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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理斯（1859——1939），英国科学家、思想家、作家。生于一个海员家庭。1875年，他随父亲的船前往澳大利亚，在悉尼一所私立学校做见习教师。4年后回英国。1880年入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开始研究性心理学，并热衷文学创作。1890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新精神》。他在性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编辑《现代科学丛书》，并出版《性心理学研究录》；在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也有较大贡献。 达·芬奇不但在科学方面是至高的伟大人物，而且是科学精神的具体化、艺术家、大自然的爱好者，这是我们最好应铭记在心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意识中对这一事实认识清楚，那么就会避免许多错误。我们将不再发现设计艺术家为了受到他们所认为的思想艺术家的束缚而愚蠢地恼怒不已。一位像布伦内提尔那样心胸狭窄的教师，尽管在他自己范围里多么有用，但当他愚昧地宣称他所谓的“科学的破产”时，也就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可能现在仍如此）被人看作是先知。很不幸，许多人冒充“科学工作者”，而实际上却没有资格取得这一称号。他们可能在小密室里堆砌一些事实，做着有益的勤奋的工作，而这些事实可能有朝一日由那些更真实地受到科学精神启发的人加以研究；他们可能把真正的科学家的发明应用到实际生活上而多少做些必要的工作。他们自己有权利使用“科学”这个名字，就如那些造出堆积在陶器店里的盆钵和盘子的人有权利使用“艺术”这个名字一样，其实他们都无权使用这些称号。他们还不知道，科学并不是堆积孤立事实的知识积累，而是积极的知识的组合，是把一种非常精致的工具的锐利刀锋应用到世界上，而如果没有最广阔的眼光以及最激荡的丰富想象力，就不可能达成这项工作。 法兰西斯·加尔顿——我举出一位由于有一些共同的兴趣而我有幸与之接近的人——就是属于这种更真实的科学家。他不是职业科学家；他甚至愿意别人把他的喜爱科学看作只是一种嗜好。从一般职业科学家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一位业余科学家。他甚至不是一位博学的业余科学家，就像有些人的情况一样。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精通任何专题的文献，虽然我以为这并不怎么要紧。当他听到某一有名人物和他从事同一领域内的研究时，他就要查看这个人的研究工作；威斯曼在从事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时，就出现这种情况，而我在展读加尔顿的信中，看到他无法正确拼出威斯曼的名字时，不禁付之一笑。对于科学的态度，加尔顿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就像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博物馆的开路先锋们的态度，如查德斯肯特、阿希摩尔、伊夫林以及史龙：对于那些才开始或还没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我曾对墨西哥的仙人掌麦斯卡尔从事一些个人的实验，以探测它产生幻象的特性，这种仙人掌的特性当时在英国鲜为人知，加尔顿对此表示强烈的兴趣，想要亲自去做实验，只是最后因年老而作罢。但是，加尔顿的好奇心并不只是孩子般的好询问，而是基于此点，他的好奇心与一种几乎是独特结构的头脑相合作，他的头脑既正常又敏锐。所以，一方面他的好奇心转变为极为精巧和富有发明创造的多种方法，另一方面，好奇心受到稳定的谨慎和理智的检验而得到指导和控制。他知道如何保持那种巧妙的平衡而不会有任何的严厉、紧张或独断，只是显得有趣而亲切，表现出最可靠的谦虚。这些特性难能可贵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在他的《人类能力之探讨》中看到一切——使他成为天才人物的典型，天才不是凭借职业或苦心的训练来达成使命的，而是凭着自然的功能，照亮世界的暗处，在人类经验的不那么正统的领域里创造科学，这些领域以前只是人们兴之所至的对象，或者完全没有被人所察觉。他是一位彻底的艺术家，而如果（报导所说）他生命最后一年主要致力于写一本小说，那么这部作品就代表他全部的美妙活动；他从未做其它别的事。只有他的传奇是真实的。 加尔顿的表亲是名声更著的却尔斯·达尔文，他在大自然和科学方面也同样是纯粹的喜爱者和艺术家。无疑，一度有很多愚昧的人认为这两个名字似乎不适用于达尔文。有人认为达尔文几乎不是一位天才，只是一位研究事实的枯燥而辛勤的平常学子。他自己甚至有一次悲叹自己对于诗和艺术的冷漠，对此事许多人难以忘怀。但是达尔文是少数的选民之一，他在潜意识（如果不是在意识）的本性中就认识到“科学是诗”，而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诗和艺术的领域里，他却同时是诗人和艺术家。只有这种天赋的人才能够在读马尔萨斯的作品时得到一个暗示，想到自然淘汰是有机生物之所以连绵不断的主要模式的创造性力量；他的奇妙的进化学理论也是如此。甚至在实验的琐碎事务方面，例如让一位音乐家在他的温室里演奏巴松管，以确定音乐是否影响植物，他有着诗人或艺术家的全部的发明想象力。他在对待大自然的整个态度上是诗人和艺术家，可是我怀疑是否有人已指出这一点。他努力工作，但对于他来说，工作是一种游戏，如果工作不是游戏的话，由于他健康情况欠佳，他就无法开展他的工作。我们一再在他的《生活与信札》中，发现诸如“我极为高兴”的句子来引述他的观察与实验。而他在提及一个生物学上的问题时曾说，这种问题犹如下盘棋。我真的怀疑：是否还有任何伟大的科学家比达尔文更是一位艺术家，更有意识地感到自己是在这个世界里玩游戏，由于生活的乐趣而感到更美好的兴奋。这个人创造了雌雄淘汰的理论，使得整个生命的适应成为艺术，也使得生命的适应的秘密成为诗，而他很可能发觉“诗和艺术”是索然无味的。 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生物学家的观点比较容易达成目的，这是因为他们涉足于活生生的大自然，但我们不单是在生物学家中发现喜爱者和艺术家的态度。当天才人物悠游于有人所谓的物理学家的不毛之地时，我们也同样明显地发现这些态度，法拉弟在实验室工作，一间简单的实验室，却对真正的科学精神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地方，如果没有他在电磁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可能就会错过（感到痛苦或不感到痛苦）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实用的机器：发电机和电话。然而法拉弟眼前并没有实际目标；我们可以说：他探讨大自然，就像诗人探讨感情一样。这样就足以使他成为最高的科学家。为他写传的贝斯·琼斯博士对他很了解，他说，法拉弟的第一个伟大特点是他对于事实的信任，第二个伟大特点是他的想象力。我们在此看到了他性情的根本所在。重要的只是要记住：这两个特点不是分开和明显的。这两个特点本身可能是对立的特性；这是因为在法拉弟身上，这两个特点在有力的紧张状态里结合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为探讨大自然秘密的一种很有效的工具。他的朋友和同事蒂德尔似乎觉察了这一点。蒂德尔写道，“他的想像力所具有的威力十分巨大”——他“从一些最细微的起点开始，达到最伟大的目的”，从“氧和氮的气泡直到地球本身的大气包层”——但“他像一位强壮的骑士一样驾驭想像力”。法拉弟本人也说过同样的话：“让想像力奔驰，用判断和原则保卫它，但用实验来掌握和指导它。”他在另处曾说，他年轻时，他可能会补充说他当时仍然是，“一位具有十分生动想像力的人，并且能够像相信《百科全书》一样地相信《天方夜谭》。”但不久他就获得一种以实验来检验事实的本能，不信任没有测试过的所谓基本事实，而接受他以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一切结论，完全漠视为一般人所接受的信仰。（他在桑德玛尼亚教堂确实是一位忠实和虔诚的长老，而这在这位迷人的人物中并不是最不具魅力的特点。）蒂德尔坚称法拉弟的心智活动有这二个层面。他表现“美妙的欢愉”，他具有“容易兴奋和激动的性情”，同时“在欢愉的表面之下有着一座火山般的热能”。他自己相信从遗传中具有一种赛尔特人的气质；有人传说他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我现在在爱尔兰找不到法拉弟家族，也找不到任何像法拉弟的姓名，但蒂德尔由于自己是爱尔兰人，所以宁愿相信这种传说是可靠的。这只能说明这种性情中感情欢愉活泼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也是蒂德尔所坚称的：喜爱秩序，极端顽固，高度的自律，而这种自律能把内心的热火转变成清晰而集中的白热光。蒂德尔说在这两种特性的交汇融和下，“他成为一位先知，并时常显现一种灵感，只有凭着同情才能了解这种灵感。”他广阔而出于感情的想像力变成真理的仆从，并一经点触，就有生气。在完成物理实验时，他会经历一种孩子似的喜悦，眼睛也闪闪发亮。雪尔范纳斯·汤普森在他论法拉弟的书中坚信，法拉弟对试验和证明的永恒冲动结合了由于想像力的奔放而产生的孩子似的喜悦心情，“甚至到了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也会因为看到一次新实验而高兴得几乎跳起舞来，然而他总是毫不犹疑地把由实验所提示的观点推进到其逻辑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可能多么广泛地引自为人接受的思想模式。”他的方法是《天方夜谭》的方法，只是转移到事实的领域。 法拉弟不是一位数学家。但如果我们转向在抽象计算的领域里活动的开普勒，我们也会发现这些特点的完全相同的结合。我们应把宇宙太阳中心论的建立归功于开普勒，而不归功于哥白尼，而开普勒比任何人更是牛顿的先驱。人们说，如果没有开普勒的话，很难设想有谁会取代他的地位，在我们宇宙的科学性创造活动中担当他的特殊角色。要担当这么一个先锋人物的角色，需要奇特地混合在表面上相反的特性。只有一种打破旧秩序的大胆、独创以及冒险的精神，才能挣脱统治天文学几千年之久的长久传统和一成不变的先见。只有一位有无限耐心、谨慎、辛勤和准确的研究者，才能建立新的革命性观念，以取代这些传统和先见。开普勒把能力难能地结合在一起。他拥有最狂浪的奔放的想像力；然而他对计算准确性的尊重比世人所知道的更甚。他愿意相信：地球是一种动物，如果发现她有肺或鳍，他也不会吃惊。同时，他决心夺取准确的真理，他极有耐心地辛勤工作着，以致他的一些最仔细的计算甚至重复做了70次之多（没有借助于对数）。在开普勒身上最为清楚地体现了形成至高的科学艺术家的两个基本特性。 开普勒很可能把我们带引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自从他的时代以来，在了解宇宙方面最伟大的先锋，并且由于他似乎已经赢得了和牛顿同等的地位，他确实已不单是一位先锋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是：虽然爱因斯坦有一种极为谨慎和长于批评的心智，并被认为常识丰富，但他深深敬慕开普勒，时常引用开普勒的话。因为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具有想像力的艺术家。 爱因斯坦显然是一位艺术家，甚至在外表上也如此，见过他的人常注意到这一点：“他看起来更像音乐家而不很像科学家，”有个人写道，那些很了解爱因斯坦的人说：“他基本上是一位发现者，也是一位艺术家。”事实上，他是位精通于最普通为人公认的艺术之一的艺术家，是位有成就的音乐家，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他自己说过：即兴演奏钢琴“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必需品。”据说，他在倾听音乐时，会容光焕发；他喜爱巴赫、海顿和莫扎特，比较不喜欢贝多芬和瓦格纳，而对肖邦、舒曼以及音乐中所谓的浪漫派，则不感兴趣，这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他对音乐的喜爱是天生的；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喜爱，那时他想出一些“赞美上帝”的小曲子，并自己演唱，在那么小的年纪，音乐、大自然、上帝就开始在他身上变成一种统一体。莱布尼兹说：“音乐是人类灵魂从进行自己未意识到的计算时所经受的欢愉。”音乐最为抽象，它是最接近数学的艺术——我们可能回忆，根据毕达哥拉斯的发现，音乐和数学是如何有着它们的共同来源的——而音乐成为爱因斯坦喜爱的艺术，这是不足为奇的。建筑是他仅次于音乐的爱好——歌德把建筑艺术称之谓“凝固的音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建筑中，实际上我们投身于静态和动态转变成可见的美的机制之中。他漠视绘画，虽然他不是伟大的读者，但他被文学所吸引。他在文学中并不怎么去追求艺术，而是追求感情；在文学领域里，具有严格结构成分的作品不再吸引他了，所以他不爱读易卜生的作品；他大大倾心于塞万提斯、凯勒和史特林堡；他深深敬慕莎士比亚，但对歌德较冷淡，然而他最狂热地喜爱的作家却是所有伟大作家中有着最高度感情，神经组织中最陷入分裂状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尤其是他的杰作《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也夫斯基所给予我的，超过任何科学家，超过高斯。”在爱因斯坦看来，所有的文学分析或美学技巧都无法穿透像《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样一部作品的中心，只能用感情把握这部作品。他一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就容光焕发，他只能以“道德的满足”来形容而别无它词。因为平常意义的道德作为一种系统来说，对爱因斯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甚至不把道德包括在科学里，使他满足的是具体体现在艺术中的道德欢愉。再者，据说，爱因斯坦的感情生活方式的基调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呼唤：“我来这儿不是跟你一起去恨的，而是跟你一起去爱的。”他感到，生活中所能提供最好的事情是洋溢着快乐之光的脸庞。他是位激进的民主派、和平主义者，而不是（人们时常想象的）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国际性，他认为这绝不会损毁国家的特性。 这儿要说清楚的一个要点是：爱因斯坦并不只是在闲暇和游戏时才是一位艺术家，就如同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可能打高尔夫球，或者一位伟大的军人可能种兰花一样。他在全部工作中都保持同样的态度。他追寻科学的感情之根，而感情也正是艺术之根的所在。爱因斯坦很敬慕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爱因斯坦这么说到他：“那种使他合宜地投身于工作的感情状态，就像一位献身者或一位情人的感情状态。”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本人似乎也应验了这句话。他甚至不像一些人可能认为的是属于那种严格的宗派，即那种主张所有真正科学都是正确规范的宗派；他认识到：生物科学一定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数学之外。他有一次说，如果数学是科学的惟一途径，那么，大自然对歌德来说，将会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歌德具有一种非数学，甚至反数学的心智，然而却拥有一种比很多准确的科学研究者更伟大的直觉力量。爱因斯坦认为：一切伟大的科学成就都始于直觉。他不断重复这点，虽然他补充说，由于创新也是需要的，所以直觉就一定不能孤立。人们通常认为许多科学发现是纯粹的思想成果，但爱因斯坦却倾向于视为真正的艺术成果。他要把这个观点具体化于一切教育之中，使教育成为一种自由的、活生生的过程，不死记硬背，也不考试，主要是一种诉诸感觉的过程，以便获得美妙的反应。为了达到他的目标，甚至为了达成道德的个性，他要每一个孩子学习一种手工艺，细木工、装钉书，或学其它的，他并且像埃利·富尔一样，对电影的教育价值有很大信心。我们看到，在爱因斯坦一切活动的后面都有着这么一个观念：物理学家的工作是要去获得一幅图画，他所谓的“世界图画”。爱因斯坦于1918年在一次纪念普朗克的庆祝会上说：“我同意叔本华的意见，即吸引人们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最有力的动机之一是一种渴望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令人痛苦的粗鲁和凄凉的荒芜状态，此外，摆脱由他们自己不断改变的欲望所形成的枷锁。这种渴望驱迫那些具有较强烈敏感性的人走出个人生活，进入客观知觉和了解的世界。这种渴望是一种驱动力量，就像一种力量把身处喧嚣混杂的闹市的居民赶往平静闲适的阿尔卑斯山高处，在那儿他们似乎可以俯视永恒。和这种消极的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积极的动机，这种积极的动机促使人们寻求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情的简单的世界观，以这么一种反映世界观的图画来取代世界，从而征服世界。画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这么做着。”斯宾格勒曾谨慎地辩称：物理学、数学、宗教和伟大的艺术都有完美的一致性。我们大可以指出爱因斯坦就是这种一致性的高尚的具体化。 在我们到达数学的领域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不具有人性的、并且是远离诗的。然而艺术家却在这儿拥有最充分的想像力。贝特兰·罗素在他的《神秘主义与逻辑》一书中说：“数学可被定义为一种科目，在这个科目中，我们永不知道我们在谈些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所谈的是否真实。”我们是处身在艺术的想像领域，而数学家是在从事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就其秩序井然而言像音乐，然而在另一层面上重新产生宇宙的秩序，这样就似乎成为一种天体的音乐。最伟大的数学家为了要发现一种类似于他们的工作的性质而一再诉诸艺术，这并不使人惊奇。他们确已在种类极为繁多的艺术中发现这种类似性。在诗、在绘画、在雕刻中发现，但是，我们却确实在音乐——最抽象的艺术、数字和时间的艺术——中，发现了最紧密的类似性。米塔·雷佛雷说：“数学家的最佳工作是艺术，一种高度而完美的艺术，如同最神秘的想像之梦那样大胆、清晰而透明。数学的天才和艺术的天才彼此接触。”而西尔威斯特在他的《相互的理论》一书中这样写道：“难道代数不是好像已经获得了一种美术的尊严了吗？工作者能在这种尊严中，自由发展他的观念，就像在一场歌舞戏的主题或一幅画的主题中。它已经达到这么一点：即每一种已适当发展的代数结构，就像一幅技巧老练的风景画一样，都能暗示位于画布极限以外的无限距离的观念。”贝特兰德·罗素又说：“如果以正确态度看待数学，数学不仅拥有真理，而且也有至上的美——一种冷静而严肃的美，像是雕像的美……真正的欢愉精神，意气风发，具有一种超人的感觉，这些试验最优越状态的试金石，都确实能够在数学中发现，如同能在诗中发现一样。” 这位数学家已登临人类思想阶梯的最高梯级。这也是我们全体都在拾级而上的相同的那个阶梯，从个人的婴儿时代爬起，也从种族的婴儿时代爬起。莫利哀的乔登40多年来一直在发无聊的议论，自己也莫明其妙。人类在整个漫长的生涯中一直想着诗，却也同样地显得无知。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数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16年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解职，1944年重新在三一学院任教。曾在美国大学任客座教授。在数学上，从事过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创立“罗素悖论”。哲学上提出了逻辑原子论和中立一元论等。著有《哲学问题》、《数理哲学导论》、《西方哲学史》等。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50年代因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获世界和平奖。 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这种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 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作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 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可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 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我们所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 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 毫无疑问，在氢弹战争中，大城市将被毁灭掉。但这还只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较小的灾难。如果伦敦、纽约、莫斯科的每个人都被消灭了，在几个世纪内，世界还是会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的。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尤其在比基尼试验以后知道，核弹能逐渐把破坏作用扩展到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这个范围比原来所设想的还要大得多。 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 500倍。 这种炸弹，如果在接近地面或者在水下爆炸，就会向上层空气散放出带有放射性的粒子。它们以剧毒的尘埃或雨点的形式逐渐下降到地面，沾染了日本渔民和他们所捕到的鱼，就是这种尘埃。 现在谁也不知道这种致命的放射性的粒子会扩散得多远，但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氢弹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使用了许多颗氢弹，结果将是普遍的死亡——只有少数人会突然死去，而大多数人会受着疾病和萎蜕的慢性折磨。 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和军事学的权威都曾发出了多次警告。他们谁也不会说这些最坏的结果是一定要发生的。他们只是说，这些结果是可能的，而且谁也不能肯定说它们不会成为现实。迄今我们还未曾发觉，专家们的这些观点同他们的政治见解或偏见有什么关系。就我们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来说，这些观点只同各个专家的知识水平有关。我们发觉，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可怕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要置人类于末日，还是人类该弃绝战争？人们不敢正视这样的抉择，因为要废止战争是非常困难的。 要废止战争就要对国家主权作出种种令人不愉快的限制。但是成为理解这种情况的障碍的，除了别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人类这个名词使人感到模糊和抽象。人们在想像中几乎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不仅是对被模糊理解的人类的，而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的。他们简直理解不到，他们每个人和他们所爱的亲人都处在即将临头的苦痛死亡的危险之中。因此他们希望，只要现代化武器被禁止了，战争也许还不妨让它继续存在。 这种希望是虚妄的。尽管在和平时期达成了禁用氢武器的协议，但在战时，这些协议就不会再认为有束缚力，一旦战争爆发，双方立即就会着手制造氢弹，因为要是一方制造氢弹，而另一方不制造，那未制造氢弹的一方就必定会取得胜利。 尽管作为普遍裁军一个部分的禁用核武器的协议并不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但它还是适合于某些重要的目的。 首先：东西方之间的任何协议，就消除紧张局势来说都是有益的。其次：销毁热核武器，如果双方都相信对方是有诚意去这样做了的，就会减轻对珍珠港式突然袭击的那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心理在目前正使双方都保持着神经质的不安状态。所以我们应当欢迎这样一种协议，哪怕只是作为第一步。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未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 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未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未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决议 我们发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全世界的科学家和一般公众签名赞同下列决议： “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 （许良英 译） 我最初见到理查德·威廉是在凯塞林伯爵家，当时正在达姆施塔特召开关于“智慧说”的会议。那是20年代初。1923年，我们邀请他到苏黎世来，他在心理学俱乐部就《变化》一书发表了他的看法。 是在与他相识之前，我即对东方哲学感到兴趣。大概在1920年，我开始对《变化》一书做实验。一年夏天，在波林根，我决定向这本书所产生的谜发起全面进攻。我没有采用传统方法采一堆欧菁草，而是给自己砍下一捆芦苇向那谜开始冲击。我常常坐在有100岁的梨树下的地上，一坐几小时。那本《变化》就放在身旁，我用一种方法，即把不少会因许多原因产生结果的预言一回一答地相互加以比较，所有确乎非同一般的结果显现了出来——与我自己的许多想法过程均产生有意义的关联，对此，我也无法跟自己解释清楚。 在这实验中，惟一由主观干预的情况即是实验者任意地——就是说，不假思索地——猝然一击，然后，把一捆有49根欧蓍草的草捆打开来。他并不知道一捆里有多少根欧蓍草，但击后的结果却依赖于欧蓍草之间的数字关系。其它实验都是机械地进行的，没有意志予以干预的余地。如果确乎偶然出现有精神与之相联的情形，那它也不过是由一捆欧蓍草机会性地被分开来所组成（或用别的办法，即投硬币所产生的偶然性所组成）。 在那整个暑假期间，我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变化》一书中的答案究竟有没有意义，倘若有的话，那么精神与一系列身体活动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时常会遇到令人惊奇的巧合，这些巧合好像在说出一种间或同发性的思想（我后来称之为“同步现象”）。这些实验令我痴迷，我连记录的事都给忘了，后来我很为此遗憾。以后，不管怎样，当我经常在我的患者身上做实验时，十分清楚的是，有相当一批答案都答对了，例如，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的病例，他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他认识一个看上去似乎对他挺合适的姑娘，因为他想结婚。可不知怎的，他觉得心里不托底，担心在自己新情绪的影响下，会再次发现自己听凭威力无尽的母亲的支配。我给他做了实验，结果他的话成了六边形状，上写道：“这个女孩儿大有威力了，一个人不该娶这种女孩子。” 30年代中期，我见到了中国哲学家胡适。我询问他对《变化》一书所持的观点，得到的回答是：“噢，那本书不算什么，只是一本有年头的巫术魔法选集，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没对这本书做过实验——或者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记得他只遇到过一次，这本书被用过。有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散步，这位朋友跟他谈起他不愉快的恋情。这时他们正经过一座道庙。他开玩笑地跟他朋友说：“你可以请教一下预言！”话没说完，就真这么做了。他们一起进了庙，请和尚解释《变化》一书里的一段预言。不过他对那些解释的话一点不信。 我问他那预言是否说中了，他不情愿他说，“噢，是的，当然……”我当时想起有名的“好友”的故事，即一个人做的每件事都是他不愿做的。我于是便谨慎地问他从这次事情中是否得到益处。“是的，”他回答，“我也当开玩笑地问过一个问题”。 “那么那个预言给没给你什么合乎情理的答案？”我问。 他犹豫着。“噢，这个，是的，你这样说也行。”这个话题显然令他不舒服。 过了几年，我用芦苇做了实验后，《变化》一书附带威廉的评论出版了。我马上弄到一本，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威廉在有意义的联系问题上的观点与我大致相同。但他知道这方面的全面材料，因此，可以填补许多空白之处，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威廉来苏黎世时，我得以有机会大范围地讨论该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和宗教问题。他对中国思想所知甚多，这样他跟我的谈话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都得以澄清，这些问题是欧洲式无意识强加于我的。此外，我跟他谈到我对无意识研究的一些结果，这未使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这些结果中已认识到一些事情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传统独自拥有的东西。 威廉年轻时曾为传播基督教去过中国。在那里，东方的精神世界为他敞开了大门。威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精灵，他对事情有着不被迷惑、颇有远见的目光。他有种天赋，即在聆听一个一步步启开的陌生思想时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能够实现那一情感上的奇迹使他将中国的知识珍宝引进到欧洲来。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竟对我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尽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却不能自己地分辨出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用“影响”一词描绘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是不太恰当的，可以说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观点已经退居到背景中去，当然并未全部消失。它们形成一种精神积淀状态，一种道德上的附加条件，后来这一条件产生了致命结果。 在中国时，他有幸拜见过一位老派哲人，这位哲人因当时的革命运动被驱出内地。这位哲人名叫劳耐煊，他向他介绍了中国瑜伽哲学和《变化》中的心理学。正由于这两人的合作，我们才得以有了附带精辟评论的《变化》一书的译本。这本东方最深刻的著作第一次以生动可懂的形式被介绍到西方来。我以为，这是威廉最重要的成果。十分清楚而丝毫不会弄错的是，他的思想是西方式的，而在其对《变化》的评论中，他已表现出对无可匹敌的中国心理学的某种接受。 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耐煊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 我见到威廉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回欧洲，便立即参加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的教师队伍中去。但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几乎别无二致。 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被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无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我假想，倘若那种基督教态度开始时让步于中国影响的话，那么，逆转方向之事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发生；欧洲因素有可能再次占东方因素的上风。如果这样变化过程发生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加以诠释，那么，无意识中的冲突就会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 听了他的讲座后，我曾试图让他注意威胁着他的危险。我说给他的话是：“我亲爱的威廉，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西方的东西正再次拥有你，你对你那次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旅行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了。” 他回答说，“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么办呢？” 几年后，威廉作为客人来到我家，他的身体由于变形虫痢疾病的侵扰已经垮了下来，这病他20年前就患了。后来数月里，他的情形每况愈下。后来，我听说他住院了。我到法兰克福探望了他，眼前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生们还没有失去希望，威廉也谈及着等病愈后想实施的一些计划。我和他一起享受了他的希望，但我却有所预感了。那会儿他跟我吐露的一些话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在他做的一些梦里，他再次到荒芜无尽的亚洲干旷大草原那儿去了一趟——他离开过的中国，他正找寻着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儿已被西方笼罩死了。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能力找到答案了。他的病又拖了他几个月。 直到他临死前几个星期，我已经好久没听到他什么消息，我刚要睡着，却被一副幻景给猛地撼醒：在我床旁，立着一位身着一袭深蓝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插在袖里，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给我一个消息，我知道这很说明问题。那幻景特别清楚，我不光看到那人脸上每条皱纹，还看到了他棉衣服上的每根棉线。 威廉的问题大概也可被视为是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他那里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抵触形式出现。由于我自己也有与他相同的问题，因此知道卷入到这场冲突之中会意味着什么。诚然，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威廉也没坦率说出来。尽管我向他介绍心理学上的观点时，他表现得极感兴趣，但是，他的兴趣也只保持在我说起客观事物，如一个念头或是宗教心理学引起的一些问题时。也只到这时，他一切都很好。不过我一俟试图去触碰他内心冲突那一实际问题时，我马上即能体会到他往后缩的感觉，一种将自己内心锁住的感觉——因为这些事情正中要害。这种情况我在许多重要人物身上都观察到过。记得歌德在《浮士德》里将其写成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未被踏过的”地方。其所有区域均不能也不许被强行入内，那儿是一个命运，不允许任何人去干扰它。 （刘国彬 张放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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