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列维·斯特劳斯（1908——），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1959年起）、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他把人类一切的亲属关系归纳为三种结构和两种交换形式，认为社会人类学应主要研究深层结构的转换规则。著有《结构人类学》等。 科学家把黎明和黄昏看成同一种现象，古希腊人亦是如此，所以他们用同一个字来表示早晨和晚上。这种混淆充分反映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理论的思辨，而极为忽视事物的具体面貌。由于一种不可分割的运动所致，地球上的某一点会运动于阳光照射的地区与阳光照不见或即将照见的地区之间。但事实上，晨昏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太阳初升是前奏曲，而太阳坠落则是序曲，犹如老式歌剧中出现于结尾而非开始的序曲。太阳的面貌可以预示未来的天气如何。如果清晨将下雨，太阳阴暗而灰白；如果是晴空万里，太阳则是粉红的，呈现一种轻盈，被雾气笼罩的面貌。但对一整天的天气情况，曙光并不能做出准确的预告，它只标明一天天气进程的开始，宣布将会下雨，或者将是晴天。至于日落，则完全不同。日落是一场完整的演出，既有开始和中间过程，也有结尾，它是过去12个小时之内所发生的战斗、胜利和失败的缩影。黎明是一天的开始，黄昏是一天的重演。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更多地注意日落而较少注意日出的原因。黎明给予人们的只是温度计和晴雨表之外的辅助信息，对于这些处于低等文明之中的人们来说，只是月相、候鸟的飞向和潮汐涨落之外的辅助信息。日落则把人类身体难以摆脱的风、寒、热、雨种种现象组合在一起，组成神秘的结构，使人精神升华。人类的意识活动也可以从那遥远的天际反映出来。当落日的光辉照亮了天空的时候（如同剧院里宣布开演时并非是传统的三下锤声，而是突然大放光明的脚灯），正在乡间小路上行走的农民停止脚步，渔夫也拉紧他的小船，坐在即将熄灭的火堆旁的野蛮人，会朝天空眨眨眼睛。回忆是人的一大快乐之一，但回忆并非都是快乐，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再经历一次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疲倦和痛苦。记忆就是生命，但它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生命。所以，当太阳如天上某种吝啬的神灵扔下的施舍一般，落向平静的水面时，或者当那圆圆的落日把山脊勾勒成如同一片有锯齿的硬叶时，人们便在短暂的幻景中得到那些神秘的力量以及雾气和闪电的启示，它们在人们心灵深处所发生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整天了。 因此，人们的心灵深处肯定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否则，外观现象的平淡无奇不足以说明气候为何有如此壮观激烈的变化。今天这一整天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可书可记之事。将近下午四点，正是一天中太阳开始失去清晰度而却光辉不减的时候，也正是仿佛有意为掩饰某种准备工作而在天地之间聚焦起一片金光的时候，“梦多姹号”改变了航向。船身随着微微起伏的波涛摇动，每一次轻摇，人们都会更加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不过船行的弧度极不易觉察，人们很容易把方向的改变误认为是船体横摇轻微的加剧。实际上，没有人注意航向已经改变，大海航行，无异于几何移位。没有任何风景告诉人们已经沿着纬度线缓缓地走到了什么地方，穿越了多少等温线和多少雨量曲线。在陆地上走过五十公里，可以使人有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感觉，可是在茫茫大海上移动了5000公里，景色还一成不变，至少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如此。不必忧虑路线和方向，也不必了解那凸起的海平线后面目力难及的陆地，对这一切，船中的旅客可以完全不加以理会。他们觉得自己仿佛被关进了一个狭小的空间，被迫要在这里度过事先已经确定的天数，他们之所以以此为代价，不仅因为有一段行程要完成，更主要的是享受一下从地球的一端被运到另一端而无须动用自己的双脚的特权。由于上午迟迟不愿起床和慵懒的进餐，他们都变得虚弱无力，无精打采，吃饭早已经不能带来感官的愉快，而只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所以他们尽力使时间拖长，以便填补度日如年的空虚。 实际上，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不需要人们花费任何力气。他们当然知道，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深处的某个地方安装着机器，有人在那里工作，使之运转。但工作着的人们并不想让别人去看望他们，乘客没想到要去看望他们，船上的官员也没有想把两者拉在一起。人们只能在船上懒散地踱来踱去，看着一名水手往通风器上刷油漆，几名身穿蓝工作服的服务员不甚卖力气地在头等舱的走廊上推着一个湿墩布，看到他们，人们才意识到轮船在向前行进，生锈的船身被海浪拍打的声音，隐约可闻。 5点40分的时候，西方似乎出现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空中楼阁，充塞了天地，它的底部完全呈水平方向，大海仿佛由于某种不可理解的运动突然升高，倒立在天空的海水中间似乎有一层厚厚的难以看见的水晶。在这个庞大的结构的顶端，仿佛受反转的地心引力的作用，是变幻不变的框架，膨胀的金字塔和沸腾的泡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向高空伸展。那些沸腾的泡沫既像云彩又像建筑的装饰线脚，因为看起来很光滑，仿佛是镀金的木头圆雕。这个遮天蔽日、一团混沌的聚合物，色彩昏暗，只有顶端，闪烁着道道明亮的光辉。 在天空更高的地方，金色的光线变成没精打采的曲线，交织在一起，它们仿佛不是由物质组成，只是纯粹的光线而已。 顺着海平线向北望去，那种巨大的空中楼阁变小了，在四散的云片中渐渐升高，它的后面，在更高的地方，仿佛现出了一条带子，顶端呈五彩缤纷之状。在接近太阳——此时尚看不见——的一侧，阳光使之罩上了一个明亮的边缘，再往北看，各种构造的形态已消失，只剩下那条光带，暗淡无光，融入大海。 同样的另一条带子出现在南方，但顶端布满石板状的大块云朵，犹如支柱之上的座座石屋。 把背对着太阳，向东方望去，可以看见两群重叠在一起向长处延伸的云块。因为阳光在它们的背后，所以远景上那些小丘状、膨胀着的堡垒，都被阳光照亮，在空中呈现出交织的粉红、深紫和银白。 与此同时，在西方的那一片空中楼阁之后，太阳正在缓缓下坠。在日落的每个不同阶段，有某道阳光可能会穿透那一片浓密的结构，或者自己打开一道通道，光线于是把障碍物切成一串大小不同、亮度各异的圆片。有时候，阳光会缩回去，仿佛一只握紧的拳头，此时，云制的手套只让一两个发光而僵直的手指露出来。或者有时候，仿佛是一条章鱼，爬出了烟雾弥漫的洞穴，然后又重新退回洞中。 日落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开始时太阳是建筑师。后来（当它的光线只是反射光而非直射光的时候），太阳变成画家。当它在海平线上消失的时候，光线立刻变弱了，形成的视平面每时每刻都更为复杂。强烈的光线是景物的敌人，但在白天与黑夜转换的时刻，却可以展现一种奇幻和转瞬即逝的结构。随着黑暗的降临，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了，如同色彩美丽的日本玩具。 日落第一阶段开始的准确时间是5点45分。太阳已经很低，但还没有触及海平线。太阳开始在云层结构下面出现的一刹那，如同蛋黄一样喷薄而出，把一片光辉洒在它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的云层结构上。光芒四射之后，立刻就是光芒的回缩，周围黯淡下来，于是在海平面和云层底端的空间之中，出现了一道迷蒙的山脉，开始时在一片光辉之中影影绰绰，继而变得昏暗和棱角峥嵘。与此同时，扁平的山体也变得庞大起来。那些坚实黑暗的形体缓缓移动，如同一群候鸟在飞越广阔火红的大海，于是那一片火红逐渐从海平线向天空延伸，揭开了色彩缤纷阶段的序幕。 渐渐地，夜晚的庞大结构消失了。充塞着西方一整天的庞然大物，此时像一块轧制的片状金属，被一种来自背后的光辉照亮，光辉始而金黄，继而朱红，最终变为桃红。已经扭曲变形和正在缓缓消失的云块，也被光辉溶化和分解，如同被一阵旋风裹挟而去。 由云雾织成的无数网络出现在天空时，它们形状各异，有水平的，倾斜的，垂直的，甚至螺旋形的，向四面八方伸展。随着阳光的减弱，光线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照亮（好像琴弓忽起忽落，拨动不同的琴弦一样），使每个网络仿佛都具有它所特有而随意的色彩。每个网络在光辉中出现的时候，都是那样干净，清晰，像玻璃丝一样，又硬又脆，然后就渐渐地解体了，仿佛因为其组成的物质暴露在一个充满火焰的天空而无法忍受高温，变黑了，分解了，越来越薄了，最终从舞台上消失，而让位于另外一个新组成的网络。到最后，各种色彩都混合在一起，变得难以分辨，如同一个杯子里不同颜色和不同浓度的液体，起初还层次分明，接着渐渐地混合在一起。 在此之后，人们就很难跟踪观察远方天际上的景观了，那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重复出现的景观。当太阳触及西部海平线的时候，东方的高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以前看不到的紫色彩云，彩云不断扩展，不断增加新的细部和色彩，然后从右至左地缓缓消失，仿佛被一块抹布慢慢而毫不犹豫地擦掉。几秒钟之后，澄澈深灰色的天空重新出现在云层堆积的堡垒之上。当那一片堡垒渐呈灰白的时候，天空却一片粉红。 在太阳那边，在原来的那条老带子后面，出现一条新的带子，前者灰白，昏暗，后者红光闪烁。当这后一条光带的光辉暗淡下去的时候，顶端那尚未被人注意的斑驳的色彩，此时渐渐扩展开来，其下部爆发为一片耀眼的金黄，其上部的闪光演变为棕色和紫色。人们似乎在显微镜下，顿时看清了那些色彩的结构，成千上万条纤细的光线，仿佛支撑着一个骨架，使之呈现出浑圆的形状。 此时，太阳直射的光线业已全部消失，天空只剩下了红黄两色，红色如同虾和鲑鱼，黄色如同亚麻和干草。五彩缤纷的色彩也开始消逝。天空的景观重新出现白色、蓝色和绿色。然而海平线上还有些角落在享受着某种短暂而独立的生命。左边，一道没有被人发现的面纱突然出现，像是几种神秘绿色的随意混合。颜色然后渐渐转成艳红，暗红，紫红和炭黑，犹如一支炭条在一张粗糙的纸上留下了不规则的痕迹。在这道面纱的后面，天空呈现出高山植物般的黄绿色，那条光带依然一片昏暗，轮廓完整清晰。西边的天空，那水平状纤细的金线发出最后的闪光，可是北边近乎完全黑了下来，那些小丘状的堡垒，在灰色的天空下，变成乳白色的隆起。 白日消逝，夜晚降临，这一系列近乎完全相同而又不可预测的过程，乃是最为神秘不过的事情。种种迹象，伴着变化不定和焦虑，突现于天空。没有能预测这一特定的夜晚采取什么形式降临。仿佛由于一种神秘的炼金术的作用，每种颜色都成功地变化为其互补色，可是画家要获得同样的效果，则必须在他的调色板上加入一管新的颜料。然而对黑夜而言，它可以调出无穷无尽的混合色，它开始展现的只是一种虚幻的景象：天空由粉红变成绿色，其真正原因是某些云彩变为鲜红的颜色而我却未曾注意，对比之下，原本是粉红的天空就呈现出绿色，因为这种粉红的色调太淡，无法和那种新出现的强烈色彩相抗衡。不过，天空颜色的变化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由金黄变为红色不像由粉红变为绿色那样令人惊讶。黑夜就这样仿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降临了。 于是，金黄与紫红的颜色开始消逝，黑夜代之以自己的底片，温暖的色调让位于白色和灰色。黑夜的底片上慢慢现出一种海景，悬于真正的大海之上，那是由云彩组成的一幅广阔无垠的银幕，缓缓散成丝缕，变成座座平行的半岛，如同在一架低飞而一翼倾斜的飞机上所看到的平坦而布满黄沙的海岸，仿佛正把箭头射入海中。白日的最后几道光芒，低低地斜射到云朵组成的箭头上面，使其外表很像坚硬的岩石，人们眼前的整个幻象因此更为壮观。那些如岩石般的云朵，平时展现在光辉与黑影的刻刀下，但此时的太阳仿佛已经无力在斑岩和花岗岩上使用它明亮的刻刀，而只能把变幻不定和烟云叆叇的物质，当作它的雕刻对象，不过，这位正在徐徐下坠的雕刻家依然保持着固有的风格。 随着天空渐渐变得澄激起来，人们看到那如同海岸一般的云彩中，出现了海滩，泻湖，成堆的小岛和沙洲，它们被天上那个平静的大海所淹没，同时在不断分解的云层中形成许多峡湾和内湖。由于环绕那些云朵箭头的天空很像海洋，也由于海洋通常反映天空的颜色，所以天空的景观乃是一种遥远景观的再现，太阳将再次在那遥远的地方坠落。此外，只要看看天空底下的真正的海洋，海市蜃楼般的风景就会立刻无影无踪：它既不是正午的灼热，也非晚餐后的美妙和波浪轻摇。几乎从水平方向而至的光线，只把涌向它们那个方向的海浪照亮，海浪的另一面则一片黑暗。膨胀的海水于是现出鲜明浓重的暗影，如同脱胎于一种金属。一切透明的景象全部消失。 于是，通过一个很自然，却又始终无法觉察和迅疾的过渡，夜色取代了暮色，一切均不复原来的样子。天空，在临近地平线的地方，是一团漆黑，高处则呈土黄色，最高处是一片蔚蓝，被白日结束逼得四处逃窜的云朵业已呈现支离破碎之状，很快就只剩下了干瘪的病态的道道黑影，如同舞台上的布景支架，演出结束，灯光熄灭，立刻显现出其可悲、脆弱和临时搭就的本来面貌，它们所制造的幻象，并非出自它们本身，只不过是利用灯光和视角所造成的错觉而已。不久之前，云间还是那样活跃鲜明，每时每刻变化无穷，此时则被固定在一个痛苦而无法改变的模式里，将和渐渐黑暗下去的天空融为一体。 （赵坚 译） 费曼（1918——），美国物理学家。生于纽约。1939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4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参与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工作。1945年至1951年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5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他提出的费曼图、费曼规则和重正化的计算方法，是研究量子电动力学和粒子物理学不可缺少的工具。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与人同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电动力学》、《费曼物理学讲义》等。 我相信，如果不是教书，我不会真正成功。因为，这样，我在做某种事情，而又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存在着；至少我做了些事情；我已经做了某些贡献。”——这仅是心理上的。 40年代，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有幸能够看到这个高级研究所中那些聪慧卓绝的人做了些什么，由于他们具有惊人的才智，就被特别选拔进来，荣获跻身于这座高尚的木质板房的机会。不教课，也不负任何责任。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可以坐下并自己思考一切了，是吗？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用一段时间就产生一个新思想：他们似乎有各种机会去做某些事情，但是不可能经常产生新思想。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自疚和压抑会折磨你，使你开始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新意而焦急。你感到什么事情也没做，什么也想不出来。 由于没有足够实在的推动力和紧迫感，事情就会很平淡：不和搞实验的人接触，不必考虑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什么也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都存在着进展顺利，出现好的思想苗头的阶段，这时教书就是一个妨碍，并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生厌的累赘了。然后又是一个思维贫乏的较长时期。如果你没有教书，什么也没干，会使你神经质的！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课。” 如果你正在教一门课，你可以思考你已很清楚的一些基本东西。这些东西是有趣的，令人愉快的。重新接触它们不会有任何坏处。有更好的方法去描述它们吗？是否存在与之相联系的新问题？你可以给它们以什么新观念吗？基本东西考虑起来要容易些：即使没有新的看法也无妨，你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对于上课已足够了。如果你想到了某些新意，那就会非常高兴。 学生的问题常常是新的研究课题的源泉。他们常常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可以说是我不时考虑过，而后暂时放弃了的。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问题，看看我现在是否有所进展，对我是没有任何坏处的。学生也许不能理解我想回答的内容，或者我所要考虑的更精确的东西，但是他们提出的与之有关的某个问题启发了我。而仅靠自己是不容易得到这种启示的。 所以我发现教课和接触学生使人生命不息，而我绝不接受别人为我安排的不教书的好位置。绝不。 有一次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位置。 战争期间，当我仍然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汉斯·贝特给我在康奈尔弄到了工作，年薪3200美元。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更高一些的报酬，但是我喜欢贝特，就决定去康奈尔，而不在乎钱。但贝特总是照应我，当他知道其他地方给更多钱的时候，我还未到任他就让康奈尔将我的年薪增加到4000美元。 康奈尔方面通知我，我要教一门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课程，并让我11月6日到校。期限定在年尾，听起来有点滑稽。我从洛斯·阿拉莫斯乘火车到伊萨卡，路上花了不少时间为曼哈顿计划写最后的报告。我还记得，在从布法罗到伊萨卡夜间行车的那段旅途上我开始备课。 你必须了解洛斯·阿拉莫斯的紧迫感。要尽可能快地做每件事；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每件事情都得在最后一分钟完成。所以第一次讲课前的一两天，在火车上备课，对我似乎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来说，“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门理想的教授课程。这正是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把数学应用到物理。我知道哪些方法是真正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利用数学技巧努力地工作了4年中我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所以我在课中安排了不同的题目，以及如何处理它们，而且我还有教案——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在伊萨卡下了火车，像平常一样，我肩上扛着一个很重的箱子。一个小伙子喊道：“先生，要出租汽车吗？” 我从没想过乘出租汽车：我总还是一个年轻人，缺钱。这些事总想自己作。但一转念又思忖：“我是一个教授——应该是尊严的。”所以我从肩上放下箱子，把它拿在手上，并且说：“是的。” “去哪里？” “旅馆。” “哪个旅馆”？ “在伊萨卡你可以找到的一个旅馆。” “您已预定了吗？” “没有。” “弄到一个房间是不容易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旅馆去问。你停下等着我。” 我们找到了伊萨卡旅馆：没有房间。又去到旅行者宾馆：他们也没有房间。我对司机说：“不要用车随着我在城里转了，那得花好多钱。我自己一个一个去找好了。”于是我把箱子放在旅行者宾馆，就开始到处转，寻找一间房。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新教授，我有了多少准备。 我发现另外一个人为寻找房子也在周围转。这就表明了旅馆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间。过了一会儿，我们信步走上一个小山，并且逐渐地知道了我们正走在校园附近。 我们看到了一幢宿舍似的建筑，由一扇打开的窗子可以看到里面有双层床。那时已是晚上了，我们想问问是否可以睡在那里，门是开着的。但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那个小伙子说：“过来，我们就睡在这儿吧！” 我认为那样不太好，看来不是很光明正大。别人已铺好床，完全可能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那就麻烦了。 因此我们出去了。又走了一会，在一盏路灯下，看见从草坪上收集起来的一堆树叶——当时是秋天。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树叶上，就睡在这儿！”我试了一下，树叶相当软，我来回走得太累了，要是这堆树叶不正好是在路灯下，那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我不想再自找麻烦。回想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人们曾因我敲鼓和其他事取笑我，这回他们又该说了，瞧瞧康奈尔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授。他们认为，由于我做的某些蠢事，已经名声在外了，所以我得放尊严一些，这才勉强地打消了睡在树叶堆里的念头。 我们在周围转悠了一会儿，来到一座大楼前，这是校园内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我们进去了，门厅里有两个长靠椅。那小伙子说，“我就睡在这里！”于是蜷缩进入长靠椅上。 我不想引起麻烦，在楼底层我见到一个看门人，问他我能否睡在长靠椅上，他说：“可以。” 第二天早晨醒来，找到一个吃早饭的地方，然后开始尽可能快地四处查找我的第一节课在什么时候开。我跑到物理系：“我的第一节课是什么时间？我错过了吗？” 那里的人说：“你一点也不用着急。8天内课程不会开始。” 这使我大为震惊：“嗯，您为什么告诉我提前一星期到这里？” “我想在上课以前，你会乐意认识一下周围环境，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我回到了文明世界，但却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吉布斯教授把我送到学生俱乐部，以便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场所，有许多学生在里面转来转去。我走到安排住宿的大办公桌前，说：“我是新来的，要找一间房。” 那小伙子说：“朋友，伊萨卡的房子是非常紧张的。事实上，居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不论您相不相信，昨天晚上一个教授不得不睡在这个门廊的长靠椅上。” 我看看周围，果然就是那个门厅！我转向他说：“嗯，我就是那个教授，这个教授并不想再这样来一次。” 作为一个新教授，在康奈尔的头些日子很有意思。而有时是可笑的。我到那儿几天以后，吉布斯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对我解释，在学期末我们本来不接受学生，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当申请者是非常、非常好时，我们也可以破例。他递给我一张申请表，请我审阅。 他问我：“嗯，您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他是第一流的，我们应当接受他。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让他来这儿。” “是的，但是您看了他的照片吗？” “看不看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大声地说。 “绝对不会，先生！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们想看看，来了个什么样的人做我们的新教授。”吉布斯喜欢我不假思考就立即回答他，而没有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我说什么最好小心一些。”我还没像那样思考的速度；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截了当，而我说的就是进入我脑子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另一个人进到我的办公室。他想和我谈论哲学。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我印象不深，但记得他要我参加某种类型的教授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是反犹太人的组织，他们认为纳粹并不是那么坏。他努力向我说明有许许多多犹太人如何做出这样那样的蠢事。所以我一直等他都说完了，才对他说：“您知道，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是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出去了，这使我开始对康奈尔大学的某些教授在人格和其他方面失去了尊敬。 在我妻子死后，我得重新开始生活，于是需要与一些姑娘接触。那时盛行社交舞会，康奈尔也经常举行舞会，让人们彼此交往，特别给新生或其他回校的人以很大方便。 我记得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情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三四年我都没有跳过舞，甚至没有社交。所以我参加这次舞会，要尽可能地跳好，我想那是相当成功的。你可能常会说起，某人什么时候和你跳舞，以及他们觉得十分满意。 跳舞时，我和一个姑娘谈了一会；她问一些关于我的情况，我也问了关于她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再想和那个姑娘跳舞时，找到了她： “您是否还愿意跳一次舞？” “不，对不起，我需要换换空气。”或者，“嗯，我得去洗手间。”——就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拒绝了，而且同一排的两三个姑娘都如此。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跳得很糟？我的人品不好吗？ 我又和一个姑娘跳舞，她也提出了通常的问题：“你是学生，还是研究生？”（这里许多学生由于曾经在军队里呆过，显得比较老。） “不，我是一个教授。” “啊？什么教授？” “理论物理。” “我想，您莫非还研究过原子弹。” “是的，战争期间我在洛斯·阿拉莫斯。” 她说：“您是一个该死的骗子。”——然后走开了。 这件事大大地解救了我，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对每个姑娘所说的都是未经思考的，愚蠢的实话，自己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出了什么岔子。非常清楚，正是当我样样都做得很好，很自然，也很有礼貌，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姑娘们却一个一个地避开了我。似乎每件事开头都是令人高兴的，而后，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亏这个女孩子称我是一个“该死的骗子”，才使我恍然大悟。 所以从那以后我试着回避所有的问题，这却有了相反的效果：“你是新生吗？” “嗯，不。” “您是个研究生？” “不。” “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想说。” “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愿意……”——她们却继续和我谈话！ 有两个姑娘到我房里来聊天，谈话结束时其中的一个对我说，不应当由于是一个新生而感到不安；有很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刚刚步入学院学习，这的确没关系。她们是二年级的学生，两个人都相当和蔼可亲。她们努力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不愿意被她们如此地误解，所以让她们知道了我是一个教授。她们很不安。还以为我欺骗了她们。作为一个康奈尔的年轻教授，我碰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麻烦。 不管怎样，我开始教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这门课，我还考虑教一些其他课程——可能的话，教电磁学。也打算做点研究工作。在战前，我攻读学位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想法：我曾发明了一种用路径积分做量子力学的新方法，还积累了许多要进行研究的资料。 在康奈尔，我除了备课，还常到图书馆去，在那儿读《天方夜谭》，并向我身边的姑娘们送秋波。但是当到了要做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却不能全神贯注。感到累，也没兴趣；我不能做研究！我觉得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也许并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但似乎是持续了很久。那时我简直不能开始搞任何课题：记得关于伽玛射线的某个问题我写了一两句，却没有任何进展。我相信这是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我的妻子的死）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 现在我才对那种状况有了较好的理解。首先，一个年轻人还体会不到准备好一门课程得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备课，出考试题，检查他们理解的程度。当时，我的课讲得很好，把许多思想都安排进了每节课中。但是我没体会到那也是大量的工作。还以为耗尽精力是读《天方夜谭》和心情郁闷所致。 在这期间，我从一些大学和工业部门等不同的地方得到邀请，答应给我高于目前薪金的报酬。而每当得到像那样的邀请时，就更郁闷。我会对自己说：“瞧，他们要给我这么丰厚的报酬，但是他们不了解我已是江郎才尽。我不应该接受它们。他们期望我完成某件工作，而我却什么也作不成！我现在没有创见……” 最后从高级研究所邮来了一封邀请信：爱因斯坦……、冯纽曼……、韦尔……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给我写信，邀请我去那里作教授。他们知道我对研究所的感受：它太理论化了，没有真正的活力和挑战。所以他们写道：“我们尊重您在实验和教学方面的相当浓厚的兴趣。所以安排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授位置：如果您愿意，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教授，一半时间在研究所。” 高级研究所！特别例外的优待！甚至于比爱因斯坦的位置还好！这是理想的、完美的，却是荒唐的！ 真是荒唐！以前的一些任职已使我觉得糟糕到顶。他们希望我完成某件工作。但是这一次的提议是如此可笑，竟到了我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如此出格的荒谬。那些人确实犯了错误；多愚蠢的事情！当我刮胡子时，想到这件事，就笑了起来。 然后我自己想：“你知道，他们把你想得如此神气，实现它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它。”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别人认为你应当完成的事情，我不能按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做。” 高级研究所将我想象得那样好，这不是我的过错；那是不可能的事。它明显的是一个错误——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完全可能弄错，而且所有其他部门也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学校在内。我就是我，他们指望我很好，为此他们提供我一些钱，这是他们不走运。 正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康奈尔实验室主任博布·威尔逊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或者他刚刚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就打电话叫我上他那儿去。他以一种严肃的声调对我说：“费曼，您的书教得很好，您正在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期望都是靠运气。每聘请一个教授，我们都得冒极大的风险。如果他教得好，那就行。要是教得不好，就太糟糕了。但是您不应当为您已经做了的或者还没做的事担心。”他说这些话比那些做法好得多，而且解除了我的负疚感。 后来，我又有一个想法：现在物理学使我有点厌烦，过去我一直喜欢物理。我为什么喜欢物理？我习惯于从事物理，我习惯于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不必管它在核物理的发展中是否重要，而只考虑我对它是否有兴趣，是否会让我高兴。上高中时，看到从一个狭小的水龙头中流出的水，我就想是否可以描述出那条曲线。尔后发现这是相当容易的，我无须去做它，对于科学的未来，它并不重要，别人已做过了。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我发现了某些东西，我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于是，我有了这个新的看法。现在我正是精疲力尽，绝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不过，我已经在大学里得到了我所喜欢的教课的好位置，正像乐于去读《天方夜谭》一样，我准备在我愿意的时候去做物理，而不必为什么重要性而担心。 有一个星期，我在食堂旁边看见一个傻小子把一个盘子抛到空中。当盘子在空中上升时，它震荡起来，而我注意到盘上的康奈尔校徽也在转来转去。我注意到，徽章明显地转动得比震荡快。 我穷极无聊，所以开始计算旋转盘子的运动。我发现当角度很小时，徽章的转动是震动速度的两倍——二比一。这产生出一个复杂的方程！然后我想，“根据力或动力学，是否可能用一种更基本的方法找到某种思路，弄清为什么它是二比一？” 我不记得我如何做这件事，但是最后我解出了带质量的粒子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度如何平衡以使它得出二比一。 我还记得去汉斯·贝特那儿，对他说：“嘿，汉斯！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盘子这样转，二比一的原因是……”我给他讲那些加速度。他说：“费曼，那是相当有趣的，但是它很重要吗？您为什么研究它呢？” “哼！”我说，“一点也不重要。我做它恰恰是好玩。”他的反应并没使我气馁；我坚定了自己喜欢物理并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想法。 我继续算振动方程。然后考虑在相对论中电子如何开始进入轨道运动。接着有电动力学中的狄拉克方程。而后是量子电动力学。在我了解它以前（这是很短的时间）我是在“玩”——实际上是工作——在同我如此喜爱的类似的老问题打交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我停止了对这类问题的工作：我的论文式的题目、所有这些发人深省的、很美妙的现象。 实际上，这些事情很容易，毫不费力。这就像拔出一个瓶塞：里面的东西都不费力地流出来了。我几乎试图阻止它！然而，做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后有什么。我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那些图形和全部理论也得益于晃动的盘子之类不起眼的小玩意。 （吴丹迪 译） 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在一座叫曼顿的小镇，我曾先后七次到过那里，因为“国际量子分子科学学会”每年都在此地举行年会。作为会员之一，虽然每次出席都不是主动去的，但那里理想的自然风光却时时在我头脑中浮现。那鲜花盛开的草原、地中海沿岸的强烈阳光，以及沙沙作响的风声常常令人想再去看一看。 不过，它吸引我的真正原因却是法布尔和他的《昆虫记》。法布尔用引人入胜的文笔，详细描绘了小镇的自然风光。读起来令人亲切、神往，同时也很合我的口味。 《昆虫记》中，各式昆虫均有亮相，其中不少是我在中学生物爱好会期间亲眼所见。实际上，《昆虫记》中描述的生活就是我身边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也不可能使我如此敬仰法布尔。 《昆虫记》中感人场面随处可见，其中，我反复阅读，感叹不已的是第十章的最后一节——应用化学。 法布尔在师范学校毕业时，刚满19岁。毕业的前一天，为了表示祝贺，学校批准毕业生们到实验室看看氧气。正当学生们高高兴兴整装前往时，用作反应剂的硫酸爆炸，实验失败了。这一声爆炸却使法布尔下定决心：今天运气不好，他日我定要亲自完成这项实验，总有一天，没有老师我也能掌握化学。 果然，毕业后，法布尔通过自修，由一个小学老师升到初中、高中以至大学讲师，一步步接近既定目标。为了挣得研究费用，法布尔决定一边教书，一边把学到的化学知识用于实践，于是，他“作了一场梦”。 他想，把古波斯和印度作染料用的茜草色素的主要成分——茜素纯化提出，直接印到布料上去，这方法比起旧的印染法要艺术，也迅速得多。经过不懈的努力，成果显著，他和印染厂的工人们都盼望正式投产的那一天。 谁知，由于1866年德国的两家工厂合制成功人工茜素，使生产天然茜素的工厂倒闭了，法布尔的全部希望成为泡影。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万事休想使我的希望破灭，今后怎么办呢？……不，不要犹豫，我要工作，我要让茜草大桶把拒绝给我的东西从墨水瓶里取出来。 正如这里所写的那样，在那次沉痛的打击之后，法布尔开始着手科普知识的推广。1879年《法布尔昆虫记》第一卷出版了，而写“应用化学”一章时，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了。最后一卷是1910年他87岁时发行的，距他去世仅有5年的时间。 法布尔越是靠自学进修化学，就越是热爱这门知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为了化学中的一个成功的实验，却毁掉了他多年的宿愿。法布尔强有力地喊着：“我要工作啊！”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同时，不能不对如此残酷打击这位“大自然之子”的化学产生了轻微的敌意。 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那令法布尔伤心的化学。这一选择与学校的学习无关，因为直到高中，我都不喜欢它。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我的头脑里有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历史的主角就是我少年时代“心灵上的老师”法布尔，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这一切似乎无法解释，因为若以积累的情报为基础进行逻辑思维的话，我不会选化学，它的学习方法死板，不合我的口味，初、高中时的化学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人们似乎都是根据这些选择道路的。不过，我不提倡这种选择方法，因为每个人的头脑里，肯定都有秘而不宣的“历史画面”，那里面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可以使人选择一条不那么合乎逻辑的路，这条路也许正适合走下去。 我在这里费了不少篇幅追述少年时代这些不值一提、司空见惯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对于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今天，回顾自己的工作和人生道路时，是能够重新了解它们的份量的。相比之下，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得到的帮助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确认我对化学反应理论的微薄贡献有些独特见解的话，那么，哺育这种独特性的摇篮，就是我在少年时代和大自然的接触。 选择道路已是上大学时的事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要作一名生物学家那样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曾立志做一名文学家。这是一个短命的希望，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难为情。上中学后，我陆续读完了历史、文学，特别是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学，这对扩大知识视野、开扩知识面有极大好处。这不是在小小园地的精耕细作，而是大面积地广播、多收。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求人们广泛学习的时代到来了。 （戚戈平 译） 我出生在奈良市押熊町的外祖母家。本来我应该随母亲的姓，叫杉沢谦一，可是身为上门女婿的父亲非常讨厌住在闭塞的地方，在我出生后不久，便搬到大阪府另立门户了。我就是在大阪西城区岸里的新居长大的。 和母亲一样，父亲的老家也在奈良，父亲毅然切断了和这块土地的几百年联系，而在奈良土生土长的母亲也只能默默相随。但父母亲的这个决心并不能切断我对故乡的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热爱它。学校一放假，我就急不可待地赶回外祖母家，一住就是一个暑期。 当时的押熊是一座人烟稀少的深山小村庄。现在因住宅开发已大为改观的附近山野，曾是我最热衷玩耍的地方。东山离外祖母家不太远，外祖父腰腿能活动的时候，常常在这里和弟弟们一起比赛，看谁采的野菜、蘑菇最多。西山山麓和一个个池塘，星星点点，分布开来。池水清澈碧透，是我们忘情追逐小鲫鱼的最佳胜地。每天早上，我三下五除二地作完当天的作业，扛起今天已不多见的原始钓鱼竿，就和弟弟们一起到各处的钓鱼场去钓鱼。嘴里塞满尚未成熟的杨梅果，鼓着腮帮钓鱼，真是其乐无穷。 当然，除去暑期在外祖母家以外，供我“战天斗地”的场所大部分是在大阪的新居。就是在今天看来，大阪岸里一带仍是一派自然风光，房屋周围还有不少没被利用的荒地。这里曾有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这里采到了一块树状沼铁矿石。它呈树枝状，里面是空的，这是一种珍贵的矿物。当我知道它是沉到湖底木头上的铁时，更是格外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块矿石是在新居附近的丘陵地带采到的，它的出现证明了远古时期这一带曾是水底。啊，这竟是由我亲自发现的，真是妙极了！ 我从小就有收集的癖好。在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把家中院内的各式杂草归拢起来，排成一排，自我欣赏。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傻里傻气。进小学后，我的收集对象提高了等级，由植物变为矿物，不久又升级到昆虫。对昆虫的爱好及收集甚至一直保留到成年以后，以至在一次出国途中，差点儿为了几个蝴蝶而误了上飞机。 追溯往事，留下记忆的几乎都是儿时玩耍中发生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都是些顶顶重要的回忆。相比之下，对学习的回忆就显得淡薄多了。因为小学期间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念书，而是暑期的临海学舍。 学校每年暑假都要为那些热衷于观察海洋生物的学生们组织暑期活动。活动期间，学生们都集中住在海滨的校舍里，因此，临海学舍就成了海洋观察站的代名词。在这里，我们观察过海牛等后鳃类动物在海洋中栖息的情景，也曾带着口袋登上汽艇，在海面上进行大规模采集浮游生物的活动，这一切，犹如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我从小学时代的这种课外教育以及在奈良和大阪的自由活动中，汲取了无比宝贵的财富，用来丰富、充实一颗装满未知数的头脑。我指的这些财富也许仅比“玩得浑身是泥”略微成熟一些，但在脑细胞还很娇嫩的童年期就能获得这些财富，已使我终生感激不尽了。 （戚戈平 译）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