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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中期，丹尼尔·贝尔组织了由专家、教授与政府官员组成的、名为“2000年委员会”的研究小组，对未来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这篇文章是该委员会的理论宣言。丹尼尔·贝尔生于191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阐述，闻名世界，重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等。曾任美国全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等职。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选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之首。 圣·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一个三重的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作为现在记忆的过去，作为现在期待的将来。根据这一观点，2000年的世界已经来到，因为无论在我们作决定时，还是我们在设计环境、划分限制的范围时，我们都融入了将来。正像19世纪的城市街道网导致了20世纪城市的直线增长。20世纪新的公路网，新城镇的布局，研究生院课程设置的改革，设置或者不设置公用电脑设备，等等诸如此类也正在塑造21世纪的构造学。未来并非是远距离的大步跳跃，而是始于现在。 这就是2000年委员会的前提。该会旨在指明当前各项公共决策的长远后果，预测未来的问题，开始设计各种解决方案以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找到一种人道的办法。而不会如现在那样，常常因为问题不知不觉降落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不得不以权宜之计匆匆应付。 2000年的话题几年以前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现在也成了各种舆论工具热衷的题目，这在预料之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记实节目“20世纪”改为描述未来种种奇观的“21世纪”。《华尔街杂志》定期刊登一篇有关社会与技术变革的连载。《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学家看公元2000年》的文章，2000年也常常是巡回演讲的题目…… 所有这一切尽在意料之中。人们如此关注于2000年，显然是由于“千”这个字的魔力。人总是被Chiloi的神秘诱惑力所吸引。Chiloi是希腊语一千的意思。从这词又派生出我们的宗教术语Chiliasm，这是一种对摆脱了所有现世不完美之处的来生的信仰。 今天人们对未来的兴趣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技术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魔力。《时报》写道：“专家人数与日俱增，使得预言成了一门严肃的高度组织的行业。之所以有从事这一行业的专家，是因为过去50年的技术发展远远超过了过去5000年的总和。”大多数对未来的描述集中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前景。预言的可能性、技术魔力的前景及千数是一个转折关头的观念，不可抗拒地结成一体，成了一个吃得过饱的压榨机，却还需不断地吸引新东西、新事物。2000年虽然还没有成为世界运动，但已具备了这一运动的一切因素。 所有这一切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一项严肃的、至关重要的运动有可能变成一种一时的风尚和时髦。它会使这一运动变得平庸浅薄而很快销声匿迹。第二个缺点是引起人们过高的希望。目前还没有可靠的预言或预测方法，但为了给运动做宣传，某些耸人听闻的预言常常受到鼓励……人们不认真努力进行预测，而是去搞复杂微妙的确定选择条目的方法。这一切的第三个弱点是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引向了“新发明”，并宣称这些“新发明”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昨天惊人的描述很快成为今天散文的事实。25年前，技术杂志登满了有关“分级马力”未来奇迹的文章，说这种马力会减轻我们的所有负担，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具有分级马力的小机动车间世了，但也导致了电牙刷和刻刀这类玩意儿的出现。 一个复杂的社会不会顷刻得到改变。从新发明的角度来考虑，2000年的美国与1967年的美国的相同之处将多于不同之点。过去50年中，汽车、飞机、电话和电视把人们集拢在一起，增加了人们之间的网络联系与相互影响，这已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今后30年的技术变革完全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一模式。超音速飞机只能“加强”网络联系，使世界更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是环境、城市规划、研究生教育、人口密度、贫困、政治机构受到多方压力而变得脆弱无能，这一切到本世纪末也难以解决…… 但这并不是说不会像过去33年中那样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但人们必须明了这类变化的性质。总的来说，社会有四大变化根源。第一是技术。技术为人们控制自然，改变资源、时间与空间开辟了许多可能的前景，但也以多种方式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在今后33年中，我们会看到新的生物医学工程、电子计算机，可能的话，还有气候控制带来的巨变。尤其是生物医学工程有可能在器官移植、改变遗传基因、控制疾病等方面获得成功，这会大大延长人的寿命。已经取得的成功，主要是婴儿死亡得到了控制，已经延长了平均寿命。现在通过控制老化进一步延长人的生命已指日可待。这会滋长一种已经十分明显的倾向，即人们尤其是中年人的主要注意点不再是因疾病造成的死亡，而是如何保持年轻，从而导致了我国享乐主义风尚的进一步盛行。电子计算机的冲击将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建立起全国性的信息电脑系统，该系统的终端联接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办公室的接线柱，随时为他们提供各种图书、信息、零售和付帐服务。 第二个大的变化根源，是作为美国社会最强大引擎的社会财产和特权的再分配，无论是有形货物还是社会权利。这实际上就是实现人人平等这一建国宗旨和体现托克维勒对美国民主的总结：“今天少数人所占有的，即是明天多数人所要求的。” 第三个大的变化根源，牵涉到社会的结构发展。过去30年中，美国政治变为中央集权体制，标志着美国生活的非同寻常的转变。这部分是我们通过先进交通工具和舆论工具成为一个民族社会的结果，但也是出于中央政府调和派别斗争和战时全民动员的需要。一场不同的，更加微妙的结构变化使我们的经济形态已经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经济的天平已从产品部门转移到服务行业；更为重要的是，发明创造现在来自于知识机构，主要是大学与研究组织，而不是老式的工业公司。 这一变化的结果使在社会中获得地位与特权的途径大大改变。大学成了社会的“守门人”。“人才资本”的培养摆到了紧迫的位置，而财产资本已退居第二位。新的技术统治的决策模式与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关系这类关键的社会学问题，也提到了突出的位置。 第四个大的变化根源--也许是最重要最难预测的，是美国与世界其余国家的关系。在过去25年中，由于我们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我们在冷战中的军事和政治姿态，以及与1945年以后独立的许多新国家的特殊关系，我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变了。核时代的缓和问题，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改变着的力量均势，以及作为制造分裂的政治力量的“有色”人种的威胁--无论是技术的还是伦理道德的，都是从现在延伸至遥远将来的问题。 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是当前2000年热积极的一面--有可能有意识地引导这一变化的某些方面。朝前看，我们看到比如重建美国城市需要35年的周期，所以重建城市必须考虑长远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被迫要考虑我们的政治机制是否完整、因为国会既没有长远计划的预算，也没有长远计划的预算资金。而且人们必须质问，一个民族社会采取五十个州、几千个无法控制的自治城市这样一个癫狂的模式是不是一种明智的社会结构。 简而言之，2000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搞什么新发明，诸如在人体内使用假体，用硅酮消除皱纹等等，而是进行一系列社会变革以解决我们将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公社式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公共部门更为重要，那些影响到城市、教育、卫生及环境的社会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需要联合购买。因此，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政治机制而不是市场机制调和互相冲突的个人欲望的问题，已是一个潜在的动乱根源。个人与官僚机构之间将会产生更大的冲突。管理权日趋集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形式以便公民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决策，专业与技术阶层日益壮大，这一阶层要求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主权。这种情况迫使各种社会机构改革以往的官僚等级制模式和过细的专门分工。个人寿命的延长产生了更新知识的教育和选择新职业的问题。无论是在早期教育和感情依恋方面，家庭作为儿童依附对象的重要性也逐步减弱。世界会更加拥挤，人的流动性也会更大，因而造成了独居和人际之间的紧张状态等问题。新的人口密度与“通讯超载”会增加我们社会中无理性骚乱的可能性。最后，“精神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相离异日益加剧。社会越来越职能化，需要掌握知识与复杂的学问，而人们在精神上却追求享乐主义，蔑视权力人物，随意处事，要求表现自己的个性，不相信资产阶级先苦后甜的创业思想和以成就取人的技术世界。这种“技术统治”与“精神倾向”之间的矛盾，尤其在知识界，会造成道德观念的衰微。 有关未来的唯一有把握的预言，就是当权人物将面临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问题。这是由于这么一些简单的事实所促成：社会问题越来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任何巨大的变化都会冲击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个人与团体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问题，要求采取行动而不是默默地接受命运。由于越来越多的决定是在政界而不是在商界作出，将会产生更多的公开的社会冲突。因为政界是一个公共斗鸡场，一举一动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像商界许多勾当都是悄悄地进行。不同群体将会为争权夺利或抵制社会变革而直接刀枪相见。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已被如此迅速而扼要地构画出来的2000年社会，将充满人与人之间的敌意，许多不同派别将各行其是。这是一个脆弱的社会，但这不是说我们只能悲观失望。对付这些问题的力量仍然存在。首先，我们制度的巨大的生产能力会创造出足够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的需要。其次，美国政治制度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适应变化，创造出新的社会形式迎接挑战。这些形式有公共公司、地区合同、非赢利组织、反应灵敏的自治城市，等等。未来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当务之急并承担必要的责任。这就是2000年委员会的宗旨。 顾宏远 译 （选自《未来学家谈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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