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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旅行》初版迄今整整10年了。湖南教育出版社为贯彻江泽民主席提出的“科教兴国”伟大方略，总结20世纪中国科普创作的成就，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和繁荣我国科普创作之目的，编辑出版《中国科普佳作精选》，将拙作列入修订重版之列，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是很高兴的事。这也是广大读者对我多年来从事科普创作的肯定和鼓励。 《地质旅行》一书，最初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许多学术团体恢复活动，逐步走上正常的运作轨道，除了促进科学研究，开展论文交流以外，还注意到向广大群众普及本学科知识的任务。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古生物学会与科学出版社合作计划各出一套基础知识丛书，我先后接受了《古生物与能源》、《地质旅行》两本书的编写任务并按期完成。其目的是向具有中等地理知识的广大青年普及动态的地质知识，特别给身在农村或喜欢到山水名胜地区旅行观光的知识青年在接触大自然过程中学习一些基础地理和地质知识，认识自然、掌握自然，开拓科学眼界，有机遇时，还可为经济建设做点工作。同时，也可以给初步涉猎地质专业的学生们增加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在野外观察各种地质作用和地质现象，补充课堂教学内容。 本书出版后的这10年来，各地旅游事业迅速发展，并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备受各界关注。城市群众纷纷离开喧闹的环境，接触大自然的机会日益增多，他们对自然界的兴趣与日俱增。在游览观光途中，已不满足于导游人员的故事讲解，而希望了解各旅游地点的自然环境及其赋存的科学意义。于是，那些地方的地质概貌及其特点也就成为旅游者关心的热点，他们希望学习到一些科学文化知识，颇带古人倡导的“游学”的味道。我认识两位生长在上海和杭州的中学毕业生，他们曾到过不少地方，受到《地质旅行》的启发，在游览过程中，写了不少有关地质方面的心得体会，或记录材料，还经常来信与我探讨他们观察到的问题。有时，还采集到不少化石、岩石或矿物标本要求鉴定，成为业余的收藏爱好者，还曾将藏品在当地举办的小型展览会上亮相，获得好评。 有些在旅游学校任教的地理老师，也把《地质旅行》作为他们备课时的教学参考书，给未来担负导游任务的青年学生讲授地质、地理知识，使他们在向游客讲述旅游胜地的山容水貌时能充实科学内容，揭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纱。 许多游客也反映，在欣赏景点的风光之时，他们感到希奇古怪的胡编故事不及带有科学见解的地质知识有意义。 由此看来，《地质旅行》已经不是局限于地质专业的科普读物，其作用或影响，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超过了10年前的想像了。 趁本书再版的机会，回顾一下本人科普创作的经历，总结一下科普创作的思想与经验教训，也许是有益的。 早在中学时代，我很爱好文学，曾在家乡的地方报纸上发表过多篇散文与诗歌，似乎有一种模糊的创作习惯。进入大学地质系以后，与文学告别了。但在学得地质专业知识以后，萌发了科普创作的念头，1953年，试写了一篇《地下水与打井》，寄给《科学大众》，不久，竟在抗旱专号上发表了。兴奋之余，想不到这篇短文竟能在当时久旱气候时尚有实用价值，可帮助生产。因此心想今后不妨继续写下去。 1955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做郭令智院士（当时是教授）的助手，参加汾河地质调查，在野外考察期间，郭老师鼓励我写些地质旅行文章，并风趣他说：“做一名现代徐霞客如何？”当时，并没有想做徐霞客的雄心壮志，但他这一提醒却激发了我写作的欲望。两个月的野外工作结束，把必要的考察记录整理好以后，随手写了一篇《汾河地质调查记》，寄给《旅行家》，不久，发表了。此后的两年间，又写了《闽赣道上看地质》、《陇东黄土高原查勘记》等文章，相继在《旅行家》上发表。 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矿产资源勘探的消息经常在新闻报道中出现，引起广大群众的关心和兴趣，我的地质科普文章反响也自然很大。经常由《旅行家》编辑部转来群众来信，询问他们家乡的一些地质或矿产资源问题。其中一些还由编辑部在专栏内选刊出来，密切了编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这几年间，我深深地体会到群众很需要科学知识，科普创作应该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评定学术水平的标准是靠专业论文，而不是写科普文章。所以自己的主要精力当然扑在教学与研究上，科普文章只能偶尔为之。 “文化大革命”将近尾声之时，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科学画报》改名《科学普及》，编辑来南京大学组稿，需要地学方面新近发展起来的课题的科普文章。当时，我的老师王德滋院士（当时任教务长、副教授）接待他们，介绍我为该杂志撰稿。我先后写了板块构造、古气候方面的科普文章，都刊出了。不久，“文革”结束，编辑部经常转来群众来信，要求解答常见的地质现象问题。从此，感受到了“文革”以后广大群众渴望获得科技知识的迫切心情并感到科普创作的大好形势正在形成，我应当担负一些责任。 1976年末，上海科技出版社编辑邓荣辉同志向我建议，是否写一本介绍化石的书。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创办的《化石》杂志已经问世两年，并得到毛主席的赞扬，群众对化石知识也颇感兴趣。她的提议，引起我的触动，于是答应下来。虽然科普文章我己写过多篇，可是科普著作，尚未尝试过。好在邓荣辉富有编辑经验，双方共同合作下，花了一年时间，终于完成《化石漫谈》一书，1978年正式出版，初版7万多册，半年就卖完了，以后又作第二次印刷。 当《化石漫谈》出版后不久，我陆续收到来自工人、农民、学生、基层干部的来信，他们都谈到阅读后的收获，或提出他们见到过的若干地质现象及其疑问，有些还附上素描图、照片，甚至寄来标本，要求鉴定。读者的热烈反响，提高了我科普创作的兴趣，更增强了我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信心，从中明白了钻研专业与群众的需要是紧密相连的道理。 此时，香港《文汇报》上也发表了一篇评论《化石漫谈》的文章，认为这是一本质量较高的科普作品，读者不仅学到了丰富的化石知识，而且还学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还赞扬书中的插图也画得好，以为出自富有经验的画家之手，其实，他们都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画家”，只是在作画时与我密切配合，共同切磋完成的。 1980年，本书获得《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 此后，我陆续写了地球历史、地质旅行、人类起源等方面的科普小册子好多本。1990年，获得由全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颁发的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称号。 回顾这些年来的创作，感受是很丰富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科普创作的灵魂是科学性，也就是说，每一篇科普作品必须把各个学科的最基本的、严格而准确的概念告诉读者，绝不能认为科普作品是写给一般普通群众阅读的，不是科学论文，可以随便地写作，甚至把不符合科学实际（或规律）的纯幻想传授给读者，避免造成误导，以讹传讹。 我曾经接触过不少出版社的编辑，在组织科普稿件时，总希望从事本专业工作的科学家来写，道理就在于此。 二、科普创作应尽量具有文艺作品的吸引力。一般而论，科学论文强调逻辑思维，文艺创作则强调形象思维，而科普作品，我认为必须两者兼备。也就是说，一篇（本）好的科普作品，应该是科学与文艺的完美结合，使读者在阅读科普作品时感到轻松愉快，不费脑力，从中获得科学知识。内行人看后感到没有错误，外行人看后感到饶有兴味。 三、科普作品要含有较多的信息量，写作时要善于旁征博引，借题发挥，把本专业应有的知识“亮相”以外，还要吸收相关的、有联系的其他知识。如果写作时仅局限于某个小问题阐述，有时会感到施展不开来，问题也说不清、讲不透。如果把笔头开拓一下，触类旁通，游刃有余，问题也就能说清讲透。比如我遇到过不少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读者，他们分不清古生物学与考古学的概念，当他们弄清楚化石与文物的概念以后，再结合实物来理解，这问题就解决了。 四、科普作品要吸收一定的文学知识，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是相当发达的，古籍中自然现象的记载也是相当丰富的。例如，有关我国地震的记载，早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提到：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惨莫惩？ 诸如此类的科学问题，在许多古典诗词中均屡见不鲜，当我们提到现代科学时，适当联系一下古代科学，对我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很有好处的。 五、科普作品要写得通俗易懂。据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每写好一首诗，首先念给群众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达到“老媪都解”的境地。我想，既然科普作品是让广大群众阅读的，行文时必须注意用字遣词的通俗性，尽量避开晦涩的字或词，不然就不能叫科普作品了。 今年（1998）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我的第一本科普读物出版也正随着改革开放的足迹走过了20周年，所以，此次《地质旅行》的修订也算是对我从事科普创作的鼓励，我将为繁荣科普创作而奋斗终生！ 1998年岁暮于南京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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