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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证据都不足以确立奇迹，除非……它的虚假性会比它所力求确立的事实更加奇特。 戴维·休谟（David Hume）《论奇迹》 人类已经实现了星际太空飞行。先驱者10号和11号，旅行者1号和2号宇宙飞船，凭借水星的引力之助，被推进到离开太阳系奔向星际领域的弹道。尽管它们是我们人类迄今以来所发射的最快物体，但它们依然是最慢运动的太空飞行。它们将花去上万年时间才能走完典型的星际距离。除非我们作出特殊的努力重定它们的方向，否则，它们将在上百亿年银河系的未来历史行程中永不会进入另一个行星系。它们将注定永远在星际间的黑暗中漫游。但即使这样，这些太空飞行还是带来它们所捕获的极其罕有的意外事故的信息，包括在未来某个时候，异域生命可能中途拦截宇宙飞船并对能发射这些宇宙飞船去作这些奇异旅行的生命为之惊叹。 如果说，在我们技术状况较落后情况下就能作出这些设计，那么，在另一星系的行星上，比我们先进几千年或几百万年的文明，难道就不会有能力作快速而定向的旅行吗？星际太空飞行对于我们是件费时、困难和耗资的事，而对于拥有比我们大得多资源的其他文明说来，也许也一样。但关于我们在将来某个时间将发现不了星际航行的物理学或工程上的基本新方法这种争论，的确是不明智的。很明显，为了经济、有效和方便，星际无线电传送比宇宙航行更为优越，这正是我们之所以集中力量于无线电通讯的理由。但无线电通讯对于处于前技术社会或前技术的物种进行联系显然是不适当的。不管传送如何巧妙或强有力，在本世纪以前，在地球上对这种无线电信息将不会被接受或理解。在我们地球上有生命的历史大约四十亿年，有人类则是几百万年，而文明的出现也许只有一万年。 存在一类由整个银河系的许多行星上的文明通力合作建立的银河瞭望站，环视新出现的行星，并寻找出来发现的世界，这种设想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太阳系离银河中心非常遥远，因而完全有可能从这些搜索中逃离掉。或者巡视的飞船可能来到这里，但仅仅每隔千百万才来一次，比方说，有几个几千万年过去了它还没有来过一次。然而，也可能有少数巡视小组在人类历史的较近时间曾经来过，而且他们的出现已被我们的祖先注意到了，或者甚至这种接触已经影响了人类历史。 苏联天体物理学家I．S．施克洛夫斯基（Shklovskii）和我在我们1966年合著的《宇宙中的智能生命》（Interlligentlife in the Universe）一书中讨论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从许多种文化中考察了一系列人工制品、传说和民间趣闻并断定，这些事例中没有一个提供出哪怕是适度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与外星文明有过接触。在已知人类能力和行为基础上，总会有更多似然的另外的各种解释。就在我们讨论过的事例中，有许多后来被埃里奇·冯·丹尼肯（Erich von Daniken）和别的无批判的著作家援引作为外星文明接触的可靠证据：其中有古代幼发拉底人的传说和天文圆柱体图像；斯拉夫人伊诺克的和索多玛城（Sodom）与蛾摩拉（Gomorrah）的圣经故事；北非洲塔西里（Tassili）的壁画；据说在古地质沉积物中发现并据说已在澳大利亚的一座博物馆中展出的机制金属立方体；等等，等等。过去的几年里，我继续尽我所能地深入查明这些故事，并没有发现有需要更值得注意的东西。 在关于“古代宇航员”通俗考古学的长篇大论中，对于明显有趣的事例有着完全合理的可供选择的解释，或有错误的报告，或纯系谎言、骗局和歪曲。这种说法适用于下列论据：皮里·雷斯（Piri Reis）地图、伊斯特岛的巨大独石、那斯克平原上的英雄画像以及墨西哥、乌兹别克和中国的各种手工制品。 再说，对于一位高级的外星文明人来说，既已来访，则留下一张完全清晰的名片，应是很容易的事。例如，许多核物理学家相信，存在一个原子核的“稳定岛”，附近有一个具有约114个质子和约184个中子的假设性超重原子。凡是比铀元素（它的核内有238个原子和中子）要重的所有化学元素，都会在短于宇宙年龄的时间内自发地蜕变。但有理由认为，质子和中子之间是这样结合的，即只要能构建成大约114个质子和184个中子的核，则就会产生稳定元素。这样的一种构建正好是我们目前的技术所不能达到的，很显然也是我们的祖先所办不到的。所以，含有这些元素的金属人工制品，是从前曾经有过高级外星文明来访的明确证据了。试以元素锝来说吧。它的最稳定的形式有99个质子和中子，半衰期约为二十万年，即它的一半放射性衰变成其他元素约二十万年，余下的一半继续衰变成其他元素又经二十万年，如此等等。其结果，数十亿年前由星体形成的任何形式的锝，连同其他元素，到现在必定都衰变完了。因此，地球上的锝，顾名思义，只能是人工制得。锝的人工制品也只能有唯一的含义。同样，地球上有许多常见元素是难以混熔的；例如，铝和铅。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熔化，则重得多的铅就会沉到底部，而铝则浮向顶部。不过，在宇宙飞船内重力加速度g为零的条件下，就不存在重力把熔融中较重的铅往下拉，这样就能制得诸如铝／铅AI／Pb这样一些奇异的合金。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早期穿梭般往返飞行任务的目标之一，就是检验出这些合金技术。任何记录在铝／铅合金上的和从古代文明中寻回到的信息，确实都会引起我们今天的注意。 也有这样的可能，即这种信息的内容而不是物质，清晰地表明一种超出我们祖先的科学或技术，例如，麦克斯韦方程组的一种向量微积分解释（用磁单极或不用磁单极），或图解表示几种不同温度的普朗克黑体分布，或狭义相对论洛伦兹变换的推导。即使古代文明不能理解这些记载，他们也还可能把它们视若神明。尽管编造古代或现代外星宇航员的故事明显有利可图，但上述情况并没有出现。曾经有过关于声称是坠落飞碟上的镁样品纯度的争论，但这些镁样品的纯度在当时已是美国技术所能达到的。一张猜想的星图据说是从正在飞行中的飞碟内部寻回的（据记忆说是“寻回的”），这张星图据说并不与象太阳一样的最近恒星的相对位置相似；事实上，仔细的考察表明，它还不如你用一支古老鹅毛笔在几张空白纸上撒上点点墨水所得的“星图”。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还没有更详细的材料作出解释并足以正确说明处于前科学的或前技术的人竟能准确描绘现代物理学和天文学知识。这个例外就是马里共和国多冈人所掌握的有关天狼星的奇异神话。 当今世上最多有几十万多冈人生活着，仅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才受到人类学家们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的神话中的某些成分，使人想起古代埃及文明的各种传统，有些人类学家认为，较不发达的多冈人必与古代埃及在文化上有联系。天狼星的罗盘状上升乃是埃及历法的中心，并用来预见尼罗河的泛滥。多冈天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已由马塞尔·格里奥勒（Marcel Griaule）作了描述。格里奥勒是一位法国人类学家，工作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鉴于格里奥勒的说明已无可怀疑，所以重要的是要注意，对于这些突出的多冈族人的信念，早先西方并没有记载，而且，所有这些信息又都由格里奥勒搜集起来的。这个故事近来有一位英国作家坦普尔（Temple）使之普及了。 与差不多所有前科学社会相反，多冈人认为，行星及地球都绕着它们的轴自旋并围绕太阳公转。当然，这样的结论无需高深的技术就能作出，因为哥白尼已作过论证，但是，这在地球上的人中间却还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洞悉。不过，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菲洛劳斯（Philolaus）已有过这样的学说，他们或许如拉普拉斯所说，认为，“行星上有人居住，恒星就是散播在太空中的许多太阳，各自成为太阳系的中心”。在形形色色的各种矛盾观念中，这些学说也许恰好就是受到某种启示而偶然猜中的。 古希腊相信只有四种元素——土、火、水和气，万物都由它们构成。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中间，各对这些元素中的一种作专门的辩护。如果说，后来的结果表明，宇宙的组成中事实上这些元素中的一种比另一种要多，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把明显的前科学，归咎于作出假说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中的有一位独自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上，所以，他无疑是正确的。同样，如果我们有几百种或几千种文化，各自都有自己的宇宙论，那么，若其中之一在某个时候纯属偶然地提出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他们来说也不可能用演绎得到，这对我们来说，也不应该感到惊奇。 但是，按照坦普尔的说法，多冈人比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木星有四颗卫星，土星外围有一个环。也许可能是，一些具有特殊眼力的人，在特殊可见度的条件下，没有望远镜竟能看到木星的伽利略卫星和土星的环。不过，这显然是似然性的边缘。与开普勒以前的所有天文学家不同，据说多冈人记述行星以正确无误的椭圆轨道而非圆形轨道运行。 还有更为惊奇的是，多冈人关于天狼星——这颗天空中最明亮的星的信念。他们坚持认为，有一颗暗色的和不可见的伴星，环绕天狼星作轨道运行（而坦普尔说是按椭圆轨道运行），每五十年运行一周。他们说到，这颗伴星是一颗非常小且非常重的星，它是由地球上没有找到过的一种称作“萨盖拉”（Sagala）的特殊金属所组成的。 明显的事实是，可见的星，即天狼甲，确有一颗特别暗的伴星——天狼乙，环绕着天狼甲以椭圆轨道作轨道运行，每50．04±0．09年运行一周。天狼乙是现代天文学发现的白矮星的第一个样本。它的物质处于“相对论性简并”状态，地球上并不存在这种状态，而且由于电子在这种简并物质中不受原子核束缚，所以，它也确能被描述成是金属状态。因为天狼甲被称作犬星，所以，天狼乙有时被授予“幼犬”的称号。 乍一看来，多冈人关于天狼星的传说故事似乎是今天可以用来说明过去曾与一种高级外星文明接触过的最好的候补证据。然而，当我们开始更细致地审视这个故事时，我们要记住多冈的天文学传统纳粹是口头的，要记住这种传统肯定仅仅是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而且图像是用棍棒写在沙上的。（让我顺便提一下，有某种证据表明，多冈人喜欢用椭圆构图，同时表明坦普尔关于在多冈神话中行星和天狼乙是以椭圆轨道运行的主张可能是错误的）。 当我们对多冈神话作整体考察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丰富而详尽的传说结构，正如许多人类学家已经指出的，它要比它地理上的邻邦的传说结构丰富得多。有丰富成串的传说的地方，自然也就有使其中的一个神话与现代科学发现偶然相符的较多机遇。神话非常贫乏的地方，这种偶然巧合的可能性就少得多。但当我们考察多冈人的其余神话时，我们是否能找出其他事例令人久久萦绕心头，而联想到现代科学中某些始所未料的发现呢？ 多冈人的宇宙发生论描述的是造物主怎样考察一只编成的口圆底方的筐。这类筐今日的马里人仍在使用。造物主将这只筐竖立着并用它作为世界创造纪模型——方底代表天空，圆口代表太阳。我必须指出，这种说明并不能作为对现代宇宙学思想的不平凡预期而令我惊奇。在多冈人对地球创造的描述中，造物主在鸡蛋中注入两对孪生子，每对包含一雄一雌。打算让两对孪生子在鸡蛋内成熟并结合而成为一个单一而“完善的”阴阳合生的生命。当孪生子中的一个在成熟前从鸡蛋中破壳而出时，地球就发生了，于是造物主也就把孪生子中的另一个供奉出来，以便保持宇宙的某种和谐。这是一个色彩斑驳而有趣的神话，但它跟其他关于人类的许多神话和宗教并没有性质上的不同。 关于天狼星的伴星假说，可能是从多冈人的神话中自然得出的，因为在这个神话中，孪生子占有中心的地位，但是，关于天狼星伴星的周期和密度这样简单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多冈的天狼星神话与现代天文学思想如此接近，在定量方面又如此精确，以致于不能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巧合。然而多冈神话依然还处于多少是标准的前科学传统之中。这个问题怎样解释？是否有任何机遇可能使多冈人或他们那些有文化的祖先真的能见到天狼乙并观察到它绕天狼甲旋转的周期？ 天狼乙之类的白矮星，是从所谓红色巨人的星体演化而来，这些红色巨星非常明亮，而且确是红色的（这不是骇人听闻）。公元初几个世纪的古代著作家实际上也把天狼星描述成是红色的——当然今天并不是指它的颜色。霍勒斯（Horace）在名为《怎样很快致富》的对话篇中，引证一本没有注明的早期著作中的话说，“红犬星已经热裂成不能叫喊的雕像”。由于这些古代资料丝毫不能令人信服，所以，在天体物理学家中间有一种小小的诱惑，以致使他们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白矮星天狼乙在历史上多次成为红巨星，并且为天狼甲的光亮所完全笼罩而变得用肉眼可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或许稍晚有一个时期，当天狼乙的亮度达到与天狼甲的亮度可以比较，而两星彼此间的相对运动就不能借助肉眼得到辨别。但星体演化理论的最近最好信息提示出，如果在霍勒斯前几个世纪，天狼乙曾是一颗红巨星，那么，要从红巨星变成到达目前的白矮星状态，它在时间上简直不够。更有甚者，还有一点看来也很奇特，那就是，除了多冈人以外，没有人注意到这两颗星每五十年彼此绕行一周，各自成为一颗天空中最明亮的星。在这之前几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和亚历山大港有一个富有特殊才干的观察天文学派——更不待说中国和朝鲜的天文学派——如果他们都没有注意这两颗星的情况，岂非咄咄怪事。那么，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否是要相信，外星文明的代表们曾访问过多冈或多冈人的祖先呢？ 多冈人所具有的知识，不可能不用望远镜获得。直截了当的结论是，他们曾与一个高级技术文明接触过。唯一的问题是哪一个文明，是外星文明还是欧洲文明？比多冈人受到古代外星教育奴役远为可信的，也许是他们在较近时期与科学文化较高的欧洲人有过接触，欧洲人就把值得注意的关于天狼星及其白矮伴星的欧洲神话传给了多冈人，这个神话有着一个绝妙创造性的浪漫故事的一切表面特色。这种与西方的接触或许来自欧洲人到非洲的访问，或许来自法国某地的学校，或许来自西部非洲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替法国人打仗而与欧洲人的接触。 这些故事出自与欧洲人的接触而不是与外星文明接触的可能性，由于最近天文学中的发现而增加了。最近天文学发现：由詹姆士·埃利奥特（James Elliot）率领的康奈尔大学研究小组，在印度洋上空从事高空观察，于1977年发现天王星周围有环——这项发现在地面观察中却从来没有暗示过。高级外星文明既能临近地球上空观察我们的太阳系，应该是毫无困难地发现天王星的这些环。但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天文学家们却从未说起过这件事。多冈人不谈带有环的土星之外的另一颗行星，这一事实提示我相信，多冈人所提供的东西系来自欧洲人，而不是来自外星文明。 1844年，德国天文学家F．W．贝塞尔（Bessel）发现，天狼星本身（天狼甲）的长周期运动不是直线式的，而是相反的以更远距离的星为背景波浪式的运动。贝塞尔假设，有一颗暗色的天狼伴星，它的引力影响正在造成被观察的正弦曲线运动。由于摆动周期是五十年，所以，贝塞尔推导出，在天狼甲和乙围绕它们的共同质量中心联合运动中，暗色伴星有一个五十年的周期。 十八年后，阿尔万·G．克拉克（Alvan G.Clark），在检验一台新的18[1/2]英寸的折射望远镜时，用视力直接观察，偶然发现这颗伴星——天狼乙。从相对运动观点出发，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容许我们估算出天狼甲和天狼乙的质量。结果得出，伴星的质量恰好与太阳的质量相同．但天狼乙的昏暗度几乎是天狼星的一万倍，即使它们的质量大致相同，而且它们与地球相距也恰好相等。只有当天狼乙有小得多的半径或低得多的温度时，这些事实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但在十九世纪后期，天文学家们相信，相同质量的星体具有近似相同的温度，而到世纪之交，人们广泛地认为，天狼乙的温度并不明显的低。沃尔特·S．亚当斯（Walter S.Adams）于1915年通过分光镜观察证实了这个论断。因此，天狼乙必定非常之小．我们今天知道，它只有地球一样大。由于它的大小和颜色、人们才叫它白矮星。但是，如果天狼乙比天狼甲小得很多，那么，它的密度就必须非常之大。于是，天狼乙是一颗密度异常大的星体这一概念，在本世纪头几个十年内就已得到广泛确认。 天狼伴星的奇异本质，在书籍和报纸上已作了广泛报道。例如，在阿瑟·斯坦利·埃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爵士的《物理世界的本质》一书中，我们读到：“天文学证据实际上已无可置疑地表明，在所谓的白矮星内，物质的密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地球上所经历到的任何物质的密度；例如，在天狼伴星中，其密度大约为每立方英寸一吨重。这种条件的达到可以作如下解释，即；高温和随之而来的物质的激烈震动击破了原子的外层电子（使之电离），致使碎片更加紧密地捆扎在一起”。该书于1928年出版，同年用英文重印了十次。它被翻译成包括法文在内的许多种文字。白矮星由电子简并物质所构成的思想已由R．H．福勒（Fowler）于1925年提出，并很快被人们接受。另一方面，白矮星由“相对论性简并”物质所组成的假设，第一次是在1934年到1937年期间作出的．它是由印度天体物理学家S．昌德拉塞卡（Chandrasekhar）在英国提出的；这种思想对于不熟悉量子力学的天文学家来说实质上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接受的。最强硬的怀疑论者之一是埃丁顿。这种争论不断在科学出版物中登出并引起了有知识的外行人的强烈兴趣。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格里奥勒接触到多冈人关于天狼星的传说之前。 在我的心目中，我想象可能是一位高卢旅游者于本世纪初在法属西部非洲的一个什么地方访问过多冈人。这位高卢旅游者也许是一位外交官、探险家、冒险家或早期的人类学家。这样的人——例如，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在本世纪的前几十年就在西部非洲了。他们可能谈到天文学上的某些逸闻、传说或民间知识。天狼星是天空中最明亮的星。多冈人以他们的天狼星神话欢娱访问者。接着，他们有礼貌地、带着期待的目光微笑着，希望他们的来访者谈谈他可能有的关于天狼星的神话。或许他在回答以前还翻阅了一下他的旅行袋中已经用旧了的精装书。白矮天狼伴星乃系公认的天文学上耸人听闻的事件，旅游者以一个戏剧性神话换来了一个惯常的神话。在他离去之后，他的叙述已被当地人记下、复述，最后被溶进到多冈神话的主干部分中——或者至少溶入副枝中（或许以“天狼星神话，白人的叙述”为题溶入）。当马塞尔·格里奥勒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神话时，他已经有了他自己关于欧洲天狼星神话在他的头脑中起着作用。 这一神话，由于一位粗心的人类学家而使它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它的文明发源地，如果在人类学知识没有这样多关于它的实例，这种情况也许听起来不大可能。在这里我再举一些例子。 二十世纪头十年，一位人类学的新手在美国西南部搜集土著美洲人的古代传说。他关心的是把所有独有的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免遭全部失传。年轻的土著美洲人与他们的世袭遗产已很少接触，所以，这位人类学家把注意力集中于这个种族的年长成员。一天，他在一所泥盖木屋外面，与一位健壮而又有他所需要的材料的老人交谈了起来。 “请谈一谈你们祖先在孩子出生时举行什么仪式。” “请稍等片刻。” 这位老印第安人缓缓走向泥盖木屋的黑暗深处。十五分钟之后，他返回来，对产后的仪式作了极为有用的详尽的描述，包括与破胎、胎胞、脐带、第一次呼吸和第一次哭叫有关的仪式。这位人类学家受到了鼓舞，又热衷于写作，因此，他系统地询问了人的一生所经历的所有仪式，包括青春期、结婚、生育以及逝世的仪式。谈到每一种情况，这位老人都要去泥盖木屋一次，一刻钟以后出来并提供一套丰富的答案。这使这位人类学家感到吃惊。他想，或许可能在屋内还有一位更年老而虚弱的长者卧病在床吧？他终于忍不住而鼓起勇气问那位向他提供材料的老者，为什么每次都要转回木屋里去。老人微笑着，最后一次回到木屋，出来时手上拿着一本常被翻阅的《美国人种志辞典》，这是十年前人类学家编辑的。这位可怜的白人必定会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既意味深长且又无知可笑。他竟连这样一本反映我国人民传统的了不起的书都没有。我却可以给他讲一讲这书的内容。 我要讲的另外两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杰出的医生D．卡尔顿·盖吉杜塞克（Carton Gajdusek）博士的冒险。盖吉杜塞克多年从事“库鲁病”研究，这是一种罕见的在新几内亚居民中流行的滤毒病。由于这项工作，他荣获1976年度诺贝尔医学奖。我对盖吉杜塞克博士表示谢意，因为我麻烦他请他核对过我关于他的故事的记忆。这个故事是我在许多年以前第一饮从他那里听来的。新几内亚是一个岛屿，在这个岛屿上，山岭使一部分山谷的人与另一部山谷的人分隔开了——这种分隔与古希腊人被山岭分隔相类似，但分隔得更为彻底。其结果，有着极为丰富且又不同的文化传统。 1957年春天，盖吉杜塞克和后来称为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地区的公共卫生局的医学官员文森特·齐加斯（Vincent Zigas）医生，会同一名澳大利亚行政巡逻宫，从布鲁萨谷地出发经过南福雷按文化和语言不同而聚居的广阔地带，到达阿加卡马塔萨村，对“自由地区”作了一次探索性访问。石器仍在使用着，而且还保留着人吃人的野蛮传统。盖吉杜塞克和他的同伴在南福雷的一个最边缘的村落中找到了库鲁病例，发现这种病是由于吃人肉而传播的（但大多数不是经消化道传播）。他们决定在那里待几天，搬进一间很大的老“屋”或男人们的房子里（从其中一所房子里传出的音乐，恰好是宇宙飞船旅行者唱片发送给各星球的音乐）。这所房子没有窗，低矮的门，烟雾弥漫，被分隔成小间，以致来访者既不能直立站着，也不能伸展四肢。它被分割成许多卧室，每间卧室内都有一个小火堆，男人和男孩在寒冷的夜晚就围着这火堆挤成一团睡觉或取暖。这里的地势在海拔6，000英尺以上，比丹佛还要高。为了让来访者住宿，男人和男孩们高高兴兴地拉开专司礼仪的男人房子一半的内部结构，而在两天两夜的倾盆大雨期间，盖吉杜塞克和他的同伴只得在被乱风吹打而又乌云笼罩的高高山脊上闭门不出。年轻的福雷土著人穿着树皮，头发用猪油涂抹后结成辫子。他们戴着巨大的鼻甲，用猪的阴茎作臂环，用鼠和能爬树的袋鼠的生殖器作项链的垂环。 第一天的整个晚上和以后的下雨天，主人们都唱他们传统的歌曲。为了报答他们的盛意，正如盖吉杜塞克所说，“为了增进与他们密切关系，我们也开始唱歌以表答谢——这些歌中有象‘奥奇合奏曲’和‘我的客人们在雾中发光’……等这样的俄罗斯歌曲。这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阿加卡马塔萨村的村民们请求重唱几十遍，在烟雾笼罩的长形房子里，伴着滂沱大雨，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几年之后，盖吉杜塞克从事收集南福雷地区的另一部分的民间音乐工作，他请一群年轻人把他们的全部歌曲演唱一遍。令盖吉杜塞克惊奇和喜悦的是，他们唱出了多少有些改调的、但依然清晰可辨的“奥奇合奏曲”。唱歌者中的许多人明显地认为是传统歌曲，而后来还是盖吉杜塞克发现这首歌甚至传到更远的田野，但在歌唱者中没有一人知道这首歌的起源。 我们很容易想象到，曾经有过某个世界人种音乐学考察组来到新几内亚的一个特别偏僻地区，并发现土著人有一首传统的歌。这首歌在节奏、乐谱和歌词方面听来酷似“奥奇合奏曲”。很难相信，如果西方人与这些人先前没有接触过，他们能编造出这样好的神话来。 那年的晚些时候，盖吉杜塞克接受几位澳大利亚医生对他的访问。这些医生渴望理解关于病人吃病人而传染“库鲁病”的重要发现。盖吉杜塞克描绘了福雷人所信仰的许多疾病起源的理论，他们并不相信疾病是由鬼魂造成的，也不相信是由怀恶意的亡亲造成的。不相信这些鬼魂或亡亲由于妒忌活着的人而把疾病加害于曾冒犯过他们且幸存下的男性亲戚。人类学创始人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斯基（BronlislawMalinowski）曾叙述过美拉尼西亚沿岸人的情况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福雷把大多数疾病归咎于怀恶意的巫术，任何被冒犯过并企图报仇的男性，不论是年轻人或老年人，无需专门受有训练的巫师帮助，就能要这种巫术。库鲁病就有一种专门的巫术解释，但这种巫术解释也适用于慢性肺病、麻疯病、印度痘（yaws）等等。这些信念已是长期确立并确信无疑，但当福雷人亲眼目睹着印度痘由于盖吉杜塞克小组通过青霉素注射而完全被制服时，他们就很快地同意印度痘的巫术解释是错误的，并且把它抛弃了；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巫术解释不再以任何形式出现了。（我希望西方人也象新几内亚的福雷人一样，尽快放弃那些已成废物的或错误的社会观念）。麻疯病的现代疗法也同样导致它的巫术解释消声匿迹，尽管这个过程要缓慢得多，而今天的福雷人也嘲笑早先那些关于印度痘和麻疯病的落后见解。但是，由于西方人一直未能以一种令他们满意的方式治愈或解释库鲁病的起源和本质，因而关于这种疾病的传统观点依然保持着。因此，福雷人对于西方关于库鲁病的种种解释仍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并且还固执着他们的观点，认为怀恶意的巫术是这种病的原因。 一位澳大利亚医生，由一位为盖吉杜塞克提供资料的土著人作为译员陪同，访问了毗连的村庄，用一天时间考察了库鲁病患者，并独立地取得了信息。当晚他回来告诉盖吉杜塞克说，不相信鬼魂是这种病的原因是错误的，并坚持认为，他们放弃巫术是印度痘病因的思想就更错误了。他继续告诉盖吉杜塞克，人们认为死尸能变成不可见的，而死人那看不见的鬼魂能够在夜晚通过一个微小的缺口进入病人的皮肤里，从而惹起印度痘。这位澳大利亚医生甚至用棍子在沙上把这些鬼魂的模样都画出来。他们小心地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内又画了一些弯弯曲曲的线。他们解释说，圆圈外面是黑暗的；圆圈里面是明亮的——这就是恶毒的让人生病的鬼魂的沙像。 盖吉杜塞克盘问了这位年轻的译员后发现：跟这位澳大利亚医生谈话的该村的某位老人，原来是熟悉盖吉杜塞克的，他还是盖吉杜塞克住处和实验室的常客。他们一贯试图作这样的解释，即：产生印度痘的“病菌”的形状是螺旋形的——他们从盖吉杜塞克的黑底显微镜中多次见到过的螺旋菌形状。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病菌是不可见的——它只能用显微镜才能看见——而当这位澳大利亚医生催问这是否“代表”了死人时，他们又不得不承认盖吉杜塞克曾强调指出过，这种病菌能从跟印度痘疮口的近接触，例如跟印度痘患者一起睡觉而感染上。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从显微镜中看到的情景。在显微镜聚焦后，我把双目贴近接目镜，仅仅是为了看看我的眼睫毛，接着进一步窥视漆黑的镜筒内部，最后我才调整到直视显微镜管，竟使我受明亮的光圈而眩昏。过了一会儿当眼睛适应了才看到光圈内的东西。盖吉杜塞克为福雷人的演示具有如此强有力的说服力——毕竟，别的办法对福雷人终究全然缺乏如此具体的真实性——以致甚至除了他能用青霉素治愈这种病不说，就这一点也使许多人信服了他所说的话。或许有人把显微镜中的螺旋体看作白人神话和小魔术的一个有趣范例，而当另一位白人到达并询问病因时，他们也能有礼貌地把他们所相信的观念告诉他，使他感到快慰。西方人与福雷人的接近已经中止五十年之久了，但在我看来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位未来的访问者会惊奇地发现，尽管福雷人还完全处于前技术文化状态，但不知怎么他们竟有着医学微生物的知识。 以上三个故事内在地说明，当试图从“原始”人那里去获取他们的古代传说时，几乎都不可避免地碰到这些问题。你能确保在你到某地以前其他人就没有去过并破坏了土著神话的原始状态吗？你能确信土著人不顺从你或不取笑你吗？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斯基认为，他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发现了一个民族，他们竟弄不清性交和生孩子之间的关系。当问到怎么会怀孕时，他们就会向你提供一个精巧的神话结构，明显地具有无神干预的特征。这使马利诺斯基感到吃惊，他反驳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并向他们说明今日西方已完全普及的说法——包括怀孕期九个月的说法。美拉尼西亚人回答说：“不可能。你难道没有看见那儿带着一个六个月婴儿的那位妇女吗？她丈夫远航去另一个岛屿已有两年了。”是否更有可能是，美拉尼西亚人对生孩子全然无知，还是他们在委婉地谴责马利诺斯基呢？如果某位看上去怪癖的生客来到我的城镇，并问我婴儿从哪里来的，我也确实会跟他瞎凑一通。前科学状态的民族毕竞也是民族。个别地说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的聪明。漫无边际地向不同文化的知情人提出问题，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知道，多冈人当从西方人那里听到关于天狼星这样一个特殊发明的神话时（这颗星在多冈人自己的神话中很重要），他们是否不随机应变地回敬给来访的法国人类学家。这是否比外星宇宙飞船到古埃及访问这种传说更不可能呢？这种传说说，宇宙飞船带来一套坚实的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与常识明显矛盾，以口头流传千年之间并只在西非洲流传而得以保留至今。 对于这样一类神话，因为有着太多的漏洞，有着太多的可供选择的解释，以致难以为过去有外星人接触提供可靠的证据。如果确有外星人的话，我想，无人驾驶的行星宇宙飞船和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将更有可能证明是探测他们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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