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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1875——1961），瑞士精神病学家。生于图尔高州。1895年入巴塞尔大学学习，190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02年获苏黎世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与弗洛伊德相识，参加精神分析运动。1911年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1912年发表《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后，与弗洛伊德产生分歧。其它著作有《无意识过程心理学》、《心理类型》等。 其实弗洛伊德与我个人的观点之差异的问题，本该由丝毫未受两者之影响的第三者来讨论才恰当。我个人有足够的公平态度吗？他人可来担当此一工作吗？我很怀疑。如果有人向我说，已经有人完成了此一壮举，其成果可与慕休森男爵①媲美的话，我有把握，这个人的观念一定是从他人剽窃而来的。 ①慕休森男爵（1720一1797）：系德国著名冒险家及军人，以探险事业著称于世。 凡是能为众人接受的观念，绝对不可能是作者独自创造出来的；相反地，他只能算是其观念的奴隶。一般为人奉为真理的妙论都有其特殊之处。虽然它们是在某一特定时代才出现，然而却是无时间性的；它们都是队那块具有滋生力与繁殖力之心灵生活园地里长出来的，在那块园地里，短暂的人类精神就像一棵树一样地开花、结果，然后凋零、死亡。观念的出现并非在短短的一生中便可创造出来。我们并不创造观念；而是观念创造了我们。当然，当我们接受或传播观念时，我们便不免表现出这种现象，因为观念可将人的优点与缺陷——表露无遗。尤其是谈到有关心理学的观念时更是如此。除了依靠人生的主观见解外，心理学的观点是不可能出现的。难道我们在客观世界中所获取的经验能够免除主观成见的色彩吗？难道每一种经验，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不都是属于主观的解释较多吗？然而，主体本身其实也就是一种客观事实，仍然是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凡是自主体源生出来的，亦是从大地生出的。正如那些百年难得一见的珍禽异兽，亦同样地受到我们所共有的大地之涵育与滋润。实际上，只有最接近自然本性与生物的主观观念，才能算是最真实的东西。然而，什么是真理呢？ 为了讨论心理学起见，我想最好还是放弃一个观念，即认为我们今天的立场乃是要讨论心灵之正确与否的问题。我们至多只能就事论事。我所谓的就事论事是，开诚布公地、巨细靡遗地把我个人的意见说出来。也许有某种人只注重其表达观念的体裁，自认为那便是所谓的创造观念；另外一种人则主张，他本身只是一位“观察者”，而以自己所意识到的感受，来表示主观所带给他的外象。其实，真理乃是介于此两者之间。就事论事该是将你所观察到的加以组织而表达出来。 姑且不论其发展的前途如何，现代心理学本身所应有的容忍态度与表达的合理性，可以说离标准还相当遥远。目前，我们的心理学可以说只是综合了几个人的研究结果。他们的表达形式不一。因为一个人多多少少总会偏向某一类型，因而其成果亦只能代表某一部分人的看法。此外，既然那些偏向另一类型者亦代表了人的一种，我们自然可说，虽然其正确性的比例低些，它仍然有其道理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性学说、婴儿享乐说、现实原则冲突说和乱伦说等等仍可说是其研究心得之表现。他把他个人所发现的，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不是他的反对者；我之所以被加上此一称谓，乃是因为他本人及其门徒们的度量不够。许多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学者都不否认，弗氏的理论和学说确实与不少病例相符合。就其将他个人所见者但然公诸于世而言，弗氏可说是一项伟大真理的促生者。他曾经全心全力去创出一种完全由其个人心血融铸而成的心理学。 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因此便有见仁见智的判断事物法。而且，因为每个人的结构不一，对事物的看法与说法亦难免有所差别。弗氏最早期的门徒之一，阿德勒（Adler）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和弗氏一样地以相同的经验素材去研究，他对事物的看法观点和他的老师便有极大的差异。他判断事物的方法至少亦可媲美弗氏，因为他亦代表了一种有名的类型。我个人很明了，这两派的门徒都毫不客气地宣称我的观念是错误的。可是我希望，有一天历史和有公德心的人将会为我作证。他们两派，根据我个人的浅见，其过分强调生命之病理部分，及其为人作解析工作时过分重视人之缺陷，是不应该的。举个最简明的例子，弗氏无法了解宗教经验，这一点从他《谈错觉之未来》一书里我们便可得到充分的证明。就我个人而言，我倒喜欢从一个人的健全方面下手，使得病人免受那些充满于弗氏著作中之观念的苦恼。弗氏理论之所以显得有点偏激，乃是由于其大部分理论只是根据心理症事实而推敲研究出来的；其适用性当然只局限于那些情况而已。在这些范围之内，弗氏的学说仍然有其道理在。虽说其学说不免有所偏差缺陷，但缺陷到底亦是属于其学说整体的一部分，它说明了他的坦诚态度。总而言之，弗氏的学说并不是谈论健全心理者的心理学。 弗氏心理学的病态症结是这样的：其学说只观察那未为人批评过的，或甚至是属于潜意识的世界，如此一来，乃将人类之经验范围及其了解力加上一个相当大的限制。他曾经屡次批判过其个人观念之假说或前提。其实，正如上面我说过的，我们可推想而知，自我批判是需要的；因为如果他曾经站在批评的立场去研判自己之假说的话，他一定不会在《梦之解析》一书里导出那么幼稚的结论。总之，他一定亦会和我同样尝尽苦果之味。我个人从不拒绝亲自去体验哲学性批评的甘苦味道，我一向的态度总是小心翼翼、循序渐进。也许反对我的人要说，这未免太少了，而我的感觉却会说，这几乎太多了。因为自我批评常易于破坏人的纯朴性，这种纯朴是一项无价之宝，它不是一位无创造力者所能享有的。总而言之，哲理性的批判已令我发现，每种心理学——包括我的在内——都具有主观的色彩。可是，我应该尽可能避免让我的自我批判毁去了我的创造力。我深知，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有我的主观成份在内——有我个人的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成份。就是当我论及经验性的资料时，我所谈到的亦是自己。然而就是因为我看出这种不可避免性，我才从事于对人类之知识与学问的贡献——就这层贡献而言，弗氏的愿望也是如此，而严格说来，他的成就确是不少。学问不只是建立在真理之上，而且亦建立在错误上面。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明白下面之事实的必要：凡是由个人单独创造出来的心理学说，必定染有主观的色彩，而弗洛伊德与我也才有差异存在。 另外我和他所不同的一点是，我尽量避免不受那些潜意识的以及未受批评的假说之影响。我之所以说“我尽量”乃是因为，没有人敢断言他有办法免去一切潜意识的假说。我尽量避免不陷入极偏见的深渊，因此，我也就很容易允许那些对人类心灵可能有所影响的各种各样神抵存在，不论我们称自然的本能或冲动为性欲或冲创意志，我并不否认它们都是人生中的推进力而且常相互冲突的东西。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不称这种东西为“精神”呢？到底精神为何物，至今我仍然不得而知，此外，我也不知本能为何物。两者对我说来都一样具有其神秘性，不过我总不能够以其中之一来否认另一个的存在啊！这样做便等于大错特错了。世界上只有一个月亮的说法并不是错的。自然界本身不会有误解，但它只能从人所谓的“了解”才能找到。当然本能与精神非我所能了解。我们只能视其性质乃是无法为人所知的强大力量之代表而已。 显然，我认为每种宗教都有其特殊价值存在。根据其象征的说法，我发觉，那些人物和我从病人梦中与幻想中所发现的人物非常相似。就其道德教义而观之，我发现，其目的相当于病人凭自己之见解或灵感去寻求内在生活时所花的代价。对于各种各类的祭典、入会礼及苦修等繁文褥节之形式与种类，我都有深厚的兴趣。因为凭借其众多的手法，我便可寻出其与内在生活之力量的关系。同时，我亦认为，生物学以及一般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等都有极大的价值存在，因为根据这些东西，我又发现了另外一种经由外在世界去研究、了解，探讨人类的有力办法。我亦把诺斯第①教当做是，从另外角度来看，具有同等宝贵价值；从其中我们可获知许多有关宇宙的知识。我个人对宇宙的看法是，不但其外在世界的范围相当广大，其内在范围亦同样广泛，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便是人，时或内在，时或外在，此外，他更时常根据其情绪或性情肯定其一为真理，而否定或牺牲另外一个。 ①诺斯第教崇拜某种属灵的直觉，为初期基督教之一派，含有希腊、东洋哲学想，曾被视为邪教。 当然，这种说法是假设性的，可是由于其价值相当大，因此，我不拟放弃它。就启发性与经验性两方面而言，它都有其道理的；而且那亦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虽然我可以想象到，那一定是经验所给予我的灵感，但此一假设确实是我发自我的内心。而我的类型论便是根据此假设推论出来的，而且我方才可能与我在观念上有所不同的弗洛伊德达成妥协。 我发现，世间万事万物莫不相生相克，根据此一看法，我又领悟出心灵能力的观念。我主张，心灵能力有相生相克的现象，和物理能有冷热高低的电位差之道理是一样的。弗洛伊德最初只知性欲为唯一的心灵推动力等，到后来我和他决裂了，他才承认，其他的心灵活动亦有其地位。我曾经根据能量的说法，将各种动力或物力加以详细分组，以避免一种只谈论动力或冲动力的心理学。是故，我所谈论的动力或物力并非是个别存在的，而是“价值量”的问题。我上面所说的话并不是要把性欲在心灵生活中的重要性加以否认，虽说弗洛伊德曾一再声称我确实已否认其重要性了。我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以遏阻目前这种用“性”一词来以偏概全的趋势，这种现象使得一切研究人类心灵的意志都被打消了，我希望在此能把性欲的真正地位指出。根据常识来判断，我们知道，性欲只不过是所有生活本能之一——许多心理与生理功能之一而已——虽说此功能有其深广的影响力存在。 毫无问题的，今天人类的性生活，领域内确已呈现一片混乱。大家都知道当吾人感到身痛时，我们一定要痛得再也无暇他顾。弗氏所谓的性欲当然是指，当一位患者到达了被迫或被诱导去改正其错误态度所形成的，显然那一定是指对性抑制的过分其词；只要正常发展之门一打开，它自然会立刻回复正常的。显然那是一种向其双亲和有关人士的反抗现象，一种陷于令人生厌的。令其生命力感到受阻的家族关系现象。这种受阻现象便是常见于所谓的“婴儿”性欲说。其实，真正的原因并非由于性欲受阻，而是由于某种完全属于另一种生活领域的不自然紧张表现。事实既然如此，我们何必再在这洪水涛涛的地方留恋不去呢？与其要在泛滥洪灾中驾舟奔逃，倒不如再开凿另一排水鸿沟。我们该设法找出一种态度的改变或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以便这杜塞的能量得以宣泄。要是此一目的无法达成，势必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便是弗氏心理学所提出的危机。这种情况将使人类无法超越那不易变动的生物史上之循环。此一绝望一定会迫使人像保罗一样地呼叫：“我罪大恶极，有谁能为我解脱呀？”于是乎，我们之中的圣者便走上前，摇摇头，模仿浮士德的口吻说：“你们只知道一种推动力而已吗？”那便是你和你父亲、母亲，或你和你的子孙的血肉关系束缚——与过去、未来血族之“交合”，这便是家族关系之延续的原罪。除掉生命之另一种推力——精神力——外，再也没有可免除此一束缚的办法了。那不是肉体的衍生，而是不受桎梏的上帝化身，于巴拉赫所着，叙述家族生活的悲剧小说（《死亡之日》）一书中，母鬼最后说：“最怪的事是，人都不知道上帝便是他们的父亲。”这便是弗洛伊德永不可能晓得的道理，亦是所有与他持有相同看法者所避免去知道的事。至少，他们缺少一把开启通往此一真理的钥匙。而神学对一个只找寻窍门的人是用不上的，因为神学要求的是诚心，而诚心是无法凭空杜撰出来的；它完完全全是来自上帝的一种恩赐。我们现代人正面对着一种重新寻回精神生活的需要性；我们得重新亲身去体验。这是我可以摒除在生物循环史上所受到之束缚力的惟一办法。 这便是我和弗洛伊德观念不同的第三点。因此，便有人指责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并不是说，人不论何时何地都能自然地培养出宗教的表达形式，更不是说，人类的心灵远自大古洪荒时就有宗教感与宗教观念存在。我是说，凡是无法洞悉人类心灵之此道理者，可以说是缺乏了察觉力，而企图将之否认或将之蒙蔽者，可说是最缺少了解事实真相的能力。难道我们可能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派者所创立的“恋父结”找出任何可解除那根深蒂固之家族关系的宝贵证据吗？他们以过分之固执性及过敏性为“恋父结”作不可思议之辩护的现象，实际上可以说是误解了宗教性质，并且为它遮上一层外衣；那才是假生物学与家族关系之字眼所表达出来的神秘主义。至于弗氏之“超自我”的观念也只能算是一种要偷取那一向受人尊敬的那和华意象的企图，然后穿上心理学理论之外衣而已。如果一个人这样做的话，他最好还是公开承认为妙。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总是喜欢按照一般人所知的名称去叙述一件事物。历史是不会开倒车的，而人类从原始的入会礼到今天的精神生活之进步是不该被抹杀的。科学尽可将其研究分门别类，建立其有限的假说，也唯有如此，科学方能有所成就；可是人类的心灵却不能与之混为一谈。它是一种涵盖意识的整体物，亦是意识之母。由于科学只能算为其功能之一，因而也就无法穷生命之奥妙。心理治疗学者不该让他的幻想染上病理学的色彩；他不该忘掉，病态的心理是一种人类的心理，而虽说它是病态，却仍然并不失为人类精神生活整体中之一部分。心理治疗的学者应该有办法承认，自我之所以有病乃是因为它和整体脱离了关系，同时也和人类与精神失去了联络。正如弗氏于其《自我与原我》一书中所说的，自我确是“恐惧所栖息之地”，不过那也得当本能无法回到其“父亲”与“母亲”（即精神与本性）时才有可能。弗氏于谈及尼可获玛斯一问题时，遭遇到了难题：“一个人是否可能再进入母亲的子宫内，然后再被生出来？”当然我们可以说，像这种情形，历史就等于重演了，因为这种问题今天不会再一次地在现代心理学的争论中出现。 好几千年来，入会礼之仪式所教给我们的都是精神再生；然而，奇怪的是，人却屡次把神圣的生殖意义遗忘了。这当然不是一种强壮精神生活的证明；可是今天误解的现象却愈演愈烈，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神经质性的堕落、一种痛苦的加剧、一种萎缩和无思想的现象。要把精神摒除于门外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当我们把它赶了出去，我们的人生势必索然无味。幸亏我们可得到证明，精神最后总会恢复其力量，因为古代的入会礼仪式及其教义已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人类将再度站立起来，将再度了解上帝乃是吾人之父的道理。人类亦不会失去肉体与精神的平衡现象。 弗洛伊德和我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我们的基本假说。既然假说乃是不可避免之事，那么故意佯称我们并无任何假说便不应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探讨基本问题的必要；以这些问题作为出发点，以便让大家对于弗氏与我之间的许多差异有个了解。 （黄奇铭 译） 戴维森（1881——1958），美国物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以对金属的热电子发射研究而著名。因发现电子在晶体上的衍射，和乔治·汤姆森共获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电子的波长》。 电子束具有波束的特性，这是1927年初在一个大城市中心的一座大型工业实验室和一个俯视着冷寂的大海的小型大学实验室里发现的。这种巧合看来很令人惊奇，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许多实验室里经常使用着能够作出这一发现的实验设备。但是，事实上这个巧合毫不稀奇。物理学上的发现往往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而不是在此之前得到的。条件具备，时机成熟，于是往往在相隔很远的不同地方几乎同时地发生了某个事件。 人们可能会说，发现电子衍射的这一契机是从伽利略开始的。但是我不想和一位讲述故国的历史时总是从伊甸乐园开始讲起的先生去争辩。我将把导致物理学家们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把光看作是微粒这一事件作为我讲述的起点。这个思想在1800年托马斯·扬之后销声匿迹了，但在1899年又在自满的物理学界东山再起。就在这一空。M·普朗克提出了光的量子化的概念。正像他指出的那样，如果接受这个概念，那么，黑体辐射的能量分布就能得到一种完美的解释。量子化指的是辐射和物质间的能量交换正比于辐射的频率，能量和频率之间的比例因子总是等于普朗克常数h。光在某种意义上是微粒的概念就这样重新产生了。 光的微粒性的这种间接证据如何才能真正作为结论被接受呢？这种概念仍然是一种猜想，因为旨在作出同样结论的一些最初的直接证据是在实验室的仪表和刻度尺上取得的，光的真正面目往往被歪曲而失去其真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十分勉强的证据。 理查孙、卡尔·康普顿、休斯和密立根等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阐明了光传给单个电子的能量正比于它的频率，阐明了能量和频率之间的比例因子正是普朗克以前从黑体能谱中推出的数值。爱因斯坦迫切想要证明后一点，他在接受量子化方面不仅比普朗克还普朗克，而且他把光量子想象成整个地传给单个电子的真实的小能包或能量粒子。 现在提出光的微粒性，理由已非常充分，特别是由于1922年A.H.康普顿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光量子（现在称为光子）按照粒子动力学的简单规律与电子发生弹性碰撞。光总是不合情理地出现干涉现象，所以毫无疑问，光既是粒子的飞行，又是波的传播，这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过去是个矛盾，现在仍然还是个矛盾。 常言说，祸不单行。本世纪初，物理学家的试验为这种悲观的论调提供了依据。光，这个物理学的宠儿，不仅变成了一个双头的妖魔，而且也使电子遇到了麻烦。在公开场合，它的行为彬彬有礼，毫无反抗地遵守洛伦兹教本所规定的法则，但它隐藏在原子中时就放肆任性，行为古怪异常，没有一个端正的力学系统能适应它的振荡方式。对于这样一种连动力学的基本原理都还一无所知的粒子，还能讲出些什么呢？谁能为这种反常的行径辩解，谁能使光谱学的数据合理化呢？需要请一位天才来，而且天才也真的出现了。1913年，N·玻尔提出了“稳定的”轨道这个奇怪的概念。电子在“稳定”轨道上不停地转动，没有辐射；电子可以从一个轨道上消失，经过短暂的而且是不能解释的消失后又出现在另一轨道上。这是一个古怪的图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喜欢的图像，但又是一个使观看者着迷的图像，因为它相当逼真地描绘了当时已知的光谱数据所包含的最突出的有规律的特征，如巴耳未系和里德伯常数，并且连最后一位有效数字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件杰作。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这件杰作时，玻尔明智地使用了普朗克从黑体能谱中导出的常数h。 在1913这一年，打开光谱之谜的可靠钥匙似乎是最后找到了，似乎只要有时间和耐心就行了。但是这种愿望从来未实现过。在这个理论最初取得辉煌成就之后，虽然也还有一些前进，但是很快就遇到了困难，最后，尽管无数的助手不屈不挠地努力，工作实际上停滞不前了。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玻尔深深地下沉了，但还没有沉到底。人们感到需要寻找新的途径，寻找新的原子理论，它应该能够包括玻尔理论的全部优点，而且要超过玻尔理论。新的理论应当包含玻尔理论所缺少的某种尚未明确的统一原则。 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根本原理。到了1924年，曾提出了一两个大有希望的想法，并且在不断地发展着。后来又出现了一种非凡的想法，旨在发展成一种绝妙的综合，即今日的量子力学。德布罗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思想是，物质也象光一样具有二象性，它既有波的特性，又有粒子的特性。玻尔理论中的各种“限制”被看作是电子在原子内形成驻波的条件。 根据与光学的类似性和普朗克常数作为玻尔理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德布罗意设想这个常数也可以把电子的粒子性和波动性联系起来，如果后者确实是存在的话。德布罗意假设，物质的粒子性和波动性也像光那样，应当有下列关系： （粒子的能量）E＝hv（频率，即波/单位时间） （粒子的动量）P＝ho（波数，即波/单位距离） 后者可以写成更熟悉的形式λ=h/P，式中的λ表示波长。 在物理学上或许还没有过一个概念能象这个概念那样迅速地或者说深入地发展。德布罗意本人曾是这个发展的先驱，但主要的贡献是更年长和富有经验的薛定谔作出的。 在最初的那些年月里，即在十多年前，注意力都集中在原子中的电子波。可以说，波动力学产生于原子，当然它也最先应用于原子，当时似乎没有考虑到应用于自由飞行的电子。在理论上还没有明确地表明，电子束也像光束那样会表现出波动性，会被合适的光栅散射而显示出衍射，并且还没有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提到过这个有趣的推论。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埃尔萨瑟，他于1925年指出，衍射实验将证实电子波在物理上是存在的。发现电子衍射的舞台布景现在已准备就绪。 我愉快地告诉大家，埃尔萨瑟的建议刚提出不久，显示电子衍射的实验就在纽约开始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德布罗意论文的复印本到达美国的第二天，这项工作就开始了。实际情况与其说是判断正确，不如说是偶然机会。这项工作实际上开始于1919年的一次偶然的发现：次级电子发射的能谱以初级电子的能量为其上限，即使是用几百伏电压加速的初级电子亦是如此。实际上，这是电子在金属上作弹性散射。 由此便开始了弹性散射电子按散射角的分布的研究，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纯粹是偶然的发现，弹性散射强度随晶体的取向而异。由此很自然地引起了对在预先确定好取向的单晶上作弹性散射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是在1925年开始的，即德布罗意论文发表的次年，波动力学开始第一次大发展的前一年。由此可见，纽约的实验开始时并不是为了验证波动理论。只是到了1926年夏，我在英国和理查孙、玻恩、夫兰克等人讨论了这项研究工作，才使其具有这种特征。 对衍射电子束的研究开始于1926年秋，但到第二年才发现了一些，先是一例，后来接连发现了20个其他的事例，其中有19个可以用来验证波长和动量之间的关系，而且每次都在测量精确度范围内证明了德布罗意公式λ=h/p的正确性。 我想扼要讲一下实验的结构。这一系列的实验持续了八九年，而且需要制备和更换复杂的仪器。不用我说大家就会知道，这些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的许多同事自始至终都对这项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主要的有两位：特别能干的C·H·孔斯曼博士和L·H·革未博士。孔斯曼博士在研究工作的早期阶段就和我在一起。革未博士的才能和努力使大部分关键性实验得以成功，他是1924年接替孔斯曼博士的。 借此机会我还想对贝尔电话实验室研究主任，故的H·D·阿诺德博士和对w·威尔逊博士表示敬意。w·威尔逊博士是我的直接领导人，他非常有远见，他预见到这些研究对通讯科学会有贡献。事实上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今天在我们的实验室，也像在其他工业实验室中一样，电子衍射应用于分析物质结构是非常成功和有力的。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既不是这些，也不是从1927年以来在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所进行的关于电子衍射的许多出色的和重要的研究。我只想借此机会对汤姆逊实验表示我的钦佩。这些实验在各方面和我们的不同。汤姆逊在那遥远的亚伯丁用这些实验与我们在纽约同时地证明了电子衍射和验证了德布罗意公式。我还应提到斯特恩和爱斯特曼于1929年卓越地进行了一些很难作的实验，这些实验与我们的研究课题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用这些实验说明了氢原子也遵循德布罗意-薛定谔的理论发生衍射。 电子衍射的发现对于增强我们关于物质波的物理真实性的信念是重要的和及时的。大家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发现衍射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心就不会有如此之大，建筑在波的概念上的力学就不会如此成功地去说明原子物理和亚原子物理中的现象。 乔治·萨顿（1884——1956），美国科学史专家。生于比利时的根特。在大学期间，学习过哲学、化学、数学、结晶学等专业，1911年获博士学位。1912年创办国际性科学史杂志《Isis》，担任该杂志主编近40年，并发起成立国际科学史学会。他为科学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一生著述甚丰，出版著作15部，发表论文800余篇，代表作是《科学史导论》。 你听过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事吧，一天他突然来到了科拉多大峡谷的边缘，感叹道：“上帝，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如果这位牛仔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事情，那么他错了。在这个意义上，大峡谷什么也没发生。同样，科学的发展虽然比大峡谷的断裂快得多，但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它看上去是革命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过程，只看到巨大的成果。 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特别是在其发展的现阶段）来看，东方和西方是极端对立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 第一件事，实际上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在中世纪，这些方法又被东方人民大大发展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 第二，我完全确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当东方人民像我们在16世纪那样，一旦抛弃了他们经院式的、论辩的方法，当他们一旦真正被实验精神所鼓舞的时候，谁知道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谁又知道他们为反对我们（上帝饶恕我）而做什么呢？当然，就科学研究领域来说，他们只能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但是他们的应用可以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要重蹈希腊人的覆辙，他们认为希腊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他们还忽视犹太精神，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野蛮人，他们最后衰亡，一落千丈，就像他们的胜利顶峰曾高耸入云一样。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 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既无知识又不懂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也不应享有那种被他们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优越性，而且如果听其自便，他们关于这种优越性的支离破碎的想望，要不了多久就要消灭。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但是它的历史记载至今还是很短的。只有300年！和人类经验的整体相比是何等渺小，简直就是一会儿，一瞬间。它会持久吗？它将进步，将衰退，抑或灭亡？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果我们想在疾病蔓延起来以前根除它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它们，但这不是我的任务。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尽最大力量去净化它。实现这项任务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发展不谋私利的科学；热爱真理——像科学家那样热爱真理，热爱真理的全部，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有实际用途的和没有实际用途的；热爱真理而不是害怕真理；憎恨迷信，不管迷信的伪装是多么美丽。我们文明的长寿至少还没有得到证明，其延续与否，还不一定。因此，我们必须谦虚。归根结底，主要的考验是经历沧桑而存活下来，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尽管科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它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当科学方法能够被利用，并且是很好地被利用的时候，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若不承认这种利用也会产生两种局限，则是愚蠢的。第一，这种方法不能永远使用。有许多思想领域（艺术、宗教、道德）不能使用它。也许永远不能应用于这些领域。第二，这种方法很容易被错误地应用，而滥用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可能性是骇人听闻的。 十分清楚，科学精神不能控制它本身的应用。首先，科学的应用常常掌握在那些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人手中，例如，为要驾驶一辆能导致各种破坏的大马力汽车并不需要教育和训练。而即使是科学家，在一种强烈的感情影响下，也可能滥用他们的知识。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 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真理是一样的，美丽和博爱也是如此。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种特点稍稍显著一些或是那种特点突出一些罢了。 东方和西方，谁说二者永不碰头？它们在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中相聚，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所热爱的不局限于美；它们在伟大科学家的头脑中相会，伟大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 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我们得之于东方的全部东西——犹太的道德热忱，黄金规则，我们引以为荣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恩惠。没有什么理由说它在将来不该无限增加。我们不应该太自信，我们的科学是伟大的，但是我们的无知之处更多。总之，让我们发展我们的方法，改进我们的智力训练，继续我们的科学工作。慢慢地、坚定地、以谦虚的态度从事这一切。同时，让我们更加博爱，永远留意周围的美，永远留意我们人类同胞或者我们自己身上的美德。让我们摧毁那些恶的东西，那些损坏我们居住环境的丑的事物，那些我们对别人做的不公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掩盖各种罪恶的谎言；但是让我们谨防摧残或伤害那许多善良、天真事物中最弱小的东西。让我们捍卫我们的传统、我们对往昔的怀念，这些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当然如此，但是我的灵魂的最高意向，我对那看不见的事物的怀恋之情，我对于美与公正的渴求，这些也都是真实的和珍贵的东西。那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我们必须准备经常去探求这些感觉不到的真实，正是它赋予我们的生活以高尚的情操和最根本的方向。 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魂，忠于客观真理，并处处留心现实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那不太骄傲的、不采取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而记得自己最高思想的东方来源的、无愧于自己的理想的科学家——不一定会更有能力，但他将更富有人性，更好地为真理服务，更完满地实现人类使命，也将是一个更高尚的人。 （刘珺 译） 诺伯特·维纳（1894——1964），美国数学家。生于哥伦比亚城。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任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教授。早期研究概率论和函数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随机过程理论用于火炮的自动控制系统。1948年前后与人合作，提出了控制论，对现代科学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被人称为“控制论之父”。著有《控制论》等书。1933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任美国数学学会副会长。 20世纪的开始不仅标志着新旧世纪的更替。从基本上平静的19世纪到我们刚经历过的半个世纪的战争，是一个政治变动；但早在这种变动之前，人们的思想观点已经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这首先反映在科学方面。那些影响科学的因素，很可能还同时引起了19世纪文艺与20世纪文艺之间显著的脱节。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牛顿物理学一直独霸天下，几乎无人反对。它把宇宙描写成一切都是按照某种定律精确地发生的，宇宙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组织，未来的一切都是由过去的一切严格决定的。这种描述，从实验上永远是既无法全部肯定，也无法全部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世界的一种看法，它补充了实验的不足，但从某些方面来看，却比实验所能证实的任何东西部更为普遍。用我们的不完备的实验永远也不可能证实这些或那些物理定律是否正确到最后一位小数。可是牛顿的学说却不得不认为物理学是受这些定律支配的。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再在物理学中占统治地位了。为摧毁这种观点的垄断地位而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德国的波尔茨曼和美国的吉布斯。 这两位物理学家彻底应用一种令人鼓舞的新思想，把统计学引进物理学。这可能并不新鲜，因为麦克斯韦等人已经考虑过，由大量粒子所组成的世界只能用统计方法来处理。但波尔茨曼和吉布斯的贡献在于把统计学更彻底地引入物理学，使统计方法不仅对极其复杂的系统有效，而且对于像力场中的单个粒子这样的简单系统也有效。 统计学是研究分布现象的科学，这些现代科学家所考虑的并不是关于大量相同粒子的分布，而是研究那种可以作为一个物理系统初始状态的各种不同位置和速度的分布。换句话说，在牛顿的体系中，同一个物理定律可以应用于具有不同初始位置和初始动量的各种系统。新统计学家赋与这种观点以新的解释。他们仍然承认按系统的总能量来区分不同系统的原则，但是他们否定了有相同的总动量的各个系统可以无限明确地加以区分，并且永远可以用固定不变的因果律进行描述的假定。 实际上，牛顿的著作中也隐含着重要的统计思想，虽然在牛顿生活的18世纪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任何物理学测量都不是完全精确的，所以在考虑机器或其他动力学系统的时候，我们应当期望的实际上并不是在给定完全精确（这永远也不可能办到）的初始位置和初始动量的条件下所得到的结果，而只是在这些初始状态以所能达到的精确度给出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这只是表明，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初始状态，而只知道它们的某些分布。也就是说，实用物理学不能不考虑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吉布斯的功劳在于，他最早指出了研究这种偶然性的一种明确的科学方法。 研究科学史的人，如果只看一条发展线索，那是徒劳无益的。吉布斯的工作虽然想法很好，但做得很差。因此他所开创的工作还有待其他人来完成。他的研究是建立在这样的直观基础上的，即一般来说，如果有某一类物理系统能持续地保持它的特点不变，那么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其中每一个物理系统最终都会重复实现这类物理系统在任意给定时刻所具有的分布。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场合下，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一个系统就会遍历能量与其相一致的位置和动量的所有分布。 但是，最后这个结论既是错误的，又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毫无意义的系统。不过支持吉布斯的假说，还有另一条途径。巴黎有人非常成功地开辟了这条途径，而那时吉布斯还在纽黑文进行研究，这真是个历史的讽刺。直到1920年，巴黎和纽黑文两方面的工作才富有成果地结合起来；在帮助这种结合取得第一个成效的过程中，我也有幸地作出了我的一部分贡献。 吉布斯当时不得不研究测度论和概率论。虽然这些理论至少已有25年的历史，但完全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与此同时，巴黎的波雷尔和勒贝格正在研究积分理论，后来证明这种积分理论和吉布斯的想法是相符合的。波雷尔是一位已经在概率论方面负有盛名的数学家，并且在物理学方面有出色的理解力。他开创了测度理论的研究，但是没有达到完备的地步。这一地步是他的学生勒贝格——一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完成的。勒贝格对物理学既无理解力，又无兴趣。可是勒贝格解决了波雷尔所提出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研究傅立叶级数和其他纯粹数学分支的一种工具。当他们二人都被提名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时，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经过多次互相辱骂之后，他们才一起获得了这一荣誉。波雷尔坚持认为，勒贝格和他自己的工作是物理学的重要工具，而我相信，是我在1920年第一个把勒贝格积分用到一个专门的物理学问题即布朗运动问题的。 这些都是在吉布斯死后很久发生的事情。20年来，他的工作一直是一个科学之谜，看上去似乎毫无用处，但实际上却是可行的。很多人的直觉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时代，在数学物理方面也确实如此。当吉布斯把概率引进物理学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概率理论还远未出现。不过，尽管有这种种不足的情况，我还是认为，应当把20世纪物理学的第一次大革命首先归功于吉布斯，而不是归功于爱因斯坦、海森堡或普朗克。 这次革命的结果，使得今天的物理学已不再处理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处理那些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最初吉布斯本人的工作，是把偶然性观点叠加在牛顿体系上的，他只研究服从全部牛顿定律的那些系统的概率。吉布斯的理论实质上是新的，但其相应的一些考虑同牛顿却是一样的。在这以后，物理学中就破除了或者修改了牛顿体系的严格基础，而吉布斯的偶然性就极其明显地成了物理学的全部基础。诚然，不少著作中还在继续进行这场争论，爱因斯坦和德·布罗意（在某些方面）仍然坚持，一个严格的决定论世界要比一个偶然性的世界更能被人们接受，但是这些大科学家在同占压倒优势的年轻一代的斗争中只能勉强守住阵脚了。 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从总体来看，在概率性的世界中，我们处理的不再是涉及一个特定的真实宇宙的数量和陈述，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大量相似的宇宙中可以找到答案。因此，偶然性就不仅成为物理学的数学工具被接受下来，而且成了物理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承认世界上存在着非完全的决定论的因素，存在着几乎是不合乎理性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弗洛伊德承认在人的行为与思维中存在着隐藏得很深的不合乎理性的成份相类似的。在现在这个政治和智力都充满混乱的世界上，人们很自然地会将吉布斯、弗洛伊德和现代概率论的创始人列为代表相同倾向的同一类人物。但我不能坚持这种说法。弗洛伊德的思想方法虽是直观的，但又有点推理性，这与吉布斯——勒贝格的思想方法差别太大了。然而，在承认偶然性是宇宙本身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一点上，这些学者彼此是差不多的，而且也与圣·奥古斯丁的传统很相近，我们把这种随机因素，把这种组织上的不完善性称之为恶，也不算夸大其词；这是圣·奥古斯丁表征“不完善性”的消极的恶，而不是摩尼教教徒所说的积极的和存心不良的恶。 本书是从吉布斯观点在应用科学中所引起的实质性变化，以及由此而间接引起的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变化这两个方面来研究吉布斯观点对于现代生活的影响的。因此以下各章既包含有技术内容，也包含哲学内容，涉及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和应该如何反映我们面临的新世界等问题。 我再重复一遍，吉布斯的革新在于他研究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对于外界的一些问题都可能作出答案的所有那些世界。他的中心思想是：对某些世界所提问题的解答，在更多的世界中是可能的。此外，吉布斯还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随着宇宙的衰老，这个可能性的概率也会自然增加。这个概率的度量就是熵，而熵的特性就是不断增加。 随着熵的增加，宇宙以及宇宙中的一切封闭系统就会自然地退化，失去可分辨性，从最小可能状态趋向最大可能状态，从存在着各种差异的各种形式的有区别、有组织状态，趋向于混沌的无差别状态。在吉布斯的宇宙中，秩序是最小可能的，而混乱是最大可能的。如果真的存在着整个宇宙的话，那未当宇宙在整体上趋于寂灭时，却存在着一些同宇宙的一般发展方向相反的局部小岛，在这些小岛上存在着组织性增加的有限度的暂时趋势。正是在这类小岛上，生命找到了安身之处。控制论这门新科学就是以这个观点为核心发展起来的。 （钟韧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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