。象日本这样的民族，如果没有受到沉重的教训是绝不可能自动反省的。从日本看来，打一次大东亚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又怎么能否定战争呢？ 既然日本不会承认侵略罪行，他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对付坚持要讨回公道的中国人？ 从这样的现实展望中日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生死搏杀。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中日友好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础。向中国人民宣传中日友好的观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醉，就是引起国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用“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不现实的想法来指导中日关系的发展，完全是作茧自缚。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的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与实质。 用活人培养和试验细菌 日军731细菌部队，不但用多种动物来培养细菌，还用活人的人体来验证这些细菌的有效性。用过的人体，无论是死的或还未断气但已经没利用价值的，通通都丢进“炼人炉”里。由1939年到1942年间，他们制造了639万公斤害人与污化环境的细菌。 这种丧心病狂行为，应该受全人类的严厉谴责！ 日军731细菌部队，需要多种动物来进行生化实验：他们需要能够培养鼠疫的老鼠；需要每回可以抽取大量血液来做血清的壮马；他们还需要能够证实这些细菌有效的人体。 老鼠方面，开始是下令由民间交出，附近村民每家每户每月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老鼠，一时老鼠几乎绝种。 制造639万公斤细菌 而大型洋种马是用船由日本运来，鞑子马则来自内蒙古。他们带着粗大的注射器和铝制的血清瓶，在马的身上每次抽取1000毫升的血，抽完再让劳工精心饲养。 隔周再抽一次，抽到四五次，就能把马抽死。 其实除了老鼠和马，部队里也养骆驼、猴子、熊、牛、猪。日本人自己负责养老鼠，其他都由劳工饲养。 731细菌部队还制作一张“细菌生产能力”图表。一名前731部队人员川岛清，在1949年的军事法庭上供认：石井部队在充分利用4个细菌制造部门的条件下，一个月内可以制造鼠疫菌500到700公斤，伤寒菌800到900公斤，炭蛆菌500到700公斤，霍乱菌1000公斤。由1939年到1942年间，他们制造了639万公斤的细菌。就算不提它的战争侵略意图，在地球上用人工制造那么多害人与污化环境的细菌，这种丧心病狂行为，已足以遭受全人类严厉谴责。 而这些细菌，就用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人民的身上。 培养带菌用的细菌媒介 其中，为了传播鼠疫，他们还培养需要带菌用的细菌媒介——蚤子。 制法极残忍：先在劳工中选择逐渐没有能力劳作的人，或是残弱的老人，利用这些活人的身体来培养“人蚤”。 养蚤的人必须用身体里的温血喂蚤。怕蚤子跑掉，天天得将身子包密，不许脱衣。每天要交100个蚤，只只都得要火柴头那么大。不够数就受虐待。而长得不够大粒的蚤不被接受，得放回衣服里培养。并且养蚤的人不能患病，天天得打预防针，打到身上处处针孔。这种培养“人蚤”的折磨，比受厉刑还要痛苦。最后都被折磨至死。 731部队的细菌武器分为两大类：一是进攻性武器，如各种传染细菌、染菌的动物、细菌传染媒介物、细菌炸弹和细菌炮弹等等。二是预防性武器，如疫苗、菌苗和血清等等。而在第二项制造疫苗、菌苗和血清的时候，为了肯定效果，就必须用活人的性命来换取。 用过的人体，无论是死的或还未断气但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通通都丢进四方大楼旁边的“炼人炉”里。这座炼人炉也即焚尸炉，今日虽已破败，但它的残垣，仍然屹立在平房区731部队的旧址上。 细菌组所用的活人，包括战俘、抗战分子、俄罗斯人，还有外地劳工。至于当地劳工，因为碍于工作上的人手需要，开始只是受虐待至死的情形比较常见，“拿去用”的情形较少。及至后来活人短缺，当地劳工才顶替一些。 开膛割肉死得冤枉 开始时，日本人还利用间谍和汉奸在火车站一带行骗拉人。但到后来，需要年轻而健康的人体，就索性半夜在街上拉人，借口是在“追捕闹事的马路大”，但这些年轻的“马路大”其实只是些由外地来找活计的男子，他们多数就糊里糊涂上了手术台，被人开膛抽血割肉，死得冤枉。 在日军垮台逃离之日，拘留室里还存有400多个年轻备用的“马路大”，最后还是全被炸死灭口，无一幸免。 细菌炸弹用的是瓷制弹壳，外形就跟普通炸弹一样。 但这些细菌炸弹没有火药头，不会引爆，它们外壳是紫红色或是白色，利用破裂后的外溅力，被覆式污染地下水和农田。 另一种细菌炮弹，是有火药弹头的，它必须爆破，才能以散发方式污染更大片地方。这些能够爆破的细菌炮弹，里头多数是传染鼠疫的带菌蚤子。但爆破的同时，也会杀死不少蚤子，因此他们必须作实地实验，计算爆炸后带菌蚤子的存活率，才能得出杀伤成绩。 除了细菌炸弹，731部队同时也研究毒气瓦斯炸弹，在空气里致人于死地…… 但细菌炸弹、细菌炮弹或毒气瓦斯炮弹，都不适宜在平房区的细菌总部里作实弹演习，因此，石井四郎的731细菌部队，就到不远处一个辽代和金代的古老都城里，利用真人摆开“人阵”，来作他们的实弹爆破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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