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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是一位博学之士。在古今男女学者中象他那样知识渊博的为数不多。他认为人类一切知识（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心理学）都是有趣的，并且是可以学会的。他的知识并不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涉及到整个人类知识范围。他的名著《人的进化》出版后，又在电视里连播，这是一部极好的教具和非凡的史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本阐述人脑和人类如何一起进化的杰作。 该书最后一章《漫长的童年》，描述了漫长的童年时代。就人的寿命而言，这个时期比任何他种动物都要长。儿童在这个阶段依赖成人，并表现出无限的可塑性，即向周围环境和文化学习的能力。地球上大多数机体主要依赖于在神经系统中先天就有的遗传信息，而对后天获得的非遗传信息依赖性较小。对于人，甚至对所有的哺乳动物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当我们的行为还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性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大脑在短期内得到较多的机会，产生出新行为，开辟出接受教益的新途径。我们同大自然进行了讨价还价：我们的儿童将不易抚育，但儿童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又大大地增加了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另外，人类有千分之几的人不仅创造了由非遗传信息所规定的知识，而且还发明了“体外知识”：即存储在我们体处的知识，文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进化或遗传变异都需要很长时间。从一个物种演变成另一个高级的变种大约需要十万年。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比如，狮子与老虎之间行为上的差异往往不是很大。再如，我们人类的脚趾也是人类器官系统新近进化的例子。大脚趾在行走时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而其他脚趾的作用就不明显。显然它是从手指一样的附肢进化来的，象栖息在树上的类人猿和猴子一样，都是用于悬挂攀登的。这种进化就构成了再特化作用，即原来对某种功能很熟悉的一种器官系统对另一种完全不同功能的适应性。要形成这样一个适应性大约就得一千万年（山区大猩猩的脚也经历了类似的进化阶段，但这完全是独立的进化过程）。 但是，现在我们要完成一次进化，就不再需要一千万年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变化着。而这些变化，大部分又是人类本身促成的，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同时，我们也必须调节、适应和控制这些变化，否则就难以继续生存下去。 只有非遗传信息所规定的知识系统才有可能应付人类所面临的急骤变化的情况。因此，近代人类智力的疾速发展给我们造成了重重难题，然而，也只有靠这种发展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且，唯独透彻理解人类智力的实质和进化，才能帮助我们明智地应付和适应未知的危险的未来。 我之所以对智力进化如此感兴趣还有另外的原因。在人类史上，当前，我们已经首次成功地使用高倍射电望远镜。尽管是刚刚开始使用，而且是时断时续，然而，很明显我们是在加速使用。利用射电望远镜可以在巨大的星际距离上进行通讯联络，从而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距地球非常遥远的文明世界，确定异种星球是否在给我们拍发电报。其他文明世界的存在以及拍发电报信息的性质，两者都取决于地球上所发生的进化过程。研究地球上智力进化也有助于得到探索地球外智力的某些启示和见解。 1975年11月在多伦多大学，我荣幸地作了首届布罗诺夫斯基纪念会有关自然哲学方面的讲演。讲演后，得到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机会，使我学到了一些我不熟悉的学科。所以在写这本书时，就其内容而言，已远远地超过了那次讲演的范围。我感到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兴趣，促使我把学过的某些内容综合汇总成生动连贯的描述，诱导我提出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类智力进化的假说。这些假说可能是新颖的，至少是从未广泛讨论过的。 这是一个难攻的题材。我受过生物学的专业训练，对于生命起源和生命的早期进化，曾进行过多年的研究。我还受过脑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正规教育。因此，使我有可能在本书内提出一些激动人心的设想。我也深深地知道，其中有许多设想仅仅是在理论上的推测，正确与否也只有在今后的实验台上得到检验或反证。可是，这种探讨至少可以给我提供一个研究这个迷人题材的机会。但愿我的观点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励他人去作更深入的探讨。 据我所知，推动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是生物学的重要原理，是区别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准绳。这也是十九世纪中叶①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伟大发现。恰恰是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以及偶尔较好地适应其环境的机体的世代重复，精美的同代生命形式才得以形成。象脑这样复杂的器官系统的发展进化，一定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生命的早期历史、生命的适应、发生和终止，还要依赖于机体对再次变化了的条件的曲折适应。只有这样，那些一度处于灭种危险中的生命形式，才能由于最终适应了再次变化的条件而得以生存。只有大量地淘汰那些不大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机体，我们现代的脑和其他器官才能保留至今。 ①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和赫肯黎（T·H·Huxley）之间展开了一场闻名的论战。此后，那些别有用心的基督教徒接二连三地向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思想发起猛攻，但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进化这一事实己被化石资料和现代分子生物学广泛论证，而自然选择是解释进化事实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关于彬彬有礼地回答近代对自然选择的种种非难，包括答复那些干篇一律的离奇古怪的观点（那些“苟且偷生者”的见解），请见古尔德（Gould）的1976年著作。当然达尔文是十九世纪的人，他偶尔也热心于把欧洲人同其他地区的人作比较，并为他是欧洲人而私自庆幸（正如他对阿根廷火地岛居民评论的那样）。事实上，在科学技术未发展以前的时代，人类社会比起从火地岛来的达尔文可能更象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游牧人。他们过着原始公社生活，具有一定的教养和同情心。达尔文本来是无咎的，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见解在那里却受到嘲笑。可是，达尔文的见解，包括他的进化论，进化主要起因的自然选择，以及这些进化论思想同人的本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进化论思想即使在今天，还在一定的程度上遭到顽固的抵制和反对，那么，在维乡利亚时代的英国，进化论所受到的攻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同物理学相比，生物学更接近历史学。以往的意外事件、误失和侥幸都十分有力地预示着现在。在探讨人类智力的本质和进化这样难度很大的生物学问题时，依我看，至少应对一些有关脑进化的论点给予实质性的权衡和考虑。 人脑活动（有时称为思维）是我研究脑的基本课题。“思维”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脑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结果。“思维”可能是脑各组成部分各自的或共同活动的结果。有些过程也许是脑的整体功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些学者似乎已作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他们不能查明和确定脑的高级功能部位，他们就断言未来的神经解剖学家同样也做不到。但是缺乏证据并不意味不存在证据。生物学的近代史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机体就是极其复杂的分子化合物相互作用的产物。生物学领域曾一度被人们看作是高不可攀的圣地。现已查明，核酸、脱氧核糖核酸（DNA）、核糖核酸（DNA）以及它们的操纵因子蛋白质是遗传物质的组成物，而遗传物质的本质已基本上能根据它的这些组成部分的化学性质和化学组成来理解了。在科学上，尤其是在生物学领域，有许多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距错综复杂事物越近的，同与此还有一段距离的相比，就更容易产生一种困惑不解的难弄的感觉（一种错觉）；与此相反，当距复杂事物太远时，我清楚地知道，往往又会把愚昧误认为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无论如何，在此书中，我坚决反对那种通常称作思维——机体的二元论。这种观点居然认为机体的物质是由一些不可知的称之为思维的原料构成的。从生物学近代史的发展方向上可以明显看出，上述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研究人脑进化这一课题确实是一种乐趣和享受，因为这个课题同人类致力的各个领域都息息相关。从脑的生理学和”人的内省上都可获得一些知识，而这个研究课题同这两种见识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幸而人类洞察事物能力的历史悠久，但遗憾的是，在以往的时代中，凡是丰富多采、错综复杂和喻义深奥的见识统统被称为神话）早在公元四世纪时，索尔斯蒂尤斯（Salustius）就断言：“神话是从未发生过的，但又是始终存在的东西。”在《柏拉图对话集》和《国家》两书中，苏格拉底总是编造神话（洞穴寓言）为之提供范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理解到它的核心实质了。 书中提到的“神话”（myth）一词，我并不打算用其目前广泛流行、但又与事实相违的市俗含意，而是用它古时的意思，一种无法用其他力、法表达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隐喻。因而在诸章讨论中，我偶尔将读者引入远古和现代的神话意境中。出人意外的是这本书的书名本身恰恰与几种传统的和当代的各种神话相吻合。 本书是为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员写的，同时也希望能对那些从事人类智力研究的专业人员有所启发。书中第二章提出的论点比其他章节深奥一些，但只要下点功夫是会理解的。因此，阅读此书是不会太困难的。为了帮助那些缺乏专业基础知识的读者阅读，对于书中的一些技术术语在其首次出现时，一般都作了适当的解释。另外，还在书中安排了一些插图，用未作为阅读的辅助工具。当然，我也知道，读者能理解我的论点和赞同我的论点，这完全是两码事。 1754年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专题论述《人类不灭绝的根源和基础》的第一段中写道： “事实上为了正确评价人的解剖结构，看来重要的是，要从人的起源上来研究人……但仅通过人的连续进化，我还不能理解人的结构……在这个课题上，我无法作出任何结论，而只能是一些含糊虚构的猜测而已。比较解剖学进展得太慢，而博物学家的观测资料又不能为可靠的论证提供坚实的基础。” 两个世纪以前，卢梭的告诫至今还是有价值的。卢梭断言：研究脑的比较解剖学和观察人和动物的行为是正确解决问题的关键。鉴于这两方面目前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现在我们试图综合归纳这些进展不能说为时过早吧！ ①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和赫肯黎（T·H·Huxley）之间展开了一场闻名的论战。此后，那些别有用心的基督教徒接二连三地向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思想发起猛攻，但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进化这一事实己被化石资料和现代分子生物学广泛论证，而自然选择是解释进化事实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关于彬彬有礼地回答近代对自然选择的种种非难，包括答复那些干篇一律的离奇古怪的观点（那些“苟且偷生者”的见解），请见古尔德（Gould）的1976年著作。当然达尔文是十九世纪的人，他偶尔也热心于把欧洲人同其他地区的人作比较，并为他是欧洲人而私自庆幸（正如他对阿根廷火地岛居民评论的那样）。事实上，在科学技术未发展以前的时代，人类社会比起从火地岛来的达尔文可能更象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的游牧人。他们过着原始公社生活，具有一定的教养和同情心。达尔文本来是无咎的，但他的生活方式和见解在那里却受到嘲笑。可是，达尔文的见解，包括他的进化论，进化主要起因的自然选择，以及这些进化论思想同人的本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进化论思想即使在今天，还在一定的程度上遭到顽固的抵制和反对，那么，在维乡利亚时代的英国，进化论所受到的攻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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