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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很难在我和我的作品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威廉·詹姆斯 或许你的口袋里有一个半便士，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点指望……但是若穿上崭新的衣服站在街头，你会沉醉于美丽的梦境：仿佛你自己成变了克拉克·盖博或者葛丽泰·嘉宝。 ——乔治·奥威尔 任何人都无法抵制用时尚装扮自己的渴望。 ——汤姆·沃尔夫 时尚常常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我们必须原谅它做过的每一件事。 ——珍·考克泰 巴黎女子时装业展示了西瑞·玛格勒的一件挂在模特乳头上的服装和约翰·盖丽阿诺的一件裙裾长达12英尺的服装。在缅甸，帕当部落的一位女子在脖颈上套着一只10磅重的铜圈，在脚踝和手腕上也套着一些金属圈。纽约大街上的女孩把迷你裙穿在裤子外面，踏着平踉鞋走路。不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这些装饰物漂亮，然而总有一些人在某一时刻、某一地方是这样觉得的。 凡是认为时尚品味不具普遍性的评论家，我会对他说：你是对的。奥维德说：“我无法跟上时尚所有的奇思异想。仿佛每天都有一种不同款式。”他正在谈论发式，但是这话也正好符合对时尚的表述。浏览一下历史书籍，我们就会清楚：世界上并不存在大家都喜欢的、装饰头。脚或身体其他部分的饰物。 时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什么是美的，原因是什么（在人类形体上夸大了哪一部分，又试图掩饰哪一部分），但是时尚不同于美本身。尽管时尚常产生地震般惊人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一5美几乎毫不相干。我不可能只用一章就对时尚这样内涵丰富的话题做出公正的评判，但是我在这儿加入这一章的目的在于指出许多不是美的、却经常与美混淆的事物。 昆丁·贝尔曾把时尚比做果蝇——一种短寿命的物种。两者都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兴盛和衰亡，这一特点使前者成为社会学家理想的调查对象，而后者成为遗传学家理想的实验对象。时尚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一种态度的展示。正如我们创造建筑、制作家具一样，我们创造时尚并让它帮助我们协调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同时提供给我们舒适和安全的保障。然而做为个人的可视外延，它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复杂的内。已愿望。 时尚只红极一时。最为名贵的服装在现场舞台的背景中首次登台亮相：数月的工作在应邀观众面前得以短暂的、绚丽夺目的展示，最后在高潮中结束。伟大的服装都有极其引人注目的入场。尽管现代时尚或许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但是它们总是与时下的事物相关，总是捕捉某个瞬间并且深深地烙在人们的记忆里。 时尚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吸收和同化了周围的旁流。迪奥（Dior）在二战后把大量织物引入女子服装中。与此同时，汽车制造商们使用了大量镀铬装饰物表现出与此相似的豪华。如果没有热衷于赶时髦的60年代和口服避孕药丸，玛丽·昆特的超短裙会让人难以理解。服装告诉我们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被比喻成一种语言：词汇（是衣服、夹克衫、裤子）、修饰语（是镶边、腰带、披巾）、方言（大街＿L各种款式没完没了的变换）、外国口音（来自法国的香水，来自英国的帽子）、语助词（大靴子）以及个性化的花体字（没有人能解释切尔[Cher]的文字）。正像语言一样，语助词和俚语行话最终融入主流之中——现在如果一个年轻人穿着唐·马汀斯牛仔服、帽子向后戴，不会产生什么异议。我们最容易理解自己所在社会群落的语言，但是有时却难以解释各种方言和外国语言。在每一个群落里，都有着装讲究标新立异的人们，他们的衣服设计巧妙、雅致甚至富有诗意；也有穿衣墨守成规的人，他们的衣着呆板、普通、乏味；也有不善于用服装表达思想感情的人。正如作家文里森·卢瑞说的：“甚至即使我们不开口，身上的衣服也在喋喋不休地同看见我们的每个人交谈着……”看别人穿什么自己也穿什么，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无异于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我们有时可以依赖服装语言，或是试图讲述某种事实；除非我们木穿衣服，否则衣服不可能沉默无语。 衣装会唠唠叨叨地说很多事儿，但是谈话的内容主要还是围绕性和社会地位这两个方面。时装与性有显而易见的联系，甚至连前卫的时装设计师们也同意这一观点。英国服装设计师凯瑟琳·哈姆耐特说过：“在某种程度上，男人和女人着装是为了吸引异性，生儿育女。”另一位古姿（GuCCi）时装设计师汤姆·福德说：“时尚服装全与寻求配偶有关……想一想18岁的年轻人。他们精力旺盛，出门前竟要屡屡试穿20件不同的T恤衫——而这对于他们来说显得很重要……时尚服装真正使人着迷的地方是它与性有某些联系。” 我们穿上时尚服装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身材更高也更富有，显得完美元假、精神抖擞。它给予我们各种精良装备去克服缺陷带来的苦恼。换句话说，时尚服装增加了我们作为配偶的身价。在动物界中，炫耀真实而优秀的身体标记颇起作用——正如我们看到的，天生长有长尾羽和鲜艳羽毛的鸟儿在交配中比那些着装普通的竞争者更为成功。同样，这在人类中也颇起作用。时装业之所以成为一个巨型产业，部分原因是由于虚假的广告宣传。说时装界成功地掩饰了真实而不利的标记是有些夸大其辞，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起了一定作用。在天才艺术家，如化装师韦·邦迪（Way Bandy）或者凯文·奥考因的手中，装饰物真的可以引起变革。 有些人类学家相信：穿衣服的最初目的是想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身体的性感部位来，而不是试图把它们隐藏起来。随着清教徒禁欲主义的出现，后来在西方才出现了掩饰的功能。在原始艺术和身体装饰物中，突出地展现了孕育生命的源泉。直到16世纪早期，基督教的宗教艺术还在强调耶稣的生殖器。在那之后，系在腰间的腰布和用来遮羞的无花果叶出现了，衣服成为保护身体、禁止不洁思想的卫士。 尽管衣服的目的是要减少性吸引力，但是事实上却有增加性吸引力的倾向。阿纳托·法朗士在他的讽刺小说《企鹅岛》中描绘了在那儿发生的一件事。当一位传教主决定给新入教的雌企鹅穿上衣服时，所有的雄企鹅都兴奋起来。正如僧侣马吉斯（Magis）记下的：“每只雄企鹅的鼻子伸得直直地，向身着粉装的那只年轻的企鹅小姐靠近，仿佛那是一个重力的中心似的，看到这情景你一定会羡慕不已……此时连我自己都感到一阵眩晕，无法抗拒那只企鹅的吸引力。” 服装能展示并加强我们的自然魅力。它们使人的脖颈显得修长，胸部丰满，肩膀宽，腰纤细，臀部富有曲线美，脚小巧，腿匀称修长。然而服装也激起人们对遮盖部分的好奇心，给我们留下空间去自由地驰骋想象力。身体暴露的部位是有选择性的。J．G．弗鲁戈（J．G．Flugel）在他的一本关于服装心理学的书中提出：各种款式提供了一个“变换的性感区”。甚至最保守的服装也会让观者一睹身体的风采，这一特点使它不同于那些设计宗旨在于特别说明不许与异性接触的服饰（如修女的修道服，伊斯兰妇女的方披巾）。当人们穿上日本和服时，会感到有向后拉的力量，这样的设计目的在于展现脖颈的修长曲线。在不断推陈出新、富于变化的西方时装界，这代设计师展现腿，另一代设计师强调胸部，下一代则突出裸露的后背。这种变化使人们的兴趣焦点长久不变地集中在性上，并且使身体有无穷无尽的、激发性欲的可能性。 历史修正派学者甚至提出圆撑裙是19世纪用于诱惑异性的工具。女人们认为有了里面的钢架圈是一种解脱，因为她们不用再穿几磅重的衬裙，挪动双腿也容易多了。按照时尚历史学家詹姆斯·拉沃的观点：看似保护道德规范的圆撑裙实际上是“一个空洞、虚伪的东西……我们认为其结构坚固不动；但是，什么也不如事实说明问题。圆撑裙被摆来抛去，总是在急急地晃动着……它一下摆到这边，一下又摆到那边，稍稍倾斜后，又前后摆动起来。”甚至有时它会向上抛起。它总是在摇摆、起伏、患急车牵地动着，在要暴露的一瞬间又恢复到原位。所以19世纪的圆撑裙以它特有的方式激起了人们的性欲。20世纪早期的设计师，像保罗·波瑞特和马德雷恩·维昂耐特，把妇女从紧身胸衣中解放出来，减少了条条框框的束缚，为她们设计出了柔韧、合体的衣服。他们的设计为本世纪最大的时尚新闻——裸露身体铺平了道路。那时甚至连波瑞特最美丽的模特也不具有完美无瑕的身体。一位模特“为了把胸部塞进她高贵的紧身胸衣里不得不像卷煎饼一样卷起双乳”。如今，作为模特必须要有高贵、漂亮的身材，即便有些人通过实施外科填充手术才得到这样的身材。现在的时装对身材的要求很高。如果形态不美或是身材臃肿，时装反而会突出身体的缺点。 性只是时尚的一部分。毕竟没有人会把《时尚》、《哈泼导购》同《花花公子》混淆起来。《时尚》创刊于1892年。最初几期里有许多像格楚德·凡德比特·惠特尼．这样的上流社会女子，她们都身穿上流社会的衣服。书报业巨头孔德·纳斯特于1909年买下这家杂志并且与其编辑艾达娜·吴尔曼·齐兹一起使刊物改头换面。它旨在反映一个“融容貌、才智、形象、财富和成功为一身的、具有影响力的、不论阶级出身的、民主的精英阶层”。正如肯尼迪·弗拉舍注意到并且表示理解的：“即使在昂贵的、手工制做的鞋子里也永远会有令人不满意的粗糙纹面。”《时尚》及其竞争对手《哈泼导购》就是有关那些粗糙纹面的。 和鸟儿最美丽的羽毛、最甜美的歌声一样，它们所描绘的时尚是社会竞争的产物。它们反映了人们在“都看我”的比赛中努力战胜对方、超过对方。它们也展示了许多浮躁的、不断变化的规则：人们总是在解除彼此间的障碍，吵吵嚷嚷地要在顶层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使时尚成为势利的、排斥异己的途径。那些置身上层社会的人们只有通过严密的法规才能保护自己的地位。一个人需要献身精神、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时间和金钱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内情。一些小差错会暴露出一心想发迹的野心和装胜作势的行为。着装上的失礼与其说是审美观上的错误不如说是社交和道德上的失态。这样的规范使人们非常注意细枝末节，如裁剪（西服翻领的尺寸，裤筒展开的程度）、颜色和衣料。一件崭新的而且很值钱的衣服，一旦服装的样式过时了，人们就会立刻把它淘汰掉。本季度时兴、下季度过时的暂短时尚纯粹是受社会地位的影响。一件衣服，如果抛开它的社交含义，它会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竞争促使时尚风靡一时，但是追求时尚并非是轻浮、愚蠢的行为。虽然比赛进行得紧张激烈、激动人心，但是运动员们头脑清醒、操作理智。他们知道在社会竞争中，服装是有价值的流通货币。服装表明我们处于众人的前头，或者至少是没有被落在后面。 戴斯蒙德·莫尔斯把人类称为裸猿。而事实上我们是惟一穿衣服的类人猿，这种提法似乎更为合适。在镜子前面，许多类人猿会仔细检查自己的牙齿和其他平常看不到的身体部位。雌性黑猩猩会转过身来看自己粉红色的屁股。它们对自己的长相相当感兴趣，但只不过随随便便地装饰一下就完了，有时把一只死老鼠绕在肩膀上充当饰品。仅此而已。它们并不使用饰品标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志向。 而人类几千年前就开始装饰自己，并且在同一时期开始创作岩画。历史学家们估计莫斯科北部的墓穴已有28000年的历史了。勘探队员们发现：当时的人们用穿孔的牙珠子镶在袖子和裤腿边上作为衣服的装饰物。在一位60岁老年男人的尸骨上，人们发现了一些遗物：一项缝缀着小珠的帽子、象牙手镯以及用2396颗珠子穿成的数串珠链。在老人尸骨的旁边躺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尸骨。两个孩子也都覆盖着数枚小珠子。其中只有男孩和老年男人戴着坠有饰物和动物牙齿的项链，这表明当时不同性别的人穿戴的服饰不相同。在欧洲中部，人们在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带有针眼儿的针。这些针由猛犸象的象牙或者由乌骨、鱼骨、驯鹿骨头制成。线由动物的健充当。它们的作用跟今天的针一样：把线从小孔中纫进去，用针尖穿刺衣物。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针是在3一4万年前的洞穴中发现的。 尽管人类在数万年前就开始穿衣服了，但是历史学家认为“时尚”直到14世纪才在欧洲诞生。在此之前，人们喜欢穿稍加改动的先辈们的衣服样式。古罗马的托加饱和短袖束腰外衣、印度的纱丽服以及日本的和服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服装中的典范。尽管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和末代艳后克利奥佩特拉生活的时代相隔1000年，奈费尔提蒂的服装若在克里奥佩特拉看来仍然十分得体。 在14世纪，有钱的欧洲人脱下传统的宽松式服装，换上经过裁剪缝合、钉着扣子、镶着花边的衣服来炫耀自己的身材。男式服装的灵感是从军装中汲取的（男式时装几百年来一直是这样）。中世纪骑士的衬衣变成了当时的男式紧身棉袄、紧身上衣（指加厚、絮着棉花或其他材料、像紧身夹衣的衣服）和紧衣裤。用垫衬的方法加厚的上衣和紧身裤保留了几个世纪，成为男性的必备服装。 14世纪的女子穿着长长的连衣裙，裙子的下摆像飞溅的水花一样拖在身后。女子长裙的上装开着低领口，在腰间接缝处镶嵌着滚边用来绷紧上装。宽腰带把紧身上衣和下面宽松肥大的裙子分开。披肩、头巾的边上和袖口、招进带有各式各样的装饰物，袖子上还缝有几十颗小扣子。这样的衣裙既富有戏剧性又体现个性。这种设计表达了人们不断创新、追求变化的渴望。历史学家把时尚的出现同商人、银行家、零售商和投机商这些新的金融力量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封建社会按照财富和地位严格地区分了各种界限。然而到了14世纪中期，英国、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随着贸易、商业和城市的兴起，一个在竞争中超过了贵族阶层、力量不断壮大的新阶层出现了。时尚成为繁荣的见证并且表达了这个阶层的社会抱负。文化历史学家斯蒂芬·贝雷说过：“正是繁荣的却不稳定的中间阶层形成了最大、最活跃的消费群体。”经济学家朱丽叶·斯考写道：“人们消费产品不仅是要满足需要、增强力量、标明社会地位，而且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1899年、经济学家骚斯坦因·韦伯伦在其著作《有闲阶层之理论》中分析了人们是如何利用衣服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他的分析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仅仅拥有财富和权力还不够”，必须要展现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为此他总结了几条规则。韦伯伦首创的最有名的词汇是“夸耀性消费”，或者是积聚贵重物品时的排场。贵重物品是指稀少的、难以得到的或是需要花费其他人数小时的技术性工作生产出的物品。1558年，当25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登上王位时，她身被白鼬毛、锦缎、丝绸，戴着许多珍珠。在模特斯蒂芬妮·西摩和艺术收藏家、百万富翁彼德·勃朗特的婚礼上，斯蒂芬妮身上穿着一件由阿兹戴茵·阿莱亚设计的名贵连衣裙。制作过程共花了900多个小时，上面有手工缝缀的4．8万个小镜面。 着装必须证明某人在“夸耀性消费”。韦伯伦认为消遣是指人们从与赚钱无关的、也不生产任何价值的活动中得到乐趣的过程。像狩猎、高尔夫球、帆船和水球这样的高层人士参加的娱乐活动常常体现出对着装的考究。做为男式晚装的高顶礼帽和燕尾服，其灵感来自英国狩猎者的骑马装和帽子；帆船运动员衣服上的铜纽扣和色彩鲜艳的上装在陆地上被采纳成为运动装；卡迪根式开襟毛衣和水球衫也从运动场上挪到家里，成为日常着装。如今我们穿的所谓的“巴塔哥尼亚女式时装”源于潜水、滑雪或登山装。 因为军人总是与上层社会阶层相联系，所以军装被认为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人们采用了用于军事的战壕雨衣。肩章、坦克表、双排钮厚呢上衣和卡其布装。正如琨亭·贝尔所写的：“对于服装系学生来说，战争以及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在于这样的事实：军人和运动员的职业是整个现行等级制度和各个社会阶层的主要的、淮一的体现。” 证明某人生活得悠闲、安逸还有另外一种方法：穿那些需要精心保养的衣服。亚麻布就是一个好例子，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一上身就会起褶。17世纪的法国贵族穿着用缎子做的绣花鞋，这表明这些大家闺秀们从不在泥地上走路。她们的鞋也确实不会沾一点儿泥巴：轿子会直接把她们抬到凡尔赛宫的殿堂。今天流行的那些半透明、轻盈柔滑的连衣裙也是一个好例子，它们看上去根本经不起任何力量。 因为追求时尚使人无法劳动，所以时尚便成为生活悠闲、安逸的最明显表现。中国的贵族过去留着长长的指甲，目的是要表明自己不需要干活儿。最近一位时尚记者写道：“高跟鞋是专为那些花钱雇人跑腿办事的有钱人设计的。请别人替她们跑干洗店、叫出租车、取午饭。”鲍德萨·卡斯莱恩在他1538年写作的《弄臣》中提到这两个词语，它们被用来指弄臣们倨傲、安逸、不劳而获的本质。从古至今都是一样，因此可见这个观点决不是牵强附会、随意编造的。 最后一点，“夸耀性浪费”标榜社会地位。“夸耀性浪费”的基本含义是指由于某人总有足够的物资供应，因此他不怕过分消费。查理大帝在当时手套制作手艺复杂、难以清洗的情况下却拥有800副精致的手套。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使用的卫生纸是由别人手戴的，他们还让男仆用银碗给他们的狗喂食。20世纪早期，纽约社交界名人丽泰·德·阿考斯塔一个人就有87件黑色的。只有镶嵌的花边不同的天鹅绒外套。意大利鞋匠弗拉葛摩曾经卖给葛丽泰·嘉宝70双鞋，仅仅是因为嘉宝要做一次短途旅行。他曾卖给库奇比哈尔的女土邦主100双鞋。这位女立邦主还给他许多珍珠和钻石用来装饰这些鞋。 要解释夸耀性消费、夸耀性浪费和悠闲安逸，没有什么比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王宫更好的例子了。他的弄臣们诸谄媚争宠，在宫廷里没完没了地争夺权势。据说几位受宠的弄臣不惜花费重金买到一项特权，允许穿同国王的王服相似的紧身大衣——用红线镶边、银线刺绣的蓝色云纹绸制成。这一小群弄臣不关心别的，只是相互排挤、一心想超过对方。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宫廷里盛行相互攀比的风气，时尚转而向极端发展。 为了树立宫廷格调，路易十四让大臣们早晨在他整装时朝见他，这样的朝会被成为早朝。早晨，当他睡醒以后，有人会递给他假发套。他允许大约100个弄臣直接在他的卧室里被接见。在助手的帮助下，他穿上长袜、与丝袜相连的齐膝短腿裤、在搭扣上镶着钻石的鞋，最后是袜带（这是由国王自己系的）。此时他略微休息一下去吃早餐。然后，两名贴身男仆帮他脱下晨在以便他能穿上防身的衬衣。之后，他佩带宝剑、各种珍玩、领结、花边手帕、大衣、帽子、手套以及手杖。给国王什么衣服、什么时候递以及顺序和礼节已经由大臣们熟练掌握。一旦国王穿着停当，早朝也就结束了。据说，年迈的路易1715年最后一次出现在典礼上时已经几乎走不动了，他身上穿的衣服对于他的年龄来说太沉重了。曾经象征着显赫地位的东西很快变得一文不值了。举一个例子，路易喜爱的巨大的金黄色假发套和所有弄臣戴的假发套后来被人放在破箱子里当抹布和托布贱卖。 昆丁·贝尔还增加了第四条展现社会地位的规律：夸耀性出格。只有那些处于上层社会的人才有时间和精力在不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找到乐趣。由于受到社会地位的保护，他们随意制定法规，还成为先锋派时尚艺术的资助人和创作者们中的一员。英国贵族斯蒂芬·坦恩特是作家伊夫林·沃在《旧地重游》中塑造的塞巴斯蒂安·弗林特的原型。20年代塞西尔·比顿给斯蒂芬拍摄了照片，斯蒂芬当时身穿细条花纹套装和一件皮夹克，嘴上涂着唇膏。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约翰·赫尔说的：‘情上去他好像是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而不是20年代的人。”作为一位英国议员的妻子和伯纳德·罗素的情人，奥妥莱恩·摩瑞尔女士穿着的服装仿佛来自“贝拉斯克斯的一幅油画”。尽管这些衣服由华贵精美的布料制成，但它们常没有衬里、系得不牢，只用粗针脚缝合。这些衣服倒更像“演戏的道具”，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舒适而是为了激发观者的想象力”。如今，许多女装设计大师们纷纷从贵族身上汲取创作的灵感。例如阿曼达·哈莱齐是卡尔·拉格菲的灵感之神，这之前曾是约翰·加里阿诺的灵感来源；伊莎贝拉·贝娄曾启发了亚历山大·马克昆。哈莱齐抬贵族哈莱齐小姐。贝娄曾向1998年的巴黎时装界展示了一件“看起来像一顶打开的降落伞一般的”连衣裙。她是德维斯·伯拉顿爵士的孙女。这位贵族爵士被牵扯进1941年谋杀肯尼亚君主艾罗的案件中，后被宣布无罪释放（由于写成书并且拍成了电影《白色的恶作剧》，他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 中层阶级担心自己被认为“没有品味”，看上去丑陋庸俗，所以他们紧紧追随时尚。连最保守的人也会被潮流带着，穿上一件时髦款式的衣服，仅仅是因为这种款式太流行了，人人都穿以致于不穿就是不识时务。上层阶级害怕被人当成仿效他们的中层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中层阶级一采纳某种时尚，他们就会立刻放弃的原因。一次，时尚版编辑戴安娜·瑞兰德建议一位副主编：“不要害怕俗艳，但是不要让人讨厌，不要像中层阶级似的呆板沉闷。”时尚开始于少数人的出格，以最后成为大众的主导潮流结束，而且当仿效者不再追随以后还会卷土重来。其实出格的服装只适合那些有正确态度的人们穿。让我们看一下中层阶级美丽的女王们，这些美国小姐身穿晚装和泳装装面带微笑地出场，谈论种种社会问题，同年长女伴周游，充分表现自己的真挚和热诚。而相比之下，那些人时的、领导时尚的模特们吸烟，参加舞会，面容憔淬，看上去像吸食海洛因成痛的人，如果一天的报酬低于1万美元，她们就不愿意起床，而且还极少展现笑容。模特们操纵并展现世界的时尚。她们的工作就是代表精英阶层，让人惊叹，引人敬慕，而不是愉悦他人。 时尚开始流行的500年里，上层阶级颁布了各项节约法令用来限制消费，并使其法规化。这些法令对着装的方方面面，从什么人能穿哪种面料到裙子要裁多宽、鞋子能穿多长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只有上层阶级才可以穿更长的鞋，戴更高的轮状皱领，穿更高的鞋跟和令人反感的短式紧身上衣。他们力图保持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权。然而这种努力是一种巨大的失败。中层阶级下定决心偏要穿着上层阶级的鞋子走路。 节约法只是起到了加速时尚步伐的作用。当中层阶级被禁止穿某种款式或颜色的服装时，他们便另辟蹊径，寻找巧妙的方法避开法令，发明创造出新的时尚。法令规定威尼斯人只允许戴一串嵌在领口的珍珠颈链，他们加以改制后，戴上一条由数串珍珠串成的、垂至衣服褶边的项链。18世纪日本的节约法只允许武士阶层穿缝缀金钱。染色斑驳并有刺绣图案的绸衣，有钱的商人阶级于是就穿上黑色和服，在衣里藏着华贵艳美的织物。 节约法经常遭到嘲弄。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法国勃艮第、意大利、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男人们穿着叫波雷恩的长长的尖头鞋。有人说波雷恩最初是因为一位贵族的脚趾甲长在肉里很疼痛所以需要穿这种鞋才流行起来。后来所有人，除了干体力活儿的雇工以外都穿波雷恩。大量的节约法把一般人鞋的长度限定在6英寸，后来到2英寸，但是贵族在此范围以外。然而有些男子穿的鞋太长了以致于不得不把鞋系上链子挂到腿上以防止绊倒。发展到最后，这种鞋不再流行而被万头鞋取代了。 1476年，威尼斯法律设立了一个叫做“奢华长官”的执法职位。此人的工作就是为奢华制定法规。然而无视法令成为值得骄傲的本事。有个词叫“为奢华付钱”，意思是如果被发现穿着明令禁止的奢华服饰，此人愿意支付罚金。仿效上层阶级的风气甚至波及到神职人员。1438年召开的威尼斯圣公会会议提醒神职人员不要穿流行的小夹克，说“小夹克……是如此短小以致于清楚地露出了牧师们的肚脐”，而且还这么紧，他们每天早晨把自己缝过去，拆线后再脱下来。教会命令倔强的修道土和牧师把头发剪短修齐，一律穿教士的长袍。1706年到1709年之间，奢华长官提出一个设想来制止仿效上层阶级的行为：他下令已婚的贵族女子和市民只能穿黑颜色的衣服。结果发生了什么？处于最上层社会的人们只在正式场合才遵从这条法令。更糟的是，即便不是贵族女子也开始穿黑色衣服。当刺绣和色彩明艳的织物面料不再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志时，低层阶级便对它们失去了兴趣。为什么国家对这么小的行为也要制定法规？社会学家埃尔文·高夫曼说，如果购买某种东西标明买主属于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成员，那么这种东西就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在现代，购买力是通过高价位和出售精品的、令人望而却步的购物场所以及社会标准加以控制的。而在18世纪以前，这样的专有权是由法律控制的。 国家最终对时尚失去了兴趣。查理一世在1643年颁布了英国最后的节约法令，1648年查理一世被处于死刑，这些法令随之被撤消。在法国，最后的反奢侈法规在1720年出台。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793年国民会议规定：“不论男女，任何人不许强迫任何男性或女性以某一种特定方式着装……每个人都有自由穿适合他或她的。或者他或她喜欢的衣着和装束。”这项法规虽然禁止穿异性的服装，但对其他方面几乎没有限制。 到19世纪，时尚变得民主化了。由于发明了缝纫机和成衣，出现了商店，普通人也有了选择服装的余地。欧洲男子远离没落贵族和特权阶层过于炫耀的服装，采用颜色素净的套装，只是从精湛考究的缝制工艺和精致的细节部分入手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正在这时候，一位服装设计师诞生了。他是一位艺术家，赋予最高时尚以新的威望。从前富人穿的衣服一直是由地位卑微的雇佣工和女工按照主顾的要求制作而成。查尔斯·弗拉德瑞克·沃斯使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1858年，他在巴黎建立了自己的商店，出售他的妻子在他家沙龙上展示的“现成的裙装、大衣以及丝绸制品和做工一流、新颖小巧的物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妻子，皇后欧仁尼曾买过一件沃斯的服装。直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沃斯的服装店一直承做贵族、特权阶层以及像莎拉·伯哈德这样著名演员的服装。沃斯的服装具有创新性，其定做的服装自成一统，不同于商店里卖的成衣。那些衣服是由手艺人和机器缝制的，而他的服装出自一位艺术家的双手。由于坚持用创新控制产量，沃斯把制衣人从以前同工匠、商人相提并论的地位提高到艺术明星的位置。不久，几十个仿效者也在巴黎开了服装店。 随后的100年里，时装界响彻着巴黎服装设计师具有权威性的强音。他们一建立标准，世界其他地方便趋之若骛、争相仿效。沃斯用艺术的表现形式创建了高级定做女子时装店，巴黎为它的成长提供了营养。蔡伯·辛迪凯德拉巴黎女子高级服装店始建于1885年，严格使用“高品质缝纫”艺术把关：每一件成品都用手工缝制，在画室中创作，经过精益求精的搭配。从一小块样布、对街上女子不经意的一瞥、历史书上的人物形象、一幅画、芭蕾舞、游历或者仅从想象中获取灵感，保罗·波瑞特、玛德雷恩·维昂耐特、夏奈尔、克里斯汀·迪奥、克里斯托伯·拜伦西葛、休伯特·纪梵希创作出世界上最富有诗意的、灵秀的服装。 高级女子时装设计是一种精湛的艺术。它依赖于穿衣人高贵典雅的气质。在这一点上，它与芭蕾舞很相似，芭蕾舞也是依赖窈窕的身材传达美的意境。布鲁斯·查特文曾记述过他在巴黎玛德雷恩·维昂耐特家拜访这位96岁高龄老人的经历：“她把自己看成是与巴甫洛夫处于同一水准的艺术家。她一心追求完美，甚至对日常事物的认识也带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痴迷态度。在她的房间里摆设的工艺品无以伦比……。她摆弄布料正像雕刻大师意识到一块大理石石料具有潜在的可塑性一样。”据说拜伦西葛能用两只大拇指拆衣服，而且为了把一只袖孔的位置弄正会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不睡觉。高级时装属于横跨大西洋航游的时代而不属于协和式飞机时代。客户必须要量出3—5个个人尺码，而后有可能等上数月才能拿走成衣。尽管高级定做衣店赫赫有名，它们的服装设计师也频频在时尚杂志上露面，但是如今全世界不超过3000名妇女购买21家商店生产的定做服装。当杜米尼克·杜恩报道1998年巴黎高级女装展时，他被告知“大多数买主的丈夫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有5000万美元的财产，这样富的人你可能闻所未闻”。这些衣服极其昂贵。T恤衫可能标价6000美元，套装3万美元，晚装竟达25万美元。但是对于穿这些衣服的女人们来说，“高级女装店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它有其他任何商店没有的东西。” 在巴黎高级定做时装发布会上展出的一些服装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穿。一家高级定做时装屋不可能只依靠出售定做时装维持，它需要大量资金。其实它赚的钱大部分是通过出售各种香水、化妆品、手提包、太阳镜、各种款式的牛仔裤和现成服装得来的。对于许多购买这些廉价物品的顾客来说，追求高级时尚并不是拥有其他任何人没有的东西，而是拥有一些富人拥有的东西，这些小物品越能说明与上流社会的密切关系越好。设计师的商标像纹章图案一样被人们佩带，而且成为服装展现吸引力的最基本部分。汤米·赫尔菲格说：“没有商标，我卖不出一条裙子。”而后纳·卡兰一次遗憾地说：“到处谈论的都是商标！这些开士米织物到底怎么了？” 在美国大约25%的太阳镜和手表是赝品，如今仿造业发展成为资产达2000亿美元的产业。纽约的街头小商贩们兜售着仿制的劳力士和泰·休尔表，路易斯·伍顿、古姿和帕拉达的手提包以及汤米·赫尔菲格和拉尔夫·劳伦的服装。许多人宁愿购买这些由廉价材料制成的、有损身份的产品，也不愿去买材料精致考究、真正名牌、代表一定社会地位的物品。从巴娜娜·瑞普利到西尔斯这些连锁商店的服装都模仿了顶尖时尚。它们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越来越了解时装界最新流行动态的消费群的需要。 顶尖时尚不再是曲高和寡、只有极少数人喝采的阳春白雪。如今，时尚在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站上得到展示。在有线电视上，最受欢迎的服装秀是奥斯卡颁奖仪式前夕播放的节目。在会场上，女主持人、喜剧演员琼·瑞弗斯在被提名者走进来时上前和他们搭话，不让他们谈影片，而是让他们谈一谈身上穿的服装。服装设计师们知道让女演员、音乐家和运动员们穿上他们设计的服装会给自己带来滚滚财源，因此他们争先恐后地提供赞助服装。这迎合了大众模仿名利双收的时髦形象的愿望。随着服装设计师们趋于迎合大众，服装又怎么能继续代表精英阶层，反映珍贵呢？在一个充斥着赝品的世界里，什么能代表社会地位呢？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花掉全世界所有的钱也不会使高级时尚时装适合大多数人的身体。正像灰姑娘的鞋不可能穿在她那两个丑恶的姐妹脚上一样。收看有线电视节目的观众将会看见裸露的双肩、上挺丰满的胸部、扁平的小腹和消瘦的臀部隐藏在半透明的、柔滑的裙装和弹力束身衣里。他们将会发现体现新时尚的超级明星变成了人的身体，它已经成为夸耀性消费的场所。只通过一样的黑衣服和仿制手表、手提包，你可能区分不开富人和穷人，但是很有可能富人瘦得多。很有可能富人将会通过健美锻炼。私人教练的建议、吸脂术和填充术重新塑造身体。富人要保持这样的身体要支付极其昂贵的费用。他们昂贵的身体与其显赫的地位相称。 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身体已经成为一种地位的标志。关于整形外科手术已不再是秘密。妇女们不再遮遮掩掩，而且像帕姆·斯波林这样跻身富豪的女人对此还大加炫耀。女人们参加各种舞会时彼此展示身上动过整形手术的缝合处的针脚，骄傲地谈论手术昂贵的费用。在一些首富们参加的交际圈里，会看见由高级时装设计师裁剪的服装，一流的、著名的外科医生做过的脸，以及在收价最高的私人教练指导下塑造出来的身体。橡服装设计师一样，外科医生谙熟自己的手工技艺，而且客户们也经常能认出哪个人的脸出自哪位医生的手。 人们对名牌身体的着迷程度不亚于名牌时装，其原因有很多。正如我们看见的，上流社会的服装容易被模仿和复制。高级时尚时装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震撼。审美趋向简单和朴实。20世纪20年代，夏奈尔引入黑色小巧的服装和朴素的布料，像从前一直用来做男士内衣的平针织物等。保罗·波瑞特对夏奈尔嗤之以鼻，说她发明了“简朴的豪华”。如今避开繁琐装饰，转向简朴和“简朴的豪华”时尚仍在继续。大多数最受人喜爱的服装出自极简派艺术家的审美观和创作。 在现代，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超级模特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退吉、简·施瑞普顿和其他模特们开始成名。和服装设计师一样，超级模特刚刚出现时仅被当成地位卑微的雇佣工，正像模特莉莎·芳莎格瑞维斯过去常常把自己称作“挂衣架”。“超级模特”现象通常要追溯到1990年，当时英国〈时尚〉杂志把琳达·伊万吉斯塔、克里斯蒂·特林顿、辛迪·克劳越、纳奥米·坎贝尔和塔堤阿娜·帕提兹刊登在它的封面上，并把她们列为世界级的顶尖模特。如今时装展览常借用最优秀模特的名望和地位，她们技压群芳的登场本身就能表明设计师的实力：他们有钱也有门路能够雇佣她们。 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模特名字并不是家喻户晓的词语。然而，今天的模特跻身于富豪和贵族圈子。她们如此的消瘦以致于摄影师在摄影时不得不用别针把她们的衣服别上，使衣服适合她们细窄的臀部。保持模特极瘦的身材需要大量努力。很难不通过一些骗人的手段，例如药物、吸烟、饮食失调等获得那样的身材。事实上，许多身材纤细的人确实采用了欺骗人的方法。保持身材需要钱和空闲的时间，需要强迫性的注意力集中。它还需要对你吃的每样东西加以控制。 当男模特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后，他们也开始面临相似的压力。男模特马克斯·施肯伯格被付以高酬请去做服装广告，但是表现他不着此服装的镜头占了很大的比例。在他做加文·克莱因广告宣传的多幅版面时，摄影师布鲁斯·韦伯告诉他说：“你将不会经常穿着这件牛仔裤，马克斯……或许你要把它脱下来披在身上。”显而易见，传达给购买者的重要信息不是牛仔裤的款式而是马克斯出众的体形。 当然，饥饿性节食和在健身馆花掉数小时对于男、女模特来说是值得的。对于他们，将来获得的报酬可能相当丰厚。但达到和差一点的区别可能就是巨额财富和默默无闻、被人遗忘的差异。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指出的，模特业是一个赢者称王的竞争场所——处于顶端的一小部分人在竞争头奖。世界上仅有大约12位超级模特。在这样的竞赛场里，微弱的优势可能意味着脱颖而出。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有人可以赚几百万而有人赚不到钱。模特是一个报酬高、仅为最优秀的少数几个人设立的职业。 尽管篮球运动员身高7英尺或橄榄球运动员体重350磅，体育迷并不会从中受益。同样，模特身材极度消瘦，时尚迷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不管比赛双方是否是200磅重的运动员对200磅重的运动员或者300磅的对300磅的，橄榄球比赛一样令人兴奋。关键是双方必须势均力敌，比赛才是真正精彩的对抗。但是只要201磅重的队员打败了200磅重的，202磅重的赢了201磅重的，体重便会逐渐上升。同样，只要有巨额奖金，模特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瘦。微弱的优势可以改变全局。那么是什么奖酬让很多人效仿模特呢？不过是看上去像模特、似乎也因此提高了地位罢了。我怀疑时尚会转而倾向超重的男人或女人。但是过于消瘦一定会转向3尺长的秀发和8尺宽的裙子。因为这种消瘦已经到了尽头：模特们不可能再瘦了，时尚也不可能只停留在一个地方。模特有可能会继续变高（因为她们确实有条件）。美国时尚在长时间把胸部奉为神物加以崇拜后又重新发现臀部是磨砺和塑造优美曲线的新部位。我们已经看见公众对隆胸手术的强烈反对。在英国，《太阳报》已经从报页上撤下3幅模特的脸部照片，原因是她们接受了隆胸外科手术。在美国，最新的色情杂志是《完美10》，它是世界上第一份无硅色情杂志：出版商确保刊登的模特只有真实的东西。 时尚正走向何方？如今，巴黎时装设计师与来自日本、伦敦、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以及其他地方的设计师展开竞争，纷纷借鉴街头时尚中有创意的设计。人们力求避免雷同，努力强调自己的设计是独一无二的创新。他们希望这种愿望通过服装传达出来。性别被认为是构建文化的基础。然而据说服装正在转向一个不分性别的理想方向发展。 在俱乐部里或大街上，年轻的时尚追随者们把“绝不雷同”的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时尚历史学家泰德·波海姆斯把东京异彩纷呈的俱乐部称为世界“款式浪潮之都”。在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能看见“囊括了西方街头款式整个历史的百科全书”。各种时装经过揉合、搭配、修饰、复制和颠倒被赋予新的含义。没有清晰可辨的品牌，却有丰富的韵味。波海姆斯在伦敦大街上同样也看见许多年轻女子穿着样式各异的服装。如果没有大量相关的背景知识，谁也无法弄懂它们试图传达的蕴味。它们“取材于‘在你脸上’、坦克女孩女权主义、印度民族装、‘时髦伦敦’、60年代的未来主义、性解放、坏名声女人、70年代的迷人魅力人物、牛仔、无理由反叛。放荡不羁的马路文人、摩登派、光头仔、朋克、嬉皮、学生以及穿着高级时装展现财富的精英人物。”当然，最后一项令人目眩的光芒高高照射在其他灵感源泉的上面。 高级时装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吗？不再有社会地位的象征，不再体现明显的两性差别了吗？我们难道“酷”得不愿仿效其他人了吗？可不是这样。在英国一家流行时尚杂志《面孔》的最近一期里，彼特·莱尔和劳拉·克莱克思考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孩子们里穿着银色充气的金属面料衣服？为什么他们易受与液晶显示图片和毒品相关产品的吸引？他们总结道：“在这个时代的大半部分时间里，我们反对趋同，喜欢自我创新，尽管与别人看法相同令人舒服，过于偏离标准会使人易受攻击……。这样看来，90年代是自我崇拜的年代吗？不是的。”在所有关于流行趋势的讨论过后，女人们仍然身穿柔纱裙走在T型舞台上，男人们同样还穿长裤。从石器时代以来，我们一直标明男、女两性的区别。而如何标明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件服装从本质上非得是男人才穿得或者非得是女人才穿得。如今，男人们穿着丝袜、天鹅绒面的鞋，头发垂在肩膀上。而女人们也从男式服装中轻易地借取其构思。男人和女人或许会更自由地交换各自的服装款式，但是他们还是会找到戏弄性别差异的另一个办法，因为它是人们性兴趣的一部分。 我们将来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许不会有这么多的品牌。精品时装界正在显出种种迹象要放弃品牌。来自赫尔梅斯的最新时装款式是把一个很小的H字母缝缀在纽扣中间。而道切（Dolce）和盖博纳（Gabbana）因为标识‘常被人撕去所以决定干脆不再把D＆G的商标缝制在衣服上。我们知道只要上层社会失去了兴趣，就说明一种流行时尚将要过时了。那么高级女装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了吗？我对此怀疑态度。巴黎不会让自己跟不上时代、迪奥（Dior）和纪梵希（Givenchy）一贯以端庄雅致闻名的时装屋的首席设计师位置易人，它雇佣了英国先锋派设计师约翰·加里亚诺（John Galliano）和亚历山大·马克昆指引风格，这使有些人感到极为震惊。但是这正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上层社会与先锋派的设计相结合，创造出新式的、双方都欣然接受的、打破常规的服装。 在许多先锋派服装设计师的谈话中会经常出现一个新词语——智慧。日本设计师山本和川口、比利时设计师马丁·马吉拉、海姆特·朗和安·迪级米特一直在制作体现这一思想的服装。它们引起人们对其结构方式、与身体的关系和我们的审美观的思考。马吉拉是最前卫的。他设计的服装是由看得见的大针脚和回收再利用的布料组成的半成品。人们渐渐与服装玩起了智力游戏并产生了绝妙的效果。 时装设计师贝西·约翰逊预言：“我认为时装设计师，如果他们被称为时装设计师的话，将不得不成为未来的科学家。”阿克莱斯·潘兰德及其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里的实验小组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他们正在构建“可穿式”的电脑。这种电脑极其轻便易携，共和衣服混为一体，我们可以像戴手表、眼镜或者穿夹克一样穿在身上。传感器和电线隐藏在珠宝、帽子、鞋甚至在布料里面。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做了一件音乐牛仔上衣：肩上是带有金属线绣的字母、数字的布键盘，兜里是话筒。斯蒂夫·曼宁，这个实验小组的一个成员，用一个无线电接收器代替了室内的温度自动调节器。这个无线电接收器通过内衣的传感器接收信号，当温度低时会自动打开内衣上的加热器。他把它称作智慧内衣。在这些作品中，还有一种眼镜，在一个储备个人信息的计算机数据库的帮助下能够识别不同面孔，当我们忘了别人的名字时，它会说出这个名字，还会帮助我们在迷路时寻找方向。 当潘兰德及其实验小组在科技的边缘稳步前进时，来自东京、巴黎、米兰和纽约的设计系的学生们一直在努力把美以计算机中的二进制形式呈现出来，以求改变时装的形式。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时装展上，展出了一件透明硬纱料的球形服装，随着展示者轻盈的舞姿，服装发出光亮，立刻博得观众们的喝彩。“可穿式”却并不适合穿着，它是服装设计迷们精心制作、对审美经过各方面的思考。正确选用材料的结果。潘兰德认为服装是“个人的助手，它如影随形，满足各种需要”。这种服装既标明身份（谁能雇得起一个贴身男仆？），又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主意——服装使你变得更聪明，它是信息时代完美的装备。 ------------------ 图书在线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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