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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鸦片战争中被西方的先进技术打败之后，无论是在国家意义上、文化意义上，还是在种族意义上，面临的都是救亡图存的艰巨任务，故有“亡国灭种”之谓。这种危急状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效治理的恢复，以及核技术的被掌握，而得到了基本缓解。然而，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还不能说，中国或中国人的生存危机已经完全消除了，况且，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来临，新的一轮挑战又开始了。李光耀曾在一次采访中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不是唐代或汉代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类的生存本身都没有保障的世界。”对于中国来说，则生存尤其没有保障，因为中国还没有从工业革命的落后中完全恢复过来，现在也不处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前端。 中国的进步及前进的起点 1有一种说法，说是在信息时代，“大家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这种说法如果不做严格界定，就会成为一种误导。实际上，当我们进入信息时代时，大家并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站在最前面的是第一集团，这里面几乎是清一色的工业革命先进国（从这个角度看，信息技术革命尚不能与工业革命等量齐观，它在某些方面仍旧可以算是工业革命的延续），站在这个集团最前面的是美国；其次是第二集团，这是一些尚有潜力跨进信息时代，并且最终——如果努力并且运气好的话——能够赶上第一集团的国家；最后面的第三集团，则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追赶前两个集团了，它们必将被越拉越远，最后，其生存都将依靠他人的恩赐。 大致搞清楚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起跑位置是十分重要的。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必要去追究自1840年以来，或自1949年以来各项发展的细节，只要抓住几个最主要的事件就可以了。我认为，自1840年以来，有这样几件事是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自1840年至1949年，中国始终处于外患内忧之中，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或崩溃之中，政府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经济无法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经济建设所需的和平环境，因此，无论后来出现了什么灾难性的错误，公正地评价这一步，都应该说它是从亡国灭种走向安全生存的一步。 第二件事是中国掌握了核武器。有一些中外文人评论说，搞核武器劳民伤财，没有什么用。再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尽管与当时的美苏相比其核力量还十分有限，但毕竟是在很大意义上掌握了自主生存的力量。这是种族救亡图存的相当关键的一步，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核武器也是技术有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突出范例。如果没有几个核大国相互威慑的力量平衡，垄断核武器的国家必将更为随意地使用核武器，那时，什么意识形态、民主自由、人权都将毫无意义，因为连生存都不能够了。 第三件事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中问题也很多，不应把改革开放说得完美无缺。然而，改革开放十几年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了上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货虽然仍属于廉价低档，却还是充斥了整个世界市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整体上排名第26位，在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位，而且居6个经济转型国家之首（读者可以参看国际竞争力比较课题组在《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发表的“1996年中国国际竞争力报告”）。这些成就也是不可小看的，这表明，中国在工业革命所奠定的世界秩序中，具备了相当可观的生存能力，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实实在在的份量的。在1840年后的许多年中，列强即使承认中国的份量，实际上也只是承认中国的潜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子弹虽然也有分量，但原子弹所形成的份量，是一种单纯使人感到威慑力量的份量，而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份量，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参与合作的份量——其它国家从中国的参与中得好处：譬如美国，无论其国内舆论的反中国情绪如何强烈，其商人都坚决地要和中国做生意。我们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中国确实有了力量，也有了钱——虽然这钱摊到每个人头上是并不多的。但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还是足够为中国买一张信息时代的入门券的，当然这前提是我们能够把钱用好，并且付出两倍于发达国家的努力。 从总体上看，中国处于第二集团，也就是说，中国是有希望在信息技术革命中赶上去的。中国的特点是人均什么都不多，自然资源不多、钱不多、教育水平也不高，但从总量上看，自然资源不少、钱不少、优秀人才也不少。就科学技术而言，有些方面是讲总量而不是讲人均的（当然，另有一些方面是要讲人均的，这我们在后面将会讲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是站在比较靠前的，但与发达国家比，中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中仍旧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位置。 严重的隐患：经济只增长而不升级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在这快速增长的背后，却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全球市场的统一化往往给我们一个错觉，即中国的高科技进步也很快。比如说，中国个人电脑的升级速度比美国大致也就晚三、四个月，信息高速公路我们也上去了，美国开发的一些最新软件，几乎是同步在中国市场推出。现在在中国，至少是大众家用的东西，无论国际市场上出现什么新产品，只要你有钱，几乎马上就能在中国也买到。实际上，许多个人，乃至新闻媒介，就是居此而认为中国的高科技进步很快的。但是，我们如果稍微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买电视不等于会造电视——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也可以买台电视回家去看，你能不能说他因此就和造电视的工程师具有同等技术水平？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处的恰恰就是买电视看的位置。就拿计算机工业的关键产品半导体来说，中国仅占世界总产值的0.5％，这个数字，你说它是零也大致不错。在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紧密相关的其他关键高科技产品方面，情况也大致相同。作为并非专家的读者应该知道，中国的国产品牌计算机所用的关键部件都是进口的，因此，国产品牌的计算机所代表的并不是中国的高科技水平，它所代表的仍旧是买来的外国高科技产品，即仍旧是买电视，而不是造电视。在软件方面，中国的水平同样是微不足道的。中国除了能借着老祖宗的余荫，搞搞中文平台、汉化，做些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电子游戏（就连这方面，也还是日本人先打开的局面）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即使是这些东西，每个用过电脑的人都知道，它们与外国同类产品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外国厂商，如微软等，正在把中文这一块也都吃进去。好了，即使我们没有能力打出自己的产品，替别人打工如何？譬如服装工业，其实中国迄今无论是在款式设计，还是在裁片、工艺技术、设备方面，都是完全依赖外国的，但中国还是服装出口大国，惹得外国纷纷搞保护，因为我们至少能给外国品牌打工，也能挣不少钱。如果我们能像在服装工业中一样，为外国公司编制软件，依靠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大量出口软件，那也还是不错的一件事，但迄今为止，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也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还远远及不上印度。 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对于技术密集产品的进口依赖度迅速上升，而出口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却始终局限于低技术领域。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是无所谓的，因为根据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初级原理，你利用你的比较优势就是了，现在你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做衣服做鞋，那你就踏踏实实做衣服做鞋，这比你眼高手低地去想做电脑划算得多，你可以用鞋换电脑嘛。然而，经济学的初级原理必须加上许多限制条件才是正确的。实际上，如果中国老是在低技术领域增长，而不能切入高科技领域的话，至少从以下两角度看，其前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首先是国家安全。这里不仅仅是说打仗的时候我们的武器落后，或者购买的先进武器到关键时刻被人切断零部件供应，或者被外国人在武器当中做了什么手脚，到时候先进武器全不管用了。不仅仅是武器，不仅仅是打仗。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说，如果你在高科技方面如此地依赖别人，那么，别人完全可以不战而使你屈服，比如说，利用技术禁运来使你的经济运行遭受难以忍受的重大损失，到时候你就不得不屈服。外国对中国进行技术禁运的危险是高度存在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舆论要求对中国实行极为严厉的技术禁运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新闻周刊》1997年4月21日发表的MichaelHirsh和MelindaLiu的文章“北京的秘密需求单”(Beijing'sSecretWishList)，直接指称中国试图盗取美国军事技术机密，并引用许多美国政客与官员的话，要求限制向中国出口军民两用技术。 如果说有关国家安全的考虑是杞人忧天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经济增长空间的问题。前面说过，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局限于低技术领域。然而，低技术领域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中国在低技术领域的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速度。以服装为例，1987－1992年，世界服装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10.1％，而中国服装出口平均每年增长35.1%，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三倍。这从短期看，显示了中国产品的强竞争力，但从长远看，却预示了市场将迅速饱和，没有增长余地的暗淡前景，因为低技术产品的需求没有弹性，市场就那么大。实际上，中国在低技术领域的增长现在即已遇到了国内外需求均不足的限制：无论是服装、鞋类，还是冰箱、洗衣机、彩电，国内外的需求相对于中国的生产能力均已严重不足。 从世界范围内看，增长最快的领域是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以美国为例，据1997年3月31日的《商业周刊》报道：在过去三年中，高科技产业的增长对于美国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的贡献达27％。相比之下，住房建设的贡献只占14%，汽车工业更是仅占4%。消费者和企业单单在信息技术的硬件设备上就花了2820亿美元，比汽车多17%，比住房多49%。高科技，特别是其中的信息技术领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不能迈进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发挥“比较优势”，则其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十分成问题。那么，中国是否利用了过去十几年中在低技术领域中挣得的财富，积累了进入高科技领域的科技后劲呢？或者，反而是逐步消耗了更早的科技积累，处于一个相对更不利的位置呢？专家们有一些争论，但前景不容乐观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在最近十几年中，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并不是没有发展的雄心，但迄今为止，尚不能说成功。从中国一些定位于高科技领域的国营或民营公司十几年来走过的道路看，应该说是举步维艰，最后往往是向后退，退向销售，退向房地产，甚至退向食品饮料工业。高科技领域是增长最快的领域，因而是最有钱可赚的领域，从这个领域退回来，至少是部分地退回来，说明中国企业在技术上拿不下来这个阵地。 中国从国外购买高科技的努力，也往往受到挫折。这里决不止是一个钱的问题，有些项目，中国提供的资金十分雄厚，购买的也不是最新的技术，但外国人就是不提供。就信息时代的特点而言，大部分技术是军民两用技术，大部分系统是开放系统，完全禁运是十分困难的，但你至少要有不依赖成套购买，能够在市场上零敲碎打，自己拼凑成系统的技术能力，但仅这种能力恐怕也是中国尚不完全具备的。用我们原先“网”的比喻说，在信息时代，你不可能也用不着自己织一整张网，你只要能够爬到网上织自己那一块就够了，但你必须有能力爬到上面那张小网上去，如果你还是被留在下面那张大网上，那你的前景可就不美妙了。 从中国的情况看，暂时还在大网上，恐怕要经过相当的努力才能爬到上面那张小网上去。 整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的科技素质很低 有许多统计数字，都能说明中国国民的教育水平、科技素质不高，但是这些数字往往不能给人一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的直观感受。我拟从一个直观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从1997年4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顺手拈到两则消息。 第一则：“沈昌还是挨罚了！”其内容是这样的。“气功师沈昌最近因为‘信息茶’惹上了官司，并且被判败诉。据悉，沈昌在苏州成立的‘沈昌人体科技应用中心’以每公斤20元左右的价格购进花茶2万多公斤，然后分装成约50克一袋共10包的‘沈昌牌信息茶’，以每袋10元的价格出售，并宣称饮用此茶将达到‘你想要什么，就体会什么，你想要肿瘤没有，就体会肿瘤没有’等匪夷所思的神奇效果。苏州市技术监督局认为，‘沈昌牌信息茶’标注了与必须标注内容无关的宣传言词，依法责令其停止销售并没收非法所得445.19万元，罚款89.04万元。沈昌不服上诉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被驳回。 ” 第二则题为“矿泉壶案波澜再起”。说的是山西科普作家韩成刚因在报纸上写文章向广大消费者宣传矿泉壶产不出矿泉水，批评四家企业的违法广告和虚假宣传，百龙、天磁、富豪、雄宇四家矿泉壶生产企业和中国日用玻璃企业人工矿泉水器具专业委员会遂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对韩成刚提起诉讼。山西省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韩成刚败诉，韩成刚不服判决，提起上诉。1996年6月28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韩成刚的行为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依法行使了公民的舆论监督权，没有侵害四家企业的名誉权，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了四家企业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原告承担。韩成刚此次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认四家企业的矿泉壶是伪劣产品，其违法广告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专委会和四家企业所提起的不实诉讼侵害了他本人的舆论监督权，对因此而给他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我对上述两则消息不加评论，因为我可不想惹官司。企业之类的组织比个人强大太多，它们即使万分没理，根本打不赢官司，也能把你折腾得劳神伤财，苦不堪言，反正它们有得是人力和财力。我只是客观报道，谁有官司找《南方日报》打去。但我顺手就能在同一天的一张报纸上拈到这样两则消息，相信读者对此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上，充斥着这类骗人的东西，其中大多数往往还冠上“科技”、“高科技”、“信息”之类的时新名词，要是有机会去农村考察，你会发现，如果当地干部说要带你去看一个“科技含量高”的企业，你可以十拿九稳，这个企业肯定是生产骗人的“营养保健品”的。这类东西里面也许有少数产品有点什么用，但绝大多数，只要略有科学常识，就可以知道纯粹是骗人的东西。 然而，迄今为止，它们在中国市场上仍占有极大的销售额，各种广告也照做不误。仅此一件事，就令人十分遗憾地，也令人十分信服地把中国国民的科技素质尚且十分低下这一事实摆到我们面前。当然，这种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据说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是其夫人南希，就十分迷信。然而，至少在美国的精英集团中间，十分迷信的人毕竟是很个别的现象。但是，在中国，精英集团，乃至精英知识分子集团中，十分迷信、科技素质低下的人群决不是极少数。 这确实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我在前面说过，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往往是讲总量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发明了相对论，这就够了，用不着人人都去发明相对论；但科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讲人均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整体科技素质低，它就往往会拖这个社会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后腿，阻碍甚至毁掉他们的工作，更谈不上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支持了。因此，少数杰出人才根本就无法把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本来可以轻易取得的工作成果拿出来奉献给社会。从这个意义说，一个社会的进步还是有赖于其整体的科技素质的提高。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什么文化啊，国民性啊，其中的绝大部分结论就算不是无稽之谈，也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其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最显著的不同点恰恰就是其中缺乏科学的传统。其后虽经先知先觉者大力提倡，什么都要“讲科学”，但实际上，中国的科学传统仍旧十分薄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学术界，往往在表面上追求“科学”，甚至科学至上，但你去看它的实质，却会发现，这种追求恰恰是因不懂科学，缺乏科学传统所致。文化的惰性确实是比较大的。我在前面说过，只差一步，但这一步极其巨大。信息时代也许会将科学的光辉照遍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的各个角度，但前提是你必须进去。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起步往里进的，现在还不能肯定进不进得去。 顺便提一句，1997年5月16日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周林公司伪造了些什么”的报道，披露了科学家们对于“周林频谱仪”的看法——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国际环境不容乐观 在我们准备迈入下一个世纪的信息时代时，审视一下自己周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曾经十分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念当然不足为训，但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又想得太美好了，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友好地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前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同胞是坏人外，其他人都是好人、亲人。这种心态直到最近才有所扭转。 实际上，中国的国际环境即使不是十分险恶，也是相当不利的。在写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十分为难和悲哀，因为中国确实非常需要和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行交往并向它们学习许多东西。我十分担心如果中国公众了解了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仇视后，会采取自我封闭和拒绝学习的逆反态度。然而，另一方面，我从我每天看到的无数西方报章杂志、专业期刊中，读到的都是对中国充满偏见与仇恨的文章，而中国的一般公众对此却一无所知，以为世界上的其他人们都对他们十分友善，因而毫无防备之心，这时，我又感到不能不告诉中国的一般公众一个事实的真象，即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是相当仇视的。这种仇视当中有种族主义的成份，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有担心一个人多势众的民族的崛起的现实利益考虑。产生这种仇视的原因当然有中国自己的错误或不明智，但更多地确实反映了人类的一种自私、丑恶的本性，即不愿意看到别人过上好日子，只要别人一过上好日子，就觉得自己吃了亏，甚至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威胁。信息时代尚未改变这种状况。 其实，认为自己已经过上了非常好的日子的中国人并不多，中国人更多地担心的是过不上好日子。然而，就今天这种日子已经使西方人感到非常不愉快了，他们已经感觉中国过于富强，因而已经不可容忍，要群起而围攻了。在苏联解体后一两年的时间内，西方的新闻传媒已经在西方乃至世界其它国家的公众心目中把中国塑造成了一个“邪恶的帝国”，把中国人塑造成了一个“邪恶的种族”；而在实际上，中国现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损害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中国所犯的一些错误所造成的损害也主要是在国境之内的。 我在前面说过，信息技术将打破主流新闻界垄断和捏造信息的能力，但迄今为止，这只是相对而言，主流新闻界捏造事实的能力还是十分强大的，而且它和公众之间会形成一种恶性的正反馈关系。我每次遇到西方的学者、官员、政治家，乃至新闻记者时，都要问一个问题，中国是有许多问题，但西方主流新闻界对于中国的报道客观、公正吗？绝大多数人都回答不客观、不公正，有些人甚至会开始谴责本国的新闻界不道德并且把事情搞坏，损害了他们本国的利益，西方的公众完全是在受主流新闻界的误导，而政府则受到新闻界的控制，无法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一位来自美国白宫的官员对我说：他们是新闻界的“囚犯”）。我又要问，新闻界为什么昧着良心这样干？回答是，为了保住饭碗，因为公众就想听到说中国的坏话，一个记者从中国发回的报道如果没有痛骂中国，编辑就决不会发表，因为不利于发行量，时候一长，这个记者就得被炒鱿鱼。 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中国公众上述真象，因为他们尚未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有一些中国人出于无知，另一些中国人出于要面子，还有一些中国人为了吃饭，还在想方设法把他们的同胞保持在睡梦中。然而，我已经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事实、引用文献，以证明我所说的都是真的，任何一个想刨根问底的人可以到中国大城市的高级宾馆中去随机抽取一些西方杂志看一看，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了。另外，有一些书也收集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如李希光、刘康等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是一部由在美国工作和学习的中国人写成的著作，值得一看。我在这里仅想择其要点给读者们勾画一个西方人如何勾画中国人的轮廓。我在这里将主要分析美国的舆论，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舆论。 美国舆论对于中国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左”、“右”两派。其中“左派” 的攻击点主要在人权问题和民主制度方面，而“右派”的出发点则主要是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一山岂能容二虎”等考虑。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罗斯·芒罗曾亲口对我说，从历史上看，两强之间必爆发战争，这次美中之间会不会重走历史老路是十分成问题的。他认为人权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美国恰恰是因为过于关注人权问题而吃了亏，让中国钻了空子。因为美国一关注人权问题，就忽视了其他更为重要得多的问题，如贸易问题等，那才是美国的实质利益所在。他认为，如果美国将注意力从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等转到实质性国家利益方向去，美中关系将更为紧张。罗斯·芒罗的上述观点应该说是美国“右派”观点的代表。从短期看，“左派”似乎比“右派”更为激烈，而“右派”则似乎显得更为“理性”一些，因为要讲利益，有时合作而不是对抗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右派”所显示的敌意是更为根本的，因为这种敌意反映的是上述那种人类丑恶的本性。当然，在现实中，“左派”与“右派”并不是能够截然分开的，两方面的倾向往往混合在一起。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这些问题知道得十分清楚，并且感到不满。但是，美国主流新闻界主要关注的却并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一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中生有的问题。比如，美国新闻界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一个中国“好战”的神话。这种神话的制造在我们眼里也许是十分荒唐的，但在世界上仍有极大的市场，能够骗住许多人。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1997年2月3日发表的由MichaelHirsh和GeorgeWehrfritz撰写的文章“危险的观念”(DangerousPerceptions)居然声称：日本和德国由于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而在“国民心理”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好战欲，其它欧洲国家和苏联，包括美国都受过同样的苦，因而也不好战，只有中国，因为共产党美化了战争而十分好战。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你可以在意识形态和其他什么方面都不赞同中国共产党，但是说中国因此而好战是十分荒唐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中国在战争中所受的苦远远比日本这样的加害者要多得多，而且还因为中国在最近十几年中实际上是完全以不打仗为假定前提来制订和实施其社会发展战略的，它甚至对于被动地被侵略，或被其他什么事件拖入战争都考虑得不多。如果中国要准备战争，恐怕至少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首先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结构方面，其次还要在社会结构和国民心理等许多方面，进行大的调整才有可能。我对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吴福智(GeorgeWehrfritz)谈过这个道理，可他就是要这么写。我认为他不是不明白中国其实是不可能“好战”的，因为他就在中国呆着，懂中国话，也看得到中国人绝大多数对于美国人十分友好，甚至是过于殷勤，或者说友好得过于巴结，有些傻气，但他要混饭吃，这是首要的。 在美国，不愿加入反对中国的大合唱的主要是企业界，因为这太不利于正常的商业活动了。弥漫整个美国社会的反中国情绪给美国企业界带来了麻烦。这种反中国情绪使得一些最普通的商业活动都陷于瘫痪。据《洛杉矶时报》1997年3月23日报道(EvelynInitani:"Anti-ChinaMoodTroublesU.S.Business")：最近，因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准备在长滩租用一个废弃的海军基地，又在美国引发了一阵狂热骚动。专栏作家布坎南等声称这是把长滩出卖给了中国军方。港口的职员们接到了数不清的充满了仇恨的电子邮件和传真。一位职员被当众啐唾沫，其他人被称作“叛徒”和“共党的情人”。在这种情绪下，美国的企业界恐怕也只能三缄其口，虽然他们很想赚点钱。已经有不少人在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为“美国股份公司”(CorporateAmerica)所主导，对中国采取了过多的“绥靖主义”。当然，在美国最近掀起的强大的“反中国运动”（美国一位学者在与我谈话时使用了这个词）中最难受的还要数克林顿行政当局，因为他们和中国被捆绑到一起，成为反对派“一石二鸟”的对象。而且，在“二鸟”中最容易被这“一石”打死的恐怕还不是中国，而是克林顿行政当局。然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行政当局就越要也摆出反对中国的姿态，以避嫌疑，这时，明智的外交政策恐怕是顾不上了。 政治是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公众心目中的一般中国人又是什么样子呢？一般的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人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多半就是大众传媒和好莱坞告诉他们的中国人。大众传媒和好莱坞告诉他们的中国人又是什么样子呢？《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提到了《龙年》一片。其实，相对于好莱坞的其他影片，《龙年》甚至可以说是“美化”了中国人。记得1985年我在日本留学时，曾与同学一起欣赏过这部当时就引起华人极大反感的影片。但我们的结论是这部影片相对于其他好莱坞影片，其中中国人的形象是要好得多了。因为在这部影片中，尊龙主演的唐人街黑帮新教父周泰毕竟是有几分英雄气概的，而在其他的所有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男人的形象，都是一群被阉割了的猴子或猪，包括李小龙，即"BruceLee"，《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尖锐地指出，在好莱坞的影片中，他虽然能打，却决无佳丽相伴，以好莱坞的价值观，这决不是对他的赞美，而是在突出他也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形象。当然，影片的结局还是中国人跪在美国白人面前饮弹自尽（我一直不明白既然自尽，为什么还要跪在敌人面前。当然，这也许是好莱坞想出来的含义十分深远的象征性画面）。在一般美国公众心目中，最好的中国男人大概就是像周泰这样的有几分英雄气概的恶棍了，就这恐怕还是华人群体实在无法忽视的力量增长挣来的。当然了，中国女人的形象要好一些，这主要是指像《龙年》中的朱翠喜那样的委身于白人男子的中国女人。据说（应该说是据白人男子自己说）白人男子认为东方女子身体纤弱，性交时有如处女，能带给他们更大的性满足，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东方女子最大的野心就是满足男人”（某西方旅行社在一著名杂志上的广告语），能够极为温顺地甘当性奴隶。 如果是拿金牌的中国女游泳运动员，那就另作别论了，那是要画漫画来嘲笑的。 这种中国男子既阴又坏且性无能，中国女子最爱白人的大性器且甘当性奴隶的图解，基本上就是美国大众传媒多年来灌输给美国公众的中国人的形象。其实，这只不过是远古时代征服者将被征服者的男子全部杀尽，女子掳为奴隶的主题的现代翻版。杀不了，就阉割，实际上阉割不了，就在电影里阉割。至少在电影界，他们仍是绝对的征服者，中国自己确实缺乏拍好片的能力（拍的那些不怎么样的片子，主要也是为了向征服者献媚的），中国人在未来的许多年内，还会去争看好莱坞“大片”。 读者也许会认为，我写到这里写离题了。我不是写信息时代吗？扯这些干什么？ 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忘了我该写什么了？我没有忘。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如果对于信息技术的影响没有了解，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谈论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问题。反过来说，当你在谈论信息技术的影响时，如果不了解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大轮廓，你又怎么能了解影响如此广泛的信息技术的前景，特别是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如中国人在信息时代的前景呢？别的不说，目前信息技术的尖端几乎百分之百地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肯定会影响到中国人在信息时代的处境，你怎么可以不了解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呢？不要用陈腐的专业分科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多想想我们该怎么办吧。 信息时代也许会消除这类丑恶、狭隘的偏见，也许会放大它们，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明白，上述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是我们进入信息时代的“初始条件”，我们不应自己骗自己。在许多情况下，你只有搞清了初始条件，才能求得问题的正解。 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中国人仍旧缺乏自信心、自尊心 那么中国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自己民族的前途，怎么看自己文化的前途呢？有许许多多的说法，许许多多的高调，但这些高调往往是靠不住的，它们往往不代表大众的想法，甚至不代表唱高调的人的自己的想法。然而，通过一个非常实际，却是非常本质的现象是能够极为深入地洞悉许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择偶倾向。择偶倾向是物种最为根本的延续自己生存的手段，它可以解释许许多多极为复杂的表面现象。有一项调查汇集了京、沪、穗三地1995年出版的家庭婚姻杂志中171则征婚启事，从中分析今日中国青年男女的择偶倾向。其中，女性征婚人希望对方是外籍人士的高达24.6%，分市别看，广州达26.2%，上海达28.6%，只有北京最低为16.7%。男性征婚人希望对方是外籍的为0%，这当然是因为可能性实在太小了。然而，中国女性嫁给外国男人的数字虽然相当于中国男性娶回外国女人的百倍，但在中国适婚年龄女性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微乎其微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女性如此执着地要嫁给外国人呢（你可以对24.6%这个数字提出挑战，也许此次抽样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有很多中国女孩子确实非常执着地要嫁个外国人，虽然她多半没有机会接触外国人，并且往往因为这种执着而最后落个嫁不出去的下场。故而电视节目中有“如今女孩子都要嫁八国联军，国军就没希望了”之类的戏言）？ 可以找出许多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就世界人口的一般流动趋向而言，女性更多地流向富裕地区，无庸讳言，她们之中许多人是通过提供各种类型的性服务获得进入权的，男性则因不能提供性服务而难以流动。其次是好莱坞等世界主流媒体的宣传，所谓“西方男孩，东方女孩”的口号深入人心，中国也大量出版了许多编织中国女孩如何在外国过上梦幻般美丽的生活的梦幻故事的书籍。这些原因在前期也许是相当主要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生活，那里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境况越来越多地传回中国，人们也更多地知道了那些嫁给外国人的女孩子的并不那么美好的命运。确实，除了少数情况之外，大多数中国妙龄美貌少女所嫁的都是外国的“王老五”，穷、老、丑，语言还不通，她们真正成了一架得不到很好养护的泄欲机器。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与外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而每一个在海外长期居住过的中国人都清楚，生活水平差距本来就没有根据汇率所计算的收入差距那么大——故而外国人要用“购买力平价”重新计算我们的收入，怕我们装穷占了他们便宜。那么，为什么这些发展——虽然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还是不能扭转中国女孩子执意要嫁外国人的总趋势呢？美国人也许会说，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人权，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主要原因。那么，是这些女孩子傻吗？如果你看到这么多人犯“傻”，那你恐怕还不能匆忙下结论，你最好还是在这“傻”的背后找找其合理性。我认为合理性是有的，这就是我们整个民族都没有摆脱灭种的危机感，至少在集体潜意识中没有摆脱，不仅没有摆脱危机感，甚至也没有摆脱无力感。进化生物学认为，生物的许许多多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极为单纯的目的，把基因传下去。 从这里我们可以为这些中国女孩子的行为找到一个极为坚实的生物学理由，就是为自己的基因找到一个更有可能传下去的载体。顺便说一句，美国好莱坞那种力图贬损东方男性，而希望把所有东方女性都收入白种男子后宫的倾向也是符合为自己创造更大的基因传播机会这一生物学原理的，这种行为在几乎所有的物种中都可以重复观察到。 但是，有时一些中国男性的行为却令人困惑不解。1996年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中提到过一种极具皮条客心理，却还不领取报酬的“无私奉献”的中国男人。《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有许多地方都是极其情绪化的，照它说的办还真不行，但你不得不承认它在许多地方直截了当地点中了要害。中国一些男人，甚至是一些表面上很有学问的男人，确实具有一种皮条客心理，他们破口大骂那些看到中国女人大量去上外国人的床而不满的中国人——其实这倒是一种十分正常并值得同情且不虚伪的心态，只不过不那么高雅罢了——并且将其上升到“开放”、“现代化”、“中西文化”等吓人的理论高度。这又是为什么呢？《中国可以说不》是简单地“我唾弃——啊呸！”然而我又要说，还是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去究究原因。从表面看，“皮条客心态”是违反进化生物学关于物种倾向于最大程度地扩展自己的基因传播机会的原理的，但更进一步想，你却会发现并不违反。 实际上，这些具有“皮条客心态”的中国男子的潜意识中，多半也深深隐藏着灭种的危机感，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因而对于他们来说，让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的唯一机会便是把与自己基因相类似的姐妹送去给外国人做性对象了。 事情就是这样，外国人在说我们包藏着吞没整个地球的祸心，而我们连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信心不足呢。不要说我们，连科技上比我们发达得多的日本人也没有摆脱这种灭种的危机感。日本女孩子拼命地蜂拥上白人男子的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本男子呢？“皮条客心态”的我倒还真没怎么碰见过，但忧心忡忡的是不少的。我在日本留学时，有一个日本男大学生非要跟我学英语，我说我的英语并不算好，有那么多英美人呢，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学？他说，他要学英语是因为英语有用，但他不愿与英美人相处，因为不自在。于是我便教他英语，挣点零花钱。他是一种很传统的日本人，虽然很年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乘地铁，车上有几个日本女高中生敞着怀在那里大声说笑，他立即红了脸，对我说他为此而感到羞耻。我说哪至于啊，你不说我根本就没注意。他说你也许不明白，“耻”是日本武士的一个概念，很深。我觉得他这样想有些狭隘，但毕竟值得尊敬（无论如何，我都觉得他比中国的那些“皮条客”值得尊敬）。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们毕竟还是干不过白人的，你说是不是？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也不尽然。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记得这件事，这个日本学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几句话，比任何汗牛充栋的长篇大论都更说明问题，说明藏在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根本性问题。 当我在想中国如何进入信息时代时，我就是禁不住要想这些问题。信息时代把历史发展的进程加快了，再没有时间醉生梦死了，该想的问题都得好好想想了。 整个民族文化尚未出现有生气的转机 当一些中国学者大谈“东方的复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等时，我十分同情他们——人总得活着，对于一些人来说，还需要有尊严地活着，你总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天天带着80年代“文化热”的那帮“文化精英”要我们相信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这样一种精神负担活着吧。让外国人骂够了，让本国的“二鬼子”们也骂够了，直起腰来吼几嗓子，出出气也不能算过份。但要解决问题时，光出出气还是不行的，还得冷静地审时度势。 中国的精神危机是极为深重的。自90年代以来，虽然略有好转，但如前所述，国民心理中不仅有危机感，而且失败主义都应说是主流，就是说，中国人迄今还缺乏站立起来、团结起来应对危机的信心，而是选择逃离。我曾经观察到许多例子，我知道当事人到国外肯定混不太好，当事人似乎也都明白，已不像80年代那样吹牛说要到国外去“实现”在中国实现不了的“自我”了，总是说看看就回来，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不仅自己一去不回，还要拖出去一串。是他们在国外突然又混好了？根本没有。无论混好混不好，无论受多少苦，都要在国外呆着，这似乎都成了一种类似于昆虫行为的盲目的本能。混得太难受了，就自杀，也不回来——最近两例见《环球时报》记者邹德洁1997年5月4日发自加拿大的报道：“两名中国留学生自杀”。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用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都解释不了，这真是令人心碎。我们从这种“盲目的本能”中应该能看出一些道理。 中国的精神危机、中国的文化危机，还表现在中国文化尚未恢复其创造能力。简单地说，中国现在出版的书籍，无论是学术书还是畅销书，研究的理论，以及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绝大多数是对西方的模仿，很多时候是拙劣的模仿，而所谓“宏扬”的“国粹”却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力——它是对祖宗的模仿，很多时候是拙劣的模仿，怎么能够有生命力呢？ 记得有一次开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会，有位与会者提出来，要我们不要眼睛光盯着工业，要多想想怎么依靠文化求发展。我当时是驳斥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表面上看很对，因为信息时代将把经济增长的大部分份额给予文化产业。除此之外，中国人均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从自然资源去看中国的发展前景几乎是令人绝望的，而恰恰是文化产业，几乎不需要自然资源，全凭人的智慧创造，岂不是最适合中国？问题是，中国现在在文化领域创造不出东西。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说，要在文化方面有所创造，其难度很可能不比挖地扫海，把每一滴油、每一块铁矿石、每一粒金沙都扣出来容易。 真正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化产品，只有香港的武打片。这一点还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一个小小的香港，竟然能够把中国文化中“武侠”的概念如此推广出去，并获得经济效益。然而，大陆的电影业相比之下，虽然在国际上频频得奖，但在实际上，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只不过是制造一些伪民俗来满足西方传媒界一部分人的窥视癖和自大心理，在西方公众中没有影响，在中国公众中更没有影响，因为它们在实际上并没有创造性和艺术性。 这就是我们在进入信息时代的起点，我们必须清楚这个位置，然而，我们还得生存下去，从这个起点起跑，赶上去，赶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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