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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是，数或数目（number）与数字（digit）并不是一回事。数字是数目的意义代理者，而且不是必然的、唯一的代理者，它既可能是实物，也可能是符号，既可能是人工的，也可能是天成的（如手指）。 然而各个代理者的抽象程度是不一样的。它越是抽象，它的自然、经验程度越低，它的适用度（包括广度和深度）也就越高。在这一点上，数字与概念是相似的——内涵与外延成反比。当我们用十个手指进行计算时，我们进行１０以上的加减运算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更不用说用它来进行乘除运算了）。如果用许多小木棍来作为计算工具，运算起来就方便多了。但在进行更大数目的运算时，使用小木棍作运算工具又显得捉襟见肘了。 为此，人必须采用削减数的代表者的自然和物理属性的方法来来提高计算的方便和适用程度，即以尽可能同质化的（同质化意味着基本要素的减少和趋同）符号来代表尽可能多的数目。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基本要素要尽可能地少，而由这些基本要素组成的数字要尽可能多。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们不妨从一个相当粗浅的例子说起。假如一个人想办一个剧院，每年要上演很多戏。一种思路是雇尽可能多的演员来演戏，另一种思路是雇少量的演员让他们在不同的戏里担当不同的角色。可行的只能是后一种思路：雇少数的演员在不同的戏里担当不同的角色，通过不同的角色搭配来上演不同的戏。 正是以同样的思路，人发明了数字构成中的“位”的概念－－一个数字在不同的“位”上代表不同的意义。麦克卢汉指出，数字的压力使人不断寻求更精简的计数方法：序号数、序列数和位置数问世之前，统治者不得不靠置换法来计算庞大军队的数目。有的时候，士兵被分组带进大体已知其容积的空间中去。另一种方法是要士兵鱼贯而行，同时将小石子投入容器计数，这一方法并非与算盘和计算无关。最后，在近代初期，计算板计数导致了数位的原理。仅仅靠把３、４、２依次置放于计数板上，就可以加快计算的速度和潜力，产生了神奇的效果。发现用位置数计算，而不是单纯靠加数计算，又导致了“０”的发现。仅仅把３和２放在计算板上会产生歧义：究竟是三十二还是三百零二并不明确。因此就需要发明一个符号来填补３和２之间的空白。直到１３世纪，sifr(阿拉伯字，意为“缺口”、“空白”）才拉丁化为ziphrium，并以“零”的概念进入我们的文化，直至最后它才成为意大利文中的词zero。零实际上是一个数位空白。 “０”这个数字的出现是人的计数和计算观念的一大飞跃。它最典型地表明了“数字”的特性——以尽可能简单、简便的符号表示一种存在状态（being）。这种状态不是某一特定事物的具体状态，而是事物所在的位置上的状态——这个位置上有某物存在还是无某物存在，这个位置是被占有的还是没被占有。它是一个最无定性的位置，就像剧院里的某个座椅很难说是谁的座椅。它是“无”，但又不是纯然的无，它只是意味着无物在这个位置上。汉语中没有be这个词，所以我们很难用汉语表达这种状态。而通过西方语言，我们很易体会这种状态。比如“什么也没有”这句汉语翻译成英语就是：There isnothing。而这句英语直译成汉语就是：“无物在（is是be的变形）那儿”。翻译得再准确也更拗口一点，就是：“那儿处于无物存在的状态”。无物状态，即０状态，是一切有形之物的根基、支撑点、据点。being既意味着“有”（在这个位置上有“无物”存在着），也意味着无。它既意味着“是”，也意味着“不是”（我们不妨再对比一下“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好人”和“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这两种说法。）。以“这是一朵玟瑰”这句话为例。这句话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这不是非玟瑰”。也就是说，这不是牡丹，也不是郁金香，不是玟瑰之外的任何东西。没有０状态这一基本状态和位置，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哲学中的“无极而太极”简单明了地说明了“０状态”的极端重要性。在西方哲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本体”（substance），这个词是由sub和stance两个部分组成的，sub的意思是“在下的”，如subway（从马路的这边通向另一边的地下通道，也指地铁）就是由sub和way（路）组成的。stance的意思是“支撑”。substance本来意思就是“在下面的支撑者”，汉语将它译为“本体”，“本”指树木的“根”（“木”的下面加一横），根上面的部分叫做“末”（原来在“木”字下面的一横往上挪了）。“本”是树木的生命的根基，所以汉语中有“无本之木”、“本末倒置”等说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０状态”和“太极”也叫做“本体”。从这个“本体”再生发出“末”。我们常常只能看见树身，看不见树木的根，所以我们可以说树身是“有”，而根是“无”。但树身只不过是一种可以看见的（visible)“有”，树根或者说树木的本体是一种看不见的（disvisible）的“有”。用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话来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作为“众妙之门”，“玄之又玄”的０状态里同时包含着“有”与“无”，而且这里所谓“有”与“无”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可以相互转换的。 再比如，儿童在被问到“８颗糖吃掉５颗后还剩几颗”，它无需拿来８颗糖，吃掉５颗后再数一数剩下几颗，而只需用８个伸开的手指来代表８颗糖，然后把其中５个手指蜷缩起来，代表５颗糖已吃掉了，再数一数仍然伸开着的手指。 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和计算是对实际的事物、状态、关系的简化、抽象，用一些相对可以方便地摆弄、把握的东西来代表我们由于时间、空间的局限而无法亲自触及的事物和关系，以更方便、更有效地得到我们所寻找的结果。这也就是说，计算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选择、设置的一种方便法门。这一点有悖于不少人对于数学以及整个科学的理解——科学是对于客观事实的描述，虚构、想象只属于神话、宗教和艺术。这种科学观看似有理，其实完全是对于科学特性的无知。 本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卡西尔以伽利略的科学实践为例反驳了这一点。他说，“当伽利略创建他的动力学新科学时，他不得不从一个完全孤立的物体，一个不受任何外力影响而运动的物体的概念开始。这样一种物体从来未被观察到过，也绝不可能被观察到。它并不是一个现实的物体，而是一个可能的物体——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伽利略的结论所依据的条件——不具任何外力的作用——在自然界中绝不会实现。……如果没有这些完全不真实的概念的帮助，伽利略就不可能提出他的运动理论，也不可能发展出‘一门处理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的新科学’来。而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几乎所有其它伟大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乍一看来总是似是而非的，只有具有非凡的理智胆略的人才敢于提出来捍卫之。”卡西尔认为证明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或许莫过于考察数学史了。他说： 数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就是数。自从毕达哥拉斯的时代以来，数一直被看作成是数学思想的中心问题。发现一个全面的充分的数论，成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的最大最迫切的任务。但是在这方面研究的每一步上，数学家和哲学家们都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总是不得不扩大他们的领域，不得不引进‘新的’数。所有这些新的数都具有极其似是而非的特性，它们初次出现时都引起了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们的深深怀疑，从而被看成是不可思议的或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在负数、无理数和虚数的历史中追溯这种发展。“无理的”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的东西。负数最早出现在十六世纪米歇尔·斯蒂费尔的《整数算术》中，在那里它被称为“虚构的数”（numeri ficti）。而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最伟大的数学家们都把虚数的概念的观念看成是不解之谜。 数字虽然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主观映象，但人类在使用数字之初，数字总是与客观现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那个时候，人使用数，实际上是在作算术运算。换言这，人常常是在“现实主义”的层次上使用着“数字”。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人最初使用语言也是处于“现实主义”的层次——语言只被用于表达一种客观的事实，如“结绳纪事”。但当语言发展到相对精致和完善的状态后，人就开始浪漫主义地（非实用性、游戏性地）使用语言，虚构性地使用语言，如语言来编造谎言、神话、歌谣、故事。同样道理，人在使用数字进行算术计算的过程中，逐渐开始虚构性地使用数字，甚至虚构出新的数字，使数字从“现实”和“实用性”中抽身出来。这样，人不仅能模拟性地（现实主义地）使用数字，而且能虚拟性地（浪漫主义地）使用数字。在最深的层次上，数学与文学，与神话是同一回事——都是虚拟性地使用语言，构造一个独立于现实（当然也不排拆与现实的某种类似和契合）的体系和世界。计算机的计算最能体现人是如何在模拟和虚拟两个层次上使用数字的。计算机的计算早已不是算术式的计算。二者之间的差别正好就是我们用手指来计算与我们用手指来操作键盘和鼠标之间的差别。当我们用手指来操作键盘和鼠标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用数字来虚构一个世界。此时的手指对于虚构的世界而言有如上帝的手指，它们是“创世”（“造物”）的手指。０和１这两个数字并非物质性的数，却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材料”来构造一种有声有色的“现实”——“虚拟性”或“人工性”的“现实”。计算机不仅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现存的世界，能够进行纯观念性的推演，而且能够“制造”出一个“世界”来。 在“０状态”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状态，即“有”的状态。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它的存在状态，所以它的数量的多少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我们只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单位来考虑。当我们说“作为一个人，我们就应该有自己的尊严”这句话时，我们不是在数量意义上而是在“整体”、“单位”的意义上使用“一个人”的，不同于“教室里只有一个人”这句话里的“一个人”。出于方便，我们用“１”来表示与“０”状态相反、相对的状态。 同样道理，二进制数字中的“１”不是一个数目，而是一个与“０”相反的状态。０与１的关系是“有”与“无”、“是”与“非”、“上”与“下”等等关系。“１状态”的真正含义是“非０状态”。“０”和“１”组成的二进制数字最彻底地体现了“基本要素要少，而由这些基本要素组成的数字要尽可能多”这一原则。 在《易传》（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它对《易经》进行了阐释）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也有“君子之道，始于夫妇”的说法。这些说法中透露出一种见解：没有对象的存在状态，是无法获得意义的。一种状态只有从它相反的状态上获得意义的规定——正如“１”通过“０”来获得意义，“阴”通过“阳”来获得意义，“夫”通过“妇”来获得意义。 道家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从两种相对、相反的状态可以生发出万物——这是儒道两家共有的观念。 不过，属于儒家的《易经》和《易传》更系统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观念。“易”这个字本身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个字的上半部分是“日”，下半部分是“月”，按照通行的解释，“易”有三义：一是“简易”，即最根本又最简单；二是“变易”，即“日”（阳）“月”（阴）之间交互运动而导致的变化；三是“不易”，即万变不离“日”与“月”。三条原则在可以用《易传》里的一段话来概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用卦画符号表示，即如下图（图略） 我们看到，阴和阳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符号代表。---代表阳，称为阳爻，- -代表阴，称为阴爻。无论是四象还是八卦，都不过是这两个符号以不同的方式排列而成的。如果我们用“１”代表阳，用“０”来代表阴，四象可以分别以１１、０１、１０、００来表示；而八卦则分别可以由１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００１、１１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来表示。同样道理，我们可以用“０”和“１”来表示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如用０００１１１表示“泰”，用００１１１１来表示“大壮”。其实，以０和１排成六个位的“位组”，一共可以排出1625702400个卦象来，六十四卦的卦象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 我们知道，《易经》本来是一部具有巫术性质的卜筮之书，一部中国古代巫师记录其占筮结果的汇编。占卜、占筮，也就是一种计算（不管它的目的如何），所以我们常常说“算卦”。关于阴爻和阳爻的起源问题，众说不一，其中有一种认为它们起源于“算筹”（中国古代的一计算工具）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阴爻和阳爻是一种进行特殊计算的“数字”，而且是一种二进制数字，与现代电子计算机所使用比特没有实质的差异。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正是受到《易经》的启发而发明了使用二进制数字的手摇式计算机。 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易经》为什么要使用这种二进制语言？ 尽管中国古代的巫师、占卜士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可号如今街头摆地摊的算命先生的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前者与后者的职业特点是相通的。根据他们相信（或半信半疑）的统治的人的命运的神秘规律，结合求助于他们的人的具体问题，进行一种特殊的计算，推断出人的或社会的吉凶，说出一些听来让人振奋的吉言，再说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凶言，然后再给人开出逢出化吉的处方。 可以说，他们都是向人们提供关于人的处境的信息。吉与凶是两个相对、相反的状态，在吉与凶之间还有一些过度性状态，就像不同程度的灰色是全白与全黑之间的过度状态一样。 这令人想起尼葛洛庞蒂谈比特时说的一段话： 黑白照片的情况如出一辙。你只要把电子照相机的道理想成是在一个影像上打出精密的格子（grid），然后记录每个格子的灰度就可以了。假定我们把全黑的值设定为１，全白的值设定为２５５，那么任何明暗度的灰色都会介于这两者这间，而由８个比特组成的进制位组（称为一个字节，即byte）就正好有２５６种排列‘１’和‘０’的方式，也就是从到11111111。用这种严密的格子和细致的明暗度层次，你可以完美地复制出肉眼难辨真伪的图像。 一个位组（byte）可以代表任何你肉眼可见的黑白度，虽然一个位组中只有“０”和“１”这两个数字。同样道理，人每天面临的境遇是各不相同的，反映到我们的情绪上，我们有时可能欣喜若狂，有时可能悲恸欲绝，有时感到欣感，有时感到庆幸，有时感到悻悻然，有时感到窃喜，有时郁郁寡欢，有时闷闷不乐……但不管处于何种状况，人都不过是在吉与凶两种极点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当然人的境遇及其引发的相应情绪是很难以作严格的量化处理，不可能像颜色那样精确到“二百五十六色”，只能用文字作大概的描述。六十四（二百五十六的四分之一）种层次就足以表达出人的各种处境。 我们只要看一看《易经》中对于卦象的阐释——爻辞（这是周易文字符号的主要部分）也就清楚这一点了。爻辞所陈述的，是阴爻与阳爻在不同卦的不同爻位所显示的基本意向，而一个卦的所有爻辞（除乾卦与坤卦是七条外，其它卦的爻辞都是六条）共同构成了这一个卦象的总体的吉凶色彩。比如乾卦（卦一）的爻辞是这样的：爻位 爻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元龙。有悔。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以上爻辞中，“勿用”、“利见大人”、“无咎”、“有悔”、“吉”都是吉凶以不同比率的调合而成，如同黑白照片中的各个部分（格子）是黑与白不同比率的调合。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随着阴爻与阳爻在不同卦位上的不同排列而呈现出“色调”不同的吉凶图景。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一共有六个卦位）都是只有三个卦位的八卦中的各个卦象以不同的方式的叠加而成的，如蒙＝艮上＋坎下，否＝乾上＋坤下，（六十四卦）乾＝（八卦）乾上＋乾下，等等。《周易·说卦》对八卦中每一卦的解释是：“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悦）也。”这里，“健”即刚健，“顺”即柔顺，“震”即活动，“入”即进入，“陷”即陷入，“丽”即共同行动（“伉俪”一词中的“俪”，即源于“丽”），止即静止，说（悦）即愉悦。可以看出，八卦所描述的这些状态，并非如很多人认为的，是外在于人的自然宇宙的种种属性，而是人的种种状态——很可能如有人认为的，这些状态其实是男女性行为的不同状态。这些状态之间不同的搭配，又形成了更多的状态，这些状态透露着各种程度的吉凶，即关于吉凶的信息。阴阳八卦的思想属于汉民族文化，但相信两种对立的数字的不同组合可以反映人的生存境遇，却不是汉民族独有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学者发现，苗人和彝人也有以数占卜吉凶的习俗。如彝族人的占卜方法是，“巫师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于左手，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数是奇是偶，如此共行三次，即可得三个数字。有些地方用一根树枝或木片，以小刀在上面随便划上许多刻痕，再将木片分为三个相当部分，看每一部分刻痕共有多少，亦可得出三个数字然后巫师根据这三个数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排列，判断氏族之间打斗的胜败情况。由于数分为奇偶二种，卜要进行三次，所以全部的排列组合共为八种，胜负吉凶的解释也相应有八种答案：１ 偶偶偶－－不分胜负。２ 奇奇奇－－非胜即败，胜则大胜，败则大败。３ 偶奇奇－－战斗不大顺利。４奇偶偶－－战必败，损失大。５ 偶奇偶－－战斗无大不利。６偶偶奇－－战斗有胜的希望。７ 奇奇偶－－战斗与否，无甚关系。８ 奇偶奇－－战必胜，掳获必多。 那些巫师们相信，由两种最基本的数字（奇偶数）的不同排列能反映出种种神秘的信息。他们把由“奇”和“偶”这两个数字的不同排列而组成的数字“翻译”成为各相应的信息。2.4 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上面提的第一个问题－－《易经》为什么要使用二进制语言？这是因为，《易经》中所记载的是古代巫师预测（即“卜”）吉凶的活动，记载着巫师们以一种特殊的计算方法虚拟出来的一幅幅关于吉凶状况的图景。人的生存状况总是处于“吉”和“凶”这两极之间，各种生存状况的色调都是吉与凶以不同比例的调配出来的。二进制语言足以表达出各种生存状况的信息。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所有的“数字”其实与“０”这个数都具有同一性质——它们都是人为了计算的方便而设立的一种计算语言，只不过“０”这个数字更明显地具有这一特征。然而相当“浪漫主义地”使用数字的巫师们同时又以为，关于人的生存状况的信息与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是同一的，他们虚拟出来的人的生存状况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模拟。《易经》中已经包含这种成份，而《易传》将这种成分大大地夸大了。二进制语言本来是用来描述吉凶信息的语言，具有哲学冲动的人们把它当成了描述客观世界的“科学”（其实是地道的伪科学）语言。这完全是对于客观世界想当然的看法。其实这是处于文明早期的人们在思想上的通病。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干脆把人的语言logos（本来的意思是“话”、“语言”）说成是客观世界的语言，把本来是一种交谈式的说理方法的“辩证法”（dialectics，在英语中，与这个词词形相近的有两个词，一个是dialect，即“方言”，一个是dialogue，即对话，由此我们也可以约略地知道dialectics含有“语言”、“说话”的意思）当成了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从此以后，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们都在作为带着描述客观世界图景的哲学冲动来谈“辩证法”，坚定不移地把“语言的牢房”当作自己的家。 一直到了１９世纪末以后，西方哲学界有一批有神学和解经学背景的人，才开始意识到关于人的生存状况的信息与客观世界的结构、性质是两回事，“存在”（being）不同于“存在者”，“存在”只是一种属人的状态，与客观世界本身不是同一回事。谈到集巫术性、哲学性和数学性于一身的《易经》，我们不能不想起一派哲学——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的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更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为自己和门徒设立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禁忌，比如“不要用刀子拔火”，“不要在指环上刻神像”，“不要坐在斗上”，“不要朝太阳小便”，“屋子里不要有燕子”，等等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他具有强烈的吉凶观念。他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数“乃是一切自然中的最先者；因此他们把数看成一切事物的元素，把整个宇宙当作一个和谐与数。”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中有一种与《易经》相当相通的思想成份。他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二元’是从属于‘一元’的不定的质料，‘一元’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空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他的学派的另外一些人还拟定了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阳与阴、明与暗、静与动善与恶等十个始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同样是把一种具有二进制色彩的“数字”当成了构造世界的基本元素，站在巫术、哲学、数学的混合立场来破解世界的密码，进而掌握关于吉凶的信息。进而我们了可以说，他把我们希望得到的关于生存境遇的信息当成了世界的统一图式。今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出这种误解的实质是什么－－他们把由比特（二进制数字）构造出来的“世界”与由原子构成的世界当成了同一回事。 比特与原子的差别看似一个刚刚的出现的话题，实际上数字与原子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它一直困挠着从古自今的思想家。 在毕达哥拉斯出现后一百多年，有一位名叫德谟克里特的希腊人提出了一种与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哲学完全不同的世界图式论。他认为世界是由两种东西构成的：一种是人的肉眼不能看见的小得不可再分的单位，一种是什么都不存在的空间。他把前一种东西称为“原子”，把后一种东西称为“虚空”。世界上的万事成物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子以不同的比例集结而成的。又大约过了三百年，在古罗马出现了一位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他在他的长诗《物性论》中对德谟克里特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和发挥。他认为，世界是由一种小得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组成的，他把这种东西称为“原子”。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一种他称为“虚空”（有时也称之为“无”）的东西，它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原子是有重量的，而虚空是没有重量的。原子与虚空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虚空，世界就会是极度板结，混沌一片，了无分别的。世界不是从“无”中生出来的“有”，而是由“有”（原子）与“无”（虚空）以不同比例搭配而成的。 这种如今在我们看来是相当粗糙的“原子论”的出现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他开辟了一种对于观察世界的新的眼光－－把世界归结为一种最小物质，而不是归结为一种神秘的数字。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哲学是一种巫术与数学的混合，总是把有形世界归结为一种非物质性的数。而德谟克里特和卢克莱修的“原子论”却把世界归结为一种物质性的最小单位。人之所以看不到这种作为世界始基的最小单位，是因为它太小而不是因为它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数”。这种“物性论”形态的“哲学”是一种最初的物理学。它是对以原始宗教、巫术、数学为背景的“元物理学”（metaphysics，即通常翻译为“形而上学”）的反动。它拒绝从“数字性”的立场，即具有二进制数字色彩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立场来观察、描述客观世界，而是从“物性”，即原子性的立场来构筑关于世界的图景。原子论把数字性的“无”（“０状态”）还原为物质性的“虚空”，把数字性的“有”（“１状态”）还原为物质性的“原子”。它开辟了近代物理学的先河，使人对于世界客观规律的探索不致于在巫术性的神秘主义数学观念（唯心论的辩证法）支配下半途而废。而中国之所以没能产生真正的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知识人一直没能像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那样，排除基于巫术性二进制数学立场来看世界的立场，一直没能从物性论、原子论的角度来探索世界的规律，沉溺于作为典型的伪科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二进制数字（比特）是一种根本不适合于原子世界的数字，它是自然科学的大敌。 到了今天，人们才意识到二进制数字对于原子世界的不适用性，同时更清楚地看到了它的用武之地在何处。因为人类在今天已经拥有了两种不同的科学－－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它们分别是关于以原子为基本单位的世界和以比特为“基本粒子”的世界的科学。 世界的“轻”与“重” 在《数字化生存》中，尼葛洛庞蒂反复强调原子与比特的差别。但在我看来，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差别的并不是尼葛洛庞蒂这位数字技术专家，而是一位早在１９８５年就逝世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说，原子是有重量的，我们不得不带着这种重量来生存、活动。我们要传递一种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的走动－－一把自己从一处“传递”到另一处），我们首先要以某种方式克服原子的重量。 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并非每一种东西都是有重量的。有一些东西，我们要获取它或传递它，无需受到重量的拖累和时间、空间距离的拖累。尽管我们有沉重的肉身，但我们可以从这肉身中抽身出来，以另一种方式去触及我们想触及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也可以不受时空和重量的限制，比风还迅速、还无形无碍地来到我们面前。你也许会问，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神秘的东西呢？其实这种东西一点也不神秘，我们每一天都在接触它。中国唐代的诗人李商隐在他的的名句“身无彩凤生双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中已经不自觉地揭示出它的存在。这是一种可以克服空间距离（无需生出翅膀从此地飞到彼地）在心与心之间传递的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心与心之间传递的“信息”。卡尔维诺对它进行了诗化的描述： 在敏感的心灵和智慧之间，在情感与理智之间，在目光与声音之间移动的难以觉察的实体。总之，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注意到三个特征：一、极度轻微；二、不断地运动；三、是一种信息的矢量。 世界既以它的“重”（重量）作用于我们－－这种作用常常表现为限制和摆布，也以它的“轻”（与重量无关的状态）作用于我们－－这种作用常常表现为给予我们以不同程度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既生活在原子构成的世界中，也生活在由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构成的世界之中。一块石头是完全受制于世界的“重”的，它与世界的“轻”或者说与“轻”的世界没有任何关联。植物也基本上是生活在“重”的世界中，它们对于“轻”，即来自它们生存环境中的信息几乎没有感应。（当然有少数植物，如含羞草，对某种信息有某种感应，有植物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有些植物对音乐有轻微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很难与物理性反应－－如对声波的反应区别开来。）动物按其等级的差异，对世界的“轻”有程度不一的反应。当然，只有最高级的动物（人）才最大程度地生活在“轻”的世界中，即最自由地（虽然自由总是有限度的）生活在重的世界中。以致于有人把人定义为“信息的动物”。 只有“重”才是原子和由原子构成的世界的固有属性，“轻”不是世界的客观、固有的属性。世界的“轻”或“轻”的世界是因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如果人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世界的“重”，即世界的“物性”仍然存在，而世界的“轻”或“轻”的世界连同人一起消失了。与世界的“轻”打交道的器官其实是创造出世界和人自身的“轻”的器官。一般说来，人的此类器官少一种，比如他失去了视觉或者听觉，来自世界的“重”对他来说也就加重一层，他就会感到自己更加笨重。相反，人的此类器官和机能的“延伸”、扩张，就意味着世界的“重”的程度（即重对于人的约束、拖累）的减少，人的身体也相应变得更加“轻”。“轻”与“重”就是这样呈此消彼涨之势。但这并不是说世界的“重”真的减少了，而是说人在某个领域里使世界和人自身的“重”对人来说在意义上变得“无足轻重”了。 人的体力是人拥有的一种克服世界和人自身之“重”的能力－－使具有重量的外物和我们自己的身体发生位移。但这种能力给予人的自由度远不及许多动物凭自身的体力和体能而获得的自由度。就此而言，人是自然界中相当笨重、鲁钝的物种。但人拥有使世界在自己面前失重的能力，即感知世界、使世界不是作为原子性的存在，而是作为无重量的信息而存在的能力，也就是将“物性”信息化的能力。实际上，人类的求知活动都是这种信息化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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