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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大自然》，1984年，第2期。劳伯勋，现为暨南大学生物系教授） 在我奉调暨南大学工作前，于1975-1980年在浙江医科大学从事蛇类研究。那时，因向遵义医学院伍律教授求教，所以经常有书信往来和面谈的机会，他总是那么诲人不倦，和蔼可亲，从而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邀我去遵义做客，说届时将可边饮“茅台”边交谈呢！1983年12月6日中午，我意外地收到一份电报，拆开一看，赫然映人眼帘的，竟是“沉痛敬告：伍律教授不幸于1983年12月2日病逝”。这一噩耗，来得实在太突然。我不敢，也不愿相信，但白纸黑字写得何等明白。一刹那，思绪万千，如浪似潮地奔袭而来，伍教授的往事，像电影般映现于我的脑海中。 严谨的治学精神 伍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1915年9月14日生于浙江省青田县。他历任大连医学院、遵义医学院等校教授、贵州省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研究所所长等职。在他从事生物研究和教学的40多年的岁月里，他为祖国的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的治学之风，是众口皆碑的。1957年，他正执教于大连医学院，一项组织和领导蛇岛考察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肩上。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和队员们一起深人那个“毒蛇王国”的腹地。他先后5次登岛，足迹遍及蛇岛上的每个角落。 在那个被称为“世界奇岛”、处处是蛇的地方，他不避危险，跋山涉水，出没于“蛇堆”里。为了达到安全的目的，防护服致密又不易透气，每次奔走后他总弄得汗流泱背，精疲力竭。但是，一回到“大本营”，他顾不得休息，又点起风灯和队员们一起解剖起那些大肚子蛇来。这是因为，如果时间延搁，吃进肚中的食物便会因消化而难以辨认。经过苦战，他们查明了该岛煌蛇吃的小鸟有10多种，还发现有一条蛇居然吃了5只鸟儿。以前，幼蛇吃什么始终是个谜，这次可查明了，原来它们还吃蜈蚣之类呢。 为了取得一个数据，他总要付出大量的劳动。例如不同性别螟蛇的长度和重量，就是他和队员们共同量测过309条蛇，统计后得出的。某些一向沿用的数据，他总要作实地验证。1978年伍律教授在蛇类研究室工作。30年代，有人认为该岛蝗蛇条数是10万至50万。他实地考察后，说岛上蛇的数目固然多，但上述数字夸大了，实际上只有5万条。这一数字，为后来复核者所认可。 蛇岛上的种种自然因素，纵横交错，十分复杂。他不仅对生物学，而且对地质、考古学等也倾注精力，并从中找出各个因子间的内在联系。在“小鸟-蝮蛇-鹰”的神秘关系被揭开后，他并不就此满足，又将从岛上抓回的一大批蛇养在实验室里，忙碌地做起多项实验来，对它们的耐寒性、耐饿性、食性等进行认真观察，从此，对蛇岛之所以能成为“毒蛇的王国”，就得到更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了。 在科学研究上，伍律教授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战的。他先后从事过蛇、鼠、柞蚕等等的生态研究，微量元素对植物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等。仅是得到中央和省科研成果奖的科研项目就有10余项。著作和论文也十分丰富，至今大专医学院校用的《生物学》教材，就是他参加编著的。 “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65岁时，为了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需要，他风尘仆仆地亲临海南岛及福建沿海一带，采集标本并考察动物资源。67岁时，在辽宁丹东，他不顾年迈连续几个通宵对柞蚕的生态进行观察。近年来，他经常奔波于辽东半岛至贵州高原的道上，为辽宁和贵州的生物学科研事业不辞辛劳。 伍先生毕生勤奋好学。出外时个人行装非常简单，但包中总装有沉甸甸的书。有次他到杭州，我到旅社去看他，只见他正在看一本厚厚的外文书。“人刚住定就醉心于书？”我不免发问。他回答道：“科学发展得很快，人不学习就落后。”其实，这种求知心切之风，他是一贯保持的。早年他之所以结婚较迟，就是为了趁年轻时能集中精力，把知识基础打扎实而赢得时间！ 乐于育人 诲人不倦 伍先生在大学培养的人才，不少都已成为生物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骨干力量，奋战于各条战线上。 伍先生对我说过：“人总得服从自然规律，总得老，总得死的。所以，我们事业的兴旺发达，希望在于对新生力量的培养。” 对学生来说，他是严师，又是诤友。他十分强调练好基本功，把基础打扎实。事先，他为有关青年拟定培养计划，和对方商量定下后，对进度的执行经常检查。对方遇有疑难，有的及时解答，有的就指定文献让青年阅读。对外文的学习，他非常强调，待对方学了一个时期后，定期检查，并有的放矢地予以辅导。 伍先生的教学艺术，素为人们所称道。他总是事先深钻教材内容，并力求用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早在他做助教时，就经常“泡”在学生群中，为提高教学效果而想方设法。 即使不是纳人他培养计划的人，凡有所求，他也很乐于指教。笔者从事蛇类研究前，是搞生物化学教学工作的。伍先生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每次总是切中要害地耐心指点，从新文献到“老祖宗”予以介绍，让你能得其门而人。 从事蛇类研究的浙江医科大学黄美华老师，十分感戴位先生对她的教诲。凡科研和教学上有什么疑难去问伍教授，他总是及时复信给以解答或提供资料。有一次为一个问题，伍先生还替她给国外的专家写信，去索取资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五步蛇》，身为该书主编者之一的黄美华约请伍教授审稿。终审时，伍先生专程赶到杭州，会同黄老师详细审核，在稿件上—一标注记号，复核数据，推敲措辞，字斟句酌。对此，黄老师感慨地说，这次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伍先生认为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我说过：“一本科普著作，读者千千万万，普及知识的威力是极大的。因此，科学性正确可以作‘补品’，否则，就成了有害的甚至是‘毒药’了，贻误子弟的后果可想而知。” 伍先生在1961年成书的《蛇岛的秘密》，曾获1980年全国少儿文艺创作奖。这是他据蛇岛考察所得的实际资料所著的。我多次读过这本书，深感不仅文笔生动活泼，更可贵的是科学性正确。他告诉我，早年他办过科普刊物，凡是来稿，他总要全部细看一遍，着重检查科学性是否正确。能动“小手术”改的，就改；有的就提出意见，让作者自己修改。为了干这类事，他先后碰过几个“大钉子”。这时，就耐着性子进行说服。反正有一条规矩不能破：决不能把科学性有问题的稿子，排成铅字印出去送给读者。 伍先生的许多科普作品脸炙人口，富有生命力，正是因为他把这些看做是培育下一代的神圣事业来对待的！这种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披肝沥胆待朋友 伍先生待人忠诚、热情、质朴。这儿，我特别想介绍一下他与著名蛇类学家胡步青老先生的友情。 笔者在浙江医科大学蛇研组工作期间，曾和胡步青老先生共事多年。每当提到伍律教授，胡先生总会满怀深情地说：“我这条老命，是便先生帮助捡回来的！” 事情得追溯到早年。当时胡、伍两先生均在同一所大学里担任讲师。抗日战争的烽火一起，就随校逃难到农村去。不幸，胡步青先生身染重病。当时，兵荒马乱，人们自顾不暇。可是，伍律先生寸步不离地守候胡步青先生身旁。俗云：“烈火试真金，患难验友情。”胡先生对此很感激伍先生，可是又不忍心拖累对方。由于病重，胡先生呐呐难语，微张双眼凝视着伍先生，艰难地举手挥了一下，意思是：“别管我，你顾自走吧！”可是伍先生的双脚像钉在地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一个念头一直在他头脑里回旋：“是什么病呢？”联系到病人的种种症候，搜索着头脑里的知识储备，忽然一个病名在伍先生脑海中闪现：“恶性疟疾？很可能！”于是二话没说，立即打开包装待运的显微镜，采血检查，果真不错。这可乐坏了伍先生，他马上觅药叫病人服用，很快就转危为安了。 伍、胡两先生之间，彼此均十分珍惜友谊，虽分处两地，仍不断地书来信往。有一次，伍先生获悉胡步青先生的爱人乳房上生了一颗东西。伍先生很担心那是恶性肿瘤。他知道胡先生子女多而经济困难，惟恐胡师母因此延误检查而失去治疗良机，便迅速驰函，再三叮嘱务必迅速检治，至于经济方面由他帮助解决。一经检查，知道是良性的，胡家当然全家庆幸，而伍先生也顿时如释重负。 在科研和教学上，胡先生成绩卓著，解放后的一贯表现也好。但是，以往因受“左”的路线所干扰，未能得到公正的待遇。伍先生对此总是仗义执言，有次他对我说：“我是了解胡先生的过去和现在的，对他实在不公平。‘左’的路线害人不浅哪！” 伍律教授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形象仍在我们的心中灼灼生光，他生前辛勤耕耘播下的种子已在我们的心田里发芽。他用自己建树的业绩写了光辉的历史，这些均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并将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本文原载《遵义医学院学报》，1993年，第16卷，第3期。李德俊，现为遵义医学院教授，基础部主任。） 像流星骤然陨落，10年前伍律教授匆匆地离我们而去，走完了他不平凡的68个春秋的人生旅途。 中国爬行动物学专家、著名科普作家伍律教授，1915年出生在浙江青田县。幼失估恃，家境衰落。靠亲友资助就读，倍知学识来之不易。 16岁入杭州高中，19岁升入南京中央大学研习历史。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先生奋起响应，组织同窗罢课游行，引起系主任不满。次年转攻生物，靠奖学金和做家庭教师坚持学完大学课程。1939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士学位，留校任教。1941年辗转在国立中正大学生物系任助教、讲师。1947年任国立长春大学动物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随后又任上海东南医学院比较解剖学和组织学教授，兼任兰州大学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应聘到大连大学医学院任解剖学副教授、教授、教研组主任。1969年随大连医学院内迁遵义，历任遵义医学院生物学教授、教研室主任，贵州科学院副院长，生物研究所所长及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1982年调回大连医学院任生物学教授和教研室主任。1983年在遵义工作期间因病与世长辞。 先生执教，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四十多年如一日。先生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恪守师德，深受师生员工们的敬重。先生始终抱有“科学救国、科学兴国”的思想。在高校从事生物教学40多年，擅长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与动物生态学。解放后，一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勤勤恳恳从事教学工作，无论课堂讲授或指导实验，深受学生欢迎。伍先生十分注重培养中、青年教师，为提高师资队伍教学与科研的素质倾注了满腔心血。先生弟子数千并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弟子中教授、副教授与讲师不计其数。许多人为再也听不到先生语重心长的教诲而感终身遗憾。幸有先生多年所编《比较解剖学大纲》、《比较解剖学图谱》、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生物学》、医专《生物学》等遗著为我们教学、教案所引用和参考而感慰藉。伍先生为医学教育和生物学研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伍先生的领导下，仅10多年时间，就把遵医生物教研室的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动物标本室建设成为贵州冷血脊椎动物研究中心，在全国占有相当地位。 先生酷爱科学，更注重科学研究的应用。先生早年在大连医学院工作期间，就开展了对大连市区及近郊的鼠类调查和生态学研究，著有多篇论文和科普读物——《怎样消灭老鼠》，至今读来仍有意义。是先生亲自指导大连港消灭老鼠，使该港在全国率先成为无鼠害港，为新中国的外贸出口作出贡献。先生教书之余，还关心着农业生产。先生开展的微量元素硼、锰、锌、铜等对大豆、棉花、花生、玉米、蕃茄等多种作物产量品质提高的技术的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予以很好的启迪。早在1967年，先生就曾与辽宁蚕业科学研究所、北京农大等单位共同进行柞蚕饰腹寄蝇的生态研究，获农业部科研成果奖。《防治柞蚕饰腹寄蝇有效药剂“灭蝇Ⅰ号和灭蝇Ⅲ号”的研究》1981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发明二等奖。 1957年以后，先生曾多次组织我国科技人员对著名的蛇岛进行科学考察，进一步对我国毒蛇的种类分布及生态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关于蝮蛇的研究，首次提出蝮蛇种下分类问题，对爬行动物学发展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先生还先后组织对旅大地区兽类进行过调查，还调查过贵州两栖爬行动物资源，并对贵州爬行动物研究史进行了妍究，先后发表论文40多篇。主编了《贵州爬行类志》、《贵州两栖类志》、《贵州鱼类志》，这三本专著均获得贵州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先生在动物生态学及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面造诣很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教学科研之余，先生勤奋治学，心织笔耕不辍。先生所著《蛇岛的秘密》为我国广大读者所青睐。多次出版并获得全国科学文艺奖。《蛇类趣谈》获贵州省科普创作一等奖。师生们都称赞他是好老师、好教授，也是一位出色的科普工作者。 先生太辛苦了，肩上的担子太重，他担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生态学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协常务理事、贵州科普作协理事长、《中国生态学报》编委、《中国动物图谱》编辑、《两栖爬行动物学报》编委、《贵州动物志》主编。伍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多次向党表示人党要求，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曾担任大连医学院工会主席，辽宁省第三、六届，贵州省第四、五届人大代表。目睹先生的遗像，先生还是那样笑容可掬，还是那样安详。 先生为人豁达真诚、正直无私、光明磊落、两袖清风。他留给我们为师做人的风范，正人修身的楷模！伍先生的一生是为科学事业不断奋斗的一生。我们永远怀念伍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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