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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王国在上，地狱在下，人类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 ——雅克·莫诺 现在，让我们以自然历史的自由精神来考查人类，好象我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动物学家，正在编制一份地球上社会性物种的目录表。在这一宏观图景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缩小成特化了的生物学分支：历史、传记和小说则是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备忘录，而人类学和社会学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 人种从生态学上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种。它占据着最广阔的地理领域，而在所有的灵长类中它又保持着最高的地区群体密度。来自别的星球的一位精明的生态学家将不会因为发现人种只存在着一个物种而奇怪。现代人已经占有了一切可以想象的人类小生态环境。过去，在南方古类人猿（也许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早期人类）的时代，两种或者更多人类祖先的物种在一起共同生活着。但是只有一个演化系生存到了晚更新世时代，参与了最先进的人类社会的出现过程。 现代人在解剖学上是独特的。他的直立姿态和完全的双足运动是其他偶而用后肢行走的灵长类所不能比拟的。骨架已得到深刻修饰以适应变化，身上大部分的毛发都已脱落。为什么现代人变成了“裸猿”，仍然是个谜。一种似有道理的解释是，在非洲平原的炎热气候中，在紧张的动物捕食追捕中，裸体可以散热。这可以与人类独特地依赖出汗降低体温联系起来；人身上有二百万到五百万个汗腺，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种灵长类动物。 现代人的生殖生理与生殖行为也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演化，特别是雌性发情期以两种影响性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月经已经得到了加强。其他一些灵长类的雌性只有轻微的流血现象，只有妇女的“令人丧气的子宫”存在着严重的周期性宫壁脱落现象，还伴随着大量流血。发情期，多叫雌性“热”周期，实际上已被连续的性活动所代替。支配并不是由传统的灵长类发情期信号反应，例如雌性器官周围皮肤颜色的变化所引起的，而是靠扩大了的性交前准备活动，这是由伙伴的相互刺激来完成的。平稳的性周期和连续的雌性吸引力加固了密切的婚姻纽带，后者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 在一段距离之外的一位有洞察力的外星生物学家会把球型的脑袋看作人类生物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线索。在相对不长的一段进化时间里，人的大脑极大地增大了。三百万年以前，南方古猿成年的脑容量为400-500立方厘米，跟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脑容量差不多。二百万年之后，它的据推定的后代直立人的脑容量为1，000立方厘米左右。下一个百万年之中，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达到1，400-1，700立方厘米，而现代人的脑容量则为900-2，000立方厘米。在这个大脑扩展的过程中智力的增长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测量它。通过少数几种智力和创造力的基本内容比较，人类可以自行比较。但是客观地把人类与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的标准还没有发明出来。 我们已经用一种继续否定自我分析的方式跃入了精神进化阶段。精神能力的过度增大已经摧毁了最基本的原始社会性质，而近于一种不可认识的形式。东半球猴子和猿的个别种类有着惊人的可塑性社会组织，而人类则把这种趋向发展为一种变化万千的形式。猴子和猿用行为等级排列去调节侵犯和两性的相互反应；在人类中，这种等级尺度已变为多方面的、文化调节的几乎是无比微妙的东西了。在其他灵长类那里，互惠的利他主义关系和实践是基本的东西；而人类则把它们发展成一种巨大的网络，其中个体每小时都有意识地改变着角色，就象变色面具一样。 尽可能切近地回溯时间的长河以追寻人类的各种性质，是比较社会生物学的任务。除了增加一些见解之外，或许还能提供某些哲学含义，同时这种工作还有助于鉴别行为和规则，人类的个体正是通过这些行为和规则在社会控制中提高它们的进化适应能力的。一句话，我们正在探求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一个关键的问题（决不会远离那些追求真正理论的人类文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思想）是，在现代文化生活中，生物学基础在什么范围内代表着适应？在什么范围内是一种系统发育的残迹？我们的文明是围绕着生物学特征而粗略地建成的。文明是如何受生物学特征影响的？反过来说，生物学特征中有多少灵活性，以及其中的特殊参数有多少？其他动物的经验表明，当器官过分膨大时，系统发育就难得重演了。这是人类行为进化分析的一个难题。下面，人类的性质将在该物种的普遍特征的范围内加以讨论。然后评价生物学特征进化的当前知识，最后还要考虑将来的社会规划的某些意义。 9-1社会组织的可塑性 社会组织的第一个也是最容易验证的特征在本质上是统计学性质的。人类群体中社会组织的参数远比在任何其他灵长类群体中的参数的变化大，这些参数包括团体的大小、等级性质、以及基因交换的比率。这种变异甚至超过了现有灵长类物种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可塑性方面还可能有更多的发现，它代表着已经出现于狒狒、黑猩猩和其他一些有尾灵长类动物中的可变性倾向的延伸。然而，真正令人惊异的是可塑性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为什么人类社会这么容易变化？部分原因就是它自身的成员在行为和成就上差异极大。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里，个体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一个南部非洲的布须曼昆人部落里，可以发现一些被承认为“最好的人”的个体——猎人和医生中的“杰出专家。甚至在强调共享财物的情况下，有些特别有才能的创业者，也能不加掩饰地得到一定数量的财富。昆人和先进工业社会中的人一样，通常也得“三十而立”，否则就得接受一种较低的生活地位。也有些人永远甘居末流，住在颓败的草屋里，他自身及其工作昏昏然没有半点光彩。陷入这种境地，形成了一个人的适应个性，也可能这种个性自身是适应性的。人类社会是以高级智力组成的，其中每个成员都会面临着各种社会挑战，这些挑战需要他的全部机智来应付。这种基线变化在群体水平上被其他一些人类社会性质所加强了：长久、紧密的社会化阶段；松散而无连结的通讯网，约束的多重性：跨越遥远距离和历史阶段的交流能力（特别是在有文字文化之后），以及从所有这些特点中，还加上掩饰的能力，操纵的能力和剥削的能力。每种参数都能被轻易地改变，但是在最后的社会结构上每种参数都有显著的效应。其结果可能是各种可观察的社会变化。 下面考虑的假说是，在社会行为中由基因促进约易变性在个体水平受到强烈的选择。但是应该看到，社会组织方面的变化仅仅是这一选择过程的可能后果，而不是其必然后果。为了产生实际上所遵从的变异量，适应峰有必要是多重的。换句话说，同一个物种中不同形式的社会在生存能力方面必须近于相同，以使大多数社会能长久稳固。最后的结果会是各种社会的统计学总和，其中如果不是平衡的话，至少正在从一个特殊模式向另一个特殊模式迅速漂变着。 在某些社会性昆虫中发现，替代选择是个体行为和等级发展中的一种灵活住，当一个群落的所有个体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在个体种类的统计学分布的统一性倾向中就会出现这种灵活往。在蜜蜂和某些蚂蚁中，“个性”差异甚至在单个的等级中都是十分显著的。有些昆虫个体非同寻常地活跃，它们行施了比它们生活周期所分担的更多的功能，并通过促进作用刺激其他个体也活跃起来。其他群落成员则是一贯懒散。尽管表面上看它也是健康的，生活得长久，但它们每个个体的排泄量只有那些活跃个体的排泄量的一小部分。特化也发生了。某些个体留在家里当保姆的时间要比其他个体长得多，而同时其他的个体则集中精力筑巢或觅食。然而，总的行为模式又不超过物种行为的平均值。当一个具有成千上万成员的群落与同一种物种的另一群落比较时，活动的统计学模式是相同的。我们知道某些这类一致性是由于负反馈造成的。当幼虫照料或巢穴修理这类需要加强时，工虫就改变它们的活动方式以补充这些需要，等到满足了这些需要之后再回来，实验已经表明，反馈环的扰乱，也就是说群落从统计学模式的偏离是灾难性的：因而发现反馈环既是精确的，又是强有力的。 人类社会的控制并没有这么强，因此偏离的影响也没这么危险。人类学文献中富含这样一些社会范例：它们具有明显的无效性，甚至有病理缺陷，但是仍然维持着。用文明生活的道德准则来衡量，牙买加的奴隶社会无疑是病态的。“使它显得独特的是，正常人类生活的基本先决条件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得到今人吃惊的忽视和毁坏。它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牧师是大地上‘最为放荡的纵欲者’；在这个社会里，不管是主人之间的婚姻制度还是奴隶之间的婚姻制度都受到官方的谴责；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群来说，家庭是不可想象的，而男女乱交则是家常便饭：教育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视教师如瘟疫，躲之犹恐不及，它的法律系统完全是一种精细的滑稽模仿（任何事情都无公正可言），一切文雅、艺术和社会习俗的形式都荡然无存，或者处于全然崩溃的状态。只有少数白人——他们几乎垄断了岛上所有肥沃土地——才能从中得益，而这些人为了在本国的安逸，一旦他们的财富得到担保，就丢弃了这片由于他们自己的财富聚集而使之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然而这个霍布斯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残酷如狼）却维持了近两个世纪。当经济繁荣之时，它也人口倍增。 乌干达的伊克人是一个同样有教益的案例。他们以前是些猎人，灾难性地转而靠耕种生活。他们总是濒临饥饿的边缘，眼看着自己的文化退化成一种遗迹。他们唯一认识的价值是食物；他们基本的善行观念是个体在肚子里的占有物，他们对一个好人的定义是，“有一个填饱了的肚子的人”。村庄仍在建立，但是核心家庭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功能。孩子勉强带着，到了大约三岁的时候就得自谋生路了。只是当有一种特殊的合作需要时才会出现婚姻。由于能量的缺乏，性活动也极少，而性活动的快乐被认为跟排大便差不多。死亡被当作一种解脱或者享乐，因为死亡意味着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更多的食物。由于不幸的伊克人处于最低的可维持生活水平，就有人企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难逃灭绝之灾。但是，他们的社会已经完整地、并且或多或少是稳定地保持了至少30年了，而且它同样还将维持下去。 在社会结构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呢？解释可能会是：缺乏来自其他物种的竞争。这种观点来自生物学家称之为生态放松的现象。在过去一万年或更长的时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控制环境方面已经如此成功，以致于几乎任何一种文化都能持续一段时间，只要它具有一种适度的内在一致，而且总的说来不停止生殖就行。没有一种蚂蚁或白蚁能享受这种自由。由于来自其他社会性昆虫的捕食和竞争，在筑巢、建立味迹或者执行婚飞中最轻微的无效性，都能导致该物种的迅速灭绝。简而言之，动物物种倾向于被禁固于生态系统之中，其活动范围很小，人类则暂时地逃脱了种间竞争的压力。尽管文化一个取代另一个，但在产生变化方面比起种间竞争来，这种过程的效应要小得多了。 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认为，实质上所有的文化变异在起源上都是表现型的，而不是基因型的。这种观点已从下列情况中得到证实：文化的某些方面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讲这对于进化的变化来说快得无法相称。在马铃薯枯萎病的最初两年中爱尔兰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就是一个中肯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权威结构的变化。这些范例数不胜数——它乃是历史的实质。同样真实的是，从遗传上讲，人类群体的相互差异不大，1972年柳沃廷在分析9种血型系统的现有资料时，他发现差异的85％是由群体内的多样性造成的，只有15％应归于群体间的不同。没有过硬的理由支持下述推断：这个基因样品具有和其他这种样品很不相同的分布。 极端正统的环境主义观点走得更远，坚持认为从效应上讲在文化的传递中没有遗传的变化。换言之，文化能力只是通过人类表现型传递的。1963年，社布赞斯基在《进化中的人类》这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把这种假说陈述如下：“文化不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它是通过从其他人那里学习而获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人类进化中人类的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首席地位而让位于一种全新的、非生物学的或曰超机体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然而不应该忘记，这种力量完全取决于人类的基因型”。尽管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大多数统治权，但是至少在潜在于文化差异之间的行为品质方面还保留一定的影响，适当高的遗传力已在下述案例中有文献证明：内倾-外倾人格测量，个性脾气、心理动机和运动能力、神经病患者、优势度、抑郁症、首次性活动的年龄、主要认知发育的时间表和趋于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的倾向，例如精神分裂症。在群体差异的调查中发现，甚至这一变化的很小部分都可能使社会先倾向于文化的差异。至少，我们应该去测量这个数量。指出在人类的一个或少数社会中缺乏的行为特征，并把这一点作为是由环境造成的、没有遗传因素的结论性证据是不充分的。很可能倒是恰好相反。 事实上，弗里德曼（Freedman）在1974和1979年已经证明，新生儿的运动力、心境、肌肉弹性、情绪反应的显著种族差异，无法合理地解释为训练或子宫内条件反射的结果。例如，高加索和美国人混血新生儿，就不如中国和美国人混血新生儿来得稳定，后者不轻易受噪音和运动的干扰，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刺激和不适环境，并更快地自我安静下来。更确切他说，随机取样调查表明，有中国血统的新生儿和欧洲祖先的新生儿在行为特征上是不同的。 显而易见，需要人类学的遗传学这门学科。在我们建立这门学科之前这段时间里，它应当通过两种间接方法能对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作出描述。第一，这种方法能够从人类行为的大多数规则中得到建立。在试验可测的范围内，这些规则将描述生物学特征，所用的方法跟动物学家在对“典型的”动物行为进行分类时描绘个性特征的方法很相似。这些规则可以合法地与其他灵长类物种的个体特征相比较，然而，在人类文化之间规则的变化是轻微的，或许能为潜在的遗传差异提供线索，特别是当它与已知可遗传的行为特征有关系的时候。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始进行这第一种研究了，尽管与这里所说的内容不相同。A·马斯洛（Abraham Maslow）推断，人类对一系列的需求作出反应，在较高水平的需求得以注意之前，必须先满足较低水平的需求。最基本的需求是饥饿和睡眠，当这些得到满足之后，最基本的需求是安全感，然后是属于一个群体和被爱，再下而是自我尊重，最后是自我实现和创造性的需要。在马斯洛的梦想中，理想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促进人类潜力最充分的发展，促进人性最大限度的发展”。当生物特征被自由地表达出来的时候，社会的重心将逐渐转向较高的水平。另一位社会科学家乔治·C，霍曼斯（George C·Homans ）于1961年在试图把人类行为还原为一种联合学习的过程中采纳了斯金纳方式。他所推测的规则如下： 1．如果以前出现的一种刺激情况曾经是一个人的活动受到奖赏的机会，那现在的刺激情况越是跟以前的相似，则这个人现在越是喜欢作这种活动，或者作与之相似的活动。 2．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一个人的活动越是经常地奖励另一个人的行为，另一个人就越会经常从事这种行为。 3．对一个人来说，另一个人给他的活动单位越是有价值，他就越是以另一个人的活动所奖励的方式去行动。 4．一个人在最近的过去越是经常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接受奖赏性活动，则任何进一步的那种活动就会对他变得价值越小。 个体生态学家马斯洛的梦幻世界似乎与行为主义者和还原论者霍曼斯的不相伺。然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可调和的。可以认为霍曼斯的规则包含着某些能够实现的方案，人类生物学特征通过这些方案得以表达。他的用语是奖励，事实上，奖励正是我们大脑的情绪中心认为称心的一切相互作用的方向。按照进化理论，称心合意的东西是由遗传适应单位来衡量的，因而大脑的情绪中心也是照此相应被设计出来的。在这种规则指向的那些目标之中，马斯洛的需求等级表只是优先性的顺序。 对于人类遗传学来说，另外一种间接的研究方式是系统发育分析。通过比较人类和其他灵长类物种，或许能识别那些基本的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灵长类特点，并且有助于确定人类高级社会行为的构成。在一套普及丛书中，许多作者已经以巨大的规模和魄力采取了这种方式，他们是康拉德·洛伦茨（《论侵犯行为》），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社会契约》），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裸猿》），以及L·泰格（Lionel Tiger）和R·福克斯（Robin Fox）合著的《特等动物》。在引起人们注意下述情况方面，他们的努力是有益的，即人类的地位是一种适应于特殊环境的生物学物种。他们所引起的广泛注意打破了极端行为主义者的沉闷观点，极端行为主义者把人类的精神看作在潜能上均等的反应机器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毫无启发性。但上述作者也有局限性。 运用比较个体生态学的正确方式，应该建立在严格的系统发育史之上，这种发育吏属于在许多生物学特征上密切相关的那些物种。因而社会行为应当看作是独立的变量，而它的进化是从中演绎出来的。如果不能有信心地作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人类中）的时候，下一个最好的程序就是：确立最低的分类学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每种特征都表明有意义的相互问分类单位变异。从一个种到一个种或从一个属到一个属变化的特征是最不稳定的。我们无法安全地从猴子、猿到人的连续中推断出它们来。在灵长类中，这些变量包括群体大小、群体内聚性、一个群体向其他群体的开放程度、在亲代关怀中雄性的卷入程度、注意结构和紧张度、领土的保卫形式。如果在分类上的科或者整个灵长目的水平上保持不变，那么这样的特征就被认为是保守的，保守特征最容易以相对稳定的形式持续到人类进化水平。这些保守特征包括侵犯性的统治体系，其中雄性一般都统治雌性；反应强度的规模，特别是侵犯性相互反应；强烈的、延长的母系关照，往往带有一种显著的年幼者社会化现象：还有母系的社会组织。这二行为特征的分类为假说形式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基础。它允许对现代人中保持的不同行为特征的概率作一种质的估价。当然可以说，在人和黑猩猩之间保留的某些可变特征是同源的。相反，某些其他灵长类全部保留的特征可能在人类起源的过程中变化了。况且，评价并不意味着暗示保守特征更有遗传性——即比起可变特征来具有较高的遗传力。在物种之间，或者在一个物种中的群体之间，可变性可以完全基于遗传差异。最后说到文化进化，我们可以富有启发地假设，那些被证明是可变的特征也是最容易从一种人类社会到另一种人类社会发生变化的基于遗传差异的特征。表9一1的证据与这个基本概念并不矛盾。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个体生态学的研究并不以任何方式预测人类的独特特征，进化研究的一个普遍规则就是：量子跃迁的方向是很难从系统发育史中推断出来的。 9-2物品交换和互惠的利他主义 有福共享在非人类的灵长类之间是罕见的。它的初级形式只出现在黑猩猩、或许还有东半球的一些猴子和猿类中。但是在人类，这是强烈的社会特征之一，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白蚁和蚂蚁认真的食物交换相匹敌的程度。其结果是，只有人类才有经济问题，他的高度的智慧和表征能力使得真正的物品交换成为可能。智力也允许交换在时间上延长，并且把物品交换转化为互惠的利他主义行为。这种行为模式的习俗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了出来： “现在给我一些，回头我还给你。” “这次你帮了我，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会是你的朋友。” “我确实不认为援救别人是英雄主义；我只是期望别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对我或我的家庭也这样做。” 正如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所指出的一样，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不过是由小金属碎片和纸片造成的，靠它们作抵押。人们交出各种数量的财富，并为需求服务；换句话说人钱是一种用数量来表示的互惠利他主义。 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或许最易行的物品交换方式是用男人捕获的肉食品来换女人收集的植物性食物。如果现在生活着的猎人社会反映了原始状态的话，那么这种交换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性别结合中的重要因素。 有人据人种起源学的证据争论说，在人类进化中，早期的关键一步是用妇女来进行物品交换的。当雄性通过控制雌性获得地位时，他们就把她们当作交换的物品以巩固联盟、支撑亲族关系网。文化前社会的特征就是复杂的婚姻规则，这种婚姻规则经常可以直接当作权力经济来解释，特别是在消极婚姻规则（禁止某种类型的婚姻）由积极婚姻规则（指导哪种婚姻必须成）补充的地方。在一个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分支，婚姻在这两个分支间成立。每个分支的男人们都交换侄女，特别是他们姐妹的女儿。权力随着年龄而积累，因为一个男人能控制象他姐妹的女儿的女儿这么遥远的侄系后代。与一夫多妻制相结合，这种制度从政治上和遗传上两个方面为部落中的老男人提供了利益。 就其错综复杂性而言，部落间的婚姻交换形式，与雄性猴子从一群到另一群任意流动或黑猩猩群体之间成年的年轻雌性的交换具有大概相同的遗传效应。在欧化之前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所缔结的婚约，大概有7．5％是部落之间的，在巴西的印第安人和其他前文化社会中也有相似比率。每一代基因流为10％就足以抵消使群体变化的非常强的自然压力了。因此，在群体之间创造高度可见的遗传相似性这方面，部落间的婚姻交换是一种主要的因素。外族通婚的最终适应基础并不是基因流本身，勿宁说是避免近亲繁殖。同样，为此目的10％的基因流就足够了。 人类社会组织微观结构的基础，是非常有经验的相互评价，这一点导致了制定契约。正如E·戈夫曼（Erving Goffman）正确地观察的那样，一个陌生人被迅速地但又是有礼貌地加以探究，以便确定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教育程度、自我洞察力、社会态度、能力、可信赖程度、以及情绪的稳定性。这类信息（多数是下意识地给出并吸收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探究必须是深刻的，因为个人的品质造成印象，而印象将会给他带来最大的利益。不论怎样，他要设法避免泄露那些会危害他的地位的信息。可以预料自我描述中包含着不可靠的成分： “许多实质性事实都在相互作用的时间和地点之外，或者隐藏于其中。例如，只有通过一个人的公开承认或者是似乎不自愿的表达行为才能间接地确定他‘真实的’或‘实在的’态度、信仰和情绪。同样地，如果个人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产品或贡献，他们会经常发现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没有马上可以得到回报时间和地点。他们被迫接受某些事件作为传统的或自然的信号：有些东西不是可以直接得到的。” 欺骗和虚伪既不是有德之上要把它压到最低限度的绝对邪恶，也不是有待进一步社会进化删除掉的残留动物特征。它们正是人类处理复杂的社会生活日常事物的谋略。至于在每个特殊社会中的反应水平可能代表着一种妥协方案，它是该社会尺度和复杂性的反映。如果水平太低，其他人就会攫取你的利益并且取胜。如果水平太高，结果是遭到排斥。在一切方面都绝对诚实并不是好办法。古老灵长类的诚实可能会毁坏社会生活的精细结构，这种结构已使得人类群体超出了直接的部族限度。如同L.J．霍尔（Louis．J.Hall ）所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善良的态度已经变成了爱的代替物。 9-3结合、性与分工 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建筑砖块都是核心式家庭。一座美国工业城市的公众与澳大利亚沙漠中的一伙猎人比起来，在围绕家庭这个单位的组织程度上并无多大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家庭在地区团体之间运动，通过访问（或电话和书信）以及交换礼物来维持系于初始亲缘关系的复杂网络。白天，妇女和孩子们留在住宅区，而男人们则去搜寻追求的东西，或者为了符号等价货物和金钱奔波。男人们团结协作去狩猎或处理相邻群体的关系。如果不是确切的血缘关系，他们至少倾向于作为“兄弟团体”。性结合小心地遵从部落的习惯，并且试图永久化。多配偶（既不是偷偷摸摸的也不是由习惯明确赞许的）主要由男性实践着。性行为几乎是通过月经周期连续不断的，并且以扩大的性交前爱抚活动为标志。莫里斯在1967年引用马斯特斯（Mast ers ）和约翰逊（Johnson ）1966年的资料以及其他人的资料，列举了人类性活动的特殊特征，他认为人类的性活动特点与体毛的丧失有关系：年轻女子圆圆的隆起乳房，性交期间局部皮肤的红晕，嘴唇、鼻子的柔软部分，耳朵、乳头、乳晕、外阴部等的血管膨胀和增强的性感受性，男性阴茎大小的尺寸（特别是在勃起的时候）。象达尔文本人1871年注意到的那样，甚至妇女裸露的皮肤也是一种性的释放机制。这一切交替用来巩固持久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时间上与排卵期是没有关系的。发情期已经降低为一种痕迹，这使得那些想通过节律法进行计划生育的人感到愕然。性行为已基本上与授精作用分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禁止除生育目的之外的性活动的宗教主义者，也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性交。在比较行为生物学中，宗教主义者的观点是一种误入歧途的作用力，它基于一种错误的假定，即在生殖方面人类基本上与其他动物差不多。 几乎在所有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亲族关系范围和形式，也是我们人类生物学的独特特征。亲族关系系统至少提供了三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们加强了部落和亚部落单位之间的联盟，并且提供了一条通道以利于年轻成员的自由迁移。第二，它们是贸易系统的重要部分，借此某些男性获得了优势和领导权。最后，它们是保护群体渡过艰难时光的内稳启调设施。在其他灵长类中，当食物缺乏的时候，部落单位为了寻求利他主义的帮助以一种尚不了解的方式能够号召它们的同盟者。阿塔帕斯坎多格里布印第安入，是加拿大西北北极区的一种猎人，他们提供了一个范例。阿塔帕斯坎人是通过双边基本联结原则松散地组织起来的。地区集团在共同的领土上漫游，制定周期性的契约，并通过相互婚娶交换成员。当饥荒袭来时，受到危害的团体可以和那些暂时处境较好的团体携手联合以渡过难关。第二个范例是南美的雅诺马苗人，当他的庄稼遭到敌人的毁坏时，就依靠亲族。 随着社会由群体经过部落到酋长王国和国家的进化，某些结合规则就超出了亲族关系网络，把其他各种联盟和经济协议规则也包括了进去。因为网络越大、通讯线路越长、相互作用越是多样化，总的系统就越是复杂。但是潜在于这些安排之下的道德规则似乎没有很大的变化。平常的个体仍然在一种形成的法典下行事，这种法典并不比控制狩猎-采集社会成员的法典更精细。 9-4角色表演与多元文化论 超等人，与超等蚂蚁和超等狼一样，永远不会是个体，它是个社会，它的成员从事多种经营，协作组成一个远远超出任何可想象的生物的能力的混合物。人类社会已经繁荣到一种极为复杂的水平，因为它的成员具有智力，具有扮演实质上任何特化程度的角色的易变性，并且随着时机需要变换这些角色。现代人是一个多面演员，他的环境的不断变化的要求可以很快把这种表演扩展到极端。如同戈夫曼1961年所观察的那样，“或许有这样的时候，一个人象个木偶士兵那样前进又后退，被紧紧地限制在一种特殊的角色中。真的，我们到处都能抓住一个片刻，其中一个人正襟危坐，目不邪视，但是下一个片刻这幅景象就会分散成许多条幅，那个人也就会分成许多不同的人，这些人用手、牙齿和怪相抓着联结着不同领域的带子。当更切近地观察时，这个人把他生活中具有的各种联系聚在一起，变成了模糊的一片。”毫不奇怪，现代人最尖锐的内部问题就是身份鉴别。 人类社会中的角色与社会烽昆虫的等级是根本不相同的。人类社会的成员有时以昆虫的形式密切协作，但他们更多的是为分配给他们的角色部分的有限资源”。竞争。最好的和最大型的角色演员通常得到不相称的奖赏，而最不成功的演员则被他人所取代，地位；盯理想，除此之外个体企图通过改变角色，而向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运动，阶级之间也会发生竞争，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阶级之伺的竞争提供了社会变化的决定因素。 人类生物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是否存在着一种进入一定阶级和扮演一定角色的遗传预先安排。很容易想象环境中会发生这类遗传差异。至少某些智力和情绪特征的可遗传性足以对中等程度的破坏性选择作出反应。达尔伯格（Dahlberg）1947年表明，如果出现一种基因对成功有反应，并向较高的地位流动，它会很快地集中在最高的社会经济阶级之中。例如，假设有两个阶级，每个阶级的向上流动基因的纯合子频率只有1％。进一步假设每一次中有50％的较低阶级纯合子传递上来。那么，只要十代人工夫，根据群体的相对大小，较高的阶级将由20％或更多的纯合子组成，较低的阶级将只有0．5％或更少的纯合子组成。赫恩斯但（Herrn-stein ）1971年假设，由于在社会中环境机会变得愈加近乎均等，社会经济集团愈发需要通过基于遗传的智力差异来定义。 当一个人类群体征服了另一个群体的时候，就产生了趋向于这类分层的强烈趋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精神特怔方面的遗传差异虽然是轻微的差异，倾向于能通过阶级障碍、种族和文化歧视及生理小区而得以保存。1969年，遗传学家达林顿（C.O.Darlington）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这个过程是人类社会中遗传多样性的一个根本来源。 尽管一般的争论貌似有理，但是社会地位的遗传可靠性是没什么证据的。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已存在了两千多年，这已多于发生进化歧化的足够时间了，但是在血型和其他可测量的解剖和生理学特点方面，他们只有轻微的差异。反对等级差异遗传固定化的一些强有力的力量可以鉴别出来。首先，文化进化的流动性太强。过几年时间，或者最多几个世纪的时间，文化小区就会被取代，受奴役的种族和人民得到解放，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即使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向上运动的路径也是很多的。一个阶级地位低的人的女儿倾向于借婚姻上攀。在一代之中，商业或政治生活中的成绩能把一个家庭从任何社会经济集团推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况且，对于争论来说，在最简单的模型中也有许多达尔伯格所说的基因，而不象所假定那样只有一种。人类的成就基因是强烈的多基因型，为数众多，其中只有极少数被测量过。智商仅构成了智力成分的一个子集。较不确定但是同等重要的品质是创造性，企业家的能力、魄力、和精神持久力。让我们假定对这些品质有贡献的基因分散在许多染色体上，进一步假定这些品质是不相关的，甚至是负相关的。在这些环境条件下只有最剧烈的破坏性选择形式才能产生出这些基因的稳定集合形式。在社会中保持着大量的遗传多样性以及某些遗传决定的品质与成功的松散相关性，这种更为相似的环境显然是普遍的。单个家庭的命运从一代到下一代的不断变化使得这种混杂过程加速了。 即使如此，一定的广泛角色的假设中遗传因素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考虑一下男性同性恋。金西（Kinsey）的观察表明），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约有10％性成熟的男性基本上或完全是同性恋者，至少在被询问前三年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文化中，男性群体也较多地显示出了同性恋。卡尔曼（Kallmann）的双胞胎资料表明，对于这种条件可能存在着一种遗传上的预先安排。哈钦森（Hutchinson ）1959年认为在杂合条件下同性恋基因可能具有优势适应性。7-10节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有待补充的是，如果的确存在着这种基因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们的外显性是不完善的，表达性是可变的。就是说这种基因的负载者要发展同性恋行为以及发育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修饰基因和环境的影响。 其他的基本类型可能存在，或许线索就在眼前。B.琼斯（Blurton Jones ）1969年在研究英国幼儿园儿童的时候，区别了两种显明的行为类型。“檀长言辞者”是很少的一部分，经常单独在一起，很少动，几乎从不参加乱作一团的游戏。其他的孩子是“行为者”。他们参加群体，大量活动，花大量时间去涂抹和制作物体而不是讲话。B．琼斯推测，歧化产生干旱期行为发育中的分歧，并持续到成年。应该说这证明它一般对文化中的多样性有基本的助益。但是尚没有办法知道分歧在起源上是否有遗传性，或者是在幼年时期由经验事件引发的。 9-5通讯交流 人类所有的独特社会行为都以他应用语言为转移，语言本身是独特的。在任何语言中，都给单词以任意的定义，并安排一种语法进行排列，语法传达了高于或超越定义的新意义。单词的纯粹信号性质和语法的复杂精深，允许创造无限多的信息。甚至有关系统本身的交流也是可能的。这就是人类语言的本质。人类语言的丰富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人类语言的发展在进化中代表一种量子跃迁。 即使没有单词，人类的交流也是最为丰富的。无语交流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兴旺的分支。由于许多信号在人类的语言交流中起补助作用，因此很难进行编纂。对这些信号范畴的定义经常也不一致，分类也罕有统一。表9一2提供了一个组合排列，它既无内在矛盾，也与当前的用法一致。无音信号，包括所有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运动、接触，可能总数超过了100。布兰尼根（Br annigan）和汉弗莱斯（Humphries ）1972年开了一张136个信号的单于，他们相信已近竭穷。这个数目与布赖德惠斯特（Bridwhistle ）1970年的单独估计是近似的，尽管人类面部能表达25万个表情，但是组成清楚的，有意义的信号不多于100个。格兰特（Grant）1969年认出了6种不同的声音。总之，所有的辅助语言信号加在一起几乎肯定超过150个，可能接近200个。这大于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用三个或更多的因素组成的数量，并超过了恒河猴和黑猩猩加在一起的总数。 表9-2人类交流的模型I 语词交流（语言）：单词和句子的表达。II 非语饲交流 A.韵律：音调、速度、节奏、音量、流畅和其他声音 特征，这些特征修饰词语表达的意义。 1．声音辅助语言：哼哼、咯咯、笑、呜咽、叫喊和其 他一些无词声音。 2．无语词辅助语言：身体的姿态动作和接触（运动交 流）；很可能还有化学交流。 在人类辅助语言的分析中，还可以在前语言信号（被定义为服务干真语言进化起源之前的信号）和后语言信号之间作出有益的区别。后语言信号极象是纯粹为辅助讲话而产生的；研究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灵长类交流的相关性质系统发育分析。例如，胡佛（Hooff ）1972年已经在有尾猴和猿类的面部表情中确立了同源微笑和同源大笑，因而能在我们中间最初始和最普追的信号中对这些人类行为进行分类。 马勒（Marler）1965年指出，人类的语言可能产生于被分为大量等级的声音信号，这些信号与猴子和黑猩猩所用的不一样，与那些更具体的声音形成对比，这些声音使较低等的灵长类的某些性质具有特征。人类的幼年能发出范围广泛的元音。但在它们的发展早期变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语言声音。多重爆破音、摩擦音、鼻音和其他声音结合成40个左右的音素。人类的嘴和上部呼吸系统历经强烈的修饰，以便具有这种发音的能力。剧烈的变化伴随着人类的直立姿势，这种姿势可能提供了趋向现在修饰的初始动力。当面部直接朝前的时候，嘴和咽部空间成90度角。这种结构有助于舌头后面前推，使之形成上咽腔前墙的一部分。同时咽腔和会厌也显著地延长了。 改变舌头的位置和延长咽部系统，这两种原则性变化对声音生产的多样性非常有用。 新语言学可能永远回答不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人类语言的起源时间。是两百万年前，随着南方古猿人使用石头工具和建造隐蔽所而开始讲话的呢？还是直到完全的现代人出现才有了语言，或许是过去十万年中随着宗教典礼发展起来的呢？这些问题尚无定见。 9-6文化、仪式和宗教 文化的雏形在较高等的灵长类中比在人类中还要多，这些动物包括日本猴和黑猩猩，但是只有人类才实际上把文化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种史的细节受到遗传的潜在指令导致了社会中的大量多样性。潜在指令并不意味着文化已经脱离了基因。所进化了的东西是一种有利于文化的能力，的确是一种发展各式文化的压倒一切的倾向。罗宾·福克斯（Robin Fox ）1971年以下列形式提出了这个论据。如果赛米梯考斯（Psammetichos ）法老和苏格兰詹姆斯四世王的臭名昭著的实验曾有作用，则在隔绝中抚养的孩子也可以健康生长，他写道： “我不怀疑他们能够讲话，从理论上讲，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会发明和发展一种语言，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学过这种语言。而且，纵然这种语言与我们所知的任何语言都完全不同，但语言学家在与其他语言相同的基础上也可以分析它，并能翻译成我们所知的任何语言。但我还要进一步推测。如果我们的新亚当和夏娃能生存并能生养后代——仍然与任何文化影响完全隔绝——那么实际上他们会造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也会有关于财产的法律，关于乱伦和婚姻的准则，禁忌和回避的习惯，以最少的杀戮处理争端的方法，对超自然现象的迷信以及与之有关的习俗，一套社会等级体系以及体现它的方法，青年人进入社会的仪式，包括妇女装饰的求爱实践，一般身体装饰品的表征体系，男人们把妇女排除在外的某些活动和协作，某些投机事业，工具和武器制造业，神话与传奇，舞蹈，通奸，各种杀人，自杀，同性恋，精神分裂症，精神变态，神经病，各种医生治疗上述病症所取得的利益，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价他们。” 文化，包括更加灿烂的仪式和宗教形式，可以解释为一种环境追踪设施的等级系统、各种生物反应（从千分之一秒快的生化反应到需要数代之久的基因替换）就是这种系统。在缓慢的时间尺度终端，把文化放在了系统之内。现在可以扩大这个概念。在文化的特殊细节是不遗传的这个范围内，生物系统可以吸收它的力量，并把它当作一种辅助系统。纯粹的文化追踪系统的速度与生物追踪系统较慢的片段大部分是平行的，从日常生活中到世代相传之中都有这种平行。在工业文明中，文化反应最决的是衣着和讲话的时兴。较缓慢的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和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所有最慢的反应都包括乱伦禁忌和相信或不相信一种特殊的高天上帝。有用的是假定，在进化的意义上讲，文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适应性的，即使某些是通过加强群体的生存而间接地起作用的。第二个值得考虑的主张是（以便使生物同功完善化）。一套特殊的文化行为的变化率反映了环境特征中的变化率，这些行为与这些特征是连锁的。 在仪式中，倾向于压缩文化的缓慢变化形式。有些社会科学家在人类的典礼和动物交流中的夸耀行为之间作了类比。这是不正确的。大多数动物的夸耀行为都表达有限含义的具体信号。它们相当于人类辅助语言的姿势、面部表情和基本声音。有少数动物的夸耀行为，例如鸟类中最复杂的性炫耀形式和巢窝的变化，是非常精致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以致动物学家偶尔也称之为仪式。但即使在这里进行比较也是令人误解的。大多数人类的仪式具有多于只有一个直接信号的价值。正如迪尔凯姆（Durkheim）所强调的那样，它们不仅标定了，而且重新肯定了并加强了仪式的道德价值。 神圣的仪式最具有人类的特色。它们的最基本形式与巫术有关，是一种操纵自然和上帝的积极企图。从西欧山洞里发现的旧石器时代艺术表明了仪式专心于狩猎动物。有不少图景表示矛和箭插入动物体内。其他一些图画描绘人装成动物跳舞，或低头站在动物面前。也许这些图画的功能就是一种同情心的巫术，基于一种彻底的逻辑观念，以为对图象所作的事就会成为真事。这种提前发生的行动可与动物的意向活动相比较，在进化历程中动物的意向活动经常仪式化为典礼信号。它使人们想起了蜜蜂的摇摆舞是从蜂巢到食物的一种小型化飞行演习。原始人可能易于理解这类复杂的动物行为。过去，那些被称作巫师、男巫和巫医的人才行施巫术，现在某些社会中还是这样。人们相信只有他们有处理神奇东西的秘密知识和能力，因此，有时候他们的影响超过了部落头人。 正规的宗教有许多巫术成分，但却更深刻、更适于部落的信仰。它的典礼歌颂创世神话，谋求上帝的好感，使部落的道德法典不断神圣化。代替控制身体力量的巫师的是牧师，他和众神亲密交谈，并通过礼拜、祭祀品以及部落良好行为所提供的证据求宠于众神。在更加复杂的社会中，政治和宗教总是自然地混在一起的。天赐权力给国王，但是由于众神更高的美德，高级牧师又经常管治国王。 合理的假说是，巫术和图腾崇拜对环境构成了直接的适应，在社会进化中先于正规的宗教。神圣的传统几乎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发生。还有解释人的起源的神话，或者至少是解释部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的神话也是这样。但是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普遍。惠廷（Whiting ）1968年所观察的81个狩猎-采集人社会中，只有28％或35％在他们的神圣传统中包括上帝。一个创造世界的积极的、有道德的上帝这样一种概念，传播的范围就更不广泛了。况且，这种概念最普遍地是随着畜牧生活方式出现的。牧业愈加独立，就愈加信仰犹太基督式的牧羊上帝。（见表9-3） 表9-3.66个耕地社会的宗教信仰，根据来自牧业生活比率划分的结果。以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百分比相信积极创造性道德上帝的社会百分比 社会数目 33-45 92 13 26-35 82 28 16-25 40 20 6-15 20 5 在另外的社会中，这种信仰发生少于10％。同样，一神教的上帝总是男性的。这一强烈的最高主教倾向具有几种文化来源。畜牧社会是高度易变的，组织紧密的，并经常是军事性的，所有这些特征部使平衡趋向于男性权威。同样有意义的是，作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牧业基本上是男人们的任务，由于希伯来族人起源于放牧，所以圣经把上帝描述为牧羊人，把绵羊选作他的人民。伊斯兰教是所有的一神信仰中最严格的一种，在阿拉伯半岛的渔牧民中成为一种早期的力量。牧人与其羊群的密切关系显然是一个微观宇宙，它刺激了有关人类与其控制力量的关系的更深探寻。 日益成熟的人类学并没有提出怀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由，韦伯的结论是：更基本的宗教是为了尘世间的长寿、田地和食物的丰富、避免生理灾害、击败敌人而寻求超自然的力量。在教派之间的竞争中，群体选择的形式也起作用。那些得到追随者的教派就能生存下去；那些得不到追随者的就会失败。其结果是，宗教也象其他的人类设施一样，为了其参与者的进一步幸福而演化着。由于人口统计学的结果可用于整个群体，因此可以通过利他主义和以他人的一定利益为代价的剥削而部分地得到这种结果。二者择一，它可以作为一般地增长着的个体适应而出现。从社会的角度看，其结果在更暴虐的宗教和更仁慈的宗教之间。所有的宗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暴虐的，特别是由酋长和国家支持的宗教。当社会竞争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更强烈，因为宗教可以有效地用于战争和经济剥削的目的。 宗教持久的荒谬在于，它有如此之多可以证明是虚假的要旨，然而却能在所有的社会中保持着活力。人们宁愿相信而不愿了解，正如尼采所说，宁愿把虚空作为目的，也不愿没有目的。世纪之初，迪尔凯姆拒绝了那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力量真能从“一套虚幻”中得到解脱。从那时以来，社会科学家们就寻找信仰的心理学罗塞达碑，它可能澄清宗教推论的更深的真理。在这个课题深刻的分析中，拉帕波尔特（Rappaport ）1971年提出，实质上所有的宗教神圣典礼形式都服务于交流的目的。除了把社团的道德价值制度化外，典礼还可以提供有关部落和家族的力量与财产的信息，在新几内亚的马林人中，在战争中没有充当头领而指挥联盟的人，一群人举行一个舞蹈仪式，男人以他们是否参加舞蹈来表明他们支持军事的意愿。根据人头数量就能精确确定联合的力量。在更先进的社会军事检阅中，由国教的设施或仪式来修饰，其实也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宗教仪式也调整一些关系以避免模糊不清。这种交流模式的最好范例是转变仪式。一个男孩在成熟的时候，他从孩子到男人的转变过程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讲是非常缓慢的。会有这样的时候：他的反应和声音似乎是成年人的，可是行为象孩子。社会难以给他身份鉴定。转变仪式就用武断的变化分类来去除这种模糊不清。同样这种仪式还可以巩固青年人与接收他的成年团体的关系。 把一个程序或一个陈述神圣化，就是证明它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暗示任何敢于与之相抵触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种从日常生活的世俗中转来的东西就成了神圣的，而在错误的环境中简单地重复它就是犯罪。这种极端的证明形式，是一切宗教的中心，它所承认的实践和教义为群体最为生命攸关的利益服务。个人被考验词、特殊习俗、神圣的舞蹈和音乐所镇服，这种音乐如此精确地与他的情绪中心所契合，以致他产生了“宗教的经验”。他准备重新维护他的部落与家族的联盟、行施博爱、贡献他的生命、出发去打猎、参加战斗、为上帝和国家而死。“上帝与我们同在”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集结呼叫。上帝需要它，但是部落总的达尔文主义适应是最根本的受益者。 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首次定义了第二种导致道德和宗教形式化的力量。人类社会行为的极端可塑性既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也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假如每个家庭制定出自己的行为规则，结果将是无法忍受的大量传统变化和日益增长的混乱。为了抵制自私行为和高等智力的“分解能力”，每个社会必须为自己制定法律。在广泛的限制之内，实质上任何习俗都能比根本没有限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任意的法典著作和组织，倾向于没有效力并易于被不必要的偏私所损坏。正如拉帕波尔特所简明地表述的那样：“神圣化把武断变为必要，那些武断的规章手法多半是被神圣化了的。”这个过程引起了批评，在更加文明和更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中，空想家和革命家打算改变这种体制。改革会受到镇压，因为大多人都认为那些被神圣化的东西和神圣化的规则是没有问题的，不同意这些规则就是渎神行为。 这把我们带到可灌输性进化的生物学问题本质。人类荒诞地易于受灌输——他们寻求灌输。如果我们为此论点假定可灌输性在进化，那么自然选择在什么水平发生？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群体是选择的单位。当一致性太弱的时候，群体就灭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成员以他人利益为代价而获取较好的处境并成倍发展自己。但是他的崛起和盛行加速了社会的脆弱性，促进了社会的灭绝。保留着较一致基因的较高频率的社会取代那些灭绝了的社会，这样，在社会的多重群体中提高总的基因频率。如果多重群体（例如部落复合体）正在扩大它的范围，基因的传播就会更加迅速。这个过程的规范模型表明，如果社会灭绝率高到足以与压制个体选择的强度有关，利他主义基因可以提高到适当高的水平上。这种基因可能有利于灌输性，即使以服从的个体为代价。例如，在战斗中冒死亡风险的意愿能以那些允许致命的军事原理的基因为代价而有利于群体的生存。群体选择的假说足以解释可灌输性。 解释竞争，个体水平的假说同样是足够的。它表述了使自己一致地以最小的花费和危险来享受群体成员的利益这样一种个体能力。尽管他们的自私对手可能获得短暂的利益，但是从长远观点看通过排斥和压抑得来的利益会丧失。一致主义者行施利他主义行为，也会在冒着生命危险的范围之内，这并不是因为群体水平被选择出来的自我否定基因，而是因为群体偶然能得到可灌输性的利益，而在另外的场合，这又有利于个体。 两种假说不是相互排斥的。群体选择和个体选择可以相互加强。如果战争需要斯巴达式的优点，并死去某些勇士，那么胜利则能更加充分地补偿生存者的生殖能力和机会。一般个体将赢得范围广泛的适应策略，使得冒险有利，因为参与者的全部努力给一般成员以更多的补偿性优越条件。 9-7伦理学 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应该共同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暂时把伦理学从哲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并使之生物学化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目前，这个课题由几种古怪的连续的概念所组成。首先是伦理直觉主义，它相信精神对真正的正确和错误具有一种直接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通过逻辑形式化，还可以表现为社会活动的规则。西方世俗思想的最纯的指导戒律是社会契约理论，如同洛克、卢梭和康德所系统阐述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把这种戒律重新编织成一种社会哲学体制。他的规则是，正义不仅应当是政府体制的总体，而且应当是初始契约的目标。那些自由和理智的人会选择罗尔斯称作“公平的正义”的原则，如果他们是利益相同的联盟，并想定义这个联盟的根本准则的话。评价后来的规律和行为的恰当性，有必要检查他们无可争议的起始位置的一致性。 社会机构形式的弱点是它依赖于大脑的情绪判断，然而那个器管象只黑箱。几乎没有人不同意对于脱离肉体的精神来说，公平的正义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个概念对于人类绝不是解释性和预测性的。因而，它不考虑其结论严格实行的最终生态和遗传后果。也许对于一千年来说解释和预测是不必要的。但这是靠不住的——人类的基因型及其在其中演化的生态系统来自极端的不公正。无论哪种情形，伦理判断的神经机构的充分探索都是合乎需要的，并且已经在进展之中了。这种努力之一构成了概念化的第二个模式，可以称之为伦理行为主义。它基于如下的命题，即道德上所承担的义务完全是学习得来的，有效条件作用是主要的机制。换言之，孩子们只是使社会的行为模式内在化而已。与此理论相对立的是伦理行为的发育遗传概念。6-8节提到，1969年，卡尔伯格（Kohlberg ）对此观点作了说明。他的观点是结构主义的。皮亚杰（Piaget）曾用“发生认识论”来表述，而科尔伯格用“认识——发育”来标鉴一般概念。然而，结果将与广义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相结合……分析尚未涉及基本规则中的可塑性问题，尚未测量内在文化的差异，因此遗传性也就无从评价。伦理行为主义和发育遗传分析的流行观点之间的差别是，前看没有证据假定了一种机制（作用条件），后者提供了证据但没有推测机制。在这一差异背后并没有重大的概念困难。道德发育的研究只是遗传差异问题更为复杂，更难处理的问题。随着资料的增加，可以期望两种倾向合并起来在遗传学中形成一种可认识的课题。 然而，即使问题明天就得到了解决，也还会忽略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伦理学的遗传进化。”伦理哲学家们在直觉判断道德的道义规则时要请教他们自己的下丘脑-边缘复合系统的情绪中心。这一点对发育学家也是真实的，即使他们处于最客观的状态也是如此。只有把情绪中心的活动理解为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才能解释这些规则的意义。有些活动看来过时了，这是对最原始的部落组织形式的一种调整遗迹。有些则还是初生态，是对农业和城市生活新的快速变化的适应，其他因素还将增加混乱。在单方面的范因内，群体中群体选择所确立的利他主义基因将遭到个体选择所青睐的等位基因的对抗。在它们控制之下的冲突倾向于在群体中广泛传播，因为当前的理论预测认为，基因会在一种平衡的多态现象中得到最佳维持。道德矛盾心理将被环境所加强，比起把单一的道德法典无差别地用于所有性别-年龄群组来，一个以性别和年龄为转移的伦理学一览表能显示更高的遗传适应性。例如，对于小孩子来说，自我中心更具有选择利益，因而相对他讲不愿作利他主义的事。相似地，青少年在其同性别的同辈人中的团结更为紧密，因此对同辈人认可通常更加敏感。遗传所决定的性别、亲-子冲突（特里弗斯模型所预言的那种）也倾向于加强道德义务的种类和程度方面的年龄差异。最后，群体生长早期阶段的个体道德标准会在许多细节上与重叠群体期间的个体道德标准不同。超密群体在遗传上的伦理行为将与其他的群体不同。 如果这种遗传的道德多样性理论中有任何真理成份的话，那么，对伦理学来说，需要一种进化方面的研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还有一点也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没有单独一套道德标准可以应用于所有的人类群体，更不必说应用于群体之内的所有性别-年龄阶层了。因此强求统一的法典无异于制造复杂的、无法处理的道德困境——当然，这些是目前的人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9-8美学 艺术的冲动决不限于人类。有些非人类灵长动物也具有绘图作画的能力。1962年，德斯蒙德·莫里斯研究“艺术的生物学”这个课题时，有32个灵长类动物都能绘画，其中有23只黑猩猩，2只大猩猩，3只猩猩，4只南美卷尾猴。它们利用绘图设备的干劲极大，根本用不着人去督促。年轻和年老的动物都对这项活动十分着迷，以至它们宁可不要吃东西，有时因为停下来而大发雷霆。其中有两只黑猩猩特别高产，“阿尔法”了200多张画，而著名的“康果”简直堪称猿类的毕加索，它画了近400张画。尽管大多数的画都是乱涂的，但是整个模式远不是随机的。其中有线条、污迹、扇形，甚至完整的圆形。它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得到任何多于必要设备的东西。事实上，诱导模仿而试图指导动物的努力往往是不成功的。 黑猩猩的艺术才能可能是它们利用工具行为的一种很好的特殊证明。许多物种都表现出十几种技术，这些技术需要身体技巧。通过实践所有这一切都能得到提高，至少有一些作为传统一代代沿习了下来。 这可以看作是人类艺术的起源。正如沃什伯思（Washburn ）1970年指出的那样，人类历史99％以上都是在狩猎-采集社会形态中渡过的，在这段时间内，每个人都制造他自己的工具。评价制作的形式和技巧对于生存是必要的，可能评价本身也带来了社会认可。形式和技巧的成功都能带来更大的遗传适应。如果黑猩猩能达到基本的图解阶段，那就不难想象原始人能进展到表达性图画的程度。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就会迅速过渡到在同情性的巫术和仪式中运用艺术。此后艺术在文化和精神能力的发展中可能起了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最后，书写语言的独特表达形式出现了。 音乐也是由某些动物产生的。人类认为鸟类精妙的求偶与领土歌声是美好的，可能最后也就跟鸟学起来了。歌唱和舞蹈把人们聚集成群，指引人们的情绪，为他们从事活动作好精神准备。黑猩猩的狂欢表演非常象人类的庆典活动。它们在轰闹的运动中奔突、跳跃，扯下树枝，来来回回高声呼叫。这些活动至少有助于在共同的感情基础上把群体聚集在一起。这些活动可能近似于最早的人类庆典活动。然而，在此后的人类进化中出现了根本的差异。人类的音乐已从偶像代表中解放出来。音乐包含了无限的、任意的信号。它运用了表达法规则和秩序，这种秩序的基本功能和语法差不多。 9-9领土性与部落主义 人类学家经常忽视了作为一般人类属性的领土行为。当从动物学那里借来这一现象的最狭义概念时，就发生了上述情况。动物对其邻居的反应态度很不相同。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特殊行为尺度。有时动物具有公开的敌意，尤其是在育子季节或群体密度高的时候，有时不明确，或者干脆没有领土性反应。 有理由认为，领土性是狩猎-采集社会的一般特点。1973年，埃德温·威尔姆森（Edw1n Wil一msen）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这些相对原始的社会中，土地占有权的策略与许多哺乳动物没有多少差别。 部落文化在现代意义上讲造成了不幸的结果，甘内特·哈丁（Ganett Hardin ）1972年写道： “任何自己感到是明确的一群的人群，外部世界亦同样这样认识他们，这群人可以被称为一个部落。象一般定义那样，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族，但并非必然如此，它可以只是一个宗教派别，一个政治群体，或一个职业群体。一个部落的基本特点是有双重的道德标准——一种是为群内行为所需的标准，另一种是群外的标准。 部落文化的一个不幸的并且是无法逃脱的特征，就是最终引起相互冲突的部落文化”。 他们害怕周围怀有敌意的群体，这种“部落”拒绝承认共同的利益。它不愿限制自己群体的扩大。竞争者可能会在远系繁殖方面相互比赛。资源被分隔。正义和自由败落。真实的和想象的措施凝结了群体的一致性，动员了群体的成员。对外部事物与人的仇恨成了政治美德。在群体内对不守准则的人的惩罚日益严厉。历史充满了这一过程的逐步升级，直到社会崩溃或走向战争。没有哪个民族能完全免受部落主义之害。 9-10早期社会进化 可以说，现代人类经历了两个精神进化的加速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加速是从较大的树栖灵长类向猿人的过渡，这个阶段大约要一千万年的时间。第二个更加迅速的加速阶段约在一万年前开始，基本上是文化的进化，在本质上必定是最为表现型的，其基础是大脑中的遗传潜力，而大脑则是先前千百万年积累的结果。大脑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全新的，更为迅速的精神进化形式。 这第二个阶段是超乎寻常的，它的潜在能力只是目前才被揭示出来。 人类起源的研究与精神进化的这两个阶段有关而引起的两个问题是： 一什么样的环境特征使得类人猿与其他的灵长类在适应上分化，并沿着自己独特的进化道路前进？ ——一旦开始之后，为什么类人猿的进化如此之快？ 首先是森林和草原相间的生态环境，使得它们的前后肢得以分工，其次是它们对于动物性食物的依赖程度。它们明显地比现在的猴子与类人猿更多地食用肉类，而且食谱广泛，大到巨象，小到昆虫，什么东西都吃，以致于到直立人开始使用石斧的时候，有些较大的非洲哺乳动物就开始灭绝了。 从这些关于早期人类生活状况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什么呢？在作出所有的尝试性答案之前，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能涉及到与现有灵长类的比较。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植食性的，肉食对它们是很偶然的现象。另外，它们在社会组织方面相互之间的差别也太大，没法提供一条比较的基线。黑猩猩是最有智力，在社会组织方面最为高级的灵长类。但它们是森林居民，植食为主。认为黑猩猩的生活揭示了许多人类起源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黑猩猩的人类特怔可能是进化趋同现象造成的。 也许最好的程序是从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进行反推。表9-4把这项技术显示得清晰可见。表中列出了狩猎-采集人群的最一般特征。然后，也估价了每种行为范畴的可变性，伺时注意到这些范畴的变异在非人类灵长类物种中发生的数量。范畴的变化越少，则狩猎人与早期人所显示出的特征就越加相象。 表9-4现有狩猎-采集群体的社会特征及早期人类同样具有这些特征的可能性普遍发生在现存狩猎-采集社会中的特征非人类灵长类中特征范畴的变化性断定早期人具有同源特征的可靠性地区群体大小：多为100或少点高度可变，但在3-100之间非常可能100或少一点，但并不可靠家庭是核心单位高度可变不可靠性分工：女采集、男守猎在灵长类只限于人不可靠雄性统治雌性尽管不普遍，但很广泛可靠长期的性结合（婚姻）近于普遍；多配偶广泛高度可变不可靠异族通婚普遍，由婚姻规则维持。只限于人类不可靠亚群体的组成经常变化（分裂合成原则）高度可变不可靠领土性广泛，特别在富采集区广为发生，但多变模式可能发生；模式：不知游戏玩耍，特别是那些需要生理技巧而不要谋略的游戏。一般地发生、至少以基本的形式出现非常可靠延长的母亲关怀；被断言的青年社会化；扩大了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一般发生在较高等有尾类中非常可靠 可以作出的结论是，原始人生活在较小的领土群体内，其中雄性统治着雌性。侵犯行为的强度与等级的本质尚不为人们所知。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推测没有得到任何资料的支持，因而更加脆弱。原始人可能成群结队地搜寻食物，这是为了抵御较大的捕食动物。但是并没有十分可信的理由认为男人出外打猎，而女人留在家里。现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的确如此，但与其他灵长类的比较研究并未提供这种特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线索。当然，动物中的例子并不意味着雄性群体狩猎不是人类早期的特征，只是没有十分有力的可靠证据支持这种假说罢了。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人类社会起源的盛行理论之中。这种理论由一系列连锁的模型组成，这些模式是从化石证据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对狩猎-采集社会进行了回溯，并参照了与现存灵长类物种的比较。该理论的核心可以称之为“自动催化模型”，它认为当最早的类人猿适应了陆地生活而进行双足运动时，手就自由了。这样就更利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智力是这种利用工具习惯的改进部分。随着精神能力和倾向通过与人工产品利用方面的相互加强日益增长，整个物质文化基础发展了起来。在狩猎过程中，协作完善化了，并且提供了智力进化的新动力，智力进化转而使工具的利用更加精深，于是通过这种因果循环不断发展。这种自催化使得早期的人类具有猎取巨大动物的能力。自催化模型通常包括这样的命题，即向大规模狩猎活动的变化加速了精神进化的过程。另一个命题是，男人专事狩猎，女人照料孩子并从事大部植物性食物的收集工作。人类性行为与家务生活的许多细节很容易从这种分工中得到说明。 尽管自催化模型是内在一致的，但它有一个奇特的疏忽——那就是触发因素。是什么东西引起加速过程的？这方面尚无较有说明力的解释。 3-11晚期社会进化 生物系统中的自催化反应决不会无限地发展。但是，几乎象奇迹一样，在人类的进化中却并不如此。大脑的增大和石器的增多表明在更新世期间精神能力的逐渐进步。七万五千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莫斯特工具文化出现，汇集起来的冲力为欧洲四万年前晚期智人的旧石器文化开辟了道路。一万年前开始的农业及其传播，人口密度巨大增长，原始的狩猎群体让位于部落，王国和国家的迅速成长。最后，公元一千四百年后以欧洲人为基础的文明又改换了工具，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不仅获得了指数速度，而且以超指数速度发展着。 相信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人类的精神能力进化或特殊社会行为趋向的进化曾经有过停止是毫无道理的。尽管我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多少精神进化，但是假定现代文明完全建立在更新世的资本积累之上就错了。 由于遗传系统与文化系统的轨迹是平行的，所以我们可以暂时避开它们的差别，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回溯后期的社会进化原动力。吃种子是解释类人猿到草原上去的一种合理的说法，猎取大动物对于向直立人进展可能有所阐明。但是群体捕猎的适应足以在各方面使之进化到人类的程度，更进一步发展到农业与文明吗？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不相信这种动力是足够有效的。他们提倡下列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 A.性选择 钱斯（Chance）和福克斯（Fox）认为，性选择是驱动人类向全面进化的辅助动力。推理过程如下：多配偶是狩猎群体的一种普遍特征，或许在早期的原始人社会中也是这样。假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性选择必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包括雄性对雌性的引诱性炫耀与雄性之间的性竞争。性选择必定由于不断的交配刺激而加强，这是由于雌性的性接受能力近乎连续的原因。在群体中存在着高度的合作，性选择这种原始人适应的遗产易于和狩猎勇猛、领袖才干、制造工具的技巧和其他可见的品质联系在一起，这些品质能有助于家庭的成功和雄性联盟的顺利。侵犯行为受到抑制，公开的灵长类动物统治的其他形式都被复杂的社会技巧所取而代之。青年雄性发现参加群体是有利的，而适应群体生活则要控制往活动和侵犯行为，等待着地位的提高。其结果是，类人猿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雄性很可能具有多种必要的性质：“有控制能力的、狡诈的、协作的、对异性有吸引力的、对孩子善良的、松懈的、粗暴的、富于表情的、有技巧的、有见识的并且在自卫和打猎中是精练的。”因为在这些更加老练的社会特征之间发生正反馈，并带来成就，所以社会进化可以在没有环境附加选择压力的情况下无限地发展。 B.文化发明和网络发展中的多重效应 不管原始动力是什么，文化能力方面的进化是由日益增长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速度完成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相互接触的网络也发展起来了，在网络的大小和文化能力之间也存在着正反馈。和性选择一样，这种机制也不需社会行为本身限度之外的附加输入。但是与性选择不同，在人类前史的最后阶段，这种机制可能达到了自催化的初始水平。 C.增长的人口密度与农业 有关文明发展的传统观点曾经认为，是农业的发明造成了人口增长，带来了闲暇时间和闲暇阶层，然后文明才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假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已发现许多狩猎-采集人比农民干得更少，享受着更多的闲暇时间，除非有政治和宗教权威的逼迫，原始农民并不生产过剩的物资。有人甚至提出了因果关系相反的建议：是人口的增加使得社会发展了农业。然而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群体的最初增长原因。 狩猎-采集社会在人口统计学上几十万年都保持着平衡。他们当中有很少的一部分成为最初的农民。很可能是因为获得了一定的智慧以及幸而有广泛生长的植物食品，农业经济一旦产生，就促成了更高的人口密度，而人口的增加则加强了社会接触的更广泛网络，以及对农业的进一步依赖。象灌溉和车轮这类少数的发明，强化了这一过程，使之不可逆转。 D.战争 通观有记载的历史，在部落、酋长国和国家之间，战争行为是普遍的。索罗金（Sorokin ）在分析从275年-1025年这时期内欧洲十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它们在那段时期中平均47％的时间参加了军事行动，或者说每年有两次军事行动。“德国每年用28％的时间，而西班牙每年有67％的时间参加战争。早期欧洲和中东的酋长国与公国迅速瓦解倾覆，许多征服者在本质上都是种族灭绝式的。在这个过程中，基因的传播总是最为重要的。征服者杀戮所有的男人和与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而宽恕那些和自己性交的女人。结果战争成了遗传上的取代。 地区性战争与遗传取代在群体选择中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的可能性，达尔文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他假设了一个非凡的模型，为现代群体选择理论预言了许多要素。达尔文看到了群体选择不仅能加强个体选择，而且可以对抗个体选择——有的时候群体选择占优势、特别是在繁殖群体小而亲族关系密切的时候。同样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发展。有些人想到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其中包括协作、利他主义、爱国主义、领土战斗中的英勇等，都是战争的遗传成果。 通过临界效应的推测，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过程只在人类进化中起作用。原始的文化能力可能是由一定的基因所允许的。反过来，文化能力又推动了基因的传播。这种相互强化一旦开始就是不逆转的。 E.多因素系统 前面的每种机制都可以独立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但更可能的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起作用。最有现实性的模型可能完全是控制论式的（图9一1），其中的原因与结果通过于循环而相互易位，子循环又具有高度的互相连结性。 在社会进化的单因素模型和多因素模型中，都假定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内在化控制。这种变迁被认为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加速阶段的基础。在类人猿进化之初，初始动力来启外部的环境压力，这与其他动物的社会进化没有什么差别。目前看来，假定类人猿历经了两个连续的适应转变是合理的。第一，走出森林，生活在开阔的原野上，以植物种子为食；第二，在吃植物种子的同时，在解剖特征和精神变化上适应了捕获大哺乳动物。大动物的捕猎进一步引导了精神能力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后者使类人猿穿越了自催化的门槛，跨入进化的更为内在化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大部分人类的独有特征出现了。然而，在强调这种区别的时候，并不是暗示社会进化是独立于环境的。只不过在精神和社会的变化方面逐渐地更依赖于内在的重组而更少地依赖于对环境的直接反应。简而言之，社会进化获得了自己的动力马达。 9-12未来 或许到二十一世纪末，当人类获得一种生态学上的稳定状态时，社会进化的内在化将会臻于完善。大约在这种时代，随着社会科学的迅速成长，生物学会到达它的鼎盛期。某些科学家会对此估计持有异议，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发现速度表征着更为迅速的发展。但是，以前历史的先例曾使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题目至少要比物理学与化学困难两个数量级。 考虑一下社会学的前景。目前这门科学正处在它自身发展的自然史阶段。曾经有过一些系统建设的尝试，但是和心理学一样，它们都过旱地成熟并且成果有限。在今天的社会学中对于理论已经过时的许多东西实际是现象和概念的标签，这正是自然史的方式。过程难以分析，因为基本单元捉摸不定，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随着描述和实验的日益丰富，社会学日益趋近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并在不久的将来与这些科学汇合在一起。这些学科对于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可能为它产生初始的现象学规律。事实上，也许已有了某种有价值的数量规律。它们包括有关下列关系的验证过的陈述：敌意效应和强调民族优越感以及对外国人和物的畏惧僧恨（外恐症）；在战争艺术与对抗性运动之间、之内的正相关，对抗运动使得侵犯的冲动得以正常的发泄；职业行当中升级和机会的精确而特化的模型；最通用的经济学模型，远不止这些。 从纯粹的现象学描述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转变，必须等待充分理解人类大脑和神经细胞方面的充分解释。只有能对情绪和伦理判断的机制在细胞水平上加以拆装，才能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可以用模仿来估计整个行为反应的范围以及体内自控调节的精确性。测量神经生理学的波动与放松次数，可以估计紧张程度。认识将被表现为网络。学习和创造将会被定义为认识机制特殊部分的转变，认识机制则是由情绪中心的输入所调节的。得益于心理学，新的神经生理学将为社会学产生一套持久的第一原理。 在这一事业中，进化社会生物学的作用将倍加重要。它将尝试重建进化机制的历史，并鉴定这种机制每种功能的适应意义。由于受更新世危机（例如狩猎、采集、部落战争）的指导，有些功能几乎过时了。其他一些功能目前在个体和家族的水平上可能是适应的，而在群体水平上可能是不适应的——或者正好相反。如果决策用来形成文化以适应生态稳定状态的话，有些行为则可在没有情绪损害或丧失创造性的情况下，经验地加以改变，这里面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斯金纳为幸福预先设计一种文化的理想注定要等待新的神经生理学。遗传上的精确性，以及伦理学法典的绝对公正也要等待新的神经生理学的进展。 进化社会生物学的第二种贡献是监测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最优化社会经济体制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这是由于阿罗（Arrow ）的不可能定理，也可能由于伦理标准是天然多元性的。况且，任何这类规范体系建于其上的遗传基础都在不断地变化。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进化，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群体正在漂变。经过几代的影响就能改变社会经济最优化的统一性。特别是，世界上基因流的比率已上升到剧烈的水平，并且还在加速上升。地区村社之内的平均关系系数正在显著地降低，其后果可能是通过坏的适应和群体选择基因的丧失最终减少利他主义行为。早些时候已经表明：当行为特征受到禁止或者它们的原始功能在适应价值上变为中性时，就趋向于被代谢保存的原则所选择淘汰掉，在十代人之内这些特征就能基本上从群体中消失，这对人类来说只不过需要两三个世纪而已。我们目前对人类的大脑所知甚少，因而不知道有多少最有价值的品质在遗传上与过时的、毁灭性的品质连锁在一起。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对陌生人的侵犯性、创造性与获取个人统治的愿望、体育热情与暴力反应倾向，如此等等都可能是连锁特征。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成对的特征可能是基因多效性的结果，也就是说同一套基因控制着不只一种表现型特征。如果有计划的社会——它在下个世纪的出现似乎是不可避兔的——将指导它的成员小心地超越那些曾给过毁坏性表现型进化优势的压力和冲突的话，那么其他表现型可能会随着它们而衰退下去。这样，从最终的遗传意义上讲，社会控制可能会剥夺人类的人性。 似乎我们自动修化的社会进化已经使我们固定在这样一条特殊的进化路线上了，那就是我们当中仍然保留的早期猿人特征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为了永久地维持我们的物种，我们被迫走向总体的知识，直到神经元和基因。但是当我们的进化足以用机械的术语来解释我们自身的时候、当社会科学逐渐充分繁荣的时候，结果也许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此，正如开始一样，用阿伯特.卡缪的预见来结束本书似乎是合适的： 即使是一个能用糟糕的理由来解释的世界，人们也感到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个剥去了假象和处世标准的世界中，人类感到的是一个不和谐和更陌生的世界。他的流放感是无可补救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故乡的记忆、丧失了对希望之乡的向往。”不幸，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世纪。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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