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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演化的可能性


约翰·B·S·霍尔丁

  英国的生物学家霍尔丁(1892一?)认为“现代是一个非常适合于生存的时代”,但他也认为“纪元前七世纪佛陀与瓦尔达姆时代或纪元前五世纪初期及中期的雅典,十世纪的冰岛,比现代更好”。他从生物学的立场意识到了核子武器对于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提出了人类演化的可能性之设想。这篇文章是他的长文《HumanEvolution:PastandFuture》的结论部分,在前面他的大量的资料阐述了人类生物演化的轨迹;正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霍尔丁对于人类命运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的独特关怀。

  在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里,最受尊敬的人格典型似将灭种。中世纪,圣德与勇气都受尊敬,但圣人与圣女均固守独身。而有勇气的人则互相杀戮。今天的时代看重财富的积蓄,但积蓄最多的人,常最少孩子。我担心的就是这类人会越来越多。当然,我并不认为实业家比圣人或封建骑士更高贵。一世纪前出生率之差异对某民族遗传因子频率的影响,并非永远持续不变,这与每年两三个月染色体之淘汰分配对蝇虫的影响一样。目前瑞典所显示的趋势已与前大不相同:当地穷人的出生率比富人更低。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只知道阻止少数坏遗传因子的繁殖,而不去促进少数好遗传因子的繁殖呢、答案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使人类频率增加的罕贵遗传因子还毫无所知,当然我并不怀疑它的存在。有关人类能力遗传之基础分析还没有完全发展,这尚待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彼此广泛交流、共同计划。在发现这类遗传因子--那怕只仅仅一次--之前,就先讨论积极优生学计划,是毫无用处的。
  可是,我想先提出一点:在我们想使之普及的遗传因子中,有一种将会停止牙齿的发育。大脑的发达是牙齿极端复杂化的原因。还有鼻子,是人的弱点之一,必需设法改良,鼻子是随脑的发达而缩小的,因此,犬、马打喷嚏是立刻喷出,而人类则需通过曲折的狭路,一世纪之后,也许对于心理构造,我们也能知其变化臻于极微细之地步。
  我们即使能行消极优生学,对于积极优生学,却非待知识更增,优生学态度广泛普及之后,无法实施。知识方面,需要有人的染色体图解,这工作我曾经致力过;另一方面还需人类心理结构的分析,因为,人已被判定为具有特别的天分。这种工作,英国的史特尔曼(译注,英国心理学家,主倡二因子说)及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已选出较合标准的人尝试过。只有等待这些实验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始着手于知能素质或正常素质的伟大优生学工作。这大概必须靠强制实施杂种制,否则将如蒙古犬的优点一样,无法固定。但,我将再度申明,我一点也不怀疑有许多罕贵遗传因子的存在。
  在这方法能够付诸实施之前,我们的子孙仍会以聪明的方法继续进行演化的统制。现在要讨论的是另一面的可能性:在下个世纪中,人类也许会造成一种大规模的自我破坏,就单纯优生学观点而言,原子能战争比任何旧式武器战争更罪大恶极,甚至比细菌战更甚。例如像广岛、长崎的生存者,他们已受到严重感染,其子孙势必显现出各种变态,这种变态有的会出现在第一代,而要经过十几代才能消除。而其他的则为隐性,隐伏几代之后才出现,其恶性影响势将及于千代之后。原子武器纵然杀死百分之九十的文明人,文明仍不会消灭,但其他受到放射能感染的百分之十生存者,他们所生的变态人,也许却会把文明整个毁灭,要恢复将极为困难。
  我们希望避免这类的国际战争,也希望避免因少数集团掌握原子武器而引起的内战。这样,和平的世界秩序也许能够维持,演化的进行才会有入关心。当然,演化势必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斯佛尔·莱特根据一项假定(我认为这假定无误)表示说:演化进展速度最快的,是在二十人--一百人左右的种族集团中,他们几乎与其他集团分离而孤立。这正是整个旧石器时代几个世纪中的人类生活状态。目前,社会型态已随农、工业之进展而变化,演化速度势必缓慢下来。其间,偶因短时间的流行传染病,而产生激烈的淘汰,最后,依赖卫生学的发展才阻止了这种淘汰的进展。
  我不知道现在将依凭什么标准来进行淘汰。两世纪以前,大家庭在许多国度中都受到尊敬,任意限制自己家中的子女数目被视为不合时宜,当时的淘汰颇倾向于助长从属社会习惯的遗传因子。今天则认为生一打孩子是变例,我们的淘汰已倾向于变异。
  据一般优生学家的见解:大家庭的父亲就遗传学而论,多半是无可指望的,这种看法大概无误。他们在经济上大多一无所成,当然,在经济之成长与长期生物学价值互相认同之前,似乎应重读一下登山宝训或恐龙的历史。上述倾向究竟是否尚有希望,我不得而知,相信任何人也无从得知。
  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既欲统制演化,又常选择错误的途径。如果必须从过去的动物群中选取有希望成为理性有能动物之祖先,那么,我是否能从宾西法尼亚系人或第三纪中新世人中获得答案,诚属可疑。我也许会选择像鸵鸟一样以后脚跟站立,以腕代翼的白垩纪爬虫。H·J米勒博士曾提出一个包括广泛使用人工受精的激进人类改良法。如果我是统制世界优生问题的主脑,我不能选择一个只有百分之一正确可能性的方向。米勒博士是才识优于我十倍的遗传学家,他的正确比率也许会达到十分之一,但不会再高过这一基线。关于过去的演化,当前的遗传学,细胞学等所需的知识,比现有文明基础的整体知识要广大得多。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可获得。可以说,神仍在继续扩展人类选择的范围,因此也给予我们新的义务。演化的过程目前仍然正继续从无意识步向有意识的阶段。但我们还未能获得这项知识。
  当前必须立刻着手的工作,就是人类社会的重组,在两三世代中当可完成。在理想与现实中构筑共和国的伟人,还不曾将他们的想法运用到人类社会上。但已由实际担负机能的原理予以完成了。法、俄变革背后所隐藏的伟人虽有不同,但已完成了可与之相比的实验。没有一个社会是完整的,社会变革所耗费的时间单位远比生物进化为小,因此,社会变革的义务比统制演化的义务更急切需要,这两种义务必须并行,或者也可能并行。但我觉得最要命的想法是认为:未来的人类会最适合现代的美国、英国、苏联或中国的社会,甚至适合今日我们所想得出的各种社会。
  假如我的推测无误,未来的人类大概是今天认为在肉体、精神、道德上都有缺陷的怪物,一到成年期,他可能会有很优秀的技能,但体力较弱,头部很大,牙齿比我们少,成长也非常缓慢,在五岁以前,大抵不能认字,到四十岁方才逐渐成熟,在这以前,一直学习不断,然后,大概可以活到几个世纪。比我们更理性、缺少本能性,不受性及亲子感情的支配,更极少受一时怒气之左右,或群众本能所统制,其动机依存于教育的比例远比我们为大,在他自己的社会中当是善良市民,但在今日现存的社会里,却会被当作疯人或罪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般知识,大部分个人均已具备我们称为天才的特殊才能。
  不过,如果我们被带回到往古洪荒的时代,也许并不会赢得北京原人的尊敬,同理,在这类计划下产生的演化产物,若有一人被带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大概也会认为他是不快乐的人。但实在无须抱持这种悲观的想法,因为我们不可能和“他”见面。

                         黎蕴志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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