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我们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每年在健康上花费800亿美元，或许现在已是900亿美元吧？不管是800亿美元还是900亿美元，那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意味着有那么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相当复杂地组织和协调着。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人迷惑不解、大伤脑筋的事情，因为它在稳步地日渐扩大，却没有具体的人在规划和管理它。去年花进去多少钱，只有在花完之后才发现；明年的账单上又会是多少，没有一个人看得准。社会科学家们为这样一些大问题所吸引，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以便就近看个究竟；经济学家倾城而至，在这里摇头咂嘴，将越来越多的资料输入计算机，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机构呢，还是一座纸糊的屋子，徒有其表。对正在开销的数目，似乎并无疑问，但这些钱花到哪里，为什么花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提到这桩事，人们贪图方便总是以一言蔽之，说这是“健康事业”。这就造成一种幻觉，让人觉得，这都是应人们的需求造出的一种毫无疑问的产品，那就是健康。于是，保健成了医药的新名字。现在，医生干的事是保健，医院和其他专职人员跟医生一道工作，总称作保健事业。病人成了健康的消费者。一旦上了这条路，那就得没有尽头地走下去。就在最近，为纠正今天保健制度的种种弊端、偏私、逻辑缺陷和濒于破产，政府创设了新的官方机构，称作保健组织，大家已经熟知它叫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这种机构像邮局一样遍布全国，准备把包装整齐的健康分送各处，就像真的是仓库里新备了大批健康可以分送一样。 我们迟早要因这个词而遭到麻烦。这个用语太具体、太明确，不宜用作委婉语，而我们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一个委婉语。我担心，我们会牵强地使用它的意义，以掩盖一具体现实。这个现实说不得，我们似乎已心照不宣地避免公开谈论它。但不管怎样，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盖也盖不住。寻常一样的疾病还在使我们苦恼，我们没有控制它们。它们为所欲为，随意袭击我们，叫我们无法预测。只有它们冒头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对付它们。我们的医疗工作只能这样被动，医死医活莫论，只有尽力而为吧。 假如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世界要好些吧。但事实却就是这样：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我们疏于保健。我们生病，不仅仅是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目地突如其来的，我们不知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保健。至少现在还不善于此。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有关疾病的机理知道了很多。 在这一点上，大家当然意见不一。我们当中有些信徒，他们相信，一旦我们有了行之有效的保健制度，这个国家就会变成某种大型的矿泉疗养地，它提供的预防药就像欧洲矿泉水瓶子上贴的商标所说的：包治百病，管它肾虚脾热，都治。 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这个词儿乃是不应验的咒符。一个人几十年精神健全，但保不定他将来不发生精神分裂；同样，社会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能保证社会的精神健康。虽然这些可敬的机构对付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是明显有用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责难这些字眼，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太像保证兑现的诺言。一个保健组织，如果组织良好，财源充足，它将具有一个诊所和医院的最好特征，对任何社会都应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社会的人会期望它的新名字名副其实。门上挂了保健的牌子，它就会成为分发健康的官方机构，如果此后任何人发生了难以对付的心脏病，或者得了多发性硬化，或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数癌症，或慢性肾炎，或中风，或脾气郁结，那么，人们就不免要环顾左右而窃声议论了。 与此同时，对于人体组织本身的耐久性和力量，我们给予的注意和重视则是太少了。人体组织最坚定不移的倾向就是稳定和平衡。把人体描画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坏的洋玩艺儿，老是得小心看护，老是得修修补补，老是处于破碎的边缘，这是一种歪曲。岂止是歪曲，还很有几分忘恩负义。这是人们从所有的信息媒介中最常听到的，也是最头头是道的教条。我们真应该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的制度，用更多的课时，对我们的良好健康状况搞搞鸣谢甚至庆贺——说实在的，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就是好，好极了。 关于将来在医药方面的需要，我们面前仍然摆着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在完善的保健制度中，最理想地讲，还要设哪些项目？如何估计，在最合理的情况下，每个病人每年共需要多少医生、护士、药品、化验检查、病床、X射线透视等等？我建议用一种新的方法来产生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方法就是，仔细地考察一下，现在可以随时进出保健机构的、最老于世故、最有见识的、大概也已经满意的顾客。也就是说，那些受过良好训练、富有经验、有家室的中年内科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医疗技术的各个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动手设计这张问卷。在过去5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作过多少次任何种类的化验检查？作过多少次全面体检？多少次X线透视和心电图？一年中给自己和家里人开过几次抗生素？住过几次院？作过几次手术？看过多少次精神病医生？正式看过多少次医生，任何医生，包括你自己？ 我打赌，如果你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些数字跟现在官方为整个人口规划的数字大不相同。我已经以不尽科学的方式作了这样的尝试，这就是询问我的一帮朋友。我得到的资料还不是充实有力的，但是却相当一致。这些资料表明，我的内科医生朋友们从服完兵役后没有一个人作过常规体检；很少有人照过X射线，只有看牙医的情况是例外；几乎全部拒绝了手术；连他们的家人也绝少作化验检查。他们用很多的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开药方，家里人发烧也几乎从不给抗生素。这倒不是说，他们从不生病；这些人家发病率跟别人一样高，主要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疾病，跟别人有着同样多的焦虑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样多——总的来说并不叫多——可怕的或破坏性的疾病。 有人会反驳说，内科医生和他们的家人其实是常驻医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每个家庭成员出现在早餐桌旁时，那一碰头，其实就是医生的家访，作父亲的就是名符其实的家庭医生。说得不错。但是，这更使我们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医疗技术。这里没有距离的限制，整个保健系统近在身边，随时可用，而且所有项目的费用当然也比没有医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着一般人使用医疗机构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 如果我用几个医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样调查，得到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运用现代医术的方式，似乎跟我们80年来有计划地教育公众去作的方法大不相同。说这是“鞋匠的孩子没鞋穿”是说不过去的。医生的家人的确喜欢报怨，他们得到的医疗照顾比不上朋友和邻居，但他们确实是一班正常的、通常是健康的人们，由医生诊断而生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怜。 此中的奥秘，内科医生们知道，他们的妻子结婚不久也学到了，但就是对一般大众秘而不宣，那就是，大多数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是呵，大多数毛病到上午就好一些。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能控制住自己，还有我们的计算机不去设计那样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两亿人全都被假定每时每日都处于健康恶化的危险之中，那么，我们本可以建立一个以保证平衡为目的的新制度，向任何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良好医疗。我们的司法制度在不能证明我们有罪时就假定我们无罪。同样的道理，医疗制度要最好地发挥作用，就要假定我们大多数人是健康的。没人管的话，计算机会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时每刻都要求某种直接的、坚持不断的、职业的干预，以维护每个公民的健康。那时，我们的钱就甭想干别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再说，如果我们还想及时改变这种挤住在一起、特别是挤在城市里的方式，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社会的健康是另一个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我们要付的账单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呢。 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封闭式系统。热力学探讨了三种系统，即，不和外部世界交换物质也不交换能量的孤立系统；交换能量但不交换物质的封闭式系统；既交换物质又交换能量的开放系统。在同太阳的关系上，地球实际上是封闭式的系统。它和太阳交换能量，但出于种种实际原因，不和太阳系的其它组织部分交换物质。偶尔有颗陨星坠落到大地上，散布了少量宇宙尘埃；有时，卫星被送入空间，除此以外，进入、离开地球的物质数量不足以引人注目，此其一。 其二，在短时期内，地球上某些孤立的地区曾经历过搞的转折。即，由于自然力的作用，或者由于人们以高于自然再生产的速度消费掉了能量，社会利用的那个物质-能量基础便告涸竭。这迫使人们改用某个新的物质-能量基础。本书决不是说地球的热寂就在眼前。本书要说的是，我们现有的由矿物燃料和特殊金属组合构成的物质-能量基础正濒临涸竭，需要我们向新的物质-能量领域转变。 其三，每种新的物质-能量基础都成为新一类技术的发展范围；这些技术收集、交换和排除某种物质-能量环境。与新型技术一道应运而生的还有新的组织，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世界观。尽管物质-能量基础规定了范围，它并不能严格地规定那种社会用来将环境转化成经济生活效用的决策过程。技术、组织、价值观念以及世界观可作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它们至少要同受它们加工的物质-能量基础保持一致。 其四，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过渡的早期阶段。由矿物燃料和稀有金属组成的消费性能源基础将被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太阳能时代所取代。目前已发展起两种互相对抗的方法论，它们为在未来太阳能时代组织起生物资源而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办法。第一种办法可简称为合适技术的办法，它提倡同自然生产过程的速度保持一致，这里的首要原则是保持我们经济预算和自然的平衡。换言之，人们努力不使消费速度高于自然生产速度。人们重视分散型组织，劳动密集型技术，多样性变化，地区性自给自足以及节省地、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合适技术的方法和基础结构已在美国社会内零零散散地发展起来了。 在我们进入太阳能时代之际，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的组织办法。这就是遗传工程。很多人错误地认为遗传工程是一种技术。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它确实是可再生能源基础的组织方法。由于一些公司已开始认识到，从矿物燃料到太阳能及可再生能源的历史转折已近在眼前，所以，它们投下了几十亿美元用来发展遗传工程。人们认为，组织可再生能源的合适技术方法对于维持现有的“增长”模式过于缓慢，缺乏效率，因此，他们论证说，为了以高于自然本身的速度转化有生命的物质，并在进入太阳能时代后保持增长曲线，就必须搞地球生物工程。 在下一个20年里，人们将作出重大决策，从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组织方法中选择一个最终将占统治地位的方法。 如果不想做在太阳能时代搞遗传工程这样的蠢事，我们就必须理解熵定律和热力学定律。如果读者要了解对太阳能时代搞遗传工程的严重危害性，便可以阅读我们分析更为细致的著作《谁将扮演上帝？》该书讨论了那些由遗传工程和人工创造生命所引起的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的问题。 其五，当太阳在遥远的未来最终熄灭之后，地球就将变成一个寒冷、荒凉的星球，而且，最后将变成飘荡于宇宙舞台之上的灰尘。过去，学者们把熵和太阳系的最终热寂等同起来，并据此下结论说，由于熵的实现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所以，它对人类生命无关紧要。相反，本书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过程，而不是最终状态的熵上。本书讨论了地球上物质-能量环境的重大变化以及人类同热力学定律、熵流动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提供分析的框架。我们讨论了人类和文明为了适应能源环境的剧变而作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奋斗，但我们没有深入地探讨下去。我们期望，这种以热力学定律为基础的新型观念结构将激励其他人用新的眼光观察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的不同侧面。 其六，某些人将认为搞定律过于使人沮丧。这确实奇怪，因为，摘定律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定律而已。当哥白尼宣布宇宙不是围绕地球运转时，很多人同样地感到了沮丧，但是，人终于设法适应了现实。物理学定律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客观世界的运转方式。我们同这些定律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精神状态。奇怪的是，我们听见人们哀叹说，客观世界确实有限，而且每分每秒都在逼近死亡，我们努力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就此罢休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受嫡定律的支配。我们都经历了生、死两个关头。我们的客观存在是有限的，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我们终归无法克服现实。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有限时，我们一般不会问自己：如果这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从生到死），我们为什么还得耐心去努力一番？相反，我们认识到人固有一死后，就明白，人生中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倒流的，这只会促使我们至少在短时间内爱惜、尊重人生的每段经历。很不幸，人们只是偶尔认识到人生固有一死，其它的时间则用来进行疯狂的征服熵的活动。适合于我们个人存在的规律同样也适合于我们周围的其它客观存在。我们常常难以承认我们的肉体是必有一死的，我们的生活经历是不可倒转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承认周围世界也具有不可逆转的、有限的性质。 熵的过程既非乐观也非悲观。它只是描述了客观世界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个人和社会的世界观取决于我们如何同摘的过程作观念上的妥协。“妥协”意味着我们已懂得，熵本身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确实，嫡代表了腐败和混乱，但它同时也代表着生命本身的展开。在我们决定如何同熵的流动相互作用时，价值观念便开始发生作用了。 最后，如同所有科学思维的产物那样，熵定律和热力学定律在本质上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所有科学定律都表明我们有必要利用符号、抽象概念而尽力试验、理解客观世界的运转。假如有人问，在这个客观世界上我们最确信的有哪些概念，我们可能会这样回答：生与死，热与冷，集中与分散，可得与不可得，价值与垃圾，秩序与混乱，开始与结束。这些有关客观世界如何展开的概念象征着熵定律。 有关熵定律的学问有助于我们理解同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这客观存在中，我们既是渺小，然而也是举足轻重。如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熵不过是一个物理定律，不管是那些完全否定其合理性的人，还是那些把它当作一种包罗所有意识形态的人，都应理解这一点。作为一种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概念，摘有助于为生命的游戏规定物理规则。然而，究竟怎样做这场游戏，还要看人们在相互影响时，在同环境相互影响时，他们的思想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什么样的远见，什么样的怪诞念头，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主义”。 1686年4月28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这样说并不算夸张。牛顿在这一天向伦敦皇家学会提出了他的《自然哲学之数》。这部著作总结了运动的基本定律，清晰地表述了质量、加速度、惯性等这样一些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基本概念。影响最大的也许是这部《原理》的第三编，即“论宇宙系统”，因为它包含了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叙述。与牛顿同时代的人，立刻抓住了该书的这个突出的重要之点，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引力”成了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艺术和文学是不分地域的，既不能在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方的印象派的风景画之间容此而拒彼，也不能在印度史诗和荷马史诗之间抑是而扬他。但是，现代科学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主要是由西方世界创立的。 从牛顿的《原理》到现在，已过了三个世纪。科学以难能置信的速度得到了发展，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科学视野已大到真是异想天开的地步。在微观范围内，基本粒子物理学所研究的过程已涉及到10-15cmcm和10-22秒数量级的物理尺度。而在宇宙范围内，宇宙学却把我们带到1010光年的数量级，即所谓“宇宙的年龄”。科学与技术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生物工艺和信息技术的新进展，将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根本的变化。 与这些量的增长相提并论的是质的深刻变化，其反响不仅远远超出科学的本来意义，而且还影响到自然界的“映象”。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他们要表述的是符合真正理性定义的普遍图式。正如伯林在《反潮流》的导言中极好地表达的那样，“他们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宇宙的统一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结构中不应对‘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 这种寻找普遍图式的企图确实有过富有戏剧性的似乎接近成功的时刻。提到这种时刻，人们会想起玻尔对原子模型的著名表述，他的原子模型把物质归纳为电子和质子组成的简单的行星系统。另一次大的振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爱因斯坦想把物理学的一切定律都压缩到一个“统一场论”中去的时刻，这个巨大的梦想今天已经破灭了。无论向哪里看去，我们发现的都是进化、多样化和不稳定。令人惊奇的是，无论在基本粒子领域中，在生物学中，还是在天体物理学中（它研究膨胀着的宇宙以及在黑洞的形成中达到其顶点的恒星进化），都是这样的。 人们对自然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向着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发展的根本变化。我们要在本书中加以分析的，正是这种在科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形势。 经典科学把重点放在与时间无关的定律上。一旦给定了初始条件，这些永恒的定律决定了永久的未来，就像它们已经决定了过去一样。这样的观点唤起了我们的热忱，因为它启示我们：世界对于人的精神来说是有智能的。不过，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以这种方式“解释”的世界，就像是一个自动机，一个机器人。众所周知，驱使希腊原子论者德漠克里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工作的动力之一就是，他们想把人们从害怕之中，从无知的恐惧、神的愤怒之中解放出来。卢克莱修一再重复，我们无所惧怕，世界只是“原子”和“虚空”，而没有别的。我们必须克服我们感觉的幻影，去更深刻地探讨现实性的意义： 你切不要怀疑我的话， 说我们的眼睛并没有看见事物的始基； 因为，你该记住那些别的东西， 人们知道它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但是它们却不能被我们看见。 这种对于物质世界，对于原子和虚空的描写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提出了莱诺伯（Lenoble）称之为“现代人的忧虑”的情形：怎能在这原子的随机世界中认出我们自己呢？科学是根据人和自然决裂这种思想定义的吗？“一切物体，苍穹、星辰、地球及其王国，都不等同于哪怕最低级的思维，因为思维在自身中知道所有这些物体，而这些物体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帕斯卡的箴言表达了这种疏远的感情。这种感情我们也在杰出的科学家如莫诺那里找到了：“人们终将从其千年致福的美梦中醒来，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走向其完全的寂寞和根本的孤立。现在，只要他终于实现了这些，他就会像吉卜赛人一样生活在异乡世界的境界。这异乡世界对他的音乐毫不欣赏，对他的希望如同对他的受苦和犯罪一样无动于衷。” 如李约瑟强调的，西方思想总是在作为自动机的世界和作为上帝主宰宇宙的神学世界之间摇摆。李约瑟把这叫做“欧洲精神分裂的特点”。我们真的必须做出这个悲剧的选择吗？我们必须在导致“精神错乱”的科学与关于自然界的某种反科学的形而上学观点作出取舍吗？本书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个选择不再必要了，科学今天所经历的变化导致一种全新的局面。科学的兴趣正从简单性向着复杂性转变。对于微观世界简单性的信念已经被打破了。这个转变引导我们把重点放到新概念和新方法上。阿瑟·爱丁顿在他的极好的著作《物质世界的本性》一书中，引入了第一级定律与第二级定律的区分。“第一级定律”控制着单个粒子的行为；“第二级定律”可适于原子或分子的集合。第二级定律的一个杰出范例、就是引进了“熵”这个概念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爱丁顿写道：“从科学的哲学观点来看，我认为，与熵相连的概念一定会作为19世纪的伟大贡献列入科学的思想之中。因为它标志了自这样一种观点的反动，即科学需要予以注意的任何事物都是用对客体的微观解剖来发现的。”我们觉得爱丁顿正在创立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诚然，当代科学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功确实涉及到在微观水平如分子、原子或基本粒子水平上的发现。例如，分子生物学由于孤立出在生命机制中起根本作用的特殊分子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这个成功是如此压倒一切，以至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研究的目的，按爱丁顿的说法，已变成“对客体的微观解剖”了。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种表述是在19世纪中完成的，但从那时以来，研究复杂系统的倾向一直继续着。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的兴趣正从“实体”转变到“关系”，转变到“信息”，转变到“时间”上。这样说虽然有点过于简化。科学的这个最新的进化给予我们一个难逢的机会去考虑科学在总的文化框架中的地位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科学是在欧洲，在17世纪的特定脉络中发源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末，科学似乎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更加普适的信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信息。本书正是要阐明这个新的信息。 是怎样产生上节所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呢？在分子生物学中，在基因密码的翻译中，最后，用莫诺的话，在悲剧的调子中，辉煌的突破是怎样做出的呢？我们知道，正是这个进步才使我们成为宇宙的吉卜赛人的。这最后一句话里，有一个奇怪的悖理：难道科学不是一种通信方法，一种人与自然的对话吗？在思想史上，我们常常遇到人造的世界和上帝造的世界之问的最奇怪的差异。维科在其《新的科学》里有一段著名的话，十分生动地描写了这一点：“在那耀着永恒的，永不衰竭的真理之光。毫无疑义，文明社会的世界肯定是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理是在我们人的精神的改变中发现的。无论是谁，只要想到这点，就禁不住感到惊奇；哲学家们竟然会倾其全部精力去研究上帝创造的，因而也只有上帝才认识的自然世界，他们竟会忽略对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的研究，而这是人创造的，因而人能够去认识它。” 不过，自然与人之间的差别不会如此绝对。最近对于简单有机的如acrasials真菌的研究表明，集体的行为已有可能从区域的化学相互作用得到，在这个相互作用上，人类学家甚至进行推测，作为通向理解人之间相互作用的道路。至于面向最简单细菌运动的趋化性机制，可能关联着细菌外壁上各种接收器的存在，这些接收器使得它去探索外部环境，朝着可望找到更多食物的方向运动。没有活着的东西与周围世界之间的积极的相互作用，生命就是不可能的。 人们采取极多样的形式向自然发问。修谟人发明了写字，修谟的牧师们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可以用某种隐匿的方式把“将来”写入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中去。他们甚至试图把这个信念系统化，并且以奇特的形式把魔术与合理因素混合起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7世纪建立起来的西方科学仅仅是在生命及其环境的永恒对话中打开了新的一章。 亚历山大·柯伊莱定义了一种方法，这就是被现代科学作为“实验”来完成的方法。现代科学的基础在于，发现与自然进行的特殊形式的通信。也就是说，相信自然界真地响应“实验”向它发出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定义“实验”的对话呢？它同时暗含着理解和改造这两种意思。的确，实验的含意不仅仅是对所发生的事实进行忠实的观察，也不仅仅是寻找现象之间的经验联系，而且还在于寻找预先假设的理论概念与观察之间的、系统的相互作用。后面我们将更详细地回到这种有系统的努力上来。它等于刺激自然，来对它是否服从预想假设作出确切的答复。 当科学家们提出那个需要自然作出答复的问题，而发现他们现在能够看到七巧板是怎样拼合在一块的时候，他们以数百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惊奇。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像是两个参加者之间的游戏。在游戏中我们必须猜想现实性的行为，这些行为与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欲望无关。自然界不可能任听摆布地说那些我们正好喜欢听的事。科学研究不是独白。正因为卷入了冒险性，才使这场游戏变得无比紧张和惊心动魄。 但是，西方科学的无可匹敌远远没有被这种方法论的考虑所耗尽。甚至卡尔·波普尔在他讨论科学理性的正统描述时，也不得不承认，在最后的分析中，合理的科学把它的存在归于它的非常成功。科学方法的可用仅仅由于我们的理论假设与实验结果的惊人一致。科学是冒险的游戏，但它好像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自然所给出的答案是始终如一的。西方科学的这个成功是历史的事实，是不可预言的和先验的，但它一旦发生，就又不可避免。因此，现代科学的惊人成功导致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上的不可逆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合法地使用“科学革命”这个字眼。人类的历史是用一些不同的独特场景标记的，是用一些导致不可逆变化的环境的不同标记的。这方面的一个奇特事件就是新石器革命。但是在这里，以及在标志着生物学革命的“选择”原理的情况中，我们只能依靠于推测；与此同时我们却有幸目睹科学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 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经历了几千年，科学革命仅在三个世纪之前才开始。它给我们一个极好的例证，即把一系列带有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特殊混合的事件很好地编纂起来。历史的各个方面大都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混合这个特点。经典科学的惊人成果就是新理性的诞生，它给了我们一个通向自然界智能的线索。科学开始了与自然的成功对话，但这个对话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的。它为人们揭露了一个僵死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是一个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程序，它就按照其程序的规定不停地进行下去。在这种意义上，与自然的对话把人从自然界孤立出来，而不是使人和自然更加亲密。对于我们已提到的如帕斯卡和莫诺一些人来说，这个被科学所“发现”的孤独，就是我们为这个新理性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困境。现代科学既使它的反对者感到恐惧——他们把科学当作是不可接受的和有威胁性的冒险——也使得它的支持者如莫诺感到害怕。人类理性的最大成功之一却变成一个悲惨的真理，这的确使人非常奇怪。科学原被看作是要使它所触及的各种事物从迷妄中解救出来。但现今的科学已不再是这种“古典”的科学了，把一切自然之物归入少数几个“永恒”定律的企图已被放弃。现在，自然科学所描述的是一个破碎的宇宙，它富有质上的千差万别的以及潜在的千奇百怪。我们已经发现，与自然的对话不再意味着解除从外部对月球荒漠的观测所得到的迷妄，而是意味着对复杂的和五花八门的自然进行局部的有选择的探险。 观点上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出自某种武断，在物理学中，这是由那些谁也不可能先知的新发现所强加于我们的。谁曾预料过，绝大多数基本粒子被证明是在永恒变化之中转瞬即逝的实体呢？谁曾期望过，伴随膨胀着的宇宙，历史会在整个世界的水平上出现呢？沿着各种各样的路，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最新发现到本世纪人口学上的迅速变化——一个新的自然主义已经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19世纪开始的一种倾向的继续。达尔文教导我们，人是寓于生物进化之中的。爱因斯坦教导我们，我们寄身于进化着的宇宙之中。达尔文主义暗示我们同一切生命形式之间的团结，同这扩张着的万物，同整个宇宙之间的团结。 田于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可以说，经典科学的特点在于它是不稳定地嵌在社会中的。它可以唤起人们的热忱，唤起人们对深含理性的果敢断言，但是，也可以招致强烈的抵抗与仇视。我们在后面将回来讨论的所谓“逆科学运动”。这里让我们举一个20年代德国的“非理性运动”的例子，这个运动形式成了量子力学的文化背景。在和因果性、合法性、决定论、机械论以及理性等这样一些概念相一致的科学的对立面，有一个被科学否定的思想上的狂潮，当时被看作是自然界基本非理性的体现。于是生命、命运、自由、自发性便成为不可透入理性的阴暗地狱的表示。这个对理性科学的抵制并不是因为进入了独特的社会政治脉络才说明了与经典科学关联的冒险性，社会政治脉络只是使这种抵制具有大规模和猛烈的性质。不管在自由、命运和自发性的名义下，人们相信有意义的一些经验与什么有关，科学进行着冒险；要把这些概念传入非理性王国，并由此给这些概念赋予令人生畏的能力。 什么是经典科学的假设，使我们由这些假设而相信科学今天已经解放了它自己呢？大概这些假设是以这样的基本信念为中心的，即微观世界是简单的，且为一些简单的数字定律所统治。这个基本信念对我们今天来说，好像是一个谬误的理想化。情况类似于把大楼归结为砖的集成物，用同一些砖我们可以建造工厂，也可以建造宫殿或教堂，在整个建筑物的水平上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效果，看到了这建筑物曾被想象过的设计风格的效果。 这里，我们恢复了一下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起作用的二分法。用柏拉图的表达法，只有思想的不变世界才被认作是“智慧的阳光所照亮的。”在同样的意义上，只有永恒的定律才被看作是科学理性的表示。暂时性则如同幻影一样受到歧视。今天这已不再是真的了。我们发现，不可逆性远不是个幻影，而是在自然界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并且处在许多自发组织过程的发源地。今天我们知道，这样的过程可能要成为生物问题中自组织的基础。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冒险的世界之中，处在一个可逆性和决定论只适于有限的简单情况，而不可逆性和决定论却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之中。 本杰明·亚历山大（1921——），美国科学家。1950年在皮奥里亚州布雷德利大学获硕士学位。1957年获乔治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政府官员、国立健康服务和发展中心主任等职。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你们也许还记得几周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披露了一种新的不幸者的类型——电脑寡妇。电脑寡妇显然是这种既被誉为世界救星、又被贬为全球恶魔的神奇机器的最新受害者。 这篇文章描述了电脑迷们的生活，他们把每个晚上和周末都花在家用电脑上——做游戏，发明游戏，编制程序，以及寻求其他新奇的玩法。 文章继续报道了小型电脑已成为严重的家庭纠纷的祸根。电脑迷们不顾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责任。文章指责家用电脑破坏了男人和妻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并且报道了好几个因为沉溺于电脑游戏而引起离婚的例子。 这一切促使哥伦比亚大学电脑科技系的一位成员指出：“电脑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教育、娱乐的方式，现在它似乎又在影响我们的生育了。” 自从30年前诞生电脑以来，电脑时代始终向前发展，一直没有倒退过。电脑已经永久性地紧密结合在我们的个人生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它已经成为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和在经济上必不可少的事物。除了逃避尘世、独居在某些山顶的隐士，没有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未曾受到电脑的影响。电脑技术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电脑看作是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东西。 由于电子硅集成电路块的出现，几年前曾被认为是令人惊愕的技术进展变得黯然失色了。这种只有手指尖大小、却具有惊人的强大威力的集成电路块，其计算能力相当于25年前应用的一间房间大小的计算机的能力。硅集成电路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技术的一次量子飞跃。 电脑革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程度还刚刚开始可以估量。你怎么可能跟踪那种能在极其迅速的时间，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是在1毫微秒内发生的因果关系呢？几乎每一项电脑技术的重大成就和新的应用都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结果。我们现在听到的无论是外行还是专家的意见，基本上都是建设性的。一方面是学龄儿童的家长抗议非常流行的电子游戏对自己孩子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一位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著名电脑科学家对人类越来越依赖电脑的情况深表忧虑。人们关注和担心的事情还有个人隐私的遭到侵犯、电脑犯罪等等。 情况已变得日益严重。家长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寻求控制；地区的主管机关也通过法律限制电子游戏机房的营业时间；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更是公开谴责这种对许多青少年充满诱惑力的电子游戏。 几星期前，卫生局医务主任C．埃弗雷特·库普指出，电子游戏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一种危险品。他说：“他们的身心深深陷入到电子游戏中去了……在这种游戏中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一切都是消灭、杀人、破坏，而且干得干净利落。” 库普的意见在最近一期的《喷气》杂志上得到了反应。哈佛大学的著名精神病专家阿尔文·波圣博士指出：“我认为医务主任的忧虑很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青少年中已经有这么多暴力事件，所以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所教给孩子的价值观。”波圣博士认为，他相信“电子游戏在助长社会暴力问题方面有极大可能。”他指出，没有头脑的、但在智力上却是无可争议的电子游戏“正在教唆孩子们，暴力是某种可能接受的方式，是表达愤怒的一种合理的手段。” 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种认为电脑的差错会引发一场核战争的担心，事实上是一种杞人之忧。但我们不能光归罪机器，因为电脑只是一个听话的蠢货。它准确地执行主人告诉它的命令——既不多，也不少。它完美地按照指令办事，但当指令不正确时，差错就会发生。如果输入一个错误的程序，一台军事电脑就会把导弹送往错误的方向，或者在错误的时刻发射出去。 几年前，海军上将，后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承认：“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变成这些该死的电脑的奴隶了。” 众所周知，我们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电脑程序的差错或者某种故障的威胁，从而造成一系列无法挽救的毁灭性后果。有些已经得到五角大楼证实的报告记录了由于所谓的电脑差错，美国的导弹系统曾一度处于随时开火状态。 我们害怕那种由电脑起爆的核打击，但它正是我们享受电脑技术的好处所支付的代价的一部分。 即使我们能够一直侥幸地控制住我们的军用电脑，我们还有其它的控制问题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必须对一位电脑科学家所说的“全球个人档案的威胁”保持警惕。他指的是政府机构和私营团体共同拥有的记录我们的情况的情报。 关于我国现有的数据库有多少，我们没有精确的数字，但只要你想一下金融机构、医院、新旧雇主、国内税务局、社会生活保障署、联邦调查局、人口统计局等各种与人民有关的联邦机构……以及百货公司、信用机构、执法机构、法院等拥有的我们大家的情报规模就足够了。 这些情报多数是客观的、冷酷的、完整的、线性的数据。它们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许多数据是个人无法看到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对这些数据验证核实或者提出异议。 由于许多公司从事着多种经营，它们把被兼并的公司的人事情报看作是自己理所当然应该继承的财产。这种情报的集中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会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联邦法规保护个人隐私不受侵犯，但却始终存在着滥用个人情报的潜在威胁。正如我们在水门事件调查期间所揭发的那样，政府泄露或提供了许多个人档案，不恰当地查阅或利用了机密数据，甚至利用联邦纳税记录进行政治迫害和个人报复。 还有一桩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那就是政府将会掌握一个无比巨大的电脑联网系统。这种主张可能会在为了方便行事或提高效率或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提出来。如果这个主张得到实行，我们将被一下子推到另一个陌生时代的开端。它将是我们所珍爱的个人隐私不受干涉的自由的结束。 雄踞电脑能力前沿的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开发。这种极端复杂的科学力图使电脑脱离目前所处的只是根据指令行事的“机器傻瓜”的范畴。这一领域的科学家正在设计赋予电脑的类人智能和程序。它的前景是，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工具，能把人的智力进一步扩大到从未梦想过的程度。尽管人工智能仍处在褪褓阶段，但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已可以使机器人收集垃圾，采煤，清除核反应堆的放射场。 这种新技术的阴暗面是，人们担心它会被人利用变成潜在的帮凶。例如，有人早就建议，可以把懂得语言的电脑设计成实际上能对每一个人的谈话进行监听的工具；也可把电脑侦视器设计成能向当局汇报后者感兴趣的事情的机器。 有些社会评论家担心，电脑的广泛应用最终将导致人类智力的衰退。有人则忧虑，电脑将使我们的生活统一化，我们将不得不与某些工艺和技巧告别。 然而，马丁·加德纳——《数学狂欢》杂志的作者却宣称：“我们不明白的是，如果电脑正在把人们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从事更有兴趣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坐下来用笔计算7的平方根呢？” 我个人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不过这种观点确有许多支持者。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这种拥有近乎无限能力和灵活性的新的精密技术将会扩大个人的自由。例如，人们可以在家中的终端而不是办公室进行工作；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自修各种科目；购物电子化；可以把纳税、投资、保险、汽车维修等个人必要的记录组合成整体。 如果电脑能够在个人身上产生好的结果，它也可以在个人身上产生坏的结果。无需用枪对准银行出纳员的白领阶层的电脑犯罪率正在日益增长。执法机关不得不通过训练警察制止电子窃贼的培训计划来对付这一现象。 有些科学家则担心另一种犯罪活动。匹茨堡的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的D.雷·里迪的忧虑是，如果大学拥有的尖端的微电脑掌握在坏人手中，他就可以指令其他电脑切断电话，停止银行服务和我们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其他系统的业务。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被破坏了。 不过，我还是同意艾萨克·阿西莫夫的观点，他说：“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正在变得没有电脑就无法解决。我不担心电脑，我担心的是缺乏电脑。” 人类拥有一切力量和弱点，拥有一切只有人类才拥有的感情。我希望每一项新的惊人的技术突破都会遇到来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和法律专家以及一切能够监督、评估新技术对人的影响的其他各种专业人士的怀疑主义的质难。 既然我们正在向着新的、前所未闻的领域前进，我们就需要小心谨慎地弄清这种运动对于我们生活的含义。我们需要在电脑能够提供的好处和什么是对人类最美好的事物之间权衡轻重，及时提醒。 社会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我们是否会让电脑诱惑我们去滥用。甚至践踏下列基本价值——诚实、自由、平等、相互信任、爱情、尊重法律和他人的权利以及其他兄弟人类的幸福；因为这些基本价值正是一个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希望。 （谈谷铮 译）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