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灵
1949年3月下旬，我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布置国共和谈的会场。
会场地点设在中南海勤政殿椭圆形的大厅内，会场布置也很简单：
在大厅正中摆一张长桌，是用五张方桌并成的，上面铺上绿色毛毯（绿色取和平之
意），北面坐北朝南设五把椅子，是中国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的座
位；南面坐南朝北设四把椅子，是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黄绍、屈武（第四个人记不得
是谁了）
的座位；东面的一端是我方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座位；西面的一端是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
张治中的座位。
这座次的平面图送呈周副主席批准后就照办了。至于休息室的安排及烟茶招待等，则由
我们第一组负责。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在勤政殿开始谈判，谈到4月15
日，共谈了半个月月。但在主会场勤政殿正式开会的次数不多，大约只有五六次，而且都在
上午开，每次只开两个多小时，而大部分时间是会外的单独活动和分别协商。
这些正式谈判之外的活动我是不在场的。每次正式谈判时摄影记者都可以参加一会儿，
而开始发言时，就只有双方代表参加了，我和卫士长两个人在东面墙边侍立，记者们就都退
出了。
现在想想，当年谈判时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给我的感觉并不像谈判，倒像是国民党受
降的仪式。
每次谈判时我方都义正辞严，而张治中则措辞委婉，而且有几次谈时都是只有双方首席
代表发言，其他代表则基本上都不讲话，顶多插言一两句。奇怪的是这个谈判不设记录席，
也没有人作记录，也不用扩音设备和录音设备。也不知这段史料留没留下来。
几次谈判中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张治中方面总是在战争罪犯问题上纠缠不
清，强调这是个非常难办的问题，要求我方从宽。
一是周副主席发了一次脾气，张治中再三道歉。
第二件事是这样引起的：张治中在发言时举了个不很恰当的例子，大意是说，我们中国
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
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
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副主席听了这些话，
当即拍案而起，严正地斥责了张治中！
我记得周副主席说的话大意是：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么？！你们国民党从
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帐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
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当时，气氛非常紧张，张治中在周副主席的威严面前，只有连连道歉，说自己用词不
当。我们这些在场的同志都感到扬眉吐气。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经过会上会下的谈判，终于在4月15日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订案）八条
二十四款，由黄绍带回南京，南京政府如果同意，再在北平由双方代表正式签署。
4月15日，国共和谈暂告结束，我方提出的签字最后期限是4月20日，只等黄绍回
到北平就要签字了。
代表们是休会了，我可忙了起来。按周副主席的指示，签署《国内和平协定》的文具、
文本等，都要我在19日以前准备好，只有四天时间，而我接受任务时已经是15日傍晚了，
时间非常紧迫。
当晚，我就连忙去荣宝斋（那时还是私营的）定做了一只大白铜墨盒，并用正规的隶书
写了“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纪念”十个字，刻在墨盒盖上；又定做了两枝毛笔，插在铜笔架
上，笔杆上由荣宝斋刻上和墨盒上一样的文字。
这些都好办，一天就可以办妥。最麻烦的是两份签字的文本，这是两本织锦封面的大册
页，外面是云头锦盒包装，每本要用小楷誊抄《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后面留有双方代表签
字的地方。这两份签字文本封面上的题签仍由我来用隶书写。
《协定》全文有六千多字，就由荣宝斋请人照抄，好在他们有字写得很规矩的书家。抄
写这两份文本用去了两天两夜，然后我亲自校对了两遍，一个错字、漏字也没有。这一套文
具册页总算在18日晚上全部准备好了。我拿着这些东西送到周副主席那里请他过目，周副
主席看了很满意。
没想到，结果我却是白忙了一阵，因为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这是他们自取灭亡。21日
凌晨，我百万雄师胜利向江南进军，不久便解放了全中国。
现在，那些墨盒、毛笔、册页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保存着。这些东西是有力的物证，表明
了共产党是有和谈诚意的，是极为认真的；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所以最后注定要失
败。
（摘自《奋斗与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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