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
    一九九六年以来，西太平洋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新发展。九六年三月，美国太平洋舰
队在中国台湾岛领海周围表演了一次自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集结。同时，中国人民
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演习和其他部署与美军针锋相对，实际上构成了中美建交以来两国之间
最严重的一次对抗，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较量的最新回合。紧接着于同年四月，日本
和美国签署了《日美安全联合宣言——二十一世纪联盟》的九点文件，将美日协防地区“从
远东扩大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声称两国要加强情报合作、加强危机时期的防务联系、增加
共同研制武器的计划，包括合作研究弹道导弹防御，考虑把“星球大战”体系部署在亚洲大
陆的东侧。此后不到半年，相对沉寂了二十六年之久的钓鱼岛问题又爆发出来，日本军国主
义分子加紧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台湾附近的洋面更不得平静。真可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令人目不暇接。在“不搞对抗、减少麻烦”、希望“雨过天晴”的频频祈求中，对抗和
麻烦偏偏却要接踵而至地自己找上门来，太平洋上的国际大气候阴云密布，未有晴期。随着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有关亚太的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的研究有如过江之
鲫。同样针对这个题目，本文想以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有关问题。它与其他分析不同之处
在于：是从一个历史的、整体的和全局性的眼光考察东亚、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联系近
代以来中国人民和其他受压迫的亚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艰苦斗争、二战后在亚洲太平
洋地区形成的国际体系等等，而不是仅局限于冷战后的发展，或仅仅是孤立地分析台湾海峡
形势或钓鱼岛争端等局部问题。有关台湾问题的战略分析非常多，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分析也
不少。而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同样处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朝鲜半岛，也处在深刻的危机
之中。实际上，朝鲜半岛的局势潜藏有更大的危机，具有更大爆发性，在朝鲜半岛上的冲突
和对峙，更集中体现了几种势力、几个大国和不同政治社会制度的尖锐对立和生死较量。假
如说在台湾海峡还暂时存在着几种力量之间的互相牵制和局部稳定，使某些因素被威慑住而
不敢轻举妄动；而钓鱼岛争端的意义在于某些势力投石问路、测试水温、并为更大、更长远
的战略图谋而放的探测气球，那么，在朝鲜半岛上的僵局则是不可调和的势力的正面对峙和
直接接触，事关有关方面的生死存亡，无任何缓冲、调和与让步的余地。因此，对这一曾经
是冷战的热战战场、打过二战后最大的国际战争之一、也是冷战结束后至今犹存的冷战敌对
前线地区，有必要加以重点分析探讨。
    我们也看到一个极大的令人眩晕的反差：当周边地区沉浸在一片“和平与发展”、“亚
洲奇迹”和“亚太圈的兴起”的热望之中，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与精英埋头经济、钻进狭窄的
发展主义和唯生产意识形态之中，而朝鲜半岛的南北部分，却仍然处在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
的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生死对立，并时刻都可能爆发成血与火的冲突搏斗。要想
理解这一系列反差、矛盾和对抗，就有必要回顾历史，找到当今朝鲜半岛上南北对峙的根
源，从而整体性地认识东亚、西太平洋的历史和战略格局，并得到有关台湾海峡、钓鱼岛和
朝鲜半岛问题的全局性认识。相反，我们今天看到另一种舆论倾向和思考方式，即在认识一
些问题时，轻率地把历史一笔抹杀，忘却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艰苦卓绝的解放斗争经历，把过
去的生死斗争、把血与火的搏斗一笔勾销成为历史的误会，主张把通过流血牺牲才换来的阵
地拱手相让；认为似乎已经找到了“和平与发展”的人类永久大同的钥匙，把今天狭窄的发
展主义当成是历史的最终答案，把一个可口可乐帝国无限扩张的图谋当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美
妙未来，把敌对势力的新月形包围圈当成我们自己现代化的盟友，最终把奴化和殖民当成文
明和解放的极乐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一系列有关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一系列牵涉到中国人民的长远
的和重大的国家利益问题，一系列关系到中国如何面对已经摆在面前的重大的、严峻的选择
问题，就更有必要做这样一种历史的、全局的、有联系的、特别是从亚洲人民观点出发的分
析了。
    本文想要强调的主旨就是：要想了解今天环伺在中国周围的反华势力在台湾、西藏、香
港、钓鱼岛、贸易、人权等问题上不断地增加麻烦、大搞对抗的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原因，就
不能不去考察帝国主义势力为征服中国、征服亚洲长期以来持之以恒的战略目的，不能不联
系中国革命打破帝国主义东方战线的划时代意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为反对中国革命而构筑新
月形包围圈的的长期的、整体的策略，及其一整套一如既往的颠覆、围堵的敌对政策，也不
能不提到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其他亚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风雨同舟的命运和并肩
战斗的历史。本文共分四大部分：
    一、从“八弘一宇”到“美利坚内湖”二、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和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
大赦令三、二战后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四、冷战后东亚战略格局和中国人民所面对的选
择一、从“八弘一宇”到“美利坚内湖”
    要想追究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朝鲜问题的
根源，就不能不从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和殖民争夺的历史谈起。
二战后东亚地区的民族矛盾、经济不平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都和上个世纪以来日本和
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帝国霸权的企图有关。
    近代以来出现西方帝国主义，将世界划分成西方殖民势力与东方被殖民地的二元结构。
这个二元结构，在亚洲出现了变数。自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它的统治阶级致力于“脱亚入
欧”，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加入西方强盗行列，开始它自己的对东方民族的殖民侵
略。因此，在亚洲国家中，就出现了分化对立：
    一方面是由一个亚洲国家转变成帝国主义的日本，另一方面是遭受东西方帝国主义压迫
的中国、印度、朝鲜、印度支那与其他亚洲民族。亚洲这个东方大陆上，有了来自东方本土
的帝国主义。
    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一方面要独占亚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和其他蜂拥而至的帝
国主义强盗讨价还价，勾结合作，瓜分赃物。在日本对台湾、朝鲜、满洲的侵占历史中，历
历在目的都是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交易的肮脏纪录。
    美国觊觎中国台湾岛，甚至比日本还要早十几年。一八五二年，即比日本明治维新早十
六年，美国海军提督佩里上将的舰队对太平洋西岸作了一次著名的探访航行，在这次航行
中，佩里发现台湾岛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美国有必要控制它。然而鉴于当时亚洲已经
被几个重量级欧洲帝国主义把持，而美国在亚洲的根基尚浅，只得采取利用日本、鼓励日本
染指台湾、令中日互相制约等间接策略。从那时起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美国一直扮演了一
个怂恿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岛的不光彩角色。一八七二年，美国支持日本合并琉球，并向
日本提出有关台湾地位与利益的备忘录，教唆日本侵占台湾。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寻找借
口，以侵略军三千多人，在美国参谋的指挥下、美国的商船组成的后勤船队的支援下，对台
湾岛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入侵。①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中国台湾岛，并把朝鲜置于其殖民
势力范围之内；之后仅四年，美国也终于取得了它在亚洲的第一块殖民地－－菲律宾。紧接
着，日本和美国在八国联军的旗号下，在中国进行了一场合伙抢劫。再过六年，于一九○五
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沙俄，取得并加强了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殖民势力，并和老资格的
殖民强盗大英帝国结成盟友。日、美这两个后起直追殖民亚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各自小有
得手后，弹冠相庆，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即签订了“塔夫特－桂太郎秘密协议”，互相承认各
自对菲律宾和朝鲜的殖民占领；一九○八年日美两国再次达成“路特－高平协定”，互相保
证对方各自在中国东北和菲律宾的殖民利益。一九一○年日本正式将朝鲜从亚洲地图上抹
掉，将它沦为殖民地。日本从此开始全力推行“大陆政策”，对中国提出勒索主权、明目张
胆地侵略的“二十一条”。美国此时急不可待地对战乱、分裂的中国落井下石，于一九一七
年美日再次达成“兰辛－石井秘密协定”，美国方面正式接受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
并承认日本在“与中国接壤”的地方享有“特殊权利”。一九四○年，中国人民以持久战的
战略迫使日本侵略军长期陷入中国战场，导致日本考虑在东南亚扩大战争范围，夺取物资来
以战养战。这个意图严重威胁英美在东南亚的利益，美国随即着手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
美日间展开秘密谈判，以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姑息日本。这期间，美日两国仅在华盛
顿一地就举行了一百一十多次谈判，四一年二月十四日在美国国务卿赫尔利和日本驻美大使
野村直接谈判后，美国提出“日美谅解方案”试行案，其中包括“汪、蒋政府合并”、“承
认满洲国”等条款。这个阴谋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作罢②。至于从抗战全面爆发的一九
三七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一年，美国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了石油和钢铁等大
量战略物资的事实，则更是举世皆知的③。
    总之，中国和其他亚洲弱小民族在近代任人宰割的惨痛历史，同时也是日美帝国主义沆
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掠夺的历史。那个后来把自己玄耀成亚洲人民的解放者的国家，原来
是曾卖力气地出卖和鱼肉亚洲弱小民族的同谋犯。在大日本帝国的铁蹄践踏亚洲并用亚洲人
民尸骨搭起来的大东亚殖民统治大厦上，到处都是这个同谋犯的手印。
    帝国主义的口蜜腹剑其实并不奇怪。连极其野蛮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都常常要打着“为
亚洲人民驱逐西方帝国主义”、“解放亚洲人民”的冠冕堂皇的旗号。然而，真正道出了日
本扩张战略的，是所谓的“大隈石井主义”，即“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以及妄想统治天
下“八弘一宇”的军国主义哲学。这里不妨回顾分析一下日本殖民亚洲的历史，从而认清日
本殖民统治对二战后亚洲发展变迁所埋下的伏笔。
    总的来说，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以暴力和急剧的方式将亚洲的传统社会纳入了世界资
本主义体系，同时也以适得其反的方式促成了亚洲被殖民地区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合。
这里仅以日本殖民主义的所谓“强度结合”地区，即朝鲜、满洲、华北等地为例。这些地
区，恰是西方列强涉足不深地区，其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还被基本保留，本土的资本主义社
会关系还未充分发展。在这些地区，日本的侵入，连带着商品、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涌进，
冲击着传统社会的一切，从生产方式到思考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成了传播现代工业和
资本主义的信使；日本留给朝鲜、中国老百姓的形象，是贩卖从鸦片到军火、唯利是图、牟
取暴利的商人。日本“脱亚入欧”的结果，是使它具有矛盾的欧亚二重性，即：一方面推行
有亚洲特色的封建等级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又在亚洲以商品和市场力量传播西方的资本
主义文明。我们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市场一旦接触传统社会，就会产生巨大的扰动
和破坏力量。恰恰在与日本文化上接近的“强度结合”地区，日本扮演了一个十足的异化性
的外来势力的角色。资本主义商品和市场冲击传统社会，从而在当地产生出巨大的动乱和反
抗的力量，进而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共产主义和激烈的民族主义提供温床，这几乎成了放
之世界各地而皆准的一个规律。日本在朝鲜、中国的殖民侵略，一丝不差地起到了这个效
果。
    虽然中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出现，是源于西方帝国主义蚕食所造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背
景，而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却从最终结果上推进了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命运。而
在朝鲜，共产主义的运动和组织是在日占时期发展出来的，它要百分之百地“归功”于日
本：朝鲜从一个闭塞的传统农业社会，被强迫加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去，农村社区失去
传统的稳定结构和道德经济，一变为蕴藏激烈社会变革的干柴，这一切都是日本殖民政策的
后果。
    规定了战后发展走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统治阶级的反共、法西斯意识形态。
日本靠扶植殖民地地区最为保守和最具有寄生性的大地主阶级来确保殖民掠夺，而这些保守
势力在思想意识上总是最坚决反共的。日本侵略者对殖民地内任何有碍于殖民掠夺的言论或
行为，如农民对土地改革的要求、下层民众的反抗、民族资产阶级倾向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
意识等等，都给予残酷镇压。日本对共产主义的集中打击，恰使得反日的力量向这种思想和
组织靠拢。这个双方的互动效应，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后果，那就是：促使殖民地内最激烈的
民族主义与宣传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意识和共产党组织相结合，使抗日的力量同时成为要求
激烈社会变革的因素。相比之下，那些宣扬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势力在抗日救亡问
题上，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日本殖民主义的反共政策，起到了意想不到和适得其反的作
用，为战后的发展规定了线索。
    事实上，在整个亚洲范围和全世界范围，一个全新的民族解放时代就要破晓了。不难发
现，无论是孙中山、甘地、昂山，还是苏加诺、金日成和胡志明，都在不同程度上是社会主
义者。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规律正在发生作用；一条属于不发达和被殖民地
区的民族解放的金光大道就要被开拓出来了。
    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一重大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系统的论述；中国
人民的革命实践，奠定了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道路：它使不发达地区人民能够避免沦为西方
发展模式的附庸，从而有可能通过继续革命的方式将民族解放革命引导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成为中国革命的最根本的遗产，给仍在新旧殖民主义桎梏中的人民带来希望和方向，它赋
予了新中国和她的现代民族精神以不可磨灭的反帝品质和正义的力量。
    也正是由于这个反帝反殖的共同规律，亚洲被压迫民族发现了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命运，
也从他们伙伴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中找到了资源和支持。在整个二战前时期，中国成为朝
鲜、越南和东南亚国家的抗日救国的仁人志士的避难、集资、学习的目的地。缅甸的昂山曾
经计划投奔延安；而胡志明、金日成等一大批朝鲜、越南的民族解放活动家则长期以中国为
根据地，和中国的革命者结成了毕生的友谊。
    二战结束时日本殖民帝国一经瓦解，殖民地地区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要求社
会变革的巨大能量就象洪流一样奔泄出来。对这一点，对于已经来到亚洲太平洋舞台中心的
美国，心中最清楚。和日本相似，美国在向外殖民开拓方面也是后来者，也曾热衷于“反对
老牌帝国主义”等口号。美国从建国起就怀着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新国家”的自负和“自由
的最后希望”一类救世主的心态，在亚洲民族面前，更具有了“优越的白人来拯救愚昧落后
的民族”的自高自大感。在自由女神的神圣光晕之下，美国的战略目标也很清楚：那就是控
制和驾驭正在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力图把新兴国家纳入到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
世界市场型的经济体系内来，从而使美国的价值观主导全世界、美国的资本统治全世界。
“八弘一宇”的神话破碎成瓷片，一个新的神话却要登台亮相了，这就是“美利坚帝国征服
之下的和平（Ｐａ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美国为担任这个角色，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增强了战略优势，确立
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发了一笔巨大的战争财。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垄断资本共获取了８７０亿
美元的利润，至二战结束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分之二的工业资本，四分之三的国
际投资，拥有黄金储备２００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当然还有美国颇为玄耀的
核武器垄断。由于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二战结束时它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驻有两百多万
军事人员，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战舰出现在太平洋沿岸几乎所有的港口和大城市。日本
投降后，遍布太平洋上原来由日本托管的六百多个岛屿，全部转到美国的控制之下。一九四
六年十一月，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个托管方案，计划将所有交联合国托管以及以前由英
国等国托管的岛屿全部交给美国，并作为“美国国土的一部分”来统治。美国趁大战硝烟未
散，就和很多国家签订军事条约，从而使一批美国军事基地在太平洋所有地区都建立起来
（包括一九四六年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出卖中国利益的“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和“中美友
好通商航海条约”）。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美援协议和商业协定，整个亚洲太平洋地
区成为美国货畅通无阻倾销市场。
    这个庞大的“美利坚帝国征服之下的和平”统治体系，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从一开
始就有一个至为关键的支点，这就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
    从美国占领日本伊始，就开始执行了前驻东京大使格鲁为代表的所主张的策略：即要求
战后日本出现稳定的政权，尽一切可能防止革命的发生，将日本纳入由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
济体系，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号盟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的经济联系就已
经发展迅速，只是被战争的爆发所打断。因此在太平洋战火仍炽时，日美两国的商界就已经
迫不及待地在展望战后美日经济合作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在日本的败局大致已定的时刻，日
本的财阀、工商界冷静地看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根本上相一致，而
苏联或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则对他们形成威胁。因此，就在日本投降前夕，当财阀和工商业
巨头们确信日本将由美军而不是苏军占领后，高兴得举杯庆贺④。另一方面，作为占领一方
的美国，对日本政府和大财阀精英阶层有格外的好感和宽待，这和美国对日本整个民族的歧
视态度奇怪地结合起来。美国凭借实力取得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后，不顾盟国的反对，主张将
日本和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区别对待。“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个人政治取向也起了一
定影响：具有强烈的保守反共意识的麦氏，与那些希望尽量保留日本军阀、财阀制度的政
界、商界一拍即合。日本战时政府的官僚人员被大量保留。甚至许多有战争罪行的原政治人
物不久就东山再起。战后多次担任内阁首相的岸信介，就是一位被释放的甲级战犯。
    在经济上，美国对战后整个亚洲大局有一个精心的安排：这个安排的中心思想就是将整
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转到美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将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湖。日本将成
为联系美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重要中介。首先，日本将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在初期阶段以
发展轻工业为主，并将其轻工业产品向东南亚国家倾销。这个计划一方面把日本牢固地栓在
美国的经济体系之上，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工业日本、农业亚洲”的剥削体制。总之，把
整个亚洲嵌入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边陲体系，在这个金字塔形的体系中，美国的位置在塔
尖上，作初级经济分工的亚洲广大地区被压在底层，日本则将成为美国在亚洲的落脚点，一
个联系塔尖和底层的中介。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肯南（ＧｅｏｒｇｅＫｅｎｎ
ａｎ）访问日本时明确提出“帝国向南发展”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帮助日本实现日本帝国在
经济上殖民东南亚所未竟的事业。美国的重建计划的先决条件，就是在战后日本不发生革
命，经济保持在资本主义轨道上，从而得到日本工商业精英阶层的合作。
    四七年后，国际政治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这就是美苏间的猜忌、冲突越来越严重，以
及中国共产党人在内战中节节胜利⑤。美国的战后全球政策由罗斯福所制订的和苏联合作、
削弱德日、鼓励非殖民化的方针，即所谓“雅尔塔秩序”，转向杜鲁门的与苏联对抗、联合
英法旧殖民主义国家压制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对欧洲日本实行经济援助的政策。随着冷战的
到来，美国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财阀经济的有限的清算政策也发生质的逆转。美国开始重建
日本财阀经济，加快了对日本工商业精英阶层的给好处、求合作的措施：一九四七年，麦克
阿瑟下令日本停止支付战争赔款，一九四八年宣布停止“鲍莱赔偿计划”所规定的重工业拆
迁，并宣布停止解散财阀⑥。
    即使是冷战到来之前，美国就已经对日本战争机器采取了有选择的赦免行动。在麦克阿
瑟助手、负责军事情报的维勒比的坚持下，一批日本军事官员精英被保留了下来，日军的化
学战、生物战等特种部队，包括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被美军完整地保留下来。在中国内战
后期，麦克阿瑟、冈村宁次和蒋介石共同策划，从过去侵华日军和特务中搜罗兵马，组织
“日本志愿军”干涉中国内战。冷战开始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日本更被美国视为“自由
世界”在远东的“军火库”和“不沉的航空母舰”。在无可奈何地“失去中国”以后，美国
采取集中资源、“放弃中国、巩固日本”的亚洲战略，使日本成为美国封锁对抗中国的重镇
和桥头堡。
    至此，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图景：日本武士道征服“八弘一宇”、称霸太平洋
的图谋，被一个同样宏大的图谋所代替；“大东亚共荣圈”的废墟之上，一个规模更大、渗
透更深的的帝国体系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先例的、具有空前巨大支配
能力的帝国体系，它不再是主要依靠战争来进行直接的资源掠夺，而是以综合的政治、军
事、经济和文化手段，通过市场和附庸政权来控制财富的转移和积累，特别是在亚洲太平洋
的很多地区，美国实际上取得了“如同统治美国本土”一样的随心所欲的绝对权力。遍布太
平洋沿岸的美国军事基地如同从华盛顿伸出的一条条长臂越过大洋钳制着束手无策和垂头听
命的亚洲，太平洋成为任由装载着各式核武器的美军舰队往来游弋的美利坚内湖。
    “美利坚帝国征服之下的和平”在口头上也支持民族自决，甚至每每自诩为给世界带来
民主自由的救世主。然而，我们将看到，在根据美国意志所进行的战后安排中，没有任何亚
洲人民的利益被考虑进去，二战的胜利果实被从亚洲国家人民的手中夺走，一个服务、听命
于欧美发达中心的新的亚洲秩序又被建立起来。
    下面，我们将考察这个帝国体系对于亚洲将要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意味着什么，以及战
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关键情节。
二、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和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赦令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
半岛上爆发了战争。空前残酷的战争给朝鲜民族带来极大灾难，是谁首先“发动”了朝鲜战
争就成了一个倍受重视、争论不休的问题。也许正是因为有外部势力对这场内战的干涉，才
使这个问题提出本身成为必要。历史学家很少有人问是谁发动了美国内战。朝鲜历史上从来
就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单一的国家；战后朝鲜分裂成两个政权，是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恶
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战后美国占领政策造成的。
    战后朝鲜半岛上出现的南北对立，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由北方出兵、日本统治者向南
撤退时就已经显出雏形。随同日本军政人员南逃的还有朝鲜的上层亲日分子和投靠分子。在
撤退前，殖民当局将政府资产大量销毁、赠送给亲日投靠分子，在北方种下仇恨的种子，把
亲日的势力带到南方。由于美军在九月中旬，即苏军出兵一个月后，才抽出兵力在朝鲜南部
登陆，使得日本殖民当局有足够时间向南方撤退，并在南方有足够喘息的时间，以滥发钞
票、转让资产等手段在南方培植、犒赏亲日势力，为最后向日本撤退作掩护，另一方面，日
方对进驻的美军提供假情报，将一切反日势力都冠以共产嫌疑。日本殖民者在朝鲜的最后努
力，使亲日势力麇集在南方，使朝鲜社会内部尖锐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为南北朝鲜的政治
分裂种下了祸根。
    日本投降后，在朝鲜各地乡村基层都出现了自发组织的人民委员会，它包括了除了死心
塌地投靠日本的阶层以外的各种政治派别。然而，在朝鲜的北方和南方，人民委员会遇到了
截然不同的命运。苏军进入朝鲜北部以后，支持了这些基层人民委员会。在北方取得政治领
导地位的，是在满洲坚持十多年抗日游击战争的中朝抗日游击队的核心人员。如上节所述，
由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强烈反共和扶植上层大地主阶级的政策，使抗日的的组织和力量完全为
共产党人所主导，因此在驱除日本统治者、清除亲日势力的斗争中，左倾思想和左派组织拥
有占绝对优势的政治资本，共产党人在北方取得领导地位，并不是仅仅因为有苏军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土改政策和清算亲日大地主阶级的政策受到农民的极大支持。
    相反，在由美国出兵占领的南方，人民群众自发建立政权的努力遭到压制和取缔。就在
美国占领军在朝鲜登陆之前，“朝鲜人民共和国”就已经在汉城宣布成立，这个全国性的临
时政权机构，建立在各地方自发成立的人民委员会基础之上；它所宣布的内阁名单包容了左
中右各派势力（包括李承晚）；在地方上的人民委员会中左倾进步势力占了优势，但这完全
是日本殖民当局的政策所致：由于日本当局将一切有抗日倾向的人都标为共产党，在日本投
降的情况下，左倾势力当然拥有大量的政治资本。美军到达后，不但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已具
雏形政权，而且花费了很大力气把南方的基层人民委员会一一镇压，反过来将地方上的亲日
保守人士扶植成为新的亲美派。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并非共产主义或左倾的朝鲜流亡政府由
重庆返回朝鲜以后，美国占领军再次积极扼杀了朝鲜统一的一个机会。由于美国占领军采取
了一边倒的政策，只重用旧的亲日投靠分子和过去日伪军中的高级将领，而流亡政府采取民
族主义立场，主张朝鲜尽快独立，美军反而信任不过。在所有政治势力中，唯一一位主张南
北分治的李承晚，受到了美军的出力扶植。李承晚政权全面继承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权机器
和统治方式，只不过是换了新的殖民主人。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演变过程，是日本撤退留下的祸根，
而美国对分裂的促成和永久化方面，则起了最大的作用。这从对朝鲜托管问题上态度就可看
出：苏联主张美苏早日撤兵、朝鲜尽快独立，而美国主张朝鲜由大国长期托管。原因就在
于：苏联在战后国力极端虚弱，忙于国内恢复及处理东欧事务，在远东仅要求有一个和平稳
定的边境；而美国在战后实力大增，国防前线前突到西太平洋，为了经济和战略扩张，美国
需要积极地干预前殖民地地区的发展方向。
    然而，美国为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朝鲜社会所规定的发展方向，是彻底的不合时代的倒
退。日本撤出后朝鲜所面临的矛盾，是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典型的社会矛盾，即旧的
殖民势力、买办阶级和寄生性的土地所有者维护自身利益与民族资产阶级、下层穷苦大众要
求民族解放的尖锐矛盾。面对这个矛盾，美国完全站到了旧的殖民主义一边。美国占领军有
意或无意地接受了日本所提供的情报，将一切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的诉求都视为共产主义威
胁来坚决镇压，最后只剩下旧的亲日分子能与美军合作，这就在朝鲜民众心目中和在实质
上，把南方政权搞成了不折不扣的日本殖民地的延续。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美国占
领军和南方政权有系统地镇压和清剿了本来是在朝鲜南部城乡各地占政治主导地位的劳工、
农会、妇女等一切进步组织，血腥镇压了多次罢工、兵变和人民反抗，把一个处于门槛阶段
的社会革命压制在白色恐怖当中。北方被剥夺土地的大地主阶级逃到南方成为激烈反共的势
力，南方被镇压的革命者逃到北方成为更坚定的革命者。战后朝鲜的社会矛盾，在短短几年
内被转变成为南北政权之间的冲突对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苏联红军从朝鲜北部撤军，美
国也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从朝鲜南部撤军。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三八线”上的冲突不断，
已经和在南方持续了数年的游击战争联系在一起。亦应看到，朝鲜战争同时是一次革命战
争，当北方军队占领南方时，同时进行了发动人民群众、土地改革等等，而美军和南方军队
打回来并打到北方时，伴随着大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总之，朝鲜战争的爆发，是朝鲜社会
内部阶级矛盾的总爆发，是一场典型的内战和社会革命，而不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
然而，朝鲜内部矛盾的爆发，却“侵犯”了美国为它自己所制订的“西太平洋防线”，美国
于是出兵保卫南朝鲜的“独立”，并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保卫台湾不受“共产主义大
陆的侵犯”。可以看出，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中国和朝鲜的国家分
裂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当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胜利时，它也不掩饰“击退（ｒｏｌｌｂ
ａｃｋ）共产主义”、消灭朝鲜北方政权的意图。可见，美国并不关心朝鲜是一个还是两个
独立的国家，真正关心的还是防止所谓“共产主义的蔓延”、在朝鲜维持一个准殖民地⑦。
    正因为美国在心理意识上把亚洲人民当成被殖民的对象，它在战争中就不惜动用任何野
蛮残酷的手段。因为有了广岛长崎的先例，美国能够打消顾虑，随时准备在亚洲再次使用核
武器。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于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三年两次正式作出威胁要在朝鲜战场上
使用原子武器。对参战的中国，美国的原子讹诈达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如计划对中国多个
重要工业城市投放原子弹，在中朝边境放置放射性钴、制造无人区等等。一九五一年美国把
核弹头运到朝鲜，随时准备装配。作为心理战和临战演习，美国战机在朝鲜北部多次投下模
拟核弹。以核武器为威胁，在朝鲜北部制造大批逃难的难民，成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一个
重要战术。一九五三年五月，美国空军轰炸朝鲜北方的五座水坝，以造成大面积水灾和饥荒
和杀害平民作为和谈中的法码。一九五二年，由李约瑟等人组成的细菌战国际科学委员会在
六百多页的报告中证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投放了带菌的果蝇作为生物武器⑧。众所周知，
美国接管了日本的细菌部队的全部科研资料和人员，并在原先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
    了解了日本和美国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南北朝鲜之间矛盾的
性质，就很容易理解：由南北朝鲜内战所引起的国际干涉，在一系列重大意义上（实际的和
象征上），都构成了二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赦。
    首先，朝鲜的南方政权全面继承了旧的日本殖民当局的国家机器，如税政官员、宪兵警
察（这两类人最为朝鲜百姓憎恨）等等；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中有大量的亲日投靠分子；和北
方政权相比，南方政权有鲜明的亲日成份；更重要的是，同在美军的占领下，南朝鲜和日本
被并在同一个经济体制之内，维持了旧的殖民关系。南韩国军全部由原伪军改编而来，一些
部队在满洲和中国参加过日本的侵略战争，一些将领在清剿中、朝抗日游击队的行动中有军
功，受过天皇的奖赏。
    战争中许多南北方的老对手再次相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南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残余
的代理政权。当二战的胜利者、世界头号强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为这个政权而战，而日本本身
成为战争的大后方和军事基地的时候，还未从失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日本，能感到敌对的
目标和联盟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从战略意义上讲，美国挽救南方政权的战争，是日本列岛的保卫战。
    二战后，日本成为美国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中心。一方面美国要彻底消除日
本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的威胁，防止其东山再起，另一方面，美国更要防止战后在日本发生
革命的可能，以保证日本战后完全纳入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并成为美国在亚洲作军事和经
济扩张的跳板。相比之下，其他亚洲国家都没有让美国如此费尽心机。美国对菲律宾的政策
是将其当做单纯的军事基地，在经济上未给予输血打气，使其至今仍是一个贫困的国家⑨。
对广阔的中国，美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忍痛放弃。朝鲜本身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美国
并不感兴趣，但由于它的重要战略地位，与日本的地理接近和人文联系，使美国意识到一旦
激烈的革命在朝鲜全面成功，必然要波及到日本。在美国的冷战意识中，一旦“苏联集团”
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其兵锋将直接威胁到日本。在战争中美军最危急的时刻，美国决策层
哀叹若不是因为有日本的战略关系，美军一开始就会放弃朝鲜。
    朝鲜战争以保卫日本列岛为战略目标，在前方有皇军的残余部队参与作战，构成了对日
本军国主义大赦的国际局势；作为战争的大后方和军事基地的日本国内，这个大赦的实际内
容，就是：日本被美国重新武装，它在二战中用来侵略亚洲的的战争机器被重新开动，日本
在淬然投降后，所剩余的大量的军事方面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资源，都由美国做主将其集中
投入朝鲜战场。
    原先被列入赔偿清单的兵工厂，在战争爆发后全部停止拆迁，迅速恢复生产。朝鲜战争
爆发后的头两个月内，日本的军需工业就接受了四千万美元的军需订货。在战争持续的三年
间，日本从军品特需中得到的累计收入是２３．８亿美元。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生产
军火的大财阀，发展到五十年代中期，就已超过了战前的规模⑩。在侵略和殖民亚洲中积累
了丰富经验的日本军队，不再是美国整肃的对象，而成为美国手中对付中国、朝鲜的有用资
源。二战后，日本前侵略军的编制被保留最完整的是日本海军，原海军省改头换面以“海上
保安厅”的名义恢复编制。日本海军的扫雷部队直接参与了朝鲜战场上的行动，日本和平宪
法实际上已经遭到践踏。日本海军在扫雷行动中立了战功，是后来日本能够在旧金山和约中
争取到优厚条款的一大原因。原日本侵略军的化学战部队、细菌部队的人员、技术，也被美
军完整保留下来，随时准备投入到朝鲜战场。
    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政治气候，使那些坚决反共的战犯们提前假释，并理直气壮地重返政
坛。这是因为：在舆论上，朝鲜战争的目的，与日本在亚洲“反共防共”的一贯政策相一
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日本在亚洲的“进出”、肯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红祸”的警
告。原先在侵华战争中负责特务情报组织的战犯有末精三、宇垣一成、儿玉誉志夫等重操旧
业，在新的战场上再一次和中国人为敌。甲级战犯鲇川义介于一九四七年被释放后，先协助
美国在台湾策划军事基地，后当选日本国会参议员。另一位甲级战犯岸信介于一九五七年二
月出任内阁首相。
    由朝鲜战争导致的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赦，在一九五一年的旧金山和会上达到高潮，大
赦的精神完整地体现在和约条款和美日军事条约上。这个和会召开的时刻正是朝鲜半岛上战
争打成僵持、两大阵营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在这个美苏战时联盟彻底破裂、英美联盟也出现
裂痕的节骨眼上，也正是美国最需要日本、因而日本也具有最大的讨价还价优势的时刻。对
日战胜国中国被排斥在外（英国主张中国大陆参与，为美国所反对），日本被赋予了单独媾
和的优厚条件。
    在朝鲜战争的炮火声中召开的和会，注定了这是一次片面的、不公正的和会。美国政府
从一开始就一手包揽了对日和约的起草。与日本交战的其他国家的考虑和意见完全被美国排
斥。和约草案中，把对日作战开始的时间定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即日军袭击珍珠港、
美日开战的时间。日本“九·一八”以来大规模侵略中国、中国人民从“七·七事变”以来
全面抗战的努力和牺牲被一笔勾销。美国单方面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张将台湾、
澎湖问题重新推到未定状态，为“台独”言论开创声势。饱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所关心
的，是太平洋战争所遗留下的大量问题，特别是怎样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然而这些问题
在和约草案中根本没有提及，而怎样“保障日本的安全”反而成了和约草案所关心的中心问
题；美国完全无视其他对日战胜国所应有的共同决定日本前途的权利，而对日本反而象对自
己人一样一手保护起来，规定日本有“单独和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并得自愿加入集体安全
协定”。和约草案单方面废止了以拆迁军工设施为方式的赔偿计划，而规定以日本的制造能
力和技术服务等方式作赔偿。根据和约，日本以生产过剩的物资赔偿东南亚几个国家，既处
理了过剩物资，又以赔偿换取了外交承认，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也为以后日本向这些地
区的经济扩张铺平了道路。
    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八年、牺牲了三千万平民、数百万士兵，被完全排斥在和会之外，苏
联参加了会议但所提新方案遭拒绝，没有在和约上签字。４９个签字国中，除了日美英法，
多数是并未直接参战的小国或前殖民地。
    在旧金山会议上与和约同时出笼的另一杰作，就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跨太
平洋的以美日军事同盟为轴心的“旧金山体制”，从此日本被笼罩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
下，日本成为美军在亚洲的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这一日美防务条约，在一九六○年和一九九
六年两度被重新修订，在西方一直被认为是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项双边军事同盟。美日同
盟所要对付的最直接“威胁”和“假想敌”，就是大陆中国，这个从十九世纪末就一直被日
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侵略蹂躏、烧杀掠夺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同盟
的建立，成为大赦日本侵略历史、大赦日本军国主义的典礼。
    朝鲜战争在经济上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战争爆发前，日本经济由于稳定货币政
策造成了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开始陷入的经济萧条，假如没有战争的爆发，日本的经济前景
会十分暗淡。朝鲜战争象一剂强烈的兴奋剂，给日本带来了长达三年的“战争景气”，整个
战争期间仅军火的“特需”订货就达２３．８亿美元。。日本６００家大企业的利润从一九
五○年上半年的１３７亿日元增加到下半年的４０７亿日元，１９５１年上半年又猛增至１
０８６亿日元。旧金山和约使日本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式的一员。日本所发的战争财
为其五十年代的经济高涨、“神武繁荣”和后来的“经济奇迹”打下了基础⑾。
    朝鲜战争在心理上和象征意义上也起到洗刷日本侵略战争历史、大赦日本军国主义的作
用。南北朝鲜的分裂，成为日本在朝鲜殖民统治的一个长久的遗产。
    日本殖民主人虽然被迫放弃了殖民地，却能够在象征意义上，对这个曾被它统治、殖民
的民族的进行长期的惩罚。在这个前殖民地上，离开日本的统治，就陷入空前的内乱战火和
外国干涉，而日本能因此大发战争财，几件事放在一起，对在二战中失败、失去殖民地而耿
耿于怀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一大安慰和刺激。朝鲜战争空前地激烈残酷，它使人们迅速淡忘
了不久前的大东亚殖民战争的战火，使人们在记忆上淡化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恐怖，因而，在
心理和潜意识层次上完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赦。
    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看到的朝鲜半岛上以铁丝网、高墙、地雷带和被凝固汽油弹烧焦成
为永久无生命的死亡土地带构成的“三八线”的真正意义：一个被日本残酷殖民半个世纪的
民族，她的独立复兴、民族解放的渴求被扼杀在战争、分裂和外来军队占领的屠刀下；它是
一座围堵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一支以维护世界现存财富攫取和积累秩序为己任的世界宪
兵，倾其二战以来发展出来的巨大资源、军火和兵力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围堵和扼杀中国人
民和亚洲人民民族解放革命的巨大影响。
    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日本最反动的军国主义势力一直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最大
的威胁，当然被同等看待的还有中国，因为当中国无条件地支持朝鲜人民的统一事业、反对
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时，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和朝鲜就无法分开看待。然而，日本军国主
义复活的危险，在整个亚洲范围内，包括“自由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引起了广泛的注
意。过去二十多年来，围绕着日本右翼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教课书问题及要求日皇道歉等
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然而，大部分讨论，仅仅是孤立看待这些事件，或就事论事地谈论，
而避开真正实质性的问题，即：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朝鲜战争的重大影响、美国重新武
装日本和美国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和对朝
鲜人民的痛苦分裂的漠不关心，在一些人的思想里奇怪地共存着。甚至我们会看到在谴责日
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同时，却对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政策、美日同盟和日本的“经济奇迹”毫无
非议，甚或表示赞同、羡慕。
    应该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从二战结束后一直就存在的趋势，在五十年代
（而不是在参拜神社、教课书等问题引起广泛注意的八十年代）就达到了高潮，而这一趋势
也不是一小撮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或天皇个人在作崇，甚至也不仅仅是由日本社会本身的内部
力量所造成：它是美国二战后对日占领、扶植日本政策的整体战略的必然结果，它和美国在
亚洲的政治军事扩张、在整个亚洲大陆上的战争与革命（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印度之
那）、日本经济起飞等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假如我们尊重历史，就会发现，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经济到军事
上的恢复，日本军国主义者被大批平反、军国主义者最威风、最吃香的一段时间，是一九四
八至一九五八年，即中国革命胜利、朝鲜战争爆发、台湾海峡危机这一时期。在这期间，美
国统治下的亚洲，正在忙于“围堵共产主义的侵略”，而这个口号也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者
完全认同的口号；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为止，“自由世界”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共同努力的一
个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要消灭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卵翼下的亚洲政府，虽然
也对参拜神社、教课书问题、要求天皇道歉等问题有所言语，然而，对于美国有求于日本军
国主义作反共先锋，特别是用来反对“朝鲜半岛上的共产主义”这个事实，或是视而不见，
或是根本就赞同这样的策略。他们不敢承认，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和朝鲜才是真正敢于和复
活的日本军国主义正面对抗的力量。
    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催”的局势下，只有中国人民对美日帝国主义势力采取了坚决反
对和不惜与之宣战的立场；曾经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八年、并把帝国主义势力彻底赶出自己
家园的中国人民，选择了在朝鲜战场上和美日帝国主义较量，除此以外的其他任何选择都是
不可思议的。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至今已经四十四年了，新中国以朝鲜战场上打出的国威和军
威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国人民所赢得的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中国能够以独立自主、反
对霸权、无私地支持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面貌重返联合国，都离不开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
士的鲜血生命和全国人民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的拥护支持。割断这个历史，就无法理解
新中国何以能在帝国主义的扼杀围堵中昂然升起，就根本无法对塑造新中国的国际性格的一
个至为关键和壮丽的篇章有任何最起码的正确认识，也才会对朝鲜半岛上一直延续到今天的
生死斗争采取冷漠旁观的态度。
    本文后面的分析将指出：朝鲜半岛目前的严峻局势已经不再仅仅是朝鲜北部的社会主义
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了，而是针对在钓鱼岛上作小文章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怎样防止它在
和我们接壤的邻国作大文章的问题了；同时也是针对在台湾、西藏和香港等问题上频频出击
的帝国主义势力，怎样制止它酝酿颠覆阴谋、重新殖民化整个朝鲜半岛、并进一步征服亚洲
的问题了。
    －－－－－注释：
    ①王晓波《美国对台政策机密档案》、《台湾命运机密档案》，海峡学术出版社，一九
九六年。
    ②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
    ③见郭荣赵《从珍珠港到雅尔塔：中美战时合作之悲剧》，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１９
７９年。
    ④见赫什《美国与１９４５年以来东亚的兴起》第３３页，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
ｅｓｓ，１９９３；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ｃｃ
ｏ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ｉｎＡ
ｓｉａ”，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⑤美苏冷战和中国
内战是有联系但具有独立动因的事件，然而在当时美国决策者的心目中无法将这两件事的不
同动因分开，从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扩张侵略的工具。有关分析，见拙作《失去的胜
利》书稿，可来函索取。
    ⑥“鲍莱赔偿计划”中建议：拉平日本与东亚国家的水平；但实际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多
余工业设施被拆除。见哈勒代《日本资本主义的政治史》第１７６页，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１９７５。
    ⑦以上均见Ｂｒｕｃｅ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
ａｎＷａｒ：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
ｅＲｅｇｉｍｅｓ，１９４５－１９４７”，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１９８１。
    ⑧Ｊｏ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Ｋｏｒｅａ：ｔｈｅＵｎｋｏｗｎＷａｒ”，Ｐａｎｔ
ｈｅｏ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８。
    ⑨见Ｌ．Ｇｉｅｓｅｃｋ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９８７。
    ⑩金明善《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１９８８年。
    ⑾朝鲜战争不仅挽救了日本，也挽救了当时陷于不景气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艾奇
逊曾叹道：“朝鲜战争（经济上）救了我们。”。
三、二战后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
    本文上半部分回顾了从日本大东亚殖民帝国的崩溃
到“美利坚帝国征服下的和平”的确立的过程，以及论述了朝鲜战争、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军
事同盟的建立构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赦。
    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战争浩劫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典型地反映了二战后在整个西太平
洋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内暴露出的不可调和的社会政治矛盾与冲突以及外来军事干涉。
在亚洲各地，日本侵略者所放的最后顽抗的枪声还未沉寂，这些尖锐的矛盾冲突就已经全面
爆发出来。
    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是以原子弹在日本领土上爆炸为标志，象征着胜利的一方对日本以
压倒优势的彻底军事征服。这种压倒性的胜利，按说应该为摧毁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经营的
殖民体系、扫除日占时期的亲日派势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在这些日本占领的前殖民地，二战后局势的发展令人不解：在马来亚、菲律宾、
印度之那等地，普遍发生的情况是：日本投降后的政治真空很快引发内战，而旧殖民地宗主
国卷土重来－－英、法、美等这些在二战中与日本敌对的国家，在卷入当地冲突时，反而无
一例外地支持当地在二战中投靠日本侵略军的买办、帮凶、伪军和警察等，而他们所联手围
剿的也无一例外都是日占时期的抗日分子和抗日斗争中形成的当地人民武装力量。胜利的一
方和失败的一方的命运几乎被颠倒了过来。随着美苏冷战的气氛迅速笼罩下来，这些冲突常
常给人一种是美苏争夺地盘的假象。然而，仔细考察这些冲突，会发现他们和欧洲“铁幕”
两边对峙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直接；它们更让人联想起日本占领时期就互相对立的两种社会政
治力量：英、法、美等支持的，无一例外地是日占时期与日帝合作的当地大地主阶级和以前
听命日本的傀儡军队，甚至有刚刚投降的日军作助手，他们共同镇压在二战中积极抗日的当
地人民。
    在二战前的马来亚，英国一直长期执行扶持马来人势力、排挤华人的分而治之的政策；
日占期间，这个政策被日本全盘继承；战后，英国又恢复了同样的政策，采取讨好亲日的马
来人上层、打击“马来亚抗日人民军”（大部分由华人组成）的策略。在印度尼西亚接受日
军投降的英军，刚刚在印尼登陆，就将已缴械投降的日本军队重新武装组织起来，用来对付
印尼民族独立力量。一九四四年美国收复菲律宾后，立即释放降日投靠者罗萨斯，并任命为
总统。在日占期间坚决抗日的组织被完全排斥在新的政权之外。一九四六年美国国会通过
“菲律宾贸易法案”，全盘恢复战前的殖民经济形态。
    在更靠近中国的地带，主要是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以及在中国本土上，上演的是大致
相同的剧目，尽管在这里的结局完全不同。前面已经分析过，从二战结束到朝鲜战争，朝鲜
半岛上冲突的实质是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而美国的干涉是为全盘继承日本的殖民统治，
并为防止中国革命的模式蔓延到整个朝鲜和日本而打的一场日本列岛保卫战，这是典型的新
殖民战争。
    抗战结束后在中国本土发生的，则是亚洲民族解放力量和维护殖民主义体系的势力在一
个最为宏大的规模上和最为广阔的舞台上的大会战。两个中国的前途尖锐对立：在人民大众
追求普遍解放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继续压迫两者中，美国选择了后者。同样，出于自身政权
性质，蒋介石政府选择了彻底依附于新殖民主义霸主和正在形成的美日“神圣同盟”。尽管
在这里和亚洲其他地区比较，帝国主义干涉是采用一种较为间接的方式，“美国出钱出枪，
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１２］。同样，尽管是在
比较次要的程度上，一些前日本侵略分子也积极参与了这场内战。日本前侵略军中有着大量
熟悉中国情况、具有在中国作战经验的人才，他们出于对国民党政府宽大政策的报答或出于
自身的反共信念，在内战中得到国民党一方的重用。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就是日本侵华战
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为报答蒋介石赦免释放的恩情，赴台湾协助国民党训练
军队，成立了“白团”［１３］。
    中国内战的结局，是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最彻底地驱除出中国大陆，在一个占世界人口
四分之一的大国内，由本国人民真正掌握了自己发展的命运。这件事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不仅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略被彻底打乱，而且一个被帝国主义恐惧万分的“妖魔”冒出了瓶
口，从此再一发不可收拾。这里所说的“妖魔”，就是中国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所能够起到
的巨大的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中国革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陆上处于帝国主义压迫
下的、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主要社会问题的不发达国家，探索出一条反帝反封、由无产阶级领
导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统一阵线和人民战争等一整套的
革命策略。
    不妨来考察这样一个历史规律：在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必然要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产
生出极大的辐射作用：而这种革命的“传染”效应，在一场国际大战结束后，就会显得更强
烈［１４］。法国大革命就是通过拿破伦战争把现代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传遍欧洲；一次大
战结束后，俄国十月革命的风暴把“工人夺取政权”的革命方式传到了德国、匈牙利，也波
及到外蒙和中亚地区。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散到阿拉
伯和穆斯林世界。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是在亚洲范围内唯一发生激烈革命的国家。漫长的
中国革命，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战建国，直
到１９４９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沿着自身发展的规律
一浪高过一浪。从孙中山开始，中国革命的影响就开始向整个亚洲传播，在东南亚各地的进
步华侨成为当地革命的信使和先锋。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其民众动员的的广泛程度，对旧社
会关系的摧毁程度，使民族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程度，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空前
的。二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周边、历史传统上受中国影响的地区产生了最强大的震
动。西方认为亚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落了。不仅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发达地区的革
命者以敬佩的目光注视中国，甚至连在工业远比中国发达的日本，日本共产党人受中国事态
的发展的影响，也开始视中国的道路为亚洲国家的革命之路，学习和借鉴毛泽东的革命论述
［１５］。
    正因为中国革命所示范的不发达地区民族解放和发展道路和“美利坚帝国征服下的和
平”体系的根本对立，美国除了介入中国内战、并在失败后以各种方式对新政权进行颠覆破
坏之外，也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周边地区布置了规模庞大、耗资浩瀚、旷日持久的围堵战略，
这其中既包括战争策略，也包括非战争策略。而战争策略的一个最主要的场所就是印度支
那。
    二战结束时，印度支那当地人民在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外来殖民统治后，有强烈的愿望
驱除老牌殖民统治者、防止法国卷土重来。然而，美国在冷战开始后调整了其全球战略，对
东南亚前殖民地的态度从“督促英法放弃殖民统治”一转为“协助英法恢复巩固殖民地”。
尽管如此，越南人民还是在一九五四年击败了法国殖民主义军队。然而，在越南南方，和在
朝鲜南方如出一辙，美国扶植起了一个以旧的投靠日本、法国殖民势力的买办阶层、寄生性
大地主阶级为基础的专制独裁、腐败卖国的吴庭艳南方政权。为了对付越南南方的反帝、反
封建的人民战争，美国处心积虑，先搞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越南化战争”等
种种名堂，然而不免越陷越深，美军投入印支战场在最高峰的六九年达到５４万，并对越南
北方和中立的柬埔寨进行大规模轰炸。美国在印支的侵略战争中使用了大规模杀伤平民以及
化学武器等空前残酷的手段。美军在越南北方投下的炸弹和发射的炮弹总计达１４５０万
吨，比美国在二战期间投到所有战场的炸弹总量还要多好几倍。美军大量地使用生态灭绝性
质的磷弹、子母弹、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以地毯轰炸和化学毒剂来对原始森林实行“生
态手术”，以毁灭对手的生存环境，导致越南中部的长山山脉部分地区被毒化成永久无生命
地带。假如以日内瓦战争公约的条文来衡量，这些轰炸以及米来屠杀平民事件等，都达到了
空前的战争罪行的标准。［１６］最终，拥有武器和物质资源方面绝对优势的美军，却在胡
志明小道和人民战争面前败下阵来，为第三世界人民战争的威力和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作
了最好的解说。美国在越南的惨败也对美国战后在亚洲太平洋的霸权统治造成一个重大的历
史性的挫折，成为美国战争机器在以后几十年中都摆脱不掉的梦魇。
    在印度支那战争中被视为弱小的人民反而击败了头号帝国主义，这件事的意义远远超出
了印度支那，超出了亚洲。印支人民的斗争，带来了一场全世界性的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
义、民族解放的高潮。它不仅波及亚非拉大陆，更强烈地震动了处在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西
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由于美国在印度支那师出无名以及军事上的挫折，美国统治阶级
被包围在本国人民的反战运动的怒火中；反战运动的高涨从而彻底改变了美国五十年代麦卡
锡主义以来造成的思想禁锢和压制进步声音的政治气氛，给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
和其他各种进步运动打开了空间，使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争取民权的斗争取得了的持久
性的成果，造成了美国社会自十九世纪内战以后一百年来最急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反
过来激发和鼓励了全世界的反对种族隔离、反对种族歧视、加速非殖民化的斗争，这就是六
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反体制浪朝。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对发达资本主义核心的冲击力量是不可估量
的。没有越老柬人民的胜利，就很难想象一个反共与压制进步思想的美国，能够取得它在六
十年代所经历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能够取得今天哪怕是仍然非常有限的种族平等、
性别平等，和对反主流文化的容忍。
    然而，中国人民做出巨大牺牲和无私援助而取得的印度支那人民的胜利的伟大意义，对
于狭隘的民族自利主义者，和认为“美国社会就是人类发展的极境”而不需要六十年代社会
运动的冲击、不需要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的人来讲，是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他们会跟着一
些舆论人云亦云，说什么援越抗美是毫无意义的，什么中国人民的援助是愚蠢的浪费。有这
种舆论和思潮并不奇怪，因为它们和当前的那些拜倒在由美国所设计的“发展神话”面前的
奴化思想是紧密相连的。
    真正应该后悔自己的愚蠢和浪费的，只有美国的统治阶级。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白白赔进
五十亿美元，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中又耗费了上百亿美元，再加上损兵折将。这几笔巨额
开销的总的目的，都是相同的。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从一定角度讲，是一
次整体性的冲突。朝鲜战争的直接目的，是阻止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上的革命浪潮波及到美
国在亚洲的立足点－－日本四岛。
    而印度之那战争是为了防止同样的革命浪潮危及日本在东南亚的原材料基地以及战后美
国在整个亚洲的势力范围。真正的威胁仍然是来自受中国革命影响和鼓舞的、采用人民战
争、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当地革命运动。总之，远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不远万里来到亚洲
的朝鲜、印支打仗，目的在围堵中国；而围堵中国，是因为中国发生了激进的革命；而遥远
的中国发生革命，必须去围堵的首要原因，就是防止美国在亚洲的落脚点－－日本被一场亚
洲革命的烈火所吞噬。
    对中国革命的围堵政策，最初是以战争手段开始的。从二战结束到五十年代初，在亚洲
就有一条新的漫长的战线在一个新月形地带拉开：北起朝鲜半岛，穿过台湾海峡、经过菲律
宾群岛、中南半岛、直到南洋的爪哇岛和马来亚半岛，战线一边是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亚洲人
民，另一边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亚洲宪兵，和由它武装起来的当地对外依附投靠分子。令人
惊叹的是：这条战线和日本帝国主义发起的大东亚殖民战争的战线竟几乎重合，不同的只
是：旧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压制民族解放的角色，这次是由自由神和星条旗下的扬基帝
国主义扮演了。
    这条新月形战线上的战火平息下来后，它被改造成一条军事防御线和战略包围圈，建立
起一连串的反共反华堡垒。从日本、朝鲜南部、中国台湾岛，到东南亚各个国家，大大小小
的反共的、腐败的、压制劳工的、假民主的政权（如日本、菲律宾），或干脆是赤裸裸的军
事独裁政权（如南朝鲜、台湾、南越、泰国、马来西亚）被扶植起来。在中立的柬埔寨，和
有可能转向反帝的印度尼西亚，亲美独裁的朗诺政权和苏哈托政权通过血腥政变上台。其中
很多国家内，反共、反华和迫害华侨结合在一起。
    美国向全世界宣称，太平洋西岸的沿岸岛屿为美国的防御线。并通过一系列军事协定，
如美日安保条约（一九五二年）、美台军事协定（一九五三年）、美韩军事协定（一九五三
年）、日韩军事协议案（一九六三年）和日韩条约（一九六五年），构筑了由一连串的陆海
空军事基地、一整套协同作战方案、周密完备的情报、间谍和特工破坏作业和经常性的军事
演习、侵犯领空与战争挑衅组成的严密包围圈。一九五四年，美国网罗了针对中国的“东南
亚条约组织”军事同盟，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
斯坦和泰国。一九六三年，美国日本制订的“三矢作战计划”，和一九六五年被揭露出来的
“飞龙秘密作战计划”，都是以中国、朝鲜为假想敌，规定战时由驻日美军指挥美、日、南
朝鲜军队联合作战。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军队每年进行针对朝鲜北部和中国的军事演习，而日
本则经常以隐蔽和辅助的角色参加演习和调动。美国对华的围堵包围政策的一个重点战略就
是制造“两个中国”。美国除了以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海峡、对蒋介石政权给
予军援、出售武器等直接军事干涉以外，还对台湾进行大举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培植台独势
力，在国际上散布“两个中国”的言论。
    包围圈上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内部，形成了美国庇护下的新殖民主义社会形态。美
国在这些地区扶植起亲美、反共的代理政权，使它们的内部经济和社会政策为美国的亚洲整
体战略服务。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战略作用不同，美国对它们所规定的社会经济形态
也完全不同。这就造成了发生在中国周边的所谓“日本经济奇迹”、“四小龙”、“新四小
龙”等一个梯度发展形态。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在二战后初期相当一段时间内，所有这些地区都处在社会动荡、反
美声浪、劳工运动和其他人民运动的困扰之中。为了防止这些和中国大陆比邻相望的地区发
生革命，美国为这些地区设计了土地改革，当然不是通过剥夺剥削阶级的方式而是由美国资
助实行赎买的方式，以减缓社会危机因素的办法来压制社会革命的发生。另一方面，以对美
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依赖为基础，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军火特需为契机，才培育出
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和“四小龙”的“腾飞”。
    日本“经济奇迹”的国内扮演角色恰恰是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对亚洲进行侵略、对日本人
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日本财阀。在美国的政治、军事卵翼下，日本的财阀垄断经济依赖美国
的广大市场，同时剥削那些同样在美国卵翼下的亚洲国家，对内以反共和压制劳工为保证，
在战后两次亚洲战争中大发战争财，以此营造了“经济奇迹”的基础。战后早期，日本以日
美军事同盟为保障，依赖美国的粮食、原料与能源，以轻工业产品倾销东南亚；在一九七三
年和一九七八年两次石油危机与日元升值危机之后，实行产业换代，将轻工业投资转移到南
朝鲜、台湾和东南亚，同时因为本国国内压制劳工工资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以机械、汽车、
电子产品进入对日本格外照顾的美国市场。
    美国在南朝鲜、台湾的新殖民主义统治，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反共、压制劳工等
政治军事目标为最主要优先。在经济上，通过对劳工的镇压，使廉价劳动力敞开接受美日和
本地资本的剥削，并用样也是以作美国的战略附庸为条件，换取美国的市场开放。在香港、
新加坡，类似地是以英国殖民主义势力和当地压制劳工的资产阶级默契合作，并充当美、日
在亚洲经济扩张的集散地和金融中心。
    值得指出的是，近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是
他们“埋头苦干、勤劳致富”的结果。这是在把一个压榨、剥夺和依赖性的痛苦过程美化改
编成一个美妙的成功经验。所谓的“埋头苦干”只不过是被束缚在奴役性的社会关系与劳动
条件下的廉价劳工茫然无助、忍受压榨而已。
    所谓的“日本奇迹”和“四小龙经验”是建立在对劳工阶级特别是妇女劳工的无情镇压
和残酷剥削、对乡村和边陲的无情破坏渗透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毒化之上的。［１７］包围圈
上其他地区，亦出现了所谓“新四小龙”，即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正在工业化的
国家。在这些地区，我们看到的是更典型的新殖民主义形态，很长时期内是在亲美、反共的
军人政权的独裁统治下，农村的残余封建关系仍然大量存在，人民的反抗遭受镇压。只是在
最近期间，出现了世界银行赞助下的外资注入、出口导向模式的经济增长。然而，在高速增
长的背后，是更为依赖性、不平衡的和畸形的发展形态。当然，还有连任何经济增长都没有
出现的菲律宾，在美国长期的更直接支配之下，它仅仅被当做一个战略基地，经济上完全依
赖美国，市场彻底向美国敞开，因此长期以来无法摆脱穷困的新殖民地地位。［１８］以上
也基本上是日本的一些人所鼓吹的“雁行阵”神话下面的残酷现实：
    在对新中国冷战的政治军事架构下，美国的垄断资本和日本的财阀资本沿着经济不发达
的梯度向亚洲其他国家延伸渗透，从而把整个东亚地区容纳到一个依赖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新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相应战略，就是有选择地把包围圈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改造
成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宣传橱窗。我们应该认识到，包围圈上受美国支配的地区，它们社会
内部所经历的巨大变迁的真正动因，恰恰是他们作为冷战包围圈所起的角色。它们的社会经
济发展，不论是作为军事基地还是资本主义橱窗，从来都不是服务于当地人民的利益，而是
围绕着美国的战略利益核心，那就是围堵和扼杀中国革命的影响。
    新中国为了反对这个新月形包围圈、打破帝国主义的围堵封锁，作了坚决的斗争。这其
中首先包括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壮举。在政治和外交上，中国参加了一九五四年
的日内瓦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问题和谈会议，和一九五五年组织、参加了加强亚非第三世界
国家团结的万隆会议。新中国在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斗争中，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在第
三世界人民心目中，中国成为敢于和帝国主义对抗、真诚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位第三世界受压
迫人民的真正朋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堪称恶劣，经济实力也非常有
限，但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策略，却使得中国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上时时刻刻掌握着主动
权，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而被中国牵着鼻子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是靠什么“不打头”
的韬晦外交或实力的“硬道理”，而是靠道德的勇气和正义的力量在国际上打了一个又一个
的漂亮仗。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围堵包围战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也不是孤军作战。首先，在中国最
邻近的朝鲜和印度支那，当地人民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付出巨大牺牲，驱退或赶走了帝国
主义势力，这是包围圈上的火线战斗。除此之外，在帝国主义阵线内部、反共统治之下，下
层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的诉求把他们和新中国的反帝斗争以及新中国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联系在一起。
    回顾一下日本人民反对美日军事同盟、反对美日势力侵略亚洲的斗争对今天尤为发人深
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反对大赦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从四九年中国革命胜
利的时刻就已经开始，因此也一直是以声援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主要
诉求。从抗议四九年“松川”审判事件中迫害进步人士，到五十年代反对旧金山条约和日美
安保条约，到六十年代反对美国核潜艇在日本“停泊”、反对美国军事基地、反对“日韩条
约”，到七十年代反对美军继续占领冲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日本人民的反帝斗争从来没
有中断过，并在一定阶段内演变成全民性的大规模街头抗争。在南朝鲜，从李承晚直到金泳
三的统治，都伴随着劳工抗争、学生运动和人民大众反对美国军事占领、要求统一的运动，
最具规模的有一九六○年将李承晚赶下台的学生运动，和一九八○年的光州人民起义。反对
美日帝国主义、要求国家统一的学生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国的军事独裁和反动统治下，人民斗
争更借鉴了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和越老柬人民的斗争经验。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一时间在
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的浪潮下岌岌可危。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斗争起了精神榜样和道
义同盟的作用。然而，和当时苏联领导人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机会主义、利己主义性质的援助
相反，中国从来不去为别国人民的革命代劳，坚持“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
靠自己的斗争”。［１９］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第三世界的被压迫阶层找到了一大批真诚
的朋友；但他们不是王明式的“卫星党”、“儿子党”，而是心悦诚服地为中国革命的理念
和道路的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所感染。在一个时期内，连日本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共产党
人，都在向往着中国革命的道路［２０］。
    即使是在美蒋森严统治下的台湾岛，亚洲地区和全世界的反帝革命的浪潮也透过封锁，
呼唤白色恐怖下的台湾年轻人。七十年代初，在美国的唆使下日本加紧侵犯钓鱼岛，多次以
武力强行驱赶在钓鱼岛附近打渔的台湾渔船。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三日，美国和日本签订协议
归还琉球的行政权，同时却私相授受将中国钓鱼岛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事件发生以后，在台
湾的国民党当局对美日采取畏缩忍让的态度，对校园和民间的保钓运动则使用限制、压制的
手段。是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一部分香港留学生和其他爱国华侨将保卫钓鱼岛的行动发展
成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运动，并把它深化、发展成为了解中国大陆、了解社会主义、争取中
国统一的运动。保钓运动中的左翼，彻底拒绝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所接受的反共和殖民主
义教育，在思想上批判西化、殖民化，开始了认识本土、了解下层劳动人民、认同社会主义
祖国的过程。中国政府对保钓运动表示了坚定的支持，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
接见了台湾留美学生保钓运动代表团。
    这就是战后以来围绕着中国革命胜利、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发生在亚洲西太平洋地
区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的一个大致全貌。尽管斗争时紧时缓，形式也从直接的围堵与反围堵战
争转变成非战争手段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本身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追究这场包
围和反包围的斗争的最深层意义，就是作为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宪兵的美国，和挑战这
个体系的新中国之间的冲突较量。
    这里面除了有美国打算长期称霸亚洲、不容任何新兴势力挑战美国霸权，而新中国需要
巩固新生国家的生存环境等地缘政治因素，还有人们常忽略的一个更重要维度，那就是：正
如同中国解放战争的本质是围绕着两种中国的命运的斗争，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较量则是围
绕着两种世界的前途与命运的斗争：一个要扑灭亚洲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把世
界引向新殖民主义黑暗，一个要消灭帝国主义、实现各民族平等发展、人民彻底解放，把世
界引向光明。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以及世界体系范围内的两个阶级
之间的大搏斗。
    在国际分析中，任何将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排除在外的解释，都无法严肃地面对国际政
治的历史和现实。
四、冷战后东亚战略格局
    在回顾了二战后围堵中国的包围圈的由来之后，我们也许能够
对今天整个西太平洋、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了。冷战结束后，我们听
到许多“世界新秩序”、“历史的终结”之类冠冕堂皇的颂词，连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人中
都不免有人要附和一下这个大合唱，恭喜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美妙时代。
    然而，冷酷的事实是：二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国际体系，一个以新殖民主义形态控制世界
各个地区、在全球规模上积累和转移剩余价值、以综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将不发达的
边陲屈服于发达的核心的全球权力结构，并未因冷战结束而有大的改变，除了仅存的超级大
国的实力在冷战中被严重消耗以外，这个体系的以强凌弱的逻辑、劫贫济富的能力、对体系
挑战者的镇压的凶狠残忍，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噬血成性和猖狂无忌。［２１］
要想认识冷战结束的意义，就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冷战。西方把冷战的结束渲染成是优越的
资本主义战胜了压抑、低效率的社会主义。然而，我们不必跟着唱这样的陈词滥调，而应做
出自己独立的分析［２２］。冷战具有两条线索，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条是北约和华
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苏联集团尽管是集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对抗资本主义西方，但苏联
集团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丧失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远见和激情，在政治行为上也早已丧失了革命
政权原有的进取性、群众性，变得被动、保守，最后发展到自己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自
取灭亡地葬送了工人国家的政体。尽管苏联领导人对反帝反殖斗争采取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
的态度，但是，由于其政体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它至少在口头上需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新
殖民主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扩张资本主义市场及维持世界霸权的障碍。另一条线
索是在世界的“南北”地区之间，也就是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即新老殖民主义国家与第三世
界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冲突，尽管美国和西方阵营在镇压第三世界的民族
解放运动时使用的是“反对苏联扩张”、“反对共产主义”的名义。［２３］由于美国在敌
对华约集团的同时也敌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以及上面所讲的苏联囿于列宁主义反帝原则
与其革命历史传统的限制，构成了这两条线索之间的联系，但同时也使很多人不能认清它们
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在亚洲地区，冷战主要是围绕第二条线索展开的。毛泽东在晚年提出美
苏集团之间的“中间地带”的概念，并号召组织起一个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的阵营，为的就是
强调这第二条线索，使中国坚决地站在坚持原则、无私帮助弱小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立场，
同时中国自己独立地去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创新的道路。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后冷战的意义，应主要是：美国和西方集团在军事对峙上赢得胜利，
取得了东欧俄国大片潜在市场，并排除了资本主义西方肆意掠夺南方的一个障碍，如此而
已。西方将它宣传成是所谓“两种制度在竞争比较中的优胜劣败”，然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作为从欧洲启蒙主义中衍生出来的两个人类理想之间的持久对立和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挑
战资本主义不到一百年的人类实践，认为就因此分出最终胜负，是非常眼光短浅的。事实讽
刺性地说明，不是西方的优越导致了苏联的垮台，反而是苏联的垮台暴露了西方制度的弊
病，引发了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苏联东欧事变导致西方军火订货剧减，引发了九○年开始
的经济衰退。苏联集团的瓦解也不是人民的选择，从中央情报局到罗马教皇等反共势力的精
心策划恐怕起了更大的作用。
    以第二条线索而言，即“南北”意义上，美国和西方阵营针对南方贫困国家的冷战没有
随着东西方的冷战一同结束，而是在“世界新秩序”的旗号下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美
国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乘胜进击，以九一年海湾战争中屠杀二十万伊拉克人的彪炳战功
为“世界新秩序”作了图解，那就是：它要重新确立美利坚帝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被击溃的
威信，将世界退回到二战前、甚至一战前十九世纪的以强凌弱、强权就是真理作为国际准则
的黑暗年代。在一个没有苏联超级大国为敌的时代，美国仍然把军力保持在同时打赢两场局
部战争的规模［２４］，相信这两场局部战争的作战方案都已经拟就，一场在中东，另一场
则在东亚地区。
    “世界新秩序”在亚洲、西太平洋地区，遇到极大的麻烦，障碍的来源，仍然是来自过
去的新月形包围圈所一直未能完全摧毁的对象。在美国战略家的眼里，今天的中国仍是那个
打破了美国世界霸权在东方的战线的新兴政权，仍是不听美国命令的“逍遥法外”的国家，
仍是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挑战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一个大国。尽管我们看到，
今天从中国本身，到中国周边地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历了很大的变迁，甚至
面目全非，以致有人以为新月形包围圈也和冷战思维一样成为历史遗迹了。然而，新月形包
围圈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经济体系，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结构，不论经历多么眼花缭乱的
千变万化，也要服从它当初得以存在的逻辑，它的最长远的战略目的和功能并没有发生改
变。
    在冷战结束前十来年中，美国对华战略就已作了重要调整，主要基于中国内部的一些变
化，特别是那些美国为之高兴的一些变化，比如：新中国经三十年自力更生的建设所造就的
巨大国内市场开始对外开放，私营经济渐渐发展起来，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亲美情绪蔓延，中
国在文化、外交等政策上的反美反帝倾向改变为“非意识形态化”等等。［２５］基于三十
多年来围堵、颠覆政策的破产，美国开始执行早就有所考虑的另一套备选方案，那就是：把
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身上”，以渐进式的和平演变与“西化”战略，
鼓励在中国的那些美国心目中的“健康力量”和“健康发展”，以便使中国朝着美国所设计
的方向走去。然而，在美国国会里那些诅咒“红色妖魔”的“谩骂中国者”（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ｈｅｒ），与那些奉劝人们对中国要“耐心”、“交往”，劝导人们看到中国已经发
生了“很大进步”的“接触学派”，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有的话，只能是后者的用
心更为阴狠，更有欺骗性。美国对付新中国战略的前后一致性，从八十年代末任驻华大使的
那位美国先生的履历上可以看到惊人的例证。这位前驻华大使曾长期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主
管针对中国的情报和秘密操作，五十年代曾亲自主持过训练、资助和指挥西藏的“自由战
士”的叛乱活动；后来又任美国在台湾协会台北处处长，继续做针对中国的情报和机密工
作。
    就在八十年代中美关系最“健康发展”的时代，这位冷战武士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然而
中情局交给的秘密任务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大使先生在中国任职期间构织了一个完整的情
报、特工、“不同政见者”的关系网，为插手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政治事件起了关键作用。
［２６］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前后，基于苏联东欧的蜕变、海湾战争以及一九八九年中国
的政治风波及以后的局势发展，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的对华战略也随之进行了调整。
美国决策层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从“接触”、“交往”、“西化”的策略，做出向“分
化”、“围堵”甚至“颠覆”的策略的试探性转变。然而，无论是经济社会上的“西化”战
略，还是政治上的“围堵”战略，它们的战略目的是相同的，两个战略的具体操作的人员班
子也基本上是同一批人。在这个整体战略中，台湾、香港作为美国势力针对中国的“前突位
置”，变得分外重要。它利用中国对外开放和沿海特区经济政策等，以台湾、香港为据点，
吸引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离心中央，以造成中国南北分裂，并以港台为中转站和帮手，向中国
内陆输出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瓦解中国的民族经济，培埴亲美的买办势力。
    美国决策者即使是某一时刻侧重和平演变与间接的分化等手段，也从未放弃武力与战争
作为待选的手段，更不会放弃在亚洲的军事霸主地位。和五十年前一样，美国在亚洲最关键
的落脚点仍然是日本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战后五十年来，横跨太平洋的美日军事同盟，在西
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条双边联盟；战后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体系的维持，
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这枚“定海神针”。然而，它也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亚
洲之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锋芒是对准中国的。因此，要想认清中国面临的冷战后东
亚战略格局，正确分析美日联盟成为关键。这里不妨对美日联盟提出几个根本性的估计。
    一、在美日关系中，美国仍是占支配性的主导地位的一方，这个情况五十年来一直没有
改变。首先，我们从美日两国的政权合法性来看。这里，牵涉到一个政治学概念，那就是统
治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它是指一个成熟巩固的阶级统治，不再完全或至少不再表面
上依赖于于强迫性的暴力手段，而是依靠一个完备而缜密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它对民
间社会的的渗透并取得默契，以表面上道义的、取得共识的方式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２
７］。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在战后的国内统治实现了稳固的霸权，尽管在六十年代受到极大
的冲击。相反，日本战后的政治体制就从来没有实现这样稳固的霸权。战前日本社会的霸权
基础是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日本战败，这个基础成为碎片；然而，美国占领后，
负有战争罪责的天皇被保留下来，同时一个外来的强加的“民主”制度又建立起来，二者的
合法性都成为问题。美国占领不久就实行重新武装日本以及恢复财阀经济的政策，更使日本
战后政权无法处理日本二战中的侵略历史，同时又需要支援美国进行朝鲜战争并在国内反
共、压制劳工运动，以致日本战后政权无法稳固地建立在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共识之上，而
是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占领和美日同盟的强大支持，依靠权威主义的、保守的、并且是非常腐
败的政治运作。
    日本的经济结构也如出一辙，是由大家族、精英和财阀甚至黑社会所把持。总之，日本
的统治阶级远远缺乏美国或其他发达西方国家所具有的完备的意识形态统治和民意基础。这
导致了几个后果：最主要是日本在国际和亚洲战略上，完全配合美国的战略和利益，日本扮
演了一个胁从的帝国主义角色。日本统治精英由于其极端的对外依附性和买办性，它和人民
的分离要比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为严重。和日本的政界、商界的保守、反共形成强烈对
比，日本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阶层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没有被容纳进体制内的人民的反对
力量的潜力是巨大的。由于日本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支离破碎和杂乱拼凑，作为国际角色的日
本，缺少代表民族国家的明确战略意图，日本统治精英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与可行的长远的国
际战略［２８］。这是因为：尽管老的军国主义者余孽重新以武力称霸亚洲的妄想仍然存
在，但由于它根本脱离战后世界和亚洲的现实，即使在日本国内也臭名昭彰。另一方面，日
本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大规模渗透亚洲其他地区，但是它基于一种单纯的经济主义，而离不开
依赖于美国保护的军事架构。无论是军事或经济帝国主义，都不符合日本国内广大人民的利
益，也得不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被一小撮政客所鼓吹的所谓“政治大国”计划，讲不出任何
道义和实际的内容，最多反映出一种“财大气粗”的庸俗逻辑。与日本相反，美国在国外的
军事经济扩张，有着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战略相配合；在公众舆论和经济利益方面，
也都已经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形成互相支持、互相依赖的牢固体系，从更深刻的层次上消解了
反对声音。以上这个估计可以从近来日本国内和美日联盟的发展中得到证实。日本国内反对
美日联盟和美国驻军的人民意愿从来都是强烈的，但无法反映到政治体制中。驻日美军与日
本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个热点就是冲绳美军基地问题。小小的冲绳岛上，建有７５％的驻日
美军基地，集中了驻日美军的６５％。战后以来美军基地的长期存在，使当地社会呈现一种
殖民形态，使冲绳成为日本最穷的县之一。因美军的存在，严重扰乱当地社会的治安。在过
去的２２年里，岛上共发生了４７００余起与美军有关的刑事案件。一九九五年九月，冲绳
问题再次复发：驻冲绳岛美军三名士兵强奸一名当地１２岁女学生，美国一度曾利用美军在
日本的治外法权干扰案件的侦察和审判。这桩暴行更加深了日本人民对美军长期驻扎日本政
策的反对。九六年间，冲绳县政府决心不延长美军基地使用权，而日本政府坚持不顾冲绳民
意，导致双方上法庭解决问题。另一个实例就是日本社会党近年来的命运：该党战后一直以
代表日本人民的和平意愿为自居，很长时期内在党的纲领中反对美日军事同盟、反对美国驻
军，反对天皇制度，甚至反对太阳旗作日本国旗。然而，社会党一直只能作为在野党存在。
一九九三年，社会党放弃反对美日军事同盟等党纲，参加了联合内阁。但放弃和平主义原
则、和保守政党同流合污的结果，是在一九九六年在大选中遭到选民的唾弃，社会党本身也
分化瓦解，一部分选民转向仍保留部分反美态度的日本共产党。
    另一个值得强调的事实是：美国和美日同盟与战后日本出现的和平主义倾向一直是处于
对立冲突的状态。从朝鲜战争时代以来，美国就在催促日本突破宪法第九条和平条款，胁迫
日本向海外出兵；从去年四月发表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九点文件和最近公布的《美日防
务合作方针》草案中可以看出，美国不顾日本国内反对，正在极力将日本拉进一个“战时共
同防务体制”，即从根本上突破和平宪法。［２９］美国对于日本，不是什么防止它走向军
事大国的限制，而恰恰是日本走向重新军事征服亚洲道路的唆使者。因此，美日军事同盟，
以美军对日本基地的长期占领、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为标志，实质是一个基于美日之间的主
仆关系的不平等联盟。日本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紧张的地位：它一方面要对美国忍气吞声，唯
唯诺诺，另一方面又借美国的保护为虎作伥，指手划脚地一会儿称在朝鲜半岛有战略利益，
一会儿又要“保卫”台湾岛和中国南海［３０］。同样重要的是，美日同盟得不到日本广大
民众的认同，只能靠保守、腐败的日本政客出面弹压着局面，一旦失去美国的联盟关系，抱
着军事大国梦想的一部分日本政客连一天也无法面对日本人民要求坚守和平国策的强烈呼
声。正确认识美日同盟中的不平衡性和起主导性作用的一方，对于怎样具体应对它对中国的
威胁，关系极为重大。
    二、美日间的利益冲突比之冷战中更为加剧。这里指的主要是日本统治阶层与美国之间
的矛盾在后冷战时期更加公开化。日本在刚战败时，面对亚洲国家的敌视，处于美国保护伞
之下、依靠美援并以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配合美国的亚洲战略，对日本十分有利；随着日本
成为经济大国，它对这种由美国主导的联盟越来越不满，即使在统治阶层中反美的情绪也在
增长；从美国角度看，日本羽毛丰满后，对美国越来越不忠实、越来越不听话，并在争夺市
场方面损害美国的利益。八十年代末在美国出现了“抨击日本”（“Ｊａｐａｎ－ｂａｓｈ
ｉｎｇ”）
    的浪潮。一九八九年，日本自民党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前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的
谈话录《日本可以说不》被美国私下翻译成英文，又造成美日之间一场唇枪舌剑。书中历数
了二战结束后特别是日本成为经济强国以来，日本在美日关系中的唯命是从、容忍退让的屈
尊地位，并声称：日本在一些尖端军事技术中已经领先美国，美国打赢海湾战争是依赖了日
本的高技术。石原建议日本以这些尖端科技为要价法码，甚至以断绝日美同盟、和苏联合作
研制战斗机为要胁，在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和美国讨价还价。石原的原书因是内部流传本，说
了很多嘲骂和丑化美国的话，流传到美国后，引起喧然大哗。贸易摩擦、互相攻击谩骂以及
上面所讲到的冲绳美军基地问题，在九十年代初几乎将美日同盟关系驶进险滩。为了应付这
种严重威胁美日联盟、因此也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的关键战略落点的险状，“中国威胁论”才
被在美、日的媒体中大肆宣扬，一种恢复到五十年代美日战略关系并更加以发展的动向才明
显地暴露出来。这实际上是近来日本右翼分子借机在钓鱼岛挑衅的直接背景。
    三、从日本在亚洲的矛盾角色和地位来分析。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又是“外来
者”。这主要表现在两种不同因素的对立。地缘政治中，有一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如国家
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联盟等等，有些因素是无法人为改变的，如国家的地
理位置、国家间的距离等地理因素，自然资源的分布，语言文化的异同等等。由于国家的强
弱大小不同，及各种政治考虑，国家间的联盟敌对关系，会出现顺应或违背地理文化因素上
的接近的不同组合，因此有远交近攻、或近交远攻等不同策略。以此考察日本，日本战后在
美国占领下，继续保持在“脱亚入欧”的轨道上，一方面是美国在亚洲的买办和代理，一方
面是和亚洲国家离心离德的异己者。一个和亚洲文明有着上千年的联系、和亚洲大陆毗邻相
望的国家，偏偏要把自己的政治经济与国家安全栓在远隔大洋的对岸。美国的战略则是利用
亚洲各个大小国家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分而治之，使自己充当亚洲的宪兵，并全力将日
本限制在美国的轨道上，防止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合作。然而，由于地缘接近的不可改变
性，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总会得到解决，而一些潜在的利害关系也迟早会使日本的“脱亚入
欧”的矛盾角色难以为继，并陷入深深的危机。假如在亚洲发生一场由美国参与的局部战
争，它对日本国内的震动将远远超过对美国国内的震动。日本四岛假如充当美国的战争基
地，就有很大可能遭受重创。而作为策划、发动和执行战争的美国，只要在没有大规模的美
军伤亡情况下，为了达到它的长远战略目的，并不忌讳包括日本在内的部分亚洲变成战争废
墟。日本需要面对这样一种无可回避的选择：它或是继续栓在美国的政治军事体系之上，和
亚洲国家作对，但承担替美国承受战争的炮火的风险；也可以选择拒绝充当美国的军事基
地，得罪美国但免于战火威胁，留下来和亚洲国家和平共处。日本的不同选择，将造成美国
继续拥有日本四岛作为干涉和出击亚洲的前突位置，与美国失去这个前突位置、失去一个插
手亚洲的关键支点的重大区别。假如我们真的相信会有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的亚
洲，那么，它应该是毗邻国家平等互利、友好共处的亚洲，而不会是由外来者继续充当宪
兵、利用亚洲人制衡亚洲人、利用某个亚洲国家充当买办和插进亚洲的钉子的那样的亚洲
了。
    在亚洲地区继续保持为军事对抗的主要舞台的，仍然是朝鲜半岛。虽然目前美日决策层
对朝鲜半岛的前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焦虑和举棋不定，但他们的意图则是越来越清楚了。在
他们的战略方案里，早已经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判了死刑，其战略目标也毫不隐晦地
是以最小的代价，但不惜任何手段，从经济、意识形态，到政治、军事，来扼杀这个政权，
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南方吞并、收降社会主义的北方。朝鲜半岛也是美国准备在全球同时打两
个局部战争的首选场所，为了维持和扩大现有的阵地，美国不惜进行第二次朝鲜战争，以实
现其四十四年前没有实现的企图。作为曾经是社会主义朝鲜的军事同盟国与长期的战略和意
识形态盟友的中国，从现今的动向看，至今并没有对这个战略目标有明确的反应和具体的对
策。而一些人的言论和思想，甚至是附和与默许这个美日统治阶级的恶毒战略。在吸食了过
多的“四小龙经验”的精神鸦片之后，似乎要以新十字军东征的虔诚狂热来把东亚资本主义
的福音推广到世界上所有还处在蒙昧封闭和顽冥不化的角落。
    然而，这个美日战略，将无疑地给朝鲜、中国和其他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首先，
我们从两个朝鲜的内部来看“南方吞并北方”方案的可行性。美国和“自由世界”长期以来
将北方政权宣传成为苏联的傀儡政权，似乎离开了苏联它一天也生存不下去。然而，苏联解
体以来的事实证明：北方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它自己的反帝资历，它至今仍能在极端严峻的经
济形势下保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在朝鲜南部长期保持了“充足数量
的”带核弹头的导弹发射设施，目标瞄准北方，这不仅在亚洲，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例核武器
发射设施长期瞄准一个非核国家。这种欺人太甚的作法也是北方政权一直能够维持合法性和
凝聚力的部分原因。朝鲜北方的经济存在很大问题，这里面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然而这里只需指出：南方吞并北方，也许能够以彻底解散北方经济的方式解决北方的经
济问题，但仍无法消除北方政权合法性的基础，那就是民意和凝聚力。再来看南方政权：经
过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民主化，它从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演变到半资产阶级民主、半权威主
义的政体，而美国在南方的驻军仍给它以一种半殖民地的特色；在经济结构上，它仍然继承
了日本殖民主义遗产中的最反动、最封建的一部分，那就是大家族财阀经济，因此它的政
治、经济具有典型的东亚资本主义的腐败特色。无论是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包括最近揭露
出来的牵连到总统的“韩宝集团”行贿案，还是日益面临强烈国际竞争的南朝鲜经济与背负
的巨额外债［３１］，还是从未停息过的劳工斗争、学生运动、反美反帝呼声和人民要求统
一运动等等，都说明南方政权本身就面临很多危机。因此可以推断，即使颠覆朝鲜北方政权
的战略得手，“南方吞并北方”的过程也注定不会象西德吞并东德那样和平，而将引起巨大
的社会冲突。我们也许会看到难民浪潮、经济危机、人民反抗和外来干预。到那时，中国所
期望的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则根本成为空谈。
    第二，正如同朝鲜南北分裂的根源在于日美帝国主义，朝鲜半岛“南方统一北方”的战
略，也是美国和日本统治层长期以来的战略；在这个战略中，美国、日本以及美日同盟将扮
演关键的角色。美国已经多次不厌其烦地声明，美国将在统一的朝鲜半岛上无限期地驻军
［３２］，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强行规定：统一的朝鲜只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和军事基地，而
否定了一个和平与不结盟的统一朝鲜国家的可能。这其中也不排除在“南方统一北方”的过
程中，一旦出现内乱，将在“美日战时共同防务体制”的安排下，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统一
指挥，由美军、日本自卫队和南朝鲜军队组成联合作战部队，开进朝鲜并对整个朝鲜半岛进
行军事占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将看到美国的军事基地从此遍布整个朝鲜半岛，直抵
鸭绿江畔。我们也将眼睁睁地看着在朝鲜北部的一座座志愿军烈士陵园被推倒铲平，在其上
建起美国军事基地或美国大兵放浪形骸的游乐场所。美国将会要求在中朝边界设置非军事
区，并要求中国东北境内的军事设施接受“国际监督”。观察美国和北约集团在苏东集团瓦
解后仍然穷追猛打，抓紧东扩的作法先例，我们也可以估计到朝鲜半岛问题按照美日的战略
计划解决后，将会出现一个扩大定义的美日同盟，或制订一个包括美、日、韩和台湾的“西
太平洋军事公约组织”，这个“西约”将加紧“西扩”，渐渐将利剑架在中国的脖子上，逼
迫中国彻底投降、分化和解体。
    第三，美国和西方国家将抓住朝鲜南方吞并北方的机会，制造第二次“苏东波”，以便
趁机对仅存的几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及古巴实行最后的颠覆、瓦解。
    这些国家中，以中国首当其冲。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出兵和美国较量的中国，在她所捍卫
的国家和阵地被彻底消灭之后，将被当做国际侵略者和扩张主义国家遭到“自由世界”的围
攻和谴责。美国将以最终胜利者的姿态，把中国带到美国所设的道德法庭上来，拿出清算纳
粹的气势来清算中国的“侵略罪行”。对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保家卫国的一个重大篇章彻底否
定，将形成一种邪恶的逆流，去摧毁新中国赖以维系的最根本的精神和信仰支柱，并给予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士气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它在美日挑衅进逼的情况下无力保卫国防。在抗美
援朝时代，魏巍老前辈在前线报告《谁是最可爱的人》里所纪录的撼人心扉的英雄气概，代
表了新中国的军威和士气，也融进了新中国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的精神与心灵。所有这些精
神遗产，也会连同志愿军烈士们的鲜血付诸东流。抗美援朝时期前后的其他革命历史，如解
放全中国的斗争、土改斗争、镇反运动，所有这一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会成为疑问，整个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要跟着被彻底否定。那样的话，在中国大地上将出现东欧一些国家所
出现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反攻倒算，参加土改和分到土地的贫农阶级被围攻、被清算和被迫
害，而大批共产党人被带上法庭、送进监狱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而这一切，也将仅仅
成为美日联合重新殖民亚洲的一个序曲。
    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论证中国今天有必要重温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及其团结和联合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以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旗帜反对超级
大国和霸权主义操纵世界的战略原则，并总结它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将它与当今
世界的现实相结合，对中国今天应采取的国际战略做出初步的分析。
    －－－－注释：
    １２．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１３８０页。
    １３．见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国时报》（台北）。
    １４．Ｇｏｄｅｃｈｏ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
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１７７０－
１７９９．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ＴｅｒｒｙＢｏｓｗ
ｅｌ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１５．Ｊｏ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ＡＰｏｌｉ
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Ｐ２３８，Ｐａ
ｎｔｈｅｏｎ，１９７５．１６．和在朝鲜战场一样，美国也一直将在印度支那战场上使用
原子武器作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实际上，早在一九五四年奠边府战役中，法军即将要遭到重
大失败、越盟武装力量将要取得战略性胜利的时刻，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向法国提出建议，表
示愿意帮助法国对越南使用核武器。这个建议因法国的谢绝而作罢。也不应忘记一九五五年
和一九五八年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时，美国两次做出针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的计划，准备在解
放军进占金门的情况下执行。艾森毫微尔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公开宣称假如中美开战，美
国将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说过：“核武器的使用不一定需要实际
爆炸，正如将一只手枪顶在对手头上构成一次手枪的成功使用。”见ＥｄｗａｒｄＳ．Ｈｅ
ｒｍａｎａｎｄＮｏａｍＣｈｏｍｓｋｙ．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ｔ：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Ｐａｎｔｈｅ
ｏ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８．１７．ＲｏｂＳｔｅｖｅｎ，Ｊａｐａｎ′ｓＮｅｗＩｍｐｅ
ｒｉａｌｉｓｍ．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０；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Ｄｅｙｏ，Ｂｅｎ
ｅａｔｈｔｈｅＭｉｒａｃｌｅ：Ｌａｂｏｒ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ｅ
ｗＡｓｉ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
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１８．见Ｌ．Ｇｉｅｓｅｃｋ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ｍ
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１９
８７。
    １９．毛泽东《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一九六三年八月九
日《人民日报》。
    ２０．见Ｊｏ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Ｐ２３８；《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社论《印
度上空的春雷》对印度一九六七年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起义的报道。
    ２１．ＮｏａｍＣｈｏｍｓｋｙ，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ｈ．７
ＴｈｅＶｉｃｔｏｒｓ．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１．２２．可参考乔姆斯基的论述：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Ｄｅｔｅｒｒ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ｈ．１ＣｏｌｄＷａｒ：Ｆ
ａｃｔａｎｄＦａｎｃｙ．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１．２３．１９４６年３月丘吉尔发表著名
的富尔顿演说，提出了所谓“‘铁幕’在中欧降落”的说法，一般被视为美苏冷战的正式开
始。１９４７年３月，杜鲁门提出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即“通过侵略或间接侵略把极
权主义制度强加于自由人民，就是破坏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危及美国的自由和安全。”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９５０年向美国总统递交了一份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６８号调查》
的绝密文件（直到１９７５年才解密公开），系统地提出了以加紧军备、实力对抗为手段的
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ｄＷａ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ｉｎｇＮＳＣ６８，ｂｙ（ｅｄ）ＥｒｎｅｓｔＲ．Ｍａｙ．Ｂｏｓｔｏｎ：Ｓ
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２４．见美国国防部长柯恩一九九七年五月
十一日公布的《四年一度国防检讨报告》。
    ２５．见美国《时代周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２６．见《当代思潮》九三年第五期，牛羊《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不久前，这位
前大使先生又赫然出现在“香港政策研究所”新成立的“香港自由市场指标”的国际顾问委
员会中。看来其情报机密工作的才干又有所用场了。见香港中国通讯社五月二十七日电。
    ２７．参考以下有关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各种论述：葛兰西《狱中笔记》、阿尔
图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ＤａｖｉｄＬａｉｔｉｎ，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ａｎ
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Ｙｏｒｕｂ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
６．２８．这与绝大多数的分析有所不同，如何新《论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外交战
略》，见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第７页。
    ２９．日本《朝日新闻》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报道：“《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期
报告将有触及［日本］宪法所禁止的行使集体自卫权之虞”；及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九九
七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战争的检验与和平的旋律》。在美国的胁迫下，日本海军
的扫雷部队和军医参加了九一年的海湾战争。见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ｉｘｏｎ，Ｂｅｙｏｎｄ
Ｐｅａｃｅ．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４．３０．《中国时报》（台北）一九九七
年四月十日头版头条《日相桥本就美日防卫合作范围的发言》；日本新潮社月刊《Ｆｏｒｅ
ｓｉｇｈｔ（远见）》五月号藤田洋毅《桥本发言》。
    ３１．法新社一九九七年四月五日报道：“经济学家认为韩国外债高筑，可能发生墨西
哥式外汇危机。”预计韩国九七年的外债将超过１４４０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２
７％。
    ３２．一九九七年二月五日法新社报道。
五、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选择
    本文前面几部分论述了战后针对中国的美日军事同盟和新月
形包围圈的历史由来，以及在冷战后中国所面临的美日联合、强化并扩张其对亚洲的新殖民
主义控制的战略意图。本文的最后一部分试图论证中国今天有必要重温毛泽东在二战后提出
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其团结和联合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以人民的
正义斗争为旗帜反对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操纵世界的战略原则，并总结它具有一般指导意义
的战略思想，将它与当今世界的现实相结合，对中国今天应采取的国际战略做出初步的分
析。
    （一）当代世界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站在历史高度，对国际现实做出一种不是基于幻想和一厢情愿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紧迫和严峻的抉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首先取决于我们对当前世界
和当今时代的性质的一个最根本的判断。那些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意识形态、拜倒
在美国给不发达国家所设计的发展道路面前的人，以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与西
方“双赢”、“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世界大同”的条件已经万事俱备［３３］，只欠贫困国
家“更新观念”、“转变经营机制”、“和国际接轨”的东风，而无视当今世界从二战后一
直持续到今天的、并不断激化的主要矛盾：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加大，
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都在加深；发达国家控制着绝大多数的最先进科技，全球化
的结果是使发达国家能够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更有效的剥夺；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一些国际组
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七国首脑会议等，垄断操纵着全球根本性的政
治、军事和经济事务，弱小国家对世界事务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利，甚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
运。［３４］一旦正视这些世界主导性的矛盾，对于可能的解决途径，同样也有着完全不同
的估计：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和平与发展”，通过单方面的“减少麻烦、不搞对抗”就能解
决；然而，具有讽刺性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亦即世界体系的掌权者、同时也是这个体系
的既得利益者，对这个问题的估计反而没有那么乐观和富有玫瑰色彩。冷战结束后，一批带
盛世危言特色的著作在西方频频出现；［３５］这些西方统治层的谋策者提出的冲突论、对
抗论，并不只是反映了“过时的冷战思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后冷战世界的
“管理者”对世界局势的一个根本估计，反映了根据霸权主义一贯的行为准则，美国决策层
针对当今局势毫不犹豫地应用它手中的权力的特定方式，这就是美国单方面的发号施令和全
球性的军事干涉。事实上，在冷战后时期，全球战略优势极大地向美国和西方集团倾斜，使
得体系的掌权者更加为所欲为，愈来愈倾向于使用暴力和战争手段来捍卫现有的不平等制
度，越来越将不发达国家的“和平与发展”的前提，建立在西方与超级大国主导控制之上。
霸权主义者明白，“世界新秩序”不是仅仅靠“民主化浪潮”的甜言蜜语就能廉价收购，而
是要靠一番实实在在的血腥暴力来杀出“威风”和威信，如同在巴拿马、波斯湾、、索马
里、巴尔干和海地所展示的那样。
    中国需要和平与发展环境的愿望，无法脱离当今世界的严酷现实。我们的愿望并不等于
就是世界体系掌权者的愿望。尽管不同的人都在谈论相同的一些动听词句，比如：美国战略
家们也在大谈特谈“亚洲的崛起”、“二十一世纪是亚洲太平洋的世纪”，似乎也在承认西
方的衰落，甚至在满心期待着“亚太圈”的兴盛。亚洲人民所期待的“亚洲的崛起”包含着
改变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秩序的愿望；而美国战略家们心目中的“亚太圈”又是什么呢？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一语道破了天机：它是一个“信息化的、跨国公司化的，充满活力的
年轻的美国，只不过是在一个更宏大的规模之上。”换句话说，美国战略家所设计的亚洲太
平洋世纪，就是按照美国的经济文化模式，特别是按照美日关系的政治军事模式，将整个亚
洲太平洋地区纳入美国的轨道，把它改造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美国，使二十一世纪成为“新
的美国世纪”。［３６］这样的“亚太圈”，无非是把五百多年来西方殖民主义压迫非西方
民族的权力结构重新建立在一个更宏大与华丽的规模之上，让亚洲亿万人民的劳动所创造的
财富更有效地为白人老爷（包括“白人化”的、“脱亚入欧”的日本和其他亚洲买办）服
务；在这个设计中，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民族的的利益主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亚洲只是作为
供白人寻求异国情调的“夏威夷化”的东方主义的游乐玩赏的对象，以及为美国提供李小龙
式庸俗浅薄的消费文化的廉价原材料产地。泱泱亚洲，顶礼摩拜美国文化理想、匍匐拜倒在
美国的指挥棒下，这就是美国为中国和亚洲所规定的未来发展方向。
    即使中国人当中的一些人认定照搬抄袭日本、“四小龙”的东亚资本主义是中国发展的
一条捷径，对中国而言实现这个模式的外在条件，即纳入和听命于以美日为轴心的亚洲体
系，而同时又保持最起码的国家整合，也根本不为美日冷战后的对华战略所容许了。中国为
了在二十一世纪找到她在亚洲太平洋以及世界上的位置，掌握自己不被分化与西化（亦即新
殖民化）的命运，就必须具备属于自己的最根本的战略指导思想。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战略
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些是有正面意义的。八十年代《河殇》所表达的那种拜倒在
西方殖民主义面前磕头如捣蒜的忘本自虐的变态呓语不再能引起多少共鸣，一种“国家利益
至上”、强调“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的思潮渐渐成为主流。［３７］这种冲
突论和民族本位主义，比较前者的民族虚无主义，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然而，这也是极
为有限的一种进步，何况它很容易步入歧途。仅仅强调“国家强大才不受欺负”、“发展才
是硬道理”，是一种没有方向、没有精神内容的国家主义，它将人类历史庸俗化为社会达尔
文主义的自然淘汰史，实际上是拜倒在实力和“硬道理”面前，最终仍会向外表强大帝国主
义和殖民主义低头、滑落到民族失败主义的泥坑中去。
    民族虚无主义的出现，是从否定历史，特别是新中国的反帝斗争历史开始的。要想真正
克服这股否定逆流，也就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段尚未久远的新中国历史，因为它在近代以来中
国人民的斗争史册中，是唯一一段上升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精神和思想
力量、传播到世界上广大地区、并对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体制现状发出深刻挑战的光辉篇
章。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世界体制几经动荡，然而它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体制的
统治者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此，针对同样的根本矛盾，毛泽东领导新中国进行反帝反霸
斗争的最根本的战略指导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其团结
和联合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以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旗帜反对超级大国和霸
权主义操纵世界的战略原则，今天必须加以重温了。
    这里，试图简要回顾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轮廓，并总结它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
战略思想，将它与当今世界的现实相结合，对中国今天应采取的国际战略做出初步的分析。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六就已经指出，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其中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地区，是美国直接或间接侵略的最主要场所。［３８］美国在中国以支蒋反共的方
式干涉内战，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这时已趋向于将不发达的半殖民地中国归为美苏势力之
外的中间地带。在中国加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期间，中苏两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
革命斗争问题上渐渐发生分歧，毛泽东批评苏联领导人及其“卫星党”在反帝和民族解放问
题上已经脱离世界的现实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意愿，蜕变成固步自封、保守防御性的官僚利
益集团。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再次讲到“有两个中间地带”，一个是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另一个是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亚非拉人民最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而第二
个中间地带的发达国家一方面依靠美国，另一方面不满意美国，和它有很多矛盾。六十年代
中期以后，随着中苏分道扬镳、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以及全球群众性反体
制运动高潮的兴起，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挑战者，不再是已经“不复存在”
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是由中国和亚非拉国家人民结成的反帝反殖阵线。另一方面在西方
资本主义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欧洲日本不满美国的颐指气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是
根据二战以来这样的世界局势，主要联合占大多数的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人民，其次利用主
要的帝国主义和次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立并争取那些受超级大国操纵指使的第
二世界国家，孤立搞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从而开展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全世界人
民的解放事业的国际斗争。［３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一贯精神相一
致，有几个特别强调的侧重点，值得今天学习借鉴。一，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帝国主义和其他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相区别，对其决策者和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４０］。中国
在国际上应主要依靠世界上的人民和群众的力量，和他们互相支持，而不是走上层路线和精
英路线。这不仅和孙中山提出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结交弱者的主张相一
致，也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群众路线相一致。二，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帝国
主义不会改变它的本性，总是要捣乱、对抗、制造麻烦，欺软怕硬，得寸进尺。一方面，从
短期和局部看它是凶恶的，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观点、从人民的观点看问题，它是纸老虎，
是内心虚弱的。因此，就要坚持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的原则。三，“三个世界”理
论的深刻内涵，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原理对帝国主义时代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
的当代世界现实的创造性应用。它在指出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的普遍性和内在联系的同时，
也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两者之间的极大的异
质性：这不仅体现在它们的经济实力、主导阶级以及在国际上的对外姿态迥异，也决定了它
们的国际行为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也根本不同［４１］。这意味着第三世界为了争取国际斗
争的主动权，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战术，
而不是被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所设定的政治议程所牵制。下面，结合中国当前国际战略研究
领域里经常讨论的几个热点问题，继续阐发这些指导思想。
    （二）当前国际战略研究领域里的几种观点
    首先分析当前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领域里有主导性的但貌似对立的两种观点。
    本文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和当今
世界秩序里所具有的巨大的不平等关系，及其维护者随时诉诸武力的行为趋向，存在着尖锐
的矛盾。将冷战后世界的整体特征概括为“和平与发展”，甚至是正在走向中国与西方“双
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直至“世界大同”，都完全无法与当今世界的现实相吻
合。特别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单方面反复表达合作与对话的愿望之下，西方集团仍然
持续强调中国的“共产极权国家”的身份、不断升高针对中国的敌意和对抗，迫使中国战略
学界对“和平与发展”的整体估计不得不做出各种限定，如：“国际形势保持总体缓和，但
也有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地区热点温度有升有降，形势复杂多变”；［４２］中
美关系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磨擦、又有妥协”等。更有一些战略分析在很大程度
上放弃了“趋同”、“双赢”等论点，转而以冲突学说分析国际格局，其假设就是：在当今
世界市场空间日益狭小、资源日益紧缺的条件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占主导地位；而且任
何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国家政治制度如何，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
为最高准则，因此他们在争夺国际市场和资源利益中的冲突行为，没有任何道义成份，甚至
可以类比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生存竞争”；而国际秩序也近似于“国不为
己、天诛地灭”的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霍布斯自然状态。［４３］这里试图说明，上面这
两种对国际格局的貌似相反的评估，构成了一个虚假的对立和虚假的二分法，他们掩盖了对
当今国际格局的真正科学和深刻的认识，更无法为象中国这样具有特殊条件、处于特定地位
的国家得出一个有效的战略指导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超越这两个虚假的二分选
择，并展现出两者都无法看到的世界格局中另一些丰富内容，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不难看出，强调“双赢”、“趋同”的“和平与发展”学说，其本质是阶级合作、阶级
投降的“双赢”、“趋同”；而冲突学说则建立在无阶级或超阶级的霍布斯型的“国际自然
状态”和西方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两种学说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或是
技术和“现代文化思潮”（现代化理论的万能咒语）的传播，或是某种抽象的人性假设（霍
布斯理论的全部根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种学说在最本质上都是对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
论的模仿，因而并不构成什么真正对立的二分法。同样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
划分”理论是在他领导了长期的农村武装割据、阶级斗争、人民游击战争并总结了中国革命
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国内斗争经验之后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独到的方
法，从阶级和群众的观点考察世界和国际问题，展现了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抵达的
一个广阔领域。
    对于那种希冀“不战而胜”、中国与西方“双赢”的论调［４４］，已经有霸权主义这
个反面教员提供了最好的反面证据，包括一九九六年在中国台湾海域的大规模军事集结。这
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只会越来越失去市场。这里主要分析第二种观点，即“冲突学说”，指
出其严重的局限性，而分析的重点又在于解构那种抽象的、脱离了阶级特性和民族国家形成
历史的“国家利益”的概念。
    和西方“经济人”模型类似，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建立在抽象和普遍的国家概念之
上，其实不过是以西方近代最先发达起来的少数几个民族国家为蓝本。然而，在二十世纪，
世界上最大多数的民族国家是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转变来的。他们过去“长期遭受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
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
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对为强烈”。［４５］这里亦应结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提出的论断，即在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
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了。”［４６］这就是说，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国家，特别是它们在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过
程中正在形成的阶级性格，已经和经典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形成质的区别。民族国家的这种
阶级属性，既表现在国内专政的性质上，又表现在世界体系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行为中。而建
立在抽象的“国家利益”和一般意义下的“争夺市场、资源”等概念之上的国际政治模型，
包括这里所讲的“冲突学说”，则无法体现国际政治的这一重要维度。根据世界体系中核心
国家与边陲国家的巨大差别和不平等关系的现实，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中国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部的条件下（包括城乡对立、反动势力集中在大中城市、广大的农村
被剥夺但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等等）的革命斗争经验，娴熟地运用到国际范围内的政治、
经济斗争中去。正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城乡对立、第三世界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对立和极
大异质性，“冲突学说”所告诉我们的那些有关“国家生存竞争”的一般普遍准则，对属于
第三世界的中国来说，就显得无助于事了。那些普遍准则，其实质无非是发达国家制订的游
戏规则，经过打扮变成似乎具有必然性的“自然法则”来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而第三世界
的发展中国家、弱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于挑战这种强加的游戏规则和国际秩序，提出真正
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议程。假如说以十六世纪为典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民族国家的行为
准则是“生存竞争”，那么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行为准则是集体行动，即为共同的利益和目
标协调一致，分担责任。
    假如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式的“国际生存竞争”思想反映了在中国正在形
成和壮大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所抱有的民族国家意识（这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
就是幻想中国走向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超级大国；另一部分已经“国际化”、“全球化”的
（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就是“趋同”、“双赢”论）；而“既有竞争、又有合
作，既有磨擦、又有妥协”最多只是不能触及本质、也不愿触及本质的现象描述，那么“三
个世界划分”理论则展现了在资产阶级意识中完全处于盲区的广大领域：它不仅揭示了全球
范围内经济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也为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仍然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
国家的中国指明了最基本的行动准则。
    全部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将要执行眼光短浅、短期行为的无头苍蝇式的民族利己主义，
还是执行有原则、有策略的、符合最大多数中国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解放
事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第二，让我们来看和上面问题有关的另一种流行观点，那就是：中国要把外交路线从
“以意识形态为根据的道义外交”转变到“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务实外交、现实主义和
理性主义外交”。［４７］这里同样又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二分法，那就是“道义外
交”和“务实外交”。有常识的人都明白，提出一个虚假的二分法，比直接提出这个二分法
所蕴涵的虚妄命题更能迷惑人。上面的这个二分法，是在告诉人们，存在两种类型的外交，
一种是道义的，另一种是务实的，而道义外交一定不务实，务实外交就一定不顾道义。
    这个虚假二分法的前提是：道德意识是空悬在社会关系和现实利益之上而与之割裂的领
域，或者道德意识根本就是因为“财大”才能“气粗”的一种“实力”的衍生物。在这种概
念框架里，“道义”成了漫画式的可笑的“菩萨心肠”或“冒傻气”；而“务实”就是对眼
前看的见、摸得着的经济实惠的即时获取。实质上这种“务实”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和道义哲学，具体说它是以美国卵翼下的战后日本发展和东亚“四小龙”为最典型代表的狭
隘的发展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显然，“务实”意识形态完全忽略不谈在这种东亚资本主义
物质生产机制的背后所需要的社会关系、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至关重要的支撑。试问，
“务实”论所说的“国家利益”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务实”所为之服务的主体又是什么？
这个主体的利益用何种政治制度保证？“务实”论所关心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实力”又是
以何种社会组织方式进行生产的？这种生产关系又是怎样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以
及怎样和国际体系互动的？将道义与外交割裂的天真理论是无法也不愿回答这些问题的。
    必须了解到：任何特定的国家利益总是反映特定阶级或特定阶级联合或组合的利益；任
何道义原则都服务于一定的集合利益；任何“务实”都蕴涵着其务实主体的意识形态和道义
原则。道义不过是为保证某种利益的实现而确立的一种长期性的信用和义务，这恐怕是连霍
布斯的信徒都要承认的。“道义”“务实”二分法试图把“国家利益”局限在最为狭窄和最
为短期的意义之上，最后只能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归约退缩成发家致富的一桩买卖，把
国家的外交沦为为经商赚钱服务的工具，把自力更生的国策改变成向西方乞讨。也必须了解
到，一切政治活动，包括外交活动，最终的效果，不是能够只用物质实惠来衡量的，特别是
那种短期的、即时的物质实惠，而必须从全盘的和长期的战略观点以政治目标的实现程度作
总的结算。新中国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战略领导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作了大
量艰苦细致、持之以恒的外交工作，才赢得了一系列不可估量的外交胜利，极大地改善了新
中国的战略地位。同样，以东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发展主义”，在表面上的经济主义（特
别是被一些人所欣赏的“权威体制下首先专心发展经济”）掩盖之下，是它的最根本的政
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支撑结构：即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体系（包括美国驻军、美日
等军事同盟、反共的傀儡政府、在资源、资本和市场上对美国的依赖和反共冷战意识形态
等）
    。美国就是带着最大的、自命的道义感来维持这个霸权体系，它不仅支付了支蒋反共、
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巨额战争账单，还对一系列的亚洲独裁者给予表面看来得不偿失的援助。
    主权国家间的交往在最本质上是政治交往。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达程度的国
家，代表了各自阶级社会的特定阶级利益，国际政治也成为阶级政治在特殊场合的延伸。当
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时，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必然必然突出地表现出来。
同社会主义国内建设一样，在国际交往上也应强调讲政治、讲正气，特别是在一个资本主义
世界经济体系为主导、美国政治军事霸权下的当今世界，西方与中国的一切经济交往都藏匿
着对抗性的政治意图，因此就更不能埋头于单纯的经济利益，而罔视国际交往中政治上的利
害冲突与矛盾。
    第三，另一个流行观点就是：在现代高科技战争条件下，高科技武器和最新军事装备以
及“综合国力”成为决定因素；而传统的“人民战争”思想已经不重要或根本过时了。发展
高科技武器是保卫国防、威慑帝国主义的必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以为现代科技的发展，
已经根本改变了人与武器的关系，否定了毛泽东有关“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
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论断［４８］，因而从此人类的命运就取决于武器的好
坏的说法，都是眼光短浅并没有根据的。
    “高科技武器成为现代战争的决定因素”的结论据说是在总结了海湾战争的教训后得出
的。没有什么比这样结论更滑稽和富有讽刺性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海湾战争中伊
拉克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伊拉克领导人在政治上缺少一个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议程、在国际
上没有作足够的外交工作，对本国人民和军队的思想和人的动员工作也根本缺乏。［４９］
相反，吸取了越南战争严重教训的美军，反而在媒介宣传、国际国内舆论动员和外交配合
上，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海湾战争从一开始就成为这样两个对手之间的对
抗：一方是具有强大的武器和物质资源的绝对优势的美军，一方是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
但具备地利人和方面的优势却不知如何利用、只寄希望于用手中所有的一些军火硬件付诸一
赌的伊拉克。海湾战争中，弱小的一方没有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而是乖乖
地按照强大的一方所规定的战争方式去打，那就是较量谁的武器装备更强大，战争的结果也
就可想而知了。海湾战争中本来可以在人的因素方面争取优势的一方，反而不去争取，因此
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抽去了人的因素的战争，这才是美国的高科技武器显得格外有效的原
因。［５０］在屏弃了人的因素的战争中，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当然就会应
验了。受美国军方严加控制的对这场战争的新闻报道（这也是传播向全世界的包括中国在内
的镜头画面与信息资料），也正是强化这种忽视人的因素的战争观：经过美军严加过滤转播
到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的，是“精确导弹”在电脑的自动操控下，成功地炸毁一座座看不见
人影的建筑物或军事目标；仿佛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精采的电子游戏，而不是对伊拉克人民
的一场空前的大规模屠杀。
    二十年之前的印度支那战争的历史提供了海湾战争的一面镜子。在这场战争中，美军所
依赖的最根本的军事哲学遭到了彻底的惨败。这个哲学，就是主要依赖统计数字和武器技术
来展开战争。美国把任何战争都当做是一场比赛物质生产和后勤运输的战争来打；检验战争
是否顺利的标准就是看预先规定的战果配额（包括敌人尸体的统计，摧毁敌人房屋的统计等
等）是否得到满足，以及地图上的战线是否推进等等。然而美军在印度支那犯了一个致命的
错误：他们以为他们的敌人也在打同样的这种战争：美军的最高指挥者在美军拥有绝对火力
优势和战果统计不断扩大的前提下，一直以为美国正在赢得战争。［５１］比较之下，印度
支那人民则充分发挥了自己特有的优势，以“我打我的”的办法展开人民战争。
    印度支那人民之所以能够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就是因为能够充分抓住帝国主义的弱
点，那就是远离本土打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发挥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为
独立、自由而战，以及牢记“战争之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说经验
教训的话，印度支那战争和海湾战争所告诉我们的，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一个是从正面，
一个是从反面而已。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拥有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它具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建军思
想、建军路线和战略战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更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中
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创造出来的能够给中国带来巨大战略优势的一座精神宝库。已经有两千
多年历史的《孙子兵法》，没有因为坦克、飞机的发明而过时，同样的道理，“人民战争”
的思想也决不会因为激光武器、电子战武器、“精确炸弹”等高科技武器或任何未来的什么
先进武器的出现而过时。这是因为：武器和技术总归是要人去掌握的；而“人民战争”学说
就是有关人与战争的深刻思想。
    （三）中国如何面对冷战后世界
    根据以上所阐发的战略思想，来考察今天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一个、霸权主义却变本加
厉的新的国际格局，应能够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尽管这也许和当今主导中国的战略思想有
一些的距离。下面将具体分析中国应如何处理和世界各国和各种势力之间的战略关系。
    联合谁、依靠谁、孤立谁、打击谁，这是一切政治斗争中都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
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对这个问题应有一个从原则出发、言行一致、立场坚定、持之以恒的态
度，如此才能结下可靠的全天候的朋友，指望他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中的支持。这样的
朋友，只能是那些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受外来压迫历史、有着相近的不发达经济水平、以及同
样进行着民族解放和发展斗争的民族和人民，他们也是世界上人口的最大多数。这里面不仅
包括有殖民地经历的不发达第三世界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内部的广大人民，特
别是他们中的那些反对帝国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同情被压迫者的进步运动和进步人士。这
才是中国在国际上首先需要依靠和联合的力量。失去了他们，就等于失去了自己最基本的盟
友，也丧失了克制霸权主义和超级大国的最大力量。这里，决不是在提倡什么狭隘的正统意
识形态外交（如“第三国际”的那种以我为中心的命令式的国际主义）；那种狭隘的正统意
识形态外交，在当今世界也并不少见：西方所推行的“人权外交”、“民主浪潮”等就是实
例。相反，“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指导的战略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强调：民族不论大小，
一律平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
和领土完整，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别国内政。这个理论的力量在于它的自信－－它坚信：真正
给予不发达国家的独立、按照人民意愿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充分机会，独立自主、自立更生
并结合本地条件的社会主义最终会战胜美国所推销的自由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中国要想恢
复光大它在第三世界的崇高声望，也必须首先恢复这样的自信心。
    这里特别指出：中国应当加强和周边亚洲国家的关系和交往，并在这些关系和交往中突
出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反对亚洲以外的势力干涉插手亚洲等国际原则。在这方面最为重要也
最需要努力的，就是加强中国和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的关系和团结。新中国和独立后的
印度之间的关系史，可说是一部展示了第三世界团结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印度的重要性就
在于：她是除中国外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她自身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和希望，她和中
国有着古老悠久的精神联系，她在近代遭受殖民统治的经历能唤起中国人民和其他世界人民
的情感共鸣。更重要的是，印度社会的特点在很多方面都是和中国（或旧中国时代）接近
的，摆在印度面前的那些仍未解决的社会近代化和现代化问题，更给中国为第三世界展示出
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解放道路增加了巨大的激励。自六十年代以来的印度次大陆上的国际格
局，除了受英国殖民主义的遗害之外，更主要地是受美苏冷战的干扰，使这里成为外来势力
“以亚洲人打亚洲人”、“以亚洲人制衡亚洲人”的主要地区。在这里，才是真正需要放弃
受冷战影响的旧的思考方式，强调亚洲人民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强调团结一致、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不屈不挠、坚苦卓绝的反帝斗争和民族
解放的事业，是否能为人类有所贡献，首先就要看中国在这个与其有着深刻联系的重要地区
的影响力。此外，中国还应巩固或恢复那些曾经与之有过战斗团结和第三世界国际友谊的国
家的关系，特别是印度支那国家和非洲的广大国家，加强这些和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在
平等基础上的经济互助。
    除了坚定不疑地团结和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人民之外，如何处理与第二世界的关系
就成为最重要的考虑了。由于冷战结束后第二世界的阵容和联盟关系出现较大的变化，这里
就必须对新的情况做出新的分析。这里主要是结合亚洲西太平洋地区的局势，重点讨论中国
与俄国、日本以及南北朝鲜诸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在这一错综复杂、矛盾尖锐的区域，中
国应坚持的最根本的原则是：对不同国家、国家内部的不同势力作有分析、有区别的对待，
分化敌对势力的勾结，促进反霸力量的联合壮大，进行有原则、有策略的长期斗争，而切忌
机会主义、失败主义和退缩主义的倾向，切忌前后不一致、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的国际行
为。
    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在美日修复五十年代的军事结盟模式的情况下，中国应以和俄国的结
盟的手段加以应对。这不仅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眼光短浅的和被动周旋的权益之计，也根本
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首先，俄国这个从超级大国跌落到第二世界、在经济上
正滑向第三世界的国家，它的政权掌握在叶利钦及其为首的亲美派手中；带买办性质的叶利
钦政府，大概是在所有可能中，西方所能期望的最为听命西方的俄国政府了。叶利钦统治集
团的最大战略考虑是取得西方的政治、经济支持，以完成它在俄国推行的“向资本主义过
渡”，因为它在俄国掌权的一切合法性基础就建立在“改革”之上。只要目前的亲美买办政
客长期掌权（这种可能性也是最大的），俄国没有任何与美国和西方对抗甚至讨价还价的能
力与意愿。这是一群不讲原则、玩弄权力的机会主义政客，他们甚至可以随时欺骗和出卖俄
罗斯人民的民族利益，也就会更不加犹豫地出卖任何新的或旧的国际伙伴。在向资本主义过
渡的漫长苦难过程中，俄罗斯民族处在混乱茫然的精神状态中，很难对邻国作出任何有重要
建设意义的战略行为，况且俄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影响比以前大大削弱，［５２］“联俄、
抗美日”的愿望，恐怕也和对美“减少麻烦”一样，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这不等于说，中国
对俄国只有采取消极态度；中国能做的，是在维持与俄国的和平睦邻关系的大前提下，在道
义上积极支持俄国的社会主义派别以及对叶利钦政权和经济殖民化不满的广大俄罗斯人民，
使叶利钦集团在执行西方意图时，必须面对俄罗斯人民越来越大的阻力。
    日本是整个战后帝国主义围堵政策的立足点、美国亚洲霸权的关键环节，对日本和美日
同盟的对策是整个中国反围堵、反和平演变的关键之关键。就目前的严峻形势来说，没有一
个显而易见或和不需作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的出路。和一些流行观点相反，这里认为，针
对当前美日的新勾结，中国所应有的积极、主动的战略，不是加强与俄国的关系，而是加强
对日本的工作。中国对日的战略对策，也许是中国外交策略中最费周折和思虑的，而这又和
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亚洲的整个战略意图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一个总的目标，应该是和
五、六十年代的战略一样，那就是：联合和团结日本的进步力量和日本人民，利用美日之间
的矛盾，争取和影响日本的统治层，使美日联合围堵中国的阴谋无法得逞。
    首先，中国必须排除那种极为眼光短浅的单纯经济主义，即把投资、贷款、贸易等事务
的重要性置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考虑之上，或把战略考虑仅仅局限在对外经济交往的短期的
可见的利益计算之上。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国策仍然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争取外
援作为辅助手段。即使在考虑外资、外债方面的极大利益时，对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和
平演变的的政治和国际战略的稍许妥协，也构成根本上的本末倒置。特别是要警惕藏匿在日
元贷款中的恶性因素和凶险意图。在舆论工作中，更需要突出强调中国决不以国家民族利益
和日本的经济援助作交换。同时，也应避免片面的敌对态度或断绝来往的简单办法；中国对
日本的策略，应是通过积极的接触、交往以影响日本向有利于反霸事业与亚洲和平的方向变
化。
    从而，第二点，对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的了解分析，并找到行之有效的交往策略，就成为
最重要的了。应强调坚持毛泽东外交路线的最重要原则，那就是：区别日本统治阶级精英和
日本广大人民；区别作为经济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国的附庸的日本和作为亚洲之一员的日本民
族，区别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受日本资本主义剥削的日本劳动阶级与广大群众；区别日本军国
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日本人民所遭受的法西斯战争苦难，包括无辜平民蒙受的原子弹浩劫；区
别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和战后战大的对侵略历史不了解的年轻一代。作这些区分的原因，就在
于战后日本本身长期以来所具有的深刻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追随美国亚洲霸权战略的次生
性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它处于遭受美国军事占领和新殖民主义控制的受欺压地位。中国
的目标就是促进二重性矛盾的激化和转变，使事情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其他亚
洲人民的利益的方向发展。
    另外，也应看到，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斗争主要是针对美国霸权主义；而美国在亚洲
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在亚洲国家和人民之间制造纠纷和嫉恨，从而实行“分而治之”、
“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美国一方面培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迫使日本冲破和平宪
法，一方面又伪善地声称只有美军继续驻留日本才能防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美国一会儿
跑到日本面前说日本需要美国才能遏制“中国威胁”，一会儿又跑到东南亚面前说美国不留
在亚洲就不能遏制“日本威胁”、“中国威胁”。好象美国一旦从亚洲撤出，地球都要停止
转动［５３］。
    美国的真正意图，就在于压制和否定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的反美、向亚洲向心的和平民主
力量，继续扶植右翼反共的势力，既让它在向亚洲的扩张中打头阵，又把它当做向其他亚洲
国家讹诈的法码，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因此，区分日本进步力量和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
联系日本人民就变得更重要了。
    首先应让全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人民了解，扩张、侵略决不是日本民族的特性，而是明
治维新以来，日本形成的封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造成的迫切追求外部市场同时国内需求又被
严厉压制的情况下，产生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特色；战后在美国卵翼下的日本经济
又恢复了同样的特点，呈现出经济帝国主义。
    日本广大人民同样是财阀垄断经济的受害者。
    其次应在舆论和道义上争取日本人民。对老的军国主义势力要批判，但主要是孤立和打
击右翼亲美势力。在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否认侵略历史的同时，也要强调日本人民是军国主义
的最主要受害者之一，也是美国原子弹的受害者，是战后美日同盟、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军
国主义复活的最大受害者。特别要注意把老军国主义分子的僵死陈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广
大日本民众长期在美国控制下渴求国家自主的正当愿望区分开；假如不区分，旧的军国主义
分子就能够继续通过浑水摸鱼来捣乱，而美国就永远找到借口继续驻扎日本。［５４］这里
不妨列举日本社会中几支进步力量，它们应成为加强工作的重点。首先，就是日本社会中和
平反战、反对美国长期驻军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其中以成为战后美日体系的主要牺牲者的冲
绳人民的反美斗争表现得最为坚决和始终不渝。
    战后长期以来，日本人民的反帝反美斗争，几乎总是和声援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的社会
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包括几个进步组织，如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教师工会等曾
做的那样。也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人，在战后长期不懈地坚持和平民主、反对美国驻
军、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例如，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团体岩波研究会，不久前在
《朝日新闻》（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
    上刊登了一份建议，主张通过日本《和平基本法》和《国际合作法》、结束美国操控下
对宪法和平条款的实际破坏、改变美日同盟关系，使日本真正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平共处。
［５５］日本社会党于九四年九月宣布放弃该党长期以来的反对美日同盟、反对日本自卫队
等和平纲领，参加进统治层的政治主流，但在九六年十月的大选中惨败。原有的积极力量能
否重新集结，还有待观察。在所有日本政党中，唯有日共仍保留较多的反对美日同盟关系的
纲领，并在近来的选举中频频取得进展。中国和日共的关系，曾深受中苏论战和美苏冷战的
干扰。相信今后时期，中国和日共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联系。
    第三，对于日本统治阶层，主要是自民党和其他党派组织，也应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
待的办法。即使是在日本精英阶层内部，对于处在美国的操控下也心存不满，如同周恩来早
在一九五四年就已经指出的：“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美国人压在日本
人的头上，这是很不幸的”［５６］。在自民党内部，就同时存在右翼亲美的派别（亚洲研
究会），和疏离美国的“亚洲主义”的派别（亚非研究会）；在自民党外，存在着创价学
会、公明党等不满美日关系现状的势力。即使是对亲美反华的右翼反动派，和反美的右翼民
族主义势力，也要加以区别对待，从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５７］总之，中国从现在起
必须坚持长期不懈的斗争，目标就是使二战后形成、一直延续至今的美日神圣同盟趋向削弱
和瓦解，使日本重新和平地整合进亚洲，由日本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革新日本的社会和政治
经济制度，并最终使日本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造福于亚洲，而不再是服务于美国
的全球霸权。而反对美日同盟的斗争的另一个关键场所就是朝鲜半岛。
    本文前面部分已经说明朝鲜半岛直到今天的分裂的历史意义以及战略意义，它们都和新
中国的革命建国历史和当今的国家安全有着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今天朝鲜半岛上的平衡处于
将被打破的最紧急严重的时刻，因此这是中国最需要考虑作出重大战略调整的地区。无论从
地缘因素、中国的外交威信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看，还是从中国根据“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所指导的整体外交战略考虑，都不应坐视现在的局面发展下去了。
    首先，从地缘战略考虑，朝鲜北部有史以来都是中国抗拒外来势力入侵亚洲的一个重要
防卫屏障，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政治势力都曾争夺这一地区。今天美日势力从海上
向亚洲大陆纵深扩张，仍旧是把朝鲜半岛，特别是与中国接壤的北部，作为一个重要突破
口。从中国的外交威信来看，朝鲜北部是新中国在境外作战所成功保卫的至今仍未丢失的绝
无仅有的一个阵地，中国向世界显示的自己保家卫国的意志、中国对友邻的信义与声望，都
维系在这个阵地不被突破之上。中国与援越抗美中的盟友越南的友谊遭到破坏，已经带来了
极大的损失和教训，东亚地区国际形势日趋严重的今天，已经不容再出现类似的破坏了。从
意识形态上看，我们宣称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对外交往的取舍标准，然而，随着和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接轨”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学习适应，一些人的言行实际上在不知
不觉中表现出的是向西方资本主义的偏向，和对反帝与拒绝“国际规则”的国家的歧视态
度。应当牢记，中国、朝鲜两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是同根生，是在类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历
史背景下、通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斗争以及两国人民的相互支持才建立起来的。诚然，社会
主义朝鲜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一些政策上的错误，但同样应考虑到在一个内战分裂问题尚
未解决、遭受帝国主义重重包围封锁和武力威胁的国家，想进行任何方式的改革开放都是极
其困难的。如上所述，即使仅从地缘战略考虑，在朝鲜北部有一个稳定牢固、对美日敢于斗
争的政权，对中国有极大的利益。对社会主义朝鲜，不仅应作尽可能多的经济支援，也应在
国际政治上给予坚定支持和声援。对于两个朝鲜的交往战略，更应该警惕单纯的经济主义，
不能为短期的看的见的实利而牺牲长远的、重大的国家战略利益。
    对南朝鲜要实行交往并发挥影响力的策略，但决不是那种眼光只盯住经济实惠、仅仅为
了吸引投资而只和统治层和大财团来往、甚至不惜以损害与朝鲜北方的传统战略友谊为代
价。这里牵涉到对南朝鲜政权的根本性质的认识。这个政权的历史基础恐怕比统治台湾的国
民党政府还要缺乏正当合法性，它更象汪精卫、吴庭艳那种外来扶植的政权，服务于外来势
力的国际战略，对内压制人民、腐败残暴。在南朝鲜，人民群众长期性的、经常性的并往往
是激烈的抗议斗争，就是一个印证。南朝鲜的经济，是在继承日本殖民主义财阀经济、压榨
本国劳动阶级、依赖美日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压制劳工和政治腐败成为这个政权
的最重要的特色。实际上南朝鲜资本已经通过对中国的投资把对劳工的残酷虐待带给中国工
人［５８］。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和新中国所代表的一切都是格格不入的。只是
从八十年代以来，在人民群众的艰苦抗争下，南朝鲜社会才出现了有限的民主化，然而朝鲜
民族成为美日亚洲战略的牺牲品、无法自主统一、南方长期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日的经
济殖民地的状况，没有任何的改变。
    南朝鲜的统治者从来都是美国亚洲战略的忠实鹰犬，它有时也借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和
日本闹一些矛盾，然而这总是保持在美日韩军事体系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这对美国的战略利
益不但没有损害，实际上反而更加强了美国的教父地位。从李承晚到金泳三，都是美国的反
共与称霸亚洲战略的积极推行者。这样的政府，也决不可能在国际交往上给予中国关键性的
帮助。中国应有的策略，是尽量多地团结南朝鲜民间的进步力量和广大人民，并利用南朝鲜
政府处在美日颐指气使之下的虚弱处境，向它施加影响，从而促进朝鲜半岛向自主和平、统
一和解的方向发展。
    在讨论了和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关系之后，对于如何面对仅存的霸权主义，应该已经
是非常明确的了：本文通篇的一个主题，就是指出长期以来侵略欺负亚洲人民的一个势力，
和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敌对势力，就是美帝国主义。对美国霸权主义应有
的战略，并不复杂或需要很多周折考虑。唯一需要的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决心。简单
说，这就是丢掉一切单方面的幻想，准备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里，并不是简单地不要对话
或不要合作，而是在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不应忘记霸权主义和反霸权斗争的根本对立，对话
与合作是斗争的特殊场合，而必要的麻烦和对抗是为了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对话与合作。这
正如同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所指出的：“‘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
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
对。”
    对美国统治层内部，不应抱任何幻想。这一点和对日本统治层的的对策正好相反（这是
由霸权主义和第二世界国家的异质性，特别是作为第二世界国家的日本的严重二重性所
致）。假如我们以为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中国威胁论”鼓吹者和“接触”、
“交往”论鼓吹者之间，存在着什么原则性的分歧，存在着任何可以利用、分化的余地，或
者以为美国统治层竟然不明白“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的大道理，在我们
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就能觉悟起来，那么，我们只能是在欺骗自己，同时在欺骗自己的人民。
    这里，有必要驳斥一些人经常把强调反霸斗争歪曲丑化成“重新闭关锁国”的论调，他
们以为这样就能吓唬住中国老百姓了。这种论调的浅薄无知就在于：
    似乎以为这里所谈的反霸斗争还是有关打开国门还是关上国门之争。姑且不论实行封锁
孤立新中国政策的，不是中国领导人，而恰恰是帝国主义；今天中美两国的斗争较量是在一
个比五十年代不知要广阔多少倍的领域内进行着：美国的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影响早已深
入渗透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各个层面和角落；随着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中美之间的
交流，问题早已经不是也不可能用什么“闭关锁国”的办法来赢得反霸权斗争的胜利了；这
里所谈的反霸斗争，不是消极被动地隔绝或管制中国自己的人民，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
与意识形态领域积极主动地出击，将中国人民组织动员起来揭露美国霸权主义在全世界的恶
劣行径及其针对中国的恶毒意图，并在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中，坚持以中国劳动群众的利益
和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为首要考虑，清除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中滋长出的投靠买办因
素。
    （四）争取主动权，掌握国际政治议程
    为什么一个在世界上监禁人数最多、侵犯别国人权最为严重的霸权主义国家，却频频发
动人权攻势，在人权问题上蛮横地教训别的国家？为什么近来联合国安理会的所通过的谴责
或制裁决议，大多是针对那几个敌视美国和西方的国家，而在海外出兵最频繁、在别国驻军
最多、屠杀别国人口也最多的国家，却从来没有受到谴责或制裁？为什么在一些贫困国家出
现为了抵偿债务每年资本向富裕国家净流动的劫贫济富现象？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联合国作为协调国家间关系的
机构，也声称各民族国家一律平等。然而，由于在现实中存在着财富、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巨
大的不平等分配，世界政治更接近一种寡头统治。少数富裕国家根据它们自身的利益来制订
国际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和王法，强加给贫困国家。它们之所以能在表面上主权平等的国际体
系内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事务的议程的设立（politicalagendasetting）的
垄断。只有如此，富裕国家才能既保持着统治者、压迫者的地位，同时又把自己打扮成一切
道德完善与文明进步的象征与化身。在这样的世界上，贫困就是罪过，金钱就是美德。不跟
着霸权主义的指挥棒走就是大逆不道，俯首贴耳、拱手称臣才能得到赏钱。
    应该说，在七十年代，国际体系中的这种现象曾经有所改变。这最主要的是由于在毛泽
东的正确外交路线的指导下中国重返国际舞台所带来的新气象。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新
中国外交有四大支柱，它们是：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帝
斗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斗争（包括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国家资源和西方展开
的经济斗争），以及支持南非人民及其他非洲国家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由
于中国始终不渝地推动这几个议程，主动出击，使得帝国主义势力越来越只有招架之功，而
没有还手之力。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加，由第三世界国家所提出和推动的一系列
政治议程渐渐出现在国际政治中：从最早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不结盟国家首脑
会议、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到七十
年代的巴拿马人民收复运河主权的斗争和拉美国家维护海洋权的斗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
织的成立和减产禁运行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两个文件
［５９］、发展中国家保卫自己的原料与资源运动等等，严重地动摇着霸权主义、帝国主义
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
    八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渐渐失去了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量，政治议程又开始完全让超
级大国和西方所垄断。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西方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号施令，什么
“民主浪潮”、“人权外交”，什么“救济难民”、出兵“维持和平”，什么“防止核扩
散”，以及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接二连三地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谴责”，俨然好似离
开了美国和西方，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地球都要停止转动。
    九十年代以来，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政治议程的主动权也基本上操纵在美国和美日同
盟的手里，其他国家的外交动议则基本上处于次要地位（包括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活动、中国
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加强，以及由朝鲜动议导致的朝美日内瓦协定等）。美国的冷战后东亚
战略动作一个个地出台：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改延续、冲绳基地的续约，朝鲜半岛“四方会
谈”的建议、美韩军事演习、邀请李登辉访美等等，这里也应包括在美国操控下的日本利用
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钓鱼岛挑衅以及日本加紧推动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席位。在美日一
系列频频出击同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基本上是被动的旁观者，至多是在事后表示
关注或仓促应战。
    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国际政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为“不当头”、“韬
光养晦”能够为中国争取时间，只能会进一步增长霸权主义的气焰，使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
步下降，并越来越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一旦国际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困难，所能够
选择的回应手段也会变得越来越少，国内人民群众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困难，到那时，内外交
困的局面就会对中国的政权造成根本性的威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推行消极抗日政策，是出
于“争取时间、增加实力”、“忍让、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等等考虑，表面上似乎
也是为了民族利益，但在抗战议程上落后于群众，一步被动，则步步被动，最终为自己的政
权挖掘了坟墓。建立在人民群众和民族利益基础之上的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的判断力，当然
应该是远远超出六十多年前的那个腐败政权之上。
    为了改变今天霸权主义和西方沙文主义垄断国际政治议程设立的状况，中国就必须争取
主动，不能总是跟着西方集团所不断发动的攻势去被动应付，而是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的战略战术，不去遵守霸权主义所规定的游戏规则（台湾报刊所讲的“不按理出
牌”），而是确立符合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游戏规则，并迫使霸权主义遵守这个
新规则，以此才能紧紧地抓住在国际上的政治议程的设立权。
    这里所谈的，也根本不是某些人所建议的那种“把国际舆论对中国关注的重心逐渐由人
权、西藏等问题引向经济，用经济利益牵制西方国家，弱化和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政治
障碍或摩擦”之类安定天下的妙计。政治斗争本来就和经济斗争无法分开；而不去和西方谈
“人权”，转去和西方谈生意，是否就是对中国有利的“费厄泼赖”，就不再是按照西方霸
权主义的游戏规则呢？幻想以“用经济利益牵制西方国家”，正如同与虎谋皮。
    确立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议程的最根本出发点，就是根据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致命弱
点，不断对它那些不胜枚举的违反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十分不得人心的那些恶行提
出批评和谴责，包括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所留下的贻害，必要时发动制裁和诉诸法律；同时
动员和联合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针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那些被西方根本忽视的迫切问题，
在经济、社会、国际政治等各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动议，促进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团结互
助，使它们争取掌握自己发展的命运。
    美国目前最主要的国际战略分三个地区：第一是在东亚地区加强美日战略同盟，在朝鲜
半岛问题上以“四方会谈”的形式作主动出击，并暗中以推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会作为和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周旋和讨价还价的法码。
    第二是在中东地区继续维持霸权和军事干涉，继续推行制裁伊拉克、围堵伊朗、利比亚
等国家的政策。第三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一方面把军事力量插足到巴尔干，另一方面推
行北约东括，并力图继续主导欧洲事务。这对美国所准备的同时打两个区域战争的军力已有
超出之虞，使得兵力、资源不敷使用，捉襟见肘。
    在东亚和其他两个地区，美国战略的推行都不外乎是三方面议程，一是贩卖“新自由主
义”经济政策，通过国际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推销“休克疗法”、“全球化”等；二
是在政治和舆论宣传上，把与之敌对的国家描绘成压制人权或对外侵略威胁的国家，以从内
部颠覆的方式推行“民主化浪潮”；三就是以更赤裸裸的军事干涉方式围困、侵略别国。
    中国应提出并推动的政治议程，也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反军事干涉三个方面，而工作的
重点亦应首先是东亚地区。中国应主动提出的几个最重大的国际政治议程应该包括：（一）
要求外国军队撤出亚洲所有地区，这首先包括一切外国军队分批分期、在预先制订好的期限
内全部撤出朝鲜半岛，然后主要由朝鲜半岛人民自己依照和平、民主的方式，在国际监督之
下完成自主的统一。（二）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反对破坏和平宪法、反对继续
加强美日军事同盟的斗争。应集中力量，整理资料，向全世界公布战后美国是如何替日本掩
盖侵略亚洲的罪行，包括保护和包庇罪大恶极的“七三一”细菌部队、释放大批侵略亚洲的
军国主义战犯、以及在战后恢复财阀经济、镇压日本人民和进步组织等一系列事实；坚决反
对日本在目前还是美国的忠实走卒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这无非是让美国手
中多一张投票权）。（三）在督促日本尽快妥善解决遗留中国的化学武器、督促日本正确认
识侵略历史的同时，发动和协调朝鲜、印度支那国家，对美国在朝鲜战争、印支战争中使用
生物、化学武器，使用生态战术以及大规模屠杀平民等战争罪行进行道歉，并督促其赔偿损
失、责其处理仍遗留在印度支那的对当地人民造成危害的各种遗留武器炸弹。（四）联合日
本人民、南北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人民和其他东南亚、南亚国家人民，为实现亚洲无核区而
努力：即在亚洲的所有无核国家内禁止存放、运输核武器，在亚洲的主要海上通道上禁止通
行运载核武器的船只，要求全世界的核国家对亚洲无核国家承担永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根据同样的战略指导思想，亦应对全球性的事务，特别是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切身利益的
问题，对霸权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议程。其中最
为重要的应包括：谴责和制裁多国与跨国资本对不发达国家人权的践踏；谴责和制裁超级大
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干涉造成的对其他国家主权的践踏；讨论并解决发达国家对人类
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巨大破坏；批评和谴责发达国家内部违反移民与少数民族的人权的
现象；以制度的方法解决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使贫困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经济资源并走
上自主发展的道路；反对由超级大国和西方集团所控制的国际组织（如北约、国际银行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首脑会议等）垄断世界事务，成立和加强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组织，和
西方集团相抗衡。
    主动出击、抓住正确议题、积极推进第三世界的政治议程，这是中国争取国际主动权的
最有效的战略。这并不是个可以偷懒或不需要动脑筋的战略。然而“减少麻烦”恰恰不是能
够通过单方面地表达“加强合作”的意愿所能达到的；要想真正减少麻烦就得不怕麻烦，要
想避免对抗就得首先不怕对抗。害怕“麻烦”和对抗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招致更多更大的
“麻烦”和更不利条件下的对抗。这就是“麻烦”和对抗的辩证法。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对霸权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
的全方位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就要准备好：既要驳斥那些把这个反霸战略丑化、妖魔化
成为狂热排外、“义和团”式的愚昧之类陈词滥调，又要在保持和外界交往、学习外国先进
技术的同时，对霸权主义的“西化”、“分化”战略予与迎头痛击。其实，一个必要的战
略，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国际层次，经济和政治更是紧密相连，经济
上的对外开放，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上的接触和联系，而政治是基于利益冲突的基础之
上，不去正视它，就等于自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在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中，没有重视作政
治和文化思想上的相应调整，对第三世界的真诚帮助减少了，对世界上的人民反帝斗争疏远
了，曾在一个时期内听任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如现代化理论、自由主义经济学等
招摇过市，混淆视听，这等于片面地引进了西方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对世界体系内
的政治斗争、对西方反主流的、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舆论思想反而闭关锁国了。比较之
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斗争却是息
息相通的，毛泽东号召青年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不仅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人民对中
国抱着敬仰钦佩的心情，即使在发达国家的革命知识分子、群众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
中，毛泽东和中国也有极大的声望和影响。因此，这里主张大胆地引进第三世界和西方社会
内批判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舆论思想，加强和全世界进步运动的和进步的
群众团体的联系，特别是关注世界资本主义的动向、了解国际上各种斗争的详细情况。既然
国门打开，就必然受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在反霸斗争中占
据有利的位置。
    举例说，当英国在香港问题上反复制造麻烦时，前大英帝国历史最久的老大难问题－－
北爱尔兰问题却爆发出来。假如我们对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有一个鲜明的态度和立场，一直以
坚决的反帝反殖原则对待香港、北爱尔兰和世界上一切非殖民化问题，假如我们在国际上有
一大批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忠诚的朋友，英国恐怕连半点殖民主义的威风都不敢耍。
当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在钓鱼岛上目中无人地挑衅、自以为中国拿他们没办法时，日本统
治阶级在另一个地方遭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打击：在日本经济帝国主义在大洋彼岸的最新殖
民地秘鲁，日本天皇的生日宴会被冲翻，一批日本统治阶级精英们威风扫地，日本和美国的
统治阶级为之大惊失色。然而可叹的是，我国的一些报刊在报道这件新闻时，竟是和日本统
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讲一些“恐怖主义”十恶不赦的陈词滥调，而根本不去追究产生这种
“恐怖主义”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日本经济帝国主义残酷剥削下和当地统治阶级的黑暗专
制下，贫困两极分化，民不聊生，整个社会陷入苦难的深渊。
    争取反霸斗争的主动权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动员群众，开发民智，积极引导人民的
爱国情绪，使它成为战胜帝国主义“西化”、“分化”和“围堵”战略的最强大力量。毛泽
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据说有些人认为爱国情绪不利于对外开放，还会打乱国家的外交部署。这是一个莫大的
迷思。
    只有那些把人民当成供官僚精英来管理的被动的物品的统治者，只有把人民鄙视成智力
低下的群氓与乌合之众的统治者，才不敢和不愿意依靠人民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是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不再是青年们为了抗日救国要冒着杀头的
危险的蒋介石政权，也不再是八国联军和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只有在那种黑暗年代里，中国
和外界的接触才需要建立在丧权辱国、人民受压制的前提下，只有在那样的社会里，卖国是
正当，爱国是罪过。假如人民自己的爱国声音的表达，竟会那么大程度地打击外商、竟会那
么严重地干扰政府的外交政策、危及国家利益，那么，恐怕我们国家是不是由人民当家做主
的命题，都成为疑问了。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真正有能力击退帝国主义的商品和文化攻势的，是千百万爱国的
青年和工农群众；当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对“和平演变”和霸权主义说“不”时，当他们当
中的大多数开始拒绝从“万宝路”香烟到“现代化”理论的各种货色时，反霸斗争才有了必
胜的保证。单独靠政府的行政管理是不够的。
    毛泽东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对于今天的反霸斗争，人民和人民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