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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的巨大力量为人类所掌握，是20世纪的事情。在此之后，人类新掌握的巨大力量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信息技术，另一个就是生物学。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在这两年方面进展令人瞠目结舌，到21世纪，在这两个领域将释放出什么样的力量，现在还很难想像。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那力量是极其巨大的，很可能大到不可思议。 如果拿生物学与单纯的信息技术比较，很可能生物学将释放出来的力量更大，而且更难预测与控制。因此，说21世纪是信息时代是不全面的，除非信息时代的概念中已包含了生物学。因此，在考虑决定21世纪人类的走向的各种力量时，不考虑生物学的力量是绝对不行的。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讨论了种族，以及相关的生物学问题，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集中考察一下生物学已经释放或将要释放的巨大而神奇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其中的许多力量既可以用来给人类造福，也可以用于战争。这一章不是专讲战争的，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放在战争这一部分讲。在我看来，最广义的战争，就是各种力量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是大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某些方面。无论如何，这一章是需要的，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了。 将来我们可以在手心里长出眼睛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克隆羊的成功，遗传工程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也十分热门。 其实，生物遗传工程已经造出或将要造出的奇迹是千千万万，无所不有的。在这里我们仅举出一些例子，来感觉一下它的巨大力量。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力量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 在《封神榜》中有个杨任，因吃错了药而在眼眶里长出了手，又在手心里长出眼睛。随着遗传工程的发展，这很可能将成为现实：现在，德国的科学家已经让果蝇在翅膀上、触角上和腿上长出了眼睛（读者可以在英国著名生物学家PatrickDixon的网址//People.Delphi.com/Patrickdixon/找到该文。Dixon博士是《基因革命》一书的作者，后面一些有关生物遗传工程领域的奇迹也可以从这个网址找到）。当然，果蝇是一种比人在遗传构造上简单得多的动物，但这一成功无论如何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将来某一天，我们真可以像杨任那样，在手心中长出眼睛，可以伸到床底下去找东西——当然，这手用来干别的事就不太方便了，太容易磕碰到眼睛。也许，在后胸勺上长个眼睛更管用——但睡觉容易压着。 蝎子跟洋白菜能配到一起生个杂种出来吗？能！最近，牛津大学的遗传学家把蝎子的基因加进洋白菜之中，这种洋白菜能毒死毛虫。在土豆中也可加入杀虫细菌的基因来杀死科罗拉多甲虫。 人们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了“山绵羊”(Geep)，因此，把人和猴的细胞凑在一起，“人猴”(Humonkey)也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人猴”也许还会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可以用来做多种实验。 实际上，遗传工程似乎可以制造出任意组合的杂种来。无论是人与兽，动物和植物，微生物与动物或植物，全都可以配到一起。遗传工程的这种力量是可以为人类带来许多好处的。例如，在牛或羊中植入人的基因，可以使它们的奶中含有人类的蛋白质，这种奶可以用来喂早产儿。其实，克隆山羊的那个英国爱丁堡罗林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最初的目的也就是能大批量生产这种“人类化”的羊。在猪的细胞中植入人的基因，则有可能生产出可以移植入人体的猪心、猪肾等，解决目前人体器官移植的供应不足问题。 遗传工程应用于人的前景是极其宽广的。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十分系统地介绍这一前景的文章。作者认为，对于人类基因作一些简单的修改就有可能防治诸如酗酒、吸毒、精神分裂症、癌症、糖尿病、侵犯性过强、智齿等；也可以改变头发、眼睛、皮肤的颜色，身高等（亚洲的那些自惭形秽的少男少女们要高兴死了）。而更进一步的修改则有可能使人长生不老，使人不怕毒药、不怕放射性幅射；甚至能让人看见更多的颜色——从红外线到紫外线，闻出重金属的气味，尝出酸甜苦咸之外的其他味道。当然，造出具有超人智慧、超人体力的各种超人也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人类最后能把自己改造成什么样可能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像的。 下一个千年，也许一张光碟就能记下你意识中的所有内容。 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1月27日发表的SharonBegley的文章“发现秘密，大的和小的”(UncoveringSecrets,BigandSmall)写道：“在下一千年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方法，把一个人思维中的所有内容下载到一台计算机中？说到底，我们的记忆、人格和思想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比特或字节而已，可以想像，所有这些都可以转录到CD—ROM上，并且复制，或装进一架机器人。到那时，我们到底是谁都搞不清了（那个CD，或那个机器人就是我吗？）但远在这一认同危机之前，我们就将知道自己在分子水平上是什么。”在第一部分提到过的耗资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项目”将在2003年或2004年完成。届时，人类遗传密码的全部30亿个碱基对的排列顺序将被完全搞清楚，正是这个排列顺序决定了我们的大约8万个基因及它们在我们23对染色体上的位置，这应该说是人类的分子水平上的蓝图。这个蓝图约占不到750兆字节，如果压缩一下，则用不了一张现在我们已在使用的CD光碟。美国的Affymetrix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基因芯片”(GeneChip)。只需要一滴血或其他什么细胞样本放进一块装有这种芯片的小板，芯片就可以非常快、非常廉价地解开提供样本的那个人的所有遗传密码，将小板插入一台分析用计算机，就可把这些遗传密码与已知的一些样本进行比较，发现你容易不容易得癌，能不能吃红肉，甚至你说话时易发生什么语法错误都能知道（实际上，科学家们已经发现，某个基因的变异会使得一个人不能正确地加上词的后缀，如"-s"、"-er"、"ed"等）“人类基因组项目”完成之后，有可能绘出一张人类的“标准” 蓝图，你的基因有没有毛病，可以与这张“标准”蓝图进行比较。 生物学技术恰恰赶上了与纳米技术同步发展。中国的新闻媒介已经十分注意这方面的报道。在50年代，科学家就设想可以制造出能够摆弄原子的可以自行复制的微型机器人“装配工”。这种微型机器人可以把碳、氮、氢等元素的分子随意摆弄，组装出，比如说，牛的里脊肉来。实际上，虽然小“装配工”还没有成为现实，可人类摆弄单个的原子、分子则已经是现实了：IBM的科学家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先是把35个氙原子排成了"IBM"的标识，后来又用48个铁原子组成了汉字“原子”两个字，其后又用各种原子排列组合成了各种立体的艺术品。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在IBM公司的网址找到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还应该加上哈伯空间望远镜拍摄下来的宇宙空间的照片，一个微观，一个宏观——是我看到的最美丽的东西，远远超过人类艺术家的常规想像力。对于人类自身在分子小平上的精致入微的了解，再加上摆弄一个一个分子的能力，人类的力量确实会达到惊人的地步。 科学对于人的最为神秘的一部分——思维——的了解也已十分深入。现在科学家已经清楚地知道大脑的哪一部分管运动，哪一部分管视觉，哪一部分管恐惧，哪一部分管语言，甚至连哪一部分管名词，哪一部分管动词都知道。科学家们也知道男人的大脑与女人有什么不同——男人的大脑分工更细。凭藉这些知识，很可以想像，在下一个世纪，人类大脑里面的内容，包括思想、情感、感觉等等，可以从外部用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手段进行操纵。也许到那时候，即使你什么都不说，也可以用某种扫描器把你头脑里的东西读出来（虽然要达到前面所说的下载每一个比特的水平时日尚远）；也许到那时候，也可以从外部用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手段直接向你的头脑中灌输思想、情感、感觉等，就像我们今天往计算机里装入程序一样。 生物武器：打个喷嚏就得癌症 人类在生物学及其他技术领域所掌握的巨大力量无疑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福祉：许多过去的痛苦和匮乏都可以免除了，许许多多过去做不到的事都可以做到了。 但造福的力量增大同时也就意味着毁灭的力量放大。 据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科学家PatrickDixon说：英国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用人类的癌症基因和十分类似于引起日常感冒的种系的病毒混合，制造一种“超级病毒” 。虽说制造这种“超级病毒”的目的是治疗癌症，但无论是有意的操纵还是无意的事故，都可能引发一个可怕的场景：染上一场最普普通通的感冒就会得癌症。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许有几百种类似的实验在进行，而我们根本没有发现。 利用现有的生物学技术，可以制造出无数种“超级病毒”，对于其中的许多种，我们可能都找不到疫苗。这些“超级病毒”都可以被用来制造生物武器。政府在研究这些生物学武器，如英国的PortonDownGermWarfar实验室，也许还有国际犯罪组织和恐怖分子也在研究。生物武器的某些特点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战略信息战武器十分相像。它也有低进入成本的特点：比起战略信息战武器可能要贵一些，但与核武器和现代常规武器相比，则要便宜得多，所以它与化学武器同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但这只是说，比起核武器来，生化武器更易于为不那么富裕的国家所掌握，发达国家的生化武器当然更多、更先进）；另外，它有类似于战略信息战武器的隐蔽性，你也很可能不知道谁在进攻，进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进攻的能力有多强。 还有一件不能忘记的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种族识别生物武器。生物学对于人类在分子水平上的构造的认识的深入，必将为种族识别生物武器的开发开拓道路。要制造能够准确识别大的种族群体的生物武器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小的团体，比如一个种族主义极端分子集团，则可以用前面所说的那种“基因芯片”搞清本团体成员的遗传构造，然后制造某种“超级病毒”，使得本团体成员对这种病毒不易感染，而其他一些人则极易感染并患上严重的疾病。如果是一个人，或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要做到这一点也许就更容易一些。 然而，我个人觉得更可怕的是现代科学正在逐渐掌握运用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手段以被害者不可抵御的方式操纵其思维的前景。过去就有所谓“洗脑”这个名词，但用宣传等软手段的思想灌输实在是作用有限的，以现代科技的“硬”手段进行思维操纵，恐怕是强有力得多了。既然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症，进攻性、暴燥、忧郁等气质特点，甚至连语法运用都有遗传学基础，有没有可能在将来出现这样一种场景：你打个喷嚏，或吃了颗洋白菜，不知不觉就被“洗”了脑，更不用说把你绑起来，脑袋上插上几个电极直接往里灌软件了。 克隆羊与对科学的态度 公众对于科技进步的态度往往陷进两个截然相反的误区：一种是对于科技的巨大力量感到恐惧，而要求阻止科技的发展；另一种是对于科技进步的所有方面都毫无保留地赞赏，不去正视，甚至掩饰其危险的一面（当然，从制衡的角度看，这两种态度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两种态度在中国社会中表现得极为强烈。至少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常常碰到两种人。第一种人多半是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对科学这玩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就已经排斥和恐惧了。在他们眼里，搞科学的人，或者是支持科学的人，都是一些没有任何道德感，一味追求力量的撒旦。 第二种人则多半是科学工作者或搞宣传的，他们拒绝一切对于科技进步有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探讨。最为严厉的是给你扣上一顶“反科学”的帽子，在他们看来，你只要戴上这顶帽子，就不仅仅是不道德，而且是弱智，严厉行不通时，则掩饰事实。 前一阵中外大众传媒对于克隆羊的报道十分热烈。在我看来，某些文章的报道单一看往往并不全面，因此，我们必须读多个来源的多篇文章，这样，我们就能够对于克隆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有更多的了解。我在这里想重新组织一下有关克隆羊的报道，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端正态度”，也是希望让读者对于这一重大科技事件的一些十分有趣的方面有更多的了解。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这次克隆羊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这是第一次从成年哺乳动物的体细胞进行了成功的克隆。相比之下，美国科学家克隆恒河猴，虽是人类的近亲，却没有这么重要了，因为这是早已获得过多次成功的事了。实际上，从成年哺乳动物的体细胞进行克隆，多年来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虽然动物的每一个细胞都携带着发育一个完整的个体的全部遗传蓝图，但成年个体的体细胞只管某一特定部分的功能，如肝细胞只管肝脏，视网膜它就不管了。它的遗传密码在其它方面的指令全都休眠了。因此，教科书上说，从成年个体的体细胞进行克隆是不可能的。 1995年2月，英国爱丁堡罗林斯研究所的研究员基思·坎贝尔在走向同事伊恩·威尔英特的办公室时，突然想到了一个如何启动已经专化了的体细胞的所有遗传信号的法子。关键在于诱导细胞整个进入“休眠”(quiescent)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细胞的所有基因都处于同等的可以被“弹响”的状态中，然后用一个卵母细胞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把所有基因全都“弹响”。这一类似于阿基米德“我找到了”的想法居然成功了——1995年7月他们使用以“饥饿”来诱导细胞休眠的方法，成功地从成年体细胞培育出了小母羊“多莉”（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只小羊来自于一个乳腺细胞，而有个叫“多莉·帕顿”的什么“星”乳房特别丰满）。 那么，这种克隆技术有什么用呢？首先是商业用途；用这种克隆技术可以大量地复制一丝不差的已被改变了基因的动物，这在过去要经过好几代的培育，还要看运气。以与罗林斯研究所合作的PPL制药公司为例，他们培育体内植入人类基因，因而可以挤出“准人奶”的小母牛“罗茜(Rosie)和另外两群母牛花了四百万美元，而培育“多莉”却只花了七十五万。但以成年细胞克隆的技术有着更重要的理论研究应用前途：据研制成功“多莉”的英国科学家，罗林斯研究所和PPL制药公司的研究人员I.Wilmut,A.E.Schnieke,J.McWhir,A.J.Kind,K.H.S.Campbell在英国《自然》(Nature)杂志1997年第385卷上发表的合写文章“从胚胎和成年哺乳动物细胞中获得的成活的后代”(ViableOffspringDerivedfromFetalandAdultMammalianCells)称，它给研究“外生变化”(epigeneticchanges)的可能的持久性和影响提供了机会，如印刻作用（一种行为模式，如孵卵器中出壳的禽类第一次只见到人，此后即发生追随或依附于人的行为，历久不变），以及端粒缩短等发生在成长和衰老过程中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个羊的胚胎分成三份，一份让它出生，另外两份先冷冻起来，等出生的那份长成年之后，再从它身上取下体细胞进行克隆，同时把冷冻的那两份培育出来，进行对照，看看成年细胞培养出来的与冷冻的在行为上，以及在遗传基因上有些什么不同。这类研究必将大大加深人类对于成长和衰老的过程，对于“先天”和“后天” 的关系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的认识。 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的前景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担忧。在英国科学家于1997年2月27日宣布从成年体细胞克隆成功“多莉”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禁止使用联邦经费从事克隆人的研究（包括体细胞克隆及胚胎克隆两者），并要求私人研究机构自律，他说：“科学往往在我们懂得其含义之前就快速前进了。因此，我们有责任小心翼翼。我们关于克隆所知甚少，但我们至少知道，任何有关人的创造的发现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有关道德和精神”。其他各国政府也表明了类似的态度。 第一个问题：克隆人究竟在技术上有没有困难？在这个问题上，生物学家们早就学乖了，他们决不会吹牛，不能说能，而是恰恰相反，能也说不能。中国的许多报道就是根据生物学家们的这种说法。但即使我们愿意信生物学家的（我们也没有别的辙，只能信他们的），也得问问这难点究竟在哪。英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胚胎学专家ColinStewart提出了一个难点：在羊的胚胎中，供体细胞的基因要在三至四次分裂后才会启动，而在人的胚胎中，两次分裂后基因就启动了，这可能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但也许很容易逾越，谁知道呢，原来几十年中不是都说从成年体细胞不能克隆吗？现在不是一下子就成功了？发表“多莉”论文的《自然》杂志的编者按认为，从成年人的组织中克隆人可以在一年到十年之内实现。 第二个问题，克隆人到底有什么不好，竟然有人认为这跟爆炸原子弹一样危险？ 中国的一些新闻报道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克隆希特勒”上去，然后告诉你：“这是过虑了”。这实际是偏离了问题的实质。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于“克隆希特勒”。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克隆出几个希特勒，他们又能怎样？时代、环境早就变了，他们也许不但不能当上元首，而且极为失落：这个世界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话，认为他们是疯子，或许根本不理会他们。不要说“克隆希特勒”，你就是克隆出罗斯福来也没大用，还不能忘了给他多吃点预防小儿麻痹的糖丸。 那么，真正的问题究竟在哪呢？巴黎的科欣分子遗传学研究所(theCochinInstituteofMolecularGenetics)的INSERM遗传与分子病理学研究实验室(TheINSERMLaboratoryofResearchonGeneticsandMolecularPatholegy)的主任AxelKahn主任指出了几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克隆人的技术可以被用来生产人体备用器官。比如，可以把一个人的胚胎分成三份，一份出生，另两份冷冻起来，如果出生的那一份得了病，需要移植肾脏什么的，就可以把一份冷冻的取出来，培育成人，然后摘取其肾脏移植，这样移植的肾脏完全没有排异反应。如果可以从成年人的组织中直接克隆，当然就更方便了。但这样做实际上违反了一条重要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人的尊严”。这一原则要求，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原则对于维系人类文明是极为重要的，即使是历史上的暴君，敢于完全蔑视这条原则而随意拿人的生命像畜生一样处理的也不多。如果克隆人的技术开了这样的先例，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通过两性交配而生成的人，其遗传构造有极大的随机性，这是保护人类免受任何人，包括父母，事先操纵的主要屏障。允许克隆人必将导致在其他情况下对于这种事先操纵——如由当局进行的——的容忍态度。AxelKahn问道：“如果我们容忍人类创造者”制造出和他们自己十分相像的生灵，这些生灵的所有生物学特征都是外部意志强加的，只不过是已经生活过的身体的复制品，一半是奴隶，一半是永生的想入非非，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很有一些低级趣味，却又有钱有势的人是想干这件事的。特别是，据AxelKahn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中，文化方面越来越国际化和趋同化，不少人越来越觉得他们唯一能够通过孩子流传下去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基因了。到了那时，有钱有势的人很可能会大量克隆自己。而且，由于乐于克隆自己的人会有更多的后代传下去，这个世界会由越来越少的几个最疯狂地克隆自己的人的后代所充斥。那时，我们不仅要担心其他生物的遗传多样性，而且要担心人类的遗传多样性了。到了那时，社会也许会由克隆出来的若干种的人类种系组成。比如，我们可以大量克隆体内含有牛的基因的体力劳动者。那时，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描写的场景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在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在第一部分有关种族和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不是会觉得我的一些论断更有了一些道理？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我们的时代越来越“比特”化，但恰恰是由于越来越“比特化”，我们突然发觉自己在“比特”方面越来越缺乏独特性，因此我们反而越来越希望在“原子”方面抓住一点什么，以满足我们自己关于永生的想入非非。 如果克隆人的技术如上所述的那样展开使用，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好还是不好？读者自己可以展开充分的想像，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得出结论。 第三个问题，能够制止克隆人的技术的发展吗？回答是，不能。实际上，克隆人的研究早就在进行。早在199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胚胎学家就克隆了人的胚胎：他们从17个人类胚胎上提取了细胞，并把它们培育到了能够植入女人子宫的程度（虽然这最后一步没有做），该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因被发现进行人类胚胎的研究而于1997年1月辞职。科学家们对于“多莉”所表示的惊诧实际上是有点装腔作势的。很容易想像，有许多人，无论是出于善良的目的还是出于邪恶的意图，在进行克隆人的研究。由于生物学研究用不着像核武器的研究那样大张旗鼓，因此，要发现是比较困难的。罗林斯研究所的小组，也是在克隆“多莉”成功以后很久才公布此事的，在此之前他们成功地保住了秘密。 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3月10日发表的由SharonBeyley撰写的封面文章“是谁创造了你，小羊？”(LittleLamb,WhoMadeThee?)认为：“多莉”给我们带来的教益有以下几项。首先，除了自然法则完全禁止的东西之外，一切都是可能的。第二，无论是好是坏，科学总是胜利者，伦理方面的不安也许可以在科学的道路上设置一点障碍或影响一种技术的扩散面，但道德方面的不安绝对不是吞没一切的科学的对手。 我认为，这两条规律是总结得非常好的（它们也完全适用于信息技术）。对于科学，我们无论喜欢不喜欢都是制止不住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更多地了解它的进展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以便与之相处，乃至加以利用。中国一些文人们的反对，犹如螳臂挡车；而中国一些科学家和宣传工作者的作法，则犹如试图在我们民族的脑袋瓜里灌输进动画片里的狮子概念后把他们推进狮笼，这也太危险了。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必须顺应并迎头赴上科学的潮流，但不是盲目地乐观，而是要了解它的方方面面。 克隆人肯定会出现。实际上，发表在《新闻周刊》上的另一篇文章说：美国社会已经在默许克隆人方面走得很远了，美国社会认为，在繁殖后代和追求健康方面可以采取几乎任何手段。其他的许多生物学方面的力量也肯定会被释放出来：它们可以大大地造福于人类，也可以极为残酷地毁灭或奴役人类。生物学技术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信息技术，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也是这样。在我们进入21世纪时，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好是坏，都将越来越大。 生物学是更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力量 人类开头是掌握了冷兵器，这时的力量是比较分散的，因为任何一个个人，做一把刀或一支矛都很容易。然后是掌握了热兵器，而且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个人或小集团很难掌握了，这时，力量就集中了起来，多半是到了国家的手里。 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得力量又一次分散到了个人或小集团的手中。这是好还是不好呢？从好的方面说，力量的分散将是一种对于专制或霸权的平衡；从坏的方面说，如此分散的实体掌握了如此巨大的力量，这个世界将变得很危险。我认为，如果我们需要力量的分散作为对于专制或霸权的一种制衡的话，还是依靠信息技术为好，因为生物学的力量太难预测、太难控制了，一旦释放出来，将出现什么事情我们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当然，信息技术也有可能发展到这一步）。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不可能去选择释放哪一种力量，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了解它们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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