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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乌斯怀亚的前一天晚上，“向阳红10号”船和“J121号”船先后停靠在城区东端的油码头，为了继续远征，两条船都需要在这里加足油。从这里启航，驶向南极的茫茫冰海，再也找不到可以补充燃料的港口了。 傍晚，阴沉沉的乌云低低地压在奥利维亚峰的顶巅，海湾里浪涛拍岸，天空继而飘落濛濛细雨，天气突然冷了起来。但是，用过晚餐的考察队员们仍然三三两两走出码头，沿着海边的公路向市区走去。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也许是意识到明天就将离开乌斯怀亚，暂时告别人类文明世界，等待着他们的南极是没有人类居住的冰雪王国，因此，他们十分依恋这风光旖旎、热情友好的小城。那窗户里透出的温暖的灯光，那笼罩在暮色中的房舍，无不在他们心头唤起对遥远的祖国亲人的怀念。 我已经从山毛榉旅馆搬上了“向阳红10号”船，在底舱的一间狭窄拥挤的舱室里找到了为我预备的床位。吃过晚饭，我也加入散步者的行列，淋着细雨向城区踽踽而行。 乌斯怀亚油码头一带比较冷落僻静，对面不远的山坡是严禁拍照的军事重地，当地驻军的兵营。我对兵营倒没有多少兴趣，但是那土黄色的营房和海军司令部前方的草坪上，堆放一些老古董却使我感到兴味无穷。那是一些锈迹斑斑的山炮、铁锚，还有一台早已熄火任凭风吹雨打的老式火车头和一节同样古老的车厢。据熟悉当地历史掌故的人说，这个兵营当初就是关押苦役犯的监狱，火地岛在它的早期实际上是一座监狱，最初的移民都是流放的犯人和看守他们的士兵。那古老的蒸汽火车头和车厢，即是犯入运输木材的交通工具。这倒使我想起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些照片和实物。我在乌斯怀亚“世界的末端博物馆”里参观时，印象最深的就是苦役犯生活的介绍。那里保存了犯人的带有条纹的国服，他们制作的雕镂精细的家具、镜框，还有他们娱乐的国际象棋。许多年代很久的老照片，展示了苦役犯被强制劳动的场面：他们在寒冷的冬天砍伐森林，修筑道路，搬运沉甸甸的原木……但是有一件展品很令人惊讶，那是一根很普通的火柴杆，旁边放着一个高倍放大镜。从放大镜里看去却是一件微雕艺术品，上面雕满了密密麻麻的西班牙文，竟是阿根廷国歌的歌词。这件微雕作品的作者也是一个苦役犯，可惜他的名字已被人遗忘。在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奴役下的阿根廷，有不少爱国者被押解到气候恶劣的火地岛服苦役，有的被折磨而死。这件微雕艺术品的作者，也许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吧。 从海边公路拐上山坡，前面就是最繁华的圣马丁大街。不知是由于天阴下雨，还是别的缘故，街上冷清极了。店铺早早上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食品杂货店还在营业。平时车水马龙的街道，几乎看不见一辆小汽车。 我正百思不解，几个中国船员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刚才那边可热闹呢，圣诞老人驾着车子经过，朝小孩子撒糖果……” “现在在哪儿？”我忙问。 “不知道上哪儿了，走远了……” 我朝他们手指的方向望去，密密的雨幕中，是冷清清的街道，两旁店铺橱窗的霓虹灯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洒下红红绿绿的彩练，像是节日里的焰火。 我这才猛然省悟，西方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临近了，怪不得店面早早打烊，人们都回家团聚去了，像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一样。而我们这些傻瓜，还在这冷冷清清的街上瞎逛什么呢？ 我瞥了一眼灯火阑珊的圣马丁大街，朝着海边的油码头走去。不料，路上又遇到一件值得记上一笔的小事。在马路拐弯的地方，一位队员正低着头寻找什么，一问，原来是他的手表丢失了，就是那块“中国计时之宝”的海鸥表，不想海鸥没有飞到南极洲就在乌斯怀亚折翼了。这时，暮色更浓，我劝他不要白费力气，但是固执的他并不理会，仍然在马路上搜寻。后来我知道，他并没有找回自己的表。 第二天黎明，我们的船在乌斯怀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加满了油的“向阳红10号”船即将离开火地岛向南极驶去，就在这时，一位素不相识的阿根廷人开着车跑到码头，把一块海鸥表送来。他是一名海关官员，名叫卡洛斯·雨果。他说，他是在上班的路上捡了这块表的，一看表壳上面的中国字，他就猜到肯定是中国朋友遗失的。我们那位丢了表的队员当然喜出望外，他握着卡洛斯·雨果的手，握了又握，不知怎样感谢才好。 我们怀着美好的记忆离别了世界最南端的城市，这是12月24日12时8分，开始天低云暗，乌斯怀亚在阴云宠罩下渐渐远去。不久，云开雾散，太阳露出了笑脸。船只沿着比格尔水道向东航行，这条海峡初看起来很像一条江，水面只有几百米宽。海峡迤北是归属阿根廷的火地岛，南面的皮克顿岛、伦诺克斯岛、努埃瓦岛以及面积最大的纳瓦里诺岛均是智利的版图。两岸雪峰透迤，连亘不断，时而露出陡峭的岩岸，时而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中出现一座小小的村镇。船只在智利引水员的导引下，穿行在弯弯曲曲的海峡里，如在画中游。 乘着比格尔水道风平浪静，我走进船舱中部宽敞的会议室。55岁的南极考察编队总指挥陈德鸿，在沙发上接受了我的第一次采访。 我向他提出的问题是横渡太平洋的情况和即将开始的远征，这是一次很轻松的交谈。 陈德鸿是江苏射阳人，不久前在太平洋上过的55岁生日。他中等身材，长期的海上生活和军人的素质使他的体质很适应艰苦的环境。他喜欢穿一身蓝色的运动服，休息的时候喜欢对奕或者打打扑克。他的笑声是很富有感染力的，听见他的笑声，你会有一种安全感，那准是我们的船队航行顺利，各方面的工作都进行得有条不紊。我后来甚至从他的脸色，他的举止，多少也能揣测我们船队的动向。 “你晕不晕船？”他关切地问我，“晕船，我这里有小米，可以给你熬粥喝……” 我回答他，我不晕船，但我想吃他的小米粥。 “那不行，只有晕船的人才有资格喝小米粥。”说罢，他爽朗地笑了。 我们的谈话就以这样轻松的方式开始了。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包括两船两队，即“向阳红10号”船和海军“J121号”船，两队是南极洲考察队和南大洋考察队，共591人。 “我们这个编队，又叫625编队。1984年6月25日，赵紫阳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在南极建设中国南极长城站并进行科学考察的报告，所以就把这一天作为编队的代号。” 陈德鸿有很好的记忆力，他接着向我简要地回顾了太平洋航程的经过。 船队于1984年11月20日离开上海，在锚地用了两天时间补充给养，于22日按预定计划出发。 “我们从北纬30°到达南纬55°，又从东经120°到达西经66°，越过13个时区。途中经过琉球群岛、加罗林群岛、西萨摩亚、社会群岛和土布艾群岛，从北半球进入南半球，其中在12月1日9时12分过赤道，12月4日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由东半球进入西半球。”陈德鸿说，“在这次航行中，经过了北半球东北信风带、南北半球的东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和南半球盛行西风带。刚出航不久，遇到两个台风易形成区，必须改变航线，避免台风可能袭击的危险。进入太平洋不久和赤道附近，两条船的主机都出现较大的机械故障，在高温下连夜抢修，保证了继续航行……” 我在离开祖国以前——我是11月28日由北京启程飞往美国的——已经从国家海洋局耳闻船队遇到了狂风恶浪的消息，船上有很多同志晕船，他们戏称为“交公粮”，有的人后来夸张地说：“当时难受得简直想跳海！”这虽然是夸大之辞，但也可想像风浪颠簸之剧烈。两船的主机出现机械故障，我也听说了。在我们从北京首都机场乘坐民航班机前往纽约的那天清晨，我们临时接到一项紧急任务，把一个体积庞大的木箱运往阿根廷火地岛，里面装的是“J121号”船急需的配件。海军部门星夜将它运往北京，一直送到首都机场，把它交给我们。大知道，这是多么累赘的家伙，简直像口大棺材。我们一路上带着它，从北京飞往旧金山，飞往纽约，然后改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阿根廷……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美国海关人员为了这件奇怪的大木箱，对我们盘查不休，大概还以为我们是偷运秘密武器呢。 陈德鸿继续说：“这次全程航行共28天零4小时，航程15，021海里。在这28天里，在五六级风浪中航行达18天，其中大浪大涌14天，巨浪巨涌4天…… “在这样长的时间和这样的气象条件下，全船同志日夜兼程，昼夜值班，人员是比较疲劳的。船队昼夜不间断地航行，从太平洋最西岸到南美洲最南端，这在我国航海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开辟了一条联络南美的新航线。” 他的话锋到此一转，接着抬高声音道：“我始终认为，比起南极建站和科学考察，胜利地到达乌斯怀亚，只不过是万里征途走完第一步。从现在起，必须首先保证安全抵达南极，由于这段航行将要通过疾风和浮冰的南极海域，要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其次，要把449吨建站物资安全无损地卸上岸。”他最后说：“只要把物资卸下去，建站的成功就有把握了，然后便是集中全力建站，开展科学考察。” 陈德鸿把他的全盘计划称作一项精密细致的系统工程。他打算像指挥一个重大战役那样，打好这一仗。 当天下午1点15分，船只停泊在圣比奥角，这里是比格尔水道的东口，辽阔的大西洋展示在我们面前。船只在这儿停了一个多小时，各种海洋调查的仪器都开始正常运转，气象部门正在紧张地收集气象资料，据他们掌握的气象情报，我们前面所要穿过的德雷克海峡——这是从美洲大陆前往南极的必经之路——在它的西部产生了一个低气压，那是风暴形成的征兆。为了抢在风暴到来之前，陈德鸿总指挥向船队发出命令：“立即启航！” 我走出会议室，准备回到自己的舱室。译电员小黄匆匆过来交给我一份电报： “你是光明日报记者吧，这是你的电报。” 我上船不久，很多人还不认识我。 电报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的名义发来的，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国内的指示： 《火地岛上的中国客人》在今天一版发表，很精彩。相信你会以典型题材连续发回中国考察队的英雄事迹。保重。辛苦了。新年好！ 杜导正 1984年12月21日 我极力从这些汉语拼音组成的电文中看懂了来电的内容，然后默默地走到船舷，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这是一个好兆头，我的第一炮打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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