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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察信息时代时，我们不仅要考察那些最具有信息时代特点、最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而且要考察其反面，最不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简而言之，我们不仅要考察那些最“比特”的东西，而且要考察那些最“原子”的东西。我认为，就世界政治地图而言，最“原子”的东西莫过于种族之间的断层线。其他东西，如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甚至国家，其观念的成分——即“比特”——要大得多。“比特”成分大的断层线易受信息时代的影响，在信息时代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或错综复杂。而以人的体形特征、遗传学构造这些最为基本的差异为基础的断层线——种族，则要经过更为漫长的时段才能融合。当然，种族断层线也有“比特”的成份，而且信息时代也有可能加速“原子”的东西的变化。这我们会慢慢讲到。 我本来想将有关民族国家的一章放在种族这一章的前面，但随后发觉，在逻辑上有关种族的讨论必须先于民族国家，因为各族的断层线比民族国家更为根本，更难以消融，这在哪个时代都是如此。作为例子，你只要看看O．J．辛普森在被刑事法庭宣判无罪时，同一间教室里黑人与白人学生那截然不同的表情（当辛普森被民事法庭宣判有罪时，双方的表情又正好倒了一个个）时，你就会明白那裂痕有多么深了。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并且遣责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我只是认为，种族的断层线是明摆在那里的事实，闭目不见或矢口否认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我们必须敢于正视种族的问题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它们。 种族差异的生物学基础 种族差异绝对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两个黑人男女生不出一个白人孩子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现代的生物学研究正在逐步解开种族差异的遗传学奥秘。旨在解开人类各种族、各民族及各“人口”（population，按照某种不严格的划分标准，世界上大致有4000至8000个不同的人口）之间的遗传学差异及亲缘关系奥秘的“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the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简称HGD项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不是“人类基因组项目”，即Human Genome Project的一部分，二者要解决的生物学问题也不相同，不能搞混）已经启动。第一步准备用五年的时间采集世界上500个“人口”的DNA样本（可以是血样、头发、从颊内刮下的细胞及唾液等）进行统计学分析，以后再进一步扩展采集样本的范围。 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是一个将历时多年极为庞大的长期项目，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但科学家们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些较小的分析人类群间遗传差异的项目，已经得出了一些饶有兴趣的结论。斯坦福大学的72岁的Cavalli-Sforza教授领导一个小组花十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人类基因世界地图集，题名为《人类基因的历史和地理》(The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为LucaCavalli-Sforza,PaoloMenozzi和AlbertoPiazza三人所著，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通过对于人类遗传基因的研究，初步理出了不同种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和生物学距离。其中已经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比如，一般人会想像澳洲土著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在遗传上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肤色和类似的体形，但实际上，澳洲土著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在遗传上是相距最远的——他们与他们的东南亚邻居才是相距最近的。再比如，作为种族差异的明显标志的眼睛的颜色，实际上主要是对气候的一种适应。欧洲人是亚洲人和非洲的人混血，其中亚洲基因占65％，非洲基因占35％。该书在 第四章对中国的人口也进行了分析，据说，中国南北人口的生物学距离相当大。 从总体上说，人类在遗传学上的族内差异比族间差异更大。不同的种族往往有一些相同的等位基因，没有发现某一“人口”共同具有而另一“人口”都不具有的等位基因。 《时代周刊》1995年1月16日发表的Sribala Subramanian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基因的故事”(The Story in Our Genes)认为，这些重大发现反击了一些人认为种族在某些特性上的差异具有遗传学根据的观点，如前面提到的《钟形曲线》的作者们，他们认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智商差异是有遗传学基础的。由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北美委员会撰写的《人类基因组差异性计划常见问题回答》（可以从斯坦福大学的服务器上找到这个文件）对于“可以从遗传上定义族群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就科学家现在所知而言，没有特殊的基因决定一个人是爱尔兰人或中国人或祖鲁人或纳瓦霍人，这些都是文化标签，与基因无关。” 关于人类遗传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种族智商差别的研究，始终不仅仅是科学问题，而且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仅仅是在几十年前，欧洲人，包括科学家，对于他们有可能与非洲人享有共同的祖先的想法极为反感。著名的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人类的起源》（中译本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一书中写道：“当1931年我的父亲告诉他剑桥大学的学术导师，他计划去东非寻找人类起源的化石时，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导师要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而不是非洲。”更为荒唐的说法是欧洲人起源于智力最高的黑猩猩，亚洲人起源于猩猩，而非洲人则起源于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猩猩。这些带有强烈种族岐视色彩说法后来消声匿迹了，这固然是由于生物学、考古学的进步戳穿了那些谰言，但政治气候的变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种族主义为人类主流社会所不齿。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家及一般大众都倾向于缩小而不是夸大人类的种族差异，特别是涉及到遗传学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以及智商这个有关人类自信与自尊的第三领域。《钟形曲线》的作者们就曾抱怨：一些敢于发表其对于人类种族智商差异的研究成果的科学家被打成了“贱民”——类似于我们过去的“戴帽反革命”吧。人类主流社会，特别是西方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的用意是极为善良的，他们真诚地希望世界各种族能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而不要去多提那些有可能造成裂痕的事。但我认为如果差异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把差异摆出来，并加以探讨和研究，认真估量这些差异可能造成的结果，以谋取解决之道，比掩盖差异好得多。这在信息时代尤其是这样，因为在信息时代什么都掩盖不住。 其实，就目前科学家所了解的事实看，种族差异并不像前面提到的《时代周刊》那篇文章所说的仅仅是“皮肤那么厚”(only skin deep)，我在看了《人类基因的历史和地理》一书后，也并没有感觉到从书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种族差异仅仅是皮肤那么厚”(racial difference sare only skin deep)或者说爱尔兰人、中国人、祖鲁人或纳瓦霍人这些名称仅仅是“文化标签”(cultur all abels)的主要根据是，人类基因的群内差异远大于群间差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多说几句，以使不太精通统计学的读者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说，我们要考察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群体的身高差异。我们发现，女人和女人之间的身高差异是很大的，如刚出生的女婴和郑海霞比，那差异简直太大了，但把女人总起来看（这不是个严格的统计学说法，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姑且这么说，从字面去理解即可）与男人总起来看，则差别并没有那么大，最多差个十公分二十公分吧。但你不能说，男人和女人作为群体在身高方面没有差异——群间差异比群内小但那也是差异。 就我们的日常经验而言，不同种族在肤色、头发、眼睛、面容、头型、体型，甚至身体所发出的气味方面是如此明显地不同，我们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根本无法视而不见——不管这些差异是由于遗传基因造成的，还是由于对气候的适应造成的，还是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我们反正无法视而不见。而这些“原子”性质的差异是如此难以改变：一个中国人可以完全为西方文化所浸透，讲英语，等等等等，但如果他想把自己与西方人的身体差异也消除掉，那恐怕需要许多代的混血。 如此难消除的差异当然会造成断层线，即使是在信息时代也一样：人类当然越来越“比特”化，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完全离开“原子”（有些人认为人类终有一天会完全“比特”化，也许吧，但暂时这还是冥想）。 种族之间的智能差异 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钟形曲线》一书总结的许许多多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白人的平均智商约在101至102，东亚人（该书声明这只是指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则大致在103，美国黑人的智商大致为85，而非洲黑人只有75。这些数字只表明大致趋势，各个不同的研究的数字略有差异，如有些认为东亚人的智商比白人略高，但有些研究认为这只不过是由于统计误差造成的，实际上二者没有什么差别。然而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差别却是如此之明显，再加上前述Cavalli-Sforza小组的研究表明：今天的非洲人与其他各种族之间的遗传距离极大，表明其他种族从非洲人这一支分离出去是人类血缘关系树上最早的分杈，这里是不是确实有些道理？我们从各种族的相对智商分布是否可以预测一下在信息时代各种族的相对力量分布？ 然而，我在这里还要表明，我个人并不认为以上这些结论就是最终的结论。 即使它们是最终的结论，人类的美德也有许多方面，不仅仅是智商而已，只不过最在是近几百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智商与力量（当然不是指体力）结合得最紧密罢了。这只是一个现实，而不能因此得出智商在价值上的优越性。我不否认许多人，当然包括中国人，会因为听说自己的种族在智商上优于别的种族而沾沾自喜，但这只是一种虚荣心，恰恰是不智慧的表现。另一方面，如果当你听到别人说你的种族在智商上劣于别的种族时，你仍旧能够心平气和地正视这些结论，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那才是真正的智慧。实际上，我们确实应该把智慧和认知能力分开。我们确实应该记住，智商虽然叫智商，但它不是智慧而是认知能力。 种族主义：远未消失的幽灵 正是因为种族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极易辨认的差异，所以种族岐视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顽症。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少能够较为平等地对待与自己在外貌上便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其他种族。当然，在同一种族之间也经常发生相当残酷的战争、屠杀；在被称为不同种族，实际上体质差异并不那么明显的人群之间也发生残酷的屠杀和“种族清洗”。但是，这些屠杀和“种族清洗”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当白人与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相遇时对他们的奴役、屠杀和种族清洗那么残酷，那么干净彻底。谈到种族清洗，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屠杀。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因为犹太人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占有较大的“话语权”（因为智商高？），而黑人和印第安人则无法发出那么强烈的声音而已。白人与亚洲人相遇时情况也是十分残酷的，但因为亚洲各民族在文明发展阶段上比黑人和印 第安人高（他们只是在不久前才被白人甩到了后面，而在过去则一直是并驾齐驱的），所以才没有落到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而黑人之所以也没有被完全灭绝，则是由于他们身体更强壮，更适宜于在种植园中当奴隶）。 种族岐视的现象在美国这样的号称自由与民主的国家仍一直公开地、明显地延续到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即二、三十年前。只是在黑人民权运动高涨，并且大量的白人转而反对种族歧视之后，情况才大大改观——但我们还远不能说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了，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说。对此，我们一方面得赞叹人类的伟大，或者说上帝的仁慈，竟然能够在道德方面迈出如此巨大的一步；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担忧：我们真的迈出了这一步，真的不会再退回来了吗？ 恐怕还不这么保险。最近，在西方出现了一股潮流，就是强调西方的独特性，不光是新法西斯主义“光头党”，右翼政客，而且有著名学者，都在唱这个调门。其基本点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们（非西方人）更优越，但我绝不允许他们掺和进来。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BrunoMegret在他的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后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们从哪来就回哪去……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污染了我们的民族特性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写了《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亨廷顿最近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1996年11月/12月号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西方：独特的，而不是普适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西方人讲西方的优越性，讲全世界都得皈依西方文化，现在则讲独特性了，讲非西方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西方化。这难道不是进步吗？中国有些不求甚解的人甚至写文章为此而欢呼：你瞧，现在连西方人都承认我们自己的非西方文化也有存在的价值了。这简直是愚蠢到了家。实际上，亨廷顿这篇文章的主题根本不是承认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是大声疾呼西方各国团结起来，一致与非西方国家对抗，他近乎歇斯底里地狂喊：“西方各民族必须吊在一根绳子上，否则我们就会被一个一个吊死！”这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在西方种族主义的抬头，而且像亨廷顿这样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在或多或少地加入它的行列。 种族主义的根源究竟什么？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还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原子”的，还是“比特”的？哪种成份大一些？我们不得而知。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其根源为何，种族主义或种族灭绝在历史上往往是十分有效的：比如美国，它今天之所有没有像英国北爱尔兰那样的问题，或是像中国西北、西南地方那样的问题，并非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由于它是各民族友好融合的大熔炉，而是因为它干净彻底地灭绝了印第安人（还剩下一些，但已构不成一种力量）。试想，如果今天的印第安人数多一些，他们就很可能对白人高呼着“从哪来就回哪去”，并到处扔炸弹。 信息时代有可能缓和种族差异 种族差异肯定是有其生物学根源的，但它确实也有文化标签的成份。它是“原子”的，也是“比特”的。即使是它的“原子”成份，其中也有部分仅仅是“皮肤那么厚”。比如我们曾提到过：澳洲土著看来与非洲黑人十分相像，实际上却是在遗传上相距最远的。种族差异给人的感觉以巨大影响的恰恰是外表的差异。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提到过的那样，信息时代使得人类除了智能之外的其他特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信息时代人类极为频繁的跨国、跨洲信息交往也必然会大大冲淡种族差异中的文化差异部分。这就使得信息时代有可能缓和种族间的差异或不和。有较长网上经验的人都会体会到，在信息空间中，人们多半不会关心你的肤色、种族、国籍、性别、年龄等所有这一切，把人聚合成不同群体的原因纯粹是思想的相投与否。亨廷顿大概是没有网上经验的，我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找不到有关信息社会的论述。他确实不理解信息时代。一个张口国际关系、闭口东西方文明的著名学者，对信息时代对于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居然不加考虑，这不能不令人对于他的观点的可信程度表示怀疑。 当然，如果种族差异果真意味着智能的差异、思想的差异，那么信息时代也无能为力了。 种族识别生物武器 在信息时代中，人类的科技进步在“比特”领域固然是突飞猛进，在“原子”领域的进步也是令人瞩目的。因为在“比特”领域的进步可以大大地促进在“原子”领域的进步（反过来也一样）。比如，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大大地促进了生物学的进步。实际上，生物学的进步也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在以后的章节还要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这些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如疑难病症的治疗，喂饱越来越多的人口等，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威胁，有些是十分可怕的，其中包括与我们这一章的主题密切相关的“种族识别生物武器”的可能性。 《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常见问题回答》断然否认这一可能性：问：这些样本（指采集的各种DNA样本）能够被用来制造针对特定人口的生物武器吗？ 答：现在所有已知的技术都无法利用遗传学进行种族灭绝。根据我们对于人类基因变化的了解，这种武器似乎不可能被开发出来。该计划将谴责并禁止任何将数据用于此类目的的努力。该项目的高度透明性及其伦理的约束更将使这种企图几无可能实现。 然而，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曾引用1992年瑞典国防研究院主任博·瑞贝克的话说：由于我们能够辨别出不同种族与人种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差别，“我们将有能力区别黑人、白人、东方人、犹太人、瑞典人、芬兰人之间的差异，并能开发出一种用以专门消灭某一特定人种的制剂。”我在写作现在这一段时，特地给英国著名生物学家PatrickDixon博士发去了一个电子邮件，询问"Race Discriminating Bio-warfare"的可能性。Dixon博士立即回了信，他说："I think it could be a horrifying possibility"。 根据人类各种族基因差异的特点，要想造出能够精确地识别某一特定人口，并加以灭绝的生物武器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有可能造出一种生物武器，它可以杀伤A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却只杀伤B人口中的百分五十（这里的数字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只是打个比方，但遗传学的进步将能够精确地确定这些百分比）。《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常见问题回答》很可能是因为怕失去公众对于该项目的支持而掩饰了这种可能性。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只要收集到的数据在技术上可用于制造这种武器，“谴责并禁止”又有什么用？“高度透明性”又有什么用？对于一般大众来说，这些遗传学的玩意，即使完全公开，他也看不懂，也是不透明的。只有少数精英才懂。这就又回到了我在第一章的观点，在信息时代，只有少数认知精英才有力量。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这种生物武器不能精确识别，那么，又有谁敢使用它？ 回答：疯子就敢。政府也许不敢——除非到了非同归于尽不可的时候，但非政府的种族主义组织也许就没那么负责，那么理性了。 在存在着开发这种可怕的武器的可能性的时代，西方却又出现了种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你说说你是什么感觉？要知道，信息技术也给煽动种族主义提供了便利手段，而就目前而言，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绝大多数是白人。这就是信息时代的种族断层线，它至少在目前是与第一章所说的“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断层线” 在某些地方互相重合，因而互相加深加宽的。 新的人造种族出现的可能性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曾表露过这样的担心他说：“……遗传工程已开始使人们步入窘境，这种窘境不久将使20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显得在智慧上是原始的，并可能分裂人类，其矛盾的尖锐程度甚至超过以前将人分为特权者和贫困者。…… “从遗传上改进智能和体能属性将主要用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一－世界上的有特权的人，那是大有可能。实际上，在人的状况方面将出现新的和戏剧性的差距。的确，人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能提高人的智能和体质的遗传工程到一定阶段，完全可能首先只由最先进国家的最强有力和富裕的上层人士所采用（贫穷国家里的少数的类似的上层分子也可能采用）。从而在遗传上改进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就可能出现新的和真正造成不和的分裂（在某些方面会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希特勒的种族纯化的冥想）。 遗传工程完全有可能将精英集团的权力、财富等“固化”到他们的遗传密码中去。那时，精英集团不仅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如第一章所说的那样）与一般大众隔绝，而且在人种上也与一般大众距离越来越远。这将是新的，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断裂。很可能到了那时，一部分人还算人，另一部分人就不算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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