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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竭力告诫自己要蔑视权威，命运却使我成了权威。 A·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恰好在一个世纪以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879年在德国乌尔姆诞生了。他是任何时代少有的人之一。他以他特殊的天赋和才华，用新方式感知旧事物而重建新世界，向因袭的智慧提出了深透的挑战。几十年来，他是一位具有崇高德行并受人敬仰的人物，也是普通人能容易地叫出名字的唯一科学家。这，部分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至少是朦胧地为公众所了解；部分是因为他对社会问题的勇敢立场；而部分又由于他的善良个性，所以爱因斯坦受到全世界的钦佩和尊敬。对于倾心于科学的移民的孩子或者象我那样在经济萧条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情况正如爱因斯坦所论证的那样，其中有一些人能成为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并受人尊敬，也许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自然而然地扮演了科学舞台上的主角。如果没有爱因斯坦，那么，在1920年以后成为科学家的许多年轻人，也许未曾听说过有科学事业存在。暗藏在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的逻辑，可能早于一个世纪就得到了发展，尽管其他人有某些预兆式的洞悉，但相对论还是不得不等待着爱因斯坦。然而从基础上说，狭义相对论物理学是非常简单的，而且许多必要的结果已能从高等代数以及考虑用桨划上行和下行的小船中推导出来。爱因斯坦的生活是富有的，也具有幽默感，对待他那时代的问题满怀着激情，对教育有深刻的洞见，把科学和政治密切联系起来，并且相信个别人毕竟能够使世界发生变化。 幼年时代的爱因斯坦没有得到应得的教育。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双亲，由于我开始说话比较晚而对我表示担忧，为此他们请教了医生……我那时确实已不小于三岁了”。他在小学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学生，他说那里的教师使他想起了对士兵的操练。爱因斯坦年轻时，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和理智的刚强是欧洲教育的表征。他厌恶这种枯燥无味机械式的教育方法。“我宁愿忍受各种惩罚而不愿学习喋喋不休地说出的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爱因斯坦总是深恶痛疾教育、科学和政治中的那些僵硬的训导者。 五岁那年，他被一个罗盘的奥秘而吸引。后来他曾说过，“我十二岁时，遇到了完全不同性质的第二大奇迹，那是在一本讨论欧几里得平面几何学的小册子中看到的。这本书中有许多断言，例如，一个三角形的三个高交于一点，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却能很可靠地加似证明，以致任何怀疑看来都不可能。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造成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深刻印象”。正规学校教育只会妨碍这些沉思默想。爱因斯坦在谈到他的自我教育时写道：“十二岁到十六岁，我使自己熟悉数学基础以及微积分原理。这时，我幸运地找到了一些书，它们在逻辑严密性方面并不太严格，但却能够简单明了地突出基本思想……我还幸运地从一部卓越的通俗读物中，知道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这部著作几乎完全局限于定性的叙述……它是一部我聚精会神地阅读了的著作”。科学的现代通俗作家可以从这些话中得到某种安慰。 他的教师似乎没有一位认识到他的才华。在慕尼黑，德国大学预科学校，这是一所该市首屈一指的中级学校，一位教师告诉他：“爱因斯坦，你决不会有任何成就。”十五岁那年，有位教师曾强烈提议要他离开学校。这位教师说，“爱因斯坦留在班上会损害我这个班级的荣誉”。爱因斯坦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并在意大利北部流浪了好几个月，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一个高级中学中途退了学。综观他的一生，他不修边幅。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而不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依然象个十几岁的孩子，守旧的人几乎确实把他叫做hippie（嬉皮）。 然而，他关于物理学的好奇心和关于自然宇宙的惊愕很快克服了他对正规教育的嫌恶，而且他没有高等学校的文凭而向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学院申请去那里工作。他没有被批准参加考试，而进入了瑞士的高级中学以补习他原来所拉下的课程，第二年才被准许进入联邦学院。但他依然是一位平凡的学生。他厌恶指定的课程，不去课堂而试图追求他真正的兴趣。他后来写道：“在这里当然事实上被禁锢了。为了应付考试，你不得不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塞在自己的脑袋里，不论你喜欢不喜欢这些东西”。 他支撑到了毕业，只是因为他的亲密朋友马塞尔·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一直参加了他的班并与爱因斯坦共同使用他的笔记。在格罗斯曼逝世许多年之后，爱因斯坦写道：“我记得我们的学生生活。他是一位无可责难的学生，而我自己却不守规矩而且是一个梦想家。他与教师们友善相处，诸事都能理解；我则是被社会所遗弃，被人不满且少为人爱……随后我们的学习期满——我突然被所有的人所抛弃，生活刚开始就失了业。”他由于得到格罗斯曼的笔记，才使他从学院毕业。但是，他在回忆为了毕业考试而学习时写道：“对我也有着一种阻碍作用……我发现对任何科学问题的考虑，对我来说，整个一年都是很不愉快的……现代教育方法还没有完全扼杀探究的神圣好奇心，这正是少有的奇事，因为这株纤小的植物最需要的除了最初的刺激之外，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它的确将被毁灭……我相信，如果谁能用鞭打强使一只动物连续地去吃食物，不管它饿与不饿，那么，他就甚至能剥夺掉它所固有的贪婪兽性……”。应该说，爱因斯坦的这些话，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科学高等教育的人无疑是一剂清醒剂。我不知道许多潜在的爱因斯坦们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和强迫吞食许多课程而怎样被永远地丧失掉了勇气。 在以临时性工作支持他生活以后，谋得了他想要得到的地位，爱因斯坦进了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成了审查专利申请的检验员，这一合适的机会是通过马塞尔·格罗斯曼的父亲经过交涉而提供的。大约与此同时，爱因斯坦抛弃了德国国籍，成了瑞士公民。三年以后，即1903年，他与他大学时的恋人结了婚。关于爱因斯坦究竟核准和拒绝了哪些专利申请几乎一无所知。有意义的是要了解提供的专利是否激发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思想。 爱因斯坦的传记作家之一，班诺什·霍夫曼（BaneshHoffman）写道，在专利局里，爱因斯坦“立即学会了顺利打杂的工作，而这使他抢到极其宝贵的一点点时间以做他那秘密的演算，当听到外面有脚步声越来越近时，他就把这些演算稿心虚地藏进抽屉里”。正是在这样的境遇里迎来了伟大的相对论的诞生。但爱因斯坦以怀念之情回忆专利局是“尘世间的隐居生活，在那里我孕育了我最优美的思想”。 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他向同事们提议说，灯塔守望人的职业对科学家是一个合适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比较地容易做并且允许对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深思。他的合作者利奥波德·英菲尔德（Leopold Infeld）说。“对爱因斯坦说来，灯塔上的孤寂生活最能激励人，能使他超脱了如此多的他所憎恶的责任。事实上，这对他来说，正是理想的生活。但差不多每一个科学家认为恰好与此相反。长时期来我一直不在科学的气氛中，我也没有一位可以与他谈谈物理学的人，这正是我生活中一件痛苦的事”。 爱因斯坦也相信，用教授物理学而赚钱是不光彩的事。他认为，作为一位科学家，通过某种别的简单而诚实的劳动以支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余暇从事物理学研究，这对他来说是最好不过了。许多年以后，爱因斯坦在美国时又说过类似的话，他缅怀往事沉思地说，我曾经愿意当一个修管子的工人。并且立即被授与管子工会的荣誉会员。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四篇研究论文，是他在瑞士专利局利用余暇写成的，发表在当时重要的物理刊物《物理学杂志》上。第一篇论证了光具有粒子性又具有波动性，并解释了当固体受光照射而发射电子这种先前令人困惑不解的光电效应。第二篇阐明了分子的本性，解释了悬浮微小粒子统计的“布朗运动”。第三篇和第四篇引进了狭义相对论，并且第一次表达了著名的方程E＝mc2，这个公式尽管被广泛的引用，但却很少为人所理解。 该方程表达了物质与能量的可转换性。它把能量守恒定律扩展为能量和质量的守恒定律，陈述了能量和质量既不能被创造又不能被消灭——虽然一种形式的能量或物质能够被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在方程中，E代表能量，它与质量m相当。在理想情况下，能够从质量m中得到的总能量是mc2，这里c是光速，每秒30万公里。（光速总是用小写字母c，而不用大写字母）。一克质量完全转换成能量释放1×（3×1010）2＝9×1020尔格，这一能量与大约一千吨TNT爆炸所产生的能量相当。因此，极小量的物质中包含着巨大的能源，只要我们设法了解如何取得这种能量就行了。核武器和核动力工厂就是地球上错误地和道德上可疑地努力获取能量的普通样板。爱因斯坦曾指出，这些能量存在于所有物质之中。热核武器——氢弹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威慑工具，但它所提取的能量也不过是从质量为m的氢所含能量mc2的百分之一。 爱因斯坦1905年的四篇论文，是一位倾其一生从事研究的物理学家一段生涯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成果；是一位年仅二十六岁，在毫不惊人的瑞士专利局供职而利用业余时间在一年内获得的令人难忘的成果。许多科学史家把1905年称为奇迹年（Annus Mirabilis）。与这种神奇相类似的，在物理学史上只出现过一次，这就是1666年。那年，二十四岁的伊萨克·牛领（Isaac Newton），被迫在一个偏远的乡村（因为在城镇流行着淋巴腺鼠疫传染病）提出了对太阳光分光谱本质的说明，发明了微积分租万有引力理论。连同1915年第一次表述的广义相对论一道，1905年的几篇论文代表了爱因斯坦科学生涯的基本成果。 在爱因斯坦以前，物理学家们广泛认为，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参考框架，即象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这样的东西。爱因斯坦的出发点是，所有的参考框架——一切观察者，不管他们的位置，速度或加速度——都将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然界的基本定律。爱因斯坦关于参考框架的观点似乎很可能受到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态度的影响，也可能受到他对十九世纪后期德国野蛮的侵略主义的抵制的影响。的确，在这种意义上说，相对性的观念已成了人类学的老生常谈，而社会科学家也已采纳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社会境遇和世界观，道德的和宗教的箴言由不同的人类社会表达出来，并且多数都比较地有效。 狭义相对论开始并没有得到广泛地接受。爱因斯坦一再力图跻身于学院生涯，他甘愿把他已经发表的相对论属于伯尔尼大学作为他的工作范本。他显然认识到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但由于不被理解而遭到拒绝，因此直到1909年爱因斯坦依然留在专利局。不过，他发表的著作并非没有受到注意，人们开始慢慢觉悟到欧洲有几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而爱因斯坦也许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诚然，他的相对论还有着激烈的争论。在一封推荐爱因斯坦到柏林大学工作的信中，一位身踞领导地位的德国科学家认为，相对论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假设，是一种暂时性的荒唐事；但他又认为，虽然如此，爱因斯坦实际上还是一位第一流的思想家。（1921年他在东方诸国访问期间获悉他被授与诺贝尔奖，但这一得奖是他论光电效应的论文和对理论物理学的“其他贡献”。而相对论则仍然被认为争论太多以致没有被明确地提及。） 爱因斯坦的宗教观和政治观是相联的。他的双亲是犹太人。但他们并不遵守宗教仪礼。然而，爱因斯坦只是“遵循政府和学校这种传统的教育机器”，而例行宗教礼仪。在十二岁那年，他突然中止了。“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许多故事不可能是真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青年人的；这是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印象。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抱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即使到后来，由于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关系，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锐性时也是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爱因斯坦接受了柏林著名的凯泽·威廉研究所的教授职位。想在理论物理学领导中心工作的欲望暂时比他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憎恶更强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爱因斯坦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在瑞士被抓。不能返回德国。几年以后，他被迫分离而导致离婚，但当1921年接受诺贝尔奖金时，虽然他已经再婚，却还把三万美元全部赠给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他的最年长的儿子后来成了著名的土木工程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教授，但他的第二个儿子（他崇拜爱因斯坦）后来却控告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在他年轻时抛弃了他，这使爱因斯坦极度悲痛。 爱因斯坦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统治阶级”的阴谋和无能的结果，这个结论与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一致。当别的德国科学家狂热支持他们民族的军国主义事业时，爱因斯坦则公开指责这场战争是“一种流行性传染病者的幻想”。只是因为他是瑞士公民，才没有被投入监狱，事实上他的朋友。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由于同样原因而在同时被逮捕了。爱因斯坦对战争的看法并没有增加他在德国的声望。 然而，战争却在使爱因斯坦的名字家喻户晓中间接地起了作用。在他的广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探讨了这样一个命题（它的简单性、优美和有力依然令人惊叹）：两物质之间的重力吸引系由这两物质使附近的普通欧几里得空间受扭或受弯而产生的。经受了检验并表明是准确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又以定量理论再现。但在第二位小数上，可以说，广义相对论预见了与牛顿理论有重要的不同。这是在古典的科学传统内，新理论保留下旧理论己确立的结果但作出了一套新的预言，这些预言允许在两种观点之间划出决定性的区别来。 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的三个检验涉及三方面的反常；水星的轨道运动、巨大星体发射的光谱线红移以及恒星光在太阳附近发生偏转。在1919年休战协订签字之前，英国远征队被派往巴西和西非大陆附近的普林西比岛，以观察日全蚀时恒星光是否按广义相对论预言而发生偏转。结果真的发生了偏转。爱因斯坦的观点被证明是有理的，当两个国家还处在技术诉诸战争的时候，英国远征从验证了一位德国科学家的工作，象征着民众的善良天性。 但与此同时，在德国发起了一次有钱人反爱因斯坦的战役。含有反犹太人寓意的群众集会在柏林和其他地方一幕幕上演，公开指责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同事们大为震惊，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太胆怯而屈从于政治，因而没有奋起反抗。随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纳粹的兴起，爱因斯坦一反他沉溺于宁静思索生活的天然爱好，不得不起来勇敢而经常地大声说话了。他在德国法庭上作证指出为了他们的政治观点而践踏学术信仰。他呼吁大赦德国和外国的政治犯（包括萨科（Sacco）和范齐蒂（Vanzetti）以及在美国的苏格兰“孩子们”）。当希特勒担任总理时，爱因斯坦和他的再婚的妻子飞离德国。 纳粹在公共场所焚烧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著作，以及其他反法西斯作家们所著的书籍。对爱因斯坦的科学价值发起了一场全面的攻击。领导进攻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他公开指责他所谓的“爱因斯坦的数学上糟糕透顶的理论”和“科学上的亚洲人精神”。他接连不断地说：“我们的元首已经在政治上和国民经济中剔除了这种亚洲人精神，众所周知那里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在自然科学中，由于过分强调爱因斯坦，所以，这种精神还在左右着我们。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理智上成为犹太人的追随者对德国来说毫无价值。真正所谓的自然科学完全起源于白种人……希特勒万岁！” 许多纳粹学者参与了围攻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的”和“布尔什维克的”物理学。出乎意料的是，大约同时在苏联，著名的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也公开把相对论斥之为“资产阶级物理学”。至于受攻击的理论的实质是否正确当然从来未加审慎地考虑过。 爱因斯坦虽然已与传统的宗教有了疏远的鸿沟，但他还是把自己看作犹太人，这完全是由于二十年代德国反犹太人运动的增长所致。但根据他的传记作家弗兰克（PhilippFrank）的看法，并不是所有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的团体都欢迎他的，因为他要求犹太人协助阿拉伯人作出努力并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对文化相对主义的热诚使包含着困难的感情问题变得更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他仍然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当欧洲的犹太人复国运动的绝望情绪日益增长时，他继续支持这种复国运动。（1948年，爱因斯坦被提名为以色列的总统，但他婉言谢绝了。假如爱因斯坦当了以色列的总统，近东的政治将会与今日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想一想这一点倒是很有趣的。） 在离开德国以后，爱因斯坦获悉，纳粹竟用两万马克买他的头。（“我却不知道我的头竟会这样值钱”。）他接受了刚刚建立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委任，此后他就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当问到他想要得多少薪金时，他提出三千美元。这时一种惊讶的神色掠过了研究所代表的面庞，爱因斯坦以为自己提得太多了，应该提得更少一些。结果他的薪金是一万六千美元，这在三十年代是相当可观的了。 爱因斯坦的声望很高，所以，其他移居美国的欧洲科学家很自然地在1939年提议由他给弗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写信，建议发展原子弹，以超过德国取得核武器的努力。尽管爱因斯坦当时并没有从事核物理学，而且对后来的曼哈顿计划也没有起作用，但他的这封信却导致了曼哈顿计划的建立。诚然，没有爱因斯坦的强烈要求，美国也很可能会发展原子弹。甚至没有E＝mc2，由安东尼·贝克勒尔（Antoine Becquel）所发现的放射性以及由恩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 ford）对原子核的研究——这两者完全独立于爱因斯坦——也非常可能导致核武器的发展。爱因斯坦对纳粹德国的痛恨使他久已放弃了和平主义主张，尽管这种放弃使他相当痛苦。但当人们后来发现，纳粹不可能发展核武器时，爱因斯坦懊悔地表示，“我要是知道德国人不会发展原子弹，那我就不会为了发展原子弹做任何事了”。 1945年，爱因斯坦力陈美国应与佛朗哥的西班牙绝交，因为佛朗哥在二次大战中支持纳粹。当他注意到歇斯底里的潮流兴起时，他骤增了烦恼的感情，他看到了类似于三十年代在德国出现的某种东西。他竭力为拒绝在非美活动委员会驻地前作证的人辩护，他说，每个人都应该“准备下狱和经济破产……要为他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福利”。他认为，每人都有拒绝与破坏公民合法权利合作的责任。这一点尤其适合于对涉及公民的私人生活和政治关系……所作的一切审讯。爱因斯坦抱定这种态度，向新闻界发表了许多抨击性言论。参议院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1953年说，提出这种主张的任何人，其“本人就是美国的敌人”。爱因斯坦晚年，在某些小组织内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爱因斯坦公认的科学天才与他支持解雇的“天真的”政治观点合而为一。但时代已经变了。我不知道，如果坚持下面这样一个不同的倾向来谈这个问题是否更不合乎情理，即：在种种观念能够被定量且能以极度精确性加以检验的物理学领域内，爱因斯坦的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而且使我们深为惊奇的是，当别人在混乱中迷失方向的地方，他竟能看得如此清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为黑暗笼罩的政治领域中，他的洞见不也可能具有某种基本的正确性吗？ 在普林斯顿的那些岁月里，爱因斯坦的热情始终常留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他长期而艰苦地从事统一场论的工作，力图在同一个基础上把引力和电磁力结合起来，但是人们普遍地认为他的努力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他生前看到了他的广义相对论已成为理解大尺度宇宙结构及其演化的基本工具，并且已令人欣慰地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在今日天文物理学中充满活力的应用。他从来不曾想到他会这样地令人敬慕，事实上，他抱怨他的同事和普林斯顿的研究生们不事先告知他而不期然地过访他，以致怕搅乱了他的工作。 但是，他写道，“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炽热兴趣，同我显然地与男人和女人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位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朋友，或甚至我的家庭；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希望保持孤独，而且与年俱增。这种孤独有时不免有点难受，但我并不因为得不到别人的了解和同情而惋惜。诚然，我由此而失去了某些东西，但我也同时得到了补偿，因为我将不为别人的习惯、意见和偏见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地把我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他一生的主要消遣是拉小提琴和乘帆船航行。爱因斯坦在某些方面看起来象是一个成年的孩童（hippie）。他任其白发长得长长的，爱穿毛线衫和合身的皮茄克，配以领带，即使接待著名的来访者也是这样的穿戴。他完全不做虚假之态，也没有这种喜好。他解释说，“我对任何人都用同样的态度说话，不论他是清道夫还是大学校长”。他经常接近民众，有时愿意帮助高中学生解几何题，而且并不总是成功。他发扬最好的科学传统，向那些经受了严格标准的证据检验的新思想开放。他虚心地接受新思想，但却怀疑关于近代地球史中行星灾变说主张，怀疑那些所谓超感官知觉的特异功能实验，他之所之怀疑后者，是出于这样的异议，即所宣称的心灵感应能力，应不随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减弱。 在宗教问题上，爱因斯坦比许多人想得更深，并且一再被人所误解。在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美国时，波士顿的天主教红衣主教奥康内尔（O’connell）警告说，相对论“隐匿着无神论的可怕幽灵”。这使得纽约的一位犹太教牧师深为惊恐，并电询爱因斯坦：“你相信上帝吗？”爱因斯坦回电说：“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它显示出一切存在物的和谐一致，但我不信那关心人的命运和行动的上帝。”这是今日许多神学家所信仰的更微妙的宗教观。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是非常真诚的。在二三十年代，他极其怀疑量子力学的基本信条：在物质的最基础层次上，粒子的行为如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所表达的竟是不可预言的。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与宇宙掷骰子。”在另一处他又断言，“上帝是微妙的，但它并不心怀恶意”。事实上，爱因斯坦是如此地喜爱这些格言，以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有时转向了他，并以某种激怒的口吻说，“停止谈论做什么事的上帝吧！”但有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如果有人懂得上帝的意图的话，那么，他就是爱因斯坦。 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之一就是这样的箴言，即没有物质客体能够如光一样快地运动。这个光的障碍已经证明使许多人讨厌，这些人希望在人们最终所能做的事上没有任何强制因素。但是，光的极限容许我们理解以前用简单而精致的方式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然而，在这里爱因斯坦去掉了这种方式，而给出了另一种方式。狭义相对论有若干推论似乎是违反直观的，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矛盾，但当我们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在这种速度下常识已不再适用了（参见第二章），许多推论就以一种可探测的方式突现出来了。这些推论之一就是，当我们以充分接近光速运动时，时间就变慢了：我们的手表，我们的原子钟，我们的生物成熟过程，统统都变慢了。因此，以非常接近光速旅行的交通工具，能在任何两空间旅行——不管距离有多远；但在与之并行的太空船上而不是在发射的行星上测量时，旅行所花的时间却非常之短。所以，我们也许有一天旅行到银河系的中心，又以平行飞船上测量所得的几十天时间返航，但在返回到的地球上测量时，逝去的时间将是六万年。这时看到我们出航的朋友已大多死去，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位来欢庆我们的胜利返航了。对这种时间的滞缓现象，在电影《第三境界目睹记》中，有些模糊的描述，不过，它又信口开河地说什么，爱因斯坦可能是一位星外来客。是的，爱因斯坦的洞察力是非凡的，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的一生可为人师表。他的事例告诉我们，人类一旦有足够的天才和勇气，他们都能获得如爱因斯坦同样伟大的成就。 爱因斯坦晚年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与罗素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家和学者一道，力图为制订一个禁止发展核武器的禁止条约，但未获成功。他认为，核武器能改变一切，只可惜没有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世界分裂为敌对状态时，他把核武器看作是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我们面临的抉择”，爱因斯坦说道，“或者是销毁核武器，或者是人类的普遍毁灭……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我们的教科书赞扬战争而掩饰它的恐怖。他们把仇恨深深地灌输到孩子们的血液里。我宁愿教人和平而不教人以战争。我将把爱而不是恨灌输给人们。” 在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前九年，即他在六十七岁那年这样描绘他毕生的探求：“站在彼岸的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着，它象是一个永恒而猜不透的谜，但至少能部分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和思想。这个世界向我们招着手，正谋求着解放……通向这座乐园的道路并不象通向宗教乐园的道路那样坦荡和诱人；但是，它已经证明自己是可靠的，因此，我永不遗憾地选择了这条不平坦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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