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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的一位重要朋友打电话，说领导要查阅斯塔尔报告，请我介绍站点。我感到有点奇怪，暗想，这个报告这么有名，随便一找不就找到了吗。挂了电话，我把线插到笔记本上，当即上网，这才发现，有斯塔尔报告的标准站点，已经拥挤不堪了。好在，由240台普通奔腾机和NT支持的雅虎，倒顶住了排山倒海般的网民冲击，联接正常。于是我把网址告诉了朋友。事后我才知道，我在网上遇到的阻塞不是偶然的。 互联网成为媒体的中心我遇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互联网确定了它在媒体的中心地位。9月11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启封了独立检查官斯塔尔送交的关于克林顿总统绯闻案的报告及其证明材料。当天，众议院经过辩论和投票，最后以363：63票通过决议，决定把斯塔尔的报告送上互联网。随后，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就此发表长达78页的反驳报告。 斯塔尔的报告长达445页，共分三个部分：引言、叙述和依据。其核心内容是指控克林顿作伪证、阻挠司法、教唆证人和滥用职权，并列举了11项可能构成弹劾总统的依据以及大量的旁证和物证。 白宫抢先在9月11日下午1时在互联网上公布了克林顿律师肯达尔的78页反驳报告，白宫的网站整个下午都出现大塞车情形。斯塔尔那份长达445页的调查报告于11日下午2：20分上网。 在此之前，美国众议院发言人还满怀信心地表示，政府站点的服务器将有足够能力来接纳众多的来访者。这显然低估了网民。由于人们争相上网目睹报告，结果造成网络拥塞，美国国会图书馆、众议院、白宫，甚至有线电视新闻网等网站都曾连续几小时上网困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下午在网站公布斯塔尔调查报告后，平均每分钟点击次数超过30万次，每小时处理阅览页数高达420万。而美国在线（AOL）11日下午的上网率比平常多了30％，在报告公布后第一个小时，使用者共下载了62000份报告。 互联网经历诸多第一 ——消息由互联网首发： 31岁的网上个体户麦特·德拉吉(MattDrudge)是克林顿绯闻的第一个披露者。1998年1月，麦特·德拉吉通过他独自创办经营的邮件列表(mailinglist)《德拉吉报道》(DrudgeReport)向人们发送了一份邮件，报道了美国《新闻周刊》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抽掉了有关克林顿性丑闻的长篇爆炸性新闻。在他发出信息后的几分钟里，网民奔走相告，克林顿绯闻瞬间就传遍了全世界。在绯闻事件中，传统媒体成为互联网报道的追随者。众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是在互联网消息出来后，才跟进报道的。这显示了媒体的权力的转换。——报告由互联网首发：美国众议院11日决定斯塔尔调查报告首先在网络上公布。美国众议院的决定里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确定公布报告时选用的媒体是互联网，而不是电视和报纸。这突出表明了互联网地位的上升和传统媒体地位的下降。——在重大新闻报道上，互联网第一次全面压倒传统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不可能将445页报告完全播出，而报纸等平面媒体必须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全文刊出，时效太慢。而通过互联网络，报告可完整无缺地立即呈现在民众的电脑屏幕上，有兴趣者可将全文下载，或直接打印出想阅读的部分，这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 除了速度及容量外，网络上公布的资料完全是第一手的，中间不经过任何编辑或撰写等过程，其客观性及完整性超过了电视及报纸等传统媒体。“它（斯塔尔报告）宣布了网络作为市民信息传送手段的正统性。”一位叫Katz的网上啦啦队长如此评价。 媒体反思自身地位 9月15日，我在网上已看到许多新老媒体记者开始反思。对于克林顿绯闻，“一旦它出来了，就没有办法让人们难以得到它”。斯坦福大学John S.Knight奖学金项目的副主任James Bettinger曾当过报纸编辑，他说，问题是，“你总要对你放在报纸中的东西作出判断”，而网络在标准把握上要自由得多，“编辑可能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他们的新闻故事中把握有关性的细节。”媒体评论家Jon Katz 说，“如果不是在网络上，我们可能只能看到那个报告的20%。报纸没法印出所有材料，他们害怕这会使人们感到不舒服”。当然，还是有某些有充足版面的报纸，如纽约时报、San Jose Mercury 新闻、华盛顿邮报要刊登报告全文。但时间毕竟要等到第二天，而对这种热门新闻，人们不会仅仅为了非要以铅字这种形式阅读就等到第二天，而拒绝唾手可得的网络浏览。在神速的网络浏览面前，谁会容报纸“卖关子”呢（虽然不是有意的，而是出版周期使然）？虽然如此，某些编辑还是认为网络并不能夺走他们的手艺——因为那是历史形成的写文章的习惯。“恰好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些人不能上网，让他们在网上读长文章是困难的”。硅谷的Mercury 新闻的执行编辑Jerry Ceppos 就这样认为。Jerry Ceppos 还写了封信，谈斯塔尔报告的性质，并警告读者。 Arizona 日报之星的编辑在读到报告之前，决定要策划这件事。“但问题是，如果内容已经上网，我们真的还需要花钱把它印出来吗？”编辑Bobbie Joe Buel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但报社最后还是决定这么做了。 有趣的是，对同样的内容，报纸读者与网络读者的反应截然不同。某些日报之星印刷版的读者对它的内容提出了抱怨，但是，“我们把报告放在网站上离开，却没有收到象报纸（印刷版）那么多否定的反应”，Bobbie Joe Buel认为，“这就是说，网上有不同的标准”。专业新闻工作者圈子里的Sally Lehrman 的认识，我觉得最有见地。他说：“让我在公共汽车上读这个报告，并不是报纸的最佳用途。网络需要迫使报纸去做他们做得最好的事——解释新闻，并把这种解释放到内容中。” Katz ，一位知名的网上啦啦队长，也同意这种观点，“即使我们能自己读这个报告，但我们需要帮助来理解它意味着什么。”圣佛朗西斯科的专栏作家Rob Morse说：“跟随互联网的领导，对报纸来说实际是一件好事。公众有权力看到这个事实。”媒体的权力及其转移媒体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它所具有的影响力。有人说未来经济是注意力经济，媒体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就抓住了主要的社会资源。这是媒体权力的来源。 按说，互联网本身就是媒体，互联网上的媒体只是一些更为典型的媒体，一些更集中体现了互联网特性的媒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权力，也就是互联网的权力，更广义地说，是信息的权力。 斯塔尔报告的发布，对媒体的意义在于：——媒体权力正在发生转移：信息的权力要求以信息的形式表现。报纸是以工业的形式表现信息的内容，而互联网是以信息的形式表现信息的内容。在信息时代，用工业形式表达信息，要转向用信息形式表达信息。媒体要选择更能体现自身权力的形式，这是互联网占了上风的根本原因。——媒体权力将发生分层：网络作为以信息方式行使信息权力的媒体，它长于表达未经加工的原初信息，以及个人对事件的独特反应，这使信息权力从精英向自然人转移。报纸作为以工业方式行使信息权力的媒体，它承担着信息代理的“使命”，它的工业化本质，决定了它的所长在于“解释”的权力。这不是说网络不能解释它所处理的信息，而是说网络不提供权威的解释，或解释的权威。权威不是来自个人，而只能来自高于个人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并不长于此道。相反，是报纸具有与“权威”相适应的基础。 因此，报纸在媒体权力的分工中，就必然担负起社会精英对信息进行解释的义务。———网络的媒体权力，一方面有助于排除信息霸权和信息垄断；另一方面它又要求自然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化判断力，否则媒体权力会把人引向单纯的自然主义。而报纸的媒体权力，一方面起着信息代理的作用，帮助人们从单纯的个人判断升华到社会的普遍判断，从自然人上升到社会人；另一方面，从长远发展看，又不可能让它的所谓“受众”永远地“受”下去，它需要接受信息互动中主客体关系的转换。 从斯塔尔报告的发布中，我们看到的最有意义的事实，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变过程中，信息自身的权力，正在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形式，对传统社会力量进行支配。 ------------------ 转自万圣书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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