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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史怀泽（1875－1965）的“敬畏生命”的思想闻名于世，爱因斯坦说“像史怀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这位出生于阿尔萨斯（一战前属德国、战后属法国）的欧洲人，得过哲学、神学、医学三大领域的博士，还对音乐有极高的造诣，但他的声誉并不建立在他的才艺之上，而是他对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及其热忱的献身精神。他将生命中的半个世纪贡献给了赤道非洲，贡献给了那里的医疗事业，从1913年建立丛林诊所，直到与世长辞，他一直被视作行动的人道主义的象征。1954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金。这里选录的是他的两篇讲辞，第一篇是1963年8月3日在兰巴雷内的演讲，原名《当今和平之路》，第二篇是1957年在奥斯陆的广播讲话，原名《对人类的呼吁》。 如果我们今天要走和平之路的话，那么最自然的出发点就是今年7月25日签署的莫斯科协定。这是和平之路的第一步。 在这一协定中，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不再在大气层和水中进行核试验。”这就是说，三国政府将不再进一步发展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由于放弃了大规模的核试验，这种发展已不可能。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核爆炸，才能试验和判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的功能和作用。 由于人类已难以承受由大规模核试验导致的极危险的放射物对大气、大地和水的污染，放弃这种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外，放弃大规模的核试验和大型核武器也使这些大国不再走向经济崩溃的危险道路。由于大规模的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的巨大开支压在他们身上，这些大国正处于经济崩溃的境地。成熟的现代核武器，就像最现代化的飞机一样，是技术上的奇迹。与此相应，它们的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 由莫斯科协定而来的状况从1958年10月31日起就已存在一段时间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国联宫讨论放弃核试验问题的大国专家就试图这么做：在地球上建立180个监测站，每站有30名工作人员，科学家以此确定在任何地方进行的核试验。 因此，苏联、美国和英国决定：不等待这些计划中的监测系统发挥作用就不再进行核实验。不过，他们认为有计划地监控在地球上进行的所有核试验是不可能的。 只是美国要求，由于地下核试验无法被确定，从而不应被禁止。为了能够生产小型的核武器，泰勒和其他美国科学家也要求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 英国和苏联作出了让步，为此苏联声明，他们本身不打算进行地下核试验。 从而，在莫斯科协定之前，人们生活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大气层中的核试验被禁止，而地下核试验则被允许继续进行。这一时期从1958年10月31日持续到1961年9月1日。 从这一天（1961年9月1日）开始，苏联又在大气层中进行大规模的核试验。而且，从那时起他们也决定从事地下核试验。 只有不断进行大规模和最大规模的核试验，才能试制新的，威力巨大的核武器。苏联生产了威力最大的核武器。 通过这种新的试验，大气层、地表和水中的放射物可怕地增加了。 对由于任何一种事件而可能引发核战争的忧虑也增加了。 现在，通过莫斯科协定，我们又走在一条较少危险的道路上，但是，还需要其他的理性协定，核武器给我们带来的威胁才可能被消除。 莫斯科协定是朝霞。如果所有核试验，包括－－会导致地震增加，从而特别可怕的－－地下核试验都停下来，太阳才会上升。 始终令人遗憾的是，大国在莫斯科协定中并未决定停止地下核试验。因为他们未能对此的有效监控形成一致意见，也不能信任对方在不可能全面监控的情况下，对方会遵守停止地下核试验的决定。 我们最迫切的目标在于，销毁大量现存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做和平才可能来临。但是，对这种措施，不存在完全足够的监控。如果任何已商定的一切都被遵守，那么这才会成为可能。在销毁现存核武器和由此而带来和平的未来谈判过程中，大国之间必须在遵守协定的可信性方面相互承认和信任。 就其本质而言，值得信赖的担保优于完全控制的担保。后一种担保只能保证发现协定未被遵守。而值得信赖的担保则能确保事实上遵守协定。 没有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不可销毁现有的核武器，使和平成为可能。 但是，这种我们期待的信赖怎样才能成为现实呢？不是各谈判政府之间相互作出的承诺，而是在其人民中间出现一种公众舆论，它要求销毁核武器并保证它的实现。 政府会被持不同政见的人取代。但人民常在。他们的意志是决定性的。 从而，在当代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各国人民对于销毁核武器的公正舆论，核武器就不可能被销毁。 不是所有与此有关的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这样的政府，它们有销毁核武器，并由此实现和平的愿望和计划，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其人民中出现一种促进和确保它实现的公众舆论。他们宁愿与一种不确定的公众舆论打交道，因为这种舆论能根据他们的爱好加以控制。控制公众舆论是当代各国政府的主要活动。 当今，为了通过迅速和完全销毁大量核武器而实现持久和平，人们在任何一个有关国家中都不能幻想：没有一种要求和保证它的公众舆论就能销毁核武器。 如果核武器应被销毁的话，各国人民就必须坚持反对核武器的公众舆论。 1954年3月1日，美国人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地区的比基尼岛进行了氢弹试验，俄国人在西伯利亚也进行了氢弹试验。对此，人们的解释是，由于核试验，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早先非原子时代情况。如果一种新的大炮射向试验场地，那么爆炸之后事情也就完了。但是，氢弹爆炸的情况则不同，它还留下一些其他东西：在大气层中的无数放射性微粒和射线。这种情况在广岛和长崎及以后不断进行的核试验中已出现，只是由于与氢弹相比，这种原子弹的威力还相对地小，从而几乎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由于放射性射线达到一定程度，就将危及人体，从而人们开始讨论，由至今的氢弹爆炸产生的射线是否意味着这样一种危险，它会随着不断进行的爆炸而增长。 此后三年半的时间，物理学和医学的代表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人们观察射线的来龙去脉，研究它对人体的影响及其过程。根据由此收集的，即使还不够完整的材料，人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判断：产生于至今所进行的核试验的放射性射线具有对人类不可低估的危险，而随着进一步的核试验，这种危险将以最可怕的方式增长。 特别在最近几个月中人们经常作出这种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公众舆论并没有如其所期待地了解这种意见，个人和各国人民并没受到触动去注意我们所处的危险。人们本应注意到这种危险，人们应听从和理解这种判断。 同那些认为自己有义务以言论作警告者的人一起，我发出呼吁。我的年龄，由我所代表的敬畏生命的观念赋予我的同情心，使我相信，我的提醒能为迫切需要的认识开辟道路。我感谢，奥斯陆的广播电台，帮助我把我相信应说的话传到四面八方。 铀原子爆炸以在铀分裂时的能量释放过程为基础，而在氢原子转变为氦原子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则是氢弹爆炸力的基础。有趣的是，发生在太阳内部不断提供光和热的能量的也正是这一过程。就其种类而言，两种炸弹的效应是一样的。但是，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种最新型的氢弹的威力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00倍。最近，钴原子弹作为超级原子弹又成为原子弹的新品种，它是一种用钴外壳包围起来的氢弹。其威力要比至今爆炸力最大的氢弹大许多倍。 在核爆炸中，产生出无数放射性微粒。它们与正在衰变的铀混在一起。这一衰变过程快慢不一，在威力最大的元素中衰变很快，在其他元素中则衰变较慢或很慢。威力最大的元素在原子弹爆炸后10秒钟就不再存在。但就在这一瞬间，它就能够杀死好几公里范围之内的人群。只有威力较小的元素能够留存下来。我们现在应与这种元素打交道。尽管它的射线相对小一点，但它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决不能忽视。 这种元素产生的衰变，在爆炸的几小时，几天，几周或几月，或几年以至百万年后，始终存在。随着放射性尘埃云，它们被带入高空。重的微粒较早往地面飘落，轻的则在大气中留存较久，随着雨雪向地面降落。至于需要多长时间，那些由至今的核爆炸带人大气中的放射性微粒才会消失，还不能准确地确定。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至少需要30年或40年。我年少时就有这样的经历，1883年在属于巽他群岛的硫黄列岛发生了爆炸，由此进入空气的尘埃在欧洲的大气中存留了几年之久，以至夕阳的天空特别壮丽。 但是，我们能够断定，大气中的放射性尘埃云随风不断围着地球飘动，而其中一部分或者本身，或者随着雨、雪、雾和露水从四面八方降落到地表、河流和海洋。 原子弹爆炸产生并漂落下降的尘埃是哪种放射性元素呢？它们是通常非放射性元素的值得注意的变种。它们具有与原子量不同的元素的化学性质。从而对它们的描述，就需根据元素的名称列举其原子重量，同一种元素能出现在多种放射性变种中。例如：除了只能存在16天的碘13，还有能储存2亿年的碘129。这些危险的元素是：磷32，钙45，碘131，铁55，铋210，钲32，钵144，锶89，铯137。如果氢弹以钴作外壳的话，还要加上钴60。 特别危险的是这样一些元素，它们的存留期相对地长，而发射的射线也相对地强。其中锶90最为突出。在放射性尘埃中它的量特别大。其次钴60也是特别危险的。由这种元素而增强的大气放射性从外部不能伤害我们，它还没有强到足以渗入我们的皮肤。但是，如果吸人了含有它的空气，放射性元素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有可能喝带有放射性的水和食用带有放射性的蔬菜。 由于比基尼岛和西伯利亚的核试验，一时间在日本的降雨具有放射性，这种水不能饮用。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日本。近来，在对降雨进行观察的世界各个地方，不时有关于放射性降雨的报道，其中也有已不能作为饮用水的放射性降雨。甚至泉水，由于长期的、大量的放射性雨水，其放射性程度也明显增强了。 凡是被确认为有放射性雨水的地方，就意味着这块地方也在较高程度上被污染了。这种放射性污染不仅来自雨水，而且来自自由降落的放射性尘埃。甚至不仅地表，而且生长其中的植物也具有放射性了。地表把它所接受的放射性元素也给予了植物。放射性元素聚积在这些植物中。从这一过程中可以得知，我们必须与大量放射性元素打交道，例如作为我们食物的动物及其所吃的草。我们吃了动物的肉，而动物由于吃了草而吸收并在体内聚积了放射性元素，现在则被我们吸收并聚积在体内了。这也包括奶牛，我们饮用牛奶，也就吸收了其中的放射性元素。因此，许多小孩就有可能吸收放射性元素，对他们来说，这是特别危险的。当我们食用蔬菜和水果时，聚积在其中的放射性元素就会进入我们体内。 至于放射性聚积物的数量问题，人们在北美哥仑比亚河流所作的放射性研究表明，这可能加以测定。这一研究的起因在于，用于工业生产的汉福尔特核电厂的原子能废水流入了哥仑比亚河中。水的放射性程度并不高，但是，河中浮游生物的放射性则增加了2000倍，以这些浮游生物为食的鸭子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4万倍，河鱼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15万倍，父母用水中昆虫喂食的燕子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50万倍，而小鸟卵的放射性程度则增加了100万倍。 如果我们不断从官方和非官方方面得到保证，大气中被确定的放射性程度还没有达到危害人体的程度，那么这没涉及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使我们还没有直接受到大气中放射性元素的伤害，但我们已间接地受到了从大气中不断降落下来的放射性元素的伤害。由于食用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水和动植物食品，我们已吸收了放射性元素，其程度如我们在当地植物中所观察到的一样。 由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元素导致的大气中的放射性不会这么微小，以至它一直聚积在我们体内而不发展成对我们的危险。自然中的放射性越积越多，成为我们的危害。 在自然中存在着由我们所创造的放射性元素，这是地球和人类历史中不可想象的事件，忽略它的意义和后果是愚蠢的，它会让人类付出多么可怕的代价啊！由于无思想，我们走进了这条路。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振作起来，求得与现实斗争的勇气、见识和严肃，而不再在歧路上走下去。 制造原子弹的各国国务活动家们从根本上说不会有其他想法。由于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他们足够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责任意识。 近来，美国、苏联和英国无论如何已都知道，没有比缔结一个共同停止核试验的协定更好的事了。但是，他们同时又声明，只要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协定，他们就不能放弃继续进行核试验。为什么他们不缔结这样一个协定呢？最终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内还不存在一种要求禁止核试验的公众舆论，并且除了日本之外，在其他各国人民中间也是如此。由于日本人民受到原子弹的最严重伤害，并处于一种值得被同情的处境，他们有接受这种要求的迫切必要。 一个这样的协定要求可信和信赖，必须要求这样的保证，它的签署决不是由于谈判伙伴想由此顺便获得一种显著的、只有他能预见的、策略上的利益。 它必须为相关各国人民共同的公众舆论所认可和批准。 陈泽环译 （选自《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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