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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把五花八门的东西或事情比作海。比如人们把人的大脑比作海，称之为“脑海”（其它如“人海”、“书海”、“商海”、“下海”，等等）。 人的大脑与大海的确具有不少相似的特征－－浩瀚，深湛，时而动荡时而安宁……但如果仅就人的大脑所贮存的信息的多少而论“脑海”的“大”或“小”，我们就得承认，与无涯无际的信息的海洋相比，人脑这个“海”实在是小不可言。正如庄子所感叹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而已矣！”在所谓“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今天，人更易有这种体会。正是为了克服大脑在贮存和处理信息时“殆而已矣”的状况，人类才发明了电脑。电脑在贮存、处理信息方面让人脑望尘莫及（且不说将来的电脑会怎样让今天的电脑“望尘莫及”）。就止而言，电脑比人脑更有资格被比作“海”。在一台电脑（尤其是网络化的电脑）面前，人深切地感到自己面对着或置身于一个无际无涯的知识和信息的海洋。 使用互联网通常被称作“上网”。从技术角度讲，互联网的确是“网”－－由光缆、电话线把无数的站点、节点罗织起来的巨大的“网”。然而，一种东西从科学或技术的角度上看是怎样构成的，与这种东西给我们的感受是怎样的，并非一码事。比如，日光是由赤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构成的，但如果不借助于特定的技术手段，我们的肉眼是无法从日光的“光谱”的。同样道理，我们在使用互联网时，我们感受不到“网”的存在，而总是给我们一种“海”的感受。我们常常把在网上的浏览、遨游称为“冲浪”（surf）。 在一个“网”上我们恐怕只能像蜘蛛那样慢慢地爬行，如何可能“冲浪”？“网上冲浪”这一既不合文法也不合情理的说法体现了互联网的技术构成与它给我们的直观感受之间的矛盾－－“网”与“海”的矛盾。 “冲浪”、“导航布局”（navigative layout）、“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等网络词语似乎表明，人们虽然没有直接把“网”比作“海”，但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技术意义上的“网”在直观感受上更像是“海”。拥有一台个人电脑，如同拥有一艘自己的航船（你既是水手又是船长）。每一天，你都可以作一次足不出户的远航，轻松地抵达你想抵达的海域或港口。你也可以像《白鲸》的主人公那样寻找、追逐令你魂牵梦绕的“白鲸”，可以像《八十天环游世界》里的主人公那样历险，并在这历险中赢得财富、荣誉和爱情。 你还可以像《老人与海》中的那个老渔夫那样在孤身奋战中并一无所获中体会到“大海”单调与神秘，宁静与暴烈，贫瘠与富有…… 大海几乎对每个人都具有具大的吸引力。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海”－－儿童有儿童的海，少年有少年的海，老人有老人的海。不过，大海对于少年（主要是男性少年）最具有吸引力。广阔、动荡的大海对于正处于青春期躁动的少年来说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当一个像鲁滨逊那样的水手是许许多多少年少年人的梦想。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金玫瑰》中这样记述他少年时代的心态的：当时我的诗大都是写海的，可那时我对海几乎一无所知。 我笔下的海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海，如黑海、波罗的海或地中海，而是充满节日气氛的‘笼统的海’。……这是水珠飞溅的欢乐的海洋，是急驰的舰艇和无所畏惧的航海家的故乡。海岸上一座座灯塔闪烁出绿宝石般的光芒。所有的港口里都沸腾着无忧无忧虑的生活。 美貌绝伦的皮肤黝黑的女郎，在我的笔下，一个个都在受着残酷的情魔的煎熬。 在少年时代，谁没有围攻过古老的要塞，谁没有在麦哲伦海峡和新大陆沿岸的舰船上战死过，谁没有同夏伯阳一起乘着载有机枪的二轮马车奔跑在外乌拉尔草原上，谁没有去探寻过被斯蒂文生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在神秘的金银岛上的宝库…… 对于历险和奇遇的神往，是儿童和少年贯常的心态（我们只要想一想当今的少年儿童是如何迷恋基本上以“冒险”和“奇遇”为题材的电子游戏就可体会到这一点）。美国文学批评家鲁滨斯（Louis D.Rubins）在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见《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中说：“一个人通常于十至十二岁左右时就熟知这一本书。一个人大约在这个年龄看下列这些书：《宝岛》、《鲁滨逊漂流记》、《罗宾汉》、《银冰鞋》、《海底两万里》和《勇敢的舰长》，假如是个女孩的话，则可能读《海蒂》和《小妇人》。”他提到的男孩可能读的除《汤姆·索亚历险记》以外的六本书全是与历险或寻宝有关的，其中就有四部写的是在大海上的历险和寻宝。 马克吐温的两部儿童历险小说（在美国通常被直接称为“男孩小说”－－boy novels）－－《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有一个共同的“小引”。在“小引”中马克·吐温这样说道：“我这部书虽然主要打算供男女少年们欣赏的，可是我希望成年人并不因此而不看它，因为我的计划有一部分是想要轻松愉快地引起成年人回忆他们童年的生活情况，联想到他们当初怎样感觉、怎样思想、怎样谈话，以及他们有时候干些什么稀奇古怪的冒险事情。” 事实上，马克·吐温的这两部小说自诞生以来，在美国既受到孩子们又受到成年人的喜爱，并且一直被看作是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老人与海》的作者海明威甚至认为，“一切美国现代文学都来自马克·吐温的一本书，叫做《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切美国文学创作都从这本书而来。在此之前是一片虚无，在此这后也没有一本堪于匹敌的书问世。” 这促使人去想一个看似古怪的问题：美国人的“年龄”有多大？这个问题问得更“学术”一点就是：美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怎样的？用不着作学究气的考察，我们就能发现，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美国文化有一种明显的“淘气色彩”（boyishness）或者说“少年精神”（boyish spirit）。大多数美国人（无论他们的实际年龄多大）总爱干一些“稀奇古怪的冒险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少年人的海，还是成年的海，甚至老年人的海（比如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人），尽管各有不同，但说到底都是同一种海－－作为无所畏惧的冒险者的故乡和乐园的海。 回头看一看美国的历史和史前史，我们发现这个民族与“稀奇古怪的冒险事情”有着不解之缘。没有哥伦布的冒险，不可能有美国；没有“五月花号”船上的那些人的冒险，也没有美国；没有华盛顿、杰斐逊等人的冒险，更没有美国。自诞生之日（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起，这个爱干一些“稀奇古怪的冒险事情”的民族发明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从电报、电话到电影、电视，从汽车到飞机，一直到电脑。 所有这些发明中，电脑的发明最称得上是“稀奇古怪的冒险事情”。电脑的发明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发明，而是一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发明。直至今日，美国人仍然在“再度发明”（reinvent）电脑，使电脑越来越“稀奇古怪”。“电脑”这个名称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但持续不断的发明将使电脑“名存实亡”－－今日之电脑（我们通常称之为“个人电脑”）已远非昔日之电脑（主机型电脑），明日之电脑（如被史库莱命名为“远程电脑”的那种电脑）也远非今日之电脑可比。电脑技术永远是一种“发展中”技术，而不可能是一种“发达”技术。 这使得电脑产业（数字化信息产业）不同于从前的任何一种产业。置身于电脑技术领域，如同在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航行，你不知道“岸”在哪里，“避风港”在哪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岸”和“避风港”。在这个汪洋大海中，你随时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台风、冰山、海啸以及海盗船队，你随时可能进入神秘、险恶的“百慕大”。哪怕你的船是一艘电脑技术的“航空母舰”（如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但在这种没有航海图，没有谁为你提供天气预报的航行中，你必须随时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应变能力（而不是像珍珠港的美国军人那样，在日军偷袭珍珠港时还在睡懒觉），才可幸免于难。（“微软”在面临“网景”的巨大挑战情况下能最终取胜，靠的正是比尔·盖茨的警觉和应变能力）。当人们置身于（不管愿意不愿意）电脑技术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一种人－－希望过一种安定、平稳的生活的人－－自然会产生“苦海无边”的感觉，而另一种人－－希望过一冒险、惊心动魄的生活的人－－却可能有“如鱼得水”和“海阔凭鱼跃”的感觉。 从年龄和心态上看，前一种人是“成年人”或“老年人”，适可而止、知足常乐、息事宁人是他们有意无意遵循的生活信条。后一种人是“未成年人”，即淘气的、充满少年精神的人，这些初生的牛犊对于身边这个被成年人占据，整天上演着冗长乏味的庸人戏剧的生活舞台感到失望，总想突破成年人为他们划定的圈子，闯入没有保障因而也没有束缚，险恶与宝藏并存的空间。 大海就是这样的“空间”，美国历史上的“西部”是这样的“空间”，阿拉斯加也是这样的“空间”。在这一个个“空间”里，生理年龄各不相同的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们，分别被称为“渔夫”、“捕鲸者”、“水手”、“牛仔”、“淘金者”（如杰克·伦敦《热爱生命》的主人公）在那里历险，寻宝。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这些年龄参差不齐的人干着不同的事，但他们的真正身分只有一个－－热衷于历险的“男孩”（boys）。他们活动的“空间”即使不是大海，也与大海是本质相通的－－都是无所畏惧的冒险者的乐园。 随着各种技术的飞速发展，曾经是充满危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安全”了。在文明之光的普照下，“大海”、“西部”、“阿拉斯加”早已丧失了昔日的色彩。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的“同龄人”们的用武之地（各种“空间”）正在被技术的力量鲸吞或蚕食。 他们似乎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然而也正是因为技术的发展，他们又得以“绝处逢生”。２０世纪的汤姆·索亚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变得越来越狭窄地理空间之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空间”－－“赛柏空间”（cyberspace），在变得越来越乏味的现实的海洋之外，开辟了一个新鲜、丰富的程度与日俱增的“海”。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将看到，电脑技术能有今天的局面，一批令人想起水手、牛仔和淘金者之类人物的“男孩”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他们当中，有“嘻皮士”出身的乔布斯，有被称为“男孩总裁”的盖茨，有一度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被“江湖骗子”的尼葛洛庞蒂，更有无数不知名的电脑黑客。正是这些敢于突破被“成年人”、习俗、权威们划定的空间，做出无数“稀奇古怪的冒险事情”的“男孩”，把供极少数人使用的一种计算工具（主机型电脑）逐渐改造成为进入人人都能拥有的个人电脑，进而使世界范围内个人电脑相互联结起来，汇成了一个洋溢着“少年精神”，促使整个人类都进入“没有尽头的青春期”，成为电脑这个“海”中的“水手”。 不少人都见过大海。每年夏季，总有数不清的人怀着对大海的向往或思念，蚁集在老牌的和新近开发的“海滨旅游胜地”或“黄金海岸”，在防鲨网、救生圈和遮阳伞的呵护下，安全舒适地享受着阳光、沙滩和海水。他们说他们见过了大海，对此，他们有许多光彩照人的照片可以为证。 其实很难说他们真地见过了大海。他们只是到过经过精心挑选、开发的海边旅游过，在离岸５０米以内的海水中借助于救生圈洗过几次海水澡。他们努力向自己和别人造成一种他们“见过大海”的真真切切的幻觉。每一个“海滨旅游胜地”和“黄金海岸”都如同一个“梦幻工厂”，为无数的人复制着同一个梦幻，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就是用金钱购卖关于大海的梦幻和错觉。 真正见过大海的人，即被雨果称为“海上劳工”的渔民们，水手们，是从未见过的这样的“大海”，这样的海滩的。他们在与大海（而不是离岸５０米之内的海水）的朝夕相处中，看到了大海的雨果所说的“双面像”。他们在一片汪洋中经历过干渴难耐的时候，他们在丰饶的大海上有过一无所获的惨痛经历，他们亲眼看到他们的亲人、朋友葬身于养育了他们的大海。在属于他们的海滩上，没有出租相机、出售胶卷的精致的小亭，他们甚至可能没有留下一张以大海和海滩为背景的照片，他们只有关于大海和海滩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属于他们的海滩上，他们有过许多次满载归来与妻子儿女重逢的喜悦，但在不少时候，他们给站在海滩上首以待的亲人们带回的是失望，甚至是噩耗，甚至有可能一去不复还。在大海上，海滩上，他们有过欢笑，但也无数次抛洒过同海水一样苦涩的泪水，无论是在悲痛的时候，还是在高兴的时候。 即使是在与家人在海滩上分享收获后的喜悦的时候，他们也决无海滨旅游胜地上的观光客们的优雅和浪漫。美国现代诗人庞德曾写过一首诗，表达他对这些既不优雅又不浪漫的渔民们的敬意： 狂妄自大的一代人啊， 矫糅造作的一代人， 我见过渔民在阳光下野餐， 我见过他们一家衣衫破烂， 我见过他们咧嘴笑着， 听过他们粗野的大笑。 我比你们幸福， 他们比我幸福 水里游的鱼儿， 甚至还没有衣服。 游客们来到海边，以一种他们自以为新鲜的方式重复他们浮皮潦草、浅尝辄止的生存状态。他们仿佛决意要把他们早已习惯甚至觉得有趣的嘈杂、拥挤的生活在大地上扩散，直到大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远离生活的本质如同他们在洗海水澡时远离大海，他们不知道世界的深浅如同他们不知道大海的深浅。但他们都听说过并想象过大海，于是他们都到或希望到海滨旅游胜地来见大海。 当代中国诗人韩东的一首题为《你见过大海》的诗把人与这样的“大海”之间的关系已说得足够充分了： 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 你想象过你见过大海 大海也许你还喜欢大海 你想象过大海顶多是这样 然后见到它你见过大海 就是这样你也想象过大海 你见过了大海你不情愿 并想象过它让海水给淹死 可是你不是就是这样 一个水手人人都这样 就是这样 早在上个世纪，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就已指出，旅游业这种现代社会特有的产业透露出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特质。古代有旅行家（比如在中国古代，不少文学家都是旅行家），没有旅游业，现代则反之。从这一变迁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出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对于世界的体验、感受的“平均化”。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值得庆幸的，能够身处某地再也不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而是人们普遍享有的权利。你不是秦始皇，但你可以“出巡”到秦皇岛和泰山，你不是西太后，但你可以在颐和园里漫步。在这样的时候，你自然会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交通又异常发达的时代而庆幸，否定这样的时代不是太反动也是太没有良心。 然而这不能阻止我们问一个很迂腐的问题：我们在得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失去了什么？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人在“自我延伸”的时候是否也在“自我截除”？我们在轻松自如地丰富我们的感觉的时候，是否也在使我们的感觉不断贫瘠？发达的交通和传播手段使我们能到许多我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地方，目睹许多发生在遥远的地方的事件，然而这些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是否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地方，这些事件是否只是一个“假性事件”？ 前面对于两种“大海”的区分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旅游业其实是借助于现代交通技术大批量生产、复制“旅游胜地”的工业。我这样说并非主要针对那些让你半天之内游遍世界的“世界公园”之类的微缩景点。每一个著名的景点，哪怕它是“举世无双”的，都是在被日复一日地面向源源不断的观光客复制。本雅明称现代是一个“机器复制的时代”。要完整地理解现代社会的这一特性，我们必须把“机器”理解为包括各种交通工具、各种传播设施（如电视台和电视机），甚至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机器”。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的第２０章（《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中谈到旅游时这样说道： 有了旅行支票、护照和牙刷，你就春风得意，活似神仙了。柏油路、铁路和轮船使旅行失去了旅行的滋味。人们稀里糊涂地忽发奇想而外出，闹闹嚷嚷拥向外国旅游，因为出国旅游之方便，与上影院、翻杂志并无多大差别。……这样的人从未真正脱离过他们因循守旧的无知觉的路子，也从未到过任何新的地方。 “拷贝”的过程同时就是一种使原物“失真”（如旅行“失去旅行的滋味”）而又掩盖其失真性（到过许多地方的人“从未到新的地方”）的过程。“机器复制的时代”的根本品性不在于它把世界“拷贝”后零趸发卖，而在于它通过各种工业（“有烟”的和“无烟”的）复制世界而篡改世界，并进而篡改人的感觉。“机器复制”的实质不是复制外在的世界，而是大规模地篡改着人的内心世界。旅游业就是通过将大海复制为海滨旅游胜地而把马可·波罗和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复制为无数的游客，电视业就是将目击者复制为“各位观众”。一句话，所有的工业（有烟工业、无烟工业和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文化工业”）都是将局内人复制为局外人的工业。由此我们能看清“大众文化”的品性。 “大众”（mass）不过是被大批量复制因而被篡改了的个人（person）。mass的汉译“大众”一词与常与“民众”、“普通人”意义相当接近。而在西文中，mass一词多有贬义，在很多时候可以译为“庸众”、“乌合之众”甚至“暴众”，与“民众”、“百姓”（folk）一词有明显的不同。mass的构成者是了无分别的（mass本意为“一大团”），而folk所指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比如contry folk（乡下人）、city folk（城里人）、oldfolks（家中老人），有时专指“朴实的人”。相反，mass指的人是没有年龄、生活环境和心理特点的人，是“稀里糊涂地突发奇想”的人，是“闹闹嚷嚷地”拥向某处的人，是被“平均化”的人。 “大众”与“民众”的区别，就是蚁集在“黄金海岸”上的游客与渔夫、水手的区别。相应地，“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与“民众文化”或曰“民间文化”（folkculture）的区别相当于“不是水手”，“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只是在海滩上晒太阳，在防鲨网内洗海水澡的游客对于“大海”的认识、体验，与渔夫、水手以及他们的亲人对于大海的认识、体验之间的差别。 大海对于渔夫、水手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老练的渔夫或水手，除必须具备某些先天的素质（如体能、智能和性格）之外，必须经过与大海的长时间相处和“交往”，而且每一个渔夫和水手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经过复制后的“大海”早已在寻求“在最低公倍数”原则的前提下，被最大限度地篡改了，由于有了离岸５０米的防鲨网、救生圈、海滨救护队、遮阳伞以及摩肩擦踵的人群，这样的大海对于洗海水澡，在沙滩上作“日光浴”、“沙浴”的游客的要求几乎降至零，因为经过复制后的大海，已经是一个男女老少皆宜的，最为“通俗”的“大海”。对于游客，无所谓合格与不合格，老练与不老练可言。只要你到这里，你就是一个游客－－一个“合格”的游客。而一个人能不能来到这里，关键在于他有没有钱。 这样说很可能使你想起了一种人－－嫖客。 麦克卢汉把大量印刷的照片称为“没有围墙的妓院”，他说：“照片使人的形象延伸并成倍地增加，甚至使它成为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影星和风流小生通过摄影术进入公共场合。他们成为金钱可以买到的梦幻。他们比公开的娼妓更容易买到，更容易拥抱，更容易抚弄。”他同时也指出，“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一向带有娼妓的属性”。 娼妓的行为方式的特点是，把自己－－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篡改、降格为最为“通俗”的人－－一个肉体，并将这个肉体对于无数同样篡改、降格为肉体，贫乏到只有钱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里进行无节制的“复制”。从这个角度看，许许多多大批量复制的东西都可称为“没有围墙的妓院”（经过复制的“大海”当然在此之列）。 人用金钱购买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与“嫖娼”本质相通的行为。凭着金钱，人得以进入一个个“没有围墙的妓院”，成为“局内人”，却浑然不知自己买到的是只是一个幻觉，一个赝品，浑然不知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被“没有围墙的妓院”复制出来的无数个局外人中的微不足道的一个，“一大团”（“大众”）中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一粒微尘。 对于我们关心的ＰＣ文化来说，上面的分析并非题外话。 大众文化的前提是发达的传播手段－－交通和通信（这两个词在英文中也同是communication）设备，即大众传播媒介。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大众传媒的“大众文化”。假如没有了被认为是“大众传媒之王”的电视，“大众文化”的势头起码要削弱一半。大众文化的势头与大众传媒的势头说到底是同一回事，正如麦克卢汉说的，媒介本身就是就是讯息（medium is message）。 我们已经说过，人类发明的初衷是为了克服人脑在贮存和处理信息（information）能力的局限，电脑只是人脑的一种扩张（延伸）型态。这样的电脑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媒介”，因为它只是安分守己地处理“信息”而不是发送“讯息”（message）。到了９０年代初，万维网（World Wide Web）技术的发明给Internet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作为一种信息处理工具的电脑才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媒介。 用我们前面的话说，网络使世界范围内的电脑融会贯通，成为一个供人浏览、冲浪、寻宝（搜索）、航行的巨大的“海”。 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网络化的个人电脑既然是一种人人都可以使用的传播媒介，电脑只不过是一新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电脑进入家庭与当初电视机进入家庭并无二致。由于电脑的复制（“拷贝”）能力超过了所有的媒介（如复制一张磁盘比复制一盘录像带容易得多），一些人在研究电脑文化时，就套用本雅明的“机器复制”的论点来漫为浮论或强词夺理。 这种套用从一开始就错了。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的根本特征恰恰是大批量复制的反面－－个人性（personality）。套用本雅明论点的人没有意识到，“机器复制的时代”的“复制”的最终结果不是复制产品，而是复制丧失“个人性”的众人，即“大众”。所以他们无法看到个人电脑的使用者与电视观众的实质性差别。 从表面上看，电脑与电视都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凭借都可以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电视和电脑，沿着各个“信道”（chanel，在汉语中，电视的“信道”通常被称为“频道”），人可以足不出户地“出巡”，让人进入一个信息、讯息的大海。 然而此“大海”非彼“大海”。 在所谓“黄金时间”（prime time）里，电视观众沿着与电脑网络上的通道相比（“万维网”是一个很妙的译名）少得可怜的信道，来到一个个大同小异的“黄金海岸”、“海滨旅游胜地”，洗海水澡，做日光浴或沙浴，真诚地以为自己“见过了大海”。 按乔治·吉尔德的说法，大众传媒所遵循的，在内容上是“最低公倍数”规则，在形式上是“两分钟规则”（two-minute rule，指一条电视新闻所占用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分钟）。这两种规则其实可以概括为一种规则－－在最低的水平上寻求知识、信息旨趣上的共同点。这样的规则显然是否定性、限制性、甚至独裁性的，虽然它通过它的“防鲨网”、“遮阳伞”使我们感到了轻松和安全。（没有不合格的电视观众，正如没有不合格的观光客。）当你对一条新闻所涉及的内容欲知其详时，当你错过你感兴趣的一条新闻的播出时间时，当你不满足于看关于一个人物的短短的新闻报道，而想看他的详细资料时，你都毫无办法。这就是个人趣味对于大众趣味，创造性的领悟能力对于平均化的领悟能力的无条件服从。个人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环境下不断服从的过程，就是一个被不断复制、不断“平均化”，被彻底改造成为文化上的消费者的过程。 个人电脑的使用者不是怕被海水淹死的观光客，不是文化上的消费者，而是像渔夫和水手一样的生产者。电脑是一个向他永远敞开的无边无限的大海，它以它的广阔、深湛和富饶强烈地及引着他。在与大海的朝夕相处中，他不断升级，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水手，一个经验老道的渔夫，而不是像几十年如一日地看电视的人那样，在知识旨趣、技术能力上做一个永远的“留级生”。 雨果说过，比大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内心。人的“内心”即内在于我们自身的那个“海”（脑海）。雨果说的只是人的内心的一种可能性。茫茫四海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在实际的生活中，你很少见到内心像大海一样宽广甚至比大海还宽广的人。你顶多可以见到几个内心像一条大江、大河的人，更多的人内心像一个湖泊，一条小河、小溪，也有的像一潭死水，甚至像一条阴沟。内心浅薄、狭隘的人又最易自以为是和自得其乐（比如坐井观天的蛙）。他偏安一隅，却可笑地产生“深沉”和“浩瀚”的感受。 庄子曾经用一个寓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河伯”（掌管河水的小神）在河水泛滥之时，“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当“河伯”有幸“行至于北海”，看到浩瀚、湛溟的海水时，禁不住“望洋向若而叹”。“河伯”随后听到了“北海”的教诲：“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梯米之在太仓乎？” 电视向人们提供的信息正好相当于井中之蛙看到的关于“天”的信息。人们常常说，电视是一扇让你了解整个世界的窗口。其实它与实际的窗口相异之处远多于相通之处。你与你的房间的窗口的距离的远近不同，你所看到的窗外的景象是不同的。如果你走到窗前，你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象。然而在电视面前，你没有主动权。你能看到些什么完全是由电视台决定的。这就是说，电视台早已把你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无论你是在房间甚至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要你在看同一个电视节目），你只能在电视台为你规定好的“位置”上（无数的观众都坐在这同一个“位置”上）“观天”。电视机与你的关系酷似井底之蛙与井口的关系。“最低公倍数原则”和“两分种规则”决定了电视这个井口不仅异常狭小而且异常“独断”。 电脑的“窗口”（Windows）与电视这扇所谓的“窗口”是大不一样的。你可以按你个人的喜好选择最好的位置来看。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独属于你的，而不是属于无数个“各位观众”的。电视是广播（broadcasting），而电脑是“窄播”（narrowcasting），甚至连“窄播”都不是，因为你从电脑中得到的信息是你从电脑中“拉出来”（pull）的而不是由信息的拥有者“推给”（push）你的。 严格地说，电脑更像是“门”（Gates，音译为“盖茨”，这正好就是发明Windows的那个人名字）而不是窗户。它不是让你在房间里看窗外的景象，而是让你“走出”房间，走向户外，甚至走向整个世界。因此也可以说，电脑这个“窗口”使你的房间如同一个“港口”而不是一口井。从这个“港口”出发，你随时可以以最快的速度驶向你想去的地方。你从中得到的欢乐决不可与井中之蛙－－从前坐在电视机前的你－－在“观天”时体会到的欢乐同日而语。 虽然你是孤身一人航行在这个“大海”上，但你并不是孤独的，因为“大海”本身就成了你的最好的伙伴。《百年孤独》中，主人公奥雷连诺的父亲曾经如痴如狂地从事科学探索。马尔克斯是这样描述他的： 当他熟练操作仪器时，他对空间有了认识。这使它足不出户就能泛舟于神秘之海，漫游荒漠之地，还能跟显贵要人交往。正是在那时，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独自在家中晃悠，对谁也不理睬。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对一个上网者精神状态的写照，虽然老奥雷边诺所操作的“仪器”并非电脑，他所“认识”的“空间”并非赛柏空间（不过要是他生在今天，他一定是一个“黑客”或“网络巫师”）。这个足不出户的孤独的探险者在“泛舟于神秘之海”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一种近乎迷狂的欢乐。 老奥雷良诺很容易让人想起海明威笔下那个“老人”。 细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你可以发现他笔下的“海”暗指他心目中的女人，而“老人”（桑提亚戈）就是海明威本人。在更深的意义上，海明威的“海”不是指“女人”，而是指整个世界，只是这个世界在性格上有似于一个女人：既狂暴又宁静，既悭吝又慷慨，既仁慈又残忍，既贫瘠又富有，既单调又神秘……在独自与这个“女人”一昼夜的相处中，“老人”在最深、最隐秘的层次理解了、贴近、爱上了这个“女人”，也在最深、最隐秘的层次上理解了自己。从“老人”与“海”的故事，即“我”与“我的女人”或“我”与“我的世界”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细致地体会到“交往”、“沟通”的本质是什么，即最深层次的“交往”、“沟通”是什么。 交往（communication）始于两个彼此相异、彼此疏离的交往者的见面、相遇。然而这相异、疏离只是假象，就在这遭遇的时刻，二者开始向对方展示越来越深层、越来越隐秘的内涵。这种展示并非自我展示。事实上，当二者分别独处时，他们都无法向自己展示稍稍深一些的内涵，每一个人的真我都在他自己无法测度、无法企及的深处。所以这种展示其实是被激发，被揭示，被领略。双方领略的都是对方对于自己的反馈，双方都使对方通向隐藏在最深处的自我，同时被引向自己的自我，在测度对方深度的同时被测度，在激活、创造对方的同时被创造和激活。两个曾经是彼此疏离的个体的边界在创造和激活中被彻底消解－－“你”早已不是“你”，正如“我”早已不是“我”，“你”和“我”的灵魂和身体都共属于被“你”和“我”共同创造出来的，超乎“你”和“我”之上的共同的灵魂和身体。这是“销魂”而又重造灵魂，“解体”而又重铸身体的时刻。一句话，双方使对方潜在的深度和广度成为现实，使自己和对方都成为一个浩瀚的海洋，并交汇为同一个海洋，成为一个“共同体”（community）。他们都不在从前那狭小、浅薄的自身之内，而在他们共同的自身，即“共同体”之内。 人类以各种形式（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阐释、表达着“交往”的过程和状态（communication和community）－－人与世界、人与神、男人与女人、个人与群体的交往。人类的种种努力（从神圣之爱到男女之爱）几乎都与“交往”有关。柏拉图用一个希腊神话生动地说明了人类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克服被孤独和焦虑。据说最初只有一种形态的人（完整的人），并无男女之别。由于人触犯了神，神就把人劈成两半，一半是男人，另一半是女人。被分开的两半强烈地希望重新合成一体，终日忍受着孤独的煎熬。当这个“半人”合成一体时，就能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快乐。在此之前的孤独是这种狂欢的必然前奏－－没有分离，相遇无从谈起。两个被迫分离的个体（半人）彼此契合的程度或者说交往的深度就是“共同体”完整的程度，也就是欢乐的程度。以《老人与海》为例，“老人”与“海”实际上都只是半个潜在的“海”，在真正的交锋、交战之前，彼此之间是相互隔膜的。只有在小说所描绘的特定的情景下，老人与海“单独在一起”时，真正的“交往”才开始，而到最后，这位单独与海在一起的老人与海达到最深的契合。他通过（也只有通过） 贴近大海而贴近了他的真正的“自我”－－他与大海结成的完整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体会到了难以言传的欢乐。 爱默生曾经指出，一个人与一个人的“自我”（或者说一个人的“本身”，一个人只是这个“本身”的虚假的身体）完全是两回事。 每个人本来都是一个潜在的巨人，但常常表现为一个侏儒，每个人都是一个国王，可是他忘记了自己作为国王的身份，终年流浪在自己的王国之外。一个人与他的“自我”的关系，如同陆地上的水与大海的关系。他始终滞留在一个浅陋、狭窄的地方，忘记了大海才是他的家园。爱默生把人的“自我”称为一个人的“内在的海洋”。许许多多的人活着，是在与他的“内在的海洋”遥遥相隔的情况下活着，以致于根本不知道这个“内在的海洋”的存在。人只有只身面对自然（他称之为“自我依靠”），他才能不受干扰地与自然进行交往。通过回到本来与人是一体却与人分离了的外在的“自然”而回到内在的“自然”，即“本性”（“自然”与“本性”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nature），而这正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体”。 人能否回到这个共同体，关键在于人是否能孤身一个地与自然交往。孤身一人不是自绝于人群，而是以适当的方式（即迂回的方式）走向人群。只有远离人群才能走向人群－－当每一个人都回到他们共有的“自然”、“本性”、“内在的海洋”时，他们就真正融会、聚集在一起了，成为真正的知音，真正的兄弟。反过来，日常生活中的那种凑热闹式的交往只是在搁置、延误真正的交往，一种虚假的、浮皮潦草的、同床异梦式的“交往”。 在数字时代里，电脑在很大程度成为人生存其中的世界，人与世界的交往、共在也就是人（脑）与电脑在亲密的交往中不断拓展对方，不断向对方展现为“海”并交融在一起的过程。 麦克卢汉把媒介区分为“热媒介”（hot media）和“凉媒介”（cool media）。如果一种媒介所传输讯息的内容一目了然、无需深切参与，那么它就是“热媒介”，反之，就是“凉媒介”。简单地说，“热媒介”就是供人看热闹的媒介，而“凉媒介”就是供人看门道的媒介。比如电视就是一种热媒介，而网络化的个人电脑就是一种凉媒介。 在当今的英语口语中，cool是一个含义微妙的词。它的含义与汉语口语中的“来劲”一词有些相近。在英语世界，人们（主要是年轻人）常常用hot（热、火爆）来表示“来劲”的意思，但近三四十年来，人们逐渐用hot的反义词cool（凉、冷静）来表示这个意思。当美国人对一个东西说“how cool！”时，他是在说这个东西真吸引人而不是相反。香港人将cool一词音意两全地译成“酷”，实在一个很巧妙泽法。在汉语中，“酷”既可用来指“热”（如“酷热”、“酷暑”），又可用来指“冷”（“酷寒”，“冷酷”），与cool的含义很相近。“酷”的基本含义是“在程度上很深的”、“后劲很足的”，而不是“泛泛的”，“一般化的”。热媒介与凉媒介的差别关键在于它所提拱的“讯息”的深度的差异，以及与之相应的讯息接受者的参与程度。这两种媒介意味着两种正相对立的交往方式－－寻求广度的交往方式与寻求深度的交往方式，或者说大众化的交往方式与个人化的交往方式。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段语： 托马斯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一个女人做爱和同一个女人睡觉是两种不同的情感体验，不仅彼此相异而且绝然对立。在交媾的欲望（一种在数量上延伸到无限的欲望）中是感受不到爱的，只有在对于同床共枕的欲望（一种仅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望）中才能感受到爱。 借用我们前面的话来说，“做爱”是一种很“热”的，无需深度参与的交往方式，而“睡觉”是一种很“凉”（“酷”），寻求深度共享的交往方式。在昆德拉的这部小说中，托马斯经历了从与二百多个女人的“性友谊”到与一个女人（特丽莎）结婚的过程，即从轻松到沉重的情感历程。前一个阶段是他的大众化交往阶段，而后一个阶段是他的个人化交往阶段。二百多个性伙伴是他作为海滨旅游胜地的“大海”，在她们面前，他是一个浪漫的、轻松自在的观光客，而特丽莎独属于他的真实的“大海”，在特丽莎面前，他是一个无浪漫和轻松可言的“渔夫”。 在数字时代来临的时代，人类的交往史也将发生与托马斯的“交往史”相似的变化。人类将逐渐告别各式各样的“没有围墙的妓院”而回到家中，或者说将使被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化媒介变成“没有围墙的妓院”的家重新成为家。人类将告别大众化的“大海”而回到个人化的“海”即个人电脑。数字化技术革命首先导致的是媒介的革命，进而导致一场文化的革命。 麦克卢汉首创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说法，如今这一说法已成为一个滥而俗，令人耳熟到了有些刺耳的程度，然而这一概论的真正含义却很少被提及（这是大众时代的必然结果）。“地球村”概念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发达的传播（交通）媒介使地球变小（像一个村庄），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交通工具的发达曾经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tribe）都市化（村落即使存在，也失去自足性，它只是作为城市的附庸而存在），即“非村落化”（detribalize），人与人的交往直接的、口语化交往变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交往，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断。而电子媒介又实施着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retribalize），消除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消解城市的集权，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个人对个人的交往。 麦克卢汉的理论风行于六七十年代，后来倍受冷落甚至嘲笑，原因在于人们发现以电视为代表“电子媒”在消除中心（城市）与边缘（乡村）的空间距离时，反而加剧了都市化的进程，电子媒介不仅没有消解中心，反而强化了中心化机构（比如电视台）的集权和垄断。地球虽然变小了，但它只能称为“地球城”而不是“地球村”麦克卢汉的预言对了，但他错置了他的预言。进入九十年代，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发现，真正作为“凉媒介”（麦氏错误地以为电视是一种凉媒介）的“电子媒介”出现了。网络化的个人电脑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摧毁着大众传播媒介造就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信息和文化上的垄断和独裁。这正好是一个“重新村落化”的过程。只有在数字时代里，地球才真正成为一个既大又小的村落。用尼葛洛庞蒂的话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沙皇退位，个人抬头”，“消解中心主义”（decentralism）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大众文化行将就木，民间文化和村落文化再生的时代。 本书的中心话题以网络化个人电脑为标志的数字时代（相对于大众传媒时代）里人的交往方式，人的文化气质，快乐体验类型将发生的革命，以及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 从上文中，我们已经约略地知道了这场革命的来由和契机，这场革命的正当性依据。人类的近代史是一个各种革命频仍的时代。 人类越来越意识到，革命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革命并不必然（至少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必然）意味着福音，革命之后常常出现失望甚至绝望、疲倦甚至休克。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这场革命已经来临，也许它不会造成“流血”，但肯定要造成“流泪”。所以，弄清革命的“来龙”是重要的，但弄清它的去脉也许更重要的。我无意充当数字时代的“福音传道士”，更无意充当未卜先知的预言家，然而我们应当承认，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未卜先知”的，因为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早已注定的，我们可以成功地摆脱某些当下的生存困境，但人类最根本的生存境遇是难以超越的，如同我们难以超越我们的皮肤。总有一个“末日审判”在等待着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是如何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凄凄惨惨戚戚，都不能实质性地影响这个末日审判。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末日审判并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是时时刻刻盘桓在我们的眼前，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当然我们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们终究是人而不是神。真正的奇迹早已发生过了，就在这个世界创生之初。与这个奇迹相比，人类拥有的和将要拥有的一切技能，无论它们是多么 新奇，都算不得什么奇迹，甚至很可能是滑稽可笑的。如果我们因种种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而“得志便猖狂”，我们就是在匆匆忙忙地奔赴深渊。 在电脑这个数字化海洋中，可能有很多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以“网络就是计算机”为口号的“太阳”公司在一家著名的电脑刊物上打出了一则醒目的广告：在一台Sun E450工作组服务器上方，分别垂直排列着三样诱人的东西：一块三明治面包，一堆金条，一个穿着泳装、戴着墨镜、斜躺在气垫上的金发美女，另外还有这样的广告词：“阳光、沙滩、蓝天、白云，一切美好又将重新回到你的身边。”这则中西合璧（它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佳话）的广告似乎是在向人们许诺着天堂（这样的天堂又让我们想起了“海滨旅游胜地”）。应该说通过“就是计算机”的“网络”，我们的确可能进入这样的天堂。 谈到天堂，我想起一个曾在中世纪争论了许久的既粗俗又深刻的问题：“天堂里倒底有没有厕所？”（或者说“上帝和天使们到底有没有大便？”）。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围绕着“大便”这个不堪入耳的话题大做文章，而且做得相当精采。 对于关心数字时代人的命运这个重大问题的人来说，这个不堪入耳的话题也许是难以回避的。我们只有让这个话题“入耳”，才有可能清醒地而不是猖狂地航行在“大海”上。毕竟，我们是“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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