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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生物界时，我们不能不对动植物的巨大繁殖力产生深刻印象。由于大自然的产物变化无穷，它们要达到的目的又各不相同，它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的确几乎是变化莫测。但是，无论它们缓慢增长还是迅速增长，只要它们以种子或以世代增长，它们的自然趋势必定是按几何级数增长，即以倍增的方式增长；在任何一个时期，无论它们按什么比率增加，要是没有其它障碍妨碍它们。必定以几何级数增长。 小麦在其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丧失大量种子。如果实行点播而不是以通常的方法播种，两配克麦种就能有高达两蒲式耳的收获量，因此，收获的小麦是播到地里的麦种的四倍。《哲学学报》（1768年）刊登了一篇有关一次实验的报道。报道说，把一棵小麦的根分出来并移植到适宜生长的土地上，结果收获了50多粒麦子。但是，不举特殊的例子，也不讲特殊的耕作方式，大家都知道，对产量的计算常常是根据在不同的土地上和在不同的国家里以平常的耕作方法进行小麦生产的实际经验作出的，还估计到所有的平常种子被毁坏情况。 洪堡已搜集到这类物品的一些估计数字，从中可以看出，在法国、德国北部、波兰和瑞典，一般说来，1粒麦种可收获5、6粒小麦；在法国一些肥沃的土地上1粒麦种能生产出15粒小麦；在皮卡迪和法兰西岛的沃土上每粒麦种能收获8至10粒麦子。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每粒麦种能生产出8至10粒麦子。在拉普拉塔王国，每粒麦种能生产出12粒小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附近，每粒麦种能产出16粒；在墨西哥北部，每粒能产出17粒；而在墨西哥赤道地区，每粒能产出24粒。 现在假设，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平常的耕作方法，每粒麦种能产出6粒小麦，可以确切他说，小麦具有以几何级数增加的能力，即每年增长5倍，可以有把握地作这样的计算：假定从一英亩产量开始，人们能够迅速地把肥力相同的土地准备好，而且任何麦种都不浪费掉，则其增长率将提高到14年后小麦能完全覆盖住整个地球陆地的表面。 同样，人们凭经验会发现，在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地上，估计到通常的死亡率和偶然事故后，绵羊的数量平均每两年翻一番。确切他说，绵羊具有按几何级数自然增长的能力，其公倍数是2，期限是2年。可以有把握他说，假如能将肥力相同的土地迅速地准备好，而且任何羊只都不消耗掉，要是我们从一英亩土地所能承载的足够数量的羊只开始，其增长率将提高到，在不到76年的时间里整个地球陆地表面就会完全被羊只覆盖。 即使从上述增加得非常快的食物中扣除充分供养人类所需的部分，即使人口的增长和过去一样快，扣除的部分相对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食物的增长率仍会非常高，一直要等到发生了以下两件事情的时候，这种增长才会被阻止，一是人类将缺乏自然意志来作出努力使食物的增长超过可能的消费量，一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类会绝对没有能力预备好相同质量的土地以使同一增长率能保持下去。 由于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尽管动植物具有巨大的繁殖力，然而，它们的实际增长力是极低的。显然，仅仅由于后一个原因并且在进一步增长最终停止以前，它们的增长率必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要最开化的人们作出努力使地球上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目前正在耕种的土地那样的肥沃程度是做不到的；而且，实际达到上述目的，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以致在早期就会使食物的自然增长受到经常而巨大的阻碍。 尽管人类在智力上高于其它一切动物，但是不能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的自然法则与人们看到的普遍存在于生物界其它部分的自然法则有本质的区别。人类的增长可能比大多数其它动物要慢，但是要养活人类，食物是同样必不可少的；要是人类的自然增长力超过有限的土地所能长期提供食物的能力，那么，人类的这种增长就必然经常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阻碍。 在维持生活的手段上，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主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极大地增加生活资料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显然受到缺少土地这种状况（地球表面很大一部分是不毛之地）的限制，它还明显地受到对已耕的土地不断追加资本而所获得的农产品的产量的比例却不断下降这种情况的限制。 然而，我们必须特别地将人类的自然增长能力同土地这种递减的、有限的农产品的增长能力作一比较，以便弄清楚：在土地全部得到开垦和地球上住满了人的情况下，人类的自然增长力是否绝对不会经常地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阻碍；要是情况果真如此，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为了确定人类的自然增长力和人类增加农产品的能力所作的努力中，我们除了过去的经验以外没有其它的指南可以遵循。 我们从经验中得知，对动植物增长的巨大抑制是空间和养料的不足；这种经验也会指引我们去查明，在空间最充裕、养料最丰富的情况下这些动植物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增长。 依照同一原理，在存在大量优质土地、生活必需品的绝大部分实际上分给社会大众的情况下，我们当可看到人口在实际上最大的增长。 就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国家而言，美利坚合众国--以前大不列颠在北美的殖民地--几乎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美国不仅拥有大量优良的土地，而且，从它的分配方式和农产品的销售市场看，那里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巨大、更为经常，与其它那些拥有同样多或更多的耕地、其土地具有同样大或更大肥力的国家相比，美国把更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分给了劳动者。 那么，我们当可看到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力非常引人注目（无论它可能多大）；因此，看来美国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比我们所了解的任何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要高得多，尽管美国除了拥有充裕的优质土地和对劳动的巨大需求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因素。 前面已谈过，所有的动物，根据人所共知的法则，必定具有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能力。那么，人类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增长率有多大呢？ 我们自然而然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作为人口增长率最高的例证的那个国家，幸好那里已进行过四次人口普查，这种普查每10年搞一次；尽管北美各殖民地早期的人口增长的估计数在缺少更多的确实无疑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对于证明一些非常重要的推论仍然具有充分的权威性，然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这些文献资料，又因为与这些文献有关的那个时期已足够长，从而使有争议的观点得以成立，所以，没有必要再提早期的情况了。 遵照国会的命令，在1790年进行了一次定期人口普查（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次普查基本上是准确的）。根据普查结果，美国当时的白人总数为3164148人。1800年进行的一次类似的人口普查查明，美国的白人总数已增加到4312841人。该国人口在1790年至1800年的10年间已增加了36．3%。如果按这一增长率发展下去，其（白人）人民总数会在22年又4个半月中翻一番。 据1810年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白人总数达到5862092人，与1800年的人口数相比，人口总数在第二个10年中增加了36%。要是按这一增长率继续下去，美国的人口会在大约22年半中翻一番。 据1820年所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美国的白人人口为7861710人，同1810年的人口数相比，人口在第三个10年中增加了34．1%，若以这一增长率继续下去，人口就会在23年又7个月中翻一番。 要是我们将根据这一系列10年中人口增长最慢的10年的增长率计算出来的翻一番时间同25年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间存在着差别，诸如把由于移民或外国人的流入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完全包括在内。 根据从大西洋两岸都能获得的最可靠的文献，在1790年至1820年的30年中移居美国的人数肯定每年平均不到1人。大西洋彼岸最大的权威西伯特博士说，从1790年至1810年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平均不到6000人。按照我国官方的统计资料，1812年至1821年的10年中自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向美国移民的全部人数每年平均不到7000人，尽管这个时期包括1817年和1818年这两个独特的年份，在这两年中向美国移民的人数比这两年以前及其后直到1820年的所有年份中的已知移民人数都大得多。美国官方的统计资料，能够证实该迁入人口平均数的，充其量，也只有自1819年9月30日开始的两年的资料，在充分考虑到从欧洲其它各国迁入美国的移民的情况下，每年迁入美国的移民人数仍然不到1人。 然而，近来有人提出了一种估算任何国家由于迁人移民引起的人口增长量的新方法。恰当他说，当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时，将人口分成10岁以上和10岁以下两部分。所有10岁以上的人口，不包括迁入移民在内，在人口普查前都必定已经出生。因此，酌情减去在这10年中的死亡人数，比剩余的人数还要多的这部分必定是迁入人口造成的，假如我们有办法准确地估算出美国的由于没有出生人口补充而未增加的人口在10年中所受到的损失，那么，这种估算迁入移民的方法是无可非议的，往往是很有用的。 可是很遗憾，这种方法有缺点。甚至美国每年的死亡人数都搞不清。普赖斯博士认为死亡率是1：50；巴顿先生认为死亡率为1：45；而布里斯特德先生则在《美国和它的资源》一书中说，整个美国的年平均死亡率为1：40，最有利于健康的地区为1：56，对健康最为有害的地区为1：35。 然而，即使我们能准确地弄清年平均死亡率，我们还是难以弄清有争议的死亡人数，因为无论按照哪一个死亡率计算，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增长率。下面这张简表把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表示得明明白白。我们得益于一位非常能干的计算专家米尔恩先生，他是《论年金和保险》这一名著的作者。它是依据以下的假设创作的，即：在任何情况下，人民总是受到与到1805年为止的5年间普遍存在于瑞典和芬兰的相同的死亡率支配；今年的出生人数为1人。
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按同样的死亡率，一个由于没有新出生人口作补充、总人数不增加的人口，10年中由于死亡而损失的人数上的差别是，假定人口属于静止人口、50年中翻一番和25年中翻一番这三种情况时，分别为1／5．3692，1／6．6786和1／7．9396。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人口在25年中翻一番时，死亡人数几为1/8。 但是，这几次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成为证明美国人口在某一时期持续不断地在25年中翻一番的确凿的证据；假设这个证据成立（在人们能够拿出相反的证据以前我对此一直加以肯定），则很明显，按照刚才提到的规律推断，迁入移民的总数每年不到1 人。 1800年美国白人的总数是4312841人。要是不把新出生的人数计算在内，人口总数到1810年会减少八分之一，或者下降到只有3773736人。1810年10岁以上的人口数为3845389人；将前一人数从后一人数中减去，其差额或迁入移民总数为71653人，或每年平均7165人。1810年白人总数为5862092人，10年中减少八分之一后，其人数为5129331。1820年10岁以上人口数为5235940人。从前一人数中减去后一人数，其差额或迁人移民人数为106608人，或每年10660人。这表明，正如我们所料，1810年至1820年间的迁確移民人数大大超过1800年至1810年间的人数，但是即使在后一个10年中，甚至包括来自加拿大以及其它国家的迁入移民在内，移民总数也只每年少许超过1 人。 那么，总而言之，要是我们承认1795年至1820年的25年间每年迁入人口的平均增长数为1 人，是大致有把握的；将这个数字运用到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率如此之慢，以致要23年零7个月人口才能翻一番，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在另外的一年又五个月中，按照同样的增长率，拥有5862000人的人口所增加的人数将比每年流入的1 人要大得多。 然而，这种情况不会出现。1821年的《美国国家年度记事》上有一则记载表明，1819年9月30日至1820年9月30日期间有7001人抵达美国，其中只有1959名妇女，其余5042人都是男子。这个性别比--要是它接近代表平均数值--必将极大地降低按同样的比率由这个数字计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 但是，我们先不考虑这些，如果我们假定在1795年至1820年这25年期间从欧洲向美国的移民人数为1 人。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欧洲卷入一场大范围的战争之中，很需要人口，如果我们估计到在这整个时期所有的移民以最高的增长率增加，则余下的人口数仍然足以显示出该人口会在不到25年的时间内翻一番。 1790年美国的白人总数为3164148人。该人口按其以往的增长率，到1795年就会增加到3694100人；假定该人口在1795年至1820年的25年内翻一番，那么到1820年时人口总数就会达到7388200人。但是，到1820年时实际白人总数，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达到7861710人，表明人数多出了473510人。而每年迁入移民为1 人，加上其以3%的增长率（该增长率会使人口总数在不到24年的时间内翻一番）增加的人口，其总数也只不过364592人。 但是，米尔恩先生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几次人口普查最引人注目的证据和几乎只是由人口繁殖引起的增长率的最显著的证据。米尔恩先生在他的《论年金和保险》一书中（读书收有非常有价值的和令人感兴趣的人口方面的资料），已注意到经常的需求压力对瑞典劳动阶级的影响，由于死亡人数愈益增加，它使沃金廷教授和尼坎德教授准确地观察到的该国人口死亡率不能适用于情况较好的其它国家。但是，从普赖斯博士编制瑞典（死亡）表时起，人们看到死亡率在逐步下降；从1800年到1805年底没有发生（食物）短缺和流行病，并且由于使用了疫苗，国家的健康状况已进一步得到改善。他正确地认为，在这5年中所观察到的死亡率可能在人民的状况比瑞典以前的情况要好得多的那些国家中适用。他以此为根据，把瑞典上述期间的死亡率应用于一个假定由于繁殖而以几何级数增长了100多年的人口，以达到人口每25年翻一番。假设该人口为100万，按照假定的死亡率，他参照美国历次人口普查的做法，将该人口分成不同的年龄，然后，将这些不同年龄的人口数同在1800年、1810年和1820年三个时期美国人口普查时各种年龄的实际统计表所分布的同样人数进行比较。 结果如下： 三次不同的普查在各种年龄的人口分布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同假设的人口大体上的相似清楚地证明：
首先，不同人口普查中各种年龄的人口分布情况，必然是相当谨慎地整理出来的，因此，总的来说是正确、可靠的。 第二，假设人口中假定的死亡率基本上不能偏离普遍存在于美国的那个死亡率。 第三，美国人口的实际结构同仅仅由于繁殖而按几何级数正常增长以致每25年翻一番的人口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论，（美国）人口几乎没有受到移民的干扰。 要是除了实际上存在的人口迅速增长的这些证据以外，我们再把考虑到的以下各种情况都加上，那就是：该人口增长率是个应用于非常广大地域的一个平均数，其中有些地方是人所共知的不卫生地区；许多居民必定从事对健康不利的职业并且受到在其它国家普遍存在的妨碍人口增长的那些抑制；而且，在美国西部地区，那里不存在这些对人口的抑制，尽管对迁入的移民作了最充分的估计，该地的增长率仍比一般的增长率要高得多--显然应当肯定，美国全国人口在过去30年中的实际增长率必定大大低于人类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实际增长的能力。 人类按某一个增长率实际增长的能力方面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证据，就是他们按那个增长率实际增加的状况。同时，假如在个别国家出现的特别快的人口增长率没有得到其它证据的证实，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误差或一种偶然事件，而不能据此作出重要结论。但是，目前这个例子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其它国家多次出现的人口增长率，在妨碍人口增长的巨大而又明显的抑制的作用下，充分表明，要是排除这些抑制，可以预料会发生什么情况。 与美国非常相似的国家是美洲新近归属西班牙的那些领地。这些领地确实具有土地广大而且肥沃的优势；但是，母国（指西班牙--译者）政府的所有弊病都被带到殖民地，特别是存在于封建制度下的非常不公平的地产分配制度。这些弊病，加上极大部分人口是处于社会底层、在勤劳和能力上也不如美洲人的印第安人，必然妨碍广大而又肥沃的土地所能容许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从洪堡不久以前介绍给大家的有关新西班牙的能给人以启示并令人感兴趣的情况看来，在18世纪下半叶，那里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的数量以及人口增长都是非常巨大的。以下表中所列是11个村庄的登记表上记录的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的比例，这些详细数字是教区的副牧师们提供给洪堡的： 但是，洪堡认为对全部人口（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最合适的比例是100：170。table3 在上述某些村子中，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特别高，并且死亡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也相当大，这证明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看法，即热带气候条件下的早婚和早逝以及每代人的死亡太快。 在克雷塔罗村，出生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1：14，而死亡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1：26。 在瓜纳夏托村，包括附近的圣安娜和马西尔矿区在内，出生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1：15，而死亡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1：29。 从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中所得出的一般结果是：整个新西班牙王国的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17，而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30。要是人口按这些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的比例继续发展下去，其总数就会在27．5年中翻一番。 洪堡还进一步观察到，他所搜集到的关于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之比以及这两种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的资料证明，只要自然法则没有被某些非常的、干扰性的原因搅乱，新西班牙的人口就应该每19年翻一番。 然而，人们知道，这些原因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新西班牙的人口实际增长率比根据以前的计算法计算出来的增长率要高。但是，象人口在27年半中翻一番这样的增长率是非常特殊的，尽管存在着洪堡所列举的所有那些妨碍。该人口增长率仅次于美国的增长率，比在欧洲所能看到的增长率要高得多。 可是，欧洲的人口增长趋势总是非常明显，而且在几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实际增长有时会比所能预料的大得多，如果考虑到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的话。 苏斯米尔希认为，在普鲁士和立陶宛，在经历1709年和1710年的大瘟疫以后，由于登记表上所载明的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其人口大约在44年中翻了一番。 俄国1763年的人口总数，据查点和计算，估计有2000万，到1796年有3600万。若按此增长率继续增加，那么不到42年该国人口就要翻一番。 爱尔兰的人口在1695年估计有1034000人。据1821年的调查统计表，该国人口已增加到了6801827人这样庞大的数字。这是总共125年中实际增长的一个例子，按此增长率继续增加，该国人口大约在45年中翻一番。这是在社会劳动阶级经常遭受极大苦难的压力和频繁、大量地向国外移民的情况下发生的。 但是，在存在巨大的积极抑制和预防性抑制的情况下，要获得人口繁殖力的证据，我们不必离开大不列颠就能办到。自从我们开始搞人口普查以来，对于人们认为人口已经相当多的国家来说，人口增长率已经很高了。统计表所提供的某些详细情况明显地有利于阐明人口原理。 据新近几次人口普查，大不列颠的人口，1801年为10942646人，1811年为12596803人。10年中人口增长了15%以上。要是继续按此增长率增加，该国人口在49年或50年中要增长一倍。 据1821年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大不列颠存14391631人。与1811年的人口数相比，10年中人口增加了14．25%。若按该增长率继续下去，人口大约在52年中会增加一倍。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最近10年中的人口增长率比头10年的增长率要低；但是，从1811年人口普查中男性人数超过女性人数的情况（1801年和1821年的人口情况与此恰好相反，在这两个时期女性人数都超过男性人数，特别是后一个时期）看来，在1811年加入陆军、海军和注册的商船队的大量人员中，占相当比例的人必定是外国人。由于这个原因，还因为很难了解到这批人中哪些是爱尔兰人，有人建议采用只估算女性人数的方法来估算每10年人口增长的百分比；按这个计算法，在第一个时期，人口增长了14．02%，而在第二个时期增长了15．82%。按照最后一个增长率计算，（大不列颠）人口不到48年就要增长一倍。 这种计算方法的唯一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在战争期间大量男性人口死亡这一情况。在1801年女性人口超过男性人口21031人，到1821年则超过63890人，而在这两个年份之间，由于上述原因，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少35685人。 然而，如果居民人口中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分布适当，并且只拿英格兰和威尔士来说，人们就会发现，从1801年至1811年人口增长了14．5%，从1811年至1821年增长了16．3%。按前一个增长率计算，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要50年多一点，而按后一个增长率，人口翻一番时间则不到46年。把这两个时期加在一起考虑，人口翻一番时间大约是48年。但是，在大不列颠，住在城镇里并从事被认为有害健康的职业的人所占的比例，比大家知道的其它任何幅员相同的国家大得多。还有最好的理由可以确信，在其它幅员相同的国家，其晚婚人数或未婚人数所占的比例都不象大不列颠那样大。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对劳动的需求和维持劳动的资金的增加持续20年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增长率，要是该增长率继续保持下去，人口就会在48年中翻一番，在96年中翻两番。要是鼓励人们结婚，并且供养家庭的生活资料象美国那样丰富，大不列颠人口翻一番的时间极有可能不超过25年。甚至在存在着大城镇和工厂的情况下，要是这些抑制增长的因素得以排除，人口翻一番的时间肯定还要短。 所以，考虑到在健康状况和发展速度方面情况千差万别的美国广大地区所具有的实际增长率（刊载于最好的文献），进一步考虑到新西班牙的增长率以及在生活资料和其他条件方面同美国无法比拟的欧洲各国的增长率，并特别注意到以往20年中各种难以克服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这些因素必定会引起最漫不经心的人的注意），当人口不为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引起早逝的其它特殊原因所抑制时，能使人口在25年内翻一番的、代表实际自然增长的、假设的人口增长率无疑就是实实在在的增长率。 因此，可以有把握他说，在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以致每25年总数要翻一番。 要是能把在不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同人类实际生活着的有根地域中可能的粮食增长率进行比较，无疑是再好没有的；但是，对后一个增长率的估算比对前一个增长率的估算更为困难、更无把握。要是在一段不长的特定时期内的人口增长率可以较准确地确定下来，我们就必须假设，继续同以前一样鼓励人们结婚，养家糊口同样容易，道德习惯一如既往，人口死亡率也和过去相同，在人口达到10亿后仍然按同样的增长率增长如同中期和早期一样是很可能的；但是，很明显，在有限的空间里食物的增长却必定按完全不同的原理进行。前面已经说过，当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地时，食物的增长率会大大超过为适应人口最迅速增长（就人类而言，这是自然法则所容许的）所需要的数量。然而，要是社会的结构能最充分地让土地得到开垦并让人口得到增长的话，所有的优质土地和所有具有中等质量的土地都将很快被使用；到将来食物供应的增长终于要依赖开垦非常贫瘠的土地和对已开垦的土地进行逐步的、费力的改良时，食物的增长率肯定会非常象递减的几何级数，而不象递增的几何级数。无论如何，每年的食物增长总是呈现出持续递减的趋势，并且后10年的食物增长量可能少于前10年的增长量。 但是，实际上必定会出现难以捉摸的情况。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过早所引起的农产品分配不公，在早期可能会妨碍食物的增长，就象土地被进一步开垦、人口进一步增长那样；而农业生产的改进，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劳动和农产品的更大的需求，在后期可能会引起食物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就象在早期土地被迅速开垦、人口大量增加那样。然而，这些变化显然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不会使人们对农产品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续增长将来会使其增长力下降的总趋势产生疑问。 在对于总趋势有把握而对于各特定时期却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为了阐明该问题，现在就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食物的产量一事作一假设（先不论假设的正确性如何），显而易见，这样做对了解土地生产用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资料的能力，而不是了解我们经历过的不同质量的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资料的能力更为有用。 如果，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英格兰、法国、意大利或德国开始，我们就必须先假定，由于该国非常重视农业，其农产品的产量能持久地在任何一个25年中按相当于目前的产量增加，这样，其增长率无疑会高到决不可能实现的程度。最乐观的耕作者也几乎不可能指望在未来的200年中该国的每个农场平均能生产出其数量等于目前所能生产的8倍的粮食，更不能期望这种增长率能持续下去，以致每个农场500年后能生产出其数量20倍于目前的粮食，1000年后能生产出其数量40倍于目前的粮食。然而，这还只是一种算术级数，远远落后于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自然增长。根据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自然增长计算，任何国家的人口在500年以后不是增长20倍，而是会增加到目前人口数的100万倍以上。 或许有人会说，地球上有许多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只要作适当安排，其粮食的增加就会大大快干人口更为众多的欧洲各国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地球上某些地方无疑是能够以在几个时期内同人口无限制的增长相适应的速度生产出粮食。但是，把这种潜力开发出来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要是用提高世界各地现在的居民的知识、管理水平、勤劳程度、技艺和道德水平来做到这一点，那么怎样开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或者怎样推定实现上述想法的时间，都非常难说。 要是用从世界上发达地区移民的办法来实现，显而易见，除了通常在未开化国家建立定居点所带来的一切困难以外，必定会发生许多战争和消灭当地居民的情况。光是这些就很难对付，而且它们在很长时期内有很大的破坏性，此外，人们自然总是不愿迁离自己的家园，因而，人们尚未来得及通过移居外国使困难得到缓解，他们在国内就吃了许多苦头。 但是，暂时假定这个目标能完全实现--就是说，假定地球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比例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对劳动的有效需求--人口的增长（不论它是由每个国家的居民人数增加还是由农耕更先进的那些国家的移民流入引起的），就会大大加速，以致在较短的时期内，一切优质土地都被占用，食物的可能的增长率将降到比上面假设的算术级数低得多的水平上。 假如仅仅自我国1688年革命以来已过去的一个短时期内，地球上的人口以未受到抑制的自然增长率增加，假设那时总人口仅为8亿，那么，世界上一切地方（不将沙漠、森林、岩石和湖泊除外）的人口平均会象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稠密。这一点只要人口加倍或者125年就能达到；而再多一两倍人口，或者比詹姆斯一世王朝开始以来已过去的时间短一些的时间，就会产生与某些国家居民过多所造成的相同的结果，在那些国家，由于耕作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已不能生产出其数量与人口的无节制增长相适应的粮食。 因此，无论个别国家由于向国外移民能够使人口实际紧张状况得到怎样的临时的、局部的缓解，显而易见，从总体上和主要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向国外移民简直可以说不能应付任何困难。无论我们把向国外移民排除在克服困难的各种办法之外还是包括在内，无论我们指的是个别国家还是全球，设想土地将来能够每25年增产出其数量相当于目前产量的生活必需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要是人口没有受到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其它特殊原因的制约，其自然增长达到每25年总人数翻一番，要是在我们地球这样有限的土地上目前所能达到的养活人类所必需的粮食的最大限度增长至多也只能每25年增加相当于目前的产量，那么，很明显，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经常起作用。 按照自然法则，人类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不论在人口未受抑制的情况下其增长率有多高，人口的实际增长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过养活人口所必需的食物的增加。但是，按照关于有限的土地生产能力的自然法则，对土地所生产的食物来说，其在同样长的时期内所能达到的增长，过了一个短时期后，必然会持续下降（这种情况确实是会发生的），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停滞不前，以致只能按算术级数来增加生活资料。因此，情况必然是这样：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它服从食物增长的同一规律）的性质必定和未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率完全不同。 那么，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个实际上对人口经常地、必然地起作用的抑制因素起作用的方式问题。 要是任何辽阔的，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土地是在该国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那么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所采取的方式是非常明显而又简单的。在人口众多的欧洲各国，每个农场或许可以容许人口翻一番，甚至翻两番，而不会造成贫困。但是，人口绝对不可能按同样的增长率继续增加，这一点极其明显，最粗心的思想家也会注意到。当经过非几的努力，所产的粮食已达到能养活土地目前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的4倍时，在往后的25年中对粮食倍增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然而，除了在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上存在着困难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有什么东西能使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过早结婚，或者使他们不能健康地将大群子女养大。但是，这种困难必定会发生，其结果，或者是阻止人们早婚，以防止同样数量的一部分人出生来抑制增长率，或者是使儿童由于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足而身体不健康，造成很大一部人死亡，从而抑制增长率。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是，人口增长率部分地由于出生人数减少，部分地由于死亡人数增加而得到抑制。 人们可以恰当地把这些抑制中的第一种称作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而把第二种抑制称作积极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作用的绝对必要性就象人类没有食物不能生存一样肯定无疑和明白无误。 当只考虑一个农场时，谁也不会大胆地断言，该农场的农产品能长期地同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里人们所看到的以每20年或30年增长一倍的增长率在不断增加的人口保持平衡。人们确实不得不承认，假如允许作最乐观的猜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土地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然而，这样高的农产品增长率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使土地的生产能力始终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没有新发明的情况下，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会不断下降，直到再投入一个劳动者也生产不出供他自己消耗的生活必需品为止。 在这一方面，对于单个农场来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为现有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整个地球来说情况也必然如此。就对人口增长的各种抑制来说，当地球上的土地在居住其上的所有家庭中间平均分配时，情况是如此，当现在财产的分配不公平以及人们的职业存在着很大差别时，情况也必定如此。只是由于这个题目太大而产生的混乱和含糊不清，使人们在谈到广阔土地或全球时就否认（人口增长与生活必需品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而当涉及单个农场时则不得不承认。 的确可以预料，在文明的、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积累、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发明，都能扩大生产的领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原因在制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方面的作用确实令人吃惊，但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效却不怎么好。尽管节省劳动和改进耕作制度可以作为将农业耕作扩展到比其它能耕作的土地贫瘠得多的土地的方法，但是用这样的方法增加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在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所起的作用。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分到一份土地，则这些抑制不但绝对有必要，而且几乎精确地以同一方式起作用。由人口的增长快于有限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贫困，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也使组成社会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感到凭他们的普通劳动挣得的实际工资不足以养活大家庭。 在任何国家中，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年收入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过去如此，将来也总是如此。假如他们的年收入与劳动相比较，还不足以健康地供养大家庭，前面提到的三种情况中有一种必定要发生。要么养活家庭的困难将阻止一些人结婚并使其他一些人推迟结婚；要么营养不良引起疾病的发生并使死亡人数增加；要么人口的增长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受到抑制。 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和对作用于人们头脑的各种动机所进行的最好的观察，在私有制下，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指望土地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那种希望供养自己和家庭以及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什么刺激能以足够的力量和持久性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克服人类天生的惰性的设想，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以来，根据公有财产的原则进行的一切尝试，要么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不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要么以最明显的失败告终；而当代教育所引起的变化在使将来的情况有所好转方面似乎也不能前进一步。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人类仍然保留着他们现在所具有的同样的体质和道德素质的情况下，除了私有制外，没有别的任何制度能提供哪怕仅有的一点机会来养活目前人们在许多国家看到的如此庞大而又日益增长的人口。 但是，尽管看起来除此以外几乎完全没有凭经验得出的任何结论，然而，作为对生产的巨大刺激因素的私有财产法确实限制生产的发展，它经常使土地的实际产量大大落后于其生产能力，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有扩大耕种面积的充分的动机，除非有足够的报酬使他们不仅能用来支付养家糊口（至少要养活妻子和两三个孩子）所必需的工资，而且能取得所投入资本的利润。这必定不包括可以用来种植谷物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即：在公有制下，可以将人们充分地刺激起来从事劳动，耕种土地，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增长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土地绝对不能再增产一夸脱粮食而整个社会全都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奔忙。但是，显而易见，这种状况必定会导致最大程度的贫困和倒退。假如私有制能使人类防止这些弊病发生（这一点它通过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享受发展艺术和科学所需的安逸生活肯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就必须承认，这种对扩大耕种面积的抑制会给社会带来非常明显的效益。 但是，或许还必须承认，在私有制下，耕种有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在一个时期内不为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当原先的土地分配极不公平，而且各种法律并没有提供充分的便利条件来改善土地的分配时，这种情况特别可能发生。在私有制下，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必然来自财产的所有者；尽管在最完善的自由制度下社会的有效需求能得到满足这种情况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有效需求者的爱好和需要经常地、必然地对国家财富的增加最有利这种认识却是不正确的。要是一切都听其自然，在土地所有者中对打猎和保护野生鸟兽的爱好必定会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满足，从它必须用以达到目的的方法看来，对农产品和人口的增长必然十分不利。同样地，拥有剩余农产品的人们对消费制造品没有浓厚的兴趣，若是不由对私人随从的强烈欲望充分补偿的话（实际上是决不会得到充分补偿的，则必然会引起对劳动和农产品需求过早的呆滞、利润过早的减少和对土地耕种过早的抑制。 无论导致付给整个劳动阶级的工资不充分的供求状况是由不良的社会结构和财富的不适当分配过早地造成的，还是土地比较地枯竭必然造成的，这同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或对人口增长的抑制的必然存在几乎没有关系。劳动者几乎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困难，这种困难几乎必定产生同样的后果，不管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我们所了解的每个国家里，劳动阶级的年收入不足以健康地养活他们的大家庭。我们可以有把握他说，人口实际上受到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的抑制。又，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充足的工资，加上一切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就业，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是从所未有的，除一定的时期外，那时古老国家的知识和勤劳在有利的情况下应用于一个新国家--因而，不能认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引起的压力在遥远的未来才会产生，当土地不肯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时，人们就会感到这种压力，实际上这种压力目前不仅在地球的绝大部分地区存在，而且除很少数国家外，几乎经久不变地在对我们有所描述的所有国家起作用。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管理水平、财产的分配和人们的风俗习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把土地资源开发出来，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假定在这些方面立即发生最有利的变化，就可以认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对生产的鼓励也许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在一些国家在短时期内而在另一些国家在较长的时期内上述对人口的各种抑制的作用会减少。特别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情况经常扰乱我们的注意力，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产生错觉的巨大根源。它使人们相信，他们总能使土地生产出比充分地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人们或许一直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为此我们要完全感谢我们祖先的愚昧无知和拙劣的管理。要是他们把土地资源完全开发出来，可以十分肯定他说，我们现在要增加粮食生产就一筹莫展了。假定只从征服者成廉一世时起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管理得很好，财产的分配和富人及穷人的风俗习惯对于农产品和劳动的需求也都最为有利，粮食和人口的数量就该比目前大得多，然而各种降低对人口抑制的手段无疑也要少得多。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表现在，目前几乎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只能取得较低的工资，它部分地是由土地的必然的状况引起的，部分地是对农产品和劳动的需求的过早抑制所造成的。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人们觉察出来，它不容许人们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有任何松懈，因为它是完全地、必然地由土地的状况造成的。 那么看起来，对人口增长的必要抑制的相应强度几乎不依靠人类在耕种土地中所作的努力。倘若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以最有见识的、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引导，那么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应水平所必需的抑制，非但不会减轻，反而很有可能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而且劳动阶级的境况由于取决于获取生活资料的便利，非但不会得到改善，反而很可能会恶化。 所以，我们认为，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人类的行为和制度，使人口的自然增长必然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 自然法则决定着当不存在抑制时人口的增长率，也决定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用以养活人口的食物的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增长率。但是，尽管自然法则无疑是使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经常而巨大的抑制的原因，然而，人类和社会制度也负有非常巨大的责任。 首先，人类和社会制度肯定要对目前地球上人口稀少负责。倘若社会制度和人们的道德习惯几百年以来一直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农产品及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几乎所有大国，不管多么先进发达，其人口都可能是现在的2倍或3倍，许多国家的人口则可能是现在的10倍，甚至100倍，而所有居民的生活却会象现在一样好。 其次，尽管在改变人口所受抑制的相应强度方面和在改变这些抑制对实际人口所施加压力的程度上，人类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暂时的，然而，人类对抑制的性质和起作用的方式上却有着巨大的、十分广泛的影响。 政府和人类（社会）制度并不是在消除人口所必然受到的抑制（即人口增长必然会受到抑制，而不致充斥全球，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违反自然规律而不可能发生的事）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在对这些抑制加以引导，尽量减少给社会道德和幸福造成的损害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获知，它们的力量是巨大的。然而，尽管如此，必须承认，政府的力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因为要达到的目的主要靠个人的行为，个人行为难以凭借法律产生直接的效果，尽管它可能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影响。 我们如果更加仔细地考察那些被划归为预防性和积极两大类的抑制所具有的性质，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人们会发现，这些抑制可分成道德抑制、罪恶和苦难。按照自然规律，要是认为人口增长的某种抑制是绝对不可避免并且人类制度对这些抑制中的每一种抑制所起的作用的程度发挥影响的话，那么要是不将所有的影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发挥出来以减少罪恶和苦难的总量的话，就会产生重大的责任问题。 当把道德抑制应用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论题时，可以给道德抑制下一个定义，就是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所有其它的抑制，无论是预防性抑制还是积极抑制，尽管它们程度上差别很大，但都可以归到罪恶和苦难上去。 其余的预防性抑制是，使得大城市里的妇女不能生育的那种性交方式；性道德的普遍败坏，其效果与上面使妇女不育的性交方式类似；反常的恋情和防止不正常的性交所产生的后果所采用的一些不适当的方法。这些显然都可以归到罪恶这一类下面。 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包括以任何方式过早地缩短人的寿命的一切原因，例如不利身体健康的各种职业、繁重的劳动和长期在露天干活或生活、由于贫困引起的饥寒交迫、对儿童抚养不当、一切暴行、大城市和制造厂、一系列常见病和流行病、战争、杀害婴儿、鼠疫和饥荒。在这些积极抑制中，由于自然法则引起的那些抑制，我们专门把它们叫做苦难，而我们自己招来的抑制，例如战争、一切暴行以及其它许多我们有能力加以避免的抑制则具有混合性质。它们是由罪恶带给我们的，其后果则是苦难。 以不同的方式绪合在一起并且以不同的力量起作用的这些抑制中的某些抑制，正在我们所熟悉的所有国家中发挥作用，它们成为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直接原因。 我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已对我们最了解的大多数国家中这些抑制情况作了概述。我的目的是要在每个国家中追踪在限制人口增长上看起来最有效的那些抑制，并设法一般地回答库克船长提出来的特别适用于新荷兰的那个问题，即，是用什么方法使该国的人口保持在能生存得下去的数量上？ 然而，我们几乎不能指望，我们将看到的有关各国情况的一般性叙述会详尽得使我们能确定我们所能描述的每一种抑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人口的自然增长。特别是不应指望，这种一般性叙述能使我们了解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抑制能普遍实行到多大程度。因此，我们尤其必须注意未婚者和晚婚者人数最高和最低这两个数。供养家庭的困难造成推迟结婚。尽管无法确定这种晚婚所导致的不正常程度，但把推迟结婚称为对结婚和对人口的谨慎抑制却是有用的。人们会发现，这就是预防性抑制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方式。 只有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难和大量的死亡。假如说这种预防性抑制主要地是通过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发挥其作用，那么如前所述，显而易见，直接立法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谨慎抑制不可能凭借法律来实现而不致严重违反人们生来就有的自由和不致产生更多罪恶的大风险。但是，公正而开明的政府十分巨大的影响和完善的财产保险在培养人们谨慎的习惯方面任何时候都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习惯的主要原因和结果我已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IX章第250页中作了阐述。 由于实际工资高，或者由于拥有支配很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权力，可能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人口迅速增长，高工资 主要被花在供养大家庭上；另一种是，生活方式的明显提高，人们享受到生活的便利条件和舒适品，却没有引起人口增长率相应的加速提高现象。 在观察这些不同的结果时，究其原因显然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时期的人民中存在的不同的习惯。在探究这些不同习惯的原因时，我们一般地来说是能将产生第一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压抑下层阶级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进行从过去到将来的推理，他们准备默认其标准十分低的生活上的舒适和体面。我们能将产生第二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有助于提高社会的下层阶级的地位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他们最接近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瞻前顾后"，因此，不能耐心地默认那种剥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保持体面、道德和幸福的手段的想法。 在造成上述第一种特征的因素中，人们发现最有效的因素就是专制、压迫和愚昧， 而造成后一种特征的各种因素中，最有效的因素是公民的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 在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公民的自由。如果一国人民对于自己辛勤的、公正的、受人尊敬的努力是否有自由发挥的机会毫无把握；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或可能会获得的财产是否会得到现有法律公正实施的保护毫无把握，那他们是不会习惯于为未来制订计划的。但是，人们凭经验知道，没有政治自由，公民的自由不能长期确保，因此，政治自由几乎同样重要。除了从上述观点来看必须具有政治自由外，政治自由还会迫使上层阶级尊重下层阶级，从而显然有助于教会下层阶级尊重自己，这必定会大大增加公民自由带来的各种好处。 关于教育问题，在一个不善于治理的政府的领导下，教育肯定可能得到普及，而在别的方面搞得很好的政府领导下有可能把教育办得很糟。但是，就教育质量和普及程度而言，必须考虑到，人们总是喜欢后一种政府。光教育本身对保障财产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但是，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这些习惯不同程度地存在，加上由其它习俗以及土壤和气候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的大小不等的死亡率，在各国、在不同时期对人口增长起突出作用的几种抑制的性质和每一种抑制的力量必定具有巨大的差别。根据理论不可避免地作出的推论，已完全被经验证实。 例如，从我们所了解的古代各国和世界较不开化的地区的情况看，战争和各种烈性病是对人口增长的主要抑制。频繁的战争及其对人类的极为严重的破坏，加上有案可查的瘟疫、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已对人类造成极大的消耗，以致极为巨大的人口增长力在许多情形下不足以补偿损失。我们马上可以看到鼓励结婚的根源和为增加人口所作的努力。这些鼓励和努力，几乎毫无例外地不同于古代的立法和一般政策。然而，有少数人看得更远，他们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更好的办法时完全清楚，在他们所能想象的最完美无缺的政府的治理下，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贫困和苦难。他们所提出的补救办法坚决而又激烈，这同他们所了解的罪恶的严重性是相称的。甚至鼓励人们结婚的注重实际的立法者似乎也认为，源源不断地生出来的孩子对养活他们的生活资料来说有时确实太多了；似乎还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为了应付这个困难，并用劝阻人们结婚的办法来防止困难的发生，他们经常默许杀害婴儿这种不人道的作法。 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生作用。除普遍的道德败坏可以作为一种最糟糕的预防性抑制发生作用这些情况以外，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生殖力都发挥了作用：偶尔有多余的生殖力为某些激烈的原因所抑制。这些原因几乎完全可以分成罪恶和贫困。人类总是有能力避免罪恶和很大一部分贫困。 回顾现代欧洲各国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情况，与古代和世界许多未开垦地区相比，看来积极抑制较少，而预防性抑制较多。战争造成的破坏无疑已经减少，因为不但总的说来发生战争的频次下降，而且战争的创伤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养活人类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从前那样大的致命性。尽管在现代欧洲历史的初期，瘟疫、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时常发生，然而由于社会愈益文明和进步，它们发生的频次和死亡人数都大大减少，在有些国家它们现在已经几乎无人知晓了。对人口增长的这种积极抑制减少，预防性抑制的作用必然随之增加，因为积极抑制在程度上比粮食和人口的实际增长肯定要大得多。或许可以有把握他说，在现代欧洲几乎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目前使人口与实际生活资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对结婚的谨慎抑制。 然而，我们将现代各国的情况同登记表上的数据进行比较时，仍会发现主要起作用的几种抑制在其性质和力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登记表最能说明问题。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至今尚未得到改善，仍然遭受频繁发生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折磨。可以料想，在这些国家很难看到对结婚进行谨慎的抑制的迹象。但是，即使在情况已获得改善的国家里，还可能存在这样的环境，致使大量人口死亡。人们知道，大城镇对人类的健康不利，特别是对儿童的健康不利。低湿地带的不卫生状况如此严重，以致在某些场合，即使把大城镇里人口的生殖力全部释放出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人口增长的原理也会被抵消掉。 苏斯米尔希提供的荷兰22个村庄的登记报表表明，那里的死亡率（可以设想主要是由该国的自然条件不卫生引起的）高达1：22或1：23，而不是通常的1：35或1：40。结婚率不是通常的1：108或1：112左右，而是高达1：64，表明结婚频次高得异乎寻常。由于死亡率高，人口总数几乎呈静止状态，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大体相等。 另一方面，在挪威，那里的气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对健康特别有利，其人口死亡率只有1：48。该国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作用得到比往常更大的发挥，其人口的结婚率仅为1：130。 以上所列可能被认为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在各国的登记表中可以看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同样的结果。在长期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的人数进行登记的那些国家这种情况特别明显。人们养成更加有益于健康的习惯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减少所引起的死亡人数的逐渐减少，兼带着结婚和出生人数所占比例的降低。苏斯米尔希提供了在上一世纪的一个时期中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的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例。 1620年在莱比锡市，每年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2，而在1741至1756年之间，其比例为1：123。 1510年在奥格斯堡，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6，而1750年则为1：120。 1705年在但泽，该比例为1：89，而在1745年则为1：118。 1700年在马格德堡公国，该比例为1：87，而1752至1755年期间则为1：125。 1690年在哈尔伯施塔特公国，该比例为1：88，而1756年则为1：112。 1705年在克利夫斯公国，该比例为1：83，而1755年则为1：100。 1700年在勃兰登堡的邱马克，该比例为176，而1755年则为1：108。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它们有助于说明，在所有的古老国家中结婚人数取决于死亡人数。大批人的死亡常常造成大批人的早婚。同样应当肯定，除非生活资料能够适当增加，否则大批人的早婚必定导致大批人的死亡。 每年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显然主要取决于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和订婚的年龄。因此，从各种登记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口没有大量增加的国家中。出生人数和结婚人数主要受死亡人数的影响。当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时，出生人数总是能够填补死亡所造成的人口空额，并且还会增加到日益增长的国家财富和对劳动的需求所能允许的程度。在任何地方，在瘟疫、流行病和破坏性战争的一些间隙期间，出生人数大大超过死亡人数；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国死亡人数差别极大，从各种登记表可以看到，由于考虑到上述情况，出生人数都是以相同的比例变化。 因而，在荷兰的39个村庄中，在登记时的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约为1：23，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亦为1：23。在巴黎附近的15个村庄中，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与上述相同，甚至更大，因为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更大，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2．7，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亦相同。在勃兰登堡的几个小城镇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29，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4.7。在瑞典，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34．5，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8。在勃兰登堡的1056个村庄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39或1：40，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30。在挪威，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48，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则为1：34。 在《人口论》评述过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瑞士那样如此明显地表明了结婚人数和出生人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取决于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这一极其重要的事实和一般人口原理。看起来，在1760至1770年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在减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沃韦教区的牧师M.穆雷对各个教区自它们最早建立时起的登记表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查阅。他对每70年为一个时期的三个不同时期内出生的人数作了比较。这三个时期是到1620年为止的第一个70年，到1690年为止的第二个70年，到1760年为止的第三个70年。通过这一比较，他发现，第二个时期的出生人数比第一个时期的出生人数要少，而第三个时期又比第二个时期少。他认为，该国人口自1550年起一直持续减少的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本人所作的计算清楚地表明，他所指的前两个时期的死亡率比后一个时期的死亡率高得多；以前在登记表中发现的出生人数较多不是由于总人口较多，而是由于几乎总是伴随较高的死亡率而来的较高的出生率。 根据完全可以信赖的报道，在最后一个时期，人口的死亡率特别低，而从婴儿抚养到青春期的儿童人数所占的比例特别大。在1766年，正当M.穆雷撰写他的论文时，派德沃地方死亡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45，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l：36，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140。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上述出生、死亡和结婚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但是，16世纪和17世纪的情况必定完全不同。M.穆雷列出了一份自1520年起历次瘟疫在瑞士蔓延的清单。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可怕的灾祸在整个第一个时期的几个短暂的间隙中使国家荒凉，有时并把它的破坏作用扩展到第二个时期末尾的22年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这些时期，平均死亡人数比现在要大得多。但是，使这个问题变为确定无疑的东西，是16世纪普遍存在于相邻的日内瓦市的大量人口的死亡和17世纪、18世纪死亡人数逐渐减少的事实。《大英图书馆馆藏》（IV，328）所发表的计算数字表明，在16世纪，半数活产婴儿的生存概率或所能活到的年龄只有4．883岁，或者不到4岁又11个月；人口的平均寿命或每个人平均应该生存的年数为15。511岁，或者大约18岁半。在17世纪，日内瓦人口的生存概率为11．607岁，或者约为11岁又7个月；平均年龄为23．358岁，或者23岁又4个月。在18世纪，人口的生存概率增加到27．183岁，或者27岁又2个月，平均年龄增加到32岁又2个月。 从M·穆雷谈到的瘟疫流行及其逐渐消灭的情况看来，毫无疑问，这种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减少情况必定在瑞士发生过，尽管在程度上也许不那么相同，但是，要是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不是低于1：30或1：32，并且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不是M.穆雷写那篇论文时的那个数目，很显然，该国的人口将会迅速减少。可是，正如人们从登记表上记载的实际出生人数中了解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从前人口大量死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出生率随之更大幅度地上升。这种情况马上表明，试图凭借出生人数和人口填补（由死亡造成的）所有缺额以及除了养活家庭的困难以外几乎不受其它任何原因制约的强有力的倾向，来确定各国的实际人口总数或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实际人口总数，是错误的。 瑞士和派德沃就出生人数依赖死亡人数提供了其它十分引人注目的实例；这些事例或许更为可靠，因为它们同搜集这些资料的人的先入之见似乎是矛盾的。 关于瑞士妇女生育能力不旺盛的问题，M.穆雷说，在普鲁士、勃兰登堡、瑞典、法国、甚至在任何国家，他所查阅过的登记表表明，受洗礼人数（即出生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派德沃大，后者的比例只有1：36。他补充说，根据新近在里昂努瓦所作的计算，里昂城区受洗礼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1:28，小城镇所占的比例为1:25，而乡村则为1:23或1:24。他惊叹道，在里昂努瓦和派德沃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在派德沃，最好的比例不超过1:26，而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妇女的生育力特别旺盛的两个小教区，在许多教区该比例大大低于1：40。他说，在平均寿命方面存在着同样的差别。里昂努瓦人口的平均寿命几乎不超过25岁，派德沃的平均寿命最低则为29．5岁，而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唯一的一个低湿的、不利于健康的教区，在许多地方超过45岁。 他问道，"在儿童脱离危险的婴儿期的人数最多，并且不管用什么方法计算出来其平均寿命高于任何其它国家的国家，怎么恰好就是妇女的生育力最低的国家呢？在我们所有的教区里，平均寿命最高的教区也应该是人口增长趋势最微弱的教区，这种情况又怎么会发生呢？" M.穆雷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作一个假设，我也只能作这样的假设。为了在一切地方保持人口的适当平衡，上帝已将各种事物作了这样明智的安排，以致每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应该同该国妇女的生育力成反比，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吗？实际上，经验已证明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莱辛是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村庄，有400人，每年只有8个多一点孩子出生。派德沃差不多有同样多的居民，每年出生11个孩子，而里昂努瓦则每年有16个孩子出生。但是，倘若在20岁时，上述8个、11个和16个孩子数减少到同一个数目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会出现在一个地方生命力下降而在另一个地方妇女的生育力下降。因而，最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生育力不旺，其人口不会太多，而不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妇女的生育力特别旺盛，其人口将继续增长。" 这些事实和所观察到的情况充满极其重要的教益，并且引人注目地证明了人口原理。可以认为，如此明白无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口出生率的三个等级，体现着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实际问题是，当这种变化普遍发生而没有出现人口增长率的相应的差别时（这种情况几乎普遍存在），我们是按照M.穆雷的意思假定，上天保佑使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的妇女少生孩子，在那些国家，卫生习惯的养成已使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绝迹，还是凭经验假定，有利于健康的、发达的国家里较小的死亡人数被更普遍存在的对结婚和对人口的谨慎抑制所抵消。 借助瑞士可以特别清楚他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该国有些区的人口已处于静止状态。人们认为阿尔卑斯山上的人口数量已经减少。这可能属于误传，但是那里的人口数量处于静止状态或接近静止状态不是不可能的。那里耕地面积很少，都是高山牧场，难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当那里充斥牲口时，就一筹莫展了。如果既没有往国外移民来处理多余的人口，也没有制造品可用以购买更多的食物，那么，死亡人数必然会与出生人数相等。 前面提到过的阿尔卑斯山的莱辛教区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在一段长达30年的时期里，死亡率和出生率几乎精确地彼此保持平衡。结果是，如果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非常小，预防性的抑制就必定非常大。按照M.穆雷的说法，莱辛教区人口的生存概率高达61岁。但是，显而易见，要是没有对结婚的相应的谨慎抑制，在该教区有关生活资料的实际情况下，要想达到这样高的健康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该教区的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只有1：49，而16岁以下的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由地理位置和所从事的工作造成的人们身体的极端健康，会更多地造成对人口的谨慎抑制，而不是谨慎抑制使人民的身体极端健康。然而，可以非常肯定他说，人们身体的健康和谨慎抑制必然经常起作用且互相影响，而且当环境不能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来养活增多的人口和人口没有因向国外移民而减少时，如果不是普追存在谨慎抑制，那么不管自然环境多么有利于健康，也不会防止人口的大量死亡。可是，要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贫困和苦难程度就必须大大高于那些不那么有利于健康的地区。由此，我们立即会明白，为什么在全是高山牧场的国家里，如果无法通过向国外移民减少人口，谨慎抑制的必要性会更加强烈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这种抑制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普遍存在。 就一般国家来说，在自然环境的卫生方面，即从最湿软而尚能居住的沼泽地到最纯净的、有益于健康的空气，必然存在差别。由人于们的职业的性质、爱干净的习惯和对防止流行病蔓延的关心的程度不同，这些差别会进一步扩大。如果任何国家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没有困难，卫生条件的差别就会对人口增长产生重大影响。鉴于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卫生状况比美国好，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应该更快。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因为人口的实际增长是由获得生活资料的相对困难程度决定，而不是由相对的人口自然增长力决定的。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极端的例子外，环境有利还是有害于健康对人口实际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这些情况非常有力地表明它们本身具有抑制人口增长的性质，这些抑制使人口保持在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并引起M.穆雷所举的例子中提到的各国登记表中的那种变化。 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增长率或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部分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过剩的出生人口由以下三个原因引起，并同它们保持相称的比例：第一，结婚人数的激增；第二，出生后能活到结婚年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第三，与平均预期寿命相比，这些人结婚早到什么程度，或者与一代人由于死亡而消逝相比，这些人的寿命由于结婚和生育而缩短到什么程度。 要使人口的增长力全部得到发挥，一切情况都必须有利。由于订婚早，结婚后必然多育。由于结婚的趋向和出生后活到青春期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出生后活到结婚年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必然很大。由于国家的卫生状况好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高，结婚的平均年龄和死亡的平均年龄之间的间隔必定相当长。由于每一个原因都以人们已知的最大的力量发挥作用，这三个原因合在一起所起的作用或许人们从未见过，即使在美国，尽管头两个原因非常有力地发挥作用，平均预期寿命和随之而来的结婚年龄和死亡年龄之间的间隔并不很大。然而，总的说来，由于每个国家都承认的出生人口过剩还远没有达到人口增长力全部发挥出来的水平，上述几个原因，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和人们的习惯，对几种很不相同的增长率产生影响。 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最有用的观点（人们可用以研究各种登记表）是在于登记表能够证明，在各国和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结婚和对人口增长的谨慎的抑制。这种观点并不罕见，在近几年中它还由人们强烈地表达出来，尽管人们对以下问题的了解比过去多，即，对于处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人们不可能合情合理地期望他们在达到结婚年龄时对此进行慎重的考虑。但是，这种看法对他们很不公平。这不仅对于通常的观察来说是明白无误的，凭借这种观察我们定能看到大批人把结婚推迟到他们的情欲最旺盛的时期过去以后，而且上面这种看法的不公正还从各国的登记表中得到证实，这些登记表清楚地表明，要么有相当多的达到结婚年龄的人永远不结婚，要么他们结婚比较晚，而且他们结婚后所生育的子女数比他们要是早结婚要少得多。由于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可能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它可能以不同的结婚率几乎在同样程度上普遍存在。进一步说，在结婚率相同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但是，假定大多数国家妇女的自然生育力相同，人口出生率低下这种情况一般地以差强人意的正确性表明对人口增长的谨慎抑制存在的普遍程度，无论这种抑制主要是由于晚婚和结婚后不生育，还是由于很大一部分人尚未结婚就死了。 那么，我们必须把各国不同的出生率看作判断对结婚的谨慎抑制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的最好标准。各国人口出生率变动范围从大约1：36到大约1：19或1：17，各教区或各地区间的差别程度还要大。 前面已提到的阿尔卑斯山区一个独特的教区里的人口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仅为1：49。不久前按照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区记录簿所制作的统计表表明，蒙默思郡的出生率只有1：47，而布雷肯郡则为l：53。尽管充分估计到漏报的情况，这些出生率仍表明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在很大程度上普遍存在。 倘若在某一国家，所有的人都在20或21岁结婚，那么人口的出生率很可能会超过1：19；而且在该国资源无法维持人口加速增长的情况下，要比在生活资料极大地丰富且劳动需求象美国那样巨大的情况下，上述结论会更加确定无疑。按照后一个假设，假定人口出生率为1：19，平均预期寿命与英格兰相同，则其结果是引起人口非常迅速的增长，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不是46年或48年，而是比美国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要短。另一方面，要是该国的资源不能养活比1821年人口普查前10年中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快得多的人口的话，其后果就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下降。要是出生率是1：19，而不是1：30，要是每年的死亡率增加到大约1：26．5，当时的人口的增长率就会同现在一样高。那样，平均预期寿命就会相应地从41岁、或者更可能地从45岁以上下降到不到26岁。由于不存在对结婚和人口增长的谨慎抑制，这种后果必定会产生。毫无疑问，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夭亡都是它造成的。当将自然法则应用于作为有理性的人的人类时，这些法则并不显示出要将青春期年龄以下的一半人口毁灭掉的倾向。这种情况只是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或者只是当人们对这些自然法则经常向人类发出的警告充耳不闻时才会产生。 有人说，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其数量会在25年内翻一番，而且只要有足够的空间，人类会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使地球上一切可居住的地方都布满人，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倾向不可能成为自然法则，因为实际存在的非常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必定包含着与事实和现象很难调和的过高的死亡率和生命的毁灭。但是，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的独特的长处是，尽管其增长的力量在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是绝对无限的，然而，如果这种增长未能达到，那也许是受到了一种比较有节制的力量的抑制。当然，以下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即：按几何级数不停地生产出来的大量增加的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先是存活下来，然后被毁灭掉。使食物成为人类和动植物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的这个自然法则，防止养活不了的过剩人口继续存在，因此，自然法则或者阻止这种过剩人口的产生，或者以使粗心大意的观察家都几乎难以觉察的方式将这些多余人口消灭在萌芽状态。人们看到，在人口的实际增长比其它许多国家要慢的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士和挪威，死亡率相当低。因此，对人口的自然增长施加更大的抑制的必要性就会使死亡率不再提高。而且，很明显，甚至死亡率达到足以消灭每年自然出生的过剩人口（虽然所有已婚的年轻人和全体人口都能得到供养）的程度--这种状况可能存在并且常常在特殊情况下存在，也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大约在上一世纪中叶，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的死亡率是1：19或1：20。死亡率达到这种程度，或许会使出生人数同死亡人数保持平衡，即使所有的人都在20岁结婚。然而，却仍然有许多人经过选择而迁往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大多数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会使他们自己和子女的寿命缩短，而其他的人则认为，这些差别不值得重视，或者至少这些差别会被社会的各种优点和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所抵消。所以，在各国初各种情况下产生的实际死亡状况中，没有任何东西同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大的人口自然增长趋势的假设有一点矛盾。 人们还注意到，既然实际上人口连续按任何一种几何级数增长的情况极为罕见，并且只有在25年内人口翻一番这样仅有的实例，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产生过自然效果的增长趋势上，是毫无用处的，而且是荒唐的。但是，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说，我们将不是要估算小麦或绵羊的自然增长率，因为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它们的自然增长趋势实际上从来没有象人类的自然增长趋势那样长期持续地发展。把在最重要的动植物中普遍存在的自然增长的规律作为自然科学问题，甚至作为经济问题来认识是难以理解的，但却是可取的。按照同样的看法，认识人类的自然增长规律必定更今人感兴趣。可以千真万确他说，我们周围的一切实际现象--各国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有的国家增长十分缓慢或者处于静止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增长十分迅速--必定是大量不正常的现象，它们同生物界其它一切动植物的类似情形完全相反，要是人类的自然增长趋势至少不象在条件最有利的情况下发展的那样大，而在其它一切情况下这种自然增长趋势又受土地状况和其它障碍等各不相同的种种困难的制约。当把这个问题应用于人类时，其在道德和政治影响方面的重要性马上增长10倍。这些道德和政治影响必定来自对人口增长的那些抑制。这些抑制以这种那种形式存在并起作用（人类无论作出什么努力都不可能加以防止）。现在已为人类幸福之友进行最令人感兴趣的探索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但是，作为这种探索的开端，显然我们必须了解要克服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还要了解世界各国实际上需要克服的各种抑制的不同性质。为此，第一步就是要努力弄明白人口的自然规律，或者人口在鲜为人知的各种障碍的作用下的增长率。在随后的探索中，人口的这种增长趋势肯定不会消失。探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在社会上的道德水平。 如果不加以抑制，人口会增长到有限的土地不能充分供应食物的程度，这种增长趋势的存在要求我们立即决定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财产法得到确认的社会里，穷人有得到社会供养的天生的权利。因此，这个问题本身主要地演变成有关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各种法律的必要性这样一个问题。通常都把最强者的权利看作是人类以及兽类的自然法则。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就马上放弃了人类作为理性的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优越地位，而将自己归属于原野的野兽一类。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来说，耕种土地并不是人类的天性。肯定他说，不能把人类看作只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但是，对于可预见到结果的有理性的人，自然法则命令他们耕种土地，以此作为养活个人和增加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的供应的手段。那些自然法则的命令显然是事先已计划好的，共目的是为促进社会总体利益并增进人类幸福。正是用同样的方法并为达到同样的目的，自然法则命令人们置办财产，并命令社会绝对必须具有某种能够保护财产的权力。自然法则用如此强烈的语言对人类说话，使人们充分感受到讲话的份量，以致对有理性的人来说，似乎可以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象同一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最强者的权利那样绝对难以容忍。一切时代的历史都表明，如果人们认为除了建立起个人专权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结束这种状况，那么人们就会宁愿屈从于某个人和他的仆从的暴政、压迫和残酷，也不愿受想要将他人劳动果实据为己有的第一个强者的摆布。当将自然法则必然产生的这种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感情应用到有理性的人时，其结果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几乎确凿无疑的后果就是专制主义。 由是，人们明白无误地认为财产权是由成文法创造出来的，然而，这种法律这样早、这样专横地强加于人类，以致它虽然不能称为自然法，但也必定被人们认为是一切成文法中最自然和最必需的一部法律。制订这部优越的法律的根本原则显然是促进社会总体利益，很明显，倘若没有这种法律，人类有可能倒退到与野兽为伍的地步。 由于财产权是由成文法产生的，制订法律的出发点又是为了促进大众的利益和增进人类幸福，因而该法律可以由制订它的同一当局加以修订，以期更完满地实现既定目的。确实可以说，征收供政府使用的一切国税和由郡或教区收取的一切地方税，都是对这种法律进行修订的结果。但是，对财产法没作过修订，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增进人类幸福，不能因为承认完全供养所有可能出生的人口的权利而予以废弃。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他说，对这种权利的承认和对财产权的承认是绝对不相容的，是不能并存的。 即使根据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向处于贫困之中的社会贫苦阶级提供帮助，而不致废弃财产法的大目标，这是根本不同的一个问题。它主要取决于社会劳动阶级的感情和习惯，并且只能由经验来决定。要是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教区的救济是如此丢脸，以致尽量避免去领取这份救济，并且要是当穷人看到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救济，因此很少有人或没有人敢于结婚时，毫无疑问，真正的穷人也许会充分得到救济而不致有经常增加乞丐比例的危险。那样一来，就能获得巨大好处而不致造成相应的罪恶把所得到的好处抵消掉。但是，假如依赖救济的大量穷人存在的对领取教会救济丢脸的感觉减少到实际上根本不顾脸面的程度，以致许多人结婚后几乎肯定会变成乞丐，从而，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继续增大，那么可以肯定，已经得到的部分好处必定会被社会广大民众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和情况将变得更糟所大大抵消。因此，从许多场合发放的不充分的救济品看以及从发放的方法和起抵消作用的各种原因看，尽管象英国那样的济贫法所起的作用和承认穷人享有受供养的权利的影响以及完全履行由于承认这种权利而引起的各种义务所造成的影响大不相同，然而，这种情况应该向每一个社会幸福之友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并作出符合正义与人道的努力以便进行补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必须承认，不论为穷人立法成功与否的前景如何，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劳动阶级具有这样一种自然趋势，即这些阶级的人口趋于不断增长，以致超过对其劳动的需求，超过充分供养他们所需的手段，并且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种增长趋势会给劳动阶级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设置最大的障碍。 对写文章反对我在本文中所阐述的各种原理的著述家们形形色色的反对意见进行评论，大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那些看起来在最低程度上貌似有理的文章，我已在《人口论》新近的几个版本，特别是第五版本和第六版本的附录中作了答复，读者自己可去查阅。因此，我们只对某些人以宗教为由提出的反对意见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把对不同意见所作的答复牢记在心里肯定十分重要，我不得不在本文末尾为我对反对意见的答复中提炼出来的一些话留一点位置。 人们一直认为，人类的增长能力超过在有限的空间里食物最大可能的增长能力的这种趋势是对上帝仁慈的亵渎，并且同《圣经》的字义和精神都不相符。要是这种反对意见有充分根据，那肯定是提出了最严重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看来十分令人满意，井可以将它压缩到很小的范围内。 首先，人口原理引起的罪恶似乎同一般的人类情欲过度的满足或不正常的满足引起的罪恶恰好一样，同样可以用道德抑制加以避免。因此，既然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存在着人类情欲引起的罪恶而断言，这些情欲太强烈了，需要将其减弱或加以消灭，而不是对其进行调节和引导，那么，我们也就同样没有理由因为存在着人口原理引起的罪恶而断言，人口原理的力量太强了。 其次，人们几乎普遍承认，（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的表面文字和精神实质把我们这个世界描绘成了一种叫人接受道德磨炼和考验的状态。而叫人接受道德磨炼和考验的状态不会是纯粹幸福的状态，因为它必然包含着要克服的困难和要抵制的诱惑。在一系列自然法则中，现在谁也无法指出哪一个自然法则特别符合圣经对地球上人类状态的这种观点，因为同其他观点相比，这种观点使情况变得更为纷繁复杂，要求人们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且还以更普遍、更强烈的方式，向国家和个人展示了道德和罪恶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即适当控制情欲和应当受到遣责的纵欲所产生的不同结果。由此可见，人口原理非但不与《启示录》相矛盾，反而应认为人口原理为证实《启示录》的真实性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证据。 最后，人们会承认，在考验状态中，看来最符合仁慈的造物主购观点的自然规律是这样一些规律，这些规律一方面提供困难和诱惑，（这些正是考验状况的本质），同时又在今生和来世用幸福奖励那些克服了困难和诱惑的人。而人口规律就特别符合这一点。每个人由于本能和受天启教的鼓励而实行德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使自己和社会避免罪恶后果的能力。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德行大大有助于实行德行的个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并增加舒适品，并通过他们，使全社会的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并增加舒适品，由此也就完全证实了上帝通过这个伟大的规律对待人类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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