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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博良12岁时阅读原文《旧约》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只有共和国才是合理的国家形式的论点。那时的社会思潮正在为一个开明的新世纪铺平道路，同时给法国革命准备了力量；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商博良，对于新兴的专制制度是反感的。随着频繁的调令，专制统治在无形地发展，到拿破仑称帝就公开化了。商博良和哥哥不同，他没有拜伏在拿破仑的旗帜之下。
商博良成为埃及考古学家以后，怀着要求自由的强烈愿望，高举义旗参加了进攻格兰诺勃尔的战斗。他从城楼上扯下百合旗，竖上了三色旗。此后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三色旗便在军前飘扬了15年。
商博良再次回到格兰诺勃尔，1809年7月10日受聘为大学历史教授。那一年他才19岁，听他讲课的青年们有不少在两年前还是他在公学里的同窗学友。可以理解，他这样是容易树敌的。果然，不久他就遭到某些比他年长的教授的合伙暗算，这些人的学识不及商博良，又都受过他无意的侮辱。
何况这位年轻的历史教授的思想又是那样古怪！他公开提出，历史研究的最高理想是寻求真理，而他对真理的概念非常独特，即他要寻求绝对真理，而决不是波拿巴王朝或者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所规定的真理。为了达到这个理想，他就要求学术自由，而这时正当是学术界受到各种政治禁令重重限制的时候。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于权贵应该置之不理。革命初期狂热的群众在屋顶上喊出的自由的口号，现在已经不断地遭到践踏，他却要求把它们维护下去。
这样的政治主张当然使商博良同时下的一批禄蠹之间发生矛盾。尽管不时遭受挫折，但他的信念决不动摇。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就要向哥哥提到一种想法，这种思想可能是来自伏尔泰《康迪德》，但作为东方学者的商博良感到东方的一本宗教典籍中的表达方式更为合意：“开垦你们的田地吧！曾德—阿新斯塔说过：开垦6英亩荒地，强似打24次胜仗。我的意见也是这样。”这时商博良被学院内部的勾心斗角搞得狼狈不堪，情绪颓丧，教授们勾结在一起把商博良的薪金搞掉了四分之一。他写道：“我的命运是定下来了。我一定要穷得像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要设法买一个大桶栖身，再弄一块麻袋披在身上，这样我才或许有希望靠着雅典人的施舍过活。”
他写过一些讽刺拿破仑的文章。但在拿破仑倒台以后，在1814年4月19日联军开人格兰诺勃尔以后，商博良并不相信会有严明的法制出来代替波拿巴王朝的暴政，并且认为就是将来这种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商博良虽然非常关心政治和科学的自由，但他在研究古埃及方面的热情决不稍减。各种问题在分散他的精力，有的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但他还是不断地做出惊人的成绩。他编了一本科普特语词典供自己查阅，同时还写了一些剧本在格兰诺勃尔的几家抄龙演出，其中一部写的是伊英琴尼亚的故事。按照12世纪作家彼得·阿伯拉开创的法国传统，商博良还常写一些政治歌谣，每写出一首便立刻被群众在街头传诵。与此同时，他在继续进行自己的主要工作，即不断深入地探索埃及的奥秘。不管大街上不时传来“皇帝万岁！”“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他的头脑始终没有离开这项首要的任务。他写了无数篇散文，又为作者制订写作提纲，许多人在创作上找他请教，他是来者不拒的，这些才具乎庸的学生占去他很多精力。这些繁重的负担慢慢地使他心力交瘁。他在1816年12月写过这样的话：“那本科普特语词典一天天厚起来，词典的作者却一天天瘦下去。”当他看到词典已经编到1069页而主要工作尚未完成，便喟然长叹了。
随后就是百日复辟，欧洲再一次遭受拿破仑的统治。片刻之间，被迫害者变成了迫害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昌花一现的国王变成了一个难民。商博良激动得什么也于不下去了。“拿破仑要回来了！”人人都在这样说。巴黎各报的态度是寡廉鲜耻，朝秦暮楚。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标题是谎言的典型，它们反映了这种变色龙的性格。一开始，新闻标题有一条是“妖怪出笼了”，继而发展成为“狼妖在堪斯登陆”、“暴君现在里昂”、“篡逆距首都六十小时行程”、“被拿巴全速逼近”、“拿破仑明天将来到巴黎城内”，最后却变成“皇帝陛下驾临枫丹白露”。
3月7日，拿破仑率军进人格兰诺勃尔。他一马当先，用鼻烟盒敲了敲城门，火炬的光亮在他的脸上闪耀着。拿破仑完全懂得自己在这一历史性的场面里扮演了一个戏剧性的角色，他特地面对城头的大炮，单人独骑站立了片刻，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霎。城头上的炮手们乱跑着。接着“拿破仑万岁”的喊声大作，“进城时还是冒险家，出城时却已经是皇帝”。格兰诺勃尔是道芬尼省的首府，也是拿破仑反攻时胜利进军途中的必争之地。
■两位埃及征服者的会面
商博良的哥哥菲济克早就公开表示拥护拿破仑，这时他更是特别积极了。当拿破仑要找一位精干的私人秘书时，市长便把菲济克带来，又特地把他的姓改了几个字母，变成了“商破仑”。皇帝高兴地说：“这真是吉兆！他的姓竟有一半和我的名字相同！”皇帝召见菲济克时，商博良也在场。拿破仑问起这位年轻的教授做些什么，得知他在编写科普特语词典和语法书。商博良本人倒还冷静，皇帝却对这位还有几分稚气的学者大为赏识，同他谈了很久，并以皇帝的口吻向他保证，将来把他的科普特语的著作在巴黎出版。拿破仑意犹未足，次日特地到大学图书馆去看望商博良，同这位年轻的教授再次谈起他在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是埃及的两位征服者的会见。一位把尼罗河的故乡纳入自己征服全球的计划之内，并且打算建设一套庞大的灌溉系统来恢复埃及的经济；另一位虽然从未踏上埃及的土地，但是早已用心灵的目光把埃及的古代遗迹观察了一千次，并且有一天将会凭着自己的学识让这些古迹起死回生。自从见到商博良以后，拿破仑那帝王的想象力得到极大的启发，因此他当场宣布：从此把科普特语定为埃及的正式语言。
但是拿破仑来日苦短，突然复辟，接着却又突然垮台了。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来葬在圣赫勒拿岛。
波旁王族又回到巴黎。他们的实力不足，因之也做不出多么强烈的报复行动，然而判几百人死刑显然还是必要的。按照当时的说法，“惩处的命令接连不断，像圣经中古犹太人得到的大赐食物吗哪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一样。”菲济克曾随拿破仑进入巴黎，完全暴露了自己，属于必惩之列。惩治菲济克的政治材料把他和弟弟商博良等同看待，这是错误的；然而因为有一批人出于对他的嫉妒而暗中活动，竟维持原议不予更改。更糟的是在百日复辟的末期，商博良错误地为创建特尔斐同盟出了力，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争取各种自由权。这时特尔裴同盟已经成为有重大嫌疑的团体。商博良之所以会犯这样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是因为要极力设法筹集一千法郎，用来购买一张古埃及的纸草，然而这在当时也是办不到的。
保皇党进攻格兰诺勃尔时，商博良在城墙上协助守军进行抵抗，完全没有看出哪一边会带来更大的自由。结果如何呢？当拉杜尔将军下令轰击格兰诺勃尔，从而危及商博良那些珍贵的手稿时，这年轻人就把政治和战争统统抛在脑后，奔下城墙，一直冲上图书馆的三楼。他在那里直到炮击停止。提水洒沙扑灭火焰，一个人在大楼里冒着生命危险，保全他的古埃及纸草。
商博良因犯有叛变行为被大学停职，在这以后他才终于着手破译那些象形文字。停职期一年半，停职期满后，他又在巴黎和格兰诺勃尔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久，政府又准备把叛国罪加在他的头上，他就在1821年7月逃离了格兰诺勃尔，这是他走过了从学生到教授的历程的地方。一年以后他出版了《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致达西耶先生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专题文章，文章概述了一种成功的破译方法的要点。出版以后，许多致力解决埃及金字塔和寺庙之谜的人们纷纷加以评论。
■圭臬之错
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希罗多德、斯特拉被和狄奥多鲁斯都到过埃及，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固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桌，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被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耶酥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以发明幻灯著称，他在1650年至1654年期间在罗马发表了一部书共四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对照原文，没有一篇不谬以千里。例如有一组符号代表“独裁者”，这原是罗马皇帝的一种尊号，凯切尔却解释为“奥赛里斯是一切植物和果实的创造者；神圣的莫夫塔从上天把这种创造力引进自己的王国。”尽管谬误百出，但凯切尔却在认识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成为商博良等人的先驱。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有些学者却不承认研究科普特语的重要性。
过了100年，德贵格内斯在巴黎文字科学院发表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裔。然而大凡提出这类错误理论的人总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例如德贵格内斯就正确地读出埃及国王“曼内斯”的名字，而有一个反对他的人却读做“曼努夫”。当时最尖刻的评论家伏尔泰因此对某些词源学者痛加抨击，说他们“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视辅音。”同一时期，英国却有人把上述的理论颠倒过来，竟然说埃及人的祖先来自中国！
人们也许会想，随着罗赛塔碑的出现，这些不着边际的乱猜应该销声匿迹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问题显然可以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要涉足其间。德累斯顿有一位匿名作者，把罗赛塔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对照的希腊文全文读出来了。一位名叫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的阿拉伯人“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苦把这篇东西翻译出来，而这位学者是一向严肃认真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他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里的铭文上识别出第一百首《赞美诗》，日内瓦出现了一篇所谓“潘菲力尖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关于“公元前4000年时善战胜恶的一篇报告”。
这时有人已经发展到异想天开的地步。帕林伯爵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又非常狂妄而又愚昧，他竟然声称自己把罗赛塔碑的内容一眼识破。依靠荷拉波隆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和希伯来神秘哲学，这位伯爵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大功告成。过了8天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凭着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虑过多而必然造成的全盘失误。”
■不同的方法
尽管周围一片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迎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被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炼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的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土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雄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被隆正是这样说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字母，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宇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像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宇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杨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求解的方法，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巧妙地增补了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译出的象形文字寥寥无几，而且完全不懂它们在拼音方面的意义，但是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扬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杨高出一筹。杨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宇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看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国王的名字人手；但这已经是他酝酿已久的想法。
何以必须从国王的名字人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三种文字表达的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群法尼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国王的名字，因为只有国王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宇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出哪些是代表这八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打开埃及古文化的门锁
任何伟大的发现事后看来都似乎是简单的。1400年来，埃及文字的研究工作被荷拉波隆的传统观念搞得烟雾弥漫；因之商博良的另辟溪径就是一件非凡的成就，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排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如下图所示。
可以明显看出，代表“克娄巴特拉”一词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符号，各同“托勒密”的象形文字的第四、第三和第一个符号相符，这样就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的一切门锁的钥匙。
现代人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现代的学生学习象形文字，感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却是当年商博良在独具创见的基础上付出巨大努力的研究成果。尽管商博良在理解象形文字方面成绩卓著，但在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3000年来，象形文字出现了许多变体。现代的人们已经十分了解这些变体，懂得“古体”埃及文有别于“新体”，而“新体”又不同于“现代体”，但在商博良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即便有的学者有所发见，从而译出了一个字，下一个宇却又束手无策了。今天没有专门学识的人都懂得，中世纪的文字第一个装饰性的字母只不过是个字母，决没有更多的含义，但中世纪的文字是同现代文化属于同一范畴的，在时间上的差距不足1000年，而最初的象形文字，却是一套不断发展的文字，它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的3000年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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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书斋的学者往往弄不到第一手资料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有的地方神游数十年之久，却没有机会亲自去看一看。
商博良在理论上成就非凡，却没有实地发掘过古文物。然而他到底还亲自到了埃及，使自己的书斋理论得到了现实的验证。商博良从青年时代就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地形，多年来，尽管资料缺乏，他仍考证了许多古雕像和铭文的制作时间和地点，每当这时他的脑中就出现一串串的逼想。商博良来到埃及，就像一位动物学家用骨路和化石复原了恐龙的身躯以后，又突然回到自理纪站在活恐龙的面前。
■胜利的进军
商博良率领远征队从1828年7月到1829年12月游历埃及，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这时除法国官方以外，埃及的人们都早巳忘记商博良还有过“叛国”的罪名。当地居民成群地跑来看望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商博良受到埃及人的热情欢迎，使远征队大受感动，他们为格里戈省省长穆罕默德·贝依唱起马赛曲和《彼第奇的猎舍》中的自由之歌。但这些法国人在兴高采烈之余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商博良接二连三地有所发现，他的许多想法到处得到证实。对于曼菲斯的古建筑遗迹，他一看就能识别它们的建造时代。他在里特·拉伊纳发现两座寺庙和一处古墓，在萨卡拉发现古代王族的姓氏昂诺斯时，他立即断定这是最早期的埃及王族。几年以后马利耶特(法国埃及学家，1821年—1881年)在萨卡拉考古得到重大的收获。
在这6年以前，商博良提出一种设想，为此遭到整个埃及委员会的嘲笑，这种设想现在证明是对的，这使商搏良非常高兴：在远征队的船只停泊的丹德拉口岸上，有一座经过历代帝王修建的庙宇。中古王国的第十二王朝修过丹德拉寺，托特米斯三世、新王国的雄主拉美西斯和他的继承者也派人修过，另外还有托勒密王朝和后来的罗马征服者奥古斯都和内耳瓦，最后是多米蒂安和图拉扬修建了寺门和围墙。
l799年5月25日，拿破仑的军队经过艰苦的行军抵达丹德拉，看到这片雄伟的遗迹时，全军都为之惊奇不已。德赛将军率领全师追击玛穆鲁克，在这里竟暂时停止行进，以便观赏古帝王留下的这些豪华的建筑。商博良在事先早已通过文献、图片和镌刻的复制品而对这个古迹了解得十分详尽，现在他终于身临其境了。那是一个满月当空的、晴朗的、埃及的夜晚。
远征队的15名队员央求队长批准他们上岸。商博良见阻拦不住，便率领大家径入寺内，“当时假如埃及人看到我们，”他写道，“会把我们当成贝都因人，而欧洲人可能以为我们是一群武装的卡尔特会僧侣。”
参加这次游览的罗特后来异常激动地追述当时的经历：“我们慌慌张张地跑过一处椰林，那简直是月光之下的神仙境界！接着是一片深草、荆棘和灌木丛。回去吗？不行，我们不愿回去。向前走吗？完全不认识路，我们高声呼喊，只引来远处几声狗吠。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瘦弱构干的农人睡在树下，身边有一根木棒，身上被着几块黑色的破布，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商博良把他叫做“会走的木乃伊”。“他看到我们就站起来，吓得要死，以为一定是活不成了……又走了足足两个小时，那寺院终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柔和的月光下，真是一幅令人陶醉的画面……到达之前，我们在路上还唱了几支歌以缓和一下焦躁的情绪，然而现在已经站在寺门前，它弥浴在一片圣洁的月光里，那景色真是令人心荡神怡！粗大的圆柱支撑着大厅，下面是一片寂静的、梦幻般神秘的境界，外面却是耀眼的月光，真是奇特而又绝妙的对比！”
“我们用枯草在寺里点起簧火，火光又一次带给我们一阵欢悦，我们如醉如狂，没有一人不喜出望外的……这是一幅神奇的画面，它充满着梦幻的色彩，然而却是丹德拉的大厦之下的现实。”
商博良是怎样报道这次游历的呢？别人叫他“师傅”，他的稳重的叙事口吻符合这个身份，然而人们可以从他那冷静的措词里感到奔腾的激情。他写道：“我不想描写这座寺庙、特别是寺中的圆柱门廊给我们的印象如何深刻。建筑物的大小是量得出的，但要想说明寺庙的整体是不可能的，它是华丽和雄伟的最完美的结合。我们兴高采烈地在里面看了两个小时。我们请那贫苦农民作向导，走遍了寺中的殿堂，并且借着月光看了外面的铭文。”
这是商博良见到的第一座保存完好的大规模的埃及寺庙。从他当晚和后来写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在古埃及的研究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事先在想象中和思想上为那天看到的景象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在看到实物的时候没有什么使他感到意外。面前的一切无不证实他早已想过的东西。同行者有的很有学问，但却没有他的敏捷，他们都对商博良的学识感到惊异。远征队成员们大多数都把那些寺庙、大门、圆柱和铭文看作死的石雕，一些没有生命的、纪念过去的东西，而在远征队长看来，这些都是一片活着的景象的组成部分。
商博良率领的全体人员都剃了发，戴着穆斯林的大头巾，身穿绣金边的上衣，足踏黄色皮靴。罗特说：“我们穿戴得整整齐齐，像煞有介事的样子。”但商博良对于这套装束并没有这种半开玩笑的态度。多年来，他在格兰诺勃尔和巴黎就被人称为“埃及人”，他总是埃及装束，好像从小就生活在这尼罗河的祖国，这一点他的朋友们是有目共睹的。
这次旅行埃及期间，商博良做了大量的解释古迹和破译古文的工作。他常常有所醒悟，新的见解总是层出不穷。他宣布了比埃及委员会高出一筹的一项发现：这座寺庙并不是埃及委员会所说的艾茜斯庙，而是爱神海梭庙。它是不是像委员会所说的“极为古老”呢？寺中的建筑实际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后定型的，而且在这以后罗马人又把它装修过。尽管月光之下看来气魄不凡，但商博良还是看出这座寺庙“固然不愧为建筑上的杰作”，但雕刻的“风格却是极不高明的”。他写道：“但愿委员会不要见怪：我认为丹德拉寺的浮雕非常恶劣。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是衰落时期的作品，当时雕刻艺术已经腐朽没落，而建筑作为数学的艺术是比较稳定的，因此这座寺庙的建筑还不辱没埃及的神，也值得后世的崇仰。”
3年后商博良逝世了，这是新兴的埃及学的巨大损失。商博良死后，英国和德国的学者立刻对他的见解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商博良破译古文的方法盲目地斥为幻想的产物，完全不顾这种译法的公认的成绩。但商博良得到德国学者理查德·莱普西亚斯的大力支持。1866年，莱普西亚斯发现了堪诺普斯诏书，是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认真研究的结果全面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1896年彼得·勒·培基·兰诺夫爵士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的演说中，对商博良作了应有的崇高评价，这时商博良已经死去64年了。
商博良解开了埃及古文之谜，长期的挖掘工作从此可以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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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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