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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编选这本集子，寻找旧作，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勾起了许多回忆。时值纪念北平和平解放50年，电视台多次播出解放军入城的纪录片。太熟悉了，当年我们北大同学就在欢迎解放军进入东交民巷的镜头中。往事历历，如在昨日，算起来，我开始写科普作品，也恰好50年了。 在这以前，我已有文章变成铅字印出，不过不是普及科学的，是和平与建设使普及科学成为急需，使我的笔尖转向了科学。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设有科普节目，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写了一篇介绍萤石的稿子投去，很快广播出来了，还来信要我再写，一连10多篇都被采用，大大提高了我写作科普作品的兴趣和信心。还有天津的《大公报》，这时改名《进步日报》，新开了一个副刊《进步科学》，我的第一篇介绍地质知识的文章《沧海桑田》，就是在这个副刊上发表的。不过这时可以刊登科普作品的园地实在不多，宣传政治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我的科普文章只能星星点点出现。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人们突然发现地质学原来如此重要，地质工作者被誉为工业建设的尖兵。然而当时全国的地质工作者只有几百人，向青少年普及地质科学知识，成为招募新兵扩大地质队伍的突出需要，《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最早拿出版面来介绍。我成了他们经常的作者，但真正大写起来，是1955年胡耀邦同志主持的团中央建议和倡导出版少年儿童读物以后，《中国青年报》发信给一些作者，征求意见，我给他们回了信，提出“应当介绍的知识很多，比如海水为什么是咸的？沙漠中为什么有绿洲？地为什么会震动？……真可以也列出十万个为什么来”。“希望广大的科学工作者，特别是老一辈的科学家们，都能抽出时间来把你们的知识用生动的语言传播给下一代”。想到写十万个为什么，是从伊林一本小册子的书名，和于光远同志一次讲演得到的启示。光远同志在对北京地质学院的青年作报告时，说这“？”号像一个钩子：钩子能挂住衣服，问题也能钩住知识，抓住问题来学习，学的知识就不易忘记。我感到很有道理，在写作中常围绕着“为什么”来作文章，感到效果确实不错，主题明确，节省篇幅，特别适合短篇文章的撰写。 这封信被摆在1955年10月25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的专版，“我们的文学、美术、科学工作者给孩子们的答复”中发表，编者给加上了个“应该写出‘十万个为什么’来”的标题。这个专版由老作家冰心打头，我那时才26岁，如我在信中所说“是刚刚跨进科学大门的青年”，我很感谢那时对青年人的信任与扶持，后来也有幸真的参与了《十万个为什么》中地质学方面稿件的编写。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第三编辑室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个出版社还出了我三本书。 一时，为少年儿童写作成为我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不过说实在的，我写得并不理想，我的知识是有一些，构思或者也还可以，但不会编故事，也不谙熟儿童的语言，如果说发表出来孩子们还看得下去的话，那是编辑加工的结果，这些文章中有他们的劳动，是必须在此说明的。 经济建设成为一时的中心和得到大发展，使社会各方面都愈来愈感到有了解科学知识的必要。从50年代中期到6O年代初，除了有《科学大众》这样的科普刊物，《人民日报》等报纸也或开辟专栏，或办专门的副刊普及科学，科学小品受到报刊的欢迎，而这也正是适合我写作的形式。当时我只能在本职工作及社会工作之余抽时间来写，写科普文章还需要花时间去查阅资料，不要说大部头著作写不出来，写长文章也难，但一个晚上写出一篇千字文还可以。大概是还有读者喜欢看，《人民日报》让我开设了两个专栏：《大地的秘密》和《山水新话》。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增多了。当时也是年纪轻，真敢写，几年居然发表了几百篇。 报刊的对象广泛，多亏编者提供读者的情况和把握他们的需要。短些再短些，配合当时的宣传报道精神，是报纸副刊的共同要求，通常还希望除了科学，能多一点思想情趣。这逼得我学习使用最少的字数来表达尽可能多的科学内容。为了做到短小精练，我尽量利用了我国古代散文的长处，也许有些脱离日常的口语，但看来一般还能为读者所接受。 不同报纸还有它的特殊要求，当时人们对《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特别重视，我的一篇《谁找的矿多》虽是发在实为文艺副刊的八版，却被地质部主办的《地质月刊》转载在头条的位置。这也提醒了我要更多注意文章的思想性。1961年为《人民日报》写的《地球在怎样变》，这回要在五版上发表，更是下了一番功夫，当时也不知怎么有那样大的勇气，居然对居维叶的灾变没有当做反动来批判，反而有所肯定，当然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报纸本身，也许是头一年哲学干预到自然科学有点过分，连元素周期表、牛顿三大定律都有人批判，因此他们有意发表我这样的文章。又如《中国青年报》，特别要求尽可能提供新的知识与富于想像力，我是努力为之，1956年8月，在它的科学副刊《原子时代》上发表的《炼石成钢》，介绍了铸石的知识。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了，铸石已在大量生产，但在当时，我们对外界所知太少，文章是在看到外面送给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块样品，并得到在英国研究过工艺岩石学的苏良赫教授帮助，这才写出来的。所以后来甘肃有家想生产铸石的工厂因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找到我这里来了，而学院其实并无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只好请他去大连，那里有一家当时我国仅有的铸石工厂。 当时我是把写这样的科学小品，当做学习提高来对待，每写一篇自己也感到增加了知识并在思想上有新的领悟。我始终以地质学为基础，围绕认识地球这个主体选择我的题材，这对我管理地质学院的教学不仅没有妨害，而且是有帮助的，我的工作要求及时了解新的知识和科学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很幸运，没有受到不务正业或追求名利这类非议，相反还得到许多专家及领导的支持。 但是到1962年冬天以后，各报刊的科学副刊乃至科学小品的版面都收缩了，我发表的文章自然也少了，不过也就有时间写了一本《火山奇观》。这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编写的“自然科学小丛书”中的一本，我是这套书地质分科的编委。 而这一切都成为我在“文革”中的受难的根源。因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在1962年10月宣告下马，我发表在《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上的科学小品，恰好也是在此以后明显减少，这叫做配合三家村进攻和退却。我曾参加“自然科学小丛书”的筹备工作也作为证据，因为那是吴晗支持的，他请我们吃过饭。这些事都无需多说了，我只想说，我这科学小品，除科学外还讲求一点思想情趣，带来的后果确实百口难辩，因为既然你使所写的科学体现出某种哲理或精神，就无法禁止人去作出种种联想。像1959年8月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名山不在高》，有人说我是在配合彭德怀在庐山进攻，给他打气，这自然是荒谬的，但我在思想上，确是欣赏庐山等名山和松树体现的独立精神。不过这还有可能辩白，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庐山在开会。但说《珊瑚岛》是在用珊瑚虫影射人民公社，特别是写太阳黑子那几篇，被判定为攻击三面红旗，进而攻击……就简直说不清了。 今天的青年听来，可谓隔世奇谈，但在当时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这一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推翻。而且在此以后，我失去了当初那种让思想驰骋的笔锋，几乎再也没有写出过这种风格的作品。这次选编，仍是以那个时期的小品为主体，而且尽量保存了原来的面貌。 我是一个弱者，一度是再也不想写什么了，是我的妻子德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尽管她也处于比我更艰难的境地，仍然鼓舞我保持信心，为我保存了手录的资料，她从始到终全身心地支持我的事业。 1973年，从地质部压缩而成的地质总局的书刊编辑室，把我重新拉进了笔杆子的行列，惭愧的是我没有能达到他们的期望，不过是兢兢业业参与了地质词典的编写，和在1975年与人合作完成了《地震问答》的写作。这《地震问答》赶上了大地震连续发生的时机，创下了发行150多万册的记录。这本书有可取的实用性与科学性，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环境的制约，离开我原来写作的笔调很远。不过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在当时的条件下，要不是编辑室的领导提出和支持，根本谈不到编这本书，特别是为了编好和改好这本书，编辑室还创造条件，组织作者到海城、唐山去考察，这在我的科普创作生涯中，是没有过的事，因而其中许多内容是有价值的。这次我从所写的题目中选录了12问，作为历史的见证。 经过拨乱反正，迎来科学的春天以后，科普创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本应有条件写出些好作品，但我没有做到。事物的发展是不可逆的，我过去写的那些作品，不管是好是坏，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那时我的想法，不管是对是错，都充满着激情，而现在我已缺少激情，变得深沉了。我开始感到科普不仅是普及知识，特别需要用科学来打碎封建主义的桎梏，在1978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科普创作座谈会上，我以“科普创作要坚持真理讲科学”为题的发言，和随后为《科普创作》杂志试刊写的《科普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此后我用了较多的时间进行科普创作的探讨，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写得少了，而且在变得拘谨，缺少青春的活力，虽然心中的余悸已逐渐减轻，但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还在起作用。 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1980年有机会随中国科协科普考察团在美国的参观访问，引起了我新的思索，深感竺可桢早在30年代提出的，科学的发展需要有它的土壤和空气，这就是社会上要有科学精神，非常重要。很赞成他的看法：“近30年来，一般人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其实这亦正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样的错误。”因此更致力于把科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来普及，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大多未遂。难得志趣相同的赵之同志，在主持《科技日报》副刊部的时候，发起了“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的讨论，但看来中国传统中排斥科学的成分根深蒂固，个人微薄的努力实收效甚微，无非是尽其绵薄之力而已。 1980—1981年间，《人民日报》又给我以篇幅开设《科学漫笔》专栏，此后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大多是这类性质，还有一些海外观感，总共在百篇以上，因与这次编选要求的范围不符，仅选录了两篇，略存其意。 在80年代及其后，参与了《当代中国的地质事业》、《黄河文化》等大型著作的编写，在我所写的章节中，有关黄河地质环境的内容，过去少有介绍，或许为更多的读者所需要，为此摘录组合成篇，收入本集。在我写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文化层次高的读者而写，也是一种科普，但与习惯上的科普作品不同，为照顾全书一致，仅收录了《地球在怎样变》、《地质学要为农业服务》、《关于中国贫油论》等四篇以见一斑。 我每每自嘲，大道以歧路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我就是如此。50年岁月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保存的产品，不过这些文章也许还能反映这些年代一个科普作者所作的努力和他走过的道路，因此这次选编时，按编纂要求，基本上未作改动，尽管有些作品明显地存在着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攻击三面红旗，其实我当时恰是对这里面的问题认识不清，我真正的错误是在错误成为潮流时我还去推波助澜，盲目地歌颂。当时真的以为人民公社有那么好，集体的人可以胜天，许多文章为配合当时的形势，总是要加上这些言词，给文章穿靴戴帽，甚至学着用豪言壮语作为文章的结束；不少文章过分强调了精神的作用，看待历史和国外的事物都存在着片面性。我相信今天的读者有能力去鉴别其中的是非，并从中得到历史的借鉴。 1999年2月15日下午1时5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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