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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地质学发现为博物学注入了新的成份。截至到这时，创世的神话似乎可以准确地说明地球及地球上生物的起源。然而，这时如果谁表明地球的历史很悠久，而且注定发生过变化，这一定会对《圣经·创世纪》中生命起源的故事产生怀疑吗？一旦考虑到灭绝的化石物种，这种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了。假如化石的确是曾经生活的生物遗迹，那么博物学家就一定会认识到，或者最初创造出来的有些部分已经消失，或者物种可能随着时间发生过变化。无论是哪一点，都会对传统的观点构成威胁，传统观点认为上帝亲自创造了一个世界，上帝为了人的居住，能够保持这个世界的结构。对于基督教的愈加不信任，成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典型特征，因而致使18世纪成为人们首次认真考虑生物变化的时期。（见Glass et al.，1959；Greene，1959a；以及Bowler，1974a。关于法国的情况，见Mornet，1911；Ros tand，1932；Guyenot，1941；Ostoya，1951；Roger，1963；以及Callot，1965。关于启蒙思想的一般论述，见Willey，1940；Cassirer，1951；Hazard，1963；Gay，1966-69；以及Hampson，1968。） 乍一看，18世纪进化论的故事应该显得很简单。在这个世纪初，稳态的特创论的自然观地位仍很牢靠。唯物论哲学家随着更为大胆地攻击传统宗教，他们更为果敢地不援引超自然的干扰，探索地球上生命如何起源的解释。他们得出的唯一合理的概念就是自然发生（生命自然产生于非生命物质的结合）和现存生命形态为了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而发生转变的概念。因此，含有我们称作进化成份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提出来。这种解释的逻辑几乎要求我们注意那些详细涉及作为现代进化论真正特征的生物变化可能性的博物学家。实际上，唯一遗留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18世纪末自然神学会复兴，并似乎阻碍了本有希望开始出现的进化论。 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18世纪的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确试图把握变化问题，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的理论表面上很像现代进化论。他们最终未能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的文化环境所限制。18世纪的进化论主要是启蒙思想的产物，这比上面提到的、也是我们可能相信的解释要微妙的多。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论有其自己独特的地方，而且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与过去一刀两断。而且博物学中的一些最有创造性的发展，是旧的世界观的扩展，并不太像是探索对生命起源的唯物论解释。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18世纪末进化的研究与其他许多启蒙思想一道遭到了舍弃。要在一个建立在不同的自然变化观念基础上的可用框架中确立18世纪的科学成就，就需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米歇尔·福科（Foucault，1970）就是从这种极端的角度看待18世纪的进化论的，他的激进分析否定了历史学家正常争论的许多问题（Guedon，1977）。福科坚持认为，一般人错误地将注意力放在唯物论上，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时期的“经典”博物学没什么帮助。当时人们试图根据外在特征来分类自然物；在确定事物的排列时，经由的途径是，根据分类过程所采用的方法来确定可能关系的框架。这样一个系统并不是开放的：根据博物学家在分类事物时所采用的系统的性质，所有可能的形态都是可以预见的。即使认识到地球上图景中的一些成份是后出现的，这也只是意味着已经定下规则的过程本身决定了空缺填补。换句话说，进化只是预定图景的展示。只有到了19世纪早期，当博物学家抛弃了这种对于万物具有合理结构规则的信念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达尔文主义，出现一种开放的进化发展观。 福科观点的基本合理性体现在说明那些按照传统的自然神学从事研究的博物学家上，他们认为他们所谓的规则过程直接与神的特创计划吻合。但是我们必须探讨更有争议的问题，即那些表面上采用唯物论方法的博物学家是否依然坚持自然基本上是规则体系的观点。至此，我们需要一个我们自己的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造成18世纪人们思想矛盾的力量。首先，我们需要将那些多少是明显地在特创论者的体系中产生的发展与那些表面上是作为对特创论体系挑战产物的发展区别开。我们一定要努力确定在17世纪后期阐释的稳态特创论的关键特征，然后才看一下由于博物学的专业问题和普遍增加的对于变化可能性的认识而导致的问题的扩展。毫不奇怪会发现一些在这种传统中讨论新物种的起源，却倾向于设想神的计划的新成份以完全预定的方式出现的观点。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唯物论者的挑战，并试图确定一下唯物论者在博物学中主要关心的领域。我们将会看到，18世纪极为关心的一些领域，却被达尔文时代的博物学家所忽视。我们也试图寻找某些迹象能支持福科提出的观点：即使最激进的唯物论者也多少会认为自然规律一定以合理的图景在其作用。 设计与变化问题 17世纪后期的博物学家依然期望科学研究能和基督教协调起来。他们坚持物种固定不变的概念，坚持认为每一个物种产生出与自己的类型相同的后代，他们希望通过对自然类型变异的详细了解，会有助于加强物种是神的智慧产物的信念。这种体系中的三种成份需要详细描述，因为它们对于后来进化论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a)利用设计的论点来解释每个物种的结构，通常是从生物对特定生活方式适应的角度。b)相信物种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个图景符合某些可以轻易识别的结构，如存在的巨大链条。c)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种固定不变、自然地下分为相关形式的类群的观点，以解决欧洲人在从事世界范围的探索时由于发现了大量新的物种而产生的实际分类问题。 有一种设计的论点，它的基础是每一个生命结构都有其适应目的，这是一个自然神学学派的核心观点，这个学派的最昌盛期是在1700年左右，而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约翰·雷的那本经常再版的《上帝在创世中的智慧》（Ray，1691）是这种观点最为人知的代表作（R aven，1942；Gillespie，1987）。威廉·德汉姆的《物理神学》（Derham，1717）是另一本流行的著作，而在欧洲大陆，拉贝·普鲁克的《关于自然的猜想》则利用多卷的论述发展了这个主题。尽管有启蒙运动的挑战，在威廉·佩利的《自然神学》（Paley，1802）中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看法，而且通过佩利影响到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 设计的论点认为，世界的规则和复杂性，特别是在生物结构中体现出来的规则和复杂性，不能通过自然本身建立，必定是由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创造出来的。人们经常以钟表和钟表匠之间的关系作类比。没有人相信组成可以工作的钟表的金属零件能〖HTH〗自然地〖HTS S〗组成复杂的形状，因此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钟表匠设计和制造了钟表。因为在自然界没有力量能够建造新的动植物物种的结构，因此可以用同样的论据说明造物主的存在。但是，生物的结构不仅说明造物主的智慧和力量，还能证明造物主的仁慈。赋予每一个器官的形态适应于动物生命式样中表现出来的功能，这说明造物主关心他的造物的幸福。我们可以将这称作设计的“功利”论点，因为它假设每一个性状都具备有用的目的。人当然是设计的首选例子，手和眼睛的完美结构似乎最明确地说明我们的身体为了我们的需要是如何创造出来的。首先，存在围绕人建立论据的诱因，那就是提出其他物种的设计是为了人的缘故。例如，马的构造便于人骑，这并不是巧合。那时，这种人类中心说的观点很容易发挥到荒谬的地步，比如，普鲁克就宣称海洋的潮汐是为了帮助船进出码头而设计的。 有些也提出过设计论点的严肃博物学家就认识到，不可能将所有造物都看作为了人的实用而形成的。博物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许多物种对人来说没有什么价值，然而这些物种也以某些方式表示出它们是造物主智慧的产物。每一个物种都在完美地适应着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证实神的仁慈赐予各种造物的观点。例如，注意一下捕食者的具有尖牙利齿，很适合抓捕被捕食者。提出仁慈的上帝创造出的动物只是为了杀死其他动物，难道这不矛盾吗？自然神学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一点，他们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食肉动物的存在可以减小这个世界痛苦的程度，因为它们清除的是年迈和有病的被捕食者物种成员，并使之尽快死掉。此外，“自然平衡”的观点作为现代生态学的先驱出现了（Egarton，1973）。所有人都认为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和谐的设计，以确保整个自然系统的稳定性。假如某些偶然的原因致使某一物种的数量非自然的增加，捕食它的动物本身也会增加数量，不久又恢复了平衡。这样一来，自然神学中就包含了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关系的认识，但是并没有认识到生存斗争的意义。 自然神学成熟地足以面对许多乍一看似乎与仁慈的上帝观点相矛盾的现象，但是一些新的发现带来了问题。为什么会有寄生现象，如肠道蠕虫？它们如何与设计的论点相吻合（Farley，1977）？这属于极少的领域，一些学者认为，自然中有些部分的存在就是要惩罚罪孽的人类。与我们的主题更直接相关的是化石问题，特别是那些今天不再存在的物种遗迹。作为自然神学的首席发言人，雷发现很难接受灭绝的概念。假如上帝的一些造物会死光，我们怎么能继续相信上帝的劳作是完美的呢？为了不摧毁造物是完美过程的观点，雷选择了另一个立场，他否认化石来源于生物。然而随着更多的化石被发现，这种立场显然站不住脚了，而且稳态的创世观也不得不放弃。 设计的功利论点除了提到生态关系外，还将每一个物种视为一种特定的适应例证。然而没人相信理性的上帝会以一块又一块的拼接方式设计他的造物。一定存在某些完整的图景将不同的物种形态连接成为一个和谐的特创方案。相信这样一种方案是生物表面上多样性基础的信念很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按照最简单的形式看，有人认为这种图景是一个存在的巨链，其中从人开始，以阶层体系的形式，向下延伸到最简单的生命形态（Lovejoy，1936）。这是福科想到的一种相互关系为封闭体系的例子。这个链条上的联系是预先决定的，因为需要在两端之间一种连续的关系联系。从逻辑的角度看，人们可以认为，一旦理解了图景的大体轮廓，那么就可以预想到中间类型，即使这些中间类型还不为科学所知。 面对灭绝问题时，存在的巨大链条尤为显得不堪一击，因为按照原来的观点，所有的链都必须存在，要么创造的图景就是不完美的。任何一条链上的灭绝都会摧毁整个链条的对称。唯一接受变化成份的方法，就是承认现这个链条并不是自然的完整图景，链条现在的存在只代表了一种序列，还需经过很长时间才填满这个序列。在地球早期存在的恐怕只是创造阶梯上的低等梯级，此后，生命逐渐攀上了更高的水平。存在链条是“暂时性的”观点成了第一个从进步的角度解释生命历史的观点。一个理论如果它的基础是认为存在向着预定目标的进步，那么它当然就不是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即使强调链条是暂时性的观点，存在巨大链条观也是我们今天所接受的通过多样性导致进步的更公开的观点发展的障碍。在18世纪严肃的生物学讨论中，存在链条的观点是逐渐被剔除的，后来它只是作为诗意的比喻被继续使用着。重要的是要注意，在后来的进化论历史中，更为成熟的线性发展观依然作为替代达尔文主义的理论继续很流行。 根据福科的观点，直到18世纪末，在对自然的理解中才发生了一场革命，从而达尔文的开放发展概念才得以产生。福科还坚持认为，由乔治·居维叶开创的新分类学研究告别了自然规则固定不变的观点，从而使博物学家认识到生命的多样性没有限度。虽然生命的形态建立在一定的基本模式上，但是这些模式适应于每一种生活方式的要求却不遵循任何预定的途径。注意，在福科的观点中，是居维叶，这个进化论的撒旦，创建了达尔文主义世界观的框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自然形态相互关系的变化，从一种规则的系统变成了一种开放的系统，而不是多样的形态是神设计的还是自然进化产生的这个问题。福科认为所有18世纪博物学的经典观点都坚持形式化的自然相互关系观，即使是不再坚持存在链条的看法。存在的链条是最简单的关于创世规则的想象，而更成熟的分类学只不过要认识同样封闭的相互关系系统中的更复杂的关系。 这对于我们理解18世纪分类学（分类的理论）中所发生的发展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1700年之前，有些博物学家，比如雷，就忽视了根据存在的链条来理解实际的物种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他们相信有必要从探讨不同物种的相似程度开始，而没有涉及复杂性的阶层体系。一种可以使用的分类系统要以方便的途径表达这些相互关系，并且通过参照与已知形态的相似程度来将新发现的形态放在适当的地方。到了18世纪中叶，愈加需要发明出一种令人满意的系统，这个问题通过引入一系列新的技术而得到了解决。历史学家传统上将这些发展解释为一场为现代生物分类学奠定基础的革命。林奈创立的命名系统是现在依然使用的命名系统的直接祖先。按照〖HTH〗我们〖HTSS〗理解的林奈系统，它当然是开放的，可以包括非常广泛和预想不到的自然形态。福科则会认为，这却不是林奈本人设想的系统。我们使林奈的技术适应了我们现代的观点，而忘记了最初形成的林奈系统意味着该系统要确定一个封闭的关系图景，以便与神的特创计划相吻合。 有意义的是，当林奈最后承认自然中存在暂时性变化因素的必要性时，他所选择的并不是去强调生物对新环境的适应，而是将杂交作为新种产生的源泉。现存物种之间的杂交为传统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问题，按照传统观点，每一个自然形态都是在神的计划内固定不变的单位。但是林奈能够通过探讨这个问题作为摆脱由于宇宙发展概念带来的困境。杂种仅是已有性状的新组合，这样很轻易地就符合了自然变化不过是填补已有创世规则中新空缺的信念。虽然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林奈的理论与链条暂时性变化的存在巨链观一样，表明18世纪的变化观如何摆脱不了封闭关系系统的藩篱。但是，那些放弃相信自然具有神定规则的人会支持唯物论的哲学吗？他们确实至少能够积极地研究变化吗？这与福科的解释当然很难相符。在唯物论者看来，无需超自然的因素来确保任何特定的物质颗粒结合的稳定性，这就意味着环境可以无限制地决定生物的形态。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论者已经预先想到了现代的进化学说。唯物论的哲学是通过一系列在以前已经成为关键的问题，应用到博物学研究中的。这种情况决定了他们的思路显然与现代的唯物论者不同，并且防碍了他们与旧的自然是规则的观念彻底决裂。 考虑一下那些探溯自然法则的准确性，以取代以神的创世来解释生命起源的18世纪博物学家可以使用些什么。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法则是按照机械论哲学设想的，随着17世纪物理科学的获胜，产生出机械论哲学。笛卡尔的哲学武断地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精神层面，属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范畴，一个是物质层面，这个层面上的东西通过感觉传达到人的内心。物质的世界实际上是机械的；所有的变化均由物质颗粒的重新排列而产生。一个动物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物理结构，完全受力学法则控制（我们今天会称作机器人）。笛卡尔坚持他的二元论，不承认是特殊的生命力控制着生命体。他的“动物机器”观点成了18世纪许多人思考自然界生命法则的出发点。博雷利1680年发表的《动物的运动》成功地表明从机械的角度如何可以理解骨骼与肌肉之间的关系。然而当涉及到更为基本的生物学问题时，动物是机器的观点产生的问题远远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 最关键的问题是发育或“发生”问题，传统上认为，发育过程通过保证每一个个体以相同的模式形成，从而确保了物种的稳定性。这里，生命物质受特殊的生命力控制的早期信念显得特别合适。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在受精过程中，雄性提供决定组织的力量，使雌性提供的被动物质成型，进而创造出胚胎复杂的结构。纯粹的机械力能够精确地起到这么精致的作用，以确保物种的基本形态吗？对于有经验的博物学家来说，一架动物机器，就像钟表的零件一样，能够制造另一个完全和自己一样的机器，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机械论者不得不认为胚胎是在受精卵中预成的，它的成长只是将物质吸收到自己的结构中。威廉·哈维曾经认为所有的动物来自卵，而且卵有时被视为含有一个完整的微型生物的“种源”，或种子。但是这样看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不能认为母亲已经在她体内形成了种源。〖HTH〗在她生产时〖HTSS〗，将要长成她的孩子的种源已经在她的体内了。为了保持这个论点的逻辑性，她的种源一定存在于〖HTH〗她的〖HTSS〗母亲体内，依此类推，种源一定存在于第一个母亲——夏娃的体内。这种“预成论”（更恰当的叫法，“预先存在的种源”）认为，严格地说，所有人类都是由上帝在最初时创造的，只不过是一个套一个，像一套俄罗斯洋娃娃，等待着一代接一代地被打开（Cole ，1930；Needham，1959；Adelmann，1966；Gasking，1967；Roger，1963；Bowler，1971）。 这样一个看起来荒谬的理论竟然被认真讨论了一个世纪，这似乎有些难以想象。它之所以被认真对待，表明了两个因素的影响，即动物是机器的学说和设计的论点。起先，生物学中的机械论哲学并不一定导致无神论，因为解释动物机器如何形成的唯一方法就是设想动物（或动物种源）是上帝创造的。只有当博物学家新的信心逐渐形成，他们才有希望用唯物论来解释生命的起源。第一步是表明如何可以用复杂的牛顿式物理学定律模式来解释正常的子宫中胚胎的形成；在此之后，才有可能利用同样的论点说明地球上生命的形成。从这种有意对种源理论的挑战中的确产生出一些有关生命起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这些理论有意要替代预先存在种源概念这个事实说明，生命的机械发生仍然是重要的观点。动物是机器的学说和种源的概念决定了18世纪探讨生命起源框架的特点。接下来这种框架的坍塌意味着后来的研究者，如达尔文，不仅漠视这些奇怪的概念，而且不去考虑地球上最早生命的出现这种问题。 博物学家通过以每个生命体是由物理力形成的信念取代种源概念，大体上清除了保护物种固定不变观的围墙。有些博物学家，如布丰，在寻找世界如何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因果解释时，能够分析环境可能经过很长时间对物种造成影响。当时博物学家有充分的理由不愿意放弃生命固定不变的观念。他们在解释胚胎发育时必定要抓住非常严肃的问题：物质如何能够复杂的、有目的的身体结构，并且经过很长世代都保持相似的结构。即使物种的保持不受神的控制，但是真实的事实依然是自然形态并不是无限制地变化不定。此外，分类学家有实践优势提出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哲学家可以大胆猜想自然不是稳定的，但是对于那些要为人们提供可用分类系统的博物学家来说，这种立场无异于断送自己的职业。布丰出于这些实际的考虑，清醒地决定通过设想物质只能按照有限的图景排列自己，从而决定了所有动物都属于动物界，而坚持了生命形态固定不变的观点。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唯物论者是如何被迫向传统的信念妥协，传统的信念认为，在表明上变化的物质世界内部存在着稳定的规则。 相反，有些哲学家，如达朗贝尔男爵，则认为没有理由限制他们根据生物学的事实来进行猜想。在启蒙运动时期唯物论者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些很大胆的进化论观点，他们用进化的观点攻击现存的宗教。他们希望通过动摇《圣经》故事的基础，打击支撑传统道德法规的知识结构。因而尽可能大胆地认为物种没有固定的结构，自然能够通过原子的随机组合创造任何可以想象的形态，而且只有最成功的形态才能生存，这样是有意义的。将这些漫无边际的猜想当作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真正先驱就错了，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能够得出完全开放变化的概念。 存在的巨大链条 种源学说代表了机械论哲学的保守方面，它试图维持上帝与自然的传统关系。所以我们不会奇怪种源说与另一个古老的概念——存在链条的概念结盟。链条的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Lovejoy，1936；Bynum，1975）。存在链条的概念试图将自然看成结构完整的系统，这就意味着这个系统完全是上帝设计的。存在链条的概念始与博物学家的直觉，即生物可以由最高等的（人）往下排列到最原始的，形成一个复杂的阶层体系，该概念认为一种线性的创世方案将两个极端联系了起来。在这个链上，可以将每一个物种排放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与这个物种密切相关的物种分别排在它的上方和下方，通过一系列规则的中间环节，最终将最高等的生物和最低等的生物联系了起来。按照最初的理解，这个链是一个静止的自然排列方案，表明最初的造物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预先存在种源的学说使人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保持其方案的结构，因为上帝创造了种源系列，这样能够使每一个物种都可以生殖。最后，查尔斯·邦内和J·B·罗彼耐特这两个将种源学说和存在链条学说结合起来的哲学—博物学家，将这个链条看作随时间发展的方案。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链条上相继的成份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整个过程是由种源系统预先决定的。洛夫佐伊将这种观点称作链条的暂时性观点，它将时间因素注入到原先静止的方案中。虽然这种观点依然认为所有发展只不过是固定的创设方案的展示，但是它已经是试图把握宇宙变化的观点了。 恐怕最知名的种源学说捍卫者当属瑞士的博物学家兼哲学家查尔斯·邦内（Whitman，1894；Savioz，1948；Glass，1959b；Bowler，1973；Anderson，1982）。邦内因为发现蚜虫的孤雌生殖而出名。这种昆虫的雌性能够在没有受精的情况下自己生殖若干代，这个事实使邦内确信产生出整个世代系列的微型结构一定储存在蚜虫的母体内。他在1762年的《论生物体》和1764年的《自然沉思录》中，发展了一个根据种源概念的理论：种源是个微型体，其中含有一个新生物的整个结构，该生物的所有世代按照压缩原理一个套一个地包裹在一起。邦内坚持认为，根据机械论的世界观，这种系统是必不可少的：自然法则不能将物质安排在生物的复杂结构中，只能将物质填充到由上帝已经创造好的现存结构中。 当然，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尤其当面对遗传事实时。如果一个种类的所有生物都来自母体中所含的种源结构，子代如何遗传父亲的性状？邦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认为种源发育的启动需要有精液，这样就可以将父亲的一些独有特征传递过来。最后，他得出结论，种源只决定物种的结构，而不是个体的结构：种源中所含的基本性状只决定该生物到底是长成人，还是狗、马什么的。个体的所有性状是由于种源在成长过程中所吸收的物质产生的，先是从雄性的精液中，接着是从母亲的子宫中。邦内还认为种源并非和成体生物完全一样的微型体，人们不可能通过显微镜来识别它。种源只含有基本结构的轮廓，只有当长大以后才能看清楚，最初状态的种源无异于泄了气的人形气球。 邦内也是存在链条的热心支持者（Anderson，1976）。他相信通过把物种按照亲疏关系排列，就可以组成一个将人和最低等的生命形态联系起来的完美的线性链（见图表）。这样一种排列代表了神的特创计划，而且这个计划的规则性具有很多重要的含义。它再次加强了任何物种都不能灭绝的信念。如果按照计划这个链条是完整的，那么上帝就必须确保不会通过祛除整个图景中的某些部分而使链条变得不均衡。物种是链条上的“环节”，因此它们的结构必须绝对保持固定不变和永恒存在。种源学说为邦内提供了一条途径，使他看到上帝如何能够保持这种绝对的稳定；上帝塑造了每一个物种的种源，因而确保了每一个被封闭的系列都可以生长成一样的类型。 如果造物主按照同一格式塑造了整个种源系列，物种就不可能发生变化。然而邦内的系统具有潜在的可变性，人们也可以根据这个系统提出，造物主塑造了可以在不同历史时期生长的不同种类的种源。最终，邦内相信存在链条并不是稳态的方案，而是随着时间的一步接一步展示导致生命的进步，从链的底端最简单的生命进步到链的顶端最复杂的生命。整个过程是造物主通过他最初塑造的种源的不同系列预先设计的，按照计划，种源的每一个序列，在特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图6.存在的链条 这是邦内在1764年出版的《自然沉思录》中提出的关于存在巨链的简单说法。这个链的建立通过的是一系列表面上相似的形态，根据现代的、基于内在结构的分类学，其中的许多所谓相似都是瞎掰。注意一下，为什么有必要确立一个直至建立普遍关系的连续线性图景。虽然后来的许多博物学家认为爬行动物比鱼类高等，但是邦内却按照不同的方式排列鱼类和爬行动物，因为这样才能说明他的由鱼类向鸟类转变，进而向哺乳动物转变的观点。即使这样，邦内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个关节点链条有分叉的可能，这表明完全的线性排列观点已经开始无力支撑。 邦内在1769年出版的《再生哲学》中探讨了这种普遍进步的观点。有意思的是，普遍进步的观点来源于邦内对基督教的身体复活观点的兴趣，他认为可以通过造物主将第二个种源赋予每一个灵魂，来实现身体的复活。他提出动物或许也有灵魂，限定在它们有限的身体中，并且将来可以在更高的动物身体中复活。届时人类将转向更高的存在层次，而动物将变成人，植物将变成动物。但是为什么将这种复活限定为将来的一个事件？或许在过去每一个灵魂都通过一系列肉体再生过，都通过最初由上帝提供的种源发展过。在每一次再生中，灵魂都要在进一步完美的身体中再现，这样，生命的历史就是，存在的链条从链的远端最简单的身体，逐渐攀升到链的最完美的我们今天人所具有的身体。邦内得出结论，地质上的剧变一次又一次地清除了现存的生命形态，但是能对将来的再生作出反应的种源将会生存下去，而且当环境稳定后能够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类群。 邦内就是这样通过存在链条的暂时观得出了生物学上的进步观点。然而，他并没有详细论述种源如何再生，而且他的整个系统也显得很含糊，很难被看作是通向现代进化论的一个步骤。事实上，有些史学家不太看重邦内的系统，认为它通过根据单一的最初起源来理解事物，试图绕过发展的含义（Whitman，1894；Glass，1959b）。当然进步只表示锁定在一系列种源中的神的计划的展示。然而，人们认为后来的一些博物学家在普及进化观点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也将生物的发展看成是具有预定目标的进步。即使邦内把所有上帝的设计压缩成一个行为，但是他至少与正在兴起的不再援引奇迹干扰自然进步过程的思潮相一致。他对于人们正在加深的对地球的兴趣作出了真正的回应，他利用地质剧变作为新种群产生的途径。事实上邦内已经表明他认识到每一个种群需要适应它们生活时期的环境，这比存在链条的简单线性上升更属于一种有预见的观点。 法国哲学家让—巴波蒂斯·罗宾奈在他的《论自然》（Robinet，1761-66；见Murphy ，1976）的第一卷和第四卷中，也对于由稳态的存在链条观变成进步的存在链条观作出过贡献。在罗宾奈的书中有比邦内的更著名的猜测。他并不相信存在的链条可以分成分别代表不同物种的链结。相反，他却把存在的链条想象成一个〖HTH〗连续〖HTSS〗的图景，很像一根绳子。他声称物种只是人的错觉，因为经过详细分析总是会发现一个完整的形态顺序，链条上的任何两个点都是相连的。将连续的分部划分为物种所根据的仅仅是中间类型的稀少，并且得到了那些图方便的博物学家的支持。自然界中不存在物种，只有个体对应着存在链条上每一个可能的环节。18世纪的许多博物学家被这种观点所吸引，乍一看，这种观点也许可以作为进化论的先驱。然而事实上，连续性的观点是旧传统的一部分，只有将其抛弃，才有可能产生出任何类似达尔文主义的学说（Zirkle，1959b）。达尔文并没有摧毁物种概念；他只是重新解释了它；在他的系统中，物种依然是〖HTH〗界限分明〖HTSS〗（但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罗宾奈的看法只能产生沿着预先规划好的形态顺序进步的变化思想，而不是现代的分支进化思想。 罗宾奈接受了生殖的种源学说，但是相信种源分散在自然界中，等待着适合发展的环境。他在书的第四卷中提出，在地球历史的进程中，存在链条上相连的种源一定是相继发展成熟。最初，最简单的种源能够发育，致使生命沿着链条进步，直至产生人类。邦内与罗宾奈的观点中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是这两个种源学说的头号支持者都将种源学说与存在链条的进步解释结合起来这一事实表明，即使通过保守的思想也能愈加认识到，在非常古老和不断发展的世界中，人类的出现比较晚。 新分类学 存在链条的基础是相信根据物种之间相似而建立的分类系统会自然地形成一个阶层体系的线性图景。这种观点在18世纪遇到了麻烦，当时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物种难以这样分类。这时对多数博物学家来说，自然太复杂，不可能以一种简单的线性图景来描述。人们需要一种更为灵活的表示生物之间关系的方法。 首先必须确立分类系统的基本单位。可能有人会提出自然界只存在个体生物，不能将它们归为明确限定的类群，罗宾奈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存在链条是连续的观点。然而，不必认真观察也能发现，多数地方的生物个体属于某一特征明显的类群，传统上称之为“物种”，物种可以作为分类的基本单位。不过，博物学家也认识到，真实的物种状态，并不能总是容易地确定自然类群。约翰·雷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时提出，不能根据微小的区域差别来打破上帝最初创造的真实物种的基本单位。如果发现某些形态与已经知道的形态略有差异，就算作新的物种，这样做是荒谬的。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区域的环境连续作用于原来形态的缘故。不过造物主会确保这些变化不至于使他设计的形态变得模糊不清。这样就区分了作为由上帝创造的真正实体〖HTH〗物种〖HTSS〗，与由于条件变化在种内形成的〖HTH〗变种〖HTSS〗（Ray，1724；Raven，1942；Sloan，1972）。 接受了物种是真实的和固定不变的观点后，人们就可以着手解决不同形态之间表达自然关系的难题。雷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现代分类系统是由瑞典博物学家卡洛鲁斯·林奈建立的。林奈要绕过关于机械论哲学的无意义争论，通过确立不同生命形态之间真正的关系，带来了生物学上的革命。假如物种是上帝创造的，人们可能会设想理性的上帝大概会根据有意义的规则——对此只有人本身才可能有希望理解——形成这个世界。林奈相信他受到特别的恩典，可以看到造物主计划的轮廓，而他对这个计划的努力描述将成为新生物学的基础。他在《自然系统》（Linnaeus，1735）中大致勾勒了他的技术，《自然系统》最初时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几十年之后变成多卷本的经典，并使它的作者成为世界名人（Hagberg，1953；Blunt，1971；Larson，1971；Stafleu，1971；Broberg，1983；Fr？ngsmy r，1984）。 林奈自然哲学的核心还是上帝设计的概念。我们可以将物种分成有规则的体系这个事实恰好证明理性造物主的存在。对于相似物种〖HTH〗之间〖HTSS〗的关系，我们今天视为共同进化祖先的依据，但是按照林奈的神的计划观，相似物种只不过表明它们是上帝设想出来的。然而这个世界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相互关系的图景，它在实际中还要起作用。正如自然神学所强调，造物主设计每一个物种适应其特定的生活方式；但是林奈及其追随者对于我们今天称作生居同一地区物种之间的生态关系更感兴趣。总的来说，每一物种在其生活中都是独立的，上帝通过设计一系列的检查和平衡机制，使每一物种的群体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从而确保了系统的长期稳定。于是，“自然平衡”观得到维护，物种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些部分后来认为是生存斗争的关系，也被融合到自然神学中（Bilberg，1752；Egerton，1973）。由于这些原因，物种当然既不能变的脱离了严格的界限，又不能灭绝，因为那样不仅会搅乱特创计划，而且还会破坏自然平衡。 由于相信神的特创计划，博物学家就必须去发现和描述这个计划的结构。起点自然是将那些明显相似的物种划归为更高水平的类群，叫做“属”，然后再根据更基本的类似，将属归类，依次进行。但是我们怎样确定相似的程度？必然会提出在造物主的计划中，〖HTH 〗每一种〖HTSS〗关系都有含义；因此一个真正自然的分类系统将考虑每一物种的所有性状。林奈相信建立这样一种自然系统是他的工作目的，虽然他在学术生涯的开始，为建立自然系统得到太多的大量信息，使他无从下手。他决定作为准备阶段，要先根据单一性状的相似，建立“人工系统”。这样并不一定得出完美的排列，而是得出特创计划的大致轮廓，将来随着经验的需要，还能作进一步的修改。在林奈自己的植物学领域，他根据卡梅拉琉斯1694年发现的植物性别，以生殖器官作为他的系统所依据的关键性状。这并不是一种人为的选择，因为生殖器官代表了物种结构的保持。 林奈人工系统的成功依赖于可以方便地将任何物种排列在正确的位置上。植物界分成若干纲，每一个纲又分成若干目。要确定一种植物所属的纲和目，只需数一下它的花上的雄蕊和雌蕊。将目分成属和种则要根据更详细的观察，要考虑花型和花的大小。在动物学中也引入了同样的分类，林奈在动物界中确定了6个纲。现代生物学家发现有必要极大扩充林奈的分类阶元，于是，属首先要组成科，然后再组成目和纲。下面的图表是经过现代改造的动物界的林奈系统，其中种组成属，属组成科。从这个图表上还可以看出林奈的另一个创新，“双命名法”，即用两个拉丁文名字表示一个物种。第一个名字表示属，第二个名字表示种。根据国际惯例，所有植物的命名始于林奈的《植物的种》（1753）和他的《植物的属》第五版（1754）。动物的命名始于他的《自然系统》第十版（1758），他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用双命名法命名所有已知的动物。 图7.分类与双命名法 这个图表中所列举的物种，对于那些即使没有受到过生物学教育的人来说，也是熟悉的。这里列举的例子是属于两个科中的四个属：注意一下非常相近的物种是如何归入同一个属，而具有明显相似性的属归入同一个科。犬科和猫科属于哺乳动物纲中的食肉目。 林奈的系统并没有试图根据线性或链条形式表示物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的系统根本没有从本意上的“阶层体系”角度暗示物种按照等级排列。现代的生物学家根据不同的方法，将林奈的系统变成阶层体系的排列（更基本的类元给人的印象是更“高等的”，因为其中包括了更低等的类元），但是这种系统摧毁了存在链条中暗含的高等—低等排列，这种排列的根据的是人们对于生物组织复杂性的认识。有些向往自然系统的博物学家仍然相信线性排列是可能的（例如Adanson，1763）。但是林奈实质上是一个现实论者者：假如造物主的计划显然不是一个线性的图景，那么就要按照任何看起来像是自然的方式，确立物种之间的关系。在上面的图表中，事实上猫排在狗之上仅仅是由于偶然，不同动物组成的科中，任何动物都不比其他动物明显“优越”。任何物种都不会只有两个较近的亲戚，一种在上，一种在下。尽管物种的关系在每一种情况中会有不同，但是每一物种都会有很多近亲。这样一种关系系统不能表述为一纬的链，至少要求有二纬。林奈事实上在一张地图上画出了物种关系与相应国家之间的联系。 最初有人提出，物种之间的近缘关系只不过是上帝计划的一个正式的部分，但是建立这种偶然联系程度的相似性非常明显，诱使博物学家猜测属的形成是否就是因为一种单一的原型逐渐地分成一些密切相关的类型。林奈最初坚决地否认这种看法，但是他最后则承认一个属中的种由于不同环境的作用会呈增殖这个概念。或许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作的全部后果，他因此动摇了关于种和变种的区分。在有些情况下，区域的条件能产生很大的作用，使变种最终成为一个明显的新种。于是，如何能说清楚哪个物种是上帝原创的，则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通过外界条件的作用产生新物种当然是一种进化，但是当时认为物种的增殖也可能是由于其他机制，林奈更加强调这一点：杂交（Robert，1929；Glass，1959b）。物种一般产生出完全一样的类型，但是不同形态之间的类型进行杂交，产生的类型就不一样了，骡子就是最为人们所知的一个例子，当然骡子是不育的，并不是由于马和驴的杂交直接产生的一个新种。但是林奈和他的学生最后还是相信，在植物界，两个物种可以杂交，产生出本身可以生殖的一种杂种。因为这个杂种与双亲不同，因而会构成一个新种。发现的第一个例子是云兰属植物中的一个新种，这是林奈的一个学生发现的，命名为Peloria(Rudberg，1752；Har tmann，1756)。林奈在其1756年所著“论植物的性别”（收录在Linnaeus，1749—90，卷10）一文中提出，在上帝最初的创世中，每一个属中只有一个种作基础，属中种的增殖是自然的杂交过程。 图8.林奈的杂交体系 A，B和C是最初创造的物种，而且一直保持着正常的繁衍。在某一时间，B的雌体接受来自A 的花粉而受精，产生出杂交物种B1，然后B1又正常繁衍。林奈相信，在这种杂交中，母本将决定杂种的基本性状，而父本只对一些表面性状有影响。在这个案例中，杂种属于和B属相同属中的一个新物种。后来B的雌体又与C的雄体杂交，产生出第二个杂交物种B2，B2也是B 属中的成员。当然，如果A和C的雌体与其他物种的雄体交配，也可以产生出它们自己的杂交变种。A－B－C的顺序并不代表一个存在的链条，所以，任何原初类型都可以与其他类型杂交，产生出同一属中全新的新物种系列。 其他学者则入认为，林奈所指的杂种只有略微的变化，或者是不育的形态（K？lreute r，1761—1766；Adanson，1779）。尽管人们一般都承认通过杂交有可能产生新的种，但是直到今天才真正接受这种看法。林奈探讨杂交现象作为物种数量增多的方式这个事实表明，对于18世纪涉及生命起源问题的人来说，有很多选择。他相信自然的基本结构仍然是上帝创造的最初遗传形态决定的，但是通过杂交的自然过程，无需神的干涉，就可以填补了上帝计划中细节上的空缺。至少自然的有限发展是可能的，而分类系统要反应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关系。 新的发生理论 虽然林奈的系统在实际应用中颇有建树，但是他试图使博物学家远离机械哲学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一直有人热情地试图从物理学角度解释生物是如何活动的。笛卡尔的最初方案强调需要探讨宇宙中任何结构的机械起源，也有人提出了解释地球起源的理论。一些更激进的思想家注定会有野心把生命的发生也包括在机械论的纲要中，挑战上帝创造预先存在的种源学说。抛弃笛卡尔自己的物理学，赞成牛顿的物理学，这样最终对于整个笛卡尔纲要是有利的。因为牛顿已经提出了神奇的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可以通过一定的空间距离起作用，这时，这种构成“机械”系统的概念更加成熟。身体不再只是钟表上的零件，身体可以受到更复杂的（但仍然是物理学的）力量控制。一旦用牛顿的新物理学猛攻法国文化的堡垒，就会有人首次努力通过自然力解释发生。 如果生命体是由自然力、而非预先存在的种源形成的，那么就可能提出许多观点。按照邦内的理论，上帝创造出一系列种源，保证了物种的固定不变，但是假如发生是一种物质过程，这种保证就不会存在。如果亲体发生了变化，那么通过新胚胎形成的过程，是否有可能将这种变化传递下去？而且假如这种“获得性”遗传了许多代，难道不会改变整个物种的结构？除了自然转变之外，还有更令人激动的前景：解释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如果可以用物质过程解释一般的发生，难道我们不能设想，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自然力可以直接作用于非生命物质，产生出生命？生命从非生命物质的“自然发生”是唯物论纲领的最后目标，因为这种观点便把上帝彻底排除在直接控制整个世界之外。 在通向唯物论解释生命起源的路上，德梅耶特迈出了一步，他在《特耶梅德》中提出的地球理论中，首次完全放弃援引创世和大洪水。这本书虽然出版于1748年，但是完成的时间却早于笛卡尔物理学只是简单地使种源理论完全不可能成立。德梅耶特坚持用唯物论的观点，他不认为地球形成之后生命有一个神奇的开端。相反，他采纳了一种种源学说的看法，认为种源独立存在，并且扩散到整个宇宙。正常的发生是由于一个适当物种的种源发现了可以进入一个能够作为其母亲的母体子宫的途径。在地球上有生命之前，广阔的古海洋的水有可能为种源的成熟提供一种环境。每一物种的最早成员并不是通过奇迹形成的，而是通过那些找到在地球上生存的种源的自然发展形成的。 德梅耶特通过提出种源随着生长适应了不同的环境，从而抛弃了奇迹，并且部分绕过设计的论点。他也曾试图通过提出种源伴随宇宙一直存在，即种源是永远存在的，而避免假设种源本身的超自然起源。极端的唯物论哲学家拉美特里也在倡导一种类似的生命起源学说。然而即使这种改变了的种源学说，按照唯物论的框架，也不是真正合适的。因为每一种生命的机构主要来源于它的种源，因此人们仍然会问种源是如何形成或“设计的”。提出种源像宇宙一样的永恒只是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仍然需要某些东西，而不仅是自然法则，来解释生命的起源，而这种“某些东西”，即种源，依然有可能是神创的。只有彻底抛弃种源观，用物质本身来解释生命的起源，才有可能完全坚持唯物论的立场。 对于种源学说的第一次重要挑战来自于著名牛顿主义者皮埃尔·路易·莫利·德·莫伯丢（Brunet，1929；Glass，1959a；Sandler，1983）。莫伯丢的观点发表在他的那本流行的《金星物理学》（Maupertuis，1745，英译本1968）中。在这本书中，他列举了许多论据反对种源学说，包括从亚里士多德到哈维期间每一个观察者所证实的胚胎生长是通过“渐成”（各个部分依次增加），而不是通过预成微型物的扩大的事实。莫伯丢还研究过生物的遗传，尤其是多指畸形（完整的报告见Maupertuis，1768，卷II，信XIV）。如果一个人出生时一只手上有六指，这是上帝在形成这个人的种源时的一种不正常设计吗？还是多出的一个手指是由于生长中的偶然因素？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放弃种源学说，承认双亲对后代的贡献相等的事实。莫伯丢认为，双亲都产生出液状的精液，当两种精液在母体的子宫混合之后，发育成胚胎。（在今天看来，雌性有精液的概念似乎很荒唐，但是这种看法有很长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精液中所含的颗粒来自双亲的身体，在牛顿引力的作用下，这些颗粒被拉向胚胎结构中的不同地方。 在《火星物理学》结尾，莫伯丢用他的发生理论来说明一个对于进化论很有意义的问题：人类的起源。因为这时使用双亲的精液来说明他们后代的形成，这样一个个体中的性状就有可能在后代中永远保存下去。例如六指这个案例，一旦出现变异，它就可以成为物种的恒久特征。在种族的性状中，种族在最初的地方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如何聚集成为具有明显特征的人群？莫伯丢提出了两种可能，这两种可能比起自然选择来要粗糙些，而且后来成为了拉马克主义的组成部分。也许黑人黑皮肤的产生是由于生殖过程中的某些偶然原因，然后随着黑人被迫生活在环境不太宜人的热带地区，与其他人种造成了隔离，这种黑皮肤的性状便保存了下来。或者是因为热带的气候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产生了黑色素，然后这种性状随着遗传长久地固定下来。无论接受哪种假设，这种发生理论都会使人们动摇物种结构永远不变的普遍信念。全新的性状可以产生，并且可以通过遗传过程保留下来。 在《自然系统》中，这些设想扩展成涵盖更广的生命发展理论，这本书是莫伯丢1751年化名出版的（再版于1768年，卷II）。这时他完全采取了唯物论的观点，攻击了终极的生命起源问题。或许当地球最初覆盖着水时，一些物质颗粒可以通过有效的作用，排列成最初的生命结构，而无需子宫来发育。于是，通过自然原因的自然发生便取代了神创。莫伯丢还注意到，最初的生命形式可以通过自然转变分化成我们今天观察到的不同物种，这是对人类种族起源假设的扩展，新物种的形成可以通过小的变化在遗传过程中的积累。 通过提出自然发生的可能性，莫伯丢的矛头直指他在写作《火星物理学》时费解的问题。在胚胎发育中，精液中的颗粒怎么能“记得”它们应该占据的位置？依然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是，假如可以通过自然发生由无机颗粒产生出生命结构，其中所含的就不止是“记忆”了。物质颗粒一定有些基本的组成倾向，莫伯丢这时提出，这其中所含的不止是纯粹的物质力量。物质颗粒一定有一种“意愿”或“省悟”，可以认识到它们可能要表现的功能。这里我们看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唯物论倾向的一种明显结果，哲学家被迫将生命的特征归结为物质颗粒本身！ 莫伯丢后来的一些假设很难被视为是科学的，但是他的发生理论却启动了前达尔文时期乔治·路易·居维叶和孔德·德·布丰关于生命变化的更全面的研究。当塞缪尔·巴特勒（Butler，1879）试图诋毁达尔文时，他的做法是提出进化论的所有要点都由布丰预先想到了。随着时间的变迁，一直有史学家重复他的观点（例如Guyenot，1941）。在布丰的众多著述中，无疑有些观点似乎是预先涉及到达尔文理论的某些方面，但是从根本上，布丰的自然图景有着截然不同的基础。 更相关的问题是，布丰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启蒙运动时期无神论的唯物论。他当然探讨过关于地球及地球上生命现存结构的因果解释。正如沃尔（Wohl，1960）指出的那样，布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唯物论者，他实际上实行的纲领不仅局限于用牛顿的观点探讨物质的机械起源。罗吉尔（Roger，1963）提出，布丰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试图抛弃上帝规定了宇宙运作的观点。当然，他不是基督徒，或许他是个典型的自然神论者，最终他拒绝接受自然的运作完全是随机的激进唯物论观点。生命的起源是一个纯粹的物质过程，但不是“试错”事件，因为物理世界的运作有着严格的限制。 1739年，布丰被任命为巴黎皇家公园（现在的植物园）的负责人，他开始计划出版一部关于自然的全面论述（Hanks，1966）。他的《自然史》前三卷出版于1749年，随着后几卷的相继出版，他确立了作为法国著名博物学家的地位。假如说林奈分类系统的胜利是由于它的实用性，那么布丰的胜利是由于他为那些相信人类可以发现万物自然原因的人提供一个流行的框架。 布丰在［《自然史》的］第一卷中直接攻击了林奈及所有人将自然史简化为探讨抽象关系的观点。使许多史学家一直困惑的是，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否认物种是真正的实体。布丰提出，物种以及由物种组成的属，只不过是分类学家想象的产物。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个体，而且我们有时可以发现两个所谓区别明显物种之间的类型。这样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只是完全连续的形态的观点，就可以反对建立任何分类系统。然而，在1749年出版的另外两卷［《自然史》］中，布丰又写道，物种是固定不变的、区别明显的实体，他在以后一直接受这种观点，只不过略有改变(Wilkie，1956；Lovejoy，1959a；Farber，1972；Eddy，1984)。菲利浦·R·斯劳恩(Sloan，1976)曾经指出，布丰的立场并非变化不定。他当然反对林奈建立物种之间抽象关系、并认为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于造物主内心的纲领，但是他并不否认个体之间存在有意义的联系。必须要把这种联系看作是物理关系，是随着时间存在的：如果我们能表明一群个体属于一个由生殖维持的群体，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它为一个真正的物种。 在布丰的发生理论中，非常强调物种是通过生殖维持的类群的定义。他提出，只有从物质（即牛顿观点）的角度解释生命的产生，才能恰当地解释生命。种源学说不能真正解释发生，因为它将所有事情都归为上帝的最初创造。布丰采纳了莫伯丢的观点，认为胚胎的形成是由于雌性精液在子宫中的混合。含有“生命颗粒”的精液来源于多于生物营养需求的食物。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颗粒怎么“知道”如何在胚胎的复杂结构中排列自己？这里布丰引入了一个“内在模型子”的概念，假设有一个实体可以指导颗粒到达应该到达的地方。这种模子是物种的特征，也就是说有某些基本的限制力使得颗粒按照一种特定的结构排列。当然这样就能使物种的形态代代保持下去，但是布丰并没有明确解释这种模子到底是什么，或模子如何利用纯粹的物理力引导生命颗粒到达应该到达的地方。这种概念上的含糊不清表明，要想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构建胚胎需如何提供必要信息的理论、同时又不像种源学说，是很困难的。 然而麻烦的是，模子的概念使得布丰开始按照物种固定不变的框架描述动物界。他在关于驴的文章中（Buffon，卷IV，1753），有意提出了像马和驴这样关系密切的物种是否有可能来源于共同的祖先这样的问题，不过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的否定有时被人们当作是一种伪装，但是他的观点的论据非常详细，很难想象布丰不是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又过了十几年，布丰确信相关的物种具有共同的祖先。在“论动物的退化”（Buffon，卷XIV，1766）一节中，布丰公开支持他在1754年曾经反对过的立场。到了这时一定的林奈式物种的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真正存在的，这种关系来源于随着时间由一个祖先的趋异过程。然而，布丰的合作者，解剖学家多本顿并不赞成这种观点（Farber，1975）。 这时的观点认为，所有按林奈的属（或现代的科）排列属于关系密切的类型，都来自于原先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通过迁徙到世界的不同地方，分化成不同的类群。然后每一个类群受到所在地区的气候影响，它的类型发生了逐渐的变化。布丰提出，通过聚集在生物生殖系统中不同性质的生命颗粒的作用，可以产生出外界影响的效应。然而布丰仍然坚持认为物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而且显然他现在是根据单一的模子看待每一个科（不是林奈式的种）。所谓林奈式的种并不是〖HTH〗真正〖HTSS〗的种，只是特征明显的变种。从理论上讲，每一个“种”都可以与同一科的成员进行交配，但是实际上由于偶然的因素，交配可能不能成功。事实上，布丰曾做过实验，试图产生出相关种之间的杂种，他宣称，有些实验已经取得了成功（不过现代的权威对此表示怀疑）。他相信骡子并不是畸形，它是潜在能育亲体类型的产物，它不能生殖只是表明现象。相反，不同科的成员之间却不可能杂交，意味它们的生殖是基于不同的模子。 图9.布丰的“退化”理论 从一种远古类型，产生出一个现代科中的不同的成员。布丰设想，他所知道的两百多种哺乳动物物种来是从最初的38种类型衍生出来的，所经历的历程就如同这里显示的猫科经历一样。他还设想，纯粹的原初类型在向世界各地迁徙过程中，遇到了不同的环境条件，它们的反应方式就是“退化”成为地域性种类，而对这类地域性种类林奈（当初布丰本人也是）错误地分类为明确的物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着真正的物种，因为从理论上说物种之间是可以相互配育的。生物地域性的变化并不是永恒的：经过了几代退化的积累之后，就达到了该类型基本性质的极限。如果导致退化的特定条件不复存在，地域性的变化就会像当初形成的那样迅速地消失。现代进化论提出，生物之间具有相似的结构意味着它们有着共同的由来，而且生物结构的变化不存在布丰所谓的限制，而且不认为这种变化是可逆的。 由于提出从单一的祖先类型中可以趋异出大量“种”，布丰接近了现代的进化概念。他的生物迁徙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可能会引起趋异的认识，也属于通过研究地理分布探讨生命史的先驱性尝试。但是他的环境通过生命颗粒直接作用于生物的观点却和自然选择学说相去甚远。还有一个问题，祖先类型起源于每一科中趋异的哪个成员。按照现代的理论，即使从一些更基本的类型中，也能进化出许多种类，而布丰则坚持认为，每一个科的性状由于内在的模子，保持着恒久的固定不变。然而，科在时间上一定有一个起点，因为布丰相信最初时的地球太热，生命无法维持。他没有选择进化论，事实上他选择了广义的自然发生（Wilkie ，1956；Roger，1963；Bowler，1973）。 自然发生说成了布丰基本发生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相信非组织化的无机颗粒团可以自然地排列成简单的生命形式，成为我们今天称作的微生物。约翰·特伯维尔·尼达姆所演示的一系列实验证实了这种观点，他将肉汤放到烧瓶中，密封，然后加热，几天之后，他看到烧瓶中充满了微生物（Needham，1748）。这些实验遭到了拉扎洛·斯帕兰扎尼的批判（Spallanzani，1769），他正确地指出，尼达姆未能使烧瓶彻底消菌，未能清除可以产生微生物的“种源”。这件事整个说来很复杂，正如一些生物学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Roger，1963；Farley，1977；Roe，1983，1985；），尼达姆和布丰所采取的立场并没有明显的错误。完全可以说，当时的许多博物学家仍然相信物质有可能自然地组成生命结构。布丰通过将尼达姆的实验进行外推，这时有可能提出，在地球历史的一定时期，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更高等的生命也有可能通过自然发生的方式产生出来。 在名为《自然时期》的补卷中，布丰探讨了整个地球历史，他把地球的历史分成了七个时期（为了平息教会的惊恐，与创世设定的七天相对应）。布丰相信，在第三个时期，地球已经冷却到一定程度，足以使最初的生命物质形成。然而最初形成的生命形态和我们今天知道的并不一样，它们是适应更高温度的另一套物种。随着地球的进一步变冷，这些早期的生命形态迁徙到赤道，然后随着温度降到它们可以承受的程度，它们便灭绝了。在第五个时期，形成了更多的生命物质，第二次自然发生产生出我们今天知道的物种祖先。自从那时起，这些物种只在一定的限度内变化，变化的原因是地域条件不同，而且随着地球的变冷，物种的变化也越来越小。布丰仍然坚持他1766年的观点，认为尽管存在表面上的变化，但是决定每一科的基本结构依然固定不变。 对于布丰的自然发生观必须小心谨慎地解释，因为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布丰的观点与一些更激进的唯物论者提出的观点不同。在布丰看来，生命颗粒聚合到一起，产生出最早的生命，这并〖HTH〗不是〖HTSS〗一个纯粹的随机过程，因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会精确产生出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形态。事实上，他提出，如果太阳系中的任何一颗行星达到合适的温度，都会产生出一样的物种（Buffon，卷II补卷，1775）。因为科的模子是固定不变的，不仅在地球的生命时间里不会变化，而且在整个太阳系的历史上也不会发生变化。显然，模子是宇宙的永恒特征，从而确保无论生命在哪里形成，都会具有一定的基本结构。生命物种只能结合形成一定种类的结构，如同化学元素只能形成一定的稳态化合物。 这种对生命结构永恒性的坚持，使得布丰未能成为更极端的唯物论者，未能提出自然通过试错过程产生出生命，于是没有证据证明仁慈造物主的设计。布丰并不同情那些通过每一物种的细枝末节来证明造物主力量的人，所以，他设想的永恒形态并不能称作传统意义上的“设计”。然而他所描绘的自然并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且他所持有的通过永恒性的引导可以建立自然的每一种结构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是设计论点的痕迹。布丰的立场当然符合福科所说的18世纪的博物学家认为进化只不过是预定的一系列形态展示的观点。在布丰看来，为了回应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自然进化只在限定了每一科结构的范围内进行。同时，（正如福科指出的那样）他认为这些限制并不是由分类方法决定的，而是由构成宇宙物质的基本特征决定的。 唯物论者 当时有一些比布丰更激进的思想家，他们要清除任何对自然创造力的限制，无神论者向设计的论点发出了挑战，认为自然是唯一的实在。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事物肯定是物质自然不息活动的偶然产物，包括各种生物物种和人类本身。在这些思想家看来，物种固定不变的思想是特创论神话——假如自然真是创造出来的，她将有能力产生出任何种类的结构——的痕迹。在某些方面，启蒙运动时期的无神论者的观点和现代的进化论哲学很相近，但是他们的思想很少能发展成真正严格的科学理论。 唯物论纲领的先驱是朱利叶·奥夫雷·拉美特里。拉美特里在1748年出版的《人是机器》（La Mettrie，再版于1960；Vartanian，1950）中，没有涉及生命的最终起源问题，而是集中表明必须将人当作纯粹的物质实体来看待。心和灵魂并不是明确的精神成份，只不过是物质躯体的产物。生命物质本身具有保持生命过程的固有能力，无需神奇的生机力或精神力量的干预。拉美特里对于水螅在身体断成两截后可以再生出两个完整生物的能力很感兴趣，这个现象是由亚伯拉罕·特雷伯里不久前发现的（Trembley，英译本，1973；见Baker ，1952）。如果这么一种简单的生命物质片断中含有再生完整生物的力量，人们就会假设生命是物质本身的基本特性。传统的灵魂和活力观就能被抛弃，被纯粹的唯物论所取代。人成了机器，即我们将某些生命的明确特性转换到构成这台机器的物质中！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论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当时的物理科学不能告诉他们非生命物质怎样建立或保持生命的复杂结构。于是就一直存在“万物有灵论”倾向，万物有灵论相信物质本身以某种原始的方式存活或可感知。这种观点常被视为是更早的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哲学的扩展（Verni(re，1954；Baker，1955；Roger，1963；Yolton，1983）。 当拉美特里最后转向生命起源问题时，他已经无法割断与预先存在的种源学说的联系，而且采用了一种与德梅耶特相似的观点（《伊辟鸠鲁系统》，再版于La Mettrie，1774）。启蒙运动时期两个著名的唯物论者，德尼·狄德罗和德豪巴赫男爵，则成功地从他们的思想中清除了种源学说，并用自然发生理论取而代之。此外，他们都把自然看成是完全易变的系统，其中并不存在绝对永恒的结构。他们两个人当中，狄德罗是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他有复杂的个性，深陷情感上对无神论的厌恶，对此，他发现利用智力也无法摆脱。作为《百科全书》的编辑，他通过发表对所有问题的评论——或许他有些敏感，向现有的一切发出挑战；因此他成了与伏尔泰比肩的唤醒良知的著名人物，正是对良知的唤醒，为革命铺垫了道路。 在174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录》时，狄德罗仍然是自然神论者，承认关于设计的论点和种源学说。但是到他写作《盲人通信》时，他已经变成极端的唯物论者（Vartanian，1953；Crocker，1959；Roger，1963）。他遵循拉美特里的策略，提出思维完全依赖于身体。他分析了盲人数学家尼古拉·桑德森的案例，认为这样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大概和我们的不同。在结论中，狄德罗虚构了桑德森临终时的情景，这个盲人拒绝了牧师的陈词滥调。他问道，宇宙中仁慈的设计怎么会产生出像他这样失去了最有生命特色器官的畸形。然后狄德罗借用桑德森的口讲出了一种生命起源观，我们在古代唯物论者那里听到过这种观点。在地球历史的开始，自然试着通过自然发生产生出许多生命类型，其中许多类型肯定缺少基本的生命器官。所有这些畸形都会死掉，但是偶尔会有机遇降临到一个能够生活下去和生殖的类型上。因此，有些物种之所以能够生居地球上，是经历了一个试验错的过程。这种观点当然和自然选择学说不太一样，因为狄德罗假设的是淘汰自然发生中的粗陋物质，而不是已经确立的物种的前进过程。 按照狄德罗观点的原义，他之所以认为物质具有创造性，是因为在他看来物质能够随机地结合成为具有潜在生命的物质。一旦偶然确立了成功的类型，它们就能继续存在，不会发生变化，除非偶尔“出错”产生出畸形形态。狄德罗在阅读了布丰的一些著作后，认识到如果生命是偶然的产物，而非设计的产物，那么它们就没有理由在以后的世代中继续保持它们的类型不变。在经历了原初的自然发生后，一定有可能发生有意义的变化。在《达朗贝的梦》（Diderot，英译本，1966），他采用了一种虚构的方式，借用他的朋友，数学家达朗贝睡梦中的叫喊，说出了他自己的设想。物质具有自发的活力，甚至具有一种原始的省悟，可以自己组成复杂的生物的结构。他引用了尼达姆的实验作依据，说明甚至在现在自然发生仍在进行着；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最大的生物都有可能以这种方式产生。动物为了响应它们的需要，可以发展出新的器官，这种器官可以遗传给后代，并固定在物种中。狄德罗对畸形的产生也很着迷（Hill，1968）。自然并非产生完全一样的类型：自然一直尝试产生出奇怪的新类型，其中有一些也许能够保存下来。狄德罗由于提出偶然产生出新的结构是正常发生的一部分，因而与布丰的观点截然不同，布丰认为，自然仅限于产生出一定的且是预先决定的类型。假如自然真是主动的和具有创造性的，哲学家和博物学家就不应该试图为自然的力量加上人为的限制。 狄德罗并不是一些后来的思想家所轻视的那种顽固的唯物论者。当浪漫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表示对唯物论的厌恶时，他们更可能想到的是霍尔巴赫男爵的《自然的系统》。这本书出版于1770年，当时作者的使用了化名，这本书成了“无神论的圣经”（D'Holbach，新版，1821；英译本，1868；Naville，1967）。虽然狄德罗是霍尔巴赫的朋友，但是他似乎不太赞成霍尔巴赫对于宗教的锋芒毕露的指责，霍尔巴赫将所有的宗教都贬斥成为了施加社会压力而杜撰的欺人之谈。《自然的系统》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实用的社会哲学，但是霍尔巴赫认识到，这样就不得不依赖于唯物论的生命概念。 霍尔巴赫拒绝在唯物论的立场上作任何让步，他提出物质本身具有原始的省悟力。这样就有可能会将无活力的物质组成复杂的结构后具有生命的性质作为事实来接受。即使物质本身不具备活力，物质也要比旧的机械哲学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霍尔巴赫像狄德罗一样，将物质宇宙勾画成能够自我建构且一旦环境合适就会产生出生命结构的本质上有活力的系统。万物都在不断地运动，火是最活跃的元素。霍尔巴赫是乔治·恩斯特·斯塔尔创立的化学哲学学派的成员，这个学派认为，火（燃素）具有重要的作用(Metzger，1930)。然而，促使物质颗粒结合的亲和性决定了物质的形态。生命本身的自然发生只不过成了一种化学反应，当合适的物质碰到一起时，就会形成生命结构。霍尔巴赫利用尼达姆的实验来支持这种观点，不过，他像狄德罗一样，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是更复杂的生命形态也能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出来。霍尔巴赫也赞同，一旦生命物质形成了，生命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自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不变的：正如畸形现象所证实的那样，自然中的物质不断地尝试着新的形态。 在18世纪的思想家中，狄德罗和霍尔巴赫都把生命物质的产生看作使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因为他们试图用自然本身的力量来取代造物主的设计，他们打算不限制这些自然力的作用程度。宇宙的基本活动就是保持物质处于流动状态，因此物种不可能不变，不可能存在预先决定的发展方案。然而这些思想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进化理论：他们的见解中只不过偶尔带有某些进化观的暗示。对于一群主要对哲学而非自然史感兴趣的人来说，或许只能是这样——不过拉美特里、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都曾对科学给予了相当认真的关注。他们之所以没有勾画出进化论的轮廓，更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然发生的可能性太着迷了。但是博物学家绝不满足于尼达姆实验的表面意义，他们经常将这个实验的含义进行扩展，将更高的生命形态的自然发生也包括了进去。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物质与生命的直接联系，通过援引自然发生要比考虑生物形成后的变化更容易确立这种联系。因此这些唯物论者虽然认识到进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没有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比起生命的最终起源，生物的进化则成了次要的问题。 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 上面讨论的许多思想所依据的假设都与现代进化论所依据的假设相去甚远。布丰是唯一被认真当作达尔文先驱的人物，即使他关于物种性质的观点也和现在人们接受的观点不太一样。不过在18世纪末，有两个人的观点似乎与现在的生命发展观比较接近：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拉马克。他们俩人都抵御住诱惑，没有认为复杂生命形态的形成是由于自然发生，因此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生物实际上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过程。他们俩人都被誉为现代进化论的奠基者。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赞誉是由于反对查尔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附带结果。与布丰的情况有些类似，正是萨缪尔·巴特勒（Butler，1879）对贬低达尔文的努力，导致夸大了早期学者的观点。到了19世纪末，产生了一个“新拉马克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意识地反对达尔文主义，将拉马克看成是他们另一种进化机制的奠基者（Packard，1901）。然而，新拉马克主义者仅仅关注于他们的英雄的工作中某些与现代框架不相适应的方面。近代的史学家则关注“完整的”拉马克，而且认识到，他对自己理论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伊拉斯谟·达尔文、特别是拉马克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启蒙运动时期对生命变化的最复杂的研究；但是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相似性所迷惑，去设想他们对达尔文革命具有直接的贡献。 伊拉斯谟·达尔文在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的个人生活丰富多采，而且他可能是我们遇到的唯一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观点的思想家。尽管伊拉斯谟·达尔文的对句不太符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但是他的《植物园》（1791）和《自然的殿堂》（1803）在当时却很流行。伊拉斯谟·达尔文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而且因为他在（非诗体的）《动物规律学》中提出了一种进化理论，所以他自然成了一些人关注的对象，这些人试图表明年轻的达尔文之所以可以形成自然选择学说，是因为他萃集了前人的见解。正是查尔斯·达尔文认可的伊拉斯谟的传记（Krause，1879），导致了达尔文与萨缪尔·巴特勒的公开不和（见Da rwin，1958）。现代有些热心的人还在遵循巴特勒的方式，在伊拉斯谟的著作中寻找似乎预先提出选择学说的迹象(King-Hele，1963；Darwin，1968)。但是，这种所谓的预想一般都是表面上的：例如，伊拉斯谟关于物种之间“自然平衡”的解释就曾经被错误地当作他的孙子所有效使用的物种之内的“生存斗争”。 伊拉斯谟·达尔文的观点必须根据这些观点的上下文来解释（Harrison，1972)。他是个自然神论者，相信上帝设计的的生物可以随着时间而〖HTH〗自我改善〖HTSS〗。在生物迎接外部世界挑战的不断努力中，生物通过“获得性遗传”的机制而发展出新的器官，这种机制因拉马克而闻名。生物个体努力的结果被它们的后代遗传了下来，如此经过了许多代的积累，一种全新的器官就可以形成了。伊拉斯谟·达尔文似乎设想过，这种适应环境的全部结果将是生命向着更加高级的组织状态的一种逐渐进步过程。奇怪的是，他宣称他之所以得出变形的观点，不是由于对自然史的研究，而是来自于戴维·哈特勒的关于生命的习性如何影响灵魂的见解（Hartley，1749）。 伊拉斯谟·达尔文是个医生，而不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只在《生物规律学》的一个章节中从始至终地论述过他的理论。让·巴伯蒂斯·皮埃尔·安东尼·德·莫奈·德·拉马克爵士则是一位职业的博物学家，他展开论述了他自己的理论。拉马克的同时代人极大地忽略了他，但是，毫不奇怪，历史学家却给予他极大的关注。在19世纪后期的新拉马克主义者看来，拉马克是一位提出与他们当时时代的知识吻合的进化机制的奠基者，这是一种替代自然选择的机制。过去曾经认为，拉马克的理论假设所有生物都是从共同的祖先进化来的，也就是说，他第一次提出了一种合理的机制来解释物种对环境的适应。 通过现代史学家的深入研究表明，拉马克真正怀有的是另一种企图。吉利斯皮（Gill ispie，1956，1959）首次注意到拉马克的自然观与达尔文以后时期自然观的本质区别。吉利斯皮认为拉马克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思想家，后来的学者并不接受了这种看法。也许拉马克提出的自然作用可以遗传的概念确实与浪漫主义的世界观很相似，但是真正启发他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唯物论，唯物论也很强调自然实质上具有创造力。拉马克使这种观点适应了他自己的需要，得出了一种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不太一样的的进化论。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观点当然也发生过变化，而他后来提出的观点与现代的进化概念有些相似。但是纵观他的诸多著述，可以发现他关于生命如何发展的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Hodge.1971；Schille r，1971a；Burkhardt，1972，1977b；Mayr，1972b；BarhelémyMadaule，1982；Sheets Johanstone，1982；Jordanova，1984）。 严格地说，拉马克算不上18世纪的进化论者，因为在1800年之前，他并没有承认生物具有转变的可能。他属于那种在比较晚的年纪作出重大转变的不寻常人物。事实上，他抛弃原先的物种固定不变的观点，从而使我们将他视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时，已经超过五十岁。他的理论是18世纪多种尝试关于生命的起源和发展理论的结合。有唯物论的自然发生信念，不过更为合理地限于最简单的生命类型。有组织层次的稳定上升，这大概是由于暂时性的存在链条。最后，有生命可能通过变化响应新的条件的过程，许多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以各种形式接受了这种观点。拉马克的悲剧在于他把所有这些观点揉到一起的时候启蒙运动的思路已经过时了，而且他的同时代人却认为他给予很高评价的思想是胡思乱想。 在他的植物学著作中，拉马克表现出对种类等级排列的兴趣，当然，最初时他认为植物和动物可能形成了两个平行的等级系列，并不是一个连续的存在链条（Daudin，1926）。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他的不同寻常的化学理论和独特的基于均一论原则的地质学体系（La marck，英译本，1964）。1794年，拉马克在自然博物馆任职，这个博物馆是革命政府在原先的皇家植物园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分配给拉马克的工作是无脊椎动物分类。他的工作很出色，从而被视为无脊椎动物分类学的创始人之一；但是随着他在这个新领域的耕耘，他放弃了原先的物种固定不变的观点。他最初形成生命发展的理论纲要时是在1802年，后来这个纲要经过重新整理，成了他最有名的著作《动物学哲学》（1809）的基础（Lamarck，英译本，1914；又见Lamarck，《无脊椎动物自然史》导言，1815-22）。 拉马克的物质理论假定，无限的化学元素可以结合成无数种化合物（所以他反对拉瓦锡建立在化合物固定不变基础上的新化学）。最初拉马克并不相信物质具有任何天然的力量可以自发地构成化合物。化学反应的主要原因是火的活力——但是火的活力通常是〖HTH〗毁坏性〖HTSS〗的，一般是将分子变成更简单的结合物。只有非物质力，生命力，才能导致化合物的形成。对于拉马克来说，生命是作用于物质宇宙的力量，能够决定物质的结构。他甚至认为，地壳中的所有化合物都是通过生物的作用形成的（其含义并非荒谬地认为，粉笔和石灰由微小的海洋生物的壳组成）。按照他原初的观点，这种生命力在由固定不变的特征明显的阶层等级系列中展示出来。 最终拉马克变成了唯物论者，他相信生命是物质的产物，经过的途径是自然发生。至于他的动机，已经有人提出了多种设想。吉利斯皮认为拉马克通过将退化过程的倒转，接受了生命发展的观点，拉马克在论述所有的化学反应时就已经假设了这一点；但是霍奇（Hodg e，1971）却指出，拉马克对他自己动机的解释却是不同的。拉马克在分类中经常使用阶层体系的排列，而且他从中可能联想到形态的系列与纲的产生的历史序列相对应。当他研究无脊椎动物时，他发现最简单的生命形态根本没有特化的器官，他认识到这样的形态可能简单的足以由非组织化的物质直接产生出来。这种自然发生的关键在于细微电流的活力对应于神经的流动。这种活力流动可以作用于凝胶状的物质，形成最简单的生物，并且可以通过切刻出管道使结构具有活力而使得活力循环。因此生命物质是通过自然物的力量自然产生的。 因为只有最简单的生命形态可以直接产生，所以，更高等的形态一定是通过某些经历了许多代的的进步式发展由这些简单的形态演化而来。对拉马克来说，物种构成了一个最顶端为最复杂类型的具有等级系列的结构，而且这种等级序列代表了生命曾经经历的历史图景。神经流的活力产生出更复杂的渠道，而每一代生物都略微超越了它们亲代的水平。有人已经提出，拉马克接受的连续进步观点并不是来自邦内倡导的暂时性存在链条思想（Schiller ，1971b）。的确，拉马克并不相信形态的单线序列，他用了两个主枝代替了一条单链。然而邦内也承认链条有可能分叉，如果认为拉马克根据单线的链提出了更加成熟的构成等级序列的观点似乎说不过去。整个线性成份依然存在，因为拉马克坚持认为，在理论上，进步的趋势会产生一种明确的形态序列。等级序列不仅只是确定组织等级的抽象层次，而是生命进程的预先决定的途径。可能甚至拉马克也将生命发展的途径看作造物主确定的前进道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问道，如果自然的作用力迫使生命在存在的链条上稳定地攀升，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依然看到完整的等级序列呢？为什么所有生物并没有保持在和人类一样的层次呢？要分清拉马克理论与当代理论之间的差异，回答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他并〖HTH〗没有〖HTSS〗设想所有现存的生物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相反，他相信今天阶梯上的每一层次都是通过分别进步达到的；位于不同层次的生物，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于不同的自然发生作用，产生出来的。在地球的整个历史中一直存在着最简单生命形态的直接形成。今天最复杂的生物是经过许多代后，由最早出现的最简单的生物进步而来。现在位于等级阶层中间的生物是在距今比较近的时期，通过自然发生进步出来的，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最简单的生物则刚刚形成。因此生物的进化包含了许多线系，每一个线系沿着存在的等级链条分别进步，就像图表中所显示的那样。 图10.拉马克的生物进步理论 我们在今天观察到的组成程度上的每一个点，都是通过一系列自然发生造成的进步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排列中，越是靠下的生物，其最初的祖先也就距今越近。因此，进化并不是一个共同由来的体系，而是沿着同一阶层体系不同线系平行进步的过程。 作为一名分类学家，拉马克清楚他事实上知道不可能在动物界看到一种简单的形态线性排列。在他看来，存在链条中存在着大量分支和缺失，对此他在《动物学哲学》中用了一张表作了说明。分叉的发生是因为并不只是存在促使生物沿着存在阶梯发展的机制。拉马克根据作知的地质学知道，地球的表面发生过稳定缓慢的变化，而且通过化石他理解到生物也随着时间发生过变化。他决绝接受生物可能发生过灭绝：化石物种一定进化成今天存在的类型，因为自然能够防止她的造物走向灭绝。在生物顺着存在链条攀升的过程中，一定存在一种机制使生物适应变化的环境条件。这种机制当然就是获得性遗传——这是今天人们依然记得并与其作者联系起来的理论。然而对于拉马克来说，获得性遗传只是次要因素，它的作用是干扰纯粹进步的线系。 图11.拉马克的存在链条分支的观点 摘自《动物学哲学》中的一个图表，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出，拉马克认为，由于在整个地质史上生物必须要适应变化的环境，因此，线性的组织构成不得不变成各种分支。注意一下，这并不表示是一个具有谱系发生关系的体系：链上没有一个部分直接来自另外一个部分。这个图表只是更加如实地表示了前面的图表中所表示的链的产生。 拉马克相信动物的需要决定了它身体中器官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动物单凭意志力就可以发展出它作需要的新器官。需要决定了生物如何使用它的身体，用与不用的结果就造成有些部分发展，有些部分退化。环境产生动物的需要，而动物的需要反过来又决定了动物如何使用身体。那些经常使用的部分可以吸收更多的神经流；这种流会在组织中产生出更复杂的通道，使得器官增大。不用的器官接受的神经流少，将会退化。拉马克并没有提出详细的遗传理论，而是提出获得的性状作为努力的结果会传递到下一代，从而产生累计的效果。有一个有名的例子，现代长颈鹿的短颈祖先在其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想吃树上的叶子。所有的短颈个体都向上伸脖子，结果，身体的这一部分（颈）变大了。下一代继承了长颈。而且进一步伸长，结果经过很长时间，长颈鹿逐渐获得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长颈。 获得性遗传的理论可以被视为是不同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一种理论，是解释生物如何缓慢适应它们生活的环境的方式。然而拉马克所确立的这种机制与达尔文以后时代所接受的机制有很大的不同。达尔文对生命的最终起源不感兴趣，而在拉马克看来，自然发生是唯物主义观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达尔文和几乎所有后来的博物学家来说，进化是一个趋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地理隔离和生物适应新环境条件的长期影响，所有的生命形态都从少数祖先类型分生出来。而对拉马克来说，一系列不同的进化线沿着同一构成阶梯独立地一直向前前进。由于不同环境条件的作用，存在的链条被迫产生分支，但这是次要的现象。拉马克对生物的地理分布问题不感兴趣，而这个问题对于达尔文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依然是真实的存在，只不过以独立的配育群体来表示，但是拉马克却完全否定了物种的存在。按照他的进步和适应的机制，他把进化刻画成本质上连续的过程，从而在自然中并没有产生明显的间断。拉马克甚至预言，随着大量的生物学发现，将会填补我们认作灭绝“物种”的空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观点是18世纪的回响，而不是19世纪的先声。 虽然拉马克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与现代的理论相似，但是这个理论来自于比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理论更详细的对起源的解释。他没有吸引到什么直接的追随者，而且直到去世名声也不显赫。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黯然失色是由于他那最有名的对手乔治·居维叶所起的作用（Burkhardt，1970）。居维叶不仅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生物学体系，而且利用他在法兰西所能使用的政治权力，确保了拉马克的观点作为过时的臆想而被人们轻视。居维叶发展了比较解剖学的技术，甚至拉马克也采纳了该项技术，但是拉马克仅限于研究无脊椎动物，而居维叶在博物馆的脊椎动物分类方面却有着很高的声望。令世人震惊的是，居维叶可以利用他的技术根据化石遗骸复原灭绝的物种，而拉马克甚至不能看到利用新的古生物学来支持一种进步进化的观点。 居维叶将动物分成了四种“类型”，根据这种划分动物不能排列成拉马克及其许多前人所坚持的等级序列。于是便可以理解林奈系统所根据的平行而不是等级序列的关系的真正力量。虽然类型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分别代表了生命形态可能依照的四种可见的方案，但是每一种类型都具有无限的易变性，只不过限于是外形的改变，以适应环境的要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物种之间的差异建立在它们内在结构相似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它们外在性状的排列。福科的论点是这种研究可能促使了达尔文自然发展观的产生，在达尔文的观点中，单一起源的形态通过适应辐射而多样化，而生物的基本性状依然保持，以此作为线索，我们得以区分出后裔。我们已经看出，福科的论点需要许多案例来验证，然而在很大程度上，18世纪的进化论的确可以被视为是在一个规则框架中的变化。 尽管居维叶的分类是现代的，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一个进化论者，他没有物种变化的观点。看起来发展出理解身体各部分相互适应的思路促使他相信物种是固定不变区别明显的。新的比较解剖学非常详细地刻画了动物的内在结构，以致于这样复杂的结构似乎不可能是由自然过程产生的。依照新的精深的生物学知识，有关生命起源和变化的唯物论设想，被贬斥为不足一提。启蒙运动时期比较注重猜测的研究方式被拿破仑时期法兰西日益增长的保守风尚所取代。在不列颠，一种更强烈的反应是产生出对自然神学新的兴趣，而且导致不可能认真对待赫顿反《圣经》的地质学。拉马克没有建立什么学派，因为他的理论的提出晚了20年，当时政治和文化革命已经排挤了唯物论的精神。革命论开创了一个新的开端，开启了19世纪的新科学和新思想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表面上保守的发展，而不是启蒙运动时期进化论者的猜想，对达尔文思想的形成影响更大。 转自万圣书园，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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