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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没有多少人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野外博物学家坚持达尔文最初强调的地理因素在进化中的作用，但是对于其他的适应机制，比如拉马克主义，也颇感兴趣。古生物学家则确信进化是定向和线性的过程，其机制是拉马克主义或直生论。新一代实验生物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利用遗传学攻击拉马克主义，但是又拒绝承认适应和选择在控制(通过突变产生出来的)新性状传播中起作用。20世纪20年代，进行了旨在将生物学不同分支结合起来的第一次尝试，而且达尔文主义也从日食状况中恢复起来，成为一种新思路中的关键，这种思路在解决一些著名问题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意识到，可以利用孟德尔主义所提供的对遗传的更成熟理解来解释含有众多变异的群体，同时还认识到，选择会影响基因的相对频率。到了1940年，许多博物学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以融汇到这种新形式的选择学说中，并且放弃了像拉马克主义等不坚实的学说。结果“综合进化论”或“现代综合论”使达尔文主义再次成为生物学的主流。没人怀疑综合进化论的意义，但是在如何综合起来的看法上还有争议。曾经有人认为，关键性的突破是由于新创立的群体遗传学成了自然选择的新基础。随即，那些试图摆脱在进化机制上思想含糊状况的野外博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利用了这种经过修订的达尔文主义。威廉·B·普罗万的《理论种群遗传学的起源》（Provine ，1971）一书，详细论述了这一方综合的情况。然而，恩斯特·迈尔(Mayr，1959c）则提出，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从最初的形式看，种群遗传学是高度抽象的科学，常常不能包容野外博物学家所重视的地理因素。只有当这两个途径的研究整合起来，而且每一方都为最后的结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时，才会形成综合进化论。普罗万(Provine，1978）一直强调群体遗传学的作用，现在已经出现了更加适中的观点（Mayr and Provine，1980；Grene，1983；有关更具批评性的评价，见Eldre dge，1985）。群体遗传学之所以重要，主要并不是由于它提供了新的概念，而是在于它摧毁了遗留下来的反达尔文主义情感，并将注意力放在新的研究上。人们通过表明，原先利用拉马克主义解释的地理效应，其实是由遗传机制支配的，从而使得微进化（种内进化）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自然选择能造成大尺度的宏进化，但是综合进化论说之所以受到古生物学界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它与现存知识相吻合。 群体遗传学 即使种群遗传学的许多早期形式忽略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达尔文式因素，比如地理隔离，但是它们仍然能够重新使自然选择成为说明适应性进化的合理机制。在1920年之前的那段时期，遗传学家已经确信，突变是进化中新性状的唯一来源；他们不相信仅凭新基因适应值之间的差异就能够控制新基因在野生群体中扩散的程度。实验生物学家则过于主观，忽视了在野生状态下生物体可能面临的压力。他们轻视适应在进化中的作用，而抬高那些可以在人工环境中进行研究的过程——比如突变——的作用。威廉·贝特森等早期孟德尔论者与那些企图继承达尔文研究野生种群变异方法的生物统计学派之间的对抗，加剧了［遗传学家］与野外博物学家之间的分歧。要使达尔文主义重现辉煌，关键的一步是认识到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远比当初设想的要复杂。然后才会想到选择导致的适应优势可能会使群体中一些基因的频率增加，另一些则降低。这项发展主要得益于三个人的工作：英国的R·A·费舍尔和J·B·S·霍尔丹，以及美国的塞瓦尔·赖特。在费舍尔和霍尔丹的工作中，数学上已经很成熟，而且由他们的工作生出了迈尔(Mayr，1959c）称作的“豆袋”遗传学方向：假定选择作用于单个基因，每个基因有其固定的适应值。进化仅仅是种群“基因库”中基因的增加和减少。赖特的研究强调，在小的、相互配育群体中，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额外变异的一个来源。遗传学家提出的这种精制观点，与野外博物学家的地理隔离对于物种形成至关重要的看法很容易结合。贝特森和生物统计学家之间的分歧恶化为个人的思怨，于是不久就消除了结合的希望。不过，随着年轻科学家的介入，人们最终认识到两条途径的研究有可能结合起来（Provine，1971）。早在1902年，G·乌德尼·于尔就曾指出，孟德尔定律不见得一定与生物统计学派通过测量得出的变异观相冲突。孟德尔主义者之所以强调不连续变异，是因为可以通过他们的实验技术来证明这种变异，因而他们认为连续没有遗传或进化意义。然而，于尔提出，如果设想多于一对的遗传因子能够影响一种性状的话，那么，根据符合孟德尔定律的遗传因子就可以解释连续变异的性状。如果一系列遗传因子使同一性状只发生很小程度的变化，那么，在这些遗传因子的恒定重组中，简单的孟德尔比例就会消失。结果，多个因子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变异的连续分布。于尔的观点具有很深的含义。如果生物统计学家能够承认孟德尔式遗传，就可以驳倒弗莱明·詹金反对将突变包括在选择中的经典的“淹没论点”。新因子不会由于融合而在每一代中仅表现一半的效应；相反，新因子会原封未动地在群体中扩散，尤其是当这种因子具有适应优势时，更是如此。通过采纳于尔的观点，生物统计学家会获得莫大的优势，而且仍旧可以保留自己研究连续变异的技术。不幸的是，两派之间的恩怨已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以至于任一派都不能理解于尔的观点。还需要一段时间，双方才能沿着这条路线结合。1909年，瑞典生物学家H·尼尔斯－艾尔利用谷物进行了一系列繁殖实验，验证了于尔的思想。他表明，一些性状受3-4个遗传因子影响，而每个因子都遵循孟德尔定律进行独立的分离。如果有10个这样的因子，他计算将会出现接近60，000个不同的表现型。因为这些表现型之间的区别可能很小，它们将会表现出连续的变异现象。美国的爱德华·伊斯特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East，1910）。又经过了10年，越来越多的遗传学家开始赞同根据多因子来解释连续变异，其中就包括尼尔斯－艾尔本人，这时他提出，选择有可能作用于这样大范围的遗传变异。虽然选择可以引起控制有用性状的基因基因频率增加，但是大多数生物学者依然接受约翰森的观点，即群体现存的变异范围规定了这一过程的限度。既然这样，那么突变所产生的新遗传因子将成为长期进化历程中新变异的唯一来源。这是迈尔叫做“豆袋”遗传学的核心内容：突变将新基因引入到群体中，于是选择提高了新基因的频率，或者，如果新基因有害的则会清除它们。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其狭隘的观点，它忽略了基因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效应，但它却是早期遗传选择理论的框架，在实验室中的实验显示，突变一直在产生小的变化，这些变化传入到群体中，没有受到干扰。选择能够影响新基因在群体中扩散的速度，进化可以看作是这种小变化长期持续积累的结果。在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的思想中可以看到这种思路早期的影子（Allen，1968，1978；Bo wler，1978。1983）。最初的时候，摩尔根赞同德弗里斯的观点，将突变视为产生新物种的直接基础；但是他不久就开始意识到必须要在现存配育群体中保存新性状。起先，他仍然不承认选择有什么作用，并坚持认为任何新性状不管是否具有适应优势，都能在群体中扩散。1910年，摩尔根通过果蝇的实验转而相信孟德尔主义，并开始发现自然发生的变异规模可以很小。他逐渐开始承认，如果不借助于选择，由突变形成的新性状就不能扩散。到了1916年，他提出了形式上还不太成熟的遗传选择理论：有害或中性突变不能扩散，而有益突变由于比原来的基因繁衍速度快，所以可以逐渐在整个群体中占据主导位置。摩尔根从来不愿承认群体中会存在任何数量的有害基因，或许因为他发现彻底淘汰不适应个体的观点在道德上令人厌恶。他的理论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豆袋”遗传学，这种观点认为，有害的新性状一经由突变产生出来后，就会立刻被清除出去。这种观点以更成熟的形式，通过摩尔根的学生赫尔曼·J·穆勒所维护的“经典”群体遗传学假说(Muller，1949)，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仍有生命力。此时的这种观点已经降低了群体中遗传变异的程度：据认为，大多数个体中只有少数基因与该物种的正常或“野生型”性状的基因不同。通过突变，不时产生出这种异常基因，但是又因其具有有害效应而被选择不断淘汰。只有极少量的有利突变能够扩散，成为物种的新野生型。这种观点得到了某些实验遗传学家的支持，他们研究更明显、当然也是更有害的突变，而且相信突变几乎总是在破坏一个基因的功能。大多数野外博物学家怀疑这一经典假说，他们相信，自然选择通过实际上保持着所有群体的高水平遗传多样性，起着相当主动的作用。只是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才有可能证明传统方法极大地低估了遗传变异性。然而，正勒如旺丁(Lewontin，1974）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并非自然而然地证实了选择在进化中起着更主动的作用。群体遗传学的“中性学说”学派出现了，他们宣称，人们观察到的大多数遗传变异性在适应性上都是中性的，因此它们的积累不受自然选择的影响（Kimura and Ohta，1971；Kimura，1983）。 现代综合论的另一个基础是群体结构“平衡”假说。摩尔根和穆勒不赞同后来成为新群体遗传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解：影响每个性状的大量基因已经存在于任何自然种群中，供选择作用。即使突变所产生的遗传性状没有任何优势，它们也会以低频率的形式在种群内流动，物种因而储备了变异性，当条件改变时，这些比变异就会被选择受到选择的作用。甚至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平衡选择”也可以有效地帮助维持遗传变异的范围，以便将来用于适应性进化。 存在大量遗传性变异的观点曾经是生物统计学派达尔文主义的中心原则。这时有必要从孟德尔主义的角度，解释为是多因子造成了连续的变异，并表明选择有能力改变有益基因的频率。后一种观点已于1915年得到证实，当时R·C·庞内特发表了一篇有关蝴蝶拟态的研究，其中附有数学家H·T·J·诺顿的一个表格显示出选择如何造成有益基因在群体内的扩散。庞内特本人相信不连续进化，但诺顿的计算表明，甚至轻微的优势都可以在不久之后提高基因的频率。这时，为建立在自然选择作用于遗传变异群体基础上的一种新的逐渐进化理论的道路已经开通。 罗纳德·艾尔默·费舍尔在剑桥大学学习的是数学，他对皮尔孙的生物统计技术发生了兴趣（Norton，1975b；Box，1978；Bennett，1983）。他不久就因对待孟德尔主义看法问题上与皮尔孙发生了分歧，不过，麦肯齐(Mackenzie，1982）到认为他一直赞同生物统计学派的纲领。费舍尔认识到，利用孟德尔定律，可以解决许多皮尔孙因依赖于融合遗传而产生出的许多问题。单位性状可以保持下去，而不融合，这样也就可以保持群体的变异性。他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曾遭到伦敦皇家学会的拒绝，主要是他们对因生物统计学派与孟德尔主义之间的争端所引起的情绪化太敏感了（Norton and Pearson，1976），费舍尔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学报上（Fisher，1918）。又过了10年，费舍尔利用他的技术研究了选择对遗传性变异群体的影响，并最终出版了他的名著《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Fisher ，1930）。 费舍尔根据一组假设，建立起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数学模型。按照这个模型，选择均匀地作用于大群体，重组使变异性达到最大化。如果一个携带有用性状的特定基因繁衍速度很快，那么有可能计算出它的频率增长速度。在费舍尔的公式中，选择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作用得很慢，但是确实增加了单个基因的频率。因为模型根据的是单个基因，所以仍然建立在豆袋方法的基础上，尽管这个模型显示选择只能降低不利基因的频率，如果不利基因由于隐性而受到保护的话，就不会完全消除。费舍尔证明，当杂合子比纯合子更适应时，选择的作用可以保持两个等位基因的平衡。大多数已发现的突变都是有害的，但是因为这些突变一般以固定的速率产生，这样就抵消了选择降低其频率的作用。在一个小群体中，一个罕见基因可能偶然会灭绝。由于这个理由，费舍尔相信大的群体有利于进化，因为在大的群体中可以保存变异性。一个基因一旦在某种情况下对物种有利，其频率就会立刻提高。费舍尔认为，通过突变提供到基因库中的新因子一般说来比较少，于是，这些因子就成为物种有规律变异性的一部分。因此，即使选择要利用不同的突变，但是进化仍然是相对连续的过程，不会出现突然的跳跃。 J·B·S·霍尔丹于1924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种群遗传学论文，于1932年发表了该领域的一部重要的论述（Clark，1969）。霍尔丹象费舍尔一样，提出了某些假设以简化数学运算：可以随即配育、无穷大的群体，完全表现出孟德尔式显性和分离分离。他也强调对单个基因的选择上，但是霍尔丹通过实际例子表明，这一过程比费舍尔设想的要快得多。最有名的例子是桦尺蛾(Amphidasys betularia，现名Biston betularia）的工业黑化。1948年人们第一次提到这种蛾的深色或黑化类型，后来这种蛾开始在英国的一些工业区中分布，在这些地区，它由于颜色和煤烟覆盖的背景相近，于是可以躲避捕食者。到了1900年，黑化类型几乎完全取代了该地区正常的灰色类型。霍尔丹表明，黑化类型扩散得很快，子代中一定有50%的为黑化类型，这比费舍尔所想象的选择优势要大得多。 因为费舍尔和霍尔丹都假定当选择作用于一个具有广泛变异性的大群体时，它才是最有效的，因此他们的理论仅仅涉及到一个连续、没有分支线系的进化问题。他们忽视了野外博物学家感兴趣的物种形成问题，即一个群体分化成不同的分支，他们也不愿承认地理隔离的群体也许有着重要的进化意义。另外，他们使用的是豆袋方法，将每个基因视为具有特定适应值的独立单位。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基因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根据这种新的相互作用观，在无需通过突变产生新基因的情况下，就能扩大群体的变异性，而且还可以解决约翰森所宣称的遗传变异的数量受严格限制的问题。美国的威廉·E·卡斯特(Castle，1911）迈出了打破这种限制的第一步，他通过冠鼠的繁殖实验表明，在某些环境下，有可能发生额外变的异。作用于小群体中的连续选择有助于异常遗传组合的形成，奇迹般产生出超出大的相互之间自由配育群体中正常变异范围的变异。卡斯特的实验还表明，一定的“修饰基因”能够影响产生特定性状的基因效应。这时，人们不得不将繁殖群体看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受到选择和或近交影响下，能够产生大量的变异。 卡斯特的学生塞瓦尔·赖特根据卡斯特的这种观点，发展出一种新形式的群体遗传学(Provi ne，1986）。通过豚鼠体色的实验，赖特确信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系统很重要，他通过参与的冠鼠实验也发现，小群体中的近交会激发变异。到了1920年，他发展出一个很有力的数学技术，来分析近交效应，从而使他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基因相互作用的系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固定，然后再受选择的作用。他开始将这种思想用于自然群体中，他认为在自然界的小群体中，更容易发生近交，这种近交的强度足以通过人们所知的“遗传漂变”这种随机效应，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相互作用系统。对于进化来说，最有利的情况是，一个大的群体并非平均地分成相互隔离的区域性品系。然后，自然选择开始作用于新的相互作用系统，并使之产生迅速的进化。近交的随机效应将导致小群体脱离物种的“适应峰”，这样，这个小群体就会通过一个相对来说非适应的中间带，直至建立一个新的适应峰。赖特着重批评了费舍尔的观点（Wright，1930），然后更详细地论述了他自己的进化理论（Wright，1931）。这时人们已经抛弃了豆袋方法，转而赞成另一种更加成熟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在新的相互作用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基因库的作用是突变与选择的中间媒介。 现代的综合 野外博物学家几乎都不能理解种群遗传学的创建者们所采用的复杂数学。他们只能将数学结论翻译成常识性的语言，然后再看其中的见解能否用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在研究种内和种间地理变异的博物学家中，自发地产生出一种群体思维方式。他们已经意识到变异的复杂模式并不符合类型学的物种观，按照类型学的物种观，区域条件只是改变了基本内在构成的表面形式。应该将每个地方品种或亚种视为不同的各具特征的配育群体，即使在地理隔离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它的繁殖也不与相邻群体相混。这些博物学家相信，地理隔离对曾是同源群体的首次分离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他们确信每个亚种所处的环境造就了各个亚种的独特性。只有当这种群体思想与数学群体遗传学相融合后，才会产生出现代综合论的大致框架(Mayr and Provine，1980)。在博物学家的地理见解中，不太容易采纳费舍尔和霍尔丹所使用的方法，但是，费舍尔和霍尔丹的工作已经足以使这时的大多数生物学家确信选择是适应进化的重要机制。野外博物学家随着逐渐知道了数学家的一些结论后，他们也开始放弃了早期依赖的一些未经证实的理论，如拉马克主义(Rensch，1983)。经过证实，赖特的方式最容易应用到野外工作中，对此不必惊奇，这主要因为他所重视的小的近交群体的作用很适合用于地理研究。杜布赞斯基在他那本极具影响力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Dobzansky，1937)一书中采纳了赖特的结论，于是积极推动了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现代的综合。 在为这场综合铺垫道路的过程中，在俄国，由谢尔盖·S·契特维里柯夫指导的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Adams，1968，1970；又见Mayr and Provine，1980)。大约1900年左右，俄罗斯的博物学家并没有受到西方流行的反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契特维里柯夫处于一个极有利的位置，来考虑与遗传学综合的可能。俄罗斯学派发源于相信自然种群中存在着许多以隐性基因形式的看不见变异，契特维里柯夫能够通过果蝇的野生群体与从美国带来的纯系果蝇进行杂交来验证这个观点(Chetverikov，1926，英译文，1961)。他的学生D·D·罗马索夫和N·P·杜比宁提出研究不同大小群体中统计学效果的方法，证明了契特维里柯夫相信的在小群体中更容易产生出本质上变异的观点。他们引入了基因库这一概念，表示潜在的遗传组合；并且已经认识到这种组合符合概率定律(Adams，1979)。李森科事件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契特维里柯夫学派的消失(见第九章)；然而，契特维里柯夫的工作影响了N·W·第姆费耶夫－雷索夫斯基，他于1925年去了德国，而且主要是由他提出了更加成熟的有关突变在建立遗传变异方面作用的思想。杜布赞斯基虽然在1927年移居美国之前不属于契特维里柯夫学派，但是他也受到过契特维里柯夫的影响。 在英国，E·B·福特在《孟德尔主义与进化》(Ford，1931)一书中阐释了费舍尔研究的成果。福特对生态学问题感兴趣，他随后的工作进一步表明，选择的作用比费舍尔的预想更迅速。这就证明，事实上，霍尔丹所分析的桦尺蛾工业黑化并不属于例外。加文·德比尔的《胚胎学与进化》(De Beer，1930)动摇了支持重演论的证据，拉马克主义者曾经非常依赖于重演论。因为遗传突变并的影响并不添加到现存生长图景中，所以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生物个体的生长必须经过它们进化祖先的成体阶段。在英国，最为有影响力的是J·赫胥黎，他是T·H·赫胥黎的孙子，从1920年开始，他在牛津大学执教(Huxley，1970)。很自然，赫胥黎从上几代生物学家那里汲取了达尔文主义，并开始为复兴这个理论而努力。他与H·G.威尔斯合写了《生命科学》(Wells and Huxley，1930)一书，全面而通俗地阐述了达尔文的进化观点。他本人在动物行为研究上也是严格遵循着博物学的传统，不过他也对胚胎的生长感兴趣，并且关注着遗传学的最新进展。1940年，他编辑了《新系统学》一书，这部书汇总了生物学各个方面的贡献，而且他的一部综合性论著《进化：现代的综合》，也于1942年出版。 在美国，弗朗西斯·B·萨姆纳做了开拓性的工作(Provine，1979)，包括预先涉及到后来综合论的许多方面。萨姆纳在刚从事白足鼠地理隔离变异的研究时，还带有拉马克主义的偏见，但是他不久便提出(Sumner，1924)，群体中的形态变异具有遗传基础。1930年，恩斯特·迈尔从德国来到美国，迈尔在新几内亚岛和所罗门群岛对鸟类进行几年野外研究后，开始受到伯恩哈特·伦施的影响，伦施复活了一种信念，即地理变异与气候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开始时，伦施和迈尔按照拉马克主义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俩人都已经意识到有可能按照达尔文主义来进行解释。那时迈尔还没有读过数学遗传学方面的文献，因而他根据自己经验的基础提出了一种物种的群体观，这种观点是建立在野外研究的基础上独立发展出来的。在迈尔及其他许多博物学家看来，是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指出了通向结合的道路，这部书以简明的方式介绍了数学家的结论。迈尔本人的《系统学与物种起源》(Mayr ，1942)是一本现代综合论的基础著作，书中强调了在物种形成过程中地理因素的作用。 当杜布赞斯基于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入了T·H·摩尔根的研究小组时，他带来了俄罗斯学派群体方法的经验。因此他能够理解野外博物学家想从遗传学家那里得到什么，结果产生出《遗传学与物种起源》(Dobzansky，1937)一书，这部书在博物学家的实际工作经验与实验和数学生物学家的抽象的表达之间架设了桥梁。在书中，杜布赞斯基概括了说明突变真正本质的实验证据，强调了突变的影响很小，以及突变如何造成群体发生自然变异。他概括了数学家的结论，尤其是赖特的工作。他还论述了他本人对昆虫地理变异的遗传学基础所做的研究，并且论述了其他证明同样效应的工作。从1938年开始，杜布赞斯基与赖特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自然种群遗传学研究(收集在Dobzhansky，1981)。这些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要表明，选择不仅仅是变化的机制，而且也能通过平衡机制，比如通过建立在超级杂合子适应基础上的平衡机制，来维持稳定性。对于现代达尔文主义来说，这种广泛存在的动态平衡相当重要，因为这表明群体确实含有大量的遗传变异储蓄，这些在新的环境下便能够表现出变异。 杜布赞斯基发明“隔离机制”一词来表示非遗传的特征，比如行为差异，当两个相关群体占据同一地区时，这种特征能够阻止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配育。现代综合论的创建者相信，只有经历了初始的地理隔离，才会发生物种形成，为此，迈尔引入了“异域物种形成”这个词。如果没有相互配育，不同的群体就能够发展产各具特色的性状。即使后来地理隔离消失了，隔离机制也能阻止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配育；这就使得亚种保持独特性，而且在选择的作用下，亚种进一步与原种分化。新达尔文主义建立在物种形成无需特殊遗传机制这一假设基础上；如果存在着地理隔离，单靠自然选择也能使一个物种分化成多个物种。 将综合进化论扩展到古生物学领域主要靠的是由乔治·盖劳德·辛普森，靠他的《进化的节奏与方式》(Simpson，1944)。辛普森工作阐明了一种观点的合理性，这种观点认为，化石记录所揭示出的宏进化是通过微进化的积累效应产生出来的，而人们这时正在研究现代群体中的微进化。不能提出任何证据；尽管有早一代反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的反对，但是有可能表明从古生物学获得证据至少与新的理论相一致(Gould，1980a)。辛普森通过定量分析表明，明显的进化通过的是达尔文主义已经预言的不规则和非定向方式进行的。他揭露出支持线性发展的证据所带有的脆弱性，线性发展更符合拉马克主义和直生论。例如，马的进化并不是向着现代特化结构的简单前进，马的进化树很不规则，上面有很多分支，其中有些分支已经灭绝。对于化石序列的不连续这一苦恼问题，辛普森认识到，其中的原因不止是化石记录不完备。根据非适应的“量子式进化”，可以产生出实质性的变化，其机制是赖特所论述的遗传漂变。因为这些转变发生的速度相对较快，而且发生在很小的群体中，因此这类变化不太可能留下化石证据。辛普森在后来的著作中(例如Simpson ，1953b)，采用了更为严格的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更加关注所有进化的适应特征。 以杜布赞斯基的自然种群遗传研究为典型，现代的综合进入了合作研究的时代。不同的数学模型通过直接应用到自然中，逐个地受到检验(Provine，1978)。费舍尔不得不承认选择作用的速度比他原先设想的要快，但是赖特提出的在小的群体中，通过遗传漂变产生出非适应性进化的观点，依然引起争论。目前，综合论已经变得“僵化”，甚至抛弃了综合论的创建者所承认的有限的非达尔文主义机制(Gould，1983)。就在人们清楚了当小群体处于隔离状态时极易发生物种形成的同时，许多博物学家也感到，群体之间的差异是由于自然选择作用于适应特征所致。H·B·D·凯特尔威尔(Kettlewell，1955)对工业黑化现象的进一步研究说明了伪装作为对抗捕食者方法的效应，于是更加强调了适应的重要性。最近，人们利用分子生物学证实了在群体中存在着大量遗传变异性这一事实(例如Lewontin，1974)。还有人努力提出，这类变异中有许多不能转化成选择可以对其行使作用的表现型差异(Kimura and Oh ta，1971)，但是这种观点还未得到广泛承认。尽管在最近几年中出现了大量的争论，但是人们在综合进化论所确定的理论框架内继续进行着广泛的研究(见第十二章；关于现代达尔文主义，参见Simpson，1953b；Mayr，1963；J.Maynard Smith，1976；Dobzhansky et al .，1977；Ayala and Valentine，1979；Futuyma，1979；Ruse，1982)。 生命的起源 一个有助于达尔文主义复兴的相应发展是，产生出第一有关地球上生命起源的现代理论。在19世纪后期，生命通过“自然发生”起源于非生命物质这一古老的观点终于声名狼藉，然而进化论者却拿不出合理的理论来解释最初的生命过程是如何开始的。1936年，俄国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奥巴林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以不断增长的复杂组织水平上的化学进化过程，来取而代之原来的单靠自然发生的观点。这样不仅扩展了进化思考的范围，同时也再次支持了达尔文主义，因为奥巴林假定，在生命结构出现之前，自然选择是前生命结构改进的机制。当20世纪50年代，斯坦利·米勒及其他人利用实验证实这一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时，奥巴林的生命起源观点作为构成现代进化论的内在组成部分而被人们所接受（Farl ey，1977）。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曾经写道，生命的最初形式似乎是由神创造的，尽管私下里他承认这样说不过逃避问题的一种方式。在19世纪早期，自然发生的概念还未流行，而且达尔文并不愿意看到他的理论与任何对于全然未知原因的妄断乱猜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他的追随者意识到，为了保持一致，进化理论应该象解释生命的发展一样，从自然原因的角度解释生命的起源。海克尔假定存在一种生命的原始形式，“原核生物”，它是没有结构的原生质，但是已经具备了生命的基本特性。这就形成了非生命物质与含细胞的更高级生物之间的关键联系。1868年，赫胥黎在从海底挖掘出的泥土表面发现一层胶状物。他认为这是进化第一阶段的活例证，并将其称之为海克尔原肠虫(Bathybius haeckelii)（Rehbock，1975）。有人认为海底仍然覆盖着原始泥状物(Urschleim)，生命的高级形式正是由它演变而来。然而很快就发现，当把酒精作为防腐剂加到海水中后，便沉淀形成这种胶状物。因此赫胥黎被迫放弃今天仍然可以观察到生命起源第一阶段的论断。 因为原肠虫没有细胞结构，所以它极大地支持了下述看法，即物质一经达到适当的化学组织水平，就会出现生命的特性。这使得化学合成作用——在今天的世界仍然可以重复这种作用——是生命起源根由的观点更加说的过去。19世纪80年代，一时兴起的对自然发生的热情很快就退去了，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路易斯·巴斯德详细证实的不存在从非生物到生物的证据。细胞理论和种质概念的发展也有助于人们相信新的生命结构只能来源于原先存在的生命。核物质从一个细胞到另一个细胞的连续性，被看作是生殖必不可缺的基础，意味着生命的特性是由于细胞的组织化。因为仅仅是纯化学活动不可能产生一个细胞的复杂结构，所以，在任何自然条件下生命都不可能自然发生。为了避开地球上的生命最初是如何出现的这个问题，有人甚至认为最初的生命是来自太空的孢子(其来源也不清楚)“播种”到地球上的（Arrhenius，1908）。 在20世纪早期，许多生物学家开始对胶状的悬浮液感兴趣，而且一些生物学家认为这些悬浮粒子的特性多少预示了生命自身的活动。奥巴林首先把生命的起源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事件，认为当第一个细胞从胶状的悬浮液中沉淀下来时，便发生了生命的起源。这仍然强调的是经过一个阶段的自然发生，这样便跨越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线；关键的进展来自于偶然的化学合成。J·B·S·霍尔丹192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通过有机化学的自然作用，形成了类似病毒样结构的原始形态。奥巴林后来工作的创新是放弃了建立在偶然合成基础上的单阶段生命形成的思想。相反，他提出了更加成熟的图景，其中生命的出现过程中不存在明确的界线。化学进化的过程逐渐提高组织化的水平，导致从非有机物到第一个活细胞之间的完整连续性。 法利(Farley，1977）认为，奥巴林观点的改变是受了辨证唯物主义的影响，而且法利指出，奥巴林著作的成功加重了李森科主义的灾难。如果说李森科是个机会主义者，其他人则发现，比起一些老式的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明显的优点。奥巴林支持李森科，他自己也遭到一些遗传学家的批评，他们宣称他的理论也想要破坏基因作为生命组织化基本源的地位。然而，在奥巴林的案例中，唯物主义逻辑在生物学上的应用所带来的并非科学上的滑稽，而是真正的进步。辩证唯物主义既不是机械论哲学，也不是还原论哲学，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当组织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便出现全新的自然规律。在较低水平上量变造成质变的辩证规律，促使奥巴林提出生命的出现是物理复杂性程度逐渐提高的结果。另外，辩证法认为，新特性的出现否定了前一状态的特性。于是奥巴林认为，生命一旦在地球上出现，这一过程将绝不会再次重复。生命有机体在其自身的形成过程中便将更早的状态破坏。因此正如巴斯德所表明的那样，现在不可能创造出生命。 奥巴林的理论出现在他1936年的《生命的起源》一书中（Oparin，英译本：1938）。他赞同霍尔丹提出的观点：最初的地球是不毛之地，大气中不含自由氧。如果氧已经存在，就将毁坏生命出现的必要化学条件。通过将氧视为生命的产物，这样就有可能支持生命的进化在行星的历史上只能出现一次的主张。奥巴林相信，地球最初被含碳氢化合物和氨气的还原性大气所包围。在这些气体中进行的化学反应产生出复杂的有机分子，它们溶解在海洋中，形成了丰富的“原始汤”。在原始汤里，化合物再次合成，形成了多分子开放系统或者团聚体，团聚体是小液滴，具有确定的结构，可以从周围环境吸收物质。自然选择这时开始发挥作用，只允许那些结构更稳定的团聚体存活，并淘汰了那些不太稳定的团聚体。更加成功的结构成为“类生命体”，类生命体是以最初的细胞为形式的真正生命出现之前的中间状态。不过，迄今为止，这一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依然是该理论中猜测成分最多的部分。 奥巴林的理论在西方很受重视，主要不是因为他的理论来源于辩证法，而是因为许多富有想象力的生物学家已经从简单唯物主义转向更加整体论的生命观（这种观点认为，整个有机体的行为不能仅根据其组成部分来解释；参看Allen，1975a）。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利用实验检验该过程的某些阶段也显现出前景。斯坦利·米勒所做的实验成为最著名的验证(Miller，1953)，在他的实验中，一个电火花照射奥巴林所设想的还原大气的样本，产生出氨基酸，这是作为蛋白质基础的复杂化合物。在此过程中后来可能的状态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最近的观点认为，泥土具有适当的特性，可以促使吸收在其表面的分子发生聚合作用。一些遗传学家对奥巴林的渐变模型提出异议，他们的理由是第一批基因的出现，一定属于生命的出现中的关键性突破。这时，已经知道了基因中DNA的化学结构，我们对DNA肯定具备的复杂性程度也有了更好的认识。不过，认为一个自我复制系统可能是逐渐建立的观点一直很流行，如果相信另一种观点，即存在着“一步”过程，那样的话，我们又将退回到一种状况中，认为肯定是通过很小分子的偶然碰撞，产生出复杂的结构。 无论第一次生命形式的出现是逐渐的，还是突然的，20世纪50年代的绝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终产物不可能是各种元素合成的产物，因为那需要经历很长时间。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猴子与打字员，猴子要经过大量的试错，才能确保通过重复的随机组合活动，打出有意义的句子。然而，按照另一种解释，可以将化学进化视为绕过纯粹建立在试错基础上的一个系统所固有的缓慢历程。组织化比并非来源于不断胡乱进行合成，一旦组织化达到一个水平，就会保持这种状况，从而为过程的下一个阶段奠定基础。从地质学得到的新证据已经表明，生命的发展并非像人们曾经一度认为的那样一定要经历漫长的岁月。早在寒武纪初期，突然的“爆发”产生出更高等的类型之前很久，在地球历史的早期就出现了最早的原始［生命］形式。 早期的达尔文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前寒武纪生命依据，即所谓的加拿大始动物(Eozo？n canadense)，并不足为信（见第七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确不清楚寒武纪的高级形式来源于何处，直到现代地质学家发现了真正的微化石，微化石是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的活细胞遗留物，出现在前寒武纪的早期。在30亿年前的的沉积岩中，发现了含有类似细菌生物的遗留物（Schopf，1978）。在略晚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叠层石化石。叠层石中含有呈层状分布的兰绿藻沉积物，在高盐海域仍然可以发现叠层石结构。最古老的微化石占据了地球整个历史的3/4时期表明，在行星的表面刚具有适宜的条件之初，就形成了生命。现在的问题是要解释，为什么在活细胞的首次出现之后，经历了长时间的稳定，相反，多细胞有机体就在寒武纪之前的年代里却相当突然地形成了(Gonld，1977c，1980b)。 人类的进化 进入20世纪以后，在进化论涉及到的另一个方面，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如何演化的看法。达尔文曾经猜想，我们的祖先通过直立的姿势而与猿分离。两脚行走解放了双手，以便于制造工具，这样又刺激了人类智力的发展。然而，19世纪后期，这种见解被极大地忽视了，因为人们匆匆提出大脑的扩展是人类进化原动力的理论。当时人类仍被看成是自然过程的终极目标（Bowler，1986）。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的祖先转向在开阔的草原行走是人类智力发展的产物，正因为智力的发展促使我们的祖先领略到了走出森林的好处（G.E.Smith，1924）。直到现代综合论动摇了支撑这种目的论的人类起源观所依据的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合理性时，才使这种人类起源观无法成立。 人类化石一旦最终被发掘出来后，人们发现人类化石并不符合我们关于祖先的成见（关于一些重要的发现，见Leakey and Goodall，1969；Leakey and Prost，1971；Reader，1981）。19世纪60年代，赫胥黎已否认尼安德特人有可能是猿和现代人之间的纽带（第八章）。在19世纪后期，还发现了许多这种类型的标本，于是许多权威人士开始忽视赫胥黎的警告，把尼安德特人视为早期的类猿人。1891年，荷兰古人类学家尤金·杜布瓦在爪哇发现了一种更原始人类的头盖骨和大腿骨。海克尔曾宣称人类的发源地是亚洲，而不是非洲，杜布瓦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去了东印度。“爪哇人”证实了海克尔和达尔文的预言，即人类早在获得现代大脑容量之前，就已经直立行走了，当然，这个观点再次被“大脑优先”理论的支持者所忽视。杜布瓦将他所发现的新类型称作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这个词是从海克尔那里借来的，海克尔当然很高兴地承认了这一发现。到了1900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人类的进化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从猿，经过了直立猿人和尼安德特人，再到现代的人。 20世纪早期，这个简洁的线性模型让位于一种更为复杂进步论，这种进步论可以克服化石带来的困难。这时，马尔瑟林·鲍勒(Boule，英译本1923）和阿瑟·基思(Keith，1915）提出尼安德特人太像猿了，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发展的程度不困难像考古学记录中显示的那么短时间内完成(Hammond，1982）。相反，尼安德特人被视为是一个旁支，它独立而且平行于人类进程，并且被我们比较先进的祖先所灭绝。人类进化是一个分支而非线性的过程——这是进步论所采纳的一个貌似现代的想法，它认为所有分支都受同样趋势驱使。优人认为，自然界在产生出人类的过程中，“尝试”了各种图景。 辟尔当人骗局进一步支持了这个模型。1912年，业余地质学家查尔斯·道森在苏塞克斯郡辟尔当地区的一个砂砾河床中，发现了一些人类残骸。其中有一个大容量的头盖骨和一个与猿区别不明显的下颌骨。下颌骨和头盖骨接合的地方缺失了，但一般都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大英博物馆的阿瑟·史密斯·伍德沃德把这个新物种命名为道森始人(Eoanthropus dawso ni)，而且伍德沃德成了根据辟尔当的“始人”重建人类进化的急先锋。这个发现似乎证实了人类的发展有几个不同分支。它也支持了下述观点：这些分支所说明的最重要问题是，大脑的发展快于身体的其他部分。直到1953年，这个骗局才被揭穿，人们发现上述残骸是由一个人的头盖骨和一个猿的下颌骨拼凑起来的（Weiner，1955）。从那时以后，出了不少作品试图探明谁是这场骗局的当事人（比如，Millar，1972；Blinderman，1986）。 早在辟尔当人的骗局被揭穿之前，辟尔当人就已属异常。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发现的北京人表明，直立猿人的类型早已分布在世界各地，虽然最初将爪哇人和北京人视为是不同的物种，但是，这时人们都知道它们是同属于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两个变种，在现代智人种(Homo sapiens)的进化中，直立人是先出现的。这些发现使人们回想过去曾经提出的一种观点：大脑的发展晚于采用直立姿势，但是爪哇人和北京人所在的地区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了现代古生物学家后来认为属于重大发现的地区。1924年，解剖学者雷蒙德·达特在南非的汤格斯挖掘出一个未成年的类人猿头盖骨，他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 s africanus)。他预言，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真正祖先，并且宣称，尽管这种生物的脑容量并不比猿的大，但它已经直立行走。达特的观点受到了怀疑，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罗伯特伯鲁姆的进一步发现，才证实南方古猿确实是两足动物。即使这样，那时流行的依然是人类起源的进步论思想。伯鲁姆本人也曾表示人是上帝所安排的进化历程的终极目标。现代综合论到来最终摧毁了旧的进步论和平行说，现代古人类学家试图去理解向两足转变及随后大脑容量增大的的适应意义，因而又回到一些达尔文首次提出的框架之中。 20世纪50年代，人们假定从南方古猿非洲种产生出直立人，然后又产生出智人种。后来的发现显示出该过程要复杂得多。曾有好几个不同种的南方古猿在非洲共存了相当长时间，直至灭亡。1961年，玛丽·利基发现了一个人类分支上更古老的一支，能人(Homo habilis)，它们生活的年代早于绝大多数南方古猿。现在人们认为，更早的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 hecus afarensis，即著名的露西）才是共同祖先，正是从这里人与后来的南方古猿分离了（Johanson and Edey，1981）。古人类学者起初以为猿和类人猿线系的主要分化发生在1千5百万年前，但来自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证据表明，分化的时间要晚得多（Gribben and Cherf as，1982；要想了解现代的进展，见Lewin，1984）。虽然在对细节的看法上还有争议，但是正如达尔文所预想的那样，人类进化是一个不规则的分支过程。 最新的发现已证实，获得直立姿态是人类进化的第一次突破，但是对于激发了这种进化原因的看法上尚有争议。激发的因素显然是非洲气候的变迁，从而导致丛林消失，出现了大片草地或热带大草原；那些猿人的后代选择了直立姿式，开始进驻新的环境，达尔文本人曾经暗示，将双手解放出来，用以制造工具，也许是适应优势之一，这样便促进了选择对直立姿势的作用。直到最近，这个观点一直很流行。“露西”的发现推翻了这种解释，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南方古猿阿法种使用过工具（Johanson and Edey，1981）。必须解释的人类进化历程中另一个性状趋势是犬齿的退化，据推测犬齿的退回是食物构成的变化所致。也许两足站立提供了用手携带食物的机会，而伴随这种发展，出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家庭成员在临时居所的四周采集食品(Lovejoy，1981)。直到后来，南方古猿中的一个分支开始使用工具，于是导致了向能人的进化，而智力的建立则成了自然选择所发展出来的最关键的生存因素。 很多权威认为，人类进化经历了整个人种的改变。最近几年，新的“间断”进化模式已经应用于人类（见第十二章；Stanley，1981；Eldredge and Tattersall，1982）。根据这种解释，广布型的物种通常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类人猿的化石记录支持了这种看法。有人认为，当一个小群体与亲种隔离时，便会迅速发生变化，新物种可能会因此而出现。亲种则保持不变，只是“分生出”新种，此后两个种可能会共存一段时间。 现代达尔文主义的含义：社会生物学 创立现代综合说的生物学家们相当清楚他们所做工作的深层今义。他们不希望再复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含义，但是他们确信进化提供了新世界观的框架，它即将取代传统宗教，而成为哲学和道德的基础。公允地说，建立新进化伦理的力量没有赢得过广泛的支持，这与战后那暗淡无光的人文主义有关。将达尔文主义的原理应用于人类是更常见的方式，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样做又带来了旧日的恐慌，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所传达的就是传统的意识形态（Kay e，1986）。一些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认为攻击性是已经确定的本能，人类中也必然存在攻击性。最近，社会生物学试图从个体自然选择的角度解释所有行为形式的进化。将这种方法扩展到人的企图，又重新钩起引起了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就有的对生物决定论的不满。 在现代综合论的奠基人当中，朱利安·赫胥黎和乔治·盖劳德·辛普森为了将新的达尔文主义变成一般的世界观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赫胥黎的《行为的进化》（Huxley ，1953）和辛普森的《进化的含义》（Simpson ，1949），显然试图简略新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技术细节，从更广泛的角度表达出对自然和生命目的的看法。他们采纳了实证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科学是知识的唯一源泉，他们将进化看作伦理道德的新基础，取代了来自宗教的超验价值观。这两位作者都通过强调在达尔文主义的框架内生命发展所具有的创造性和乐观方面，以求摆脱机械论的科学观。他们也承认，试图从人类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的做法过于简单，不再有说服力。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并不是预先注定的，因为达尔文式进化不具有目的论的特征；但是希望就在于进化历程本身将教育我们如何以最佳方式迎接未来的挑战。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生命的主宰，现在正在掌握自己的进化命运。事实上，人类可以控制所有生命的未来，衡量人类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人类将大自然富于创造性的遗产开发到何种程度。赫胥黎认为进化是天然的进步过程，相继出现更加高级的生命形式；不断增加超越环境限制的能力，成了衡量进步的标准。因此自由地认识到生命的潜力是最高的善。辛普森非常怀疑进步论的观点，但是他仍然认为人是最有潜力把握环境的生命形式。求知的动力成了一种道德价值，因为有些人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知识，但他这时却有责任为所有生命形态的利益而求知。 并非所有现代进化论者都能接受不可知论或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些人试图将进化论观点与明确的宗教体系结合起来，通过对科学知识的重新解释来保存传统的精神价值。这方面最著名的工作是皮埃尔·泰依亚·夏尔丹［即德日进］在他的《人类现象》（de Chardin，1959)所做的。泰依亚虽然有过古生物学的经历，但他是一位天主教牧师，而教堂并不允许他在有生之年发表自己的思想。为了实现进化和宗教的和解，他把生命的发展视为精神化不断提高普遍过程。由于向着“人化”(即产生人)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产生出心灵的趋势。不幸的是，心灵统一的趋势将在“终点”达到高峰，终点的形成是由于所有人类的心灵合成一个单一的超人实体。这门哲学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反应。朱利安·赫胥黎对这种哲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为《人类现象》英文版一书写了序言，而其他科学家则激烈地批判泰依亚对进化论的断章取义（比如，Medawar，1961）。很多神学家也怀疑对进化和人的超验目标的预言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Hanson，1970）。 赫胥黎与泰依亚的联手表明，进化人文主义与进化神秘主义的目标相差并不大。它们都不得不从进化中寻找出某种目的，即使它们之间对于到底应该将该目的看作传统精神价值的延伸，还是看作是生命意义的一个崭新而纯粹的自然主义源泉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二者存在的共同问题是，达尔文主义并不真正保证进步，至少是很难确定是否进步（Thoday，1962；Gouge，1967；Simpson，1973）。这样尤其不利于泰依亚的体系，因为这个体系认定进化的趋势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这不符合达尔文主义。赫胥黎以不太严格的方式来解释进步，他的观点与机会主义的自然选择观点比较一致，而且他也不得不提出，随机变异的选择看似缺乏目的，其实我们可从其终产物中发现意义。由进化论衍生的伦理道德曾招致许多人的批判（比如，Flew，1967；Greene，1981）。对这种做法的最后、也许也是最致命的批驳就是，认为进化论者曲解了宇宙的意义，他们在自欺欺人，从自然中得到的是他们赋予自然的偏见。他们所确立的原则要么过于抽象，要么过于无力地附着在科学进化论的逻辑上，以致于用他们的论点可以为道德观点辩护。最后，自然界确保那些在实践中的劳作者取得成功——这个结论很容易令人回想到最初的、非常保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式。 批评家们会说，在许多与现代达尔文主义有关的一些发展中，显然存在着这种危险。一种发展是继续将性格遗传论的观点与优生学联系起来。群体遗传学的创立动摇了早期优生学家提出的一些简单的观点（见第十章），但是群体遗传学并不一定要批驳主要靠遗传决定人类天性的设想。R·S·费舍尔就曾深深卷入了优生学运动，他在有关选择的遗传理论著作中，专门用了一章来讨论社会问题。虽然朱利安·赫胥黎坚持认为社会变革是人的生物学意义上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他也支持优生学，并且将优生学视为一推动种族进步的重要纲领的组成部分。关于遗传因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智力的问题，一直有争议，尢其当界定一定的类群属于劣等种族或阶级时，争论就更加激烈(Deutsch，1968；Kamin，1972；Clarke and Clar ke，1974；Evans and Waites，1981)。然而，这些争吵并不直接与进化论有关，而且现代的一些进化论者也反对人类的遗传决定论(Gould，1981)。早一个时代，进化论和遗传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尽管达尔文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偏见。 与选择理论更直接相关的是所谓攻击性人类学，它认为进化机制将攻击性本能赋予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首次提出这种观点是基思(Keith，1949)，现代行为科学(从事动物行为学研究)的创始人康拉德·洛伦兹将其发扬光大（Lorenz，英译本，1966）。洛伦兹证实在许多动物中都存在攻击性，他还提出，如果认为只有人类不具备类似的本能是愚蠢的。罗伯特·阿德利(Ardrey，1966）提出，保护领地是更基本的本能。因为领地是食物供给和成功交配的关键，因此“占区”决定了动物的许多行为。阿德利声称，没有理由认为人的智慧可以使人摆脱同样的倾向，根据这种倾向可以解释我们的个人行为及我们对大规律战争的喜好。德斯蒙德·莫利斯在《裸猿》（Morris ，1967）一本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攻击性来自我们的“凶杀猿”祖传的本能。 从20世纪中叶那些更为自由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社会科学家反对攻击人类学。他们呼唤改革，所依据的观点是，侵犯行为不是本能，而是社会环境恶化的产物。随着深入的观察表明，大型猿事实上并不是富于攻击性的动物，更多的博物学家也开始对攻击性倾向表示质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的早期进化鼓励了好斗的本能，因为现代以狩猎为生的部落并没有与相邻的部落发生战争（Leakey and Lewin，1978）。虽然对一些动物行为的观察支持了攻击性人类学，但是这种人类学并没有引入现代综合论所发展的更成熟的达尔文主义。那些有这种自然观的人，显然是受到了他们想要证明建立在竞争性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是合理的这种欲望的驱使。现在已经出现了更有力的论点支持生物决定论；这种论点的科学信誉更高，因为它建立在更加有组织地将选择理论应用到动物行为中，现代社会生物学也正是这样形成的。 导致社会生物学形成的最初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些动物中存在的利他行为。如果我们认为自然选择主要通过个体之间竞争来起作用的话，那么当初就很难设想怎么能产生出一种促使一个生物体能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本能。不求助于拉马克主义，就不可能认为这种本能来自于动物习得的彼此互助。达尔文式的解释要求这种行为体现了某种生殖优势，而最明显的解决方法就是假定选择的水平可以转换至群体，而不是个体上。如果个体之间的互助协作使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成功，那么可以肯定，通过具有该项有用行为的群体替代不具有该项行为的群体，就一定可以建立这种本能。社会生物学对这种“群选择”的概念提出了异议，并通过对个体生殖的结果进行更加仔细的分析，以寻求利他主义行为的合理解释。因此社会生物学建议，从最基本的达尔文主义观点的角度，来解释最复杂的行为方式。 达尔文本人始终认为选择作用于个体水平（Ruse，1980）。当然，他在研究膜翅目中存在的不育等级时，比如蚂蚁，蜜蜂，黄蜂等——这些群体中常常包括高度特化而且不育的工虫和兵虫，经历了一些困难。这些工虫将自己全部生命都用于帮助其他个体繁殖，表现出极端的利他主义。达尔文注意到，选择通过作用于可育个体，可以发展具有亲缘关系的不育个体的特殊性状。在昆虫群体中，所有个体都由皇后所生，选择可以有利于那些繁殖模式中包括产生出不育后代，而不育后代则可以帮助整个群体生存的皇后。因为这时达尔文认为选择作用于群体之间，这样，他就被迫支持了一种群选择的观念。直到现代综合论出现之前，利他主义行为的问题一直被极大地忽视了。这场导致社会生物学产生的争论是由V·C·韦恩爱德华兹挑起的(Edwands，1962)，他极力主张，利用群选择可以解释动物行为的许多方面。在G ·C·威廉姆斯的带领下(Williams，1966)，许多博物学家对韦恩爱德华兹的思想产生了怀疑，他们进而思考为什么达尔文一直试图将选择限制在个体水平。群选择之所以带来了问题，部分原因在于难以确认真正的利他行为。一支动物在捕食者接近时向同伙发出警告叫声，这看起来很利他，但这个动物可能希望在它所造成的混乱中溜的更快。甚至当面对真正的利他行为时，建立在群选择基础上的解释便显示出弱点，个体选择的观点总是能够动摇群选择的观点，因为个体选择的作用有利于“蒙骗”其他动物的动物。这样，一个个体通过拒绝与同伴具有相互的利他行为，就比他的同伴获得了更多的优势，于是它的行为方式便会在群体中传播，从而清除了利他主义本能。 W·P·汉密尔顿首创了社会生物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Homilton ，1964）：“亲选择”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基础是澄清了达尔文所认识到的一个问题，即，个体不仅能够通过自身的繁殖，而且还可以通过帮助遗传上的亲属进行繁殖，来影响选择的过程。因为亲属携带了它自己的一些基因，它们的成功将确保未生育者在下一代中有一些代表。这样，根据个体选择就可以解释一些明显的利他行为，个体选择将促进个体在自身不能繁殖的条件下帮助血亲的本能。汉密尔顿表明，达尔文无须认为不育的昆虫属于例外，因为膜翅目有一套非同寻常的繁殖模式，利用个体选择就能解释其中的现象。雄性个体来自于未受精的卵，结果，在雌性个体中，姐妹之间关系比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亲选择促进了不育雌性阶级的发展，因为一个雌性个体要想在子代有更多遗传代表的最好方式就是帮助可以生育的姐妹，而不是生出自己的女儿。 这里所应用的技术，利用一种只是基于个体在下一代中有更多遗传代表的选择概念，取代了生存斗争的概念。选择将促进符合这个方向的本能，因为从定义上看，具有这种本能的个体更容易成功地传递它们的基因。这种思想启发理查德·道金斯(Dawkins，1976)提出，基因才真正是选择的基本单位，这样生物体的发展就是满足“自私基因”的要求。生物体只是基因用于繁殖自身的途径，对应于繁殖成功本能的那些基因，必然会支配整个群体。道金斯不顾将基因拟人化的危险，大谈种族中基因复制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这种用词方式只不过是为了要简化描述一个完全机械的过程。不管怎么样，一些博物学家感到，他的观点混淆了一个事实，即，面对环境并参与生存和繁殖斗争的是生物体，而不是基因。现在道金斯已经对人们的批评作出了答复(Dawkin，1982)，他认为，我们应该从更广的角度看待导致成功繁殖的因素。 行为学研究的新方法暴露了旧思想中固有的弱点，这种旧思想认为，自然选择一定会使生物体自动具有攻击性本能。约翰·梅纳德·史密斯(Smith，1982)的观点说明了这一点，他把博弈理论用于研究选择如何作用于不同种类的行为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设想两种最极端的行为，我们可以分别设定为“老鹰型”和“鸽子型”。老鹰型是攻击性的，它们总是为了抢夺食物或配偶类等资源而与邻居冲突，而不考虑其中的风险。鸽子型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发生争端。显然，全部由鸽子型组成的群体是不稳定的，因为一旦由突变引入一个老鹰型，它就会欺压同伴，以便独享资源，而且立即会在群体中占据优势地位。于是，老鹰型性状就会通过自然选择传播。矛盾的是，全部由老鹰型组成的种群也同样表现出不稳定，这样，事实上由突变引入的一个鸽子型也会占据优势。这是因为老鹰型的攻击本能导致它们为了抢夺不值得的资源而经常弄得伤痕累累。鸽子型号则躲避了这种风险，因而从长远角度上看，鸽子型要比老鹰型的日子好过。老鹰型和鸽子型按特定比值组成了群体的“进化稳定策略”。选择事实上并不是选拔善于攻击的性状，而是力图保持不同性状在群体中的平衡。 很明显，按照传统的看法，自然选择将有利于具有适应优势的本能，但社会生物学将选择扩展到繁殖的行为领域，而不是生存的行为领域。爱德华·O·威尔逊在其经典论著中(Wilso n，1975)，利用这种技术，详细解释了各种物种的雄性和雌性的行为差异。因为雄性和雌性在养育后代中的投入水平不同，如果它们力求将自己的遗传性状最大限度地传给下一代的话，它们的生殖行为就会有不同的目的。在高等动物中，雌性为繁殖投入了大量精力，雄性则很容易产生精子。所以雄性的兴趣在于通过攻击性行为来增加交配次数，在这种情况中，每一次都是让雌性来养育后代。相反，雌性为了她能养活的少数后代，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最合应的父亲。在一些物种中，如果雄性帮助养育后代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雄性的态度就会更负责一些——如果他的孩子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绝不会置之不理而去“寻欢作乐”。为了说明特定的物种适应其自己的模式(建立在个体选择的力量可以促进生殖成功本能的基础上)，社会生物学家会预测到一些应该属于预料之中的行为。野外的广泛研究表明，很多动物物种的行为都非常符合这种预测。 社会生物学在解释动物行为中的成功尤其使威尔逊想到，站在同样的角度也许能够解释人类的一些天性(Wilson，1978)。几乎所有社会都禁止乱伦，这可能来自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所带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危险而形成的一种本能。更加有争议的是，女性和男性行为的基本差异或许恰恰来自同一种影响动物物种的进化力量。按照威尔逊的看法，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的性别态度，任何试图掩盖这一事实的社会都注定要失败。他承认，生物本能并不像支配别的动物那样严格地支配着人类，但是他坚持认为，我们行为的遗传基础牢靠的足以限定社会发展的程度(又见Lumsden and Wilson，1981)。 社会生物学因为将人涵盖进去而引起强烈的反响，导致一些批评者认为整个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只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的延续(关于对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见Sahlins，1976；Mont agu，ed.，1980；Rose et al.，1984；又见Rose的答复，1979b，1982，以及Caplan所编的论著，1978)。社会科学家的愤怒属于预料之中；他们的观点所依据的假设是，决定行为的是社会环境，而不是生物的遗传。他们之所以急于宣称人类不受制于遗传决定论，是因为他们想把研究动物的社会生物学贬斥为被传统观念引入歧途的科学。因为社会生物学家是根据个体竞争来描绘自然界，人们谴责他试图为维护种族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性别歧视奠定基础。作为答复，有必要指出，不管社会生物学在应用人时应该有什么限定，但是它相当成功地解释了动物行为的神秘方面。一些赞成将社会生物学视为〖HTH〗生物学〖HTSS〗的进化论者则赞同我们应对社会生物学在人类的应用方面持怀疑态度，因为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使大脑不太容易受本能的支配（比如，Gould，1977c）。我们没有先验的理由期望我们的本性不控制我们的任何行为；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不受我们过去进化历程的支配。需要做的是以开明的态度来思考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本能的支配（Midgley，1978；Konner，1982）。达尔文主义也许受到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启发，但是已经证明达尔文主义是成功的科学。有些人之所以认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错了，是因为他们憎恨对达尔文主义的可能运用，这暴露出他们本身就缺乏客观的态度。 在生物决定论问题上，社会生物学提出的问题原则上有些直率，没有考虑到困难的是在实际中难以分清到底是遗传还是环境塑造了人的品性。如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HTH〗是〖HTSS 〗受本能的制约，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事实上，我们也许能够通过教育的力量，来消弱这些本能的影响。但是威尔逊(Wilson，1978）又一次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进化论能否提供一个世界观，该世界观坚实的足以作为新伦理学的基础。在某些方面，他发展了一种论点，即自然界的产物必然是好的，而且应该体现在我们社会的目标中（见Greene，1981）。如果社会生物学使我们不再相信上帝，那么进化论本身就必须告诉我们生活的目的和行为的方式。但是进化却受基因差异成功的盲目驱使，意识的产生只是提高行为复杂度过程中的一个偶发事件。很多人觉得进化论作为一门科学或许是成功的，但是进化论承担不了说明超结构的重任。如果进化过程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只要我们无论如何都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能用进化论来指导道德行为。了解我们的过去的确很有意思，如果这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改革进程中的困难，那么知道过去甚至还有实用价值。但是，问题是，是否应该根据我们的进化历程，来决定是否应当尝试某种变革。如果达尔文主义接近真理，那么宇宙还没有向它的产物，即我们人类，昭示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即使在进化论中存在道德信息，从这种信息中我们所获悉的也只不过是不要从我们自身之外寻求指导。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否掌握进化的知识，都应该从自己的意识出发，去寻找道德价值的源泉。l Normal l 4872000-04-10T02：32：00Z 2000-04-10T02：43：00Z 12432824673txsx 20549303009.2812BestFit 7.8磅<！——/*Font Definitions */@font-face {font-family：宋体； panose-1：2160311111； mso-font-alt：SimSun； mso-font-charset：134； mso-generic-font-family：auto； mso-font-pitch：variable； mso-font-signature：31351352321602621450；}@font-face {font-family：“ @宋体"； panose-1：2160311111； mso-font-charset：134； mso-generic-font-family：auto； mso-font-pitch：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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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mso-page-border-surround-header：no； mso-page-border-surround-footer：no；}@page Section1 {size：595.3pt 841.9pt； margin：72.0pt 90.0pt 72.0pt 90.0pt； mso-header-margin：42.55pt； mso-footer-margin：49.6pt； mso-paper-source：0；}div.Section1 {page：Section1；}——> 第十二章现代的争论 这场关于社会生物学的争论，是由于达尔文主义者自信地将他们的理论推广到他们的反对者声称已经占据的领域而引起的。然而，现代有关进化论的绝大多数争论中，进化论者一直都处于守势，他们一直在努力抵御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争论的程度并不一样。有一些争论是在正统的进化论结构内进行的，还没有对进化论的基本结构发出挑战，只不过有些人试图要推翻过去的某些特定看法。关于人类进化新思想的发展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再有就是阿德里安·德斯蒙德强烈地反对普及恐龙是热血动物的观点(Desmond，1976)。如果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接受德斯蒙德的观点(现在看来不大可能)，他们当然要重新解释恐龙与鸟类和现代的冷血动物之间有过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并不需要重新考虑达尔文的进化如何发生的理论。假设并检验这样的新观点是进化论具有科学活力的标志，这也就极大地驳斥了人们反复重复的一种指责，即进化论只不过是被盲目接受的教义。更严重的是，有人声称现代达尔文主义对进化过程的解释并不正确。自萨缪尔·巴特勒以来，总是有许多科学界以外的作家愿意批评选择理论的唯物论基础。这些攻击常常以要求重新考虑求助于拉马克主义，或者考虑成长的因素在决定进化作用而告终(近些年的例子有K oestler，1967，1972；Koestler and Smithies，1969；Taylor，1983)。他们的意图是想提出进化并不止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定是在某些生物因素的指导下沿着有目的的路线进行。科学家对于非科学家的这种批评通常是置之不理，或许并非有意这样，于是就使公众普遍感到自然选择的观点也像生物复杂性的解释一样站不住脚。现在道金斯(Dawkins，1986)正在做大胆的尝试，以使公众全面理解选择机制。道金斯本人相信达尔文主义是对生命进化的基本、但却完全准确的解释。然而，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已经认识到进化中所含的内容不止是自然选择。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建议仅仅是综合进化论的补充，并没有改变达尔文主义的基本结构。现在，有少数更激进的生物学家，已经开始转而支持那些相信选择理论是完全不对的批评者了。那些希望抛弃整个进化思想的人，向现代达尔文主义发出了更基本的挑战。人们比较容易忘记，特创论并不是唯一声称要实现这一目的的运动。在学术界，也有一些关于达尔文主义是否是真正科学的争论。分类学中有一项新的技术，即“修正分支系统学”，有些坚定地支持这项新技术的人坚持认为，对进化关系进行猜测完全超越了科学的界限。许多非科学家已经表现出对于许多奇特的、不同于传统的地球历史解释的浓厚的兴趣，其中包括伊曼努尔·维里柯夫斯基的新剧变说和埃里克·冯·丹尼肯的天外干涉理论。这些理论基础薄弱，一些科学家并没有对其认真对待。弗朗西斯·克里克和弗雷德·霍依尔也曾经提出生命可能是从外空来到地球上的，他们俩都曾公开宣称不相信正统的化学进化理论。特创论除了更加普及之外，而且也对现代进化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为特创论的基础是宣称物种的起源一定是超自然的过程。虽然叫做“科学”特创论，但是这种理论显然是要使整个［进化］问题脱离科学研究的范围。更为严重的是，多少特创论者依然坚持认为生命的奇妙起源像《圣经》中的描述一模一样，而且生命的起源就发生在几千年之前，整个过程只进行了几周。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进化论，而且否定了建立在宇宙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基础上的所有对过去的科学解释。尽管可以为特创论的观点辩护，但是我们可以认为，一场出于想要支持原先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立场的运动，它的方法绝不会是科学的方法。特创论者试图利用［目前］对现代进化论普遍批评来为他们的观点撑腰，并逃避人们详细讨论他们自己的观点，否则就会揭露出，他们的理论作为论述过去的综合性科学理论，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在这一章开始时，先讨论那些至少与过去的进化理论基本上还相容的新思想，然后再论述那些更激进的理论（关于现代争论的论述，见Cherfas，ed.，1982；Maynard Smith，ed.，1982；Milkman，ed.，1982；Ruse，1982；Ridlay，1985）。 生物学中的争论 在最近几十年，甚至一些生物学家也批评进化论与遗传学的现代综合涉及的领域太狭窄。来自各个方面的证据表明，至少进化过程的某些方面并不是按照正统的达尔文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最初的“间断平衡”理论，引入的新思想只不过是拓展了达尔文主义中本来已经含有、但是尚未被认识的含义。有人还提出了其他的理论，以彻底替代很不准确的选择理论。这个水平上的批评仍然仅限于很少的生物学家，他们彼此能够认同这种新思想的确切性质。将各种批评因素统合起来的因素是，人们感到进化的原材料中一定含有一些更有目的性、更规则的东西，而不止是微突变的随机流动。从这个方面讲，19世纪曾经盛行的、老式的非进化论思想的旧传统仍然存在。这个新思想的途径可以有很多种，批评选择论的人认为，这种多样性显示出需要有更灵活的思路。不幸的是，由于评论家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因而进化论者可以轻易地认为每一种批评都不重要。有一个不太知名的人物，他从科学的角度批评了现代达尔文主义，他就是里昂·克鲁伊扎特(Croizat，1958，1964），他的工作目前吸引了一些生物学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善于宣扬（Nelson and Rosen，eds.，1981）。克鲁伊扎特的“泛古生物地理学”所根据的观点是，达尔文主义对于扩散和趋异进化的解释不符合地理分布的事实。达尔文主义已经设想到“优势”物种能够扩散占领新的区域，但是克鲁伊扎特则认为相关物种现存的分布状况与其扩散能力相符。他提出，一般说来物种形成是以隔离分化的形式进行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自然隔离使原先连续分布的广布种分开了。有人认为，克鲁伊扎特通过这样做，复活了自达尔文时代起就被忽视的生物地理学问题(Nelson，1978)。克鲁伊扎特终其一生都未被重视，大概是因为他毫不犹豫地批判了达尔文和正统的现代达尔文主义。他的理论也需要非达尔文主义的成分，该成分与直生论有些类似，因为他相信，即使所处的环境不同，但是不同的群体倾向于按照类似的途径进化。现在，克鲁伊扎特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地球科学中的革命导致人们接受了大陆漂移学说，克鲁伊扎特的观点也变得更有说服力。传统的地质学忽视了地壳有可能发生水平方向的运动，板块筑造学说这门新科学承认漂移是地表形成过程的自然结果（Hallam，1973；Wood，1985）。一度曾经是一体的大陆的分离便成了地球历史中的组成部分，而进化论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对于一度曾经根据扩散来解释的物种分布，现在可以用大陆漂移过程来解释了。然而，大多数生物学家仍然不认为克鲁伊扎特关于物种分布的解释已经合理的足以从整体上对达尔文综合论构成威肋。克鲁伊扎特的论点中含有定向进化的成分，这是导致人们将他的观点与其他批判达尔文的意见联系起来的一个因素。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新进化机制就是间断平衡理论，论理论起初只不过是在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中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但是逐渐成了更全面的替代现代综合论的理论。基本问题是进化过程是渐进的，还是间断的：进化是如同现代综合论的支持者所坚持的是一个缓慢连续的变化过程，还是主要是长期的稳定，间或存在着比较迅速的变化过程？有一些达尔文主义机制可以解释按照地质学标准看的比较突然的变化，最初，间断平衡模型曾经试图强调这些事件的作用。可是在最近的几年，这种模型已经发展成从根本上攻击渐变论的论点，其目的也成了要确定不连续性是进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另外，间断平衡论的支持者们目前坚持认为，在进化过程中，在不同层次的进化中，有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而现代综合论所强调的渐变只是其中最低层次中的机制。在进化的关键时刻会发生遗传上突然转变的概念虽然不是间断平衡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时也再次出现了。反对者则认为所有这些替代理论都不是必要的。根据化石记录的不完备性依然可以解释新物种看似突然的引入，再根据有希望的畸形来解释的话，那就又退回到胡乱猜想的时代，而现代综合论则认为这样的猜想纯粹是多余。尼尔斯·埃尔德里奇和斯蒂芬·杰·古尔德在他们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间断平衡的模型(El dredge and Gould，1972；又见Gould and Eldredge，1977；Eldredge，1986)。之所以产生这个模型，是由于这两位古生物学感到现化综合论过于强调渐变论。群体遗传学将微进化解释成渐变的过程，而且人们广泛认为，同样的过程经过很长时间后，就会导致宏进化(产生出新的种、属等)。G·G·辛普森在《进化的节奏与模式》(Simpson，1944)一书中提出，要把新达尔文主义应用到古生物学当中，他再次援引化石记录不完备来解释新物种看似突然的出现。辛普森及其它综合进化论的创建者们开始时准备承认迅速物种形成的作用，但是随着渐变论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想法便被搁置起来。渐变论认为，化石记录中存在着大量渐变的例证表明，看似突然的变化给人一种错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缺乏中间状态的例证。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许多渐变进化的例子都未能通过现代技术的验证，所以越来越多的古生物学家开始对渐变论的观点感到不满。如果在化石记录中没有真正的渐变进化实例，那么将所有突然变化归因于记录不完备的观念就会动摇。最好是根据新的思想，并将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渐变假设搁在一边，重新检验那些证据，同时选择另外一种进化模式，这种进化模式要考虑到化石记录中显现出来的新物种突然产生的现象。 间断平衡论的基本论点的基础是运用了恩斯特·迈尔提出的一个正统的达尔文主义思想：物种的形成是通过“外周隔离”的群体与原种的分离而进行的。这个理论认为，当位于原种分布最边缘的少数群体隔离时，最容易形成新的物种。这种环境的极端性，以及小的群体规模，确保了新的性状以很快的速度进化。这种发展可能经历了数万年，所谓“迅速”是从地质学的角度而言，如果按照实验遗传学的标准看，时间是够长的。因为这种事件发生的速度很快，而且仅限于变化群体所在的狭小区域，因此在化石记录中不可能留下什么进化过程的痕迹。在某些情形下，按这种方式产生的新物种有可能重新进入原先由其亲种所占据的区域，而且会更适应那里的环境。新物种会很快替代亲种系，并向更广的区域扩散，如果新物种存在的时间足够长的话，便会留下化石遗迹。这样，在化石记录中新的物种显得是突然出现的，好像新的物种与亲种没有联系似的。 按照这种方式来表述，物种形成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突然“间断”似乎符合现代综合论的正统达尔文主义。然而，这种观点还是暴露出不同之处，这主要是由于古生物学家相信，一旦新物种占据了一个广泛的地域，它的特征将会稳定下来，而且在被新物种替代之前不再发生较大的变化。这种观点表明，“谱系”进化——即一个没有分化的单一线系中的变化——并不一样。因此，一个进化趋势不可能包括单一线系向着一个方向的连续变化，因为自然选择作用于构成群体的生物个体。相反，进化趋势必然要包括一系列物种形成事件，每一次物种形成都产生出一个固定的物种；向着适当方向变化的新物种不断取代旧的物种，这便构成了进化的趋势。导致这种趋势产生的机制叫做“物种选择”——物种之间的相互竞争导致那些最适应新环境和采用新的生物方式的物种存活下来，而其它的物种则被淘汰（Stanlay，1981）。按照这种观点，物种形成的过程与一般的宏进化过程不同，因为物种形成只涉及到作用于个体的选择，而大尺度的进化趋势则涉及到作用于物种的选择。物种形成中的变化方向也和宏进化趋势没有什么关系。之所以是这样，部分原因在于，由于随机取样的缘故，小的群体可能并不能代表原种。但是，即使是发生在物种形成中的变化，也是适应的，而且，事实上在极端环境下隔离的群体，其性状的适应标准并不一定和亲种的适应标准一样。因此，在物种形成中，新的形态实质上是随机产生出来的，其中只有某些形态可能偶然会比其亲种更有优势，从而使得它们能够占据整个区域。 最近，古尔德(Gould，1980，1982）对正统的进化论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有一条途径可以理解这种新思想的方向，那就是将注意力放在所谓大群体的稳定性上，即，放在物种形成间断之间的平衡上。达尔文主义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稳定环境中生活的大群体能够保持具有同一性状；“稳定化选择”倾向于淘汰那些与正常类型相比变化大的个体。不过，达尔文主义者会设想，如果环境变了，即使是大的群体，也会开始发生进化，这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古生物学家们认为，大的群体不会发生谱系进化，也就是说，一定有某些比稳定化选择还有顽固的东西维持着已经固定的性状。一种可能是，在个体的生长过程中，“发育限制”在发挥作用。遗传突变不能逐渐改变一个已经确定的胚胎生长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已经成为该生物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只有在例外的条件下，才会消除这种限制，并确立一条新的、产生出不同成体性状的发育途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物种形成中，新性状的产生就不是随机的。在现存的生长模式中，只可能发生少量的变化，这样就限定了进化的方向，使进化只能沿着固定的路径进行。由于胚胎生长过程中存在的内在限制，物种形成本身的变化便决定了整个进化趋势。这样就会产生出与环境无关的定向进化，也许这种进化的路径和旧的突变压力理论及直生论所说的途径一样。 图24.进化的模式a）正统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趋势论观，其中存在着一些物种形成，但是在作用于个体的选择压力指导下，所有的分支都沿着同样的方向行进。b）物种选择的间断平衡模型。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便固定下来，根据方向不同的进化趋势，物种形成是随机的，这导致在左边分支减少的基础上，右边的分支呈现不同的存活状况。c）间断平衡模型中由于“起点偏差”而影响进化趋势：由于影响变异的内在因素，右测的物种形成比右侧的更容易。 现有的生长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物种新特征的出现，这种信念就是人们熟知的“渐成式”进化。支持这个理论的人经常引用长期受到忽视的理查德·戈德施密特的观点(Goldchm idt，1940，见Auen，1974），在选择的遗传理论出现时，戈德施密特根据类似的论点反对这种选择理论。同样来自戈德施密特的观点则获得了新生，这种观点就是通过突变可以突然产生出全新的性状。戈德施密特的有希望畸形的观点曾遭到否定，因为遗传学似乎表明大的突变肯定是致死型的。然而，可以认为，影响生长过程早期阶段的比较小的遗传变化可能会导致发育沿着新的途径进行，这样，通过以后阶段的综合作用，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功能目标。古尔德(Gould，1982）认为，这种跳跃性变化就是进化转向全新方向的转折点，而且一旦新的结构按照这种途径形成后，选择就会使这种结构具有适应性的用途。有些渐成式进化论的倡导者认为可以将这种观点整合到现代进化论中（如，Rachootin和Tonson，1987），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替代达尔文主义的理论（L？vtvup，1977；Pollard，ed.，1984；Ho and Saunders，ed.，1985）。 这种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副作用，那就是不再必然认为每一种生物的每一个性状都有适应的用途。达尔文主义者已经被指责成头脑简单的“适应主义者”，即，他们盲目地设想因为选择的作用只产生出有用的性状，所以每一种性状都必然有一个目的（Lewontin 1978；Gould a nd Lewontin，1979）。他们经常不得不为各种结构发明出假定的适应目的，并且通常在没有任何好的理由的情况下认为这种假定是合理的。当然，事实上，许多显得不太重要的性状已经表现出受到过自然选择的影响。尽管如此，批评者却坚持认为达尔文主义者对适应的强调太过分了。最有可能的是，每一种器官适应了某些功能，但是这种器官的基本机构是怎么起源的呢？能认为一种全新结构在产生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适应优势吗？比如，〖HTH〗半个〖HTSS〗翅膀有什么用处？按照传统的做法，达尔文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开始时这种结构可能是出于不同的用途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预适应”的概念。最初鸟类的半成品翅膀可能用来捕捉作为食物的昆虫，只是到了后来才用于飞行。相反，古尔德和勒旺丁指出，一种新结构的基本形式，即它的原型，可能根本就不具备适应性，而是由于偶然的力量通过上文提到过的跳跃式激发产生出来的。这种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又有可能受制于机械式的限制，这种限制限定了变化的范围。选择只是影响了这种器官的表面特征，使其具有了适应性用途。 一些支持预成式进化观的人还对来自于魏斯曼种质论的硬遗传观点表示怀疑，而现在，分子生物学中的“中心法则”已经确立了硬遗传的历史名声。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搞清了DNA的结构（Olby，1974），而且使生物学家首次清楚构建一种新生物所必需的信息如何通过编码基因的化学结构而传递下去。他们的工作确立了生殖中信息流动的基本图景：来自亲本的DNA制造出RNA，RNA又制造出构建新的生物体所需的蛋白质。不存在从蛋白质到DNA的回路，因此，不具备使身体获得的性状传递到基因的途径。泰德·斯蒂尔的工作(Steele，1979）又引发起人们对于可能存在着信息反向流动途径的兴趣。结果，可能会导致拉马克主义的重新引入。 斯蒂尔所做的是老鼠免疫系统的实验，他宣称已经发现老鼠［后天］获得的对一些抗原的耐受性可以遗传。从理论的角度说，他假定在老鼠的免疫系统中存在着适应的试错过程，产生出来的结果可以通过病毒传递到种质细胞的DNA中。事实上，这种机制并不违反分子生物学原理，但是多数生物学家对于斯蒂尔的观点表示怀疑，而且凡是想重复他的实验的尝试都失败了。阿瑟·柯斯特勒积极支持斯蒂尔的工作，柯斯特勒早年(Koestler，1971）曾要求重新考虑卡迈勒利用产婆蛙所做的拉马克主义实验。不幸的是，正是柯斯特勒的这种立场，斯蒂尔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实验所引起的兴奋现在似乎已经消失了。 柯斯特勒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拉马克主义，是因为他不满意选择理论中的唯物主义含义(Koestler，1967，1972）。他宁愿认为生物个体是具有创造性的实体，能够通过它们行为中有意图的变化来影响物种的进化。拉马克主义认为新习性的生物学效应可以遗传，并能通过许多代而积累起来。按照柯斯特勒的观点，现代达尔文主义根本就没有打算将目的性重新引入到进化论中。综合论的某些创建者当然怀疑使达尔文主义“人文化”的意图，而且积极反对新的行为模式可以硬性进化进程的观点（Simpson，1953a）。但是，将自然选择设想成一种机械式的试错过程，也不是唯一合理的观点，有些生物学家一直赞同采纳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当阿利斯代尔·哈代(Hardy，1965)赞成创新的行为可以影响进化的进程时，他所援引的并不是获得性遗传的，而是按照旧的“鲍德温效应”(第九章)改进的达尔文主义。自然选择在确定身体结构的适应时，已经确定了习性的方向。C.H.沃丁顿的“遗传同化”机制(Waddingtin，1957）也可以在不援引真正的拉马克主义的情况下，同样将问题解释清楚。 反对自然选择的哲学和道德论点助长了对拉马克主义和预成式进化观等非达尔文主义机制的支持。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达尔文主义就像反对者所说的那么糟糕。正如我们在讨论早期那些带有种族主义含义的理论时所看到的那样(第十章)，拉马克主义有更糟糕的一面。可能有真正的科学理由认为，综合进化论并没有对进化作出全面的解释，但是多数生物学家感到，如果其他理论能够摆脱反达尔文主义在道德问题上的一面之词，他们也会重视这些理论。许多人仍然感到根本就不需要放弃自然选择。 达尔文进化论不科学吗？ 指责达尔文主义者热心于编造全是猜测性的观点来解释各种性状的适应，导致了对达尔文主义更严厉的批评。尽管现代综合论引发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置身于科学界以外的作家还是坚持认为达尔文主义不科学。有人认为自然选择只不过是同语重复，因为自然选择指的是最适者生存，而最适者又被定义为生存者。在卡尔·波普的领导下，一些哲学家已经认定达尔文主义者试图从适应的角度来解释任何事情，而这样做是不可验证的，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这一点，可能总是要虚构一些假说来解释每一种性状。最近几年，甚至一些生物学家也发出这样认真的指责，他们主要是“分支系统学”的坚定支持者，分支系统学是一个新的分类学学派。 认为达尔文主义仅仅是无聊的同语重复的说法，在从哲学角度对这个理论的批评中很常见（Manser，1965；Macbeth，1971；Bethell，1976）。他们之所以得出这种论点，是因为自然选择被描述为“适者生存”，这个短语是赫伯特·斯宾塞发明的，后来达尔文采用了它。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哪个生物体是最适应的？按照批评者的看法，生物学家的所作出的回答只是：最适者就是事实上那些生存得更长久的生物。于是，“最适者生存”的意思就成了“生存者生存”。自然选择被还原成同语重复，一个原理如果是真理，不仅因为它能得到事实的证实，而且还因为对其中成分的确定必须符合逻辑。比如说，“所有的丈夫都是男人”这句话中就不含任何有用的信息，肯定是这样，因为只有男人才能是“丈夫”。整个自然选择概念只不过是在玩文字游戏，这样自然选择也不可能成为可资使用的进化机制。 达尔文主义者自然要反对这种建立在完全误解自然选择理论如何起作用基础上的论点（Ruse ，1982），甚至那些并不赞成达尔文主义者所有观点的生物学家也对这一特定的异议表示反对（如，Gould，1977c）。自然选择的基础是相信适者生存得更长一些，能够更频繁的繁殖，但是适应性并不是从生存的角度界定的，而是衡量生物能否通过获取食物、逃避捕食者等适应其生活环境的标准。从长远的角度看，那些在生存斗争中具有这种优势的生物，以其他不具备这种优势的生物为代价，一般能活得更长一些，而这正是自然选择能够发展适应性状的原因。如果最适者的确能够生存下去，那么你就不可能设想这样说不对，当然也有一些建立在随机因素基础上的进化理论，这些理论不承认适者具有优越的繁殖能力。最近，有人已经提出，“遗传漂变”更具进化意义，而达尔文主义者已经发起了一场运动，说明生存和繁殖只与一定的生物所具有的特定性状有关。有关桦尺蛾黑化的研究(第十一章)，成了整个力图证明这种观点的系列研究的范式。捕食者看来无法发现经过伪装的生物个体，因此，这些黑化的蛾子要比那些色彩显著的蛾子生存的更长久，这显然表明生存与一定的、据认为是“适应性”的性状相关联。 一些达尔文主义者发现很难相信有谁会认真对待这种批评，但是道金斯(Dawkins，1982）认为，由于社会生物学的出现，便产生了这个问题，因为社会生物学倾向于从繁殖成功的角度来界定适应性。最初的达尔文主义者清楚地知道适应性指的就是适应优势，即，在生存斗争中具有的优点。然而，在现代的生殖行为研究中，已经有必要采用一种更精制的方法；在后代中有多少遗传代表成了衡量成功的标准。虽然这样做并不能改变成功的获得是通过一些区别于该生物个体与其他个体的行为形式这一事实，但是人们很容易将这种现代的生殖适应性概念与完全的生存搞混。布兰迪(Brady，1979)承认，在某些情况中，生物学家在实践中并不能甄别出哪些性状实际上具有适应性，因此就不得不定义一种基因是“适应”的，因为这种基因在群体中占据很高的水平。虽然在复杂的情况下适应优势被掩盖了，但是没有人否定适应优势的存在。在这些情况中，达尔文主义者的确陷入了循环解释中，当然这并不是由于自然选择具有同语重复性，而是由于这个理论有时在实际中无法检验这一事实。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来自第二个方面的攻击，其基础是声称达尔文主义是不可证伪的，因此是不科学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因努力找到一种区别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而成名。波普认识到无法从收集确定的确定的事例来总结出一般规律，因此提出科学更多的是建立在挑错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寻找真的基础上(Popper，1959)。一个真正的科学应该让其所有的假说都去经受实验的检验，因此科学构成的方式应该是，一旦与自然相矛盾，便能够立刻显露出来。科学假设是可以“证伪的”，而伪科学故意将陈述弄得模糊不清，这样便不能发现反证。波普认为(Popper，1974），按照这个标准，达尔文主义无法检验，因此是不科学的。达尔文主义顶多可以构建一个“形而上学的框架”，按照这个框架大概可以形成可检验的理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指责，部分原因在于许多达尔文主义者在解释特定的结构如何进化时，他们的观点带有很大的猜测性。波普认为，对适应作出解释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只不过在灭绝类型的解释中，无法检验那种解释是合理的。另外，这些假设总是基于个别情况，而不是普遍法则，这就意味着达尔文主义不能预测未来的事件进程。缺乏预测能力再次表明无法对达尔文主义作出恰当的检验。 波普的观点博得较多人的赞成，但是鲁斯(Ruse，1977，1982）对于将哲学这样应用到进化论领域发出了挑战。必须细心区分开进化的因果理论和运用进化论对于生命过去历史进程中特定事件的解释。通过对群体遗传结构的分析，现代达尔文主义的机制已经经受过多次检验。沃瑟曼(Wasserman，1978）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将说明在一个稳定的群体中变异如何保持平衡的达尔文主义理论(这是可以检验的)，与解释宏进化变化的达尔文主义理论(他声称这是不可检验的)区分开。大多数达尔文主义者可能会感到他们的理论不得不象解释稳定性那样去说明变化，否则，这个理论的价值就不可能不是有限的。道金斯指出(Dawkins，1982)，达尔文主义者们尝试提出了不同层次的选择理论，对于一些动物的行为将会是什么样，作出了不同的预测，而且的确由于检验了这些预测，于是社会生物学家便否定了群选择，而赞成个体选择。鲁斯认为，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体现在它能够将大量的现象纳入到一个综合的解释体系中。在许多领域，达尔文主义都已经对自然的一般特征作出了可以验证的预测。可能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达尔文主义似乎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但是也有许多科学理论，尽管有少量事实显然可以证伪它们，却仍然取代了成功。尽管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在说明水星的轨道时不对，但是人们还是接受了这个理论，因为在其他许多领域，已经证明可以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研究。我们不能期望有一种现行的理论可以对所有可以想到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 关于达尔文主义对生命历程中特定发展的解释，鲁斯承认并非总能提出可检验的假说。他指出，不过化石中的一般趋势符合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可以想象能够证伪整个过去进化图景的发现，例如，假如在更古老的地层中发现出人类的化石。至于进化中的一般趋势，比如说明体型普遍增大的“科普律”，能否精炼成真正的具有预测能力的自然规律，还存在着争议。由于时间尺度的问题，这类规律不可能通过实验来检验，但是可以通过在化石中的进一步发现来检验它们。鲁斯指出，即使对于特定的适应解释，有时也是可以检验的，因为这种假说都是基于生活中类似的适应例子。面对这些异议，波普本人软化了对达尔文主义的看法(Pop per，1978)，但是在最近几年，生物学内部生发出十分相像的攻击。 最新的异议来自分类学当中一个叫做“分支系统学”的新学派。“分支”这个词是朱利安·赫胥黎1957年提出来的，用以表示进化树中上的一个分支。这项分类中的新技术是由威利·亨宁希发明的(Henning，英译本，1966），他坚持认为，要想尝试表示进化关系，就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分支过程上，忽略那些与分支无关的变化。“分支系统学”这个词是由反对这场运动的一个人，恩斯特·迈尔引入的，亨宁希的追随者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词。虽然亨宁希对于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分类与进化联系方式发出挑战，但是他并不认为他的技术是表示进化关系的一种方式。最近的几年，一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这项新技术的人认为，即使不考虑进化，也可以表示类型之间的关系。这些“修正分支系统学家们”宣称，祖－裔联系是进化上至关重要的关系，但是从祖－裔所表现出来的关系中，无法得出它们之间的进化联系。这是对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直白的批评，他们试图将指责再扩大一些，认为对生命过去历史的重建是不科学的，而且他们非常热心地利用了已有的一些反自然选择论点。 亨宁希认为，生命类型组成了组合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进化过程中的分支是规则的。正统的进化分类学显然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所有的进化论者都认识到他们可以利用分支系统学方法提供的更精确方式来表示他们所感兴趣的一些关系。然而，进化论者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主要是变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程度。如果一个分支和其祖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应该认定，现在位于该分支末端的类型，要比那些没有什么变化的分支末端类型，在分类排列上占据更高的位置。亨宁希认为知道变化的程度没有用，在考虑建立自然组合时，只能利用分支。他用“分支图解”了表述这些关系，在分支图解中，分支显示出真正的组合构成。对共同祖先的描绘是通过确定具有衍生性状组合来进行的，衍生性状指的是只在该组合中发展而来的性状，并不涉及到共同的原始性状(那些从更早的祖先衍生来的且其他组合也有的性状)。分支系统学通过使系统分类学家认识到一个组合中共同性状的重要性，从而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方法来确定那些对于分类是最重要的特征。然而，分支系统学家坚持认为，将由一个共同祖先衍生而来所有分支归为一个组合，会破坏已经确定的动物界中的传统划分。例如，按照分支系统学，爬行动物并不构成一个单独的纲，因为爬行动物与鸟类和哺乳动物具有共同的性状。在传统的系统中，爬行动物纲的界定并不是根据爬行动物自己所具有的独特性状，而是根据后裔发展中所〖HTH〗缺少〖HTSS〗的性状界定的，按照分支系统学家的看法，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 亨宁希想用分支图解来表示真正的进化关系。从分支中产生出现代类型分化的节点则对应于化石记录中祖先类型所处的可能位置。后来的分支系统学家，比如考林·帕特森(Patterson ，1980，1982)，则认为，所有已知的类型，无论是已经灭绝的还是仍然存活的，都要顺着分支图解的顶端来排列，那些较低等的节点只对应于理想化的组合，其中个体形态具有共同的性状。分支系统学家通过侧重于性状，而不是物种，因此不再关心进化过程的性质。按照这种方式绘制的分支图解与进化树无关；事实上，分支图解所显示出来的关系会与许多进化树上表现的关系相一致。涉及到这个问题，修正分支系统学家认为，进化与他们试图表达的自然规则无关。分支图解描述的是已知的关系，并不告诉我们产生出这些关系的进化途径。实际上，分支系统学的方法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去识别祖－裔关联，分支系统学只能描述从未知共同祖先衍生而来的“姊妹”类型的组合。我们无法根据共同性状获悉一个物种是来自另一个物种，因为共同性状也许是衍生出来的，也许是两个物种都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因此，修正分支系统学家认为整个重建过去进化历程的努力都建立在不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因此有些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研究而构建的进化树也没有得到过验证。这样，分支系统学家提供了宣告进化论不科学的新论点。 图25.分支系统学与进化分类学。 这个图形表示进化中的两个分支点，由此，产生了A、B、C三种类型。C支最后生成，但是在C支的进化过程中，C支的变化比比A和B都大得多。按照传统的进化分类学，A和B应该属于同一组合，而C则由于其变化的程度而应被分作一个单独的组合。相反，分支系统学却将B和C 联系在一起，尽管B和C之间有差别，因为它们的共同的祖先一样，而和A的共同祖先不同。以一个具体例子说，A代表现代爬行动物，B是恐龙，而C是鸟。进化学家将鸟分成一个单独的类，而将恐龙和现代爬行动物划分成一个类。分支系统学家则将鸟和恐龙当作更自然的组合，因为它们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爬行动物并不形成一个自然的纲，因为对应它们的界定只能人为地将鸟类(和哺乳动物)排除在一个由于来自共同祖先而形成的自然组合中。〖ZK)〗 不过修正分支系统学家只占系统分类学家的少数。进化论者一直坚决地反对他们，进化论者人为，虽然修正分支系统学家的技术很高超，但是的思路是对科学的威胁。戴维·霍尔指出(Hull，1979），分支系统学家对进化论的攻击建立在方法论上的论据：因为他们的方法不允许分析进化关系，所以他们说进化是不科学的。这种攻击的价值值得怀疑，因为它的前提是他们的技术是唯一可用的技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将来的改进不能使我们用同样严格的方法分析进化关系呢？分支系统学家的技术中有些方面是人为限定的，他们则解释那是自然事实，比如，对分支的处理总是二分法(一分为二)。进化理论并不限制多重的物种形成，而分支系统学家则认为不会发生多重的物种形成，因为他们的图解中无法表示这种现象。霍尔将整个这场争论与波普所宣称的进化论不可证伪的论断联系起来，他指出，波普的观点可以按照各种方式来使用。进化树是没有分支图解明确，但是进化树说明了许多自然的细节，因此〖HTH〗更〖HTSS〗可能被证伪。至于实际中的应用，进化论者也认为，在解释自然中形成的新性状时，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也是有用的（Ridley，1982b）。 1981年，在伦敦自然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的展览上，公开发生了一场有关分支系统学的激烈争论。这次展览所使用的文献遵循了分支系统学的观点，强调指出进化树是不确定的，甚至提到了类人猿化石的新发现。进化论者对这种争论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他们采用了很多方式，主要是给《自然》杂志的编辑写信。由于分支系统学强调分支化，所以有人将分支系统学与间断平衡理论联系在一起，指责二者都是到处蔓延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还有人指出，由于分支系统学家正在动摇进化论，所以他们是在鼓励特创论，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当然，修正分支系统学家们并没有声称物种的产生是奇迹的过程，但是他们声称进化不可能得到证实，这就意味着进化论和特创论都位于同样的科学水平。分支系统学家的唯一兴趣就是在抽象的自然关系图景中分来分去；他们并不关心各种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数生物学家依然感到科学有责任提出原因假说，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物种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这些假说涉及到过去的事件，而且不像分支图解那样容易检验，但是〖HTH〗可以〖HTSS〗通过许多间接的方法来检验它们。放弃探索便意味着使整个地球过去生命的历史这个问题永远都成为不解之谜。 图26.分支图解与进化树 左边的分支图解代表由三个相关物种组成的一个组合，其中B和C具有共同的性状，而A则不具备。这个分支图解与右边两个进化树中的一个是一致的。A也许是B和C的祖先，或者A有可能独在一个旁支上。因此，分支图解从中不能得到祖－裔关系的信息，所以，分支系统学家否定进化树，认为进化树是不可证伪的。当然，这是一最简单的案例：一个连接着四中类型的分支图解将会和12中可能的进化树相一致（见Patterson，1982）。 分支系统学家的论点引起的震荡要大于波普的异议所引起的震荡。波普的批评虽然针对的是达尔文主义，但是可以用来指任何从适应的角度解释生物结构的理论。按照霍尔的说法(Hul l，1979），波普反对建立在假定的适应压力基础上提出的“进化论脚本”。无论波普是否认识到，他的论点可以用于任何有关适应的机制，达尔文主义或拉马克主义。这种脚本是进化论中最具猜测性色彩的产物，而且无论我们将来在对变化机制的理解方面有没有改进，这种脚本都是最难检验的。分支系统学家在批评进化树时，走的更远，因此他们所攻击的是整个有关物种之间遗传关系的概念，其中的一些关系还没有专门的机制。所以分支系统学家们倾向于将进化论放在与特创论相同的位置：在这两种理论中，遗传关系的有无都无法检验。然而，现代特创论只是替代这种正统科学生命史观［即达尔文主义］中的一种；还有一些替代理论，并不能轻易地认为是比科学的。 另类的解释 在这些替代理论中，有一些最极端的形式，科学界当然认为那些都是胡乱猜测，它们的意图无非是想发掘公众感兴趣的臆想思想。伊曼努尔·维里柯夫斯基的地球历史剧变说理论甫一问世，便招到了一些科学家强烈的反对。尽管怒火已经平熄，但是专家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过他的理论，从而惹恼了这个理论的一帮忠诚拥护者。专业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同样反对埃里克·冯·丹尼肯有关“太空诸神”一文。倡导这种对过去非正统解释的人，一定会抱怨科学家由于盲目的偏见而忽视了他们的工作。然而，有一些很有名望的科学家，却以非常理性的形式采纳了他们信念中的一些成分，并且在他们的学术文献中认真地讨论了其中的问题。少数“不安分”的科学家，希望通过检验剧变说或天外来客的合理性，表明正统与异端观点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维里柯夫斯基首先在他的《碰撞中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所谓地球历史并不遥远的剧变理论(Velikovsky，1950），这个理论在他后来的许多书中又有所发展（如，Velikovsky ，1952，1955）；所有这些书一直再版。这些书的出发点是假设许多古人神话中记载的巨变都是真实的事件。据认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星际之间的碰撞曾多次造成地球的无序和混乱。维里柯夫斯基利用地质学证据来支持他的思想，而且提出，根据电磁力或许可以解释星际之间的运动，而用标准的天文学理论却无法解释。这些碰撞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旋转轴，从而引起了气候的变化和许多物种的灭绝。他还提出，由于宇宙辐射导致的突变，会使新物种很快地产生出来。整个这个理论系统对现代科学中的很多领域发出了挑战，因此招致许多领域专家的怀疑和彻底敌视。有人曾努力试图阻止维里柯夫斯基第一本书的出版，这样做反而产生相反的效果，使得许多反传统文化的人将维里柯夫斯基看成受迫害的殉道者（De Grazia，1966）。最近，尽管少数科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在他的思想中找到了一些令人满意的解释（Goldsmith，1977），但是人们还在公开争论着他的思想。在学术界之外，仍然有很多人支持维里柯夫斯基的思想（Ransom，1976；Talbott，1976）。 维里柯夫斯基的剧变说与我们已经研究过的早期地质学理论很相象（第二和第五章）；实际上，他的许多证据都是直接引自更早一些的文献。其中提到的一些剧变所涉及到的远古地质时期，早于维里柯夫斯基假定的天文文件顺序。他攻击的目标是已经统治地质学超过一个世纪的正统均一论。为了让近期发生过剧变的观点更站的住脚，他准备推翻整个地球历史，认为其中含有一系列尚未解释的剧变。毫不奇怪，地质学家发现很难认真对待他的攻击，就像天文学家不愿意将太阳系看成星际的弹子游戏场一样。许多曾经被当作地质剧变的证据，现在已经可以从渐变的角度进行解释了。更重要的是，现在已经可以根据大陆漂移理论来解释化石记录中所显示的地球的某些地区曾经有不同的气候。比起旧的地质学，新地质学更好地描绘了地球上生命变化的分布。近些年的发展不仅没有证实维里柯夫斯基的观点，而且使渐变原理变得更加坚实。 同时，地质学者变得更愿意承认，在地表的渐变发展过程中，间或存在着偶然的剧变事件。中生代末期恐龙和许多其它生命形式的大规模灭绝一直是个谜，尽管人们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试图将这个事件解释成是由于渐变过程达到一定的高峰所致。现在有人提出，行星与地球的碰撞可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灰云，从而产生了暂时的极其严酷的气候条件，使得许多生命形式再也不能生存下去。这个事件的证据来自发现在上中生代和下新生代之间的地层中不太厚的岩石层中存在着铱元素；在一些陨石中，铱的含量很丰富（Russell，1982；Allaby an d Lovelock，1983）。一些作者认为，剧变可能也是地球历史上所具有的主要变化。弗雷德·霍依尔(Hoyle，1981)相信，陨石的碰撞导致了冰期时代的出现。克鲁伯和纳皮尔(Clube and Napier，1982)则认为，慧星流从外星际进入太阳系引起周期性的碰撞，并且他们赞同维里柯夫斯基提出的在人类史前史时期发生过这种事件的观点。这样看，维里柯夫斯基的普遍剧变说是合理的，只不过由于他提出的星际碰撞机制不合理，从而使剧变说也难以令人接受。 维里柯夫斯基和他的跟随者都认为，宗教的发展是由我们祖先看到天际壮丽变化决定的。埃里克·冯·丹尼肯发展出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记录“诸神”行为的传统，他认为，人类本身的起源和最早人类文明的起源，都是外星人光顾地球之后造成的。他的《众神之车》(D ？niken，英译本，1970）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书中，他试图证明许多远古遗迹只能是利用太空时代的技术才可以建造。考古学家对他们看法不加理采，大概公允地说，他的整个观点就建立在对于我们祖先拥有的技术和建造完整的大型项目的耐心表示怀疑的基础上（White，1976）。冯·丹尼肯还提出，人类本身也是外星人利用遗传工程技术制造的产物。他在最近的一部著作中(D？niken，1977)，将这种观点发展成为说明整个进化过程的思想，他假设，化石记录中之所以出现新的类型，是外星人系列光顾的缘故。他引用了许多特创论者所使用的反达尔文主义论点，来说明在自然进化进程中存在过某些形式的干涉。对于一些特创论者视为奇迹的突发事件，冯·丹尼肯则解释成是“太空诸神”的遗传实验。 然而，尽管我们对冯·丹尼肯的整个理论表示怀疑，但是弗朗西斯·克里克却一直赞同可能是外星文明给地球“播种”了最初的生命形式(Crick，1981）。克里克自从率先阐明了DNA 的结构后，便已经开始起研究生命的起源，而且他一直怀疑正统的化学进化理论。他认为生命是如此复杂，在远古的地球上，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结构也不可能自然地出现。为了避开这个困难，他吸收了天文学家中正在流传的思想，即在银河系中存在着许多宜于生命存在的星球(Shklovskii and Sagan，1966）。有一些星球比地球历史要长得多，并且有一些星球具有更适合生命起源的条件。因此，在遥远的过去，在银河系中，有可能会进化出具有技术文明的智能生命。如果科幻中提到的星际旅行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一个文明可能会决定将易于保存原始生命的孢子送出去，以便在尽可能多的星球上开启进化的过程。 虽然途径不同，但是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依尔和坎德拉·韦克兰辛格(Hoyle and Wickrams inghe，1978）都认为生命首先是在大量的有机物中出现的，而且他们相信在星际空间中充满了这种有机物。在太空中，大量适宜的物学物质甚至会发生一些极不可能的化学合成，从而很容易地就产生出生命。最终，原始有机生命落到了地表，开始了生命的进化过程。最近，霍依尔和韦克兰辛格认为(Hogle and Wickramsinghe，1981)，偶然从太空中漂落到地球上的遗传物质，有可能结合到地球上已经存在的生命体中，这是另外一个对进化过程中出现过明显突然幕式变化的解释。现在，他们又宣称(Hogle and Wickramsinghe，1986)，曾经用来支持鸟类是从爬行动物逐渐演变而来理论的经典始祖鸟(Archaeoptenyx)化石上的羽毛印记是有人特意加上去的。生物学家们对于这种说法并没有认真对待，而且现在有人怀疑星际物质中是否含有这个理论所需的化学物质。 利用科学的方法无法检验这些思想。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样思想统统都是无用的臆想，并且认为这些思想的作者不是专家，对于他们所讨论的领域缺乏真正的理解。科学家们感到，公众太容易被一些杜撰的剧变故事和外星人故事所吸引，而且无法真正认识到，从专家研究的水平看，这些猜想与正统的理论相去甚远。有一件难事，那就是现存的理论确实也有缺陷。尽管如此，文献中出现的替代理论还是引发出一些重要问题。这些替代理论刚一出现时就表明，在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当中，激进的思想不仅可以流行，而且还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可能是出于对于专业人事的怀疑，流行作家才去寻找新的追随者，而专家有时宁愿探讨那些可能以更理性的方式表述的假说。即使新思想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新的思想也应有受到认真对待的机会。科学家之所以显得保守，并不是出自短见的教条主义，而是由于他们深知一个新思想要想显得比那些广为接受的理论更有优势的话，首先要克服很多困难和障碍。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一直认为达尔文主义是人们盲目接受的教条，认为顽冥不化的生物学家对这个理论的弱点视而不见。然而，我们已经知道（见第九章），以前达尔文主义就曾一直受到严峻的挑战。科学内部和外部出现了大量的替代理论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并不存在保护现代进化论的学术同盟。 每一个科学家都知道，现有理论无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很难找到一个不会面对更大困难的替代理论。人们已经提出了大量的非正统思想，这就说明了情况的复杂性。那些指责职业科学家忽视他们自己所钟爱的理论的评论家们，通常也是有过错的，他们未能认识到人们正在讨论的其他替代理论，当我们转向现代世界中最活跃的反达尔文主义根源——特创论时，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一点。如果“特创论科学”试图在学校享受同样时间的要求是合理的，那么对上面提到的一些思想也应该这样对待吗？其中的一些思想也博得了许多普通人和少数科学家的支持。这些思想不应该有同样的展示时间吗？它只是替代正统理论的理论，如果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中对于每一种替代思想都给予相同的时间，那么就没有时间教授大多数正在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所接受的观点了。 特创论 宗教势力反对在学校里讲授进化论，这在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50多年前，在“《圣经》地带［即美国南部基督教要派盛行地区］”，人们就广泛相信，进化论是无神论攻击宗教和道德的长矛。基督教国家中已经广泛认为，进化论就是无神论攻击宗教和伦现的矛头。1925年，随着在田纳西州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巴特勒法案”，阻止进化论教学的行为达到了顶峰。根据这个法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因为在田纳西的戴顿中学教授进化论而受到起诉。在引人瞩目的“猴子审判”中，斯科普斯受到原教旨主义者兼政客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特的起诉，而不可知论律师克莱伦斯·丹罗为斯科普斯辩护（Ginger，1958；Scopes，1967；de Camp，1968，Settle，1972）。最后斯科普斯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罚金，但是这样的判决招致了全国公众对原教旨主义者的不满。一般认为，在这次事件中进化论者胜利了，结果导致了巴特勒法案和其他州的类似法案寿终正寝。实际上，由于害怕争论，迫使教课书出版商取消了直接引述进化论的内容，而且直到几十年之后，在学校中都很少见到进化论的论述（Grabiner and Miller，1974）。后来，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抱怨道：“这一百年有没有达尔文都一样”（Muller，1959），而且兴起了一场运动，目的是使进化论成为美国学校科学课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现代特创论是对这场挑战直接反映的产物（Numbers，1982）。 这个新特创论改变了策略，不再指望将进化论从学校中清除出去。相反，这种新特创论试图表明进化论有很多弱点，并表明特创论对事实的解释才是合理的。新特创论现在的要求是，在学校的生物学课时安排中，给予“特创论科学”像进化论一样长的时间（Nelkin，1977）。尽管特创论者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劝说几个州通过专门的法律，但是迄今为止，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通过指出特创论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因此违背了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从而成功地挫败了这项运动。1982年，在阿肯色州通过的同等时间待遇法案被判违宪，这件事在公众中引起了争论，现在最高法院又否决了在路易斯安纳州提出的更详尽的法案。在加拿大的一些地方也存在着类似的运动，在英国，也有少数特创论者向进化论者零星地发起攻击。 特创论者丝毫不掩饰他们进化论中的“无神论”哲学的憎恨，但是他们还是将自己的理论装扮的貌似科学，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援引《圣经》故事。在他们出版的作品当中，一部分是为大众的，另一部分则是用作替代学校教科书的（Whitcomb and Morris，1961；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1967；Moore and Sluster，1970；Gish，1972；Morris 1974；Kofahl and Segraves，1975；Parker，1980）。他们论点的基础是试图表明生物学家过分扩大了进化论的成功。事实上，这个理论遇到了许多大的科学问题，但是如果承认物种创造很神奇，那么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许多论点直接指向了自然选择，特创论者认为，自然选择是唯物主义进化论的核心，因为自然选择强调对随机突变的试错归类。他们认为，这样一个偶然过程不可能确保生物有复杂的结构，并且他们再次使用了曾经由佩利提出的上帝设计的论点。而化石记录则被用来假定，如果确实发生过新物种的渐变发展的话，那么一定会在岩石中留下证据。相反，他们认为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新的类型和纲的突然出现。因为特创论者相信人类与猿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他们对于最近在非洲发现的中间过渡类型的化石予以了特别的攻讦。 特创论者擅长于用科学家们自己的语言来反对科学家。如果有哪个进化论者曾经表示对于进化论在某个特殊问题中应用的怀疑，特创论者就会借用这种怀疑，将其当作进化论者对整个进化论的判定。他们认为，如果进化论确实是科学的话，那么，它的支持者们就不会表示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对任何东西都有了一个完整的解释。特创论者很得意地利用了最近关于进化论是不可检验、不科学的争论。由于一些有名望的哲学家和生物学家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因此这种看法似乎独立地支持了特创论的观点。如果进化论本身就是不可检验的，那么，神奇特创的观点就不应该因为提出了非直接的研究所能理解的事件而遭到贬斥。 直到最近，进化论者才开始注意保护自己，以免于遭到特创论者的批评。他们认为，特创论者为了说明生命的起源不可能从自然原因的角度来解释，所以过分扩大了进化论所面临的问题。特创论者的许多反对意见都是建造在对于进化论及其依据的过时、歪曲的解释基础上。许多支持进化论的人认为，进化论建立在大量坚实的依据上，根本就不是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他们坚持认为，历经一个世纪成功的科学研究，已经抛弃了在进化问题上对于奇迹的依赖。在特创论的想象中，自然选择被极大地简化了，这样就很容易在非专家的听众面前贬低自然选择。特创论者像多数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一样，认为选择的基础是个体突变，而多数个体突变是有害的。这种看法忽视了现代的概念，该概念认为基因库是遗传变异的储存地，从而有大量的易变性应付环境的挑战。最近的一些化石发现，比如前寒武纪化石的发现，就被忽视了；而一些中间过渡类型的经典例证也遭到了曲解，掩盖了这些类型的真实特征。最后，为了对于进化论是不可证伪的这个现代的指责作出反应，应该指出，即使是波普也改变了他早期的许多说法，而分支系统学家只不过是科学中一个很小领域中的少数生物学家。 随着特创论者的挑战已经介入到有关进化论性质的一般争论中，生物学家也开始采用更积极的行动来捍卫进化论（Eldredge，1982；Godfrey，1983；Halstead，1983；Kitcher，1982；Montagu，1982；Newell，1982；Ruse，1982；Futuyma，1982）。在这些书当中，有些书通过详细的事实来反击特创论者的攻击，但是越来越多的进化论者开始通过暴露特创论的弱点来进行反击。他们不再满足于反复讲述进化的证据，而是开始去揭露事实更不符合特创论者提出的怪异理论。采用这种策略很有必要，因为特创论者采用了一面之词。有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特创论者的文献中主要是对进化论的攻击，而不是表述他们自己的理论。特创论者利用具有不同说服力的大量论点来攻击进化论，使读者感到，如果进化论真是这样糟糕，那么特创一定更合理。然而特创论并没有详细说明科学家如何能够根据《圣经·创世纪》的故事构建一种全面的解释。这种异常成功的技巧使进化论者处于守势，而没有去揭露特创论者也有受到攻击的危险。 对特创论的理论进行适当检验的重要性显得愈加明显了，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带来更深刻的有关科学性质的问题，并迫使进化论者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特创论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他们利用了公众对科学的简单想象，即科学就是事实的收集。如果进化论是科学的，那么它一定要符合“事实”，而且支持这个理论的人应该能够证实他们对于生命史各个方面的解释都是正确的。如果能够表明在进化论中还有一些缺陷没有弥补，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它就不是已经明确的事实，不能在学校中讲授。由于进化论的宏大，在一些领域中，进化论者必定不会对这种攻击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还没有完备的生命起源理论，而且对于化石记录中的一些空缺我们还无法解释其中的进化是如何发生的。特创论者感到，一旦承认这些，他们就可以认为整个进化论是不正确的——至少特创论者向那些相信进化论是已经确立的事实是听众是这样说的。 这种论点希望为进化论者设一个陷井。进化论者经常宣称进化论是已经证实的事实，而且他们也在维护科学家所普遍具有的绝对正确的名声。然而对于那些从道听途说中听说进化这个词的人来说，进化论显然并不是“事实”。由于时间尺度的限制，我们无法证实鸟类是从爬行动物进化来的；我们只能表明已知的化石记录符合这种信念。我们不能证实自然选择是地球上整个生命发展过程中的机制，正因为如此，有些生物学家才考虑其他的解释，比如间断平衡。特创论者为这些替代达尔文主义综合论的理论喝采，认为这些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整个进化论纲领已开始衰落。生物学家们曾经满怀信心地宣称他们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记得科学家这种说法的公众即使对科学家信以为真，也是可以原谅的。实际上，新假说的涌现表明了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这显示出人们正在考虑新的思想，开辟新的研究途径。为了理解为何这种现象的涌现是一种良好的标准，以及为何特创论者不能通过自己的研究来赶上这种变化，公众就必须更加理性地认识到科学是如何运作的。他们还必须清楚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区别，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的真正地位。 然而，为了做到这些，进化论者必须心甘情愿地承认他们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理论。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一个事实：科学理论是可供使用的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假说，因为它可以继续指导研究沿着富有成果的路线进行。没有哪个理论可以回答遇到的所有问题，因此，没有哪个理论保证不受到批评。正确的思想是，科学研究依赖于存在着未决的问题，依赖于承认目前的知识还是不正确的。如果能够劝说普通民众采纳这种更准确的科学活动观，那么他们将会认识到进化论者不可能回答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们还会认识到，只有当特创论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全面的解释体系，能够更好地指导研究时，他们才有理由作出放弃进化论和选择特创论的决定。特创论者要想使人们认真分析他们那异常的理论，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化论者承认不能证实自己的理论，这种想法听起来有点荒谬。只有承认任何理论都缺乏一定的连贯性，我们才能将争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届时，特创论者就不能再是只攻击进化论，而且还不得不展示他们自己的理论，以便经受详细而科学的检验。 特创论者提出，只有在学校里赋于他们的理论相同的课时才是公正的，但是，如果采纳了这个要求，那么要求花时间来解释他们信仰的依据看起来同样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攻击进化论上了，所以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到底支持什么观点。乍一看，好象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确定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新物种有可能被神奇的力量创造出来。他们的许多文献都承认化石记录，并且暗示化石记录显示新的类型是以更符合特创、而非进化的方式产生出来的。这种立场与18世纪剧变论者的立场很相似(第五章)，即承认在地球历史中存在着地质时间的顺序，但是仅仅认为在这一时间顺序的某一刻新类型被突然创造出来。如果知道了这种方式，那么就会明白，将特创论转变成科学的企图，只不过意味着使生物学家只能在有关地球历史的其他正统观念的框架中探讨基本的奇迹观。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剖析一下他们的观点就会发现，多数现代特创论者的立场都很固执，按照这种立场，［生物的］创造是从完全与《圣经》相符的角度予以解释的，即认为创造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仅发生在几千年前。如果要将这种观点转换成科学的理论，需要另外解释研究地球和宇宙历史的科学家所接触到的事实。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由于地球历史的时间尺度大大降低，结果会导致进化论的消失。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反对进化论的论点，与科学和宗教之间就过去历史的问题所发生的一般性争论，没有什么关系。 神创万物的基本思想可以转变成一个可供使用的有关物种起源的科学理论吗？当然，必须承认，万物奇迹般的创造出来的观点与我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没有办法否认新物种是在过去某一时刻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信存在着上帝，而这个上帝又可以干涉他所创造的宇宙的正常运行，那么这个人自然就可以认为上帝创造出化石记录中的和今天世界上的所有(或者是某些)生命类型。然而，并没有办法〖HTH〗证实〖HTSS〗发生过奇迹，甚至无法证实奇迹可以发生，因为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期间，显然没有发生过这种超自然的事件。特创论者认为，进化论太难以令人信服，乃至有充分的理由去否定整个有关生命起源的自然解释；但这是纯粹否定的论点。如果我们承认目前的知识并不完备，但是坚持认为通过研究可以改进我们的理解水平，那样并不能确保将来在进化论中没有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特创论和进化论］双方都不能提供证据，这样的话，解决问题就只能依据哪一种方法最有希望提高我们关于生命如何在地球上和化石记录中分布的认识。在这个层次上，奇迹力量创造的观点很难成为一种有效的科学理论。 首先看一下新物种形成的机制问题。也许现代的遗传与自然选择综合理论在某些方面还有缺陷，但是生物学家已经得出了新的机制来补充达尔文主义，并且他们在研究中一直在寻求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假说。特创论者显然无法从事这个水平上的类似研究计划，因为按照定义，奇迹是指超自然事件，在这类事件中，自然法则的方式变得使人类观察者无法察觉。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新物种起源的模式，我们就得迫使自己相信我们将不会理解这个过程的实际情况。无论涉及到生物学的哪个方面，特创论带给人们的都是失望。特创论鼓励科学家放弃所有存在着问题的研究，因为科学家无法从理性的角度解答那些问题。人们很难将这种被动性的策略视为一场积极的科学项目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如果将困难作为借口，如果由于存在着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放弃研究的话，在任何科学领域中都无法取得进步。特创论并不是研究物种起源的科学方法；特创论要求人们放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特殊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点，最好设想一下只有〖HTH〗某些〖HTSS〗物种的创造是由于神奇的力量，而其他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产生出来的。除非我们援引天启——科学特创论不会这样做——否则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每一种独特的形态都是分别创造的。即使顽固的特创论者也承认加拉帕格斯群岛莺鸟是通过自然歧化产生出来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莺鸟仍然属于同一“种类”的鸟。而按照生物学家的分类，这些鸟不仅属于不同的种，而且属于不同的属，因此这种鸟的自然进化程度已经相当大。少数更老练的特创论者（比如，Shute，1961）认为，在生命历史中只有主要的步骤才需要奇迹，那些不太重要的生物发展都符合自然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又如何确定假定中的奇迹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产生一个新的目，还是新的纲，还是新的门时需要奇迹？找出这种观点局限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坚持尝试尽可能地发展自然解释，因为不可能利用奇迹的概念来积极地工作。因此有可能认为，即使他相信有可能存在着创造奇迹，也应该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从事研究。如果他采用了其他策略，他就要冒不久就得放弃的危险，因为只需不多的研究，就可以对他用奇迹解释的问题作出自然的解释。 利用特创论显然无法研究化石记录和世界上物种的地理分布。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可以简化为纯粹的描述性工作，因为如果我们援引奇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或地点存在某种物种。为什么在化石记录中的某些阶段存在着不连续现象，而在其他阶段则呈现出规则的趋势？特创论者只能以造物主的意愿不可预测来辩解。特创论者无法预测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与已知类型有关的新化石，因为他已经事先假定，化石记录中存在的空缺表明了生命发展的真正不连续性。如果最终发现了中间过渡类型，特创论者也仅仅是在他们的清单中再添上一个奇迹。他不可能对于为什么物种存在于此地而非彼地作出自然的解释，他只能认为每一种物种都是在上帝选定的地方形成的。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创造出袋鼠及其他有袋类动物，而不是胎盘类动物，尤其不要忘记，已经证实这个大陆的气候非常适于欧洲人引入的哺乳动物生活。特创论对于这个问题无法给出理性的答复。如果我们承认物种可以随造物主的意志分布到任何地方的话，那么就得摈弃整个从隔离、迁徙和进化角度尝试解释地理分布的研究纲领。 因此可以认为，即使是最有弹性的特创论形式，也不能为科学的物种起源理论铺垫基础。无法证明特创论是错的，但是特创论不能指导我们的研究，因此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特创论起到的是限制、而不是提高的作用。今天世界上非常流行的原教旨主义特创论观是什么？是否认为创世的活动完全像《圣经·创世纪》中描述的那样？有哪种正规的科学程序会得出地球和地球上生居的生物是在几千年前的很短时间内形成的观点？如果这样认为的话，不仅要否定进化论，而且要重新确定考古学、古生物学、地质学、甚至物理学本身等科学。很难相信特创论者自己已经想到去确定他们工作的量级。他们必须提供可以覆盖这么宽广知识领域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至少要像他们打算替代的理论一样有说服力。相反，他们所能拿出来的只是专为攻击正统理论的零星看法，以及有关替代理论的模糊建议，这些建议一旦经受详细的分析，就会瓦解。 特创论不可能覆盖它所涉及到的所有领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地层顺序及其中所含的化石。特创论者不得不否认地层顺序是地球历史长期沿革的产物。而他们却认为所有的沉积岩都是在大洪水期间形成的，而化石是死于这场剧变的生物遗迹。化石的分布是由于像三叶虫等原始类型灭绝得比较早，而高等的动物可以爬上高山，所以淹死得较晚。自从18世纪早期以来，没有一个从事过研究的地质学家会认真看到这种思想(见第二章)，而且，自1800年以后，甚至连维尔纳更加成熟的水成论都遭到了抛弃。即使是笃信宗教的地质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有证据表明了岩石的依次形成，其间还伴随着强烈的地壳运动。还有很多情况表明，在新的岩石沉积下来之前，较早期的岩石曾受到过扭曲和侵蚀。在比年轻的岩石所在海平面更高的地区，常常可以找到更古老的岩石。熔岩经常侵入到沉积地层中，有时侵入的规模相当大。偶尔我们会发现有的地层的构造是火山灰，而不是水成沉积。所有这些事实都符合现代的地球历史观，而和那种认为在广袤的海洋中发生过一次幕式沉积作用的观点不可能一致。 特创论者关于化石记录的解释陷入了同样困境。许多已知仅存在于更古老岩石中的类型都是水生生物，所以其中的一些为什么不能度过大洪水，而葬于后期沉积中？难道我们能指望在大洪水造成的混乱中所有死去的生物体在沉底之前会有〖HTH〗任何〖HTSS〗规则的排列？不要忘记，死于水中的尸体死后不久就会漂浮上来。我们怎样解释会出现恐龙及其它陆生动物的足迹化石？难道它们能在沉积形成期间在大洋底部行走吗？提出岩石可以在大洪水期间沉积这种建议并不难；但是难的是在面对大量详细的批评意见情况下依然可以证实这种观点，而且很多意见都是特创论用来批评进化论的。除非他们拿出能够满意解答这些问题的理论，否则他们无法坚持他们的观点像科学一样合理。他们必须提供一个至少像现在的地球科学那样全面和具有实际用途的解释体系。只有当油矿公司雇用受过洪水理论训练的地质学家后——因为他们比正统的同事能够更熟练地确定矿床位置，特创论者才能够说他们对于地球过去的解释更好。 最后，我们怎么看待挪亚方舟的故事？特创论者不得不真的以为这是使陆生动物幸免于世界性大洪水的唯一方式。这么多物种死去这件事本身就告诫我们不能刻板地理解《圣经》故事，因为上帝命令挪亚把所有现存物种都送上方舟。暂且不去考虑在一段时间内把所有物种放在一定空间有多困难，当方舟登陆后会发生什么？食肉动物除了捕食幸存的猎物外还能以什么为生？体重的动物怎么行走？绝大部分地面都覆盖着数千英尺厚的淤泥，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变得干硬。看一个更早的例子，为什么只有袋鼠等有袋动物只去了澳大利亚，而胎盘类哺乳动物却不能到达那个大陆？所有动物怎么从方舟停泊的地点开始长途跋涉？设想一下，像考拉这种很难适应长途旅行又特挑食的动物，居然还能不畏艰难地从阿拉拉特山来到澳大利亚！很多特创论者坚持这种没有说服力的幕式变化观点，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依据的是《圣经》，而不是客观事实。 纵观这些困难，如果特创论者不把时间花在考虑自身观点细节中的问题，而是花在攻击进化论上，他们或许应该开始重新考虑要求学校分配同等时间。即使赞同在学校的生物学课上会涉及到进化论者所面临的问题，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直接去讲述特创论。富有想象力的理科老师可能希望有机会讨论研究者们争论的其他思想。然而，在向那些需要通过考试的学生教课时，合理的教学安排应该是把重点放在现存理论中更明确的观点上。所有科学理论的前沿领域都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但在我们不能要求年少的学生先是掌握某个理论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再去学习这个理论如何在一个领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特创论者要求重视在学校中应该教授什么科学的问题。我们是否应保持现行方式，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把已获承认的理论当作“事实”告诉学生？还是应当更公开地承认科学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且事实上研究在改变着我们对万物如何运行的理解？教育事业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场争论，但是只在进化论领域，没有理由通过法律施加更灵活的方式。特创论者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涉及到进化论方面，道德问题太重要了，因此必须使学生意识到，还存在着比达尔文主义更鲜有唯物主义的理论。即使承认要由伦理问题来决定应该教授什么样的科学，也没有理由认为应该让信奉《圣经》的特创论作为唯一可替代的理论。一旦我们开始讨论更广泛的问题，就要考虑到所有可能性——很难理解为什么要给信奉《圣经》的特创论更多的时间。 现代特创论最令人困扰的方面还不在于它难以置信，而在于它公开宣称整个特创论都建立在《圣经·创世纪》基础上。对于所有宣扬“科学创世论”的创世研究会的成员来说，他们有责任忠实地信奉天启的真理。很难认为这种先于任何研究而对某个特定的解释精心维护的做法也算是科学程序。特创论的框架不可能改变或发展，因为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说，基于科学以外的基础，真理已经明了。事实上，这给了对手另一个可以用来反对他的武器，而且只要指出宗教记载并没有提供连贯性的创造如何发生的故事，就可以在一些公开辩论中取得胜利。研究《圣经》的学者现在已经意识到，《圣经·创世纪》是根据不同的来源编纂而成的（见Asimov，1981），所以对创世和大洪水的解释不尽相同。人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创造的（比较一下《圣经·创世纪》Ⅰ和Ⅱ）？挪亚从每个“洁净”物种中挑了2个还是7个动物登上方舟（《创世纪》Ⅵ和Ⅶ）？绝大多数宗教思想者认识到，这些难免矛盾的文本可以用于宗教和道德说教，但是不能作为科学教科书。无论这种文本的本意有什么长处，但是都不能用作有关地球历史详细理论的基础，因为这种文本本身就有矛盾的地方，而且也不符合科学事实。 由于特创论与《圣经·创世纪》的关系，人们批评特创论是带有伪装的宗教，尤其是带有伪装的原教旨主义新教。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在学校教授特创论的确违反了美国宪法。但我们并不是基于狭隘的法律原因，而拒绝特创论的占用同等时间的要求。很多学生的宗教背景并不一样，而令人反感的是却让他们在学校里接受某一特定宗教价值观念的熏陶。很多基督教派并不相信一定要忠实地用《圣经》来处理科学问题，而且他们也谴责原教旨主义，因为原教旨主义者过于简化上帝和人的关系。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来自非基督教国家的大量移民反对将《圣经·创世纪》中得到了科学支持的观点教授给他们孩子，他们的要求很正当。在世界上的著名宗教中，有一些并不存在进化的问题，因为它们不含单一创世活动的信念。还有些宗教有其自身的困难，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我曾经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教过三年书，遭到过一些伊斯兰学生的憎恨，因为他们认为进化论不符合真主的教诲。对他们来说，天启来自《可兰经》，而不是来自《圣经》，二者在人的创生问题上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不能偏听偏信，把《圣经·创世纪》中的创生当作神示知识的唯一来源。难道信奉《可兰经》的特创论也应该在我们的学校中享受同等的授课时间吗？要么，我们便从中学会，对所有自称拥有优先的知识决定科学〖HTH〗必须〖HTSS〗发现什么的团体，一律要保持距离。 特创论者反对将进化论当作完全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来教授，他们的这种认识还是准确的。曾几何时，科学专家也曾仰仗这种显得准确无误的理论［即进化论］来支持他们原有的道德信念。但是如实地回到《圣经》中的说法并不能解决进化论中的科学问题，当然更不能解决现代生活中面临的困境。特创论者之所以攻击达尔文主义，是因为达尔文主义的试错机制显得更有损于上帝设计的论点。从政治角度看，人们也总是将达尔文主义与极端保守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原教旨主义派系结盟的原因。拉马克主义也是一种进化机制，有人赞誉拉马克主义维护了上帝设计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拉马克主义就和政治上的左派有牵连。所以，不能将进化的基本思想归入到任何一种哲学或意识形态中。对于有些现象，一个人从中只看到盲目的生存斗争，而另一个人则看到上帝使万物趋于完美。甚至达尔文主义也不总被当作无神论。摩尔(Moore，1979)指出，在达尔文所处的时代，就有少数严格的卡尔文教派徒欢迎选择理论，因为他们怀疑所谓上帝设计的论点，而且相信受这样糟糕的法则［即选择原理］控制的宇宙，正适合负有原罪的人类。一个体系如果认为自然能够提供有关生活目标的直接信息，那么这个体系就是有危险的，因为它支持了我们〖HTH〗必须〖HTS S〗遵循预定法则的主张，从而限制了人类的自由，让人类去面临此世或彼世的结局。约翰·杜威和威廉·詹姆斯等哲学家曾经指出(见第八章)，可以认为达尔文主义鼓励自由，这主要是因为达尔文主义没有预测大自然和人类前进的目标。 转自万圣书园，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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