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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昨天还仅仅是猴子。给他们时间吧”。“一旦是猴子，便永远是一只猴子。”……“不，事情并非如此。……从这里回溯一两个时代，你便会明白。……”根据H．G．韦尔斯（Wells）的《能作出奇迹的人》 （1936年）一书改编的电影本中诸神讨论地球时的对话 这是一座博物馆，象任何别的人的博物馆一样，这座博物馆座落在一处绿茵环抱，令人心旷神怡的高地上，从背面的饭店广场望去，爱菲尔塔宏伟壮观，景色迷人。在那里，我们与有才干的博物馆副馆长，出色的古人类学家伊维斯·柯本斯（Yves Coppens）交谈起来。柯本斯曾研究过人类起源，研究过位于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奥尔达瓦峡谷和图尔卡纳湖区发现的人类化石。两百万年前就有了四英尺高的生物，我们称他们为智人（Homo habilis）。他们能砸碎石头磨制成工具，甚至还能建造简陋的栖息之所，他们的脑子在奇异般地扩大过程中，终于发展到了我们今天这样的现代人。 博物馆内收藏的展品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公共的包括人种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展品：蒙古人的习俗用品，或由美洲土著居民用染过色的树皮制成的衣服，其中有些或许专为卖给赴法国的旅游者和善于经营的法国人类学家而制作的。在展室内部，有用以存放不适宜展出的各种展品的巨大储藏室，这些展品对一般展览说来，或因题材不妥，或因所占空间不合适，或者因为涉及研究的不同领域而不宜展出。我们被人领着，穿过一个昏暗的大杂院，来到一些散发着霉味的房间里，这些房间大小不等，小的如斗室，大的是圆形大厅。研究资料从房内一直堆到走廊上：一件旧石器时代穴居者居住洞穴的仿制品，洞穴里放着一些食后抛在那里的羚羊骨头；美拉尼西亚人的木雕男性生殖器；精致上釉的食具；奇形怪状的礼仪面具；澳洲人的细长木柄标枪似的投枪；画着袒露肥胖臀部，衣衫褴楼的非洲女人的广告。一个阴冷灰暗的储藏室内堆放着筏工们用过的葫芦形水管乐器、皮鼓、芦笙，以及许许多多其它乐器，它们提醒人们，我们人类的祖先追求娱乐的强烈愿望。 在这里，处处都可见到一些人在切实从事研究工作，他们那种灰黄色带点恭顺的面部表情，与柯本斯那精神饱满地用两种语言解说的能力，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大多数房间明显是用来存放人类学的各项展品的，搜集的是几十年到一百年前的东西。你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座第二流博物馆，这里存放的资料有意义的并不多，也许曾一度有过意义。你能够感觉到十九世纪博物馆馆长们的派头：他们身着常礼服，在测量着骨胳的角度和从事着人类头盖骨的研究，怀着纯粹从定量方面就能获得理解的虔诚希望，在忙于搜集和测量各种东西。 但是，博物馆还有另一处更偏僻的地方，积极的研究和实际上已被废弃的柜子和架子古怪地混杂在一起。一架经过修复而拼接起来的苏门答腊巨猿骨胳放在那里。一张大桌子上摆着许多人类颅骨，每具颅骨旁都放有一张清洁整齐的索引卡。一只抽屉内放满了股骨，杂乱地堆积着，活象某一中学校传达室工友储藏室里擦过黑板后的黑板刷。有一处放置着尼安德特人的遗物，其中包括第一具尼安德特人的颅骨，它是由马塞林·布列（Marcellin Boule）修复的。我非常小心地用双手捧着瞧了瞧这块颅骨。它轻巧易碎，缝合处的骨缝依稀可见。或许这是第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历史上曾有过象我们人类那样的生物生存过，但他们如今已灭绝了。这使我们忧虑不安，因为它暗示着我们人类也许同样难以永远生存下去。一个盘子上装着许多人类祖先的牙齿，包括与智人同时代的已绝种的澳大利亚强壮型猿人的坚利大臼齿。搜藏的石器时代居于欧洲大陆之原始人（克罗·马格朗人）的颅骨，犹如一堆木柴垛，洗刷得洁白无垢，堆放得井然有序。这些物品的收藏是顺理成章且也是意料中事，因为它们为重建人类祖先及他们的近亲的历史，是必需的片断证据。 这间房子更深处的收藏品显得更加令人可怕，堆积得也更零乱。两个皱缩的人头安放在橱内，呲牙裂嘴，狰狞可怕，他们那粗厚的嘴唇歪斜着露出锐利细小的牙齿。一坛坛呈灰白色的婴孩和胎儿，被浸泡在暗绿色的液体中，每个坛子上邦各自贴有标签。大多数样品是正常的，但偶尔也能见到畸形的。有一个令人惊奇的怪胎－－暹罗连体双胞胎，两胎的胸骨连在一起，就是说，是一个有两个头的胎儿，四只眼睛紧紧地闭着。 更使我惊讶不已的是。一整列大圆柱形瓶中装着保存完好的人头。一个红色八字须的人，也许还只有二十岁，标签上写着是新喀里多尼亚岛人。他也许是一位水手，弃船逃跑，在热带地方被擒并被砍头的，由于科学研究的需要，他的头很自然地被选来了。这个头还未被研究过，它是别的被割下的头中唯一被忽视的一个。一位大约还只有四岁的娇嫩可爱的小女孩，她的桃红色珊瑚制耳环和项圈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三个婴儿的头，装在同一个瓶里，或许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吧。男人和妇女以及不同种族的男女儿童的头被割下来以后，用船运到法国，在人类博物馆制作成模型。它们被运到法国前，也许作过一些粗略的研究。我禁不住要问，装着人头瓶子的柳条箱是怎样装船运载的呢？船上的官员们是否边喝着咖啡边想着是什么货物装进了船舱？水手们会不会因为这些头总的说来不象他们自己欧洲白种人的头而对之无动于衷呢？他们会不会因为个人良心对这些恐怖造成的痛苦不满而戏弄他们的货物以示感情上的距离呢？当这些搜集物运抵巴黎，科学家们是否积极地和有条不紊地指挥马车夫们安置好这些被割下的头颅呢？他们会不会急于开启这些瓶子并用夹子把这些东西夹出瓶来呢？负责这些货物搜集工作的人，不管是谁，能否以全然自豪和满腔热情地来看待这项工作呢？ 再进入博物馆这一侧翼更隐蔽的角落里，还可看到堆放着灰色回旋状的东西——一架架的人脑。为了防止这些人脑损坏而用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着。必定有一些人专事对著名人物的尸体上施行惯常的开颅手术，从中取出脑子来为他们的科学研究服务。这中间有一颗欧洲知识分子的大脑，这仿知识分子在他老死后直到被放在这个昏暗的积满尘土的架上之前，曾有一阵子声名显赫。这里还有一个被宣告有罪的谋杀犯的脑子。无疑，早时的学者们曾希望在谋杀犯的脑中或在其头盖的构型上找出某种反常现象，找到某些能预知犯罪的标志。或许他们还希望揭示出，谋杀是一个遗传问题而非社会问题。颅相学是十九世纪的一种臭名昭著的邪说，我听我的朋友安·德鲁扬（Ann Druyan）说过，“我们若是让人挨饿和受折磨，致使这些人有偷盗和行凶杀人的怪癖倾向。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这些人眉毛倒竖的缘敌”。但杀人犯的脑与学者的脑（爱因斯坦的脑苍白地漂浮在维契托市的一个瓶子内）是难以区别的。因此，造成犯罪的原因很可能是社会而不是遗传。 在我察看这些收藏物并思索上述这些问题时，我的视线突然被许多矮的圆筒瓶子之一上的标签吸引住了。我从架上取下这个瓶子，凑近加以察看。标签上写的是P．Broca（布鲁卡）。原来我手上拿的是布鲁卡的脑。 保罗·布鲁卡是一位外科医生，神经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是十九世纪中叶医学和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位有名人物，在痛症病理学和动脉瘤治疗中做过出色的工作，对理解失语症（即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受到损害）的起因作出过划时代的贡献。布鲁卡是一位才华出众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他从医术上关心穷人，他曾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不顾自己生命安危，成功地将七千三百万法郎的公共救济金塞在毡制旅行包内，藏在土豆底下，用马拉运货车从巴黎城偷运出来，从而从掠夺者手中抢救出了这笔基金。他是现代脑外科手术的创始人。他也曾研究过婴儿死亡率。到了晚年，他被授以参议员头衔。 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说，布鲁卡喜好宁静与宽容。1848年，他创建了一个“自由思想家”协会。在当时的法国学者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同情查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思想。T.H．赫胥黎（Huxley）在《达尔文的斗犬》一文中评论说，一提到布鲁卡的名字就会使他满怀感激之情。他喜欢引用布鲁卡的话说，“我宁可是一只已经转变了的猴子，也不愿做亚当的堕落的儿子”。正因为这些和其他一些观点，使他被公开指责为“袒护唯物主义”，并且指责他象苏格拉底一样地腐蚀年轻人。但他毕竟还是当上了参议员。 早些时候，布鲁卡在法国建立人类学协会时曾遇到过极大的困难。公共教育部长和巴黎警察总监认为，作为对人类知识进行自由研究的人类学，必将会对国家起颠复作用。当不得不勉强许可布鲁卡与十八位同事讨论科学问题时，警察总监警告布鲁卡，要他对这些聚会可能会被指控为“反对社会，反对宗教或政府”承担个人责任。官方甚至把研究人类问题看作如此危险，以致指派便衣警察和侦探参加所有的会议。这意味着一旦讨论中有任何冒犯侦探的言论，聚会的权利将被立即取消。就在这种环境下，巴黎人类学协会于1859年5月19日举行了首次聚会。是年正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那一年。在后来的聚会中，讨论了大量的范围广泛的课题——考古学，神话史，生理学，解剖学，医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历史学——并且不难想象，在许多场合，警察侦探常常独处一隅打盹。布鲁卡曾讲起，有一次，侦探想出去散散步消遣一下，因此询问布鲁卡，在他离开会场时，与会人是否象他在场时一样，只说那些对国家没有任何威胁的言论。布鲁卡回答说，“不，不，我的朋友，你可不能出去：坐着并履行你的职责吧！”反对在法国发展人类学的人中间，不仅有警察，还有牧师。1876年，罗马天主教政党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运动，以反对在布鲁卡所创建的巴黎人类学研究所里讲授人类学课程。 保罗·布鲁卡于1880年去世，也许死因正是他研究得卓有成效的动脉瘤。临死前，他还在从事系统研究脑解剖的工作。他建立了法国第一个近代人类学的专业协会、专科性学校和科学杂志。他的实验室标本被汇总成人们称之为布鲁卡博物馆，后来该馆又被合并成为人类博物馆的一部分。 正是布鲁卡，运用他那现在由我双手托着的这个脑，带头收集这些令人毛骨悚然且又令我久久凝思的收藏品。布鲁卡研究过胎儿、猴子以及各个种族的人，如痴如狂地进行探索，力图理解人类的本性。不管眼前的收藏情况怎样，也不管我如何地疑惑莫解，至少按他当时的标准，他不是一个极端的侵略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当然，他不作虚构而支持科学事实。他是一位冷静的、不拘谨的且又无偏见的科学家。布鲁卡非常关注他的所作所为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在1880年的《人类学评论》中，载有一份布鲁卡著作的完整目录。根据标题，我后来查到了我所看到过的收藏品的来源，其中有：《关于刺客勒梅里（Lemaire）的头盖骨和脑》，《介绍一只雄性成年大猩猩的脑》，《关于刺客普雷沃斯特（Pre－vost）的脑》，《论偶然特征的假设性遗传》，《动物智能和人类规则》，《灵长类的有序：人猿之间的解剖学比较》，《取火术的起源》，《关于双人怪胎》，《论小头畸形》，《史前的环锯手术》，《关于成年期长出额外手指的两个病例》，《两颗苏格兰人的头颅》，以及《关于丹特·阿里格海利的颅骨》。我不知道《神的喜剧》一书作者的头盖骨今在何处，但我知道，摆在我四周的脑、头盖骨和头颅的收集，则明显是从布鲁卡的工作开始的。 布鲁卡是一位上乘的脑解剖学家。他曾对早先曾被称为嗅脑（smell brain）这一边缘区作过重要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边缘区跟人的情感有密切的关系。今天人们也许已经知道，正是布鲁卡发现了在大脑皮质左前额叶处第三脑回中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目前为人所知的布鲁卡区。尽管布鲁卡当时只依据片断的证据，但实际上已揭示出，清晰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这个区内并受该区的控制。这是大脑左右半球各具功能的首批发现之二。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第一次指出，特异的大脑功能定位于脑的特定部位，并指示出，大脑结构和大脑功能（有时被称作“心理”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 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是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然人类学家，我可以想见，他的实验室必与布鲁卡的实验室有某种相似之处。霍洛韦制作了许多过去和现代人与其近亲生物的颅骨胶质内膜，为了获得关于头盖骨内部的初步知识，力图访制出一个脑的结构来。霍洛韦相信，他能从动物的头脑骨中弄清布鲁卡区是否存在，并且他已发现了大约在两百万年以前的智人脑中突现出布鲁卡区的证据，而两百万年前正是人类开始制作并使用工具的时代。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点颅相学的味道。有一种说法也许很有道理，即认为人的思想与工艺同清晰语言的发展并肩而行，而布鲁卡区在非常真切的意义上便是我们人性的根基之一，同时它也是追溯探究我们祖先在向人性进化的具体途径的一种手段。 而此时此刻，在我面前，布鲁卡的脑及其切片正漂浮在福尔马林溶液之中。我能辨认出边缘区，这个边缘区恰恰是布鲁卡用别人的脑研究发现的。我能看到新皮质上的脑回。我甚至能辨认出布鲁卡自己的灰白色的左前额叶内的布鲁卡区，它正放置在由布鲁卡本人所开创的收藏处的积满灰尘的角落里，不知不觉地衰变着。 捧着布鲁卡的脑，我不由地想要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布鲁卡是否还依然在这脑子里——当他健谈时，当他宁静时，当他感伤时。他的才智，他的怀疑论态度，还有他出人意料的动作，是否还在他的大脑里呢？当他在各科医师（和他洋溢着自豪感的父亲）面前，争辩着失语症的起源时，胜利时刻的回忆能否依然存留在我面前的神经细胞的结构中呢？它是否还存留着他与他的朋友维克多·雨果共进晚餐时刻的记忆？是否还记得在一个月光辉辉的秋夜，偕同他手执一顶漂亮阳伞的妻子，沿着伏尔泰河堤岸和皇家桥漫步的时刻？我们死去时又到哪儿去呢？保罗·布鲁卡是否依然还在装满福尔马林的瓶子里呢？或许，记忆的痕迹已经衰退了，但现代脑研究表明，一个已知的记忆是可以在大脑的许多不同部位以重复的形式储存起来的。有朝一日，当神经生理学有了重大发展，重建早已作古的人的记忆或洞察力是否有可能呢？而这会是一件好事吗？这将是对个人私隐的最终揭示。但这也将是名副其实的不朽，因为很显然，我们的心灵乃是我们的主要方面，尤其象布鲁卡那样的人，更是这样。 从人类博物馆中的这间为人所忽视的储藏室的特征中，我原准备把一种明显的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侵略主义，一种对人类与其他灵长类有亲缘关系的观念持固执抵制态度，都归咎于那些收集这些收藏品的人——那时我还不知道收藏人正是布鲁卡。而在布鲁卡身上的确部分有上述问题。布鲁卡是十九世纪的一位人道主义者，但却没能动摇他那个时代的颓废偏见，也没能克服当时的社会积弊。他认为男人要优于妇女，白人要优于黑人。甚至他的关于德国人的脑与法国人的脑并没有明显差别的结论，也因为一位日耳曼人主张高卢人低劣而让了步。但他断定，大猩猩与人在脑维理学上有着深刻的联系。布鲁卡，这位自由思想社会的奠基人，在他年轻时就相信自由探究的重要性，并且终生追求这一目标。他的种种理想未能达到这一事实表明，即使象布鲁卡那样孜孜不倦自由追求知识的人，依然由于狭隘的和权威人士的偏见而遭受挫折。社会使我们美好的一切归于破灭。我以为。批评一个人没有承担起其后代的启蒙任务，那是不太公平的。不过，这些偏见竟是如此猖獗，实在令人可悲。这个问题同时也带来了这样的不确定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已是习以为常的真理，是否会被我们的下一代看作是不可饶恕的偏见呢？回报保罗·布鲁卡在无意中提供我们这个教训的一个办法，那就是深入而严肃地向我们最坚固持有的信念提出挑战。 这些被人遗忘的瓶瓶罐罐和其中所盛的可怕东西，至少部分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而收藏的；或许在未来对脑研究进展的某个领域内，它们会被再次表明是有用的。我将乐于稍多一些了解从新苏格兰运回法国的那个红八字须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一种令人恐怖的感觉，不期然地唤起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想法。无论如何，在这里涌起了对那些人——尤其是那些年轻夭折或在痛苦中死去的人——表示同情，他们竟被这样一种难堪的方式给人以怀念。新几内亚西北部吃人的人，用大量人的颅骨堆积成门柱，有时被用来当作门楣。这些东西或许是最方便的现成建筑材料，但建筑者们不可能不完全意识到它们会使过路人感到恐惧。这些颅骨曾被希特勒的党卫队，愚蠢的追逐者，巫师和海盗所利用，有些人甚至把颅骨用来作碘酊瓶子的标记，蓄意制造恐怖。但这也可以产生好感。如果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堆放着颅骨的房子里，会觉得自己身旁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或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刽子手，他的职业或癖好就是专为收集颅骨似的。遇到这些家伙我们自然得退避三舍，或者如有可能，就杀死他们。我不禁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了，一种由进化论设计好的奇异而冷漠的情感使我要么与之搏斗，要么逃之夭夭。免遭杀害者就能留下较多的后代。经历了这些恐怖，会加深对进化论的理解。当你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堆满人头的房间里时，你会更感到恐惧，仿佛有某个不可言语的鬼怪，手执利剑和铁铲，垂涎欲滴地徘徊于人类博物馆的楼顶之上。 但是我以为，一切都取决于收藏的目的。如果目的在于发现，如果这些人身的肢解部分是在死后被砍下的——尤其是事先已取得被肢解人同意的，那么，这样做就毫无危害，而从长远来看，也许对人类会有某种重要的好处。但我还不敢肯定，科学家们就全然没有新几内亚那些吃人的人的动机了；至少他们可能会这样说，“我每天和这些头颅生活在一起。他们并没有使我烦恼。你们又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呢？” 列奥纳多和维萨里斯，不顾古希腊就曾有一个享有盛名的合格的解剖学派，仍冒着被人说成是行贿和偷窃的危险，在欧洲首次对人体施行系统的解剖。第一个在神经解剖学基础上确定人的智能存在于头脑中的人，是查尔塞顿的赫罗菲留斯（Herophilus of Chalcedon），他约在公元前三百年享有盛名。他最先区分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而且他也是在文艺复兴以前，对脑解剖研究得最彻底的一位。无疑，也有人反对做这种可怕的实验。还有象在浮士德的传奇文学中明显表现出来的潜在着的恐惧感，认为有些东西并不“意味着”要让人知道的，有些探索对人来说是太危险了，所以不能去干。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是些不幸或不明智的人，那么，核武器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也许恰好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就对脑作实验而言，人们的恐惧感则是知识贫乏的表现。他们已深深地陷入到进化的往事之中了。他们想起了狂怒时野公猪的形象，想起了古希腊的拦路强人的形象便使他们心惊胆颤，这些古希腊时的拦路强人威胁旅行者和农村居民，强行切去旅行者和村民们的手足或身体的其他重要部分，或施行别的暴行，直到某位英雄——提修斯（Theseus）和赫尔克里士（Hercules）不费吹灰之力把这些强人收拾干净。这些恐怖在过去曾起来适应需要的有益作用。但我相信，这些事情在今天则于感情几乎格格不入了。我作为写过有关脑的著作的科学家，看到了我隐藏在内心的这些转变，我是很感兴趣的，它具体体现在我对布鲁卡的收藏品的新认识上。与这些恐惧进行斗争是值得的。 一切探索都会带来某些危险。谁也难以担保宇宙会乖乖地听任我们的摆布。但我不清楚，要是我们不研究宇宙，我们又何以能跟宇宙——包括宇宙的外部和内部——打交道呢？避免邪说泛滥的最好方法，就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科学文化知识，使他们理解进行这些研究的含意。在为了获得研究自由而进行的交往中，科学家们将被迫解释他们所作工作的意义。如果科学是一种封闭的教士职业，对平常人来说，既难以理解，又显得很神秘，那么，邪说泛滥的危险就会更大。如果科学成了大众都感兴趣和普遍关心的课题——如果它的乐趣及其社会效果在各类学校、出版物及餐桌上竞相讨论——那么，我们就能增加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认识，增加改造世界和改进我们自己前景的信心。我有时不无暇想，这或许便是呆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布鲁卡脑中的一种观念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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