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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冈比亚度过的童年


  我的童年绝大部分是在冈比亚度过的。我父亲在离班珠尔(前巴瑟斯特)22公里的杨屯农艺场当护林员。我们住在一座旧军营里。房后种了蔬菜和果树,其他地方到处栽着美化环境的花草和树木。
  我家附近没有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但我和海瑟间的岁数相差很少,海瑟是我的妹妹,她当时四岁,而我是六岁。所以我们的确不需要玩的伙伴。每天早晨,或者说几乎每天早晨,我们自由自在地玩猫捉老鼠,或随心所欲地戏闹。我们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因为大型猛兽在冈比亚早就绝迹了。人们也提到发现豹子,但那是罕见的,要隔好长时间才报一次警。最危险的东西也许是蛇,可我们通常能见到的,只是活蛇的几公分尾巴,因为它们总是尽可能逃得离我们远远的,只要稍加小心,我们就不会比住在城里或公路附近的孩子冒更大的风险。我们的冈比亚阿姨萨蒂照顾着我们俩,不让我们出事。
  玩耍的时候,她就指给我们哪些水果和浆果可以吃。白天最热的时候,有时我们坐在树荫下,她教我们编篮子。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附近的小村庄。班珠林屯是我们最喜欢的村子,也许是因为它离我们最近的缘故。这是一座典型的茅屋村庄。茅屋通常只有一间圆形的房间,是用土砖砌成的,砖缝也是用泥土粘抹的。屋顶盖着茅草,用树皮搓成的绳子或用棕榈叶固定在树头们形状的椽子上。村里有权势人家的房子则较具欧洲风格,大都是瓦楞铁结构,但是在我看来,论别致,它要比那些茅屋逊色多了。
  到达冈比亚以后,最先来拜访我们的是流动商贩穆马杜。打这以后,他便定期来看我们。他是个胖得发圆的家伙,该谐幽默,讨人喜欢。他常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走村串场。那辆车子所以还能站得起来是由于上面捆绑了许多截绳子、铁丝和树皮,特别是多亏了车主人的心灵手巧。车把中间有一个焊接成的大肚子铁铃档,人还老远,就听到铃声了。车架两侧绑着两个大麻袋,第三个麻袋用几条车内胎捆在车座后面。由于刚才拼命赶路,所以他气喘吁吁,汗流夹背。他把自行车架放在花园门口,摇着那个旧铃铛,告诉大家穆马杜来啦。
  每当看见我们家的人,他就背起那几个麻袋沿小道吃力地向前走来。不把带来的全部货物都抖露出来,在你面前一件一件介绍一番,他是不会离开的。他主要贩卖木雕或皮革制品,以及本地制作的首饰。接着,就是长达几个小时的讨价还价,直到价钱谈妥。一般说来,最后讲定的价钱只有他要价的三分之一。讨价还价时双方都不免有点装腔作势,这使我们感到好玩,再说,这也可算是一种娱乐。当双方争执不下,都感到才尽智穷时,穆马杜便包起他的商品,憨厚地一笑,跨上自行车去另找顾客。我们发现,他经常狡猾地企图再一次说服我们,要我们买下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至于东西本身,我们不知道有啥用处,有时压根儿就不喜欢,可是总感到难以回绝他的好意。不管这些事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离奇,反正那些东西多数是用兽皮做的,这使我们不至于过分苦恼,也许是因为到这里几年来,还只有这么一个穆马杜。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酷爱动物。我回想不起来哪一天我们家里没有动物。我是和父亲养的小动物一块长大的。至于我那位当时八岁的姐姐洛娜,她是一个猫迷,把那些野猫都带回家来。在我出生的塞舌尔群岛上,我们家住在植物园旁边。附近有一条大河沟,那里有大海龟。我可爱去啦,有时我还骑在海龟的背上,那时我大概还不到三岁。当我争着想跨上“坐骑”时,海龟使习惯地停下来,把头和脚统统缩进龟壳里。我在上面一坐好,保姆莫德就教我怎么赶海龟走。于是,她给我一块小石子,要我从前向后搔龟壳的前部。真灵!长有鳞片的脑袋慢慢伸出来了,然后是踌躇不定的四只脚,龟壳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我们便在河沟附近颠颠晃晃地溜达起来。即使走得不算太快,我也感到心跳得慌。
  我父亲调到冈比亚工作时,差不多刚一到任,各种动物就开始源源而来。首先来的是盖因格,一只披有漂亮的橘色皮毛的虎猫。我们还为它找了一个伙伴名叫肖特,这是一只短毛的德国保因脱小狗,毛呈巧克力色,胸部还有块白斑,很漂亮。它俩相处得可好啦。因为是先到的,所以对其他后来的各种动物,总是有点另眼相待。在四年前肖特死去之前,它们之间总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情。盖因格19岁时还和我们在一起,总是那么活泼愉快,无拘无束。
  我们的一个邻居,养着两只鸟儿:一只黄肚皮的塞内加尔鹦鹉,名叫莫普夫人;一只长尾巴的虎皮鹦鹉,名叫罗利先生。我们刚到不久,邻居就要迁离冈比亚了。所以,我们就在花园里一棵粗大的树下为它们做了一个大鸟笼。罗利先生容易接近,而且很饶舌,不时叫着“上帝拯救王后”,或者自言自语地一连叫上几个小时,在晒台上就能听到,使人厌烦。莫普夫人就截然不同,它动不动就啄你一口,根据我的记忆,它从来不说一个英文词儿,倘使你执意要跟它做朋友,它就气势汹汹地用它那种土语骂你。
  人们注意到我们对动物的兴趣,所以给我们送来的动物就越来越多,一般都是些没爹没娘的小动物。对各种不同动物,我们调制了不同的奶品。
  对老鼠一般是逮到就杀。然而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农场工人搞到一窝小囊鼠,送给海瑟和我。它们都是内红色,还看不见东西呢。我们没能全部养活,但幸存的三只倒是挺可爱的。我想它们多少有点近视,但那不断抖动的银须却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我们一叫,它们就跑来了,因为它们喜欢让人抚摸。我们把它们捧在手里,它们也不跑,反倒趁机在我们身上乱窜。我不太喜欢它们老呆在我的脖子上,因为它们抖动的胡须搔得我痒得受不了。
  平尼来到时,我们真不如该把它安置在哪儿。平尼是一只爱发脾气的箭猪息子。我母亲曾让人在花园深处修了个鸭舍,养她的鸭子。因此我们决定,在找到更合适的地方之前,先把平尼放在鸭舍里。没有比这地方再好的了,看样子,平尼和鸭子很合得来,鸭子的食槽甚至更适合它。唯一的缺点是,每当有人来喂它们时,平尼就要把人从鸭舍赶走。一天早上,妈妈发现平尼在夜里跑掉了。它在铁丝网底下扒了一个洞,是从那儿出去的。我想,妈妈这才真正松了口气。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它。
  我们当时养的另一只动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只非洲仓鴞奥利。开始,得用钳子给它喂食,因为它的长嘴可叫人害怕啦,可是,我们很快就发现,用手喂食也很安全。它轻巧地叼住食物,在长嘴里放一会儿,然后微微低下脑袋,闭上呆滞的大眼睛,食物就吞下去了。它喜欢人们用一个指头抚摸它的脑袋和脖子,因为它晚上就是这样靠在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肩上,呆上几小时。当它能稳当地飞翔时,我们就把它放到花园里,它便绕着房子飞,然后又回来。它夜间飞游时越飞越远,终于有一天晚上没有回来。两天以后,从客厅窗子那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叫声,这是奥利。平安无事。它饿了,要飞进来。几年当中,它就这样常来看我们。常常相隔几个星期就回来一次。而我们呢,总是把它的回来当作一件大事,一件喜事:它自由自在,而且显然能独立觅食了。
  有一个星期天上午,父亲为了使我们高兴,把我们带到了机场森林。这是一片天然森林,在杨屯机场附近。为了在黎明时分赶到那儿,我们起得很早。我们在树林当中溜达,一直逛到太阳高高升起。清晨,明媚的阳光、鸟儿的欢唱,构成了一个美妙的世界。这里草木茂密,冈比亚的各种动物都到这儿来藏身。在遇到一群西非疣猴时,海瑟和我便拉着手,默默地相视而笑,非常激动。那些猴子总是在高高的树枝上攀登。这是些相当大的动物,黑色的背,棕色的臂和腿,长长的尾巴常常掩没在从树上垂下来的乱藤当中。有时,我们还看到它们吃东西,可千万不要作声,即使如此,这种眼福也很少能享受多久,因为它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并立刻惊人地一蹦,逃之夭天。
  在我们熟悉的动物中,猴类对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们常常怀着去找几只猴子观察观察的特定目的,一大早就离开家。对于我们臆想中的猴群,我们编了许多奇妙的故事。我们把与萨蒂一道编的篮子带回家,送给爸爸妈妈,告诉说:“这是猴子的礼物。”作为回礼,我们把吃剩的东西留下来,送到丛林中。我想,有些孩子也是这样编造仙女的故事,并且给她们送吃的吧。后来有一天,梦想变成现实啦:人家给了我一只小猴娃。
  “基姆”,这就是猴娃的名字。它还很幼小,黑色的身子与苍白的小脸和双手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真没法告诉你,有了这个娃娃,我去照顾它、喂养它,我是多么高兴啊!我们永远不会分开了。它由于还不大能独立生活,就老抓住我的衬衣不放,所以我就拦腰围上一块布,把它抱在胸前。我感到,在头几个月,使它能贴在一块温暖的东西上面,对它是很重要的。它在这儿能足足睡上几小时,只有当它饿了的时候才醒来,不一会儿就又睡了。通常是妈妈为它准备奶瓶;其他人没资格喂它。晚上,让我离开它,真叫我难过,可是在这一点上妈妈毫不让步。尽管我一再要求,她仍然不准我把它抱到床上。一天,有人给海瑟一只小猴子,叫“特立克西”。我可高兴啦;基姆和特立克西当场就亲近起来,从今以后,由于它俩一道在笼子里过夜,所以离开基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
  我们收养的小动物一旦长得稍大点就升一级,爬着坐到我们的肩上。为了保持平衡,它们就用手抓住我们的头发。这是些快乐的伙伴。比起特立克西来,基姆要无拘无束得多,不过它对我倒更象一位保护者。如果有谁对我露出一点儿粗暴的态度,它就会象一个火红的毛球那样立即扑向他,在自己选好的部位抓住对手,成功地把他拖开。我妈受害,这已成了家常便饭。
  一天晚上,海瑟和我在洗手,我妈来看我们是否洗干净了。检查完指甲,她用一种平静的语调对我们说,从明天起,她每天上午要把我们在家关两小时。
  ——那为什么呀?我们两人异口同声地问。
  ——我们要上课。她答道。
  母亲要当我们的算术和英语老师;我们要去填满从英国专门给我们寄来的厚厚的练习本,这对我们倒是件新鲜事儿。可是,这件事很快就失去了引诱力。显然,在这两个小时中,基姆和特立克西无权进来,只能呆在外面。它们不时地爬到窗子上,好象要提醒我们:本来可以做的事儿要比这有趣得多。当妈妈在另一个房间里时,两只猴子又长久地呆在窗前,我俩就互递眼色,从窗子里跳出去找它们。回来可就不好受了,有一两次,甚至不让我们去机场森林散步,可我们总觉得,那还是值得的。
  最后终于决定送我们俩去英国进寄宿学校。至于基姆和特立克西,它们得去我们在萨普的一个朋友家,他住在冈比亚河上游、离这里130公里的另一个农艺场里。在那儿,它们至少依然可以自由自在。分别是痛苦的。分别前的几天,我都是在丛林中收集基姆喜爱的食物,我没完没了地捕捉它爱吃的蚱蜢,逮了一篓子。基姆和特立克西坐在吉普车后面的一个笼子里。它们显然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做法。海瑟和我坐在它们旁边,通过栅栏递给它们蚱蜢和水果片,反复对它们说我们去不了多长时间。当时我们不能想象,这竟是最后一次看到它们。在新居,没有孩子去溺爱它们,它们变得越来越野,想吃东西时才回家。后来有一夭,它俩都无影无踪了。
  以后的几天过得很奇怪。马上就要动身了,在我们捆绑行李时,家里到处都是木箱、纸箱、皮箱、手提箱。有人给我们一个纸箱装玩具,我们立即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从虫蛀过的长毛绒狗熊到鸟窝,统统塞了进去,很快就装得满满的。但夜里大概有人重新整理过纸箱,因为我们心爱的玩具一件也没运到英国。亲爱的老萨蒂站在码头上送别她的小宝贝。她不时地拉头巾擦眼泪。
  “别哭啦,萨蒂。”我们一再劝她,“我们很快就回来,我们只是去上学呀。”
  然而,汽笛鸣叫了两声,商船阿巴巴号慢慢离开了堤岸。我们挥动着手臂,萨蒂渐渐消失了。又过了一会儿,除了冈比亚河岸,什么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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