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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总统手中的核按钮箱让人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恐惧，按下去的刹那问，所产生的后果也许遍及全人类。自本世纪中期发明原子弹以来，对于世界格局、战争性质、及人类心态，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人们对“末世”的感觉似乎变得更加真切、但人们对核武器，难道只能心怀惧意，而无法加以合理的控制，使之成为有利于和平繁荣的工具？这篇文章也是美国80年代计划的产物，是《核子武器与世界政治》一集中的第一章，虽然成文于10多年前，但仍有不少启发性。 30年来核子武器在技术成就和政治挑战两方面都曾经代表最高的境界。假使对于核子武器的素质和数量的变化，以及对于提供控制的政治关系和制度中的变化不能作适当的管理，则可能会使人类突然遭受重大的惩罚，其程度可能远超过任何其他方面的失败所带来的后果，而且那种惩罚将会取消传统的胜败观念。向80年代和以后的时代展望，我们可以期待核子武器的进一步技术发展将继续吸引，姑不说是刺激，我们这个世界所能供给的最先进的科学才智，此种程序的细节固然紧要。但大致决定技术变化的方向和后果者又还是概括性政治智慧的有无。所以对于核子武器控制的研究必须同时研究毁灭技术的细节和政治选择的基本原则。本书，在一种宽广的观念范围中，对于核子武器对国际和平和进步所构成的问题应如何应付的方式作精密的研究，并由此而对这两个层面都提供见识。 有关核子武器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突发的大战。在今后10年内，也像今天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无限核子战争的毁灭程度实在是太大，甚至于与任何国际竞争所引起的最严重争执也都不成比例，所以任何心智健全的领袖都决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或用它来作为公开威胁。因此，这种最高的恐惧也就多少会获得相当的减轻。但只要此种巨大的毁灭力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我们也就不能仅只依赖一种合理计算和合理行为的假定。所以，尽管预谋核子攻击的危险固然已经很小，但如何使其更进一步缩小的问题还是值得研究。除此以外又还有对下述的情况应如何避免的问题；由于失算、惊慌、甚或过分谨慎之故，美俄双方的领袖在一个危机的狂热中，都可能会认为战争爆发的机会是够高，而且先动手打击的利益是够明显足以值得发动制先攻击。当我们面对着今后10年时，我们同时又必须研究在美俄核子平衡与核子蕃衍（proliferation）所构成的新危险焦点之间，什么才是最合理想的关系；是否应使（能使）核子和平变为可分呢？此外，我们也必须继续注意下述的重要而实际的问题：能否和如何依赖核子武器和对核子战争的恐惧以来帮助制止次核子（subnuc1ear）形式的国际冲突。 核子武器的意义并非仅限于这些全球战争及全球和平的中心问题。核子浩劫的危险不管是如何渺茫，但核子兵力、政策、计划、和理论仍可影响－－普遍地，即令也是微妙地－－国家之间的阶级和相互作用，领袖之间对于限制和机会的认知，以及人民之间对于福利或恐惧的感觉。例如： （一）对于那些假装着有义务增强他国安全的国家，核子武器可以替它们争取影响势力。由于美国核子武器驻在欧洲和远东，也就帮助使那些否则将是颇有疑问的防卫保证获得证实，而这些保证又可以使那些国家在贸易，货币，联合国投票等等问题上顺从华盛顿的意愿。 （二）除了控制核子军备竞赛的努力中的成功或失败所具有的军事含意以外，此种努力的方向和步调又对那些从事竞争和谈判的国家之间的基本政治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假使说美俄战略军备限制会谈（StrategicArmsLimitationTalks简称SALT）不是和解（detente）的领先边缘－－大多人都会认为是如此－－则它们至少也曾给与和解以实质，否则和解可能就仅是在高贵意图中的一种瞬息即逝的经验。反而言之，如果不能在此种会谈中维持显明可见的进步，则此种失败即令不增强和解的病态，也至少足以作为它的象征。 （三）由于相信核子武器是国家科学进步，工业发达的证明，所以核子军备的持有－－以及其在数量上和素质上的改进－－足以在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心目中放大其持有者的一般印象。 （四）核子武器可以增加持有者的国家安全感和自信，所以对于其一般国际行为也能产生鼓舞作用。法国的核子兵力若与两大巨强相比较，诚属渺乎其小，但它在法国丧失其海外帝国之后，可以使法国人的自尊心获得某种程度的恢复，并提供一种朝气，以使戴高乐在60年代中，可以凭藉它来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作有利的政治运用。 （五）在未来也还是像在过去一样，核子武器的发展和维持将会消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全世界上每年对核子武器的投资可能仍将继续超过想在全球规模上消灭严重营养不良现象所需要的资源水平。试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也许可以说，由于核子兵力的预算竞争，美国的传统军事力量将继续受到影响。 （六）“相互吓阻”（Mutualdeterrence）－－或比较更生动，称之为“相互保证毁灭”（MutuaIAssuredDestruction简称MAD）－－是已被公认为核子时代中的生存之钥。但以此观念为核心而形成的心理状态，连同其对于“可信性”（crdibilit），“报复”（retaliation），“意志”（will）等观念的重视在内，可能影响那些负责保管巨型毁灭武器的国家领袖们的判断，甚至于还会歪曲他们的政策。对于核子攻击保持着可信的报复威胁（那是确实具有毁灭威力）是一种对人类文明的保存所作的负责贡献；但为了貌似的可信而打击较弱的和暂时的对手，那却是对某种战略观念的病态误用，那种观念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例外而不是规律。 （七）就长期而言，核子武器的存在可以根本改变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假使，经过相当长久时间之后，公民们对于一种真正核子威胁已经不再有所感觉，于是政府维持高价吓阻兵力的需要也就不会受到欣赏，因为人民对于维持此种兵力的支持也就会趋于减弱－－而政府也可能会感觉到他们自己将被迫不待受治者的同意而继续提供吓阻。 由于核子武器在世界安全和世界政治中的重量是如此重大，所以在这些武器的管理中作剧烈改变的构想，是与现有情况将继续维持的期待一样的令人忧虑不安。现有的情况（在其中可以动用的爆炸力约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曾使用的全部爆炸力的7000倍）固然是荒谬但却稳定。想完成安定的冲动至少是像想逃避荒谬的冲动一样强烈。对于秘密细节的注意（例如装置飞弹的潜艇是如何寂静无声，所以也就如何不易被发现和击毁）一方面将会要求慎重的管理，另一方面也妨碍对根本不同的核子未来所作的构想。那些重视实际战略问题和害怕脱离熟习情况的危险的人们，认为那些想作彻底改变的人们至少是天真，姑不说是不负责任。那些相信生存要求彻底改变的人们－－此种改变即令不是迫切需要，但最后还是需要－－则对于专家们那样偏重有争论余地的细节，以及精密调整的战争剧情描述（scenarios），也深感失望。 对于如何管理核子武器的问题，80年代计划所采取的路线（approach）是设计用来避免两种陷阱：（1）偏重兵力态势和军备管制问题的细节，而忽视了对现有的情况考虑比较基本的替换方式；（2）对于激烈的改变提出勇敢和空泛的建议，而忽视了事实上比较更可能构成今后10年核子议程的特殊政策问题。作为这本书组织核心的路线－－在其中所讨论的为四种不同的核子“统治”（regimes）－－容许对于有关今后10年核子武器的任务和控制的各种不同观念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本书的四位主要作者是被要求不仅应检讨其所负责领域中的概括观念，而且事实上还要提出一种特殊的设计和指明实施此种设计所需要的步骤。 简言之，一种核子统治（nuclearregime）可以认为是一种由国际义务（正式协定，默认承诺，和非正式谅解），国家兵力结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和思想（应在何时、何地、为何、如何使用何种武器）所构成的系统（system），上述三种因素共同管制核子武器在战争、和平、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一种统治是以一套价值和目标，以及有关核子武器的危险和优点的某些假定为其基础。每一种统治都是由某些有关政治和技术前途的期待所形成。认为某种统治是较优于他种统治的想法不应仅是基于对其基本价值的同情，而且也是由于此种统治特殊性格的满足事实上能帮助那些价值的实现。即令如此，但若对于实现理想条件的可行性感到怀疑时，则又可能使人宁愿趋向于一种比较现实化，尽管也许比较不满意的途径，这也许是由于相信次好（secondbest）是在达到最好（best）的梯子上的一个合理而必要的一格（rung）。 每一位作者，而且现在也包括所有的读者在内，对于如何管理核子军备和战略关系的某一单独想象必须了解其内在一致性。这也是我们决定采取此种统治路线的一项重要目的。对于矛盾目标的追求实为政策失败之母。举例言之，一个人可能一方面赞成那些持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保证永远不首先使用它们，但同时又反对把所有的美国战术核子武器撤出欧洲，因为害怕这样的步骤将会减弱西方的信心和鼓励苏俄的传统军事压力。但若同时提倡这两种政策，则可能不是破坏了战术核子武器吓阻传统侵略的价值，就是影响到“不首先使用”的承诺，甚或两种毛病同时发生。 现有的军备管制文献是包括着许多的观念、批评、和建议，经常（至少是最近）很少有人企图将那些个别的路线扎在一起，以其他的目标为背景来检讨某一特殊目标，和从许多不同的方案中发展一种完整的方向意识。诚然，本书所提出的统治是一种抽象观念，它们有某种整洁性（tidiness），即一种整洁的安排（snug）可以适合所有一切的零件，在现实世界的复杂和多变的情况中那是不可以期待的，但是此种统治路线的价值是它要求一切的建议都必须在一种宽广的范畴中来提出和判断，一切假定都必须列举，和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必须建立优先。 有关核子未来的方向意识必须出自有关核子武器的意义以及如何管制它们的基本思想。就其纯粹形式而言，第一种统治（FirstRegime）（那根本上就是现有的统治向未来的射影）的基础为下述的假定：美俄双方的核子武器，不管它们是如何违反我们对于安全和比例的直觉意识，但事实上，却已经培养（姑不说是强制）国际政治中的调和和安定。此种统治提倡一种“系统”的延续，并认为其前途希望颇佳，此种系统至少已经流行了十年，而且也已经通过了时间和紧张的考验。第二种统治（SecondRegime）（集各种不同军备管制方案之大成）是导源于下述的信念：核子武器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负担，但我们在世界政治的运用中和国际安全的维持中应尽量努力减低对它们的依赖。它明白主张核子武器只应用来达到一种唯一的目的：即吓阻他国使用核子武器。为其他目的而使用核子武器的企图将受各种片面和多边措施的限制。第三种统治（ThirdRegime）（即一种“解除核子武器”（denuclearized）的世界）不接受一种永恒核子困境的命运。它认为核子武器不是一种可以管理的负担而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威胁，所以企图予以废除。核子系统现在固然似乎是很安定，但某些压力和矛盾也许终于会导致崩溃和浩劫。而且假使和平和安定的世界政治必须永远依赖各国互相毁灭的能力和各国领袖对此明白表达的意愿，则在道德上也是具有腐蚀性的。上述的期待和信念遂又暗示对于国家持有的核子武器的废除是有作成可以发生作用并能强制执行的安排的需要。最后第四种统治（FourthRegime）（是一种“战略恶化”（strategicdeterioration）的统治）预测今后10年到15年之间，可能破坏战略安定，动摇世界政治，和也许增大核子战争机会的各种技术及政治发展。尤其是，它面对着几种不利的可能性：广泛的核子蕃衍（nuclearproliferation），技术的不平衡，以及美俄之间的核子不平衡。所以它的重点不是我们如何可以改进情况而是我们如何可能减轻核子前途上的危险。就某种意识而言，第三种统治（太平盛世的）和第四种统治（悲观的）之间是有一种暗藏的连结之存在，于是也就完成一个循环，因为仅当受到核子危险再起的刺激，然后从现有的情况进到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的运动在政治上才会有可能性。 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四种统治，每一种都是其作者的特殊创造。曼德包（MichaeIMandelbaum）为我们提供其对于第一种统治的观念；贾尔温（RichardGarwin）设计一个第二种统治；巴尔顿（JohnBarton）描绘出两个可能的第三种统治－－那也就是对于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所作的两种不同的想象－－并且暗示世界政治应如何操纵始能使两种想象中比较合理想的一种终于可获实现。我本人解释战略情况如何可能日益恶化，以在这样的第四种统治中，世界各国将可能如何应付此种战略变质。 读者从乌尔曼（RichardUllman）的前言中一定已经知道80年代计划是要尝试提出有关改进国际生活的实际建议。基于此种目标，本书中的论文也就需要加以若干解释，因为每一篇与此种模式都各有其特殊的偏差。 第一种统治并不提倡改变而主张此种现状的延续，只加以若干的修正而已。但在这里包括这种意见却是非常重要。曼德包的分析对于有关替换途径的思考可以提供一种有用的参考。更重要者是第一种统治值得一种辩护，不仅是因为惰性可能把它硬加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也是因为它有一些很少说明的优点－－除了采取一种最零碎的形式以外一而且更少向未来投射。 80年代计划强调对国际问题寻求可以达到的解答。然则为什么它又还要研究解除核子武装的问题呢－－那对于80年代显然是一个不可行的目标？第一，凡读巴尔顿论第三统治论文的读者应能看出，当思考一个无核子武器的世界的性质，和如何前进的路线，以及前途上的障碍时，也就会强迫我们考虑有关政治选择，世界秩序，和核子武器意义的基本问题－－否则这些问题也就可能会被忽视。第二，假使解除核子武装是一个为较遥远未来着想的目标，所以今后的10年可以是一个使趋向那个目标的某些步骤开始实施的阶段，当然，同时也应尽量避免再形成新的障碍。举例来说，假使废除核子武器的困难是与持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的数量以俱增，于是若干趋向第三种统治的步骤在今后10年间也就可能至为需要，否则核子蕃衍也就终将使解除核子武装的理想变得完全不可能达到。第三，因为解除核子武装是已如此广泛的被公认为一种抽象的基本目标，所以谨慎的态度是应该对于此种条件事实上是否合于理想首先加以较系统化的探讨－－或至少应明了其利弊之所在。最后（第四），假使说解除核子武器的是否合于理想又与其所采取的形式（其制度，其安全保障，其在政治和态度上所要求的改变）具有密切关系，则我们对于我们所应趋向的何种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所具有的知识是愈精密则愈佳。 最后，假使说80年代计划的意义是要想刺激如何使国际情况变得较好的思考，则这本书又为什么要包括一个情况如何可能变坏的分析，以及假使真的变坏又应如何应付的对策呢？为什么要考虑这种烦恼的第四种统治，其原因是当我们设想应付核子武器所构成问题的新途径时，那些问题的本身又还在那里不断的改变。当前的情况促使我们研究下述各种措施：阻止使核子技术变得不安定的发展，预防战略不平衡，以及阻挡核子蕃衍的潮流。但假使技术带来了不安定，则一种设计用来应付这些问题的核子统治也就可能变得不适当或不能适应。又或假使美俄战略能力发生不对称的增加，则将使中央的平衡受到破坏；又或核子技术、材料、和诱因广泛的散布，则不久（即在10年之内）将会产生一大堆新的核子国家。第四种统治是明白承认此种战略议程的多变性质。其所建议的政策和计划是想使国际情况至少可以比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或根本提不出解答的情况要较好。 以同样的基本观念为出发点，四位不同的分析家对于这些不同的统治将会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蓝图。尽管其基本假定和参数是完全保持不变，但对于应如何保存和改进现有（第一）统治的途径，两位分析家在其建议的细节上可能发生显著的差异。同样的，对于如何废除核子武器的问题（第三种统治），两位分析家也不会开出完全相同的处方。在第二种和第四种统治的情况中，特殊的可能性似乎变化还会更大。有关第一种和第三种统治的设计大体是受到其假定和目标的影响，至于某一特殊第二种统治的设计是仅受到一种要求的限制，那就是在政治和安全中应大量的减低其对核子武器的依赖程度；而设计第四种统治的细节则更简单，只须概括地假定战略情况将会恶化即可。 仅当能够根据几种实际政策考虑来对于各种不同途径加以比较时，此种“统治”的研究路线始可显示其充分的价值。这几套理论的每一套对于下述这些习见的问题所具有含意是什么：核子军备的数量，管制其部署和使用的思想，可能提供若干国际控制的条约和制度，以及日益增多的国家对于核子武器的获致？除了这些分析性的问题以外，为了判断每一种统治的价值，比较也是必要的。每一种的可行性是怎样？其持久性是怎样（那也就是说它能否对抗政治竞争和技术改变所构成的潮流的未来侵蚀）？其弹性如何（是否某一统治的内在特点要比其他的统治较易于达到和持续）？每一种统治将如何应付不利的事变－－日益增大的不信任、对抗、战争？每一种统治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的情调和气质，以及在各种不同的其他“问题方面”（issuefronts）的进步希望？ 纽先钟译 （选自《核子武器与世界政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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