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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1937年就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科学的进步是一种增长的活动或积累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革命的延续。许多科学家和科学评论家接受了这一观点，其中有化学家J．B．科特南和物理学家E．卢瑟福；而且（将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看到的）至今仍有少数人仍在坚持这一观点。但是，到了2O世纪扣年代，科学史家们开始接受科学革命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了三部重要著作的影响。这三部著作是：H．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1949年初版，1957年再版）；A．R．霍尔的《科学革命：1500－1800》（1954年初版，1983年再版）和T．S．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初版，1970年再版）。巴特费尔德和霍尔只是肯定了科学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因为巴特费尔德仅向人们介绍了另一种革命——近代科学革命。但是，库恩的著作一出版，科学革命作为有规律发生的现象，就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了。 根据通常的说法，是巴特费尔德把“近代科学革命”这一术语引进历史的话题中的。而当我有一次向他问及这个问题时，巴特费尔德（他一直对史学史研究很感兴趣）答道，他完全意识到他在传播“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时所起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这一观念并不是他的创新。事实上，我们仔细阅读一下《近代科学的起源》，可以发现：这本书是在1984年的一系列讲演稿的基础上写成的，由此表明他并非认为他是这一观念的创始人。 然而，巴特费尔德在使“近代科学革命”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以强有力的和雄辩的事实宣称：近代科学革命的最终结果“不仅使繁琐哲学黯然失色，而且使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解体。”“它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科学的权威，而且推翻了古代科学的权威。”此外，这场革命“远远胜于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的任何事物，它使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黯然失色。”巴特费尔德是一位普通史学家，而不是一位科学家或科学史家，因此，他的戏剧性的结论特别对其他有名望的史学家和哲学家产生影响（甚至对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也是如此）。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能把从伽利略到牛顿时期现代科学的突变事件，恰当地看作历史上的主要革命。怀特海认为，按照“天才世纪”的简单规则，那个时代的伟大的科学事件是与伽利略，牛顿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巴特费尔德为了强调那个时期科学思想的革命性质，用了这样两个词组：“英勇的冒险”和“人类实践的伟大乐章”。首先，巴特费尔德强调了他叫作带着“各个不同类别头衔”的革命的影响，并且，他避免了用宗教改革的或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来轻易地解释革命。 在《近代科学的起源》一书中，巴特费尔德不仅给近代科学革命以突出的地位，尽可能地把它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最著名事件，而且，他提到了“化学领域里的一场滞后的科学革命。”如此表明，他意识到了一场滞后的牛顿革命，这可能侧重的是“化学领域里迟到的科学革命”与长期流行的术语“化学革命”相比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变种。化学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的大师拉瓦锡提出来的，自M．贝特洛的《拉瓦锡化学革命》（1890）一书出版之后，“化学革命”广为使用。我必须承认我从没有确信：这就意味着科学革命是“滞后的”，只是因为“滞后的”这一术语，更有助于理解自然事件，例如像后来关于雨的解释。巴特费尔德没有让读者清楚他所指的“化学上的科学革命”与“拉瓦锡化学革命”之间的概念有什么真正的不同。他尽最大可能地表明近代科学革命对最初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影响，而不是对化学革命和直到法国革命出现的类似的化学革命的影响。即：在近代科学革命改变各门学科的进程中，化学革命的到来要比天文学和物理学晚一个世纪左右。 巴特费尔德的影响是随这一事实的出现而不断扩大的，即，他的著作正作为对科学历史的专业领域的积极探索而出现，并使之推广到许多知识领域：普通历史学，哲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许多科学的应用，国际核武器的控制问题，对未来的希望与恐惧共存，这使科学和技术引起了许多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真正的关注。这种关注使人们对科学史，科学革命以及对科学革命创立的现代科学的应用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巴特费尔德第一个对科学革命（近代科学创立的革命）的令人震惊的论述，恰恰是在此时出现的，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几乎立刻被作为初级学生和高级学生的公共教科书。这种定论作为权威性的论断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和科学家。 早期著作家论革命 然而，巴特费尔德并不是20世纪以来第一个详细论述科学革命的历史学家。许多被巴特费尔德引证过的重要著作家在早期都讨论过科学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这样的论题。M．奥恩斯坦医生是这些作家中最早的一个，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医学论文《17世纪科学协会的法则》于1913年出版。它至今仍然是经典著作；该书分别于1928年和1975年两次重印。奥恩斯坦除了把近代科学革命作为单个的统一的运动来分析外，她还把科学革命的概念用于规模较大的革命中的特殊事件。例如，她提到望远镜时说“它使天文科学彻底革命化了。”她提到了“林奈的革命著作”，“光学的革命性变化”，“大学中的革命”（1928，8，13，249，262）。奥恩斯坦特别提到了发生在17世纪前半期的一次变化，它“比起先前时期逐渐进化以来，似乎更像‘变异”’（p．21）。她这样概括她的发现：“在17世纪后半期”，科学协会是文化的产物，“更像科学革命的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她断定：“与许多载入史册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的革命相比，在思考和探索的基本习惯中存在着一场革命”。这最后引证的夸大成份，是因为巴特费尔德在后来的解释中用了标准的术语。对我们来说，可能最为突出的是：在她的讨论中没有指出但我们能够找到的一条线索：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就像科学革命的概念，可被用于任何其他的事务，而不仅仅是历史学上解释和分析的一个标准模式。 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A．A．玻特的学者，他对巴特费尔德和许多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他的历史学及其评论文集《现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925），在近代科学革命时期，作为对科学哲学基础的经典研究，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玻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后来，他放弃了对早期思想及其意义的研究，转而专事宗教哲学。 玻特的书有一多半是论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吉伯和玻意耳的，其余的论述“牛顿的形而上学”。在玻特引用的一篇参考文献中介绍牛顿时说，是牛顿引发了突出的事变——“崭新的知识革命”（p.203）。然而，玻特在阅读了牛顿的著作后认为，这个推论具有“悲观”色彩。因为，牛顿“以他权威的见解，应当在他丰富多彩的工作中对所用方法做清楚的陈述”。玻特仔细查阅了牛顿的各种论文，试图为“这种陈述找到任何特殊而详细的说明”，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在这个有着很大影响的历史研究中，玻特还提到了“R．玻意耳的化学革命”，他使用了这样一个题目“特殊的假说和实验的方法，而不是几何学的归纳法”（p．200）。对玻特来说，在开普勒和伽利略时期，“科学中精确数学的运用按照其秩序”，带来了“一场著名的形而上学革命”（p．156）。玻特还提到“天文学革命”。伽利略的“因果关系的实证概念”和相伴随的科学被认为是一场“完整的革命”（p．89）。玻特认为，这是描述“伽利略革命的伟大性”（p．93）的一个恰当的词组，而且它包含了“循环式革命”的旧式解释，即从某点出发，又回到该点的一种封闭运动。在描述伽利略时，玻特提到了一场“思维革命”（p．84）。A．柯伊雷和巴特费尔德后来更充分地发展了这个思想。在玻特的论文中，人们还能看到“哥白尼革命”（p．50），它被说成是“最根本的革命”，人们认为玻特确信：道路是由“像库萨的尼古拉这样的思想家的自由宣哲”（p．28）铺成的。玻特讨论了哥白尼革命的远景，认为他的体系的“简洁性”能“正确地…减少他的革命观念确实会引起的某些偏见”。而且，在对这一事件的一般性介绍中，玻特列举了出现在当代科学的前两个关键世纪中的所有基本的发明，他认为“在1500-1700年间，这种革命确已发生”（p．16）。 玻特的著作开辟了一种科学思想的新领域——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宗教含义。就展示的程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科学是“与历世纪和问世纪的哲学和宗教思潮不可分割的”（格拉克1977，63）。但就现在的背景来看，这种经常重印的著作，对于近代科学革命和“基本”的哥白尼革命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在涉及17世纪的科学中使用革命概念的另一位著作家，是哲学家怀特海。他认为，望远镜“可能会作为玩具而保留”（1923，165），而在伽利略的手中“它（望远镜）却引起了一场革命”。然后，怀特海尽力去“解释伽利略带给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的革命思想”。怀特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一书（该书是根据他1925年在波士顿的洛韦尔讲座的讲稿整理成的）中一再提到他称之为16世纪的“历史的反叛”，他认为，这种反叛包含着科学，在科学领域中，“这意味着要求实验和推理归纳法”（p．57）。虽然，在涉及到伽利略时，他并没有专门使用“革命”这个词，但毫无疑问，存在着对伽利略革命影响的评论。“对人类有史以来的观念产生了最根本的变革”（p．3）。然后，他继续说了一句值得记住和经常被引用的话“自从基督降生在马槽中，不知是否有过如此小的涟俯竟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这对伽利略革命来说，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隐喻，因为伽利略自己的风格是好斗的，他力求建立新哲学、新科学和新天文学。他力求去消灭反动势力，他确信这种反动势力在奴役中控制着他的上帝，在科学中导致谬误。但是，怀特海试图用历史学中立的观点去观察那时的事件，也许，对特伦特俱乐部P．萨皮的历史来说，它只适合作男人们的消遣读物。今天，值得注意的是，怀特海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对他写到过的伽利略的审判作了很大的改动，他以前把17世纪伽利略受到的审讯、悔过和宣判称为“温和的谴责”和“光荣的禁闭”（p．2）。我承认怀特海的介绍是试图去表达这样一种感觉，伽利略科学的革命性含义，没有清楚地向他的同代人表示出来，也没有真正地对他们的思想产生直接的和强烈的影响，因此，著作家们仅仅是使用“温和的谴责”这种提法，几乎和人们惩罚一个瘦弱顽皮的孩子一样轻描淡写。 本世纪20年代，又一本受欢迎的书是J．H．小兰德尔所著的《当代精神的产生》（1926年初版，1940年重印，1976年再版），当时，年轻的哲学家小兰德尔只有20岁。小兰德尔认为：从中世纪到近代世界促成的伟大革命运动既不是文艺复兴，也不是宗教改革，而是受到了“科学不断发展的影响”（p．164）。“无论几个世纪以来取得过怎样的胜利，注定要在人们信仰中发动一场最伟大革命的，既不是人文主义，也不是基督教改革，发动这场最伟大革命的是科学”（p．203）。接着，小兰德尔讨论了哥白尼的著作，他认为，哥白尼的思想中，没有什么真正是革命的，除了对他介绍的“旧作家们已发现的谬误”和“甚至观察和常识是难免有错”（p．230）这一思想的“否定意向”。小兰德尔对“哥白尼革命是由伽利略完成的”（p．235）这种见解十分敏感，他赞成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比哥白尼和伽利略革命“更有意义的是创造了新物理学的笛卡尔革命”（p．244）。在科学中，他不仅对照“哥白尼和笛卡尔革命”，发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天文学的一场革命”（p．242）。而且，把斯宾诺莎发动的革命和笛卡尔发动的革命联系起来，看作是“人们信仰上的两次重大的革命”（p．247）。小兰德尔提到了后来的革命，他引用狄德罗的话来表述，我们“正处于一场伟大科学革命的关节点上”（p．265）。他也注意到了：当代革命已显示出了修正“牛顿体系的美好前景”（p．254）。牛顿和洛克“在思想的信仰和习惯中对革命产生了影响”，这正适合塑造一个“启蒙和理性的时代”。《当代精神的产生》论述了许多这样的科学革命。 历史学家P．史密斯把近代科学革命这个词组作为《现代文化史》中一章的标题，显然，他是特别强调近代科学革命的。史密斯像巴特费尔德一样，是一位通史学家，而不是一位科学家，甚至不是一位科学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是撰写了关于伊拉斯谟的学术论文。史密斯最早认识到科学及其历史将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他对科学的杰出贡献可以通过他著作的第一卷的副标题表明出来，即：“伟大复兴1543－1687”。那个时期，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和牛顿的《原理》相继问世。然而，在强调科学的革命时，史密斯却举出另一位普通史学家J．H．罗伯森的例子，罗伯森的《精神发展论》（1921）有一章题为“近代科学革命”。史密斯认为近代科学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并以类似于奥恩斯坦和巴特费尔德的夸大的华丽词藻）坚持认为它是“超过有史以来前人所作过的一切的科学成就”（p．144）。 1939年，科学家J．D．贝尔纳出版了一本具有挑战性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是在科学和社会之间随意建立秩序。考虑到作者的政治态度，对他很少涉及科学革命，我们并不惊讶。在他涉及的革命中包括：伴随“农业的发明”出现的“人类社会的第一个伟大革命”（p 14），17世纪的“精神革命”（p．27），‘“革命的……机械学新思想”（p．167），“是随着炮弹的飞行而产生的”。20世纪初期“通讯和运输方法的改进”（p．170）是“同时使数百万计的人同时而直接行动的可能性革命化了”，“伟大的化学革命”（p．335）是“拉瓦锡创立的”，以及“20世纪伟大的量子革命”（p．368）。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p．392），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起了更大。更有意义的作用”（p．343），而且成为矿山技术中未来革命的基础，但是，贝尔纳并没有认真地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科学革命的主题，虽然，他详细描述了近代科学革命的性质和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更多地涉及17世纪一般的革命概念。这一主题只是出现在单独一书中，这一节开头有个副标题：“近代科学革命：资本主义的任务”。而当贝尔纳在20世纪SO年代巴特费尔德后扩充、修改和完全重写这部书时，他广泛使用了革命的概念，以至于读者能十分容易地得到这样的印象：科学革命已成为他的历史思想基本框架的一部分（贝尔纳1954；1969）。贝尔纳四卷一套的《科学史》第二卷的标题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由此带来了这样一种情形：在此后30年左右，科学史的创作文献中已到处是近代科学革命和科学中的革命了。因此，贝尔纳著作的两个阶段反映了时代的特征。这两个时期就是：1950年前，是开始认识革命包括近代科学革命这些概念，而1950年后，则是这些概念作为我们对科学变化的理解的本质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亚里山大·柯伊雷的开拓性作用 我将用对亚里山大·柯伊雷的讨论来总结前巴特费尔德研究。柯伊雷是本世纪50-60年代中在科学史著述中最有影响的人。至少在巴特费尔德前十年，柯伊雷就把科学革命的观点作为一个中心的组织原则而加以有意义的应用。他1939年出版的《伽利略研究》普遍被认为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是“科学研究中的一场史学革命”（库恩，1962，3）。作为这场革命的结果，科学史家已不再去寻找“古老科学对我们现在的永久奉献”。而是“试图去展示自己那个时代科学的历史完整性”。因此，像库恩所作的那样，例如：新的科学史家“不是去探寻伽利略的观点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而宁可去寻求他的观点与他那个团体人们的观点（例如：他的老师，同代人以及科学界最近的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同上）。此外，“他们坚持研究科学共同体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上类似（通常又远远不同于现代科学的观点）的人们的观点，并给予这些观点最大的内在一致性，使它们最大可能地适合于自然界”。 这种新的探讨（也许最好的例证在A．柯伊雷的著作中）集中于一种新的概念分析，不仅关心个别科学家的思想，而且也关心同时代科学的，哲学的，甚至宗教的预想；包括根据盛行的或“已接受”的哲学或论题而获得的科学的可接受性或崇高性原则（霍尔顿，1977）。柯伊雷的分析对17世纪的研究带来了某种显著的变化，例如：像亚里士多德宇宙的解体，空间的数学化等，这些变化在特征上是如此重要，就像发动了一场知识革命。 柯伊雷著名的《伽利略研究》是以这样一个宣言开头的，我的目的就是进行一项“科学思想的进化（和革命）的研究”。他把“17世纪的科学革命”看作是人类思想中的一次“真正的突变”，在特殊意义上，“突变”这个术语已被G．巴克莱所采用。柯伊雷认为，自古希腊对宇宙的最早研究以来，“突变”一直是最重要的。科学革命是“已被表述和产生成果的近代物理学（或更精确地说是经典物理学）的一种意义深远的知识变革”。这种突变基于一种重要的“空间几何学化”，实质上就是由欧几里德的“抽象空间”取代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有形的宇宙”（1939；1978）。柯伊雷确信：17世纪科学的革命性变化只是“人类思考其自然环境方式的变化”。正如R．霍尔（1970，212）所说，柯伊雷“一再坚持，促成古典科学发展的变化既不是社会经济性的，也不是技术性的，更不是有关科学的方法论的”。R．霍尔概括说：“在文艺复兴晚期，对知识变革总特征作这种表述，不能不使历史学家把科学革命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戏剧去对待”，把“它的次要的情节都作为伟大的剧情。到了17世纪中、后期，这出戏的高潮逐渐出现了”。（p．213） 巴特费尔德深受柯伊雷著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像伽利略的柏拉图主义，数学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宇宙的解体以及在科学革命中所谓的实验的次要作用这些独特的题目中，而且，他还接受并且实际地运用了柯伊雷的观点，即人类思考自然现象的方式中发生了本质变化。 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革命概念 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革命概念相当明显地不同于通常的科学革命，甚至不同于涉及18和19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不同于20世纪头几十年所表达的科学革命。据他看来，没有法国和俄国革命模式的革命。相反，他把近代科学等同于从哥白尼那个时代，或伽利略和开普勒那个时代以来的现代科学的全部发展。虽然，巴特费尔德谦虚地说他并没有引进新的概念，而且，谨慎地谈论“所谓的科学的革命”，或“被叫做科学革命的东西”，他指出：近代科学革命在伽利略，或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不仅仅是单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正如奥恩斯坦，玻特和柯伊雷已经描述的情况。巴特费尔德认为：革命将成为一种延续历史或创造历史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将历史推到我们面前。因此，在他的著作中，近代科学革命出现了类似于马克思的“永久革命”的特征。他在谈话中经常讨论这一点，而不是在书中写下来。 因此，巴特费尔德第10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近代科学革命在西方文明中的地位”。很明显，使近代科学革命以这种意义出现，这就意味着不仅是把一个新因素与当时其他因素一样引入历史中，而且，“它证明了科学具有如此增长的能力，在它的应用中具有如此宽广的领域，以至很早以来就明显起了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开始去控制其他的因素”（p．179）。总之，近代科学革命不仅标志着许多伟大的变化，而且成为当代科学的根基。巴特费尔德兴奋地说：“我们现在说西方文明附带着日本这个东方国家，而不再是希腊-罗马哲学家的意识，这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徒，我指的是科学，是17世纪后半叶以来，就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思维模式和所有的文明设施。 此外，巴特费尔德确信：“今天，我是这样一种位置上去了解它的复杂性”，这比起我们之前这个领域里活跃了2O年甚或50年的前辈来说，当然更加清楚了。他使我们清楚了：我们（在1949年）没有戴“有色眼镜”，我们也没有“借古喻今”，在20世纪40-50年代中，“已被揭示的事物，只是更生动地产生了深远的、重要的转变，世界在科学革命中已经度过了300多年”。革命在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因此，对巴特费尔德来说，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意义随着科学在后来，甚至是近来的发展而增长和澄清。这有助于去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前辈很少意识到17世纪的意义和近代科学革命的至上的重要性。为什么他们要关注文艺复兴或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文明在17世纪已获得了它的现代特征，尤其是通过近代科学革命，或在与近代科学革命的关系中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自基督教产生以来，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出现可与之相比的里程碑”。 科学史家们对革命的应用 前面的例子表明，科学中的革命和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突出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前许多重要著作家的著作中。此外，这类革命在柯伊雷或巴特费尔德前的最通用的教科书——W．C．丹皮尔经常再版的《科学史》——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例如，他在1929年该书初版时讨论了“由哥白尼理论引起的”一场天文学革命；牛顿时代人类理性观的一场革命；19世纪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的一场“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还有革命性的物理学发现以及“生物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成果，当时生理学和心理学发现了意识和物质的联系，同时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丹皮尔也提及了“心理学中的革命”，以及由20世纪数学和物理学产生出的“一场名副其实的思维革命”。在这部书中，他虽然频繁使用“革命”这个字眼，但他没有明白展示关于科学革命的发展理论，也没有把科学革命的概念作为重要的主导思想。另外，近代科学革命也并非他著作的主题。 尽管革命这一主题时常出现，但是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家们像我们今天这样承认近代科学革命的存在，并把这个思想作为主导原则，或是普遍意识到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有关科学史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既没有提及科学革命的概念，也没有提及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例如，近代科学革命这个思想在R．K．默顿1938年出版的《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经典著作中，明显地没有作为一个技术术语和一种思想出现；而且默顿也没有提及科学革命。其次，这样的术语也没有在苏联学者B．赫森1931年写的著名文章（1931，1971）中出现过，这篇文章被看作是对“牛顿原理的社会及经济根源”运用开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同时，在G．N．克拉克1937年出版的一本针对赫森理论的书《牛顿时代的科学和社会福利》中也没有出现过“近代科学革命”这样的名词；最后，在H．格拉克1952年出版的《西方文明的科学》的开创性总结中，“近代科学革命”既非主题也非副题，书中涉及科学时唯—一次用到“革命”这个词，是在提及拉瓦锡化学革命时。 在近代科学的编史工作中，1954年A．P．霍尔的《1500－1800年的近代科学革命》一书出版堪称一件大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当代科学态度的形成”，尽管霍尔（vii，375）承认H．巴特费尔德著作的重大意义，他的这本书仍是第一部主要论述近代科学革命的著作。霍尔强调了在16世纪开始出现的“互补”类型的科学发展——“理论概念和事实发展的两条明确的路线”，在“科学中持续明显地同步发展”（P．37）。他认为“16世纪的科学精神很自然地从中世纪的成果和进步中发展起来”。通过吸收大量的学术思想和尽量采用A．柯伊雷的研究思想，霍尔把读者引向伽利略思想的根源——那种导致他的两项伟大贡献的思想的发展。霍尔发现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1638）并没有像伽利略原来设想的那样在动力学中引发一场真正的革命，就如《对话》前几部分现在只是被看作是“两种宇宙论各自优劣进行比较的论述”（p．77）。他在书中这部分结束时提出了意义重大的预见：下个世纪“科学的主题是借助伽利略对运动的描述分析，用笛卡尔力学原理广泛地解释自然”（p．101）。霍尔在每一章都采用了一整套新的概念分析。科学史传统著作中特有的一系列英雄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和事实，理论和实验或观察渗透到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大背景中的这段历史。如果说，H．巴特费尔德像个有无资而又有激情的业余爱好者突然涉猎科学革命史，那么，R．霍尔却绝对是个有才识的内行。 霍尔以前出版过一本专著，《17世纪的弹道学》（1952），这本书预示了他以后卷入了对技术史的深入研究。所以我们并不奇怪他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一章讨论“近代科学革命的技术因素”，在这一章中，他阐明了对手工机械传统以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真知灼见。回顾一下，他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科学器械的讨论（pp．237—243）——在A．沃尔夫的《16、17世纪科学、技术与哲学史》以及他的论述18世纪的类似著作中，进一步介绍和阐明了这一论题。霍尔一直在写作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科学，并准备完全重写开创性的著作《科学史》（1983年修订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他预言从1500-1800年这个300年内的近代革命时期是历史上最长的革命时期。 近代科学革命史的不确定性 稍作考察即可知道，则世纪有些科学史家和哲学家一直使用着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然而，在1950年以前，尽管关于近代科学革命和科学上某一次革命的确定的个人观点时常出现，这些观点却从未有意识地用于组织一场历史学讨论。人们对是否存在近代科学革命以及革命的性质，组织结构等都不甚感兴趣。我发现在1950年前后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著作中很少关注这些话题，这和科学家们的著作，尤其是那些大声疾呼反对科学革命的科学家们的著作形成鲜明对比。早期科学史家们通过对诸如“近代科学革命”这些词的运用的忽视态度，来表明革命尤其是近代科学革命在科学上所起的作用之微弱。当今关于科学史的论著中包括以下学者一些各种各样的观点：“A．孔德是首先意识到近代科学革命并为其命名的”；“近代科学革命”这个惹眼的术语来源于并不久远的1943年，当时A．柯伊雷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近代科学革命这个词概括了一个时代，并且归纳概括了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我认为这个词最初是由H．巴特菲尔德在1948年首次使用的”。据我所知，追溯科学革命概念的起源唯一严肃的努力得出的结论是：“1755年，D．狄德罗引进了科学革命的概念”。这些例证说明学术传统中并没有包含贯穿20世纪的科学革命和近代科学革命的主题。 20世纪50年代，近代科学革命理论的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特费尔德和柯伊雷的努力，柯伊雷的《伽利略的研究》于1939年在法国出版，此书成为大战的牺牲品，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出现在学术界。但巴特费尔德和柯伊雷都未更多地推进较小的科学革命和运用这类概念，这一主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并不特别突出。所以这个问题留待T．S．库恩解决，他使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完全认识到科学发展的这一特点，并把学术界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主题：革命并非仅仅出现在科学中，而且是整个科学事业的常规。在前几章，我提到这种成就最终与大众对库恩的特殊理论“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认同是无关的。同时我还提到他的影响的重要特色是把学者的注意力从学术纷争的观念中转移到个别科学家或派系之间的纷争中。库恩的影响可以看成是把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对一个大规模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关注转向个别的小规模科学革命。即使我们认为还有第二，第三或是第四次近代科学革命，与大量科学中的革命相比，这也仅仅是一小部分。此外，库恩从整体上观察了在科学领域的革命并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对本书中的几场革命（哥白尼，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革命）进行了讨论。 关于近代科学革命的研究 很自然地，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存在的认同刺激了许多新的关于那场革命的性质的研究。其中一项研究导致了推翻A．柯伊雷最热衷的主题，也就是得到H．巴特费尔德认同和响应的主题——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实验的地位和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尤其是柯伊雷坚持认为据传由伽利略和帕斯卡等人进行的实验记述实际上是哲学的传奇故事，它们是编造出来为他们的研究寻找的冠冕的经验性依据。例如，他认为伽利略并未进行过在《两种新科学》中描述的那次著名的斜塔实验。但柯伊雷通过伽利略的叙述得出对1／10脉冲的不同实验得出的观察结果存在一致性，但当T．B．塞托制造出和伽利略描述的那个实验中相似的仪器并重作这个实验时，他发现很容易达到这种精确度。最近，S．德拉克发现新的手稿证据说明伽利略早期关于运动学的发现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当然，柯伊雷强调用新思维看待伽利略的运动的作法是对的，但新思维需要实验来帮助发现，需要把实验当做发现规律的检验标准。 现在正探讨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另一个方面是炼丹术、炼金术等这类被强调理性科学的学者们忽视的思想背景。这一领域的先锋，并发挥了重大影响的是已故的F．耶茨。我们对这些学科在科学发展上产生的影响，甚至这类研究对牛顿这类人物产生的真实影响进行估价还为时过早。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切得知牛顿对炼金术和预言学的研究深入持续了多年。若有可能发现他参与到我们称之为非科学领域或非理性思想中的理性活动影响他的科学研究到了何种程度时，这将是富有挑战性的一件事。 对于科学活动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着，一些论著有相当价值，很多学者从社会因素的影响角度发表对近代科学革命的理解。但迄今为止，还存在含糊的被忽视的关于科学革命的心理研究。这是一个无人涉足的领域，这片大有希望的领域可能为科学革命研究开出一个全新的天地，因而在科学及科学活动的学术分析中开创新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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